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己为方法一位基层法院副院长的流水账
谨以此文，献给《送法下乡》初版二十周年。
从11起涉诉信访案件的化解说起……
“以自己为方法”，是笔者自己长期基层工作的一个切肤体会，而且这个体会直到近两年才逐渐在笔者脑海里沉淀成“以自己为方法”这么几个字。延伸一下对自己这种体验的思考，笔者可以攀龙附凤地说它暗合了传统知识分子“修治齐平”的“大学”道统。但是在笔者自己把这种经验、体验理性化为这几个字之的前二三十年，笔者也可以说已经了解甚至说理解了“修治齐平”的含义，如果有人考它的含义，笔者也能够大差不差地写出答案。但当时那种理解，是没有在事上勘磨的以字说字，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纯粹道德规范，而如今的理解则可以说不仅是规范，而且它就是笔者亲历的活生生的事实。笔者已经不仅能够把它作为一个道德律令、把古圣先贤的牌位抬出来让它向具体工作演绎，已经能够从自己亲历的事例中将它归纳出来，并且也可以用归纳的逻辑把它再一次证成。
涉诉信访的流水账
以自己的工作经历作为论据是很危险的，这里面最重大的坎就是陈述者是否诚实，他是否诚实的讲述亲历的案例，特别是在讲述自己解决眼前麻烦时到底是秉持的机会主义策略还是脚踏实地的笃行态度；非但如此，他对材料筛选的眼光、尺度都有很大可能影响到推理和结论。所以笔者先要对这两个问题做必要的说明，或者用一个更诛心的词汇：坦白的交代。
1.杨某信案
2.李某敏案
李某敏原系某国有公司工人，2010年前后，因违反工作纪律被该公司除名。李某敏不服，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支持了李的诉求，该公司不服，到我院起诉李某敏。诉讼过程中，该公司申请撤诉，我院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双方领走该裁定后，劳动仲裁决定生效，李某回该公司继续上班。回去上班第二天，公司又与李某签订和解协议，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关系，公司向李某支付巨额赔偿，李某也实际领取到位。协议签订并领取赔偿后，李某决定不放心，邀公司负责人一起来法院找到原审法官，交回撤诉裁定，请求法官出具“加盖法院公章”的调解书。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子结案归档系统，法官大概是一方面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考虑，一方面也对李的缠闹非常怵头，就收回了撤诉裁定，制作了两份笔录，仔细询问李“公司与你签订协议时有没有威胁恐吓？”“你好不容易把工作机会争取回来为何有自己放弃？”“约定的补偿都到位了吗”等问题，得到李确切答复后，制作了调解书，当然还是那个案号，这个案子也就以调解而不是撤诉方式结案。
几年后李某又与另外一家公司打劳动争议官司，从这个官司里她本人提交的证据看，她之所以同意与前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因为那时候她已经与后边的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后边这家公司是私营公司，头比较铁，坚决不让步，她的官司没有打赢。她申诉加信访了几回，大概是发现私营公司不如国有公司好说话，就转过头来要求恢复与前公司的劳动关系，理由是前公司撤回起诉后劳动仲裁生效。当公司拿出调解书对抗时，她说人民法院不能一个案子出两份自相矛盾的文书，开始举报我们原承包法官阴阳文书等问题。
这个案子是上级领导批下来的，领导很重视，要求严厉追究这种阴阳文书荒唐事情的责任，而且给出了相当严厉的处分建议。这件事情发生在我接受民事审判之前好多年，但我仍然觉得不要轻易处分一个干部，他当时这么处理一是由于那时候案件结案都不规范，“程序意识不强”，更是由于就是想尽可能为作为劳动者的李某提供些帮助，是好心办了违反程序的事情。所以我就很坚决的同监察方面的同志沟通，最后与监察方面的同志达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默契：“只要我赵耀彤能够把这个访接过去，可以用第一种形态”。在监察同志看来，李某敏非常厉害，他们拿他束手无策，个个被她训的跟“袜子”似的，我不太可能成功化解掉这个案子。
