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文亮被海外反中势力利用，变成抹黑攻击中国的最重要素材
二、李文亮传播信息的背景经过及其与疾病防控主线之间的关系
三、李文亮不幸因COVID-19病故及汹涌舆情
四、“吹哨”概念的中国化与西方的误读
五、中国政府对李文亮的平反能否消解西方的中伤？
六、假如信息自由传播，李文亮能够改变疫情进程么？
七、“狼来了”问题——误报也是有代价的
八、一点总结及建议
为什么要重提李文亮事件？
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疫情爆发。清明节全国集体默哀。到今天这个时点，许多中国民众已经从1-2月份的负面情绪里走出来，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在抗疫上的努力。
在这个时点上，我们也可以再重新回顾一下李文亮医生事件。之所以要回顾，是因为李文亮医生已经成为海外中伤抹黑诋毁否定中国防疫抗疫事业的最主要的炮弹和素材，这一发展肯定超出中国民众和政府意料的。当时参与信息传播的除了李文亮之外还有其他医生和个人，但世界似乎只认得李文亮。其实原因很明显——李文亮是唯一感染COVID-19病故的，大概因为这样，他有了完全不同的地位。
今天让我们再重温一下李文亮。
一、李文亮被海外反中势力捧上圣坛，作为抹黑攻击中国的最重要素材
2020年2月上旬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意想不到的是，疫情发展到全球后，各种海外反中反华势力都把李文亮医生作为抹黑攻击中国抗疫行动的重要素材。
1.香港反中势力
国内的悼念活动，再加上香港反中势力的各种集会和文宣活动，将李文亮推到国际舞台。这是第一波。
2.美国反华政客
2020年3月中下旬以来，疫情在包括美、英在内的各西方大国爆发，各国政府均应对不力，COVID-19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美国两党政客开始将脏水泼到中国身上，竭尽全力抹黑中国。一方面，执政党攻击中国是为了掩盖自己公共卫生应对的无能，另一方面，批判中国也是左右两党共享的政治正确，只要骂中国都能捞取政治资本。主流媒体也相信反中叙事，积极给予配合，民众本身缺乏判断能力，对中国的成见也至深，自然纷纷响应。（笔者撰文《美国版的“中国防疫故事”及“三位一体”的中国威胁论》）
其中，李文亮又被圈定了极重要的角色。西方本来对中国了解就很少，又充满成见。李文亮被中文世界定义为“吹哨人”，西方人当然拿来不谢，按西方对“吹哨”的概念理解李文亮，并瞬即将李文亮嵌入到他们理想中的“中国防疫故事”中去——“你们出动警察、禁言、迫害道出真相的吹哨医生，最终使疫情失控并传遍全世界”，李文亮成为一个殉道者和牺牲者，形象深入人心，并成为西方理解和定义“中国防疫故事”中最为关键、不可取代的一环。甚至说，如果没有李文亮，西方打造的中国防疫故事就是不完整的。
后文再回来探讨“吹哨”的定义。我们先看看美国政客的活动。
1）美国参议院纪念李文亮的《决议》
2020年，3月3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纪念李文亮的决议。发起参议员为TomCotton（共和党-阿肯色）、BobMenendez（民主党-新泽西州）、EdMarkey（民主党-马萨诸塞州）、CoryGardner（共和党-科罗拉多州）、ElizabethWarren（民主党-马萨诸塞州）、JohnBarasso（共和党-怀俄明州）。发起人介绍这项决议：
“参议院通过了一个纪念李文亮医生的决议。这位中国医生在去年末第一个发现了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的严重性，他尝试警告政府这个疾病的潜在严重性。李医生在2020年2月7日死于冠状病毒。这一决议呼吁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更多的透明性和合作性。（TomCotton）
“李医生尝试向世界警告新冠病毒。但中国共产党拦在路中间。现在COVID-19夺去了李医生的生命，并且成为全球公共安全紧急事件。我们必须确保将这个可怕传染的致命病毒被控制住。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允许中国共产党向他的人民和全球掩盖这个病毒。（CoryGardner）
“在美国防备COVID-19爆发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纪念追悼李文亮医生，他是第一位向中国和全球警示病毒严重性的医生。但他的智慧的声音很快被中国政府压制。今天，我们站在一起，纪念他宝贵勇气的遗产及他所信仰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事业。”（BobMenendez）
2）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李文亮国际公共健康问责法》
2020年4月3日，一群美国国会议员——参议员TomCotton（共和党-阿肯色州）、参议员JoshHawley（共和党-密苏里）、众议员JohnCurtis（共和党-犹他州）、众议员MikeGallagher（共和党-威斯康辛州）、众议员TedYoho（共和党-佛罗里达）、众议员JimBanks（共和党-印第安纳州）和众议员LizCheney（共和党-怀俄明州）推出《LiWenliangGlobalPublicHealthAccountabilityActof2020》（2020年李文亮全球公共健康问责法）。
“李医生尝试去警告他的国家及全世界关于武汉冠状病毒的事情，但被中国共产党禁声。通过隐瞒关于病毒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把一个地方监控问题变成了一个全球灾难。为了纪念李医生，我们寻求惩罚那些对压制关于国际健康危机（包括武汉病毒）负有责任的外国官员。
”就冠状病毒的范围及危险性，中国共产党误导了全世界，并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李文亮医生勇敢地尝试向他的国家和全世界警示病毒传播的范围和严重性。我们希望纪念他的遗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分贡献，让中国共产党为这次疫情负责。
“正如李文亮医生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通过压制关键的公共健康信息，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的官员表明了他们只在乎维持自己的权力，而不在乎自己人民的健康与福祉。《李文亮全球公共健康问责法案》是以英雄的中国医生吹哨人命名的（namedaftertheheroicChinesedoctorwhistleblower）——这将确保独裁者及他们的亲信在避免一个本地健康危机扩散、失控发展成为危害全球的大流行病之前要三思。”
“如果中国共产党听取而非压制了李文亮医生对冠状病毒反复的警示的话，我们是可以阻止这次全球流行病，保住生命的。相反，中国官员有意识地对全球撒谎、误导，隐瞒了关于病毒的严重性，藉此保护他们漠视一切的政权。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让这些官僚机器为他们损害全球利益的行径付出代价。”
