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18日是我们沈阳二中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念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总会不知不觉地回忆起那段永生难忘的峥嵘岁月，特别是自己在大队当赤脚医生那些难忘的日子。
一、耳膜穿孔
春节过后回农村，在青年点里第一个让我“试扎”的是何克新同学。当时，他有点感冒，流鼻涕，打喷嚏，还有点咳嗽。我胆大，他胆也不小。这一情景被在场的老乡看到了，还传了出去，好像挺神！恰巧村里原来的女赤脚医生要回家结婚，大队正为此事急得团团转呢，一下子抓到我救驾，非让我当赤脚医生不可。我说，我就是刚刚学点扎针、拔罐子的小把戏，哪会当大夫啊？可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当天谈完，当天“出诊”，背个药兜子就“看病”去了，连少得可怜的那几种药的名字都叫不全呢！你说，险不险？！
二、以身试药
当年的农村合作医疗经费少得可怜，一个月到县里买点药回来，一个旅行袋就装下了，哪够全大队四个自然屯七个小队近千口人用的呀？扎针拔罐子倒是省钱不用药，但农村好多人“晕针”。无奈，逼得我们只好自己动手用土办法做药。既无生产许可证，又无安全生产条件，更没有国家药监部门的检测检验报告，整个一“三无”产品！但在那个时候，不靠这还真不行，老百姓等着用啊！为了提高赤脚医生水平，县里、公社搞各种培训，有西医诊断方面的，也有中草药炮制和中成药制作方面的，一应俱全。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所有“赤脚医生”们都拼了命在学习，在干中学习。
在那穷乡僻壤小山村的土房里，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亲手采挖的中草药变成了晶莹的药液一滴滴从蛇形冷凝管里流出时，心里真的好激动！
制取的药液要分装到2毫升的玻璃安瓿里，每批500支。小安瓿出厂时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呈中空哑铃形，使用前，用小砂轮片在其中间轻轻一划，一掰就成了两个，还比较干净。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在灌装前再次用清水做了清洗。清洗水是从吊在天棚房椽子上的一个高位水桶里流下来的。水桶下部接个细管，细管上再接个大号针头，这样射出的水就有了一定的压力。虽然土，但好用就行。土药厂也有个“洋玩意”—G3垂溶漏斗。当时买挺贵的，这可是制针剂的宝贝武器。安瓿注满2毫升药液后封装，再经过高压灭菌，基本上可以放心临床使用了。
最好玩的是封装玻璃安瓿口的一套装置。这是由一个脚踏式“气老鳖”（类似于打气筒）、一个贮气瓶、两个软管、两个连在软管头上的大号针头、一个酒精灯、一把镊子、一个水杯组成的土得掉渣的“封口机”。但就是这台“封口机”，却能生产出像模像样的“防风液”、“独活液”、“黄连素”等5、6种针剂来！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脚踏式“气老鳖”把压缩空气打到贮气瓶里，然后，经软管导出到大号针头，并在针头出口处形成稳定的连续气流，两个针头喷出的气流交汇到酒精灯的火苗上，就形成了一束类似“喷灯”射出的高温火焰。这束火焰足以令安瓿口的玻璃迅速融化，融化部位选在离安瓿口5毫米处。此时，用镊子夹住安瓿口边缘未融化部分，将其快速一提并丢进水杯里，同时快速将安瓿移出火焰区，安瓿口已经融化的玻璃遇冷收缩在一起，形成一个半球，封装过程就完成了。
这是一个充满成就感的快乐瞬间。每次做500支针剂，从早晨做准备到高压灭菌结束，往往要忙到下午2、3点钟，中间不能停，也根本顾不上吃午饭，但从不觉得累，因为这些“土药”等着用。能为老乡解除一些痛苦，就乐在其中了。
中草药针剂制作时要添加两种药剂，一种是“吐温80”，防腐的；另一种是“苯甲醇”，管止痛的。因为注射中草药针剂有点像打青霉素那样痛，加了“苯甲醇”就不痛了。有一次我忘了加这种添加剂，结果在给自己注射时痛得呲牙咧嘴。每一批针剂制出来，我都要亲自给自己打一只检验其安全性，免得给老乡打针时出危险，出了差错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没人敢给我打这针呐，只好自己来。说到胆大，那是当时缺医少药把人逼的，要是条件好，谁愿意冒这个险呢？
我们制的药还都派上了用场。农村人风里来雨里去，一辈子辛勤劳作在田间地头，患腰腿痛的很多，“防风注射液”、“独活注射液”挺管用的。还有就是用“黄连素注射液”治病更是立竿见影。这种针剂是用黄菠萝树皮（表皮里边的那层黄皮）提纯出来的“小檗碱”针状结晶加上5%的葡萄糖溶液“兑”出来的。当时我用的“小檗碱”是公社卫生院给我的。有一次，新尤一队的一位大伯得了急性痢疾，我一次用了4支“黄连素”注入他的静脉，竟好了！
三、胆大心细
没当过医生的人，不大理解医生为什么不怕重患病人或是死人。我的体会是：责任使然。我参与过的第一次抢救发生在泉北大队，那还是在公社卫生院接受来自清原县解放军238医院巡回医疗队的培训时发生的事。一天晚上刚刚吃过晚饭，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快救人那！有人过电了！”原来是一位老乡找人帮忙，用一根铁丝栓块石头，往位于高压线下方的有线广播线上扔，试图挂上，再引到自己家小喇叭上，图便宜省个安装费钱。结果惨了，由于两根线距离较近，人又没办法精准把握力量大小，铁丝一下子搭上了高压线，前面的人立扑倒地，当即死亡，后面的人手心击出了好大的窟窿，但没死。军医立马带我们赶到现场，首先抢救前者，虽然希望不大，但还是全力以赴。好几位军医轮番给伤者做人工呼吸，大约两个小时下来，个个筋疲力尽了。这时，就让在场的赤脚大仙们上了。最后，经过强心剂注入心脏也毫无办法了才宣布死亡。在给死者按压胸部进行人工呼吸时，你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如何让他醒过来！根本来不及害怕。
