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要实现振兴和走向共同富裕，面临着治理方面的挑战。本研究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视角，选取山东省博山中郝峪村和陕西省礼泉袁家村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归纳式分析。展示了两个村从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过程中，各种外来制度逻辑与原生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以及这些制度逻辑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了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研究发现，在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制度逻辑的碰撞和融合促进了乡村治理质量的改进。党组织逻辑、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4种外来制度逻辑通过党组织领导、基层民主决策、村庄业态规划、股份制合作等策略实现了与原生宗族逻辑的融合共存，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并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本文的研究对乡村治理以及制度逻辑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本文的发现还为乡村优化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制度逻辑理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实现途径
一、引言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就是要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姜长云，2018），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1]。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就对共同富裕作了明确的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习近平，201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首次被作为远景目标提了出来。2021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促进共同富裕”列入总则。
乡村要实现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面临着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更面临着乡村治理方面的挑战（韩俊，2018）。秦中春（2020）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中国乡村在治理上要重点解决三大问题，一是人的精神思想问题，要通过加强宣传教育进行正面引导；二是人的社会管理问题，其核心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合作以及矛盾冲突的问题；三是人的公共服务问题，乡村要通过机制创新壮大集体经济，增强为村民公共服务的能力。因此，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既有文献已经从多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机制，识别出了宗族治理（秦晖，2003）、村民自治（李文钊、张黎黎，2008）、政府行政治理（陈朋，2007）、精英治理（赵仁杰、何爱平，2016）等多种乡村治理机制。然而，当前在我国很多乡村还存在着多种问题，例如，村庄经济基础薄弱、空心化、原有社会关系衰退（韩鹏云、刘祖云，2012；田毅鹏，2014）。对于这些问题，现有治理机制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宗族势力干扰村庄民主治理（仇童伟、罗必良，2019）；政府行政治理往往因信息不对称和成本太高而失效（张晓山，2005）；很多村中精英由于事先致富大都离开乡村而定居城市，导致乡村经济发展的人才匮乏（刘守英、王一鸽，2018）。那么，什么样的治理机制能够促进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呢？本文拟通过深入研究回答上述问题。
二、文献与理论
（一）我国乡村治理机制概述
我国乡村的发展受到传统治理机制的影响，而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推进给乡村治理机制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存在多种治理机制并存的局面。传统的宗族逻辑有所弱化，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村民自治的方式吸纳了宗族逻辑，又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宗族逻辑。随着村干部的行政化，政府行政逻辑带来的作用得到强化。而上述几种制度逻辑又通过乡村精英得以实施。
宗族自治和村民自治：由于乡土文化的影响，自治在我国乡村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传统中国治理结构是“上下分治”的格局，“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秦晖，2003）。也就是说，乡村传统上依靠乡绅进行自治，即宗族自治。中国人历来注重血脉亲情（Hsu，1963），所谓血浓于水，而在一个村庄居住的人往往都是有一定的血缘或地缘关系，在一定范围上都属于一个宗族。在此基础上，逐步演化出了一套宗族成员共同遵守的生活、交往、教育等的制度和规则（Peng，2004），这构成了宗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宗族文化伴随着血脉的延续代代相传（Zhang，2020），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甚至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和经济发展历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GreifandTabellini，2010；Zhang，2020）。以血缘为纽带聚合而成的亲属团体，是中国最重要和稳定的组织之一（GreifandTabellini，2017）。直至今天，人们在收入分配（郭云南等，2014）、选举投票（Suetal.，2011）等方面仍然偏向于自己所在的宗族。此外，人们传统上对于家族声望和个人声誉往往“极端珍视”（王曙光，2017），这也反映在很多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中（潘越等，2019）。