3.贾某立案
4.邢某安案
邢某安案的跨度更长一些。邢原系某国企保卫干部，1983年某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脊椎骨断裂，按照当时的医疗技术，需要“咬除”几节脊椎。在我市甲医院进行手术后，下肢完全瘫痪，靠妻儿照顾。人非常聪明，被妻儿放到座位上后，可以驾驶电动三轮车到处转。2008年，因其他疾病到另外一家医院检查，被告知原医院手术有误，因为病历记载应该咬除“T10、T11、T12”脊椎，实际咬除的是“T11、T12、L1”。邢就开始起诉甲院，要求甲院按医疗过错巨额赔偿。这个案子在三级法院间来回流转了近十次，在流转过程中，邢在1983年拍摄的x光片丢失。邢称交付我们法官，我们法官说根本没有留存。案子在我接手之前，最后的结果就是原告不能证明损害结果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驳回了他的诉求。他就开始无休止的闹访。他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进京赴省，他的方式就是开着三轮车，车上放着高音喇叭，对我们法院和法官进行辱骂，车上还支着一个很大的辱骂法官的招牌。
5.薛某英案
6.张某云案
与其他上访户不同，我化解这个案子是从消除法官的人身危险开始的。我当然不会傻乎乎的因为她说了狠话就拘留她几天，那样只会进一步激怒，出来之后呢？法官面临的威胁岂不是更大？我就直接破口大骂，我当然不会骂张某云，我就是骂他老公。用词很不讲究，就是用使用国骂，我说：“你谁也是条汉子，跑人家娘们家里吓唬人家娘们儿算啥本事？你他娘的要不要脸！有本事你冲我来，我家在哪哪哪。”于是就镇住了，再也没有敢说过要去人家家里弄死人家的话。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到非骂他不可的地步，基层工作多年，对辱骂的耐受阈值相当高。我骂他只是为了“引火上身”，我觉得我对单身女性法官有这种起码的保护义务，如果她家有男丁，我似乎也不会这么鲁莽。交火的那天下午，接待室一个人也没有，他要真跟我动手，我也没有什么胜算，但我就是把他镇住了，镇住之后才开始讨论他们面对的具体问题。
7.权某案
8.某琳案
事情最后的解决来自我的冒险，或者就是说我赌了一把。
当我决定赌一把的时候，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她年龄很大，我们怕她赖我们打她骂他，就始终用执法记录仪现场录像。有回大概是为了扶她，把记录仪放在旁白窗台上，后来就忘了拿。时候发现找不到记录仪，调取监控录像，发现是她拿走了。让法警去她家要，她不给。跑回法院要给我理论理论，我就故意说：“大姐，您作为副县级干部，能这样拿国家财产吗？这是不是偷？”她大怒，跳着高大喊“不是偷，不是偷，就不是偷”，我趁她不备，把记录仪拿了过来，她跑来抓我，我就绕着桌子跑，她追不上我，就开始破口大骂“赵耀彤，你娘里个逼、王八操的、狗日的、我操你娘......”,哈，说实话，当她开始骂的时候，我心里是很高兴的，我想今天终于扒下你的伪装了。我就让同事都给她录下来。立案大厅里围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在那介绍：“这是副县级干部，几个亲兄妹告她跟她争遗产”，她愈发气急败坏的骂，骂了一会儿大概不知道咋收场，就开始装晕。我们立刻打120把她拉走。120一来，她坚决不去，几个护士也架不住她。到那给她体检，发现她血压比我还好，身体很强壮，让我感慨老天爷为啥让这种人身体这么好。
骂完我之后到今天已经有九个多月了，她再也没有来过。她骂我的视频我专门从记录仪导入我的电脑上，时不时那它来碾压一下其他年轻法官，告诫他们“当法官就别太把自己的面子当回事，你们看我被这老太太骂成这个样子，有损我自己的任何尊严了吗？”
9.黄某案
10.夏某案
