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英烈网

鲁南特派员唐东华李景亮潘兆仲（60）

滔滔潍水祭英魂

——纪念王一之烈士徐甡（67）

周树东烈士传略赵宁（75）

秦贤安烈士传略苏启明（80）

献身于民族教育事业的人

——迟健民烈士传略迟风可（89）

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李体煜（100）

先父马侠村烈士传略马少波（106）

魏金三烈士传略韩剑秋夏页文（113）

弯弓射豺狼德威照后人

——记王道平烈士安琪李子瑞徐振田（124）

侦察英雄齐进虎刘德军（140）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王本刚高星（154）

特级侦察英雄杨子荣刘友琢常毅传都兴华（161）

战斗模范吴钦平戴汉萍贾福明（173）

英雄赴国难血洒两目山

——赵大川烈士传略刘永禄（179）

孙厚甫烈士传略陈兆殷（188）

任圣甫烈士传略董直夫（200）

张智忠烈士传略昌邑县党史资料征委会昌邑县民政局（209）

向奉之烈士传略安琪李子瑞徐振田（218）

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熊善隆张建华张广勤（230）

回民抗日游击队长魏立久孔宪志盛克俊（240）

射击英雄贾世贵吕振光（250）

智勇双全的参谋长——石峰马洪喜（263）

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

——记梅永福烈士淄博市周村区编辑办公室（272）

一级战斗英雄郭敬富淄博市淄川区编辑办公室（282）

巾帼丹心照汗青

——记共产党员陈秀英烈士陈华鲁（291）

“共和国卫士”刘国庚

山东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办公室（297）

舍生取义虽死犹生

——记“羊城护法英雄”车孟义烈士荣成县民政局（305）

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刘文进孔宪志盛克俊（313）

舍生忘死为人民

——邱树昌烈士事迹济南市油墨厂（326）

青年民警李健军烈士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宣传科（333）

一腔热血献海岛

——李景德烈士事迹莱西县烈士陵园（342）

张昆弟烈士传略

余应彬闵群芳

1925年11月，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地委书记邓恩铭被捕入狱。在这个危难时刻，张昆弟受党中央委派来到山东，担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在山东工作近一年，对山东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

对真理的热切追求和改造社会的雄心大志，促使张昆弟积极进行身体和意志的锻炼。他说：“大丈夫独患无身耳，体强心强，何事不可为。”他常常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道，远足荒郊野外，寄宿深山古寺，进行冷水浴、风雨浴、日光浴等活动。

在一师的五年里，张昆弟受到了全面的锻炼。1917年6月，全校11个班级400名学生举行“人物互选”，选举项目包括敦品、自治、好学、克己、俭朴、服务、胆识、卫生、体操、竞技、才具、言语、文学、科学、美育等多项。毛泽东得票最多，张昆弟票居第四。

张昆弟在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相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愿望，即国家要改造，个人要进步，非集合更多的同志，组织一个团体不可。于是，一个“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团体——新民学会，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准备，于1918年4月14日在蔡和森居住的刘家台子诞生了。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张昆弟，为新民学会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学会重要成员李维汉等就是由他联络入会的。

新民学会成立后，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实践学会的宗旨，这是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经常考虑的重要问题。1918年6月，张昆弟与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邀集蔡和森（已于1915年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于高师）一起搬进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进行“新村生活”的尝试。他们走遍了岳麓山下的小镇和村庄，希望找到一适当地盘作为“新村”的试验场所，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睦、互助友爱的自由天地。但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很快就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正当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在思考如何改造社会，如何选择个人道路的时候，接到了已应聘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的来信，得知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消息。6月下旬，新民学会召开会议，讨论赴法勤工俭学问题。会上，张昆弟热烈赞同“会友向外发展”的方针。会后，他立即着手赴法准备，成为最早走出湖南的新民学会成员之一。

二

1918年8月15日，张昆弟与毛泽东、罗学瓒、李维汉等一行25人，从长沙到达北京。当时，华法教育会为赶法学生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因此，决定先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今属高阳县）三处开办为期一年的顶备班。张昆弟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预备班，一面补习法语、数学、机械学等，一面到附近工厂做工。不久，湖南籍学员、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邹彝鼎病重，张昆弟与李维汉护送邹回湘后，即留在湖南，与毛泽东等人一起领导了湖南的五四运动。

1919年9月，张昆弟得知勤工俭学的学生即行赴法的消息后，便赶赴上海等候。10月31日，他与李维汉、李富春、贺果等40多名湖南籍学员搭乘法国邮船“宝勒加”号自沪启航，于12月7日抵达法国的马赛。随后，由华法教育会将他们安置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