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以来，村民自治被逐步推广，最终获得国家法律层面的认可，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村民自治的载体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确保在经验和理论层面村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李文钊、张黎黎，2008）。虽然村民自治在理论上可以超越宗族治理，确保村民个人有选举权和监督权，但由于其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无论在处理纠纷还是在投票选举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了宗族治理。村民自治所需要的村庄社会基础也正是来自传统型社会关联和现代型社会关联（仝志辉、贺雪峰，2002）。这意味着，当原有社会连结弱化而村庄的现代连结和村民自治能力不足时，村民自治的效果将大大削弱。
然而，政府行政治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基层乡镇组织的工作人员普遍素质不高，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控不一定到位，对自身的要求也不高，贪腐现象时有发生，这往往会破坏底层村民对政府行政机关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基层政治具有二元结构属性，乡村通常是国家权力和民间权威的交汇所，而现行行政集权体制的治理逻辑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利关系的规范失序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小官贪腐（周庆智，2015）。二是，我国大量农村普遍资源匮乏，政府往往力不从心，无力照顾到每一个乡村。这导致的结果是，乡村建设方面，上级政府只决定乡村公益事业和办公设施建设的数量和标准，资金需要由乡村自筹，“光给政策不给钱”。这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借贷或者拖欠工程款项的行为大量发生，另一方面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同时出现供给过剩与不足的双重特征（张晓山，2005）。
乡村精英治理：我国乡村治理一直体现着精英治理的特征，又被称为“能人”带动效应（赵仁杰、何爱平，2016）。乡村精英有两种，一是掌握了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精英”，二是没有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但在村庄拥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非体制精英”（仝志辉、贺雪峰，2002）。这两种精英都具有特定的权威，能够影响村庄的成员及其结构。村庄精英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优势资源为乡村的发展作出贡献，在乡村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及整合的功能”（杨善华，2000），并因此在我国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赵仁杰、何爱平，2016）。
然而，精英治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乡村精英们的权威往往来自个人的声望、谈话艺术、工作魄力，或村庄内部的公共舆论、公益公道的价值观念，或选举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或来自上级政府（仝志辉、贺雪峰，2002）。为了维持村庄秩序，村干部们往往需要表现得“强悍”，这些村干部有时可能对村民利益造成伤害。而一些经济能人当上村干部之后，由于其经济和社会资源广泛，很容易在村庄里形成别人无可匹敌的局面。同时，当精英们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或当他们与地方政府合作时，他们可能会损害村民权益（仇童伟、罗必良，2019），这就是“精英俘获”现象（胡联、汪三贵，2017；李玉刚，2015）。
上述几种主流乡村治理机制在我国过去数十年的乡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优缺点也被多个学者（李玉刚，2015；刘守英、王一鸽，2018）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然而，当前我国乡村发展的目标已经转变。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实现乡村振兴以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离不开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让农村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习近平，2018）。在此背景下，研究各种乡村治理机制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非常必要。本文拟从制度逻辑理论的视角展开研究。
（二）制度逻辑理论视角看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及其作用
1.我国乡村治理中制度逻辑的多元性
表1我国乡村治理的多重制度逻辑比较
宗族逻辑：我国乡村的宗族逻辑根植于几千年的中国乡土文化（费孝通，1998，2009）。宗族逻辑以血缘地缘关系为联结，重视个人在村庄中的声誉和面子等是其重要特征（Peng，2004；秦晖，2003），以维护宗族利益为主要目的。
国家逻辑：国家逻辑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以及实现行政绩效（Thornton，2004；徐勇，2007）。尽管科层制一直是国家逻辑的主要特征（周雪光、练宏，2012），但自1998年以来，在我国乡村国家逻辑逐渐通过村委会实现一定程度的乡村自治（祝海波、程兴火，2006）。
党组织逻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组织逻辑在乡村基层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组织逻辑则以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为主要目的。在乡村这一社区场域中，基层党组织是国家治理制度优势落实的重要路径（王浦劬、汤彬，2020）。
市场逻辑：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部分乡村也引入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些产业在村庄内部以及村庄与外界之间的运营以市场逻辑作为支撑。市场逻辑的目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Thornton，2004；Thorntonetal.，2012）。
