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新医院普通门诊300元，初诊及小儿门诊400元，特需门诊则在800元以上，病房收费每晚高达2000～5000元，院长张焕祯预期，最快两年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内地高端医疗需求巨大
所谓高端医疗，就是针对高收入、高阶层人群的特定需要，提供精细化和个性化的医疗服务。简而言之，就是富人医院。
北京和睦家医院是一家典型的富人医院，大牌明星王菲、孙俪等都选择这里生产分娩。走进和睦家，就医环境和内地普通公立医院完全不同：环境清幽，装修精致，患者不用排队就医；医护人员来自不同国家，用中文和英文双语交流；病房布置如同宾馆待遇，卫生间内日用品齐备，还为病人提供DVD光碟以及外卖单等贴心小物；当然，病人家属也有休息用的沙发。
当然，患者要享受这种高端医疗服务代价不菲。单就和睦家的分娩套餐来讲，顺产的价格在5.6万元人民币左右，剖腹产在10万以上。但是，从海外患者到和睦家透露的受众人群（包括银行行长、高端金融专业人士、企业家、海归）来看，费用并不是主要问题。
中国高端医疗服务的市场需求有多大？业内预期普遍乐观。包括投资机构以及主流保险机构在内的多个机构预测，内地每年有3000万～4000万左右的人群需要高端医疗服务。
单就上海而言，上海市卫生局2009年公布的数字显示，上海高端医疗服务市场容量在106亿元以上，这还是保守估计。截至2010年，包括上海公立医院特需服务以及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高端医疗服务，其业务总收入仅为40亿元，市场潜力还没有充分开发。
另有数据统计，去年全球约有600万人跨国就医，一个医疗旅游者平均约能带来1万美元的收益，全球每年医疗旅游的市场份额在1000亿美元左右。中国每年都有不少富豪选择去国外就医，内地高端医疗也在走国际路线，争打旅游医疗牌。上海医疗旅游平台负责人杨健曾说：“内需和出口两大市场相比，中国人的钱太难赚，我们要赚的是外汇。”
一线城市竞推医疗园区
发展高端医疗，吸引国际宾客以及国内富豪，正在成为国内不少城市的新主打。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均将高端医疗产业规划写入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名录中。
在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通州现代化国际新城被定位为“北京市副中心”。“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规划建设的医疗机构规模达169万平方米，计划提供床位7200张，服务对象设定为：在华居住工作的外籍人士、具有国际背景的精英人士和具有高端及个性化医疗、健康管理和养生养老服务需求的人士。服务区建成后预计能创收500亿元，拉动GDP增长200亿元，同时能够汇集3万名医学专家，创造10万人的就业岗位。
在北京专注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医疗示范区时，其他城市也在紧锣密鼓地布局。去年6月，上海医改方案明确提出建设的浦东新区、虹桥商务区两大国际医学园之一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已在浦东正式奠基，今年5月，广州南沙开发区与美国德州医学中心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南沙国际高端医疗城。此外，计划建设高端医疗园的城市还有福建厦门、四川泸州等城市。
“现在地方政府、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都在瞄准高端人群的需求”，一位参与高端医疗产业规划的权威人士称，从成本计算来看，中国的医疗水平其实并不差，但相较于西方国家价格要便宜得多，比如一个阑尾切除手术，在美国需要1万-3万美元，中国的报价是1万多人民币。
从国际医疗服务的价差来看，内地高端医疗大有作为。事实上，最近几年来，内地高端医疗发展势头相当迅猛。
2009年开始，国内民营资本复星医药通过定向增发成为中美互利的最大单一股东，推动中美互利旗下的和睦家高端医院品牌快速扩张，不仅大规模增加北京、广州、天津等地医院的床位，还计划将品牌拓展到杭州、成都、南京、青岛等二线城市。
2010年，新加坡最大的私人医疗集团莱佛士医疗集团在上海经营面积达1.3平方英尺的医疗中心，提供多元化专科、牙科和体检等高端服务。
2011年2月，加拿大企业家德里克总投资2000万美元的WA臻景医疗中心在上海兴国宾馆花园开幕；同年6月，百佳（中国）连锁妇婴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在广州投资1.5亿元，建立高端品牌广州伊丽莎白妇产医院，其最豪华产房的面积达120平方米。
“高端医疗的确是社会资本投资的一个方向”，经营民营精神卫生医院的温州康宁医院院长管伟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到，新医改以后，未来政府职能定位于保基本医疗，高端医疗等基本医疗以外的领域应该由社会资本来开发，他已针对高端医疗进行调研，希望能够进入这一领域。
民间投资顾虑重重
但是，考虑到当前政策环境，管伟立对涉足高端医疗仍然顾虑重重，认为民营资本进入高端医疗领域存在先天不足。
内地高端医疗目前主要有三个渠道：高端全科医院、高端专科医院和公立医院的高端服务部门。公立医院的高端服务即特需医疗，原来定位于干部保健、国际服务，1990年代初开始取消身份识别，曾被认为是医改的重要举措。
特需医疗挂号费在100～500元左右，治疗费用也是普通医疗的2-3倍，并且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从效果来看，公众对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并不满意。统计显示，2006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500名家庭总资产高于500万元的消费者的调查中，86%的受访者“不满意”目前的医疗服务。今年举办的一次高端医疗闭门研讨会上，有人将三甲医院的特需门诊比喻成“难民营”，认为除了价格提高之外，服务质量与普通门诊无甚区别。
