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希腊古典作家记载，亚历山大及其东方继任者塞琉古一世、安条克一世在中亚修建了许多希腊化城市。研究者推测，后来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据统计，希腊化君主在巴克特里亚所建城市中，有名可据者就可达19个。它们与推行希腊语、引入希腊货币体系、鼓励殖民等一起，均是向东方传播希腊化文化的重要手段。[4]
张骞的考察报告在几种史籍中大体相同，尤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所载最为集中。[8]二者文本虽略有差异，但大致可将张骞描述的大夏文化特征归纳为三点：一是小城林立，这与斯特拉波所说的“千城之地”相合；二是城郭虽多而无大君长、但有都城；三是城中居民过着定居生活、人口众多，“兵弱畏战”、军事力量较差，但商业贸易、经济活动较为突出。从这些特点来看，张骞到达时见到的大夏主要表现出的是一种绿洲城郭文明的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居于费尔干纳盆地、同为定居文化的大宛“同俗”。这与塞人作为游牧人群的身份相去甚远。因而，即便大夏的确是由塞人建立的，塞人作为统治者在大夏社会中也只占少数，而张骞观察到的应是一般民众的、“与大宛同俗”的定居人群的社会生活状况。
确实，正如杨巨平所论，当张骞于公元前129~前128年抵达中亚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虽然已经不存在，但游牧人群在此地经营时日尚短，对本地文化影响应仍然较浅。《史记》称大月氏“臣畜大夏”、大夏又“无大君长”而有都城，由此推测，大月氏应是未直接统治大夏，而是与大夏上层精英合作，大夏通过向大月氏纳贡、赋税之类的形式称臣。这些推测与考古发现基本吻合。
大夏地区的城址考古始于法国人的工作。从1922年起，由富歇（AlfredFoucher）领衔的法国驻阿富汗考古队（简称DAFA）就致力于在巴克特里亚的中心城市巴克特拉（Bactra）进行考古发掘。[9]富歇是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曾提出“犍陀罗艺术的希腊化起源”理论，在学术界影响巨大，他在巴克特拉的工作重心也在于寻找希腊化在东方留下的痕迹。遗憾的是，富歇没有如愿找到希腊艺术风格的材料，并认为虽然被西方征服者带到了巴克特里亚，但在游牧民族的征服之后已湮灭。[10]
直到20世纪60年代，阿伊·哈努姆的发现，才终于弥补了富歇的这一遗憾。当时的阿富汗国王在狩猎时发现了阿伊·哈努姆村民收集的希腊科林斯风格的石灰岩柱头，并以此为契机发现了这座坐落在科克洽（Kokcha）河与阿姆河汇流处的遗址。此后1964~1978年，伯尔纳德（Bernard）领导DAFA在该城址进行了连续多年的发掘，直到阿富汗战争才被迫中止。[11]从那以后，阿伊·哈努姆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对考古材料的整理，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九部考古报告。[12]考古材料显示，该城址具有明显的希腊式城市特征（图二），发现了体育馆、剧场、神庙等典型的希腊式公共建筑，出土了大量希腊建筑构件、希腊风格艺术品以及希腊语铭文、手稿遗迹等，从而明确地证明了希腊文明对中亚的深远影响。2005年以来，由多国学者共同推动的阿富汗珍宝全球巡回展览，将阿伊·哈努姆出土遗物作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使得人们对这座城址及其表现出来的希腊化特征已经十分熟悉，兹不赘述。[14]
图二阿伊·哈努姆平面图[13]
阿伊·哈努姆是欧美学者在中亚开展城址考古活动最为深入的遗址之一，其研究整体上体现着典型的西方学者的学术旨趣。大体而言，近代欧美学者在东方开展学术考察、研究等活动，是西方国家在全球扩张势力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东方最初被认为是文化的边缘地带，需要被运用科学的方法编织到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中。而希腊文明一向被西方学者视为欧洲文明的源头，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将希腊文化第一次传播到遥远的东方，无疑是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扩张最好的历史依据，因而成为他们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的学术主题。