2.乡村治理中多种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多种制度逻辑，且这些制度逻辑之间必然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并影响着乡村的发展振兴。参照Gümüsay等（2020）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情景中存在的不同制度逻辑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而对制度逻辑间复杂关系的变化及其作用的分析离不开其所处的具体的情境（ThorntonandOcasio，2008）。在上述对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多元制度逻辑进行理论论证的基础上，本文将选取山东中郝峪村和陕西袁家村作为我国东西部乡村的典型案例，重点采用归纳式的案例研究方法，进一步挖掘这些制度逻辑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化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选择
第二，采用双案例的研究能够提升外部效度，使得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得到印证（Yin，1994），并且两个案例地分别位于我国的西北地区和东部地区，通过不同案例走向共同富裕过程的比较能够揭示其治理机制，挖掘两个跨区域的村庄在多种制度逻辑下的治理机制具有的共性和操作路径的差异。
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乡村正在发生改变，我国土地政策和农业产业政策正在发生变化，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逐步向基层下移，这带来了乡村社会的结构与治理方式的重要变化（秦中春，2020），进而影响到乡村发展。对这些问题现有的文献中并没有现成答案，而归纳式案例研究从案例中总结归纳、进而提炼理论的方式适用于讨论这一类复杂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第四，在我们的案例中，各类制度逻辑间的关系和互动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不同制度逻辑的作用，它们之间的互动、演化等等，都是通过案例涉及的两个村中多个参与者的亲身体验反映出来的，而他们的体验又通过我们这些研究者对各类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规范化的解读表述出来。因此，参与者和研究者对制度逻辑的意义及其互动关系进行共构是合适的。并且，多重制度逻辑中的行动者会对各个制度逻辑的压力进行选择性过滤（LeeandLounsbury，2015），并探索出丰富的解决方案（Murray，2010），运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能够更好地挖掘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Burr，2015）。
基于此，本研究中我们运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通过归纳式案例研究，依据制度逻辑理论对乡村治理机制进行探讨。
（二）案例选择
定性案例研究中常常使用非概率抽样中的“目的性抽样”，因此我们选择已经初步完成共同富裕的村庄作为研究对象，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并保证了案例具有典型性和稀缺性（毛基业，2020）。作为本文案例样本的山东博山中郝峪村和陕西礼泉袁家村都是“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它们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实现了减贫，村民收入大幅提高、走向了共同富裕，且带动了周边甚至省外其他村的发展，是探索乡村走向共同富裕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的烟霞镇，村民有286人，距离村庄6公里的昭陵是村庄附近的著名旅游景点[3]。20世纪70年代之前，村里仅发展农业，袁家村是周边地区中最贫穷的一个村庄。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策的鼓励下，村领导开始鼓励村民开办一些小水泥厂等村办企业，逐渐积累资金，该村成为这一地区最富有的村庄。然而，到了21世纪初，由于多数村办企业环境污染严重且人才匮乏，袁家村的村办企业大部分关停，许多村里人开始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直到2007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袁家村的村民才投身乡村旅游业，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袁家村的旅游业发展吸纳了许多周围村的就业人口，带动了周边村庄贫困群体脱贫致富。袁家村的乡村治理模式也得到众多村庄的学习效仿，属于典型案例。
（三）数据收集
（四）数据分析
表2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四、研究发现
（一）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乡村治理的多种制度逻辑
图1数据结构
图2中郝峪村和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发展历程
（二）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治理发展历程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村庄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困境。2003年之前，中郝峪村是山东博山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初始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是贫困问题，收入低，环境也差。起步阶段，中郝峪村由于市场逻辑的进入，带来了新的治理问题，恶性竞争使得游客减少且破坏了村里风气。而在成熟发展阶段，公司统一管理则面临着利益协调，留住人才方面的困境。与中郝峪村相比，袁家村则是在1970年就慢慢走上了共同致富的道路。2000年以后，袁家村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困境。后期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袁家村也遇到了利益无法协调的问题，经历了经营组织方式的变革才最终形成了当前的治理体系，表4中呈现出了两个村在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表5对两个乡村当前走向共同富裕的表现进行了举例。
表3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编码举例