前面向大家报告的基本上是实现吸附甚至是化解的案子，但我也没有这么神奇，能在两年内讲我院所有的进京上访老户都吸附化解，仍然有两个是目前看不出有什么多好的办法化解，我也没有能力阻止他们信访，我能做的只能是在尽最大努力怀柔的同时走一步看一步，消减对抗情绪，在做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尽量争取缓解。
11.翁某案
翁某案同样没有化解，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化解。而且，这个案子显然不仅仅是一个信访治理的社会问题，它提出的法律疑难，我想国内最顶尖的诉讼法学家可能无法在刑事规范法学方面给出明确的答案。
翁某这个案子我该如何表述呢？前边的案子都是有固定的事实可以认定，而目前她这种情况，我也很难说她的案情就是怎样怎样，也只能从她跟我打交道开始吧。今年政法系统教育整顿期间，我院整顿小组接到翁某的投诉，说她的案子快三十年了没有结果，整顿小组的同志仔细寻找后没有发现档案，但在1993年的卷宗登记表上倒是有记录，最后记载的卷宗去向是“移送”，原承办人员还在世，但已经是癌症晚期，问过一次后说毫无印象，也就没有继续追问。整顿组的同志把这些消息反馈给翁，翁当然不接受，大闹。这时候领导把这个案子交给我，让我处理。
这就很麻烦了。在跟双方交流的过程中，我心里还是很倾向于翁的陈述为真的，她虽然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而且说话不好听，经常冲我发泄，但还是能感觉到她的诚恳直率；而孙夫妻两口在陈述过程中居然窃窃私语，商议怎么向我陈述事实，这就大大消减了我对她们陈述为真的内心确信。但即便我相信翁的陈述为真，这个案子又能咋推进呢？案子又如何才能启动呢？就算我们认定当年存在这个案子，案子的结果也可能是原告撤诉、或者驳回原告起诉，因为翁还提交了一个我院告申庭几个月后给她发的传票复印件，这会不会说明她没有上诉，但心里不服气，后来走了申诉？这些都是推测，都不能作为证据，那又咋处理呢？
我想的一个大概方案就是先鉴定一下送达证等书证复印件上的签名是不是孙某所为，鉴定之后，我再以信访听证的名义组织双方当面对质，走一步看一步，对质之后怎么办？我也没有想好，只能是倒时候再说。因为是复印件，不少鉴定机构不愿意出结论，顶多给我们一个倾向性意见。我就向翁解释这件事，解释的时候她突然诡异的笑了一下，说她手里有证据原件，而且中院把所有的材料原件都给她了。说实话，我当时大惊，追问她卷宗是不是在你手里？她开始回避问题，反问我：“你们为什么三十年案子不处理？”。疑问就更大了，我立刻表明立场说既然想解决问题，就不要把证据隐藏起来。她不正面回答问题，我也就没有继续谈话。事后她又多次本人或让律师催要结果，我就告知要结果的前提是你必须把所有证据原件提交给我，她不接话。这个案子就这样卡住了，下一步怎么化解，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依然是一头雾水。
12.诉中化解
基本的方法总结
1.揽到自己身上来
2.十小时定律
3.琢磨人
聊城有个著名的五假干部卢恩光，一路靠骗，骗成了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副部级干部。网上流传了他不少“金句”，比如“一定要琢磨领导”，他靠着琢磨人，一路过关斩将，让大量干部对其产生信任。琢磨是分析对手的重要手段，只是卢没有把精力用到正道上。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商场上的优秀企业家、甚至运动场的赛手，都要有着对对手或者竞争者深入细致的分析，了解他们的习惯、需求，从而预判他们的行为。
没有人会轻视琢磨对手的重要作用，只是很多同志在涉诉信访工作中不愿意付出这种努力。他们尽管也会使用了尽量温和的语气、相当口语化甚至土气的词汇劝说对方，但这种劝说的实质还是居高临下的站在“法治”高度、站在“全局”高度批判对方，而且这种批判也是老生常谈的大道理。这种谈话，虽然不至于进一步激化矛盾，但不能走到对方心里去，也听不懂对方真正的需要，只能让对方进一步感受到谈话者与他之间的立场对立。他们也会拿出另外一套宏大的说辞来作为自己诉求的支撑，这样只能形成各自的立场表达，“坦率交换了意见”。必须真正重视信访人，把对方当成需要认真琢磨的“大人物”。