对比之下，社会力量经营的高端医疗服务机构则以优质服务得以凸显。但是，在内地由于各方面限制，民营医院日子并不好过，纵使是最早进入内陆并发展较大的和睦家，也难逃政策环境以及公立医院的挤压。除了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较好外，由于医疗人才紧缺，和睦家在其他城市的拓展并不顺利，医院只能自行“降格”，将受众群体向中端转移。
“高端医疗需要配套高端医护人员与高端的医疗设备，内地设备资源与人才资源皆被公立医院所垄断。”管伟立说，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中民营资本只能集中在眼科、牙科等门槛较低的专科领域的原因。
除了缺设备，社会资本还需跨过人才门槛。以广东为例，在广东试点医师多点执业一年后，仅有100多名医生登记，而且均为同一系统内部多点执业。由于医生等主要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型国有公立医院中，业内对社会资本进入高端医疗并不看好，“如果走不了‘绿色通道’，获批将会非常缓慢。”
关键词：痛苦指数医疗服务费用控制措施
接受医疗服务毕竟不是一种让人愉快的过程，形成的往往是一种痛苦感知，尽管医疗服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但不同就诊人员对诊疗方案还是会产生自己的感知和判断，当诊疗方案低于患者期望的标准时，患者便产生一种痛苦的感知。患者对诊疗方案的痛苦感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同时对诊疗方案的选择进行干预，进而影响到医疗费用的变化。
一、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与意义分析
1、医疗服务利用痛苦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痛苦的解释有五种：一是指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的一种心理状态；二是指使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的事；三是指疼痛苦楚；四是指使疼痛苦楚；五是沉痛、深刻。在医疗服务利用中，既有因期望未得到满足的精神痛苦，也有因诊疗方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疼痛和伤害的身体痛苦，因而可以将卫生服务利用痛苦定义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因诊疗方案的措施未达到预期标准而使患者产生的某种心理不适，或者损伤性诊疗措施对患者造成身体的器官损伤超过期待水平造成的疼痛苦楚。从此定义可以看出，只要是诊疗方案措施使患者在精神上或肉体上产生的负面感知超过预期，就会产生痛苦现象。
2、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
如果将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程度和影响关系综合成一个指标，反映在一次诊疗过程中患者对诊疗方案措施的痛苦感知，就是卫生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痛苦指数的构建，首先是要明确影响患者对诊疗方案措施感知的要素，如经济承受力、诊疗方案的认同程度、社会文化习俗的认同、预后生存质量损失、就诊过程满意度和心理期待要求等等。然后根据要素的影响作用，确定不同要素的感知方向，如医疗费用支出越高经济承受力越低，其痛苦程度越大；诊疗方案和文化习俗的认同越高，痛苦程度越低。最后利用有关的统计学指标量化方法确定影响要素的权重，并对其进行加权综合获得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
3、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意义
任何一位患者总期待在就诊过程中获得较理想的救治效果，尽力避免在诊疗过程中不期望事件的产生，这种就诊心理会影响到患者最终的就诊评价。从表象上看，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影响患者就诊的满意度，如果患者不得不接受痛苦指数较高的诊疗方案，那么患者预后的满意度就会偏低，进而会导致医患纠纷的产生；二是影响患者对就诊方案的选择或者是诊疗方案的修改，对诊疗方案的选择或修改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重新选择诊疗机构，要么对诊疗方案的措施进行调整，其最终走向是医疗服务成本的多元化走向；三是导致延伸性的医疗服务问题，如基本医疗保险对诊疗项目和药品处方过于基本化，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会增加自费项目比例，或者医患之间达成某种利益协议，对诊疗项目和药品进行分解、替换；四是因经济和社会文化习俗等因素造成的，还会导致未就诊率和自我治疗比例增加，影响患者医疗服务利用。
因而，通过分析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可以分析患者未就诊率问题、医疗纠纷的产生问题、医疗成本变化问题、患者就诊机构选择倾向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缓解患者的痛苦指数，涉及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问题。另外，与痛苦指数对应的是幸福指数，即患者参与医疗服务利用以后的某种满足感，这对于研究改善和提高群众的健康保健水平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对医疗费用控制的影响
通过对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和意义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痛苦指数可能会影响到医疗纠纷、医疗成本和就诊机构选择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就是对医疗费用的影响，也就是说，要改善患者痛苦指数，最终的结果是医疗费用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会推动医疗服务费用的增加。