2003年以来，中郝峪村经历了转向发展旅游业的产业转型和统一管理运营方式的变革，制度逻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进一步使得中郝峪村治理机制发生了演化。我们将中郝峪村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初始发展阶段（2003～2006年），转型发展阶段（2007～2009年中旬）和成熟阶段（2009年中旬至今）。2006年底至2007年初，中郝村开始尝试村委会统一管理，由初始发展阶段跨入了转型发展阶段，2009年中旬中郝峪村进入了公司化统一管理的尝试阶段，随后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不同于中郝峪村，1970年以来，袁家村经历了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到转向发展旅游业再到合作社股份制发展的变革，制度逻辑也因而发生了变化，这促成了袁家村在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治理机制的演化。我们将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初始发展阶段（1970～2006年），转型发展阶段（2007～2014年）和成熟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1970年开始，袁家村郭裕禄书记上任，带领村民发展农业，又通过办村办企业等实现了村民收入的提升。2007年，袁家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跨入了产业转型阶段，随后，2015年的股份改造使得袁家村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图2为两个村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历程图。
1.两个案例地治理发展历程中制度逻辑的相似点
中郝峪村和袁家村的党组织逻辑和国家逻辑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一致的。在引入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的过程中，两个村的党组织逻辑都通过党的领导推动了多种制度逻辑之间的演化并存，党组织对村民的服务和组织起到了良好的指引动员和凝聚的作用。中郝峪村和袁家村的国家逻辑也都是通过基层民主决策推进了国家逻辑与其他逻辑间的协同并存。中郝峪村发展的初始阶段，在党组织逻辑和国家逻辑的主导下，村里为了吸引游客进行了环境卫生清理，村庄生态环境的治理出现成效。类似的，在袁家村发展的初始阶段，也是在党组织逻辑和国家逻辑的主导下，村民集体发展农业，初步提升了生产力。
表4乡村面临的困境编码举例
表5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表现编码举例
中郝峪村和袁家村在走向共同富裕的治理发展历程中，都经历了引进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的过程，并通过村庄业态规划和股份合作制实现了市场逻辑、公司逻辑与其他逻辑的融合并存。引进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的过程中，党组织逻辑和国家逻辑与其他逻辑的共存方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整个村庄的治理体系发生较大改变。然而在两个村的发展过程中，其各自的3个发展阶段处于不同的时期，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社会发展形态，不同制度逻辑的引进起源于不同的契机和因素。尽管如此，两个村的制度逻辑内涵非常相似，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作用也很接近。更为重要的是，最终两个村不仅自身实现了共同富裕，也都通过“以三产促二产带动一产”的方式带动了周边村庄的经济、文明的发展，并将其成功的乡村治理模式通过文化输出的方式扩散到外省的一些村庄，带动更多的村庄振兴和共同富裕。例如，袁家村输出管理到忻州古城和河南同盟古镇，中郝峪村输出管理至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雷营子村和重庆石柱县华溪村等地。
2.两个案例地治理发展历程中制度逻辑的差异
两个村引入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的契机和情境不同。中郝峪村引入市场逻辑是由于发展乡村旅游业，村民开始经营农家乐。袁家村在转型发展阶段也是由于发展乡村旅游业的需要引进了市场逻辑，但是袁家村村民初期经营农家乐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另外，村里先前的产业基础提升了发展旅游业的规划意识，村民之间的市场竞争并未充分显现，直到2009年袁家村引进了外村商户，商户之间才形成了自由竞争。中郝峪村引入公司逻辑是为了解决农家乐业户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中郝峪村的精英意识到，区别于市场价格机制，组织可以通过内部权威来实现资源配置（Coase，1937）。在吸取了其他乡村地区旅游开发失败的教训后，为了解决中郝峪村旅游资源的公共品属性问题，乡村精英提出了入股统一管理的方式，才引进了公司逻辑。而袁家村引入公司逻辑在初始发展阶段是由于开办村办企业，在成熟发展阶段是出于平衡商户间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两个村在制度逻辑演化的发展阶段中，对于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也有差异。在中郝峪村，主要通过多种制度逻辑的演化在成熟发展阶段实现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以及收入差距减小，同时促进了乡村文明风气的提升，初步影响到部分周边村民。而袁家村在初始阶段就实现了全体村民的收入提高，在后期的转型发展和成熟发展阶段，更多的吸纳了周边村民就业，并通过产业链辐射影响到更多农村，扩大了共同富裕的影响范围。
五、制度逻辑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体系演化及乡村振兴
（一）乡村走向共同富裕治理体系中的原生制度逻辑与外来制度逻辑
在中郝峪村和袁家村两个典型场域中，都存在着宗族逻辑、国家逻辑、党组织逻辑、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这5种制度逻辑，引发了一系列治理行动策略。其中，宗族逻辑是我国封闭的农村社会中一直以来广泛存在的内部力量（贺振华，2006），村庄的形成源于亲属的连结（刘守英、王一鸽，2018）。从而可以认为宗族逻辑是村中的原生制度逻辑，而党组织逻辑、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都可以被认为是外来逻辑。差异化的制度逻辑能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资源，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关系则会为村庄治理带来一定的挑战（ThorntonandOcasio，2008）。对原生制度逻辑和外来制度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可以为我们深入剖析乡村治理机制的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根源。