还有男上访人，大都身体残疾。比如邢某瘫痪、杨某、贾某都是严重腿部残疾。残疾人对生活的不满，对日常积累的忿怒也许都是他们上访的下意识动力，这些要注意到。还要具体分析每个人，比如上面说的那个把中央巡视组组长都实名举报的老贾，我就猜测出他有强烈的文学梦想和持续的文字偏好，他仇视官僚但尊重学者，这些都非常神奇的帮我降低了化解难度。
接访离不开倾听和包容，但倾听包容之外还要有把控，要掌握谈话的方向；而想掌握谈话的方向，仅仅是老僧念经式的嘟囔“要有大局观念”式的道义高调或者“看开放下”之类的乡愿，都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只能是“看人下菜碟”，琢磨出他心理诉求，有针对性的走入他的心灵。
4.尊重和喜欢
5.放低姿态
放低姿态跟前边说的尊重对方是一体两面，自己在自己心里别把自己的法官身份、或者说领导身份当回事，就是个吃饭的职业而已，没有什么好高尚的，好牛逼的。法官的职业应当是高尚的，但不代表每一个法官是高尚的，我们这个行当里面照样有着那些污秽不堪的肮脏腐烂。别自己给自己端着架子让自己也“法律人格化”从而不可一世起来。事实上，那些经常把自己当成口含天宪的法律代言人的家伙，大概率连民法典都做不到通读，他们只能笼统的吹嘘自己掌握了法治的内涵真谛，而真正致力把民法典每一条的大概内容都记下来的人反倒会有着“学然后知不足”的谦恭。在自己心里把自己放低，不要觉得对方只是个无赖刁民，不要只会在背后批判对方的话是歪理邪说。其实，只要自己不能当面说出对方的言语逻辑哪里不当，甚至背后也只能说对方“不讲道理”而不能说出如何不讲道理，那就说明自己的能力不足，自己也只能表明与对方不一样的立场而已。立场不同，各自表述，又有啥好骄傲的呢？
前边说过，长期信访户都非常聪明，你自己有没有端着架子，他们能迅速感知出来，就是说不出来也会感知出来。比如前边说的李某，她就愤怒的向我控诉另外一位接访人“那个熊样”，她的确没有能力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那个熊样到底是什么熊样，但我知道她敏锐的感知到对方微表情透露出来的厌恶和鄙夷。前边提到的几位残疾人，上楼不方便，我当然可以请法警同志扶他们进电梯，让他们来到我办公的五楼来，但是这样端着不行。我径直跑到大门口把他们扶到一楼，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就聊，再不行就坐到他们自己开来的电动三轮车上扯东拉西。围观就围观呗，有人看就有人看呗，跟我吵吵几句就吵吵几句呗，有啥大不了的。哥俩勾肩搭背亲亲热热聊天，哪有这么多顾忌。
低到尘埃里，然后才能开出花来。我们放低姿态不是一味乡愿，不是为了讨好信访人，不是为了让他们不告自己，而是为了吸附、稳控乃至化解。“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这话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说教，其实这里面分明包含着功利主义者的深刻经验。只有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才能传递出尊重，才能走入对方心灵，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
把自己接访的姿态放低，其实还有一个更功利的解释。这些老上访户个个久经沙场，他们已经见惯了许多比我们基层干部级别高很多的“大领导”，他们见得多了，也就慢慢在心里滋生出跟大领导平起平坐的模糊观念，他们跟基层干部说话时就会不自觉的带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这时候如果我们流露出高人一等的不当微表情，他们就会像被蛰了一样马上表现出“老子我见的大官多了，你算个屁”的愤怒。而如果我们始终谦恭，就会避免这种毫无必要的情绪冲突。
6.诉诸群众