DAFA的成立，正是当时的阿富汗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战略中的一部分，期望借助西方的力量推动本国文化事业的进步。大夏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起来。于是，不可避免的，当地早期的考古工作受到了西方学术取向的深刻影响。尽管富歇的工作一度受挫，但阿伊·哈努姆的发掘却极大提振了西方学者的信心。这一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前欧美学者对中亚的历史研究中，最感兴趣的主题仍是“希腊化”[15]，西方主流出版物中关于巴克特里亚历史的表述，也仍是以亚历山大、希腊化为主线。[16]
城址考古首先要解决的是年代问题。一座城址的使用周期包括兴建、使用、增补、废弃等多个阶段，很多城址废弃之后还会被再度使用。所以，城址的年代并非是一个笼统的范围，而是可能分为不同阶段，并且城址中不同构成要素的年代也会有所差别。因此，要辨认属于某个特定时期的城址，一是从构筑材料或建造方法等要素直接确认这一时期的城墙，二是在城址出土遗物中找到属于这一时期的器物，两种方法一般是互相补充、结合使用的。
中亚具有悠久的建城传统，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有在聚落外侧修筑围墙的做法。到了青铜时代，中亚已经初步形成了适应当地内陆、绿洲或沙漠边缘等环境的一整套修建设防聚落的规制，这类设防聚落已经具备了某些城市的功能，可称为“原始城市”。由于中亚干旱少雨，城墙不必太多考虑降雨的问题，因此采用土坯垒砌；为抵御强烈的风沙和日晒，城墙通常不开宽大的明窗，而是布设箭头形状的细长孔隙，也便于军事勘察射击之用。从青铜时代起，中亚这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城方法与构筑材料就已基本固定下来，一直沿用到今天。因此，除少量的包含物、土坯尺寸等，城墙本身很难直接判断年代，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址也基本一致。
于是，判断中亚城址年代的主要手段就要依靠城址中的遗存，即考古学最常使用的——以出土陶器建立相对年代序列，并结合钱币确定绝对年代。同时，中亚地区不断有不同民族人群迁入移出，各文化自有建城传统，确定修筑城址的主体人群对于判断其年代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阿伊·哈努姆出土陶器最初被整理者里昂内特（B.Lyonnet）分为8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第1~3期，陶器形态主要是阿契美尼德时期陶器的延续，同时也开始出现希腊式盘、罐、壶等器形；第二阶段为第4~6期，表现出与希腊、小亚地区高度的相似性；第三阶段为7~8期，是阿伊·哈努姆城址的最后使用时期，即公元前145年前后游牧人入侵之后的阶段，城址中出现了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手制束颈罐、三足罐等。其中，第4期是陶器整体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阿契美尼德风格的陶器迅速消失，这一时期也是城址本身的主要建设与发展时期。
对城址绝对年代的判断主要是依据钱币资料，但由于钱币数量有限且很少出自未扰动的地层，研究者仅能够确定城址第二、三阶段转变的节点是公元前145年左右，但对其上限、下限都无法作出判断。对于其上限，里昂内特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可能早到亚历山大时期。[23]从发掘来看，阿伊·哈努姆的主要兴盛时期应始于塞琉古王朝。根据对中亚希腊化历史的整体研究状况和与阿弗拉西亚卜陶器序列的横向比较，里昂内特认为阿伊·哈努姆第1期出现希腊式陶器的年代应相当于安条克一世（公元前281~前261年在位）时期；又根据阿伊·哈努姆西南部房址（House）与雅典Agora出土陶器的比较，指出前者仅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初，这表明城址第二阶段出现希腊化器物，对应的历史事件应是公元前209~前207年安条克三世对巴克特里亚的军事行动。[24]
