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业是属于典型的网络产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1)电信产品和服务是以网络供应系统为存在基础的，随着需求量的增大和规模扩大，固定成本相应降低，从而收到网络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2)资产的沉淀费用高。电信产业的资产专用性强，基础设施投资大，使用周期长，退出时大量的资产难以转作他用，导致沉淀费用高，由此形成了较高的进人壁垒。(3)电信产业具有很强的范围经济效益性。正是基于对电信产业上述技术经济特点的认识，各国普遍对电信产业加强政府管制。但是近年来，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技术创新。随着信息技术和其他高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光纤、卫星通信等大容量传送途径的开发成功，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已经大为减少。二是市场需求的扩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各国的电信市场发展迅猛。这些变化导致电信产业在传统意义上所具有的自然垄断性正在逐渐被削弱，放松管制、引人竞争的思想成为各国电信业改革的主线。
二、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现状
(1)沛场结构管制。我国1999年以来对电信市场两次较大幅度的分拆和整合就是由管制机构直接参与垂直和水平分拆占主导地位的电信垄断企业，重新构建电信市场结构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一、文献综述
对电信产业规制政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将A-J效应视为成本加成规制下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缺乏的反映,认为ROR规制是低强度的规制,这不利于促进电信产业的发展。价格上限之所以具有潜在的激励作用,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激励长期固定价格契约的特征,可以使企业在合同期限内获得成本降低的全部收益[1]。
但是,1992年Sherman在对电信行业的研究中认为,在ROR规制下,如果规制者不对被规制企业施加额外的价格限制,被规制企业不会经营缺乏需求弹性的业务,并且即使所从事的业务缺乏需求弹性,规制者和消费者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不会允许价格上升。因此,在ROR规制下的企业也会发展增加需求的业务并会降低运营成本,并且也会规避风险[2]。在高强度规制政策下,电信产业主要致力于降低运营成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加速网络现代化[3]。
Shin和Ying以及Ai和Sappington发现运营成本的增加将会引发总投入成本的增加,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网络现代化的发展则会降低总投入成本[4-3]。既然网络现代化也意味着资本密集,那么,此发现也是对ROR规制下存在A-J效应的暗示。Cabral和Riordan在1989年比较了在收益率规制和价格上限规制下的创新,他们的结论证明了价格上限规制的优势。Vogelsang认为在不变成本和需求条件下的规制会导致有效价格(包括接入价格和使用价格)。Kridel等在1996年通过调查发现高强度规制会提高生产率、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利润水平和促进新服务的提供。Noel通过对美国主要电信本地交换运营商1988—1998年的数据分析,认为价格上限规制的实施似乎没有对生产效率的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7-8-9]。高强度规制政策能否实现其理论上的优势是一个需要实践检验的主题。
国内学者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大多是从理论模型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主要侧重于规范分析方法的应用,对于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究竟如何的实证分析文献较少,本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进行分析。
一、世界电信产业的自由化改革趋势
随着世界各国电信服务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开始由传统的电信服务向综合性、智能化的信息服务方向演变,各国的电信政策发生显著的变化,管制的重点从保持电信服务的政府性、国家性转向规范电信服务的市场竞争,重点以电信管制法制化为手段,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培育有效竞争力量。
另外,在自由化浪潮和竞争加剧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世界电信企业在竞争中走向新的集中,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兼并浪潮(具体见下文)。并且由于处于信息时代,这个从竞争到集中,进而形成新的垄断的过程大大加快了。笔者认为,这种“垄断—竞争—新垄断”的过程是在市场背景下资源重新优化配置的过程,也是技术进步与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新垄断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有助于电信技术标准的统一和局部性的跨国网络互联。面对自由化下的新垄断趋势,政府应主要通过强化法律管制(如反垄断法等),在防止垄断者滥用垄断地位的同时,允许具有对称实力的竞争性公司存在以防止单寡头垄断。因此中国在电信立法方面亟待完善,应积极借鉴国际国内经验教训,在电信管制体制改革中注意兼顾,逐步对外开放、动态有效竞争、保护民族电信产业等多重目标,维持垄断与竞争的最优替代效率。
二、世界电信产业管制改革模式比较及其借鉴
一、信息是体制的基石
本文并不论证或者讨论“信息”比“认识”的哲学含义更为基础和更逼近抽象，而是侧重从技术哲学的范畴探询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内涵、作用和意义。技术哲学关心诸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之类的宏观问题（Brey，1997）。正如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引起对这种复杂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术世界的精确特点，它如何能产生出来，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看法是，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信息，其定义五花八门，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报导”（辞海），“人们同外部世界交换内容的名称”（维纳），“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影响人们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评价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从功用的某一个侧重点定义的。综合以上定义，狭义上可以把“信息”定义为“经过加工、具有一定含义的、对应用和决策有价值的数据”。广义上，应该定义为载体与数据，也可以划分为硬件与软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赖以存在的硬件和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内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扩展。原来无法承载或不能经济性地承载信息的硬件，现在可能实现承载或者具有承载的实用价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电子管的发明，晶体管的发展，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突变，以及日后可能实现的生物芯片。原来的软件，也无法和现代的软件同日而语。
体制是“体”与“制”的复合。“体”是组织结构形式，是硬件；“制”是组织运行规则，是软件。其中的活跃要素“人”，作为实体，与“财”、“物”等同属硬件的范畴，作为意识、思想、观念、文化、技能等虚体，归入软件的类别。