看完上面，中国民众应当知道李文亮在海外被扭曲的程度。李文亮不是在同学群里提醒自己的同学/朋友注意安全并特意嘱咐大家不要外传的一个普通人，而是一名“屡次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众、全世界警示关于武汉病毒传播广度和严重性的医生吹哨人”。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如果李医生在天有灵，知道自己被用作海外反华力量抹黑攻击中国防疫努力最核心的一环，不知会作何想。
现在让我们后退一步，再追溯一下李文亮医生传播信息的背景经过。
首先，回顾一下李医生在疫情期间的经历，并将其信息传播与疾病防控的主线联系在一起。以下内容参考国家监察委报告、主流媒体报道、百度/维基百科等公开信息。
1.“传染病防控主线”与“李文亮传播消息支线”
——【传染病防控主线】根据《柳叶刀》杂志后来研究披露，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是2019年12月1日出现病症。12月中旬开始陆续有一些感染者在武汉求医。这些病患初期都按一般的呼吸道传染病治疗，无人知道他们是新冠病毒。
——【传染病防控主线】2019年12月24日，武汉中心医院呼吸科给一位初期患者（患者A）做了肺泡纤维支气管镜灌洗取样，并将样本送到一家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NGS检测。
——【传染病防控主线】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连续接诊数个症状相似的病人，且均排除了已知常见病原体感染，使张继先开始警觉。
——【传染病防控主线】2019年12月27日，张继先向医院报告了其接诊3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情况，医院将此情况正式上报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张继先是第一个正式对疾控中心上报而非做口头非正式汇报的医生）。当天，武汉市疾控中心安排给此3例病人做了流行病学调查和检测。
——【传染病防控主线】2019年12月27日，第三方检测机构给武汉中心医院呼吸科患者A做的NGS检测。结果为“冠状病毒未分型”（当时口头通知为冠状病毒）。当日下午晚些时候，患者B转入武汉中心医院呼吸科，与患者A症状相似。这名患者也被安排做支气管镜灌洗NGS检测。
武汉卫健委12月30日18:50通知（19:00左右传至网上）
——【李文亮支线】2019年12月31日凌晨1点半，李文亮被医院领导叫到武汉市卫健委询问情况，天亮上班后又被医院监察科约谈，此后，应要求写下了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据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透露，医院原计划开除李文亮。最终李文亮未受处理、处分或吊销医师职业资格；院眼科主任在李文亮被医院约谈后，还专门跟他说不要有思想包袱。（按：此时，不但地方，国家卫生执行部门都介入，新型传染病比较复杂，目前尚很难就病原做判定，主管机构肯定掌握更多信息。此时非常需要统一口径，不能随便对外传播不确切地的消息，特别是能够获得消息的医疗机构人员，医院领导及卫生体系约谈是请他注意遵守纪律，以官方口径为准，笔者认为这个谈话总体是正常的。至于是否界定为“不实消息”，以及开除是否过于严厉，可以再商榷。但这类机构肯定有严格的保密义务）。
——【传染病防控主线】2019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湖北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情况（按：国家卫生行政体系不但参与进来，而且已经正式向WHO通报。）
——【传染病防控主线】2020年1月1日，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采取休市措施，并对武汉市公共场所，特别是农贸市场进一步加强防病指导和环境卫生管理。（按：当时不知道华南市场是病毒起源地还是爆发点。但结合SARS经验，怀疑与野生动物有关，就赶紧采取措施）
——【传染病防控主线】2020年1月1日：武汉公安公告：有八名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关于肺炎的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李文亮是在1月3日被训诫的，可能并不在8人之列）
——【李文亮支线】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因“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被武汉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提出约谈、警示及训诫，其后被要求签署训诫书，警方对他提出严厉警告，训诫他如果不从，“继续从事违法活动，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之后，李继续在医院工作。（按：这一步超出了医院及卫生体系，由派出所介入，因此是最有争议的。及至1月31日，李文亮方在微博介绍有关训诫书及被公安传唤的经过。至此，李文亮支线结束）
——【传染病防控主线】2020年1月5日，世卫组织正式通报武汉疫情情况
——【传染病防控主线】2020年1月7日，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从1例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认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按，到这一天才把病原相对有把握的初步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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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都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历史了。后面几天，武汉卫健委没有及时披露人传人及医护感染情况（到1月20日晚钟南山财指出），包括李文亮本人在1月8日给一位无症状病人看病时被感染，当日出现咳嗽，1月12日住院。
笔者从以上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2）12月中下旬这两周左右，不能说【传染病防控主线】的发展有什么问题。读者可以理解，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到医院求治，一般开个药就回家了，不会做非常详细的病原体筛查。只有住院收治，病情加重，成了疑难杂症，才会做各种病原体筛查。如果已知检测试剂均不能确诊，还要送交第三方机构去做NGS检测，出结果还需要数天。冬季的呼吸道感染者病人很多，要从中发现新型病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像张继先这样有经验的医生在看到多宗相似病例后就直觉可能是未知病毒，果断上报疾控中心。总之，这个监控、发现、上报是有过程的。
3）李文亮传播消息只是主线之外的支线，是主线的衍生品，但不是主线的组成部分。李医生通过朋友关系/医生圈获得信息，属于主线中出现的“信息泄露”（leakage）行为。由于信息管理和保密工作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有关部门可以合理预计这种泄露几乎100%出现——应对泄露它们本身就应该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应对的组成部分