支持长期上访户常年不懈进京赴省多种执念之一就是被他们误会误解了的“群众”观念，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了，他们就是群众，他们就是人民，他们就是老百姓，而把整个政府体制笼统化为“当官的”。从而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拔高自己的道义优势，让自己处于道德高地，从而居高临下的对政法机关进行指责和批判，无论自己的要求是否合乎法理人情，只要得不到满足，就归因为“你们这些当官的不给老百姓办事”。这当然是一种妄识。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讲出“群众”是个集合名词，它从来不等于单个的公民个体，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冒“群众”之名；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使用一个雪藏多年的词汇“尾巴分子”对他们做径直的批判，从而区分出人民群众里的“积极分子”、“尾巴分子”和“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但是，这种理论批判在具体的接访场景中最好还是不要使用，因为他们肯定不会接受这种理论性批评，他们有坚持自己理解的“自由”。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其实早就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了，只不过我们现在把群众路线偏义化了。“一切为了群众”是价值目标，是灯塔导向；“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的方法路径。目前我们国力昌盛，很多“为了群众”的事情都可以由国家负担成本，但这不等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国家包办，国家也没有这个能力包办一切。在这种人民内部矛盾面前，我们要时刻想到借助群众的力量，哪怕我们不用群众说一句话，我们只是想着让人民群众在场，只要有群众在一边观察旁听，就足以起到打破对方内心“自己就是群众代言人”顽固立场的作用。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7.不要攀亲戚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讲了一个中低难度上访户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接访人员跟上访户攀亲戚，试图用亲戚关系与对方套近乎，用亲情枷锁来束缚一下对方。我在北大给同学们讲完这场电影后，也有同学跟我交流说可以通过上访人员的家人、朋友、亲戚对他们进行说服，利用社会关系中的粘滞效应。无论是小说作者还是北大学子，在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不约而同想到利用亲情绑缚一下信访人员，大概是基于对正常社会关系中的人情世故的体察体验，也许这就是人情社会给每人心里都注入了这种方法前见，让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无论是作为“民”一方时找政府办事，还是作为“官”一方时解决上访户的事——都首先考虑到人情，考虑到亲戚。
然而这是毫无用处的，真的，毫无用处。但必须坦率说，这个实践理性也不是我脑子里一开始就具有的，是在两三次碰壁后才想明白的。
比如我与杨某信一开始聊的时候就很注意攀亲戚，事前我就知道他同胞兄弟也是我区里的正科级干部，而且很厚道老实。我跟他弟弟由于不是一个部门，谈不上有多熟悉，但由于他也是个沉稳厚重爱看书的人，所以跟我也算“老实人惜老实人”，开会时碰到了都是很亲热的聊天。接待杨某的时候，我就想把话题引到他弟弟身上，然后再用这个途径套磁。但我很快就发现他并不买他弟弟的账，而且对他弟弟曾经劝他息访颇有微词。他还直言他弟弟“太老实，简直就是废”，让我千万不要找他弟弟。这让我很惊讶，故而赶紧截住话头，把话题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就大讲特讲自己的神奇经历、神奇能力，告诉我只要他有启动资金（就是向法院的索赔），他能够在几日内很快就能通过“数字货币”资产上亿，而且他认识的“中央巡视组”成员在全程盯着这个案子化解，只要我把这个案子办好，能迅速把我提拔为一把手。
