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1986年出生，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青年工作部部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今年荣获第二十六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面对脊柱畸形这道世界性难题，他和团队成员始终站在前沿阵地，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从医10余年来，他的手术总时长超1万小时，让无数脊柱畸形患者实现了“昂首挺胸”的梦想。
于毫厘中求精准，在极限中求突破
脊柱畸形是一种高致畸致残性疾病，发病年龄覆盖全生命周期，小到新生儿、大到耄耋老人都可能患病。而脊柱畸形手术因耗时极长、精度极细、难度极高、风险极大，被称为“脊柱手术的珠峰”。
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邱贵兴院士和仉建国主任的带领下，吴南主攻脊柱畸形手术，于毫厘中求精准，在极限中求突破，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
吴南说：“脊柱的骨骼包裹着脊髓，脊柱畸形手术既要保证不损伤脊髓，又要对坚硬的脊柱进行矫形。有时候甚至要切除部分脊柱，常常险象环生。”
有一次，他为一名4岁孩子做手术，术中突发意外情况，出现血管破裂。凭着外科医生特有的冷静与敏捷，他和团队一起努力，迅速进行了一连串的处理，化险为夷。“哪怕犹豫一两秒，或者有一个操作失误，孩子就可能失去生命。”吴南回忆。
脊柱畸形手术难度大，平均每台手术需要四五个小时。在仉建国主任的带领下，吴南每周二、周三安排全天手术，经常挑战生理极限。吴南做过最长的一次手术，耗时整整14个小时，他像“钉子”一样钉在手术台旁，直到为患者缝好最后一针。此时吴南已双腿僵直，无法走动。但是，每当亲眼看到患者从初见时的佝偻蹒跚、自卑敏感，到术后的站姿笔直、自信开朗，他都能深刻感受到“挺起脊梁”这句话的分量。
构建脊柱畸形遗传研究体系
今年4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在中国医学发展大会上发布了《中国21世纪重要医学成就》，“脊柱畸形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及临床应用”名列其中。
对于脊柱畸形患者来说，早诊断、早干预意义重大。然而，脊柱畸形的病因学诊断在国际尚属空白。“如果能找到致病的基因，进行早期干预，患者可能不需要走到做大手术那一步。”吴南说。
毕业于协和医大八年制的吴南，师从我国著名骨科专家邱贵兴院士。从2010年起，吴南就开始了脊柱畸形致病基因的研究。
2017年，吴南来到美国贝勒医学院从事分子和人类遗传学博士后研究。他婉拒了美方的高薪挽留，毅然于2019年回到北京协和医院。在医院和科室的大力支持下，团队建立了骨骼畸形遗传门诊，为骨骼畸形尤其是脊柱畸形的患者进行病因学诊断，让更多患者看到了希望之光。
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探索，北京协和医院骨科联合复旦大学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揭示先天性脊柱侧凸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遗传致病因素，并将成果发表在世界顶尖医学期刊上。团队还提出了先天性脊柱侧凸的“中国模型”，从分子水平定义了一种全新的疾病亚型，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团队率先构建起完整的脊柱畸形遗传研究体系，实现我国骨科学者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让中国人成为这项国际研究的引领者。
现在，吴南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10余家三甲医院及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推广，已累计应用于2000多例脊柱畸形患者。随着国内首个骨骼畸形遗传咨询门诊落地，脊柱畸形的分子遗传学研究步入临床应用阶段。
“把每一名患者当作家人对待”
“医生不能只看片子，不看患者。医生治的是病，救的是人。”在吴南心中，临床技术和人文关怀同等重要。作为医生，既要有一把过硬的刀，也要有一颗慈悲的心。
“把每一名患者当作家人对待”，是吴南的从医准则。有一次，吴南做完最后一台手术，已是晚上8点多了，又累又饿。下班之前，他还要坚持到病房再看看患者。当时，正好遇到一名9岁的孩子胸闷憋气，血氧饱和度很低。吴南判断可能是胸腔积液渗出，迅速喊来同事，在病床旁做胸腔穿刺。可是，孩子又哭又闹，根本不配合检查。于是，吴南跪在地上，一边让人哄孩子，一边熟练地操作。当穿刺完成后，吴南已经累得坐在地上直喘气，半天站不起来。
在病人面前，吴南真诚而谦和。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倾力救治，不图回报。吴南常常想起导师的叮嘱，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可重来。医生要敬畏生命，做每一台手术都要想到最坏的结果，尽最大努力减少对患者的伤害。吴南说：“当医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做最纯粹的医学，一切从患者的利益和社会的需求出发。”
吴南的人生成长，深受邱贵兴、仉建国、吴志宏等协和骨科专家的影响。在前辈的熏陶下，吴南决心当一名“大医生”。他说，“大医生”就是要心系天下苍生，有大格局、大眼光、大胸怀，推动中国医学事业从“跟跑”到“领跑”，让中国人在国际医学界拥有更多话语权，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