为了解释原生逻辑与外来逻辑之间关系的差异性，我们首先提出两个关键维度。其中，兼容性维度指的是外来逻辑和原来逻辑之间的兼容程度，制度逻辑的作用形式是指其发生作用的方式。制度逻辑作用形式分为指引性和操作性两种，与指引性逻辑相比，操作性逻辑更易与原生制度逻辑发生冲突。不同的外来逻辑可以依据其与原生逻辑间的关系在这两个维度上找到对应的位置，如图3所示。
在中郝峪村和袁家村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发现村庄中的国家逻辑是一种指引性逻辑，通常不涉及到具体事务的操作层面。但是国家逻辑对于治理主体的设定与原生的宗族逻辑差异很大，宗族逻辑一般以宗族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而国家逻辑以村委会作为治理主体，并服从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因此国家逻辑和原生宗族逻辑的兼容性低。党组织逻辑在村庄中也是一种指引性逻辑，其鲜明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但村中党员往往也是村里具有较高声望的村民，时常牢记党组织对村民的组织和服务，因此党组织逻辑与原生宗族逻辑的兼容性较高。市场逻辑是一种操作性逻辑，在初期进入村庄时，以竞争和自由交易为特征，打破了村庄原有宗族逻辑的邻里关系，与原生宗族逻辑形成冲突。公司逻辑通过等级架构整合了村庄内部资源，作为当前村庄中的操作逻辑已经与宗族逻辑具备了较好的兼容性。
乡村治理的路径主要通过识别两个案例中外来制度逻辑融入原生宗族逻辑的策略来实现。通过数据编码识别出了“基层民主决策”“党组织领导”“村庄业态规划”和“股份合作制”分别为“国家逻辑”“党组织逻辑”“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融入乡村的有效行动策略，具体编码如表6所示。其中，基层民主决策是国家逻辑融入村庄宗族逻辑的策略，以村民开会决策、民主投票选举和商户民主自治为具体路径；党的领导是党组织逻辑融入村庄宗族逻辑的策略，以党员带头和思想指引为具体路径；村庄业态规划是市场逻辑融入宗族逻辑的策略，以严格招商审查、制定品牌策略、规划村庄空间格局为具体实现路径；股份合作制是市场逻辑融入村庄宗族逻辑的策略，以明晰产权、统一运营、规范管理、合作共赢、严格招商审查为具体路径。
图3乡村外来制度逻辑与原生制度逻辑的共生形态
（二）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路径分析
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过程同时也是外来制度逻辑与原生制度逻辑互相适应的过程。这些外来制度逻辑在进入乡村的初期，多少存在一些不适，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然而在党组织的引领下，乡村精英及村民不断从乡村过去的发展经验中获取反馈，并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反思与调整，以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从而使得各个制度逻辑最终能以较为融洽的方式在乡村共存，并有效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两个案例地中，外来制度逻辑的动态演化过程如图4所示。
图4乡村中多种制度逻辑的动态演化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表6外来制度逻辑融入策略编码举例
通过中郝峪村和袁家村乡村治理中外来制度逻辑演进过程的展示与分析，我们认为在其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宗族逻辑、国家逻辑、党组织逻辑、公司逻辑和市场逻辑几种制度逻辑同时发挥作用。党组织逻辑是核心，也是先驱力量。小康价值引领，制度革新和村民主体性自觉是乡村振兴以及后小康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保障（王春光，2020）。党组织逻辑的引领对村民起到了重要的激发作用，党组织逻辑的价值引领还促进了产业转型。国家逻辑在初始阶段主要影响到村庄的社会发展，而市场逻辑影响到村庄的经济发展。然而，刚开始，两种逻辑之间的分割存在使得其对村庄发展带来的影响有限，例如中郝峪村在初期市场逻辑进入后，仅仅是实现了部分村民的收入提升，但很快就带来了负面效应。
六、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以山东中郝峪村和陕西袁家村为例进行了归纳式案例研究，细致地展现了乡村治理在乡村从贫困走向振兴和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发展演化及其作用。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归纳整合，我们提炼出了12个聚合构念：“面临的困境”“党组织逻辑”“国家逻辑”“宗族逻辑”“市场逻辑”“公司逻辑”“党的领导”“基层民主决策”“村庄业态规划”“股份制合作”“提升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乡风文明”。为了更好地展现其演化进程，我们将乡村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分为3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要素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我们提出的整合模型和研究结论对已有乡村治理和共同富裕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拓展。
（一）理论意义
（二）实践意义
本研究对于乡村通过乡村治理走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第一，本研究强调了村党支部在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和领导作用，这也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抓好”的重要精神[6]，说明乡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必须理直气壮抓好村党组织建设。以中郝峪村为例，2021年中郝峪村党支部被评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也佐证了村党支部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村党组织的建设涉及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处理党和村民的关系。由于党组织作为先锋队具有显著的能动性，能够通过面向“人”的“思想工作”来激发村民的自主治理能力（杜鹏，2020；王胜等，2021）。中郝峪村和袁家村的党组织正是通过党员带头的方式来组织并服务村民，凝聚了村民，落实了思想指引。
