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战役后期，西线志愿军各部在追击逃敌时陆续渡过汉江，于1951年1月7日前推至水原、金良场里一线；8日，人民军第1军团占领金浦、仁川港。
这样，志愿军和人民军就在汉江南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阵地。
1、桥头堡阵地的作用
桥头堡阵地，也称滩头阵地，是进攻军队跨越江河障碍作战时预先在对岸占领并固守的一块地方。建立桥头堡阵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敌方利用宽大水障凭险据守，使己方在跨越江河进攻时提前获得一个前进基地。
在汉江南岸桥头堡阵地担负警戒、掩护任务的是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其中，第50军以一部前出到水原至金良场里公路以北地区，主力位于汉城至水原之间；第38军第112师配置在京安里地区，军主力则远在汉江以北、议政府以东地区集结休整。
此外，人民军第1军团有2个师配置在金浦、永登浦地区，担任海防警戒；第42军第125师配置在南汉江以东、阳德院里西北地区，担负对汉江南岸阵地翼侧的掩护任务。
彭德怀之所以决定在汉江南岸建立和保持一个桥头堡阵地，主要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巩固对汉江以北特别是对汉城的占领，使汉城市区处于美军远程炮火射程之外；二是作为下一步春季决战攻势的前进基地。
这两点考虑，后一点比重更大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江南岸桥头堡阵地主要是按进攻要求设置的；春季决战攻势一旦发起，它就是西线志愿军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域。
1月4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占领汉城当天，彭德怀在给各军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表明了他的考虑，指出：
“如让敌仍据守汉江南岸，控制金浦和利用仁川港口维持交通，则汉城虽入我手，仍然随时在敌机与炮火轰击之下，对我准备春季攻势非常不利，如我乘胜再鼓一把力气，继续歼敌一部，逼退汉江南岸之敌，则不仅巩固汉城，且可取得金浦机场，控制仁川港口，对我准备春季攻势，将为造成更为有利的条件。”
为此，他令第50军进占汉城后继续前进，迅速以有力一部控制汉江桥梁，占领汉江南岸一定纵深的地区；如敌人继续南逃，即尾追至水原待命。
第38军等部攻占杨平后，由东南向西北攻击利川、水原，前出至南汉江以西地区，与第50军在汉江南岸的阵地成呼应之势。
2、苏联顾问发现的“缺陷”
当时，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通过对战场态势的分析，认为中朝军队在汉江以南的部署存在缺陷。
1月17日，他将此看法转告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指出：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汉江以南的兵力薄弱，没有构成完整的防线，应将人民军第1、第5两个军团和志愿军第50军等部调至正面布防，确保骊州、利川、水原一线，同时加强对敌侦察，以掩护志愿军、人民军主力在汉江以北的休整。
聂荣臻将沙哈罗夫的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即转发彭德怀，供他参考。
在此之前，彭德怀已就汉江南岸控制问题对第50军提出四点要求：
这几点，并没有表现出要在汉江以南作坚固布防的打算。
1月19日，彭德怀致电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第42军第125师，将上述各部任务明确为“保持桥头阵地，保证和掩护志愿军主力进行休整补充”，并要求他们：
注意工事构筑，使之合乎战术和隐蔽要求；从军到营都要完成周密的通信联络；组织严密的警戒观察与灵活的侦察袭扰，随时改变自己的对策，不使敌人摸着我之规律；在汉江段架几座便桥，以保持后方交通之安全。
这些要求已有组织阵地防御的意思。不过，彭德怀并没有全盘接受沙哈罗夫的建议。1月22日，他致电毛泽东，对此作了说明。
彭德怀之所以没有接受沙哈罗夫关于调人民军第1、第5军团到汉江南岸，以形成一条完整的防线的建议，理由有三点：
一是按他的判断，美军目前尚无向汉江南岸发起进攻的企图，只是来些小部队袭扰，估计很快就会沉寂下来；
二是在汉江南岸建立桥头阵地，着眼点并不是要在这里打一场阵地防御战，而是以此为触角，吸引敌军主力，以便春季攻势发起后，与主要方向相配合，造成大量歼敌的局面；