经济全球化给电信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拨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具有不可分割性，世界经济正在从工业经济时代走向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电信产业提出了竞争压力和挑战。经济全球化要求熟知国际惯例与规则，同时也给其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着通信全球化
中国加入WTO，按照WTO电信基础谈判协议，承诺对国外放开电信市场，世界通信市场开放的大潮在21世纪不可阻挡。而在通信业中，电信业发展最快，前景最好，发达国家通信企业凭借其强大的资金技术实力，加紧向发展中国家渗透，抢占市场。它们为了进一步促进全球电信市场的开放，在其他国家积极推行与本国政策标准相一致的电信政策，以加快全球电信市场一体化的步伐。总之，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通信全球化，目前全球电信重组和兼并浪潮风起云涌，已是不争的事实。
经济全球化带来电信企业部分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产业的全球化，据统计，目前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近四万家，其设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有25万家。他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1／3以上世界贸易的2／3，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4／5，世界技术成果转让的9／10以上。跨国公司使商品国际化、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发展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一、电信产业的含义
电信是指在连接的系统间,通过使用模拟或数字信号调制技术进行的声音、数据、传真、图像、音频、视频和其他信息的电子传输。国际电信联盟在1992年日内瓦通过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公约和行政规则》所用术语定义中对电信定义如下:“电信是利用有线、无线、光或者其他电磁系统传输、发射或接收符号、信号、文字、图像、声音或其他任何性质的信息”。
21世纪电信产业的发展将是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相结合,传统电信和现代计算机网络相结合,电信产业和媒体、金融相结合。这种发展方向的直接结果就是产业之间界限逐渐模糊、弥合,不仅传统意义上的电信业将消失在新兴的更为广义的电信业里面,电信业的内涵也将不断延伸。
二、电信产业的经济特点
1研究方法
1.1模型的提出
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多种模型和假说,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推动说、利益格局调整说、技术决定论、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技术与制度互动论、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5]、制度变迁三阶段论[6]、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说[7]、制度变迁多元并存、渐进转换说[8]、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等。虽然这些模型通常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较强的背景依赖性,但仍可从中提取出一些共识。段文斌等[9]将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归结为:①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②技术的变化;③其他制度的变迁;④社会科学的进步与扩散。本文在对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0],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电信产业制度变迁诱致模型假设树,并围绕这些基本假设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探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驱动和路径奠定了基础。
1.2样本
本文在设计调查问卷和测量项目时,主要是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和本文对管制制度变迁的案例和理论分析,以及对部分电信专家、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的访谈而设计的,然后通过小样本测试来修订问卷。我们先在北京市发放30份问卷,其后在北京、锦州、河南等地以当面调查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23份。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为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和电信领域专家学者。
1.3变量的定义和测度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了对电信产业的改革。从1993年底中国联通的成立、1999年中国电信的“一分为三”到2001年的南北拆分，我国电信行业形成了如今的“5+1”的产业格局，我国的电信市场也从改革前的邮电部门独家垄断演变为如今的寡头竞争的局面。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和主要影响了我国电信产业的变革呢？西方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源自哈佛大学贝恩创立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和芝加哥大学对产业组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图1是著名的SCP（即“结构—行为—绩效”）模型。
虽然理论上一个产业的结构受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但由于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产业结构实际上还受到诸如技术变化、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我国又处在一个转型经济的条件之下，在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势必影响我国各个产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在西方对产业结构演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条件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方法采用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问卷调查共进行了两轮，发放问卷19份，回收19份。本次调查对问卷中每个问题的各选择项都设计了不同的分数，因素的影响程度越深，分数越高。调查对象选择了电信行业的资深专家和管理者，他们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对电信行业产业结构演变体会深刻、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及对手的企业竞争行为敏感等特点。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在我国电信产业的演变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如表1所示。
其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如以下各图所示：
一、产品层次的价值创新策略
产品层次的价值创新包括电信产品模块化创新和服务模块化创新。
电信产品模块化创新具体可分为几类：①以全新技术开拓全新市场。②对现有市场提供新的产品组合。③利用现有的资源增加产品种类。④改善现有产品性能。⑤改善附加产品，提高顾客感知价值。在进行电信产品创新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要细分并紧密联系客户需求。二是要突出自主品牌，力争成为电信产品设计标准的制定者或主要参与者。
二、企业层次的价值创新策略
电信企业层次的价值模块化再造，包括业务及管理的模块化分解及其功能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