李开复正值壮年，给外界展现的一直是个不断挑战自我、勇于创新的知名企业家形象。但也难逃病魔侵袭，实在让人无比惋惜。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事实上，在山西的企业家群体中，遭遇健康问题的也不在少数，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这样的背景下，记者提前获悉，总部位于北京，中国领先的高端私人医生服务机构——颐年康盛公司经过长期筹备，将于10月下旬在太原星河湾酒店举行“红墙御医健康关怀之旅——为企业家送健康活动”，通过这个启动仪式，正式宣布进入山西市场。
这是家什么样的公司？创新的服务理念会为新晋商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意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私人医生服务具体包括哪些？为此，记者有幸提前对颐年康盛总裁宋海峰先生进行了专访。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颐年康盛公司。
宋海峰：颐年康盛通过整合包括美国哈佛医学院及旗下医院和专家，中央保健局保健医生、三甲医院、权威专家、高端体检机构等在内的国际、国内稀缺医疗资源，为全国的高端个人客户与企业客户提供以预防慢性病、改善亚健康、解决就医难为重点的第三方私人医生和健康医疗服务。
简单来讲，主要是从事健康管理服务，侧重疾病预防，就是希望能够让客户在发生疾病进入医院之前，通过专业的个性化私人医生保健服务、膳食调理、营养、运动、情绪调节等健康管理和干预方式，来维护客户的身体健康，尽量让我们的会员不生病，少生病。
为什么考虑要把高端私人医生服务引入山西？
客户在颐年康盛可以享受到哪些服务？
宋海峰：主要包括为客户建立健康档案、高端健康体检、日常健康监测分析和健康风险评估、红墙御医一对一私人医生、个性化健康解决方案、三甲医院的预约就医和安排住院手术服务等十几种，这些服务，基本上是围绕健康管理这个核心来展开的。
传统医疗机构的服务和颐年康盛的服务有什么样的区别？
宋海峰：传统医疗机构的服务主要包括化验诊断、治疗、处方用药、住院手术等，侧重疾病治疗。而颐年康盛定位于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务，更侧重于前期的疾病预防。承诺不卖药、不开处方、不推销保健品，遵循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标准和定义：健康60%的因素是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专业的服务，提倡和引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改善、调理客户的健康，实现服务价值，是传统医疗机构服务的前置和补充。
颐年康盛如何确保服务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宋海峰：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我们特聘了几十位保健方面的资深专家作为我们的红墙御医专家团来为会员服务。其次我们只与业内公认的最好的医疗机构合作，比如协和、同仁、阜外、301、安贞、天坛、宣武等。另外借鉴欧美成熟经验并结合国内特点，我们建立起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与本土高端客户需求的标准服务流程，确保服务的专业性。最后，我们的健康顾问都有在三甲医院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其中一些还是获得中国健康管理师职称的资深专业人员。这些都确保了我们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而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却有民营医院的利好消息。2010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多部门联合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下称58号文)。当然，对业界来说，这项政策并不是意外的惊喜，而是新医改方案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2009年4月出台的新医改方案给予了社会资本明确的定位，鼓励、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卫生事业的发展，鼓励有资质的人员办医院，医生多点执业；2010年2月《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也重申将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完善政策体系，为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经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促进不同所有制医疗卫生机构的相互合作和有序竞争、满足群众不同层次医疗服务需求作为目标。
58号文正是在此前的基础之上，对社会资本办医做出了更为明确和具体的导向，在保证医疗改革公益性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正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所说，要解决中国看病贵的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医疗保障体制，而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关键是引进民间资本。
破除民营医院困局