三是志愿军和人民军一线部队均很疲劳，急需休整，因而不应在汉江以南摆过多守备部队，担任过重的防御任务。
基于以上考虑，彭德怀不赞成按打坚守防御阵地战的要求在汉江南岸设防，也不愿意在这一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兵力。
3、何以不在汉江南岸设防？
当时志愿军可投入一线作战的部队有6个军，只有第50军和第38军1个师部署在汉江南岸，其他均收拢在汉城以北的高阳、议政府、加平等地休整。由于连续作战未得补充，位于汉江南岸的部队已十分疲惫。
以第50军为例，该军第一次战役时仓促入朝，经三次战役后，全军兵力只有3.2万人，人数在志愿军6个军中是倒数第二位。
第38军虽为志愿军主力，但由于大量战斗及非战斗减员，也只剩下33152人，在原第13兵团4个军中兵力数量是最少的，多数战斗连队兵员只有出国时的三分之二，少者不足一半。第112师前几次战役均担负主要作战任务，已被用到极致，到达汉江南岸时也尽显疲态。
第38军军史在记述这一阶段部队状况时写道：
部分人员的消极疲沓情绪在挺进汉江后期就有所表现，并较普遍地盼望换班回国。认为该轮到二线兵团打了；或认为入朝以来，部队伤亡太大，再打全是骨头了，难以完成任务，该找个地方休整补充随着消极情绪的滋长，部队掉队、忽视群众纪律的现象不断发生，进入集结地域后，反映汉江南北是用兵之地，不是休整之处。极个别政治上脆弱的人，产生右倾情绪，反映在思想上、行动上，一是对个人前途悲观，畏缩怯战，认为“常在水边走，早晚会湿鞋”；
二是表现绝望，产生“豁上这一块，死了倒痛快”的消极态度，以致违反纪律的现象较前严重。
当时汉江南岸还有人民军第1军团2个师，但每师兵力不过数千人，作战能力有限，且被美军登陆佯动牵制在海岸方向。
与美军在该方向投入进攻的兵力相比，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数量上已处于劣势，更不用说在炮兵、航空兵以及坦克装甲力量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了。
客观分析，汉江两岸地形对组织防御一方来说有诸多不利。汉江南北地形差异大，江南多丘陵山地，起伏不定，江北多低洼平原，几乎无险可守。在此组织防御，只能把重心放在南岸。
但南岸地幅有限，从水原、金良场里、利川、骊州一线至汉江边，纵深不过30~40公里，一旦一线阵地被敌突破，防御一方就将面临背水而战的不利局面。
再者，汉江以南山地，从利川、骊州至京安里一带，山沟多为南北走向，底部通行条件好，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这对进攻一方也是有利的。
过汉江经水原至平泽，靠近西海岸的江华湾，存在美军登陆威胁，尤以仁川方向压力最大。在此组织防御，必须注意对海岸的警戒，预置部分兵力作反登陆准备，这也增加了组织防御的难度。
可见，在汉江南岸桥头阵地设防，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不利条件。
4、“西顶东反”的方案
以1月15日发起“猎狼犬行动”为起点，美军开始由退守向进攻反扑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起步时尚有一个试探阶段。起初，美军攻击行动带有威力侦察和袭扰性质，并未引起志愿军方面的严重注意。
彭德怀于1月22日就汉江南岸防御部署致电毛泽东，判断美军在该方向的调动“似系加强正面防御，尚无进攻我汉江南岸桥头阵地企图”；并认为对“敌小部队侦察活动”无须多虑，可“让敌胆子搞大些，然后歼灭其数股，即可沉寂下来”。
后来事态发展证明，这一判断有误，完全没有料到美军会如此迅速地转入大规模进攻。
1月下旬和2月初，美军先后发起“霹雳行动”和“围捕行动”，将局部的试探性攻击逐步扩展为包括西线、东线在内的全线反攻。
为应对战场形势变化，毛泽东决定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基本构想是：
首先，在西线“保持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然后，在东线发起反攻，以主力“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
毛泽东这一指示，可以视作“西顶东反”的最初版本，也是最大号的版本。
1月30日，彭德怀按毛泽东指示作出“前进部署”。
“西顶东反”，概括起来就是：
以一部兵力在西线组织防御，钳制美军主攻集团，以主力在中线、东线实施反击，争取歼灭美韩军一部，尔后乘势向纵深发展进攻，从侧后威胁美军主要进攻集团，以动摇其整个进攻布势，制止其全面进攻。
显然，这是一个攻防结合、以防助攻，通过主动出击、翼侧攻击来促成战局稳定的战役构想。
实现这一构想，最重要的是拿捏好出击的时机和力度。出击过早，志愿军主力来不及集中，预歼之敌也不易突出冒进形成好打之势；过晚，则可能因钳制方向支撑不住而导致翼侧暴露，以至无法保证主力完成集结并展开反击。