第二，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要重视原生制度逻辑与外来制度逻辑的兼容性发展，形成多种制度逻辑共存的乡村治理格局。通过党组织领导，实现党组织逻辑与村庄原生宗族逻辑的深度融合，在这一先驱力量的引领下，促进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在村庄的和谐并存。通过进一步完善乡村基层民主决策机制，可以有效化解国家逻辑和村庄原生宗族逻辑间的矛盾，并实现二者的纵向分割。通过因地制宜的乡村产业发展规划，能够避免村庄因追逐短期利益而失去长期竞争力，实现市场逻辑和宗族逻辑的横向分割，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因时因地因势调整规划，助力实现乡村产业兴旺。通过股份合作等方式促进乡村集体资产的利益均衡分配，规范乡村企业的管理体系以吸纳更多人才，实现公司逻辑和宗族逻辑的分层融合。
第三，乡村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并加强思想引领和传统文化熏陶，打造善治之基。实现乡村文明和农民收入双提升，必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也很好的回应了秦中春（2020）关于中国乡村治理要解决公共服务和人的精神思想问题的呼吁。中郝峪村和袁家村通过开办农民夜校组织村民培训、旅游新业态宣讲宣传教育以及党员专题思想教育，提升了村民的思想认识水平，通过全体村民入股成立公司和合作社，壮大村集体经济，全村免费一日三餐到大食堂就餐（中郝峪村），很好地解决了公共服务问题。中郝峪村和袁家村通过先进文化（比如旅游文化、美丽乡村）引领和传统文化（比如孝道）传承，灌输与人为善和共同富裕理念，通过民主决策制定村规民约，并通过村两委严格执行村规民约来营造良好乡村氛围，村容村貌得到了明显改善，村民邻里关系和谐，村集体和村公司相互支持、相互制约，村旅游的口碑效应得到广泛传播，这同样为回应秦中春（2020）关于为中国乡村治理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社会管理问题，提供了样板。
第四，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离不开精英治理，同样说明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乡村发展要因地制宜明确自身发展的路径。中郝峪村和袁家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产业振兴，乡村旅游产业要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才的支持。通过薪酬激励、晋升、公司股权奖励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以及村庄配套设施的建立，吸引越来越多的有为年轻人加入乡村共同富裕的事业中来，从而实现了人才振兴。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1）陈朋：《乡村治理视角下政府管制的思考——基于H乡政府抗击地下六合彩活动的尝试性解读》，《管理世界》，2007年第10期。
（2）陈向明：《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3）杜鹏：《一线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调整与实践基础》，《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4期。
（4）费孝通：《“患土地饥饿症者”，“内地的农村”》，《费孝通全集》（第四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郭云南、姚洋、JeremyFoltz：《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管理世界》，2014年第1期。
（7）韩俊：《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根本遵循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
（8）韩鹏云、刘祖云：《农村社区公共品自主供给的逻辑嬗变及实践指向——基于村社共同体到村社空心化的分析路径》，《求实》，2012年第7期。
（9）贺振华：《转型时期的农村治理及宗族：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1期。
（10）胡联、汪三贵：《我国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挑战吗》，《管理世界》，2017年第1期。
（11）姜长云：《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管理世界》，2018年第4期。
（12）李文钊、张黎黎：《村民自治：集体行动、制度变迁与公共精神的培育——贵州省习水县赶场坡村组自治的个案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10期。
（13）李玉刚：《利益、原因与困境--J村精准扶贫实践》，《第十一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论文集》，2015年。
（14）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15）吕萍、胡元瑞：《人情式政策动员：宗族型村庄中的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基于江西省余江县宅改案例的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17期。
（16）马华：《村治实验：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样态及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7）毛基业：《运用结构化的数据分析方法做严谨的质性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9）综述》，《管理世界》，2020年第3期。
（18）孟庆国、董玄、孔祥智：《嵌入性组织为何存在？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托管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19）潘越、翁若宇、纪翔阁、戴亦一：《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
（20）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21）秦中春：《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
（22）仇童伟、罗必良：《“好”的代理人抑或“坏”的合谋者：宗族如何影响农地调整？》，《管理世界》，2019年第8期。
（23）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蔡秋生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社，1997年。