6）李文亮传播消息本身不会对主线的推进有根本影响，其一是它不会加速主线——主线本来就在繁忙工作，对疫病进行流行病学甄别与确定，准备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准备对外发布口径。这些是独立进行的，和李文亮的消息传播并没有关系。其二，它也不会提升主线执行的质量，例如这不会平白无故地增加我们对这个新型疫病的流行病学认知，也不会改进我们对现有病人的救治。其三，虽然我们说传染病信息发布有严格规程，但这种信息发布不一定会真的干扰主线，充其量就是引发一些社会舆情和不安，需要官方给正式说法，做疫情通报。但这些本来也在官方安排里。这一点笔者后面再讨论。
7）李文亮传播消息有可能会帮助医护人员增加保护意识。李文亮转发信息的受众都是医生同行，他们收到信息后按理说应该会更加注意防护自己，从这个角度看，李文亮传播信息是有帮助的，而防控本身也是主线的任务之一。但在未知传染病威胁下，医疗体系应该有一套正式程序去通报所有医护人员，并建议他们采取措施。目前看来，这套体系当时似乎不存在。李文亮本人1月8日看诊时也被院方要求不许佩戴口罩。这就增加了医护感染风险。这一点与李文亮事件的启示有关，后面再讨论。
在当前的国际反华舆论下，由于“李文亮支线”的出现，“吹哨人”标签的设置，使得西方世界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李文亮身上，把李文亮变成了主线，完全忽略、抹杀了真正主线及“正面战场”的工作，甚至不承认主线。仿佛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和行动根本就不存在。
在后面讨论“吹哨人”的定义，以及模拟如果对李文亮信息传播不做作为会有什么影响时，我们会再探讨这个问题。
1、李文亮感染COVID-19病故
2020年1月疫情发生后，武汉市中心医院只允许急诊科、呼吸科和ICU的医护佩戴N95口罩，其他科室（包括李文亮所在的眼科）则不被允许佩戴口罩。1月8日，李文亮接诊了一位82岁以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就诊的女性患者，当时李文亮就高度怀疑患者感染了新型肺炎。1月10日，李文亮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病情很快加重。1月12日，李文亮开始在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接受隔离治疗。至1月30日通过核酸检测确诊感染COVID-19。
2020年1月31日，李文亮在微博上公布了公安训诫及感染COVID—19的经过。
李文亮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接受治疗。他的病情在2月5日开始恶化，经反复治疗、专家会诊、反复抢救，最终不幸于2月7日0时至3时左右去世。
2、民众舆情在李医生去世后达到高峰
如果说2019年10月1日是民众对政府支持的最高峰，举目正能量集聚，2020年2月7日那一天则可以说是跌倒了低谷，举目负能量集聚。
民众对李文亮的哀悼之情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天无数人在李文亮最后一条微博下留言，目前留言84万条。
民众之所以对李文亮同情追悼，有多方面的情绪，以下进一步拆解如下。
3、李文亮的地位被推到空前高度，并带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笔者以为国内的李文亮舆情主要反映在几个方面。
1）是民众当时对防疫工作不满情绪的集中出口
李文亮去世时是中国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民众对国内防疫工作非常不满，对前景非常担忧，负能量爆炸。当时舆情焦点每天切换，从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武汉市、湖北省到病毒所、红十字会到专家学者，每天寻找新的抨击对象，热点每1至2天就会交替更换。
当时为什么是舆情低谷，看看数字就知道：
2月5日，全国新增3,694例，累计2,8018例
2月6日，全国新增3,143例，累计31,161例
2月7日，全国新增3,385例，累计34,546例
2月8日，全国新增2,652例，累计37,198例
2月9日，全国新增2,973例，累计40,171例
把2月12-13日因为口径调整（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而单日新增较多之外，回过头来看，2月5~9日其实是新增确诊的最高峰。这个时点上，民众情绪处在最低点，处在随时爆发的边缘，李文亮在这个时点上去世，当日聚焦了舆情——民众通过集体哀悼李文亮，表达对逝者的同情，以及对防疫工作的不满。
两周内，中国的疫情被控制住。中国民众也已走出了这个情绪低谷，与我们的政府“和解”。
2）寄托民众对所有COVID-19逝者的哀悼之情
截至李文亮病故的2月7日，全国累计死亡722人。当日网上集体追悼，纪念的其实也不仅仅是李文亮一个人，包括其他因为感染COVID-19去世的人。李文亮只是不幸人群中的一人，而且尚如此年轻。
3）认为李文亮（们）是可以扭转疫情发展的关键人物。
“事实证明，尽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这代表了许多民众的朴素想法，认为如果当时不去禁言，任由消息传播，人们就听了李文亮（们）的话，则COVID-19疫情有更大机会从一开始就被控制住。
笔者一直认为这一条是不成立的，在下文将进一步探讨。
另外，目前疫情在全球爆发，各个国家都仓促应对，因为种种因素不能及时、全面防疫。此时民众可以看到防疫工作的极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传染病传播趋势不是一个人或一条信息就能改变的。相比之下中国交出的防疫答卷是相当不错的。有了比较，民众更能认可中国政府的防疫努力，并庆幸自己当下活在中国。这时，朴素认为李文亮（们）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人更少了。
但更多的人其实并不认为李文亮是可以改变历史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凡人，即最后一条。
4）认为李文亮只是一个凡人，但因为其最平凡的举动受到不公的待遇
“这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比较理性和现实，他们并不真的认为李文亮可以逆转历史，也不把对李文亮的哀悼和纪念建立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他们的同情集中在李文亮的遭遇身上。
a)李文亮的行动其实是大多数人在当时的处境下都会做的
笔者相信，把李文亮换成大多数网友，处在当时的场景下，拿到了检测单和CT视频，大吃一惊，可能会做和李文亮完全一样的事情：赶紧把信息转发给比较小的圈子和团体，试图警示他们，并告诉他们“不要外传”。这就是正常人会做的事情。其实这都谈不上“挺身而出”，而是“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足挂齿”（theleastIcando）。
另外，如果有人在12月30日下午，基于当时的信息（而非事后诸葛亮）告诉李文亮说：“这个信息太敏感了，卫健委已经做了部署，马上有通报的，如果你转发这条，很容易传出去，最后会被卫健委及公安约谈、训诫的。”李文亮如果能够预知这个结果，还会不会坚持转发？笔者倾向于认为，李文亮虽然有最好的心，但可能也会有所顾忌，会避免在群里转发。说白了，他就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
