中国越是接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即越发接近擂台中心，国家安全面临空前挑战。近来，反华势力妄图插手中国的香港、台湾、新疆事务，为鼓噪“港独”、“台独”及“东突独”的暴力犯罪分子提供资金物资、理论教唆、组织培训，并签署毒汁四溅的所谓法案为之张目。
欲保国家安全，必先求政治安全，要筑起捍卫国家政治安全的铜墙铁壁，坚决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铲除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土壤，不断深化反恐怖反分裂反极端活动。总而言之，维护政治安全是谋划乃至推进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的出发点。
高策良谋从何而出，国有疑难问计于谁？中国战略学界应以我党的调查研究理论为武装，具备及增强科学预判潜在风险的能力。“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么样？服务决策，着眼未来，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踱方步，摇羽扇，献计献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建交于1950年4月1日，此时正是新中国建国之后不久。而现在，中印两国政府正在安排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为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中印关系经历的主要阶段
回顾中印外交关系70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激情燃烧的蜜月期，具体是指1950年建交到1960年，其标志性事件是1954年双方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周恩来和尼赫鲁的互访、毛泽东与尼赫鲁互动。
第二个阶段——矛盾激化的碰撞期，具体是指1960年到1980年，其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的边界战争及其后的长期冷战。
第三个阶段——关系回暖的缓和期，具体是指1980年到2000年，其标志性的事件是拉吉夫·甘地率团访华以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印。
中印关系波折的主要原因
回顾中印关系发展70年来的历程，可以发现两国关系虽然总体上呈现向上发展的趋势，但是确实可以看出其中的起伏波折。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一、边界争端是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2017年6月，发生在洞朗地区的危机也是基于对边界问题的主权权益，双方军队大规模近距离对峙，战争濒临一触即发的危险境地，险些出现难以预料的恶性结果。
二、西藏问题是关系降温的敏感因素
近年来，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允许流亡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但是，不少印度政客还是利用达赖宗教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身份，与之频繁互动，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这也正是中印外交实践中频繁对印交涉的重要内容。
三、安全理念是关系紧张的深层动因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度上升，中国在印度洋呈现前出的态势，对“一带一路”特别是其中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进行大量投入，所有这些被印度曲解为中国有意对其进行战略威胁。加之中印边界屡屡出现摩擦，印度军队再一次盛行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这也是洞朗对峙的深层背景之一。
四、“第三方”是关系纠葛的外部因素
在当代国际关系格局中，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双边的利害之外，还受制于与其他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制约，即人们常说的三角关系。在中印关系中，影响最大的要数中印巴三角关系和中印美关系。
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印两国山水相连，又同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百年变局。可以预测，走过建交70年历史的中印两国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努力改善双边关系，大力加强国际合作。
一、睦邻外交的内在动力
中印是山水相连的紧密邻邦，两国之间的边界大约1700多公里。如此漫长的边界虽然未经正式划定，双方之间存在很大争议，但是开展睦邻外交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定政策。
二、经济发展的重要考虑
2019年5月莫迪赢得大选，获得第二次执政机会。他在组阁后不久表示，印度将努力实现五万亿经济体的目标。这一目标就要求印度必须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努力吸引外资，而在这方面，中国确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中印经贸合作的潜力十分巨大，强化经济关系的内在需求十分旺盛。
三、国际合作的增效作用
中印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应对世界经济、政治、安全和环境压力的过程中，面临基本相同的困难和问题。中印同为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和正在不断扩大影响力的大国，它们之间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在中东利益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在中东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后来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支持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拓展至能源、投资、贸易、侨民安全等多重利益；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范围从驻外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为主，拓展至政府、企业和广大侨民。
一、中东安全威胁与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的理念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历史时期内，“领事保护”一词无论在中东地区，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对外事务话语中较为少见，主要因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人员交往相对有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企业“走出去”战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投资、援助、劳务承包合作加大，人员安全问题凸显，领事保护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中东领事保护理念也呈现新特征。这主要基于以下新情况：（一）中东地区华人华侨数量激增（二）中资企业在中东的利益增长迅速（三）中东领事保护任务多样化
二、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的实践探索