（24）田毅鹏：《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25）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6）王春光：《乡村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27）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28）王劲屹：《农地流转运行机制、绩效与逻辑研究——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1期。
（29）王浦劬、汤彬：《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T市B区社区党组织治理经验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30）王胜、屈阳、王琳、余娜、何佳晓：《集中连片贫困山区电商扶贫的探索及启示——以重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国家级贫困区县为例》，《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31）王曙光：《中国农村--北大燕京学堂课堂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32）王素洁、李想：《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可持续乡村旅游决策探究——以山东省潍坊市杨家埠村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3期。
（33）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三联书店，2007年。
（34）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35）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36）徐凤增、林亚楠、王晨光：《社会创业对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以山东省中郝峪村为例》，《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
（37）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38）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39）张晓山：《简析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
（40）赵仁杰、何爱平：《村干部素质、基层民主与农民收入——基于CHIPS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
（41）周庆智：《论“小官贪腐”问题的体制与机制根源——以乡村治理制度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42）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7期。
（43）祝海波、程兴火：《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经济》，2006年第9期。
（44）Aoki，M.，2007，“EndogenizingInstitutionsandInstitutionalChanges”，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Vol.3，pp.1~31.
（45）Burr，V.，2015，SocialConstructionism：ThirdEdition，London：TaylorandFrancisInc.
（46）Chung，C.N.andLuo，X.，2008，“InstitutionalLogicsorAgencyCosts：TheInfluenceofCorporateGovernanceModelsonBusinessGroupRestructuringinEmergingEconomies”，OrganizationScience，Vol.19，pp.766~784.
（47）Coase，R.H.，1937，“TheNatureoftheFirm”，Economica，Vol.4，pp.386~405.
（48）Dacin，M.T.，Goodstein，J.andScott，W.R.，2002，“InstitutionalTheoryandInstitutionalChange：IntroductiontotheSpecialResearchForum”，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Vol.45，pp.45~56.
（49）Dunn，M.B.andJones，C.，2010，“InstitutionalLogicsandInstitutionalPluralism：TheContestationofCareandScienceLogicsinMedicalEducation”，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Vol.55，pp.114~149.
（50）Friedland，R.andAlford，R.R.，1991，“BringingSocietyBackIn：Symbols，Practices，andInstitutionalContradictions”，inTheNewInstitutionalisminOrganizationalAnalysis，editedbyWalterW.PowellandPaulJ.DiMaggio，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p.232~263.
（51）Genin，A.L.，Tan，J.andSong，J.，2020，“StateGovernance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EmergingEconomies：State-OwnedEnterpriseRestructurationandInstitutionalLogicDissonanceinChina’sHigh-SpeedTrainSector”，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Vol.52，pp.621~645.
（52）Gioia，D.A.，Corley，K.G.andHamilton，A.L.，2013，“SeekingQualitativeRigorinInductiveResearch：NotesontheGioiaMethodology”，OrganizationalResearchMethods，Vol.16，pp.15~31.
（53）Greenwood，R.andSuddaby，R.，2006，“InstitutionalEntrepreneurshipinMatureFields：TheBigFiveAccountingFirms”，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Vol.49，pp27~48.