对于现存的民营医院来说，这项政策无疑能够使他们心中多年的积郁得以释放。按照国务院医改办的解读，58号文所要解决的是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使它们在准入和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2009年，我国私营医疗机构数占医疗机构总数的36.06％，但床位数仅占床位总数的5.19％，非公立医疗机构仍然以小规模经营为主。社会资本举办发展医疗机构普遍面临准入门槛高、经营压力大、发展空间小、技术人才缺乏、监管机制不健全、社会氛围不佳等困难和障碍。
北京健恒糖尿病医院院长杭建梅对此感受颇深，在其医院发展的19年过程中，这些问题一直相伴随行。
1991年，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医生杭建梅从单位辞职，创办了糖尿病专业机构。“当时海淀区有21家民营医院，到现在只有两三家还存在。”杭建梅说，近20年都是在夹缝中生存。最初只是有9个人的小门诊，而且都是从公立医院退休的人员，病人的数量极少，大多在检查之后，转向大医院取药。因此只能依靠北京之外的病人勉强维持生存，而各地的医保制度开始施行之后，外地的病源也被切断了。所幸，2003年，杭建梅的医院被纳入北京市定点医保机构，成为北京市首批被纳入医保体系的民营医院之一，这才使局面有所好转。而其他医院却没有那么幸运，无法被纳入医保体系依然是民营医院生存的障碍之一，以北京市为例，全市70％的医疗机构为民营，而进入医保定点的只占5％左右。
而最让杭建梅不堪重负的是营业税。2004年，她不得不再一次将医院改头换面，在此之前因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的出台，她已经几度更名，这一次却是因为税收政策。
2000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宣布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由同级财政给予合理补助，而其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享受政府补助，照章纳税。按照该年7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给予免征营业税、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的优惠，3年免税期满后恢复征税，对营业收入征收5.5％的营业税及附加，对税后利润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
3年免税的优惠政策催生了大量的民营医院，但也使利润较低的民营医院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我们销售的药品最多只有15％的加价幅度，在此基础上还要给病人让利，而且还不是按照利润，而是从营业额中缴税。”杭建梅难掩激动的情绪，她敲着桌子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她只好等待3年之后倒闭的现实。3年大限很快来临，杭建梅曾试图改成非营利性医院，但是申请太困难了，她听说只有一两家医院申请到了。交了几个月税之后，杭建梅束手无策了，她只好选择更名。“名声刚出去，就只能换牌子了。”她说，为了生存，只好走政策边线。又是一个3年，“再不来政策，我又得换名字了。”杭建梅非常焦急，朋友劝她，再等3年吧。
避免恶性循环
自1985年医改之初，社会资本就处在政府部门的考量之中，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改革措施，都有对于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规定。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确立，民营医院的创办出现了第一个，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医疗服务市场正式对外开放，各项鼓励政策出台，民营医院进入第二个井喷期。
然而大量放开之后，政府监管和规范的缺失，使民营医疗机构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诟病。伴随着中国医疗改革失败的宣告之声，对大量放开社会资本的市场化做法也开始了反思。
放开社会资本，民营医院数量飞速增长，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使整个医疗市场失控，政府不得不紧急拉闸，这就是过去20年民营医疗机构的环境变化轨迹。为了避免陷入一放一收的恶性循环，本次社会资本放开需要未雨绸缪。
58号文提出了6条措施放宽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准入范围：社会资本可按照经营目的，自主申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优先考虑社会资本；合理确定非公立医疗机构执业范围，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在内的公立医院改革；将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由目前的限制类调整为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逐步取消对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股比限制，对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先行试点，逐步放开；简化并规范外资办医的审批程序，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设立审批权限由国家下放到省一级；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设立由卫生部和商务部审批。
能否缓解“看病贵”
社会资本获得释放、涌向医疗机构之后，能否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则是普通百姓更为关心的问题。