长期上访户其实是秩序的挑战者，他们不仅挑战法律秩序，同时也挑战人情社会的秩序，他们心里往往有着唯我独尊的执念，并不太在意其他人的情感，也不会把其他人当回事。也许他们还嫉妒其他亲戚的成功，抱怨亲戚不为自己帮忙。所以亲情在他们这里没有影响力。而且即便我们找到他们的亲戚请人家帮忙，人家又有多少积极性愿意帮忙呢？谁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无休无止的奉献在这些无底洞似的心灵上呢？前边我说的那个某琳，自己的亲儿子都不愿意管这些事，因为她儿子深切地知道管他母亲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们又有啥资格要求人家的亲戚趟这个浑水呢？
不要攀亲戚，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它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未必不会火上浇油。
9.让他们结成联盟
信访户结盟会有利于化解，这个判断背后的道理是我后来想明白的，但开始我只是跟着感觉走采用这个办法的。前边案子里面权某夫妇（他妻子没有与他离婚，在信访时二人还是利益一致的）跟张某云夫妇还有一个我没有写入的雷某夫妇的境遇类似，都是诉讼程序走完，而我又觉得案件本身的确有些问题，当时权某夫妇已经对我产生信任，张某云夫妇还没有完全被我归心，所以我就有意让他们两对夫妇一起来，让他们互相留联系方式，我是想让权某夫妇在他们面前当我的品行证人，让张某夫妻对我产生信任。后来发现效果很好，我就刻意在集中接访的时候把他们都约来，让他们在一边聊，聊我本人，聊他们的案子进展。他们各自也都愿意向我报告其他信访人对我的评价，他们也相互打听其他信访人案子的进展，效果都是积极正面的。
道理其实也不难想明白。长期信访户往往会觉得自己天大的冤屈，但冤屈经过比较就会觉得自己的冤屈好像也不算什么事。比如前边说的老贾和老权两个人聊天时就吵了起来，都觉得自己的案子冤，对方的不算事。这很有助于消解他们的迫害妄想，能够更平和的对待自己的所谓冤屈。结盟后，他们会互相消解各自的冤屈认知。
更重要的是，信访户之间无法形成真正的同盟，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且依照他们唯我独尊的自我性格，就算有共同利益诉求，他们也会出于各自的利益算计，让别人先出牌，自己搭便车。
他们“结盟后”，期望值会在相互比较后有所降低，他们对我的认知会在相互交流后大大增强——各自道听途说的关于赵耀彤的各种赞美都会被他们添油加醋的相互传播，进而极化强化，所以在这几个盟员里面，我的形象几乎是带着光环的。而在那个拒不理会任何上访人员的某琳那里，我就永远是她鄙视嘲笑甚至辱骂的对象。
附带说一句，我之所以不怕上访户结盟还因为我不怕集体访，集体访是信访案件里面相对比较来说比较容易化解的，我有着多次快速高效处理集体访的成功经验。其中有多次业主集体访、非法集资受害人集体访、农民集体访、健身房办卡人员集体访、下岗工人集体访等等，除了拆迁户集体访还没有遇到过之外，其他种类的集体访基本上处理了一个遍。集体行动，往往更有规律，也就更容易对症下药，快速平息。我处理集体访是如此迅捷（每次只要两三个小时），以至于我根本不想把他们当做引发我足够疼痛的接访经历记录下来。
10.要敢于批评
信访化解过程中，当然不能只是站在“法治”高地上对信访人做“不法治”“不大局”的道德批评，要从心里尊重这些上访人员，这些我在上边已经从好几个角度说了很多。但是我更不要因此走向另外一个反面，那就是不敢直面上访户的无理、非法甚至荒唐荒谬的诉求，不敢批评上访户无限的归因、无依据的猜疑联想。如果我们说第一种做派是装模作样的官僚主义，那么第二种做派就是精明算计的乡愿德贼。
见了上访户，要情感吸附，但绝不等于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很多人，特别是有些部门专门“养”起来的道德表演艺术家就非常善于此类表演，他们见了上访户，同样非常热情，但是他们抱定了把这个上访人哄走，骗走，不让他找自己麻烦的想法，他们只是想着推卸责任，想着甩锅，让别的同志唱黑脸得罪人，自己只想着收获“亲民”的口碑。这些人往往不具体承担信访考核责任，他们也没有党性把这些信访人主动揽在自己身上，因而从来不敢想着批评，想着泼冷水。
