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22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截至2021年，在中国的公立医院里，共有428余万名执业医师。
对于其中绝大多数的医生而言，普遍的路径无外乎：在体制内工作，供职于一家医院，出门诊、做手术、写论文、按资历晋升……从青涩到成熟，整个职业生涯与医院的兴衰牢牢地绑定在一起。
直到2009年，象征着“自由和松绑”的多点执业政策出台。医生给医院供给的工作，成为职业技能，拥有技术的医生成为专业人才，并在体制内外自由流动。实现自我价值的通道，不再是守着一家医院的“独木桥”。
但“自由的好景”快速落幕。公立医院们，拥有中国大部分的医生，他们发现，让作为人力资源的医生去“多点执业”意味着危险、失去控制、甚至“纵容”。
微观上，一家家公立医院愈发警惕，暗中阻拦医生；宏观上，更大的变化来自于2009年至今整个医疗行业的激变——公立医院的经济体愈加庞大、分院时代到来、运营压力变大、市场竞争加剧……综合一切，公立医院抢人都来不及，何谈心甘情愿让自己的医生外出行医？
这种图景中，医生想更“自由”也力有不逮。“个人式”的自由执业几乎不再被提起，即使提起也伴随着隐秘和小心。取而代之的是“组织化”的集体流动，即由政府主管部门、公立医院自上而下安排的医生流动，包括城市医联体和基层医共体，也包括分院建设、医院托管以及对口帮扶。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试图解答：
1.好医生真的被“圈养”在公立医院里吗？如果是，这与医疗体系的现状有何关系？
2.当下常见个人式的自由多点执业——专家飞刀、外出会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诊疗等，发生了哪些变化？
3.当“组织化”的集体流动渐成主流，这能更好地实现医疗资源下沉的改革初衷吗？
2009年“多点执业”政策颁布，2014年“多点执业”制度正式确立。
政策颁布14年，医生流向了何处？回看14年前，政策指明“鼓励医师到基层、边远地区、医疗资源稀缺地区和其他有需求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带着技术去基层”是政策的首要目的，但政策的初衷并非次次都能得到回应。
民营医院反而是多点执业的医生更青睐的地方。在2015年，多点执业的医生有35%流向了民营医疗机构。到了2020年底，这个比例飙升至70%，较5年前翻了一倍。
其他有趣之处在于，一部分优质的医生会选择将自己“委托”给“医生集团”。这类医生集团就像一个撮合医生资源流动的中间平台，帮助医生们对接需要优质医疗资源的医院和患者，而这种商业模式在多点执业政策的荫蔽下，已然成为一种产业。
近3年，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快速崛起，相当一部分医生也在互联网医疗平台上进行线上多点执业。
1.流向民营医院
数据最为直观。从“多点执业”医师的流向来看，去民营医疗机构执业占比逐步攀升。多点执业医师到民营医疗机构、社会办医执业占比，从2015年的35%到2020年的70%。
图1-12015~2020年全国多点执业医师人数，以及流向社会办医的占比（健闻咨询制图，下同）
我们访问了数十名医生，他们生动地表述了民营医院成为“多点执业”最佳选项的原因：
①民营医院薪酬高。在以增加收入为主要目的前提下，社会办医机构吸引力较大。2015年，一位医生公开给媒体算了一笔账，“不少私立医院，同样神经外科手术，收费比公立医院贵20倍”，而且“民营医院为吸引患者，外聘三甲医院知名专家作为首席专家，每年收入不低于一百万元”。
②民营医院资金支付体系更便利。访谈中一位医生称，在公立医院多点执业，“公立医院的每一笔都要审核、都要合规，不像民营医院支付很简单，老板签个字就可以支付了”。
③中医对民营医院和诊所更感兴趣。中医外出坐诊除了诊疗费，在中药饮片与中药配方颗粒可加成的情况下，有开方收入。一位受访者平日在中部省份行医，作为中医博士，他每次外出坐诊平均有30余位患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访谈中，也有一小部分医生对去民营医院多点执业抱有警惕：
对外科医生来说，去民营医院相对较少。在他们看来，除了收益，更重要的还有安全。民营医院的麻醉、术后保障等的一系列软硬件配置，备受外科医生关心；而部分医生认为，去公立医院多点执业是帮扶，去民营医院是盈利，意义不同。
2.流向互联网医疗