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的理念演变决定了其实践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实践丰富，形式多样，主要具有以下六个特征：对内统筹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日益健全、撤侨能力逐步增强、领事保护方式更加多元、通讯手段日渐智能、领事保护“组合拳”趋于成熟。
三、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机制化建设的前景
展望未来，机制化建设是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的重点环节，是中国领事保护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机制化建设离不开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和中国在中东领事保护实践。中国在中东的领事保护，主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优势，促进内外统筹、政企联动、上下配合。在主权国家主导的领事保护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可分为四个阶段：预防期、准备期、应对期和恢复期。展望未来，中国在中东的领事保护主要由常态化机制、危机管理机制、后勤保障机制和善后处理机制四个部分组成。
结论
展望未来，中国仍需持续打造由“法律支撑、机制建设、风险评估、安全预警、预防宣传和应急处置”六大支柱构成的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加快推进领事保护立法进程，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条例》早日正式出台，合理界定政府、公民权责界限；继续强化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公民“五位一体”领事保护工作体系；继续密切跟踪海外安全动态，完善风险评估和预警发布机制，及时发布海外安全提醒；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推动“互联网+领事服务”，完善领事服务体系；提高外交人员队伍的综合素质以及海外公民法律意识、防范意识等。
中东复杂的国际冲突与公共安全事件，为中国特色领事保护体制和机制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库和数据库，也丰富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内涵。在处理具体领事保护的实践中，有时候外交部显得太小而难以应对，有时候外交部又显得太大而难以实施操作，故需要在领事保护过程中加强内外统筹和部门协调。新时期，中国公民沿着“一带一路”走进中东，与中东各国人民近距离接触，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者和建设者。因此，确保中东华人华侨的安全，不仅能维护中国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是“外交为民”、争取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民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领事保护工作将在实践中不断实现制度创新，为中东华人华侨和企业保驾护航，也为其他域外国家在中东探索领事保护机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
一、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价机制改革：我国贷款利率市场化迈出关键性一步
1.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价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LPR报价方式由参考贷款基准利率改为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2）报价行范围扩大，LPR代表性增强。（3）报价频率由原来的每日报价改为每月报价一次，报价行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前，向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报价。
2.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价机制的影响
（1）促进利率“两轨合一轨”，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2）疏通利率传导渠道，提高利率传导效率。（3）推动实际贷款利率水平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二、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为打破城乡土地价格二元结构提供法律保障
1.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扫除了法律障碍，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同权同价”
2.进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改革，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更好地反映土地的市场价值
三、《资源税法》：税收立法倒逼建立健全绿色发展价格机制
1.从价计征为主，便于资源价格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情况
2.设置灵活的税率安排使资源价格更好地体现资源的稀缺程度
3.导向明确的税收优惠使资源价格更好地凸显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环境成本
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意味着金砖合作步入第二个“金色十年”。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时的讲话，使用了“所有人造福所有人”这句既通俗又富有哲理的话，来解读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这次讲话贯穿着三大要素：契合世界发展潮流、提升金砖国家表率作用和贯彻联合国宪章宗旨。
我们从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可以看到实行全球治理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几个关键词句：其一，营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这是基础。只有治理才能稳定，也只有稳定，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其二，谋求开放创新的发展前景，这是实质。这次会晤的主题就围绕创新经济和科技合作，特别是推进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突出强调金砖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其三，促进互学互鉴的人文交流，这是办法。犹如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上海精神”，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2018年初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企业和个人实行大规模减税的政策，其中富人和中产阶级收益良多；再加上他上台后兑现承诺陆续放松了对华尔街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两大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GDP的增长从二季度开始加快，美国经济出现了强劲复苏。美国经济出现了自2007年发生次贷危机12年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因此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秋季联合国大会上得意忘形地自我吹嘘说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受到世界舆论普遍的嘲笑。