从出击的力度看，一旦出击，就必须达到打动、打乱敌军整个进攻布势的效果，如此才能动摇敌方的进攻意志，否则，即便能歼灭一部分敌军，也不会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主力出击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彭德怀心中尚无十足把握。他认为，此次战役双方步兵数量大致相当，前几次作战志愿军在步兵方面所占的优势已不存在，而在空军、炮兵和坦克等方面的劣势有增无减，更显突出。
在部队未得休整、极度疲惫的状态下仓促应敌，战役组织十分勉强，势必给作战进程增添很大的不确定性。
彭德怀估计，最坏的前景是：“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实施“西顶东反”，必须在西、中、东线分别组织作战，为此，彭德怀决定，对志愿军、人民军参战部队按方向编组，“在联司统一指挥下，组成三个前方指挥所”，由联司三位副司令员——邓华、韩先楚、金雄，分别负责三个方向的作战指挥。
邓华负责指挥第39、第40、第42、第66军组成的中线集团（位于东线右翼)，即“邓集团”，其指挥部称“邓指”。
韩先楚负责指挥第38、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组成的西线集团，即“韩集团”，其指挥部称“韩指”
金雄负责指挥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组成的东线集团（位于东线左翼)，即“金集团”，其指挥部称“金指”。
2月1日，彭德怀以中朝联司名义电示各部：
2月4日凌晨2时，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前线情况、战役作战方针、防御和出击的部署，完整地提出了向原州、横城出击以逼退敌军进攻的战役设想。
按这个设想，汉江南岸阵地力争坚持到6日晚，保证第42军主力于4日拂晓集结于砥平里附近，与第38军第114师配合，歼灭美军第2师第23团及法国营；如得手，向牧溪里推进。同时，以人民军第2、第5军团，歼击横城东南的韩军第5师2个团及美军1个营。
彭德怀预想，若以上两处均能得手，即使敌人进占汉城，亦不敢向三八线冒进。
对于如出击不能得手可能造成的后果，彭德怀再次作了分析，指出：
“如我军出击受阻，敌将向三八线进攻。洪川、春川山区虽有利于抗击，但不能就地取粮，后方运输困难，无法供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放弃。”
2当日晚，彭德怀在君子里与金日成会见，商谈主力出击问题。
彭德怀说：
如第50军能坚持到6日，最好到7日，则我主力出击，形势即会改变；如主力出击受挫，敌人就会大胆追击我们，形势可能暂时处于被动。他还说，他所担心的，一是志愿军兵力不占优势；二是粮弹均未补充，三是从上到下都有轻敌思想，战役各项准备较之以往都要松得多。
中央军委批准了彭德怀的方案，同时强调：
主力出击须慎重布置，宁可让敌深入，也不要仓促出战，因为此次行动关系重大，成功即可逼退敌人，失利则将使自己更加被动。一旦主力出击受阻，不仅将被迫放弃洪川、春川枢纽地带，而且可能出现敌人再过三八线、进逼平壤的不利局面。
在整个反击部署中，首先是邓集团各军要按时进至预定地域并完成集结、展开。
由于该集团各军现驻地距预定集结地域尚有80~130公里的路程，需要组织远距离侧向运动。各军中，以第42军动得最早，2月2日晚出发。第39、第40、第66军主力分别于5日、6日出动，经数昼夜急行军，9日至11日，先后到达指定位置。
2月9日，彭德怀电告中央军委：
“我邓、金集团预定十一日至迟十二日开始战役反击，如能得手歼敌一两万人，将可能粉碎敌进犯企图并收复三七线以北地区。此役结束后，主力在平昌、原州、利川、水原之线以北地区整补，准备三月底四月初再进行一个战役。如反击不得手，则敌人可能乘胜进出三八线，我亦必须乘敌疲惫之时予以反击，打落其气焰。”
电报还提出：
“为不失时机应付以上两种可能，建议将十九兵团即分三路入朝。”
中央军委于11日复电彭德怀，电文仍是周恩来拟写的，再次指出：在这次战役中，我如反击不得手，敌人确有进出三八线可能。但敌如乘胜疾进，2月底即可到达金川、铁原之线，而第19兵团无论车运步行均无法于同时赶到瑞兴、金川、铁原之线。
敌如在到达三八线后观望并整理一个时期然后北进，则第19兵团当可于东线歼敌1~2个师，打开缺口，则西线敌人冒进，可能被停止，但也须设想敌占汉城后侦知我西线正面力薄仍有继续前进逼我东线后退可能。
为防止上述不利情况发生，请令邓华集团在寻机歼敌部署中切忌仓促应战，如敌冒进，宁可让其深入利我围歼，如敌不进，必须寻敌弱点，利我分割歼其一部。
这个电报的精神与4日复电完全一致，特别是对邓集团反击作战的要求，在文字表述上几乎一字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