所以，李文亮最让人同情的其实都不是什么“挺身而出”，而是——他做的恰恰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一种由善驱动，最符合我们本性、天性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他，与他联系在一起。
b)李文亮最平凡的举动却遭到了不公待遇——派出所警示和训诫
笔者认为最刺激公众的还不是医院领导谈话或卫健委谈话，毕竟这些是医疗体系内的活动。结合医院的信息保密制度和重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特殊语境，对最容易掌握敏感信息的医护人员统一口径，控制信息是有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李医生肯定违反了一些医院的惯常制度。但医院最后也没有把他怎么着，领导还对他做工作进行开导安慰，毕竟是非常时期。
公众不能接受的是执法体系/国家机器/警察的出动及整个训诫流程。
李文亮转发的信息，结合他获得的有限信息源，在12月30日下午这个时点，也不能说是“谣言”。SARS高置信度检测阳性的化验单是真实的；CT视频也是真实的。李文亮基于此说“SARS确诊”，在后来也做了适当修正（“确定是冠状病毒，还在分型”）。所以还原当时，从主观、客观角度来讲都不能说李文亮在“传谣”。
同时李文亮只是本能的善意驱动，为了保护医生同行/同学们转发的信息，做了一件大家都会做的事情。
结果，却遭到派出所训诫，称其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是一种违法行为”。
这极大地印证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因为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甚至善意驱动的事情，就会像违法者一样被问责、训诫、并告知自己违法。
这个事情能够发生在李文亮身上，也就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李文亮做的事情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所以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这就感同身受，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可能是李文亮，每个人感觉到威胁和恐惧。
而如果说日常生活中有什么让普通人最不愉快的，就是这种互联网信息管制。而李文亮传递的信息其实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姑且不论这样的信息传播是否真的能起到转变COVID-19传播趋势的作用，但大家都希望这样的信息至少能被容忍。
因此，COVID-19这个可怕的病毒、李文亮为了帮助他人的举手之劳（只是传播他认为准确的信息），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抵触抗拒的信息管制，被结合到一起了。
透过哀悼、纪念李文亮，民众们用集体声音表达了长久压抑的深深不满。
哀悼、纪念李文亮，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可以改变历史的英雄，而在于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
c）对李文亮个人的巨大同情——希望拯救他人者却未能拯救自己
引发巨大情绪的绝对不仅仅是李文亮善意传播信息及被派出所训诫本身，而是他的不幸结局。
而李文亮到2月7日才去世。这时，民情之所以汹涌，在于对李文亮的巨大同情。他出于善意向外传播消息，被执法机构训诫禁言不说，到最后这种传播还毫无效果，甚至在医院体系内都没有影响——武汉中心医院那时仍禁止大夫佩戴口罩看诊。1月8日，未戴口罩的李医生被一位无症状感染者感染，在一个月内，从病重发展到病故。
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他尝试帮助别人改变命运，最终却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把控，并付出了生命。这就引发了公众无尽的惋惜与同情。这种同情也是其他八名被平反的“传谣者”不会获得的。
李文亮的病故让人无尽感慨，感觉到个人的弱小与无助。李文亮传播消息也许是我们都会做的，被训诫也是我们可能经历的。但最终我们都会被平反、正名。但李文亮是医生。他要履行医生的职责，救死扶伤。在这个过程中，他感染了COVID-19，最终被夺去年轻的生命（留下妻儿）。而这个结局，又是一般人不会经历的。
所以，李文亮平凡，但又不平凡。
我们对李医生拥有的不仅仅是尊敬，而是同情、悲伤、感慨。这是一个时代悲剧，是2020年中国抗疫中格外引起人们共鸣的一个悲伤故事。
2月8日，武汉市民们自发组织在家中用吹哨和点亮灯光的方式祭奠李文亮，就是这样复杂的情绪表达。
小结：民众对李文亮的哀悼集结了多种复杂情绪的。笔者尝试做一分解，点到各个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点。
4、政府顺应舆情，及时纠错，为李文亮平反，并将其纳入为体制抗疫的一部分
民情汹涌，政府自然看得十分清楚。政府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这次疫情中，政府非常照顾体恤民情。疫情之下，老百姓有很多不满、情绪，有的合理，有的不尽合理，但都可以理解、应当理解。政府做的就是顺应和安抚民意。老百姓对特定官员或机构有强烈看法的，就问责，采取行动，对关键人物撤职。凡是老百姓质疑的，都尝试做出正面回应和处理。
对李文亮医生，也是尽最大程度顺应民情。1月28日（李文亮生前），最高法院就发文认可李文亮的行为；2月7日李文亮去世后，国家监察委成立调查组，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情况依法开展调查，并于3月19日发布《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4月2日，湖北省将李文亮列为牺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为首批烈士。
政府的做法是直面问题，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消除影响，认可李文亮的行为与意义，并对未来形成新的指引与指导。
政府也努力将李文亮包括到举国抗疫事业内——“李文亮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名共产党员”），他是一个由本能善心驱动的公民，是中国抗疫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asanintegratedpartofChina’soveralleffortstotackleCOVID-19”）。李文亮在中国广大哀悼者表达的想法都是平常、合理并且是非政治化的，李文亮也绝不是海外反中势力试图打造的“反体制英雄”。
中国人对李文亮的哀思，如何定义，边界在哪里，是中国人可以理解的。但在2020年的国际环境下，就是西方所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了。