里昂内特还对第三阶段出现的游牧文化陶器的性质进行了推定。结合对阿弗拉西亚卜出土陶器的分析，她认为高足杯（stemmedbeaker）可能是塞人制造的，而三足罐（tripodpots）则可能属于月氏人（图三）。[30]根据近年来梁云等学者对中亚墓葬的研究，高足杯、三足罐、束颈罐等确实是“北巴克特里亚的月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束颈罐也见于康居人墓葬。[31]这些陶器在阿伊·哈努姆第三阶段出现，证实了中文文献中关于大月氏西迁的记载。
图三阿伊·哈努姆第三阶段游牧文化器物[32]
阿伊·哈努姆平面呈三角形，长1.8公里、宽1.6公里，整体面积近1.5平方公里，有城墙环绕，背山面河，十分险固，并非一次性建成。整座城址可分为三个部分：城堡、上城和下城。城堡位于东南角，发现有阿契美尼德风格的建筑遗迹和第1期陶片，属于阿伊·哈努姆最早修建的部分。这里可能曾在亚历山大时期作为一个小戍堡被使用，但规模非常有限。[33]上城地势较平，城内经过发掘的遗迹不多，仅南部有一处露天平台，可能是伊朗系宗教的礼拜场所；另外还有10余处房址。下城的发掘较为彻底，已探明一条横贯南北的中央大道，大道以西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住宅区、宫殿区、神庙、陵墓、英雄祠、体育馆等，大道以东还发现了武器库和一座半圆形剧场。墓地在城外的东北部，旁边有葡萄园。中央大道正对着北城门，北城门外还发现了住宅区和另一处神庙。
如前所述，根据陶器序列，阿伊·哈努姆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考古地层上，第二、三阶段的分界十分清楚：第二阶段是城址的主要建设和兴盛阶段，城内外各类建筑遗迹基本修筑于这一阶段；到了第三阶段，大多数建筑被改建、重建，原来的格局、功能都被极大改变。显然，正如陶器序列所显示的，在这一阶段，城内生活着的是与第二阶段不同的另一支人群。如果说第二阶段阿伊·哈努姆是处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治下，城内居民与希腊化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仍生活在希腊化文化的氛围中的话，那么这些居民在第三阶段很可能离开了这座城市。城市被新的外来人群占据，他们对第二阶段居民留下的各种建筑遗迹进行了重新开发利用，利用方式及其表现出来的社会组织状况明显区别于前一时期。在阿伊·哈努姆现已发掘的地点中，很多都可以见到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下城，即第二阶段大型建筑和公共设施集中之处，它们在第三阶段丧失了原有的功能，成为了后来人群的生活场所。
下城最显赫的建筑群无疑是宫殿区（图二）。宫殿区位于城址中部，主入口直接开在主街上，有规模宏伟的山门（Propylaea）。山门后的通道先向西，后折向南，通到宫殿区北部的庭院。庭院四边均有立柱，南侧连接着多组房间，这些房间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可能包括办公室、会议室、卧室、浴室、宝库、图书馆等，应该是国王或当地总督的官邸。宫殿区以北、主入口以西通道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处陵墓，南侧为阿伊·哈努姆的创建者基奈阿斯（Kineas）的英雄祠（Heroon），北侧陵墓（Mausoleum）则属于一个统治阶层的家族。按照希腊城市的惯例，城中居民死后一般葬在城外，仅有城市的建立者或赞助者是例外。因此，毫无疑问，在第二阶段，宫殿与两座陵墓所在的区域，应是城中最为重要且不容侵犯的区域。
到了第三阶段，这个区域却被平民占据，成为了手工业活动和生活起居空间。宫殿本身被废弃，变为一个原材料产地，人们不再将其看作显贵之地，而只是从中切割石材、掠取金属等材料。发掘时的情景表明，希腊式建筑石材被大量拆除，无论是山门、庭院、列柱大厅还是宫殿生活区所用石材，几乎不见保存完整的立柱、门廊或其他建筑结构（图四）。甚至连陵墓的穹顶、立柱、石棺也遭到了洗劫。体育馆和城外私人住宅等其他地方的石材也被破坏或运走。除了石材，陶瓦、烧砖等建材，陶器等日用品和金属、玻璃、宝石等贵重物品，也被拆除、收集、集中存放，以备后续使用。宝库原本就是放置珍稀物品之处，这一时期其他地点的金属物品也被运到这里集中起来。[35]
图四宫殿多柱厅石材出土时的堆积情况[34]
有研究者曾认为，宫殿区及周边区域是被蓄意放火而导致了建筑倒塌。不过，大量石材被推倒、切割、粉碎，堆积在一起，由这一现象来看，不论最初是否是由于战争放火，后来这一区域是被系统性地破坏和重新利用。体育馆西北部发现了一个窑，可能是用来将石材烧成石灰。[36]金属材料则被回收重铸，体育馆、宫殿区等多处地点发现了小型金属加工作坊，发现了熔炉、通风管、铸锭等器物。