“价格肯定不会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如此判断。随着医疗服务主体的增多，其供应能力会增强，“看病难”的问题会有所缓解，但是医疗服务的总体价格不会下降。我国医疗发展和国外的经验都表明，医疗服务的总体价格通常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要使老百姓自掏腰包的部分少，则要靠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去实现。而随着日后越来越多的民营医院被纳入医保体系，医保的负担无疑会日趋加重。“医保的压力大是应该的，这也能够促进政府把钱花在更多的医疗保障上。”刘国恩表示。
对保险公司而言，可以降低医疗费用支出，提高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健康信息管理便于保险公司收集被保险人第一手健康信息资料，有效防范投保人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通过健康评估和健康改善，可有效减少疾病危险因素，以事前较少的预防费用投入获得超值的健康回报和个人的健康改善，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另一方面，健康管理使服务内容得以扩展，除了人保健康在保险业内率先提出并确立了“健康保障+健康管理”的经营理念，开创了健康保险业健康管理的先河。2006年成立的昆仑健康保险坚持“以人为本”，以客户的健康为中心，秉承“治未病”的传统思想，创建了中医特色健康保障—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的健康保障服务。
医疗服务市场竞争的不充分。目前，医疗服务市场上存在着垄断竞争的局面，许多公立医院并不需要保险公司为它们增加客源，极大地影响了健康管理效用的发挥。这主要表现在:事后付费的方式无法使保险公司在相对固定的保费基础上承担传送医疗服务的风险，无法使医生和医院承担起费用控制的职责。保险公司在和医疗机构合作中没有话语权和主导权。公司对医疗服务机构诊疗行为的监督和制约能力微乎其微，诊疗干预更是无从淡起。健康管理的开展只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行为，得不到医疗服务机构的配合支持。
健康保险信息系统不完善。健康保险信息系统是保险公司健康管理的技术基础，完善的信息系统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它使得保险公司、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和医疗服务的供给者之间实现资源共享，从而可以使保险公司在承保前了解被保险人的具体风险情况，决定是否承保或以什么条件承保，有效地对被保险人进行监控评价，并据此提出健康改善措施，实时地介入客户的医疗管理过程，从而实现医疗费用的控制。但目前医疗信息资源尚未整合，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机构的信息联网未实现，使同时参加了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保者，出现“一次看病、两次报销”或是“医院说能报，保险公司不给报”等诸多问题。这不仅不便于患者进行实时医药费用结算，影响了参保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保险公司对医疗服务机构诊疗行为的风险管控。
二、完善商业健康保险中健康管理的对策建议
开发专业化产品体系。保险公司应在对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后，认真分析各类客户群体的需求，同时结合健康风险的特点，把健康管理元素融入到保险产品中，开发出适合客户需求的、专业化的、并能结合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服务项的综合保障计划。
优化和培育良好的医疗卫生环境。政府应加快实施《“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着力在全民基本医保建设、基本药物制度巩固完善和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增强医保的基础性作用。这必将有利于医疗机构竞争机制的形成，增加保险公司选择合作医疗机构的范围和机会，从而促成健康管理医疗服务系统的形成。另外，应加大对医疗服务市场行为的监督力度，避免医疗服务风险。协调建立完善的健康保险信息系统。政府应尽快打通保险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社保机构之间的医保信息通道，彻底解除束缚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技术。实现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机构的良好对接，将分散的医疗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改善信息和医疗服务的信息协调机制，不仅能及时为医疗服务机构提供医学最新进展，分析最佳治疗方案，检测医疗费用。而且有利于保险公司实现与社保机构的联动审核和一站式医疗结算服务。通过该平台查询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理赔信息，既可帮助保险机构在承保时更有针对性地制订、优化商业健康保险的承保方案，又可进行远程专家会诊，提高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效率，这对提升保险公司形象和业务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私立医院；医疗服务
1私立医院现状
1.1私立医院现有政策环境
2010年五月，国务院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及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这一意见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健康发展产业政策；在2012年三月，在《“十二五”期间深化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别提到，到2015年，私立医院的可使用床位数和服务提供数量要占到医疗服务的20%，再到最近的2015年2月中《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进一步的放松了海外资本与国内联合投资的准入壁垒。