西方理解的李文亮已经成了反体制符号，是完全政治化的。汹涌的舆情和国内对“吹哨”概念的援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分析完中国人如何看待李文亮后，我们必须再结合西方语境探讨一下“吹哨”概念，藉此了解西方如何看待李文亮。
其一，当然因为李文亮被认为代表言论自由，很容易代入到西方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另一条笔者认为很重要的就是对“吹哨”这个概念的应用。在西方语境里，“吹哨”是特指，有具体的涵义。而在中国语境里，“吹哨”是个泛指，有更广阔的意义。
当COVID-19还是个本地事件时，中文世界不严谨地使用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关系。但当COVID-19发展成国际事件时，就不同了。中国内地报道也会被香港和西方引用，并按字面去理解、升华，最终用来抹黑中国。
1.西方的吹哨（whistleblowing）及吹哨人（whistleblower）概念：
吹哨人及吹哨行为是指：
2）为什么要“吹哨”：当事人通常发现了某些性质恶劣的行为：例如违反法律或监管政策、滥用权威、严重的管理失当、严重浪费资金；对公共健康有重大且具体的危害；对公共安全有重大且具体的危害等。当事人认为这些行为违反伦理道德和公共利益，出于道义，需要对外披露。由于当事人负有保密义务，这也使他面临一定的伦理冲突——即在公共职责、正义、真理之前，是否应该违反保密义务及职业规守，对外披露保密信息？
5）不得已的措施（whistleblowingasalastresort）——“吹哨”要违反一系列的保密义务与规程，这些保密义务与规程的设置本身肯定是有理据的，保密也是当事人的责任。所以，突破规程也要有充分的理据。只有穷举了各种可能性，充分认为通过体制内/体系内/机构内的常规流程无法解决问题，才出此“下策”，通过对外曝光解决问题。
由于吹哨人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违反保密义务及信息管理程序的，因此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公民抗命（civildisobedience）。吹哨是带有对抗性质的。
由于吹哨肯定涉及保密义务与汇报制度，当事人依规应当受到惩罚。而由于吹哨往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也会酌情给予保护，许多国家和社会因此对吹哨予以适度的法律保护。例如美国有《WhistleblowingProtectionAct》，保护联邦政府职员的吹哨行为。
小结：“吹哨”不是普通的信息传播、共享，也不是普通的泄密，吹哨是一种公民抗命，一手信息知情人突破保密义务，通过对外披露信息来揭露不公和错误，寻求停止及纠正这种错误，藉此保护公共利益。
消息的二次传播者不能算作吹哨人。他们只是转述原始吹哨人提供的信息。跟进报道吹哨行为的新闻媒体更不是吹哨人。
这是英文语境对吹哨（whistleblowing）和吹哨人（whistleblower）的理解。
这也是笔者每每看到“吹哨”这个字眼后的联想。
2.李文亮医生符不符合狭义“吹哨人”的定义——不符合
再看看李文亮医生的情况。
1）是否符合吹哨人的身份即是一手内幕知情人？否
2）是否负有保密义务和后果？有一定的连带保密义务，但责任风险可控
李文亮医生虽然不是传染病防控领域的经办/负责医务人员，但作为医院职员，对院内信息肯定是有保密职责的。不能对外传播病人检测单也应该属于基本要求（protocol）。而涉及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时，信息传播则更加敏感，任何一个国家和地方都需要对这种信息进行管理。因此医院领导会找他谈话。但李文亮毕竟是二手信息传播者。不能算保密第一责任人。他面临的个人风险肯定小于初始信息提供者。此外，李文亮二手传播并非出于恶意，动机可以理解，传播的信息在当时时点上也不是假消息，因此可以预期并不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责任风险可控）。这和“吹哨”行为有很大的不同。“吹哨’是和所在机构的严重对立、对抗行为，后果往往十分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吹哨行为比较难得的原因。
3）是否有引发”吹哨”的因素及指向”吹哨”的抗命目的：否
李文亮医生的动机非常单纯。12月30日下午，他看到了一则他认为非常重大的信息，为了及时通报，警示、保护同行，估计没想太多就转出去了。李医生知道疾控主线的存在和正常运作，他的转发信息不是因为他认为传染病防控体系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揭露和整改，要纠正什么样的不当行为，要控诉什么样的瞒报或失职，或要扭转不利的疫情发展局势。那个时点上，李医生在判断了信息相对可靠后，就决定在官方正式通报前，提前警示和保护自己的同行/朋友。李医生也知道传染病信息最终会由主线统一发布。狭义“吹哨”的抗命性、对抗性在李医生的行为里均不存在。
4）从信息传播对象看是否符合“吹哨”：否
李医生通过私人渠道获得了信息，但他的目的不是质疑、挑战武汉的防控举措与部署，只不过是提前警示身边的朋友。同时，为了明确这一目的，而避免造成更多的责任和麻烦，李医生特地要求接收者勿将消息进一步外传。这与狭义的“吹哨”行为完全相反。
最后要再次强调，我们说李文亮不是“吹哨人”，并不是不认可李文亮，不是不尊重李文亮，更不是贬低李文亮，而是还原真实，实事求是。
3.“吹哨”概念的泛化：李文亮是中国的“吹哨人”
如前所述，西方理解的“吹哨”是有特殊内涵，是一种为了真理和公共利益挑战规则、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公民抗命，“吹哨人”可以是一个普通人，但“吹哨”是一种需要巨大勇气的英雄行为。
笔者不知道“吹哨”这个概念是何时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话语里的。估计经此一役，“吹哨”也会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用词。
而“吹哨”这个标签又完全迎合了国内民众对信息管制的一贯抵触，以及抗疫初期对政府应对的不满和不信任。。
中国有非常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一个舶来概念可以迅速被赋予新的内涵，适应中国的语境。
新闻媒体报道内幕负面新闻属于吹哨；
还要考虑到中国人的含蓄、隐忍和克制，社会对个体的限制与约束。可能使得人们无时不感受到束缚和压迫，这时，只要说出自己的声音，对权威构成一点点挑战或违和——都可以看作是“吹哨”。
这就是“吹哨”概念的中国化。人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吹哨”在西方为何物，但“吹哨”在中国肯定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与生命。在中国，吹哨的所指更加广泛，门槛更低。吹哨不需要是激烈的抗命，更不需要是政治的。
所以，在中国，李文亮又是“吹哨人”。
4.西方的误读
这种西方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就是西方人不容易理解的了。正如西方无法理解“公知”（publicintellectual）这个概念在中国居然已经发展成为描述持有特定政治立场和取态的人士一样。
在西方，“吹哨”有具体所指。既然中国把李文亮比作“吹哨人”，那西方自然会根据字面理解去认识李文亮。
美国政客对李文亮的表述就是完完全全遵照西方“吹哨”概念去对号入座的。他们认为——
与事实不能偏离更远。而且让每一位对祖国有感情的中国人无语。但这就是2020年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现状。