近三年，互联网医疗蓬勃发展，医生在互联网医院执业，也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多点执业形式。
2023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全国已有互联网医院超2700家，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超2590万人次。地市级、县级远程医疗服务实现全覆盖，全年共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超2670万人次。
互联网医院分平台型和医院型。平台型即如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等；医院型则是医院主体院内所办的互联网医院。
一份调研数据显示，公立医院资深医生线上问诊已成普遍现象，全国已超29%的公立医院主任医师在互联网医院上注册并提供服务。
阿里健康发布的《2020互联网医生生态报告》中，对互联网医院进行了画像，发现活跃在阿里健康上的医生，平均年龄在40岁。其中夜晚仍接诊排名前五的科室为：普通内科、皮肤科、妇产科、儿科和男科。
通过对媒体近些年多地互联网医院调查与报道的文本语料梳理，我们发现内科、慢病类、儿科等科室医生为互联网医院多点执业的主要医生。
例如，2022年，苏州市立医院互联网医院接诊较多集中在儿科、妇科、产科、生殖遗传和内分泌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等慢病科室，就诊者以青年人居多。
再如，广东互联网医院调查显示：70多家互联网医院开设的近百个二级科室中，咨询量最大的科室有内科、皮肤科、妇产科、外科、儿科、眼科、中医科等。
医生选择互联网医疗进行多点执业的动因分析，我们认为，一方面，疫情曾一度让诊疗场景从线下搬移到线上，再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另一方面，也会有来自医院与医生的主观考量——
①可以为医院引流，患者在线就诊后，相当部分会转向线下实体医院作进一步诊疗；
②对于肿瘤等慢病患者，在互联网医院复诊可以增强患者的粘性及便利性；
③医生可通过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服务，促进医生资源短暂流动。
尽管医生流向互联网医疗，院方支持的另一面，又“不敢放开太猛”。访谈中的一位医生称，“医院会担心一些医生会走偏，把医院的一些病号往院外拉。”
3.与医生集团合作
“医生集团”类似互联网行业里的平台概念，类似打车业务里的滴滴平台。医生集团一端连接公立医院里的医生，一端连接患者或需要服务的医院，他们联系并撮合高水平医生和需要医生的医院/患者，使之完成一次诊疗行为。
医生集团把医生的“飞刀”或会诊等业务，在平台上聚拢并组织化，然后再联络下游的医院和患者。
根据《中国医生集团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医生集团企业数量已近2000家。
既然是“平台”，自然也有“自营”和“第三方”之分——
①类似自营模式，比如张强医生集团下的医生们就是离开了“体制”，变成了所谓的“社会人”或者“自由人”，并成为公司的专职医生，负责解决公司找到的患者需求，产生的收入也都归公司所有；
②类似第三方模式，比如名医主刀医生集团，其对接的都是大三甲医院内的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仍在体制内的医生，而另一端则是民营医院或偏基层的公立医疗机构内有需求的患者，以会诊和多点执业为执业方式。
如此看来，类似第三方模式更贴合“多点执业”的内涵。名医主刀创始人苏舒透露，目前名医主刀已经签约了500余家县级医院，每个经由平台前往县级医院的大夫，日问诊量达30人左右。
通过访谈得知，医生愿意将自己“委托”给医生集团，核心在于：
①医生集团可以充当“经纪人”的角色。平台会邀请医生将备案地点选在自己的平台，这样便形成了“以1代N”的状态，避免了每次外出执业都需要备案的繁琐；
②可以提升自己的声誉；
③在原单位床位数有限、接诊能力有限、DRG付费的引导下，通过多点执业将轻症、小手术放在基层，大手术、疑难杂症拉回原医院，对高值病例进行有效筛选，一定程度上，分病种、分情况的医生资源流动，能有效起到分级诊疗的作用。
多位访谈对象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医生资源的终极流动就是，让医生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