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江南认为，目前的医疗服务存在着很多痛点尚未解决，而最为明显的，是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倒挂的金字塔结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有2.6万家医院，三级医院占了7%的比重，但是三级医院的门诊量却占总份额近一半，47%，住院份额占近41%——我们以7%的三级医院数量的比重，占据了医疗服务市场接近一半的比重。”
而据蔡江南介绍，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三级医院占门诊量和住院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要高于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和没有评级的医院。“可以看到三级医院的金字塔塔尖越来越大，所以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解决倒金字塔的现象？我们现在出的这些政策，为什么没有能够撬动这个问题呢？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就是医生的痛点。”
中国医生数据远高于美国，但不均质化问题大
会上，蔡江南教授选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计算了医生和人口的比重，中国在十个人口大国当中，恰好处在中间的位置，每万人口的医生在2010年是14名，比巴西和墨西哥低，但是比起人口大国印度，这个比重要高了一倍多，“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似乎我们的国家医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数量还算可以。”
但是，中国200多万的执业医生当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医生只占了一半多一点，有接近一半的医生只有大专、中专，甚至是高中和高中以下的教育水平。“我给外国人做报告，他们问中国没有接受本科教育也能算医生？印度医生起码有本科教育的水平，如果用同样质量的医生和印度一比，我们国家医生短缺的情况，要比印度严重。”
而和美国相比差距则更大，蔡江南介绍，“美国医生都是研究生教育水平以上，中国目前只有10%多一点的医生，具有研究生以上教育水平，如果把同质量的医生和美国比，中国医生就更少得可怜。”而这些受教育水平高的医生，大多集中大城市大医院，也就是金字塔的塔尖，而金字塔的底部，或者中部都是教育水平比较差的医生。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让病人到基层去看病，我想医生的能力还是缺乏的，所以病人没有办法来信任基层医生，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政府仅仅在硬件上投钱，买设备和盖房子，而医生的情况没有大的变化，中国的分级诊疗是难以取得结果的。”蔡江南说道。
解决医生痛点，在于医生就业方式改革
蔡江南说，很多人认为中国医改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投入得太少了，“似乎政府的投资多了，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09年以来，政府的投资增加了很多，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缓解。所以怎么样解决医生的问题，是医改和整个医疗服务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很多国家医学院的毕业生出来了，接受了同质化标准化的医学教育，看病质量是非常均质的。蔡江南介绍，这些国家里，大多数的医生去了基层，但是去了基层并不意味着跟教学医院切割了关系，他和教学医院仍然有一个合同弹性的就业关系，好的教学医院要争取和好的专家签约，大医院的设备和手术都是向签约医生开放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国外大型医院是一个社会化的资源，不仅是供本院就业的医生，住院医使用，基层医生也是可以来使用。专家也变成了社会的资源，不是被某一家医院和诊所控制的，可以和多家医院签约，而且签约的关系是可以变化的，在这种就业体制下大量的医生没有任何问题到基层诊所去就业，仍然可以在大医院做研究，做教学，来治疗病人。而目前中国的情况是，大量的医学院毕业生如果没有机会去三级医院，他就放弃了做临床医生的职业发展道路。”
蔡江南介绍，以美国08年医生数据为例，只有20%的美国医生是被雇佣的，其中13%的医生是医院的雇员，7%的医生是医学院的雇员。80%的医生是在小型的医生诊所，或者大一点的医生集团，“在医生集团当中有自己的诊所，也可能没有诊所，和医院只是签约关系，美国80%的医生就是在基层就业，他是一个自由执业者，但是仍然和大医院之间存在弹性的关系。”
因此对于如何解决中国医生问题，蔡江南教授从医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上提出了两点意见。
一个是落实医生的多点执业，特别是对于公立医院当中现有医生的存量，要推动多点执业，虽然这些年卫计委一直在鼓励，但是存量的改革非常困难。
第二点是增量的改革，就是鼓励医生开办诊所，特别是鼓励民营医生诊所的开办。目前政策上这个门还是关得非常紧，北京协和一位医生离职后想开一个民营诊所，北京五环之内都不允许她办这个诊所。而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医生诊所密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将来的分级诊疗，应该鼓励社会多元化来办医生诊所，医生只要有执业资格就可以没有障碍去办自己的诊所。
对于近两年兴起的医生集团，蔡江南表示，希望医生集团在中国会成为医生自由执业的一个很好改革途径。
“医生的就业制度是解决医生问题的关键，医生的多点执业和创建更多的医生诊所，是我们改革的途径。还有诊所和医生集团的发展，结合互联网的创新，也许是推进我们这个问题上改革的一些重要的手段和抓手。”
（本文根据2016中国医疗投融资论坛速记稿整理，本论坛由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