中国将李文亮描绘为“吹哨人”，那是自找的：这个标签可以完美、自动地契合到西方妖魔化版本的“中国防疫故事”里。美国政客不需要更多事实，自己就可以基于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把中国防疫故事的想象拼图拼全。
已经先入为主的西方人也再不会有兴趣了解李文亮的实际作为。如果我们说李文亮只是做二手信息传播，给自己的小圈子朋友提个醒，而不是西方描述的吹哨英雄，反中人士是不会相信的。他们甚至会认为任何淡化李文亮英雄行为的说法都是中国政府的造谣。越是淡化李文亮的作用，越说明中国政府造谣和洗脑的可怕，越说明纪念李文亮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1）中国媒体人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负责任地滥用西方“吹哨”概念；
2）这些概念迅速在中国传播，迅速本土化，被赋予新的意义，用来描述中国的人和事件（李文亮）；
3）这些描述和标签（吹哨人李文亮）重新出口到西方；
4）西方继续按照狭义去对号入座理解这些概念，产生误读。但这个概念又完全符合西方对中国体制的想象；
5）李文亮最终成为西方歪曲、抹黑、妖魔化中国抗疫故事的最重要素材。
笔者认为：毫无作用。
而且悖论是，中国政府越是顺应民情舆论，对李文亮的评价越积极正面，反中势力就越认为李文亮是英雄，越认为李文亮有巨大贡献，越认为中国政府有巨大责任。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一切的跟进行动都是在被推到墙角之下，为了维持统治所做的不得已选择。“共产党在汹涌的批评下，为了维护统治，只得做出让步”。
在西方对中国的基本叙事里，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只能是对立的——当然这一条并不一定是抹黑中国，因为这就是西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果外界看不到对立，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真相被压抑、屏蔽、管制了（只有被限制和屏蔽的才是真相；流传在公共空间里的不可能是真相）；二是民众被大规模宣传洗脑了。在西方的叙事里，民众如果能够由自己的自由意志驱动，那他们就不可能真的、由衷地认可和支持中国政府（支持=洗脑）。独立、理性、自主的爱国是不可能的。
在笔者眼中，中国政府是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政府与社会是共生的，构成中国的总体。武汉封城时，体制内人士和普通市民一样，都是抗疫的主体，也都为抗疫付出了代价，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脱离老百姓的统治者。李文亮去世当日，笔者看到许多体制内人士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刷屏，表达着一样的情绪。大家都是公民而已。
笔者相信，最高法1月28日撰文为“传谣”者平反时，写作者和普通民众的心理是一样的。写作是由衷的，而不是在政治算计驱动下的违心反应。
在李文亮事件上，大多数的公务员们、领导干部们、广大体制内人士们和普通市民看法可能并无不同。
对李文亮的平反，与其说是政府的让步，不如说是中国社会在2020年抗疫时的一个反思。积极地看，这个案例可能对未来都有指导意义。
中国政府与社会的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是西方社会所无法理解的。他们永远只能通过政府-社会两元对立的模式去理解现代政治，因此无法理解中国。这就和美国人的职业经理人和工人都无法理解中国企业一样（《美国工厂》）。当然，如果他们真的理解了中国，只会更加恐惧中国。
今天让我们把问题说透。聊完了“吹哨”，再聊聊李文亮能不能改变疫情进程的问题。
1、如果李文亮传播的信息得到正常流传，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如前面分析的，传染病防控体系的主线是正常进行的，主线就是收集信息，获取更多的流行病学信息，增加对传染病的了解，尽快确定应对措施。这其中，还要同时兼顾信息传播中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及时和准确缺一不可。
在12月30日至1月上旬这个时点，李文亮参与信息传播无论是否存在，都不会根本改变主线及疫情发展趋势。
李文亮作为中心医院的医生，肯定知悉主线的存在，他并非尝试质疑和纠正主线，传播信息就是为了提前通知。作为一个个人信息传播者，他不需要兼顾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信息发布中要把握的“及时、准确”原则，因为这是公共治理者的责任。
如果李文亮传播的信息没有受到任何管制和约束，会有什么后果？笔者推演如下。
2）公众行为不会因此就发生变化：但仅凭这些信息仍然不足以改变大众的行为的。中国公众的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意识本来就比较低。SARS历史已经有些久远。武汉这样的城市并无SARS的经历。大部分人会仍然按照固有的方式生活。等待政府的正式警示。
3）消息发酵。在2020年的互联网信息生态圈里，如果消息能够自由传播，事情还是会在一到两日内发酵，期间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信息传出。重大危机前政府需要每日更新信息，就是为了防止不可靠的传言。
4）民众的疑惑和担忧进一步加剧，但不会系统改变行为。更多的人可能会有所恐慌。但大众不会仅仅因此就系统性地改变行为——而在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的世界里，人们对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所知甚少，更不知道什么是大规模社会隔离（socialdistancing）。其他国家的实践还说明，即便疫情已经爆发，要想强迫大部分人口进行社会隔离还是很困难的。
5）政府做出正式回应，但并不会提供更多信息。政府这时发现，必须做出正面回应了，需要对社会上流传的消息进行解释说明。但政府能出来说什么呢？肯定和12月31日之后武汉卫健委每日通报的信息一样，不会更多。一开始病例不多；有发热等症状；初判病原体是病毒但明确排除SARS。这些行为都不会在当时系统性改变人们的行为。因为，政府作为信息发布者，需要兼顾及时性和准确性，现实中疾控专家对未知流行病的了解是逐步增加的，有个过程。但一方面要及时对公众提供信息，避免疫情爆发，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发布不准确的信息以造成公众恐慌。这个平衡点很不容易把握。观察者容易低估传播不准确信息或误报隐含的代价。
6）即便政府更早提出怀疑有人传人和医护感染，也不会系统性改变人们的行为。如果武汉卫健委在通报中说得更加谨慎保守，“不能排除病毒有人传人的情形”，或提早数日公布有（疑似）医护感染，是否会改变人们的行为？笔者认为不会改变人们的行为。因为公众对呼吸道传染病的认知本来就非常有限，人传人本身也不稀罕。流感也可以人传人。不会说武汉卫健委一公布有人传人武汉人就都不上街了。人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取决于对新型传染病严重性的判断（“你告诉我这个病到底有多严重”）。