（54）Greenwood，R.，Suddaby，R.andHinings，C.R.，2002，“TheorizingChange：TheRoleofProfessionalAssociationsintheTransformationofInstitutionalizedFields”，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Vol.45，pp.58~80.
（55）Greif，A.andTabellini，G.，2010，“CulturalandInstitutionalBifurcation：ChinaandEuropeCompared”，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100，pp.135~140.
（56）Greif，A.andTabellini，G.，2017，“TheClanandtheCorporation：SustainingCooperationinChinaandEurope”，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Vol.45，pp.1~35.
（57）Gümüsay，A.A.，Smets，M.andMorris，T.，2020，“‘GodatWork’：EngagingCentralandIncompatibleInstitutionalLogicsthroughElasticHybridity”，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Vol.63，pp.124~154.
（58）Hall，P.A.andSoskice，D.，2001，VarietiesofCapit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59）Hsu，F.L.K.，1963，Clan，CasteandClub，NewYork：VanNostrandReinholdCompanypress.
（60）Lee，M.P.andLounsbury，M.，2015，“FilteringInstitutionalLogics：CommunityLogicVariationandDifferentialResponsestotheInstitutionalComplexityofToxicWaste”，OrganizationScience，Vol.26，pp.847~866.
（61）Liu，Y.，Zhang，C.andJing，R.，2016，“CopingwithMultipleInstitutionalLogics：TemporalProcessofInstitutionalWorkduringtheEmergenceoftheOneFoundationinChina”，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Vol.12，pp.387~416.
（62）Murray，F.，2010，“TheOncomousethatRoared：HybridExchangeStrategiesasaSourceofDistinctionattheBoundaryofOverlappingInstitution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116，pp.341~388.
（63）OECD，1997，TheOECDReportonRegulatoryReform：SynthesisReport，Paris：OECDPublishing.
（64）Peng，Y.，2004，“KinshipNetworksandEntrepreneursin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109，pp.1045~1074.
（65）Reay，T.andHinings，C.R.，2009，“ManagingtheRivalryofCompetingInstitutionalLogics”，OrganizationStudies，Vol.30，pp.629~652.
（66）Su，F.，RanT.，Sun，X.andLiu，M.，2011，“Clans，ElectoralProceduresandVoterTurnout：EvidencefromVillagers’CommitteeElectionsinTransitionalChina”，PoliticalStudies，Vol.59，pp.432~457.
（67）Suddaby，R.andGreenwood，R.，2005，“RhetoricalStrategiesofLegitimacy”，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Vol.50，pp.35~67.
（68）Thornton，P.H.andOcasio，W.，1999，“InstitutionalLogicsandtheHistoricalContingencyofPowerinOrganizations：ExecutiveSuccessionintheHigherEducationPublishingIndustr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105，pp.801~843.
（69）Thornton，P.H.andOcasio，W.，2008，“InstitutionalLogics”inGreenwook，R.，Oliver，C.，Sahlin，K.andSuddaby，R.，eds：TheSageHandbookofOrganizationalInstitutionalism，London：SagePublicationsLtd，pp.99~129.
（70）Thornton，P.H.，2004，MarketsfromCulture：InstitutionalLogicsandOrganizationalDecisionsinHigherEducationPublishing，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71）Thornton，P.H.，2015，“CultureandInstitutionalLogics”，inWright，J.D.，eds：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BehavioralSciences（SecondEdition），Amsterdam：Elsevier，pp.550~556.
（72）Thornton，P.H.，Ocasio，W.andLounsbury，M.，2012，TheInstitutionalLogicsPerspective：ANewApproachtoCulture，StructureandProces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73）Whitley，R.，1999，DivergentCapitalisms：TheSocialStructuringandChangeofBusinessSystem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74）Yin，R.K.，1994，CaseStudyResearch：DesignandMethods（2ndEdition），London：Sage.
（75）Zhang，C.，2020，“Clans，Entrepreneurship，andDevelopmentofthePrivateSectorinChina”，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Vol.48，pp.100~123.
注释：
1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8年。
2参见《“三变”模式的乡村旅游实践者--山东省淄博市中郝峪村》。
3参见《乡村旅游创新驱动下的袁家村发展路径--陕西省咸阳市袁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