从事这些手工业活动的工人也生活居住在附近，以便就地工作。如宫殿多柱厅西部房间（20号房间）出土了熔炉，[37]应是被改造成金属加工作坊，而其东侧的长条形走廊就是工人的生活起居处，发现了生活用灶。[38]英雄祠和宫殿庭院北门的区域也成为一片集中生活区，英雄祠内室被改造成居室，并向南延伸，新建了20多间房间。[39]这些房间各有不同功能，包括浴室、厨房等。[40]体育馆的外侧走廊被改造重新划分，成为生产、生活一体的空间。北侧廊3号房间发现有熔炉以及青铜像碎片、钉子、铁牌等物品，[41]7、11号房间也发现有生产火炉，这几个房间应是金属加工区。而毗邻的房间则被用作生活空间。体育馆正门被改成12、23、17三个房间组成的生活套房，东侧中部的8a、8b、9号房间是另一组套房。[42]
图五剧院出土人骨乱葬遗迹[44]
整个城址发现的乱葬骨骼现象，仅有剧院一处。城址很多地点确实可以看到可能发生过火烧，但并非有大规模恶意毁坏、墙倒屋塌的现象。因此，目前学术界认为第二、三阶段的转换是平稳过渡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居民并未对外来入侵的游牧人群进行强烈抵抗，而是放弃了这座城市，离开去往别处。这与陶器形态上表现出的连续性相一致。
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阶段，位于主街中部以西的主神庙也被外来人群利用，并且可能注入了新的宗教内涵。这座神庙正立面装饰有凹龛，被称为“凹龛神庙（Templewithindentedniches）”，坐在三层高台上，内室中供奉着主神像，可能是宙斯或一位融合了希腊与东方元素的神祇。神庙三面均有建筑环绕形成庭院，可能是神职人员的生活区。庭院正门开在东侧中部，通向主街，门内不远设有一处祭坛（Altar），庭院东侧建筑还有一处小殿堂（Chapel）。到了第三阶段，与其他城内公共建筑一样，神庙所在区域也被后来者占据、改建，出土了大型储存罐和大量磨石，成为生产、生活区。[48]不过，神庙本身和东侧的小殿堂却被保留了下来，发掘者认为这表明后来人群可能继续使用这座神庙作为宗教场所。他们修缮了神庙的外墙（图六），但拆除了内室的主神像和庭院门内的祭坛，应是用自己的崇拜形式取代了原有的供奉神像。小殿堂内原本也供奉着神像，[50]在第三阶段被拆除，代之以灶。这些现象表现出反对偶像、崇拜火的倾向，可能与伊朗宗教中的一些派别有关，应是大夏本地的宗教传统。
如前所述，部分历史学家调和东西方文献后提出，大夏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可能经历了两次游牧人群入侵，第一次来自塞人，第二次来自大月氏，这似乎与考古材料中第三阶段表现出两批人群在此活动的现象相符。不过，在更明确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对于将考古现象与文献记载简单套合的做法仍需谨慎。相较而言，汉文文献包含的细节更丰富，解释考古材料的说服力也更强。
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大月氏应是通过赋税的方式统治大夏，大夏本地居民维持着与当地绿洲城郭相适应的定居生活。阿伊·哈努姆第三阶段表现出来的，应是本地土著与西迁后的普通大月氏平民这一组合人群的一般生活状态。神庙第三阶段表现出来的宗教内涵，显然说明本地宗教传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恢复。这与贵霜时期统治者继续支持本地传统宗教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贵霜在苏尔赫·科塔尔（SurkhKotal）为琐罗亚斯德教修建了皇家神庙，发行的钱币上也印有大量伊朗系神祇，这正是从月氏时期对本地宗教的恢复延续而来的。发掘者曾在阿伊·哈努姆上城发掘出五座前贵霜时期的墓葬，出土有高足杯等器物，这也支持了月氏与贵霜的延续关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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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铭文来看，贵霜时期已经将这一地区称为“吐火罗斯坦”参见Sims-WilliamsN.，“ANewBactrianInscriptionfromtheTimeofKanishka”，inH.Falk（ed），KushanHistories，Bremen：HempenVerlag，2015，pp.25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