认真看病，会让我们长本事、提高水平。我曾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凭借认真观察患者体征——右腹部剧痛并向右肩部放射，痛时呈撅屁股体位。仔细听取患者主诉，结合所学到的知识，较准确地诊断出两例“急性胆囊炎”。碰上急腹症患者，那可不能怠慢，必须立即送公社卫生院急救。其中一次陪患者去公社卫生院还碰上了当时沈阳医大下乡巡回医疗的一位叫张凤岗的医生。他知道我是知青，就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是二中的，他高兴地说：“咱俩是校友哇！我也是二中毕业的。”夸我认症挺准确，鼓励我日后有机会学医，没准是个好大夫！
胆大必须心细，我牢牢记得“人命关天”的祖训。当年农村合作医疗起到了一定作用，解决了老乡不少疾苦，作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感到知青在农村的些许贡献。但是，当时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我几乎天天为自己的工作提心吊胆，并不是看起来那样光鲜——不挨累，工分又高。譬如，你每天用的注射器只有2-3个，针头倒是多一些。给患者打针只能靠换针头，不能换针管，这就是一大隐患。不管中药、西药都有配伍禁忌，链霉素与百尔定、百乃定混合都会因为凝血造成患者死亡。1971年11月，我回城后，大队安排了一个刚初中毕业的刘姓男孩做接班人。他小时患小儿麻痹症不便干农活，人挺好学的，当赤脚医生挺合适。可是不久就听说他给三队队长刘河老伴打针时出了事故，老太太死了。好在乡里乡亲的，小刘没被追究责任吧。但老头自己惨了，无儿无女鳏夫一人，最后进了敬老院，够孤独的。
四、感恩的心
作为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我真诚地感恩农民兄弟，是他们承受了巨大压力，在本来就不满的碗里再舀出一勺饭分给了知青。别处情况了解不多，就我所在的大队而言，好多农民就吃不饱，有的人家靠寅吃卯粮度日，年复一年。我所在三队的队长祁树臣父亲家几乎每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每年春天，地里土豆刚刚牛眼珠大就扣出来充饥。记得我们下乡的第二年，他父亲家靠土豆活了两个月，几乎没一粒米下锅。种田人吃不饱饭岂不咄咄怪事？但那时地里就是不打粮！知识青年每年分得600斤毛粮，磨完后，按70%比例计算，出成品也就420斤，平均每月35斤。干那样重的农活，还没有多少菜，更谈不上油水，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的年轻人怎么受得了呢？下乡第二年春天，整个青年点没有菜，是靠挖来的四叶菜（中草药叫沙参）加上不去皮的高粱磨成的面粉熬成的糊糊当汤喝，足足喝了两个月！让我当赤脚医生是大队革委会和贫下中农对我最大的信任，到现在我也非常感恩他们，而那时只有好好干才能回报他们。
我凭着那本沈阳药学院出版的《中草药图谱》上的所有插图，多次按图索骥在碾盘河畔和城子山麓的山岗、草地、河边、沟塘里认识了好多种中草药，为土药厂找到了不少原材料。西丰地处丘陵地带，城子山就在我们凉泉公社境内，而我们所在的保安大队离城子山最近，草药品种更多些。采药要克服许多困难，老乡和同学都下地干活去了，要上山也只能我一个人去。拿根木棒打狗，扎上裤脚防蛇，带上本图谱找宝，背个破筐采药倒也其乐融融。
除了采药，还经常向老乡讨教民间偏方、验方。有的方法还真管用。譬如，用当地山上刨来的“狗奶根”泡水治顽固性脚气就很有效，比“达克宁”好使得多，还不用花钱。还有，用毫针刺“四缝”穴，再挤出点黄色液体，治小儿疳积也非常有效。
时光荏苒，5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段当赤脚医生的经历，真是苦辣酸甜，感慨万千。凉泉公社医院有个杨大夫，常开玩笑把我们这些赤脚医生叫做“赤脚大仙”，大概是看到《西游记》里有这一称呼吧。当年荣获此殊荣的有不少是知识青年，光我们二中在凉泉的就有五、六个人。这些大仙们在各自的大队里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给当年缺医少药的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增添了一份力量。虽然我们不是经过正规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科班医生，虽然我们没有经过临床实践的历练，但是在50多年前中国广大农村医患比例严重失调的时代，有了这样一支土得掉渣的“赤脚大仙”准医疗队伍，遍布在全国农村土地上的村村寨寨，置身于老百姓之中，与他们朝夕相处为他们随时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农民群众的小病小灾和燃眉之急，我认为这个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是一种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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