上访户，特别是长期上访户的诉求，很多都是没有道理的，对这些诉求和支持这些诉求的理由都要敢于批评，敢于坚持。而且批评的时候有两个铁律必须要坚持，如果不敢使用这种办法，就一定要从自己的党性里面找原因，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党性修养让自己担当。
第一个是一定要说我就觉得你这个不对、不行，你这个想法没有道理。把否定对方的主体清晰明了的定位在自己身上，就是我本人觉得你这个不对，千万不要笼统含糊的说“上级领导觉得不对”“别人都觉得你这不对”，那样就会给他一个情绪上的出口，他会觉得我本人还有可能支持他。就直接了当说你这个不对，不给他再找想象中的“其他领导”理论的余地。熟了之后，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说“这事你懂还是我懂？你懂你咋不去大学教课，人家让我去？你信得过我就信我说的理”。这种论述当然有重大逻辑错误，典型的诉诸人身谬误，但是跟这些老百姓讲道理，只要你敢忘自己人身上揽，只要他们对你的人身产生信赖，他们就很容易被诉诸人身的谬误说服。
第二个铁律就是说如果要骂就把自己跟对方裹在一起骂。长期上访户有很多无理诉求，这种诉求否定之后最好进行一下道义上的、情感色彩浓厚的批判，因为这样的批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遇到，能够给他们产生震撼。比如，如果批评对方的诉求太过分，我们可以说这种要求“太不要脸了”，但千万不要说“你这种要求太不要脸了”，那样只会让他觉得是在骂他，肯定会暴怒而且会去纪委告我。我常用的办法是把自己裹进去，比如我会说“靠，咱们哥俩要是像组织提这种要求，那就丢大人了，咱俩的脸都不要了？人家就说咱哥俩都不要点脸了，人家就会笑话咱们哥俩”。这样口口声声把自己跟他裹在一起骂，即能对他产生震撼，又让他说不出啥来，就算他录音去告，也不好说我对他有啥言语不敬。他反倒会觉得我跟他一条心，跟他一个战壕。
11.抱定终生，不求速结
我们是承担着国家基层治理责任的一线干部，不像很多信访管理者一样只是对别人提要求。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抵挡住信访管理人员出于管理利益对信访工作所做的各种考核要求，比如他们根本不顾及实际效果强行要求你必须在某月某日前让某人签订息访罢访协议。这样的事情，基层干部都不陌生，很多已经没有多少上访意愿的上访人就是被这样的限期签字激励起来继续上访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敢于实事求是的把问题讲清楚，要能够防止这种强迫考核对信访化解的冲击。
12.建立并运用口碑
必要的结论和初步的理论思考
01
不是刻意炫耀，而是说党性是激励我采用上述方法化解上述案件最主要原因。党性让我产生强烈的工作动力。
02
以自己为方法，就是以自己的党性为方法，把治理问题揽在自己身上。
03
信访中的管理问题和治理问题。治理问题就是最终解决，管理问题就是让别人解决，基层干部要有治理意识，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之前把他们吸附到自己身上。
04
控制系统和动员系统。党政其实是动员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统一，我们目前重视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其实基本上只在控制系统中转圈，不要忽视党内的动员系统、动员机制。这会大大降低治理成本。
05
在基层涉法涉诉信访治理中获得党性升华，获得党性实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提升主观世界。暗合修治齐平的大学传统，进一步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作者
赵耀彤，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副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