7）各种社会聚集活动将依旧发生，疫病传播场景不会自动消除——例如开学、开工，开市等，都不会因为仅仅在社会上有消息传播或卫健委通报（且假设卫健委明确说怀疑人传人）就发生系统性变化。除非政府强制，否则各种活动会依旧进行。疫病的传播场景仍然存在。
8）公众社交行为不会因为领导人对疾控讲话定调就发生系统性变化。回到1月20日的武汉。哪怕出现更多的异地及本地传播病例，卫生部门提前就公布了人传人/医护感染证据，到领导人发话强调传染病防控的迫切性及重要性，公众的行为仍然不会因此而系统性变化。当时的武汉，该出门出门，该吃夜宵吃夜宵，该打麻将打麻将，该串门聚会串门聚会。人们准备欢度春节。
9）只有政府采取激进的社会隔离措施之后人们的行为才可能转变。激进措施即各种社会隔离措施（socialdistancing），包括升级到公共卫生一级响应、全面停学停工停市、全面暂停公共聚集活动、进行大规模的出入旅行限制（封城）等。这些措施除了能够直接降低疫病传播风险，还能极大的提高人们的风险意识：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只能说明传染病极其严重，公众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精神防护。这就是SARS化。
11）只有在1月初就对武汉大规模社会隔离才有可能逆转疫情。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有可能满足“早点听了李文亮的话就会改变疫情发展的趋势”的假象——即官方/疾控主线采取绝对的风险零容忍态度，在有限的流行病学认识下，只要怀疑这个病有一丢丢可能性接近SARS，就要先按SARS处理再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启动一级响应，采取最强力措施进行人口管控。比方说，在1月15日武汉仅有41例已知确诊病例时，就停工停学停市封城。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阻止本地传播，才能防止500万人出城。显而易见，这完全违反人类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实践与常识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可能这样做。
李文亮的消息传播不会改变COVID-19疫情发展的逻辑与趋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并不会根据坊间的消息传播改变自己的行为。人们需要政府的官方通报及行动。只要政府不统一部署，不提出强制措施，则公众的行为模式不会发生系统性的变化。
“……事实证明，尽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这个想法是非常理想化的，颇为天真。现实世界不是这样推演的。历史也没有如果，李文亮发布的信息即便不受干扰，疫情发展的逻辑也不会改变。
1.及时、准确都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的重要原则。
在法规里也有体现。
-----------------------引用法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
‘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3.3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后，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发布事件信息，是负责任的重要表现。对于公众了解事件真相，避免误信谣传，从而稳定人心，调动公众积极投身抗灾救灾，具有重要意义。
4.2.1(7)信息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作好信息发布工作，信息发布要及时主动、准确把握，实事求是，正确引导舆论，注重社会效果。
-----------------------引用法规结束------------------------
疫情爆发后，公众一般都会抱怨政府的信息发布及应对不够及时，使得传染病没有在更早的时候被控制。从李文亮信息传播的例子看，人们认为信息不准确没太大关系，关键是要“及时”出来。
其原因是——COVID-19事后证明很严重——而且待这个疫病传播到欧美之后，死亡率比中国还高，更加验证了我们这种看法。其一，还好采取了严厉措施防控。其二，如果，更早采取严厉措施防控就好了，最好从第一天就按照SARS处理。
但这是一种事后判断，因为在12月末1月初我们在面临这个新型传染病时对它的了解有限，尚不知道它的严重性。甚至1月22日政府封城时，对COVID-19也没有大数据分析。驱使中国政府采取超强力防控措施的原因是担心它是SARS（“SARS化应对”），极力希望避免重演2003年SARS时的不力应对，并且已经处在春运之前的当口，必须立即做出重大决定。这个决策有一定的赌博性质。
如果COVDI-19最后被证明是一种比较轻的疫病，死亡率非常之低，只是个“大号流感”，笔者相信舆情的发展就不一样了，人们会反过来批评政府决策武断：在没有充足的流行病学知识作为依据，慎重考虑各种可能性之前，就出台过于严厉的措施，限制了人民出行和日常生活，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代价，让普通人买单。这是拍脑袋决策啊。矫枉过正啊。在那个时候，不太可能会有人说：“如果我们早点听信李文亮的话，认定它是SARS就好了”——而是：“当时流传说SARS确实有问题，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恐慌，这病根本就没那么严重。”
未知新型传染病疫情爆发后，这个病越危险，对公共健康造成的伤害越大，公众越会侧重强调初期信息发布与传播的及时性。
未知新型传染病疫情爆发后，这个病越温和，对公共健康造成的伤害越小，公众越会侧重强调初期信息发布与传播的准确性。
这就叫事后诸葛亮。
2.“狼来了”问题：消防体系与传染病防控
不及时的信息传播毫无疑问会有巨大的成本与代价。但不准确的信息传播也是有巨大社会成本与代价的。但后一种的成本与代价可能更难让人觉察。
笔者再举个生活中的例子补充说明，现代写字楼的消防体系。
笔者这方面完全业余，写的可能不专业，只是结合生活体验进行的通俗比较。
写字楼的消防体系包括：
——基础体系：防火分区（防火墙/窗/门/等）、消防器材/设施及疏散通道；
——电子体系：烟感探测器、自动灭火、防排烟系统、防火卷帘等；
——人力体系：分布在中控及各楼层/区域的值班人员，监控实时状况；
——管理体系：从日常维护到火情出现时响应的机制、流程等；
——外部体系：外部消防机构，在触发火警后器前来救援。
如果把火灾简单比喻为传染病的话，则消防体系=传染病防控体系，写字楼里的人员=社会居民。
烟感探测器是现代高层建筑消防系统中的极重要的一环，在火势初期阶段帮助探测火情，并迅速报警，对于及时阻止火势蔓延有关键作用。烟感报警器主要是探测烟雾，在烟雾浓度达到设定的阈值时，就会发出报警声，并将信号传给中控。
我们都有这样经验，卫生间的烟感器突然响了，往往是有人抽烟所致。这时烟雾浓度不够，不会启动更高级别的警报响应。楼层安保/物业会迅速注意到并前往甄别、排查。如果没有并无火源，就是虚惊一场，警报很快消除。这种事情非常场景。
如果发现确有火源，就需要积极应对了：利用人工或自动喷淋系统及消防器材进行扑灭。大型建筑也都设置了防火分区，可以一定程度抑制火势蔓延，将人员进行安全分隔。
总之，楼宇的维护人员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响应机制。有一整套流程可以遵循。
这样，在楼里办公的人可能每天都要被疏散到街上。然后每次都发现是虚惊一场。