美国经济从2019年第二季度开始步入下行轨道
急剧增长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国债负担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减少税收的政策历来是一分为二的。一是刺激了经济增长；二是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美国政府的收入决大部分是依靠税收。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急功近利，大搞赤字财政，致使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增加。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急剧增加。急剧增长的国债导致偿还国债利息迅速增加，大大增加了国家偿债的负担。
特朗普拼命逼压美联储大幅度降息以刺激下滑的美国经济
2018年9月26日，美联储加息后再加上国债偿债率上升并突破了三个点，引发了10月份纽约三大股指暴跌。此后，特朗普总统不知道发了多少推特和讲话逼迫美联储降息，大幅度降息，降到甚至负利率。在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美联储不得不在7月31日、9月18日和10月30三个月内连续三次降息。重要的问题是，现在还有多大降息空间？这样小幅降息对刺激美国经济能发挥多大作用？
特朗普大打贸易战拖累了美国经济发展
为了赢得大选，2020的美国经济必须止跌回升，特别是临近大选的下半年，美国经济的增长必须高于2019年的增幅。美国历史表明大选之年经济表现如何将发挥决定性作用。1992年大选，老布什总统就败在经济下滑的形势之下，这个教训值得拼命想连任的特朗普总统汲取。
当前，全球化正处于艰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逆全球化潮流并未消停，势头依然强劲；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难以阻挡，仍在发展，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形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者相互交织，此消彼长，构成了全球化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会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全球化从加速到局部停滞
（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的核心部分和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在二战后取得了快速进展，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尤其是电子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进入到加速阶段，涵盖了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各个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
（二）全球化局部停滞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经济全球化从加速进入到缓慢和局部停滞状态，其表现为：首先，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明显趋缓，跨境投资下降。其次，国际贸易增长放缓，改变了20多年来全球贸易持续扩张的局面。第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WTO多哈回合谈判谈了十多年，至今未果。第四，作为经济全球化基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第五，美国从自由贸易旗手变成贸易保护主义领袖，从多边主义创导者变成单边主义推行者。
伴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和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登台亮相，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以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2017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为起点，逆全球化进入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原有的开放政策也开始变化，经济上搞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上搞排外主义，政治上搞保守主义。
二、全球化进程中主要国家角色的变化
美国历来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角。但是，美国资本的过度扩张也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上升，国际贸易赤字巨大，等等。美国的经济全球化步伐开始收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角色出现了如下几个变化：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数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后者在全球500强公司中的比重上升。其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组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合作组织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新主角。
三、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径
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后，迅速实施了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与全球化进程和多边主义背道而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一）“美国优先”（AmericaFirst）（二）发动贸易战（三）单边主义：退群（四）拒绝受制于多边机制，逃避国际责任
四、英国脱欧与欧盟内部的逆全球化潮流
英国脱欧与欧盟内部的逆全球化潮流折射出全球化道路的曲折，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化进程的新趋势之一，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总的看，全球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国家之间、人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全球化会以更新的形式来发展。解决全球化发展不公的办法，唯有进一步发展全球化本身。
五、科技与信息革命对全球化的影响
科技进步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科技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出现了新技术的突破，就是科技革命。科技与信息革命对全球化进程既有积极的影响，促进全球化升级，更多造福人类。也有消极的影响，加剧全球化的两极分化，加大全球治理的难度。