通过这几个重要文件的内容，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从国家层面来看，私立医院是未来一个重要的发展地域，以至于国家一次又一次的发出利好政策，鼓励国家以外的资本进入医疗系统，以提高整个医疗系统的效率和质量。
1.2私立医院现有市场规模
1.2.1私立医院数量
虽然在国内，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还是公立医院，但是与人们的医疗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恰恰相反的是，从2010年到2014年，公立医院的数量已从13850家降低到了13336家，复合增长率-0.9%。而与此同时，在政府的一系列鼓励政策下，从2010年到2014年，私立医院的数量从7086家增长到了12546家，复合增长率15.4%，由此可见，近年来，私立医院速度增长速度迅速。
1.2.2私立医院收入
从2.2.1中的数字来看，私立医院在数量上几乎已和公立医院持平，但是从收入角度看，2014年，私立医院的总收入（1615亿人民币）只有公立医院总收入（18843亿人民币）的7.9%，但是，虽然总量上看私立医院收入远不及公立医院收入，但是私立医院总收入的增长速度却远快于公立医院，2010年私立医院的总收入为585亿元人民币，同时期公立医院为9699亿远，到2014年，私立医院为1615亿元，复合增长率为28.9%，远高于公立医院的18.1%。
1.3国内私立医院集团介绍
1.3.1复星制药
复星制药集团是中国医疗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通过2014年收购中美互利的18.52%股份，复星正式进入了私立医院的市场，2013年，医疗服务收入只占复星总收入的4.8%，而通过并购佛山市禅山区中心医院进入医疗服务市场后，在2014年，医疗服务收入提高到了了总收入的9.9%，随着新的管理模式品牌的逐渐形成，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提高。
1.3.2凤凰医疗集团
在这样的模式下，凤凰为了能够最终得到医院产权，会对原有医院的管理模式，人才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而提高了医院运营的效率和医疗服务的质量。
2私立医院发展影响因素
2.1私立医院发展驱动力
2.1.1日益增加的医疗服务需求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人口的增加，公立医院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医疗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基础的医疗服务，而是追求高端的，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立医院无法提供高端个性化的服务，私立医院是填补这一空白的不二之选。
2.1.2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国内大型的的公立医院一般都在于主要城市的中心，上海北京广东三省直辖市，就分别占到全国二三级医院的5.6%，4.6%，13.1%，几乎相当于整个西北地区的二三级医院数量，此外，医院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的中心位置，郊县和农村地区的人，常常需要入城看病，对于这样的现象，私立医院的普遍发展，可以很好的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国家大力鼓励发展私立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
2.1.3更加灵活的管理模式
公立医院的管理水平并没有随着医疗产业过快的发展而共同进步，僵化的管理体制缺乏优秀的管理人才，缺乏有效的人员激励手段和薪酬福利制度，导致公共医院系统运行效率低下。相较于公立医院，私立医院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可以有效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
2.2私立医院发展约束力
2.2.1管理体制不完善
私立医院的管理体制虽然比公立医院灵活的多，但是缺少固定的行业标准和有效的上级监管，很容易影响私立医院的品牌和业务，比如国内最耳熟能详的“莆田系医院”，因为和某互联网搜索引擎的不良合作广为人知，这种“莆田系”医院代表了一部分监管不严的私立医院，由此看来，资本投入是一方面，有效的管理则是私立医院健康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保证。
2.2.2医疗技术人员缺乏
一个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很大部分决定于院内医师的学术水平和技术水平，所以有经验、有技术的专业医疗技术人员势必得到私立和公立医院的共同青睐，但是由于传统医学院培养和医师培养制度，绝大部分有经验的医师都在公立医院内。除此之外，私立医院也缺失像医学院附属医院类似的培训机制和专业的培训人员。
3总结
随着数量规模和规模的增长，私立医院势必在未来中国医疗系统中占到举足轻重的地步，但是想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建立良好的管理模式和人员培养机制。以免因为过度商业化，反而失去了医院本身的公益性质。
【参考文献】
[3]复星2014年年报
[4]左希洋-中国私立医院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研究[学位论文]博士2008
[5]杨泉森-对民营医院发展方向的思考-[期刊论文]-国家医药卫生导报-20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