这样的事情只要重复几次人们就会抱怨，认为消防体系有问题。警报再来，人们就不会疏散，选择留在座位，“过几分钟就没事了，肯定又是误报。”
这就是“狼来了”现象：频繁使用最高级别警报，在大灾难出现时肯定能够救大家的命，但更多的时候则可能是过度反应，过度反应是一种滥用，其不但劳民伤财，还会透支警报系统的信用，使得人们麻痹、松懈，从而使警报体系失效。
因此，对所有灾害都需要设立分级体系，必须伴随灾害的升级而相应将应对升级。
有效的警报系统是一个非常稀缺的、宝贵的资源，成熟的社会需要保护而不能滥用这个体系。滥用这个体系同样是有代价的。
3.事后诸葛亮看COVID-19防控
回到李文亮的消息传播。如果要改写历史，只能让我们的疾控体系完全放弃信息发布的准确原则，采取风险零容忍态度，“宁可错报一万次，不可漏报一次”，一旦出现未知呼吸道传染病，就做最坏打算，向社会公众宣布：“本市不能排除出现新的疑似未知传染病，不能排除为新型冠状病毒同源病毒/某某新型流感/或任何其他新型传染病，不能排除人传人，建议市民及企业单位采取严格措施防止病毒传播。”
每次警报都搞得市民一片恐慌，结果政府最后出来说“不好意思，虚惊一场，其实并没有发现我们怀疑的传染病，我们只是为了保持最大的警惕，善意提醒市民这一风险。”
社会很快就会陷入“狼来了”境地。警报体系很快就会形同虚设。“宁可错报一万次，不可漏报一次”——这样的社会相当于完全没有传染病防控体系与能力。
怨声载道的市民这时会要求政府重新出台分级的疫病防控机制，
就COVID-19疫情本身而言，人们之所以认为李文亮传播消息很重要，也是因为后来发现这个疫病的严重性。但实际上，内地疫情发展到3月份时，湖北以外地区病死率控制到了1%以下（目前为0.89%）。有人就认为防控有些矫枉过正——“这个病其实就是个‘大号流感’”，武汉病死率高的原因是封城导致的交叉感染及医疗资源挤兑。
笔者认为，也是基于这个认知，使得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一开始都对COVID-19不以为意，准备按“大号流感”处理。
直到远超人们预期的病死率从意大利扩散到法国、荷兰、比利时、英国，瑞典、美国，才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人现在都庆幸当时封城真是封对了。
4.传染病防控远比消防复杂
此外，笔者把传染病防控与火警比较，但其实二者又很大的区别。
1、火虽然可怕，但人类熟悉火，防火基本都是一套方法。但传染病却是各自不同的，按严重性可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不同传染病的病原、传播途径、传播能力不同，防控和治疗方法也不同；
这些都使得传染病防控体系十分复杂。
2020年COVID-19应对，没有哪几个国家做得很好。新加坡第一波控制住，第二波爆发；以色列一开始被中国崇犹者吹捧为“这次防疫里做得最好的”，结果大爆发；GHSI指数评选的“13个对传染病防控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中大多比中国内地及湖北省表现还要差。
而中国是第一个在各种不确定之下，以较弱的医疗基础设施及公共卫生认知水平应对这个未知传染病的，可见难度之大。
2.“当初如果听了李文亮的话”这种判断都是很不专业的，随便说说可以，但不可能用来真正指导重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的信息发布。信息发布必须遵循及时和准确的基本原则。传染病防控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必须有渐进的分级的响应机制，风险零容忍下的拍脑袋决策也是不负责任的；滥用公共响应系统除了短期代价之外，还会有中长期代价。
3.人们同情李文亮，因为他是个凡人。但笔者以为，人们不一定在说“李文亮虽然是个凡人，但‘小人物也可以拯救地球’，用勇气和担当做了一件本可以改变历史的英雄事迹”，而是说，当时李文亮做的其实就是非常普通和自然的事，是我们都会做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他却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无助才是人们的痛点。
5.李医生传播信息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同行。毕竟医生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病波及的人群。所以，医院对医护人员的保护标准也应该更高，他们除了要求医护人员注意恪守对外信息发布原则外，还应该提出具体的保护措施。这次疫情初期，武汉卫健委开启行动调查不明肺炎，但武汉中心医院仍禁止许多科室医生佩戴口罩，使得李文亮等医生被感染，这是不能接受的。笔者比较乐观地相信，经历COVID-19一疫，医院的做法会改变，会更加积极地引导医护人员佩戴传染病防护用具。
6.另外，对信息发布的规范应该从源头着手，管住源头。而源头往往就是医生（例如艾芬医生），针对医生，在医疗体系内做好引导工作即可。
7.要绝对避免使用执法机构/警察去对消息传播者进行警示和训诫。在医疗体系内去规范医护人员的信息发布就可以了，不需要动用执法体系，给当事人及社会的观感和影响都非常不好。
8.在发生重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100%会有各种信息泄露，就把这个当做必须应对的常态事件就可以。另外也不用将信息泄露视为不可控的洪水猛兽。在听到政府官方通报之前，绝大多数人口的行为并不会发生系统性改变。卫生部门要做的是及时进行统一的信息发布，对社会上的流言要做正面回应，向公众客观、全面的呈现各种知道与不知道的信息。一方面高调进行信息管制（例如派出所出面，训诫“造谣者”），同时卫生部门只能提供有限含糊的信息，给人的观感就很不好。
9.李文亮不算西方语境下的“吹哨人”。“吹哨”概念被中国本土化了，赋予了更加宽泛的概念，甚至只要说出不同的声音都可以算做吹哨。
10.但李文亮被标签为“吹哨人”后很容易被西方人误读，因为“吹哨”这个概念和反体制、对抗、抗命是挂钩的，能够完美的契合到西方版本的中国防疫故事里，成为反中素材。李文亮不再是在医生圈内进行小范围不对外的二手消息传播的人，而是“第一个发现了COVID-19疫病并屡次三番向国人与世界警示病毒存在并遭到打压迫害的医生”。这种转化是中国民众之前想象不到的。中国民众经历本次疫情应当更加看到中国面临国际环境的高度复杂性。
11.李文亮医生去世两个多月了。今天的中国民众应当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评估李医生去年12月30日的消息传播行为。今天我们说李医生不是“吹哨人”，或说李医生的消息传播并不能改变历史，不是要矮化李医生、不是不尊重李医生，而是实事求是，还原现实。把李医生捧得越高，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越大，越不利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对李医生实事求是，才能有助于在国际上讲好中国防疫故事。
12.李医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相信，如果告诉他：你的行为会使你在身后变成反中素材，美国政客要用你的名字给制裁中国官员的《国际公共健康安全问责法》命名，你接受么？我相信李文亮是不会接受的。他肯定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作用被曲解，不希望看到自己身后被利用，被迫扮演这样的历史角色。所以，实事求是，还原现实，也是尊重李文亮及其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