可以做出推断，第一，科技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它会为全球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所以，全球化发展也是无止境的。第二，全球化的未来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其本身，无疑，唯有进一步扩大才会使全球化天长日久。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包容的全球化，而不是一个相互对立的全球化。
六、经济全球化中的数据跨境流动问题
（一）数据跨境流动开启全球化新阶段
数据跨境流动是最近十多年来全球出现的新现象，它既是现代信息科技高度发展的产物，又是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里程碑——信息全球化。
（二）数据跨境流动的难题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治理法规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各国的法规差别很大，全球数据保护主义也日趋明显。如何既能促进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又能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与公共安全，是当前信息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大挑战。
土耳其与沙特的关系在中东变局后日趋紧张有其复杂的历史逻辑和权力逻辑。从历史逻辑而言，土耳其外交向中东的强势回归加剧了沙特的不安全感，进而强化了双方竞逐地区领导权的意愿。从权力逻辑而言，国家实力的增长为两国争夺地区领导权提供了现实基础，进而使双方围绕地区热点问题话语权、地区宗教领导权和发展模式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较量无论从烈度、广度还是从影响而言都是有限的，它更多是双方围绕中东地区领导权的竞争，而非你死我活的全面冲突。就双方关系的发展趋势而言，非冲突性的权力竞争关系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土耳其与沙特关系的常态。
由于历史认知、宗教观念和发展模式的分歧，土耳其与沙特之间的竞争关系难有改善。在历史认知方面，沙特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征服和统治阿拉伯民族的“殖民主义”国家，而土耳其则将奥斯曼帝国的迅速瓦解归因于“阿拉伯起义”，两国政治精英对历史的片面解读固化了两国民众彼此之间的敌对意识。在宗教观念方面，土耳其和沙特双方都认为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沙特认为经历“凯末尔革命”洗礼后的土耳其已经不具备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宗教对话的“资质”；土耳其则认为沙特虽然控制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但仅能说明它是圣地保护人而非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在政治制度方面，土耳其立国的基础是世俗民主体制，正义与发展党寻求伊斯兰教与民主相结合，以温和伊斯兰的现代发展模式而自居。沙特作为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被视为中东传统伊斯兰发展模式的代表。①而土耳其在中东变局中通过支持穆兄会等伊斯兰力量输出发展模式的做法，均被沙特视为对其自身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政体安全的威胁。
尽管土耳其和沙特围绕地区热点问题的话语权、宗教领导权、发展模式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双方围绕地区领导权的争夺更多是一种权力竞争关系，而不是全面对抗的关系，双方的竞争更多是在第三方（如埃及、卡塔尔、叙利亚）的代理人竞争，以及围绕发展模式、宗教领导权的软实力竞争。这种权力竞争关系与沙特和伊朗的结构性和全面性对抗截然不同，而双方又同为美国盟友，美国的管控和限制也会使双方的矛盾受到一定的抑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沙特与土耳其的地区领导权竞争、沙特与伊朗的结构性对抗，将对塑造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两种权力关系又会在众多的中东热点问题上产生合作、竞争或对抗关系等多种复杂形式，这也是中东地区格局在权力层面难以实现平衡、在制度层面难以产生秩序，并导致地区形势持续紧张和动荡的根源之一。
近年来，岛内政治形势发展多变，且无规律可循，难以做出准确预判。尽管台湾政党与政治势力结盟、合作与斗争纷扰不断，但仍可有一个基本判断，即在统独（或“独与不独”）这一主要矛盾之下，蓝绿二元政治结构与国、民两大党的绝对政治地位尚无法改变，虽有第三大党的不断转换，却难以看好第三势力发展空间。
一、当前台湾政治结构基本格局相对稳定
（一）台湾政治结构呈现蓝绿二元超稳定政治结构，其他政治势力尚难取代国、民两党之地位（二）第三大党不断转换，但未有固定第三大党现象存在，更未有第三势力成为稳定政治力量（三）有一定影响力或知名度的小党几乎全是典型“个人领袖型政党”，难以持续发展壮大成有影响力大党（四）柯、郭、王等政治势力结盟现象与前景。柯、郭退选并不表示退出政坛，而是开始了新的政治运作与布局，剑指2024年大选，但其动向仍值得持续观察。
二、台湾民情舆情政情多变，国、民两党处境与选情的转化
（一）蔡英文与民进党执政危机、内斗与选情逆袭
就在外界看好国民党、看衰蔡英文及判断蔡英文会不会成为第一个不能连任领导人的时候，岛内政情与舆情的变化再次改变了外界与学者的传统思维，蔡英文处境与选情出现逆袭。
分析蔡选情的变化，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台湾选民结构或政治结构已经出现“绿大于蓝”。二是蔡英文掌握了一切执政资源，而且敢用资源，这种真切的实惠较韩国瑜空洞不切实际的口号与承诺来得实际，更有效果。三是台湾媒体生态严重绿化，绿营彻底掌握与主导了台湾的话语权。四是国民党不团结，内斗严重，又选出并不特别适合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又屡屡犯错，不断引起争议。五是香港“反修例事件”发展影响到台湾，被绿营操作与利用，不断制造“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所谓“芒果干”（“亡国感”）与危机感社会舆论。另外，中美关系形势的变化与美介入岛内选举与公开“挺蔡”举动等，也影响到岛内选情的变化。
（二）国民党大好形势的逆转与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
人们本以为国民党会借韩国瑜掀起的“韩流”与“九合一”胜选之势，在接下来的2020年初大选中重新夺回政权。但国民党一盘好棋变滥棋，“韩流”变“寒流”。其中关键之一是国民党政治精英们的个人权力欲太强，只有个人权力与利益算计，没有党的利益优先考虑。而郭台铭的出走，对国民党发展与韩的选举是一大损失。
在新的政治与选举形势下，目前国民党权力结构呈现“两核多元”格局。一个以吴敦义党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掌握着党内的主权资源与“立委”提名权，有一大批党内精英的支持。另一个就是候选人韩国瑜及其团队，并依靠“韩粉”。在“两个核心”之外，国民党内部还有多股势力。一是朱-候势力。二是王金平势力。三是马英九势力。另外，还有洪秀柱代表的一股统派力量及其他势力。
三、选举态势与未来政治发展可能走向
目前台湾领导人选举基本上是蔡韩对决，选情是“蔡强韩弱”。理论或一般判断，蔡胜出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也不排除韩意外胜出的可能性，只是后一种概率较低而已。如果出现“蔡胜韩败”这种局面，未来韩的处境与动向变数较多，对国民党未来发展影响较大。
新一届立法机构选举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领导人选举，竞争更为激烈，重点是看谁将是第三大党。选后，“立法院”政治生态对岛内政局将会有重要影响。
另外，观察这次“立委”选举，国民党候选人以中老年为主，女性较多，青年人偏少，预示着未来在“立法院”的战斗力与对抗力相对不足。这是国民党必须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彻底大胆改革，大力争取与培养青年人，顺利推进世代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