当时的法国，一方面是战争留下的创伤，疮痍满目，经济萧条，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建立，社会主义思想十分活跃。张昆弟初到法国，一时无法找到做工和入学的机会，连住房都极为困难，只好与李维汉、李富春、贺果等三四十名学生挤在一座军用帐篷里。这期间，他经常到华侨协社图书馆坚持自修，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各方面的书籍。通过学习与研究，他进一步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是根本不能用来改造社会的，因而在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1920年7月，新民学会在法国的13名会友在蒙达尼男子中学举行会议，讨论学会宗旨。会上，蔡和森提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宗旨，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宗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张昆弟在蔡和森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坚定地表示，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才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后来他在《法国北海岸之华工》一文中写道：“工人想要得到健康的衣食住，在现在的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想别的法子，无论工资增加到什么地步，都是不行的，非全世界工人全体有彻底的觉悟，把这种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推翻不可。”由于具备了这一明确的指导思想，在这年12月“工学世界社”召开第一次年会讨论该社宗旨时，张昆弟与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蔡和森、向警予等，坚决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社会大革命。在他们的影响下，该社大多数社员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工学世界社”的宗旨向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

在法期间，张昆弟不仅努力从理论上探索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在斗争中不断实践马克思主义，成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斗争的组织者之一。他与罗学瓒、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曾于1920年2月在华侨协社成立“勤工俭学励进会”，张昆弟被推选为干事和“勤工俭学励进会”负责人。这个组织在勤工俭学中影响很大，“大概来法的同学，凡略有志气和见解的，或有能力和品行纯正的，都想联络入会。”1920年8月，“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并在年底举行的年会上把宗旨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此后，它便成为勤工俭学学生进行斗争的重要组织。

1921年，4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做工、求学均无着落的艰难情况下，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提出生活补助和进入里昂大学读书的要求。公使馆不仅拒绝这一要求，而且发出通启，声称要把这批学生遣送回国。当张昆弟与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至巴黎，一连数日同学生代表开会，商讨斗争目标和方法，提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口号。2月28日，他们组织400多名学生聚集在公使馆门前，要求公使陈箓答复各项要求。后来，公使馆被迫同意延长发放三个月每人每日五法郎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也答应继续为华工学生谋求工作。

1921年7、8月，张昆弟与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一道，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拒款”斗争。他们深入到学生、华工和华侨中进行宣传活动，造成强大声势，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取消向法国当局出卖国家主权，借款五亿法郎购买军火的企图。

1921年9月，里昂大学突然改变原定招收中国在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计划，准备另从国内招收官僚富商子弟入学。这一行径，激起了在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强烈反对；“工学世界社”和“勤工俭学学会”等团体组成“各地勤工学生联合委员会”，负责领导这场斗争。9月21日晚，蔡和森、赵世炎、罗学瓒、张昆弟、陈毅等125名学生代表组成“先发队”，勇敢地冲进里昂大学，占领一座楼房，准备与校方谈判。不料，把持勤工俭学学生进校大权的吴稚晖与公使陈箓串通法国当局，调来200余名警察，强行将张昆弟等105名“先发队”队员逮捕，并押往兵营。在被押期间，张昆弟隔着兵营的铁窗，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申述事实真相，提出正义要求。另外，他还参加了为抗议法国当局虐待学生的绝食斗争。经过20多天的囚禁，除赵世炎机智脱外，其余104人均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扰乱治安”的罪名，于10月18日深夜被强行遣送回国。从此，张昆弟被迫结束了将近两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

三

1921年12月20日，张昆弟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到达上海。一踏上国土，他就以天下大事为己任，投入了国内的伟大革命斗争。

1922年春，张昆弟在由上海转赴北京后，加入了中共产党，并被党组织分配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7月党的二大召开后，又担任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京区委员会的委员。其间，为了加强党在工人队伍中的领导力量，李大钊通过北洋交通总长高恩洪，吴佩孚的参谋长白坚武等私人关系，指派六名共产党员以交通密查员身份，分赴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铁路等六条干线，指导工人组建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密查员”的张昆弟被派往正太路。

7月，张昆弟来到石家庄，准备在正太路总机器厂组建工会。当时，该厂工人积极分子孙云鹏等受长辛店工人运动影响，于这年2月组建了一个工会，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很快被反动工头王纯、陈顺来等把持。张昆弟了解后，先是积极与孙云鹏、滕邦忠、施恒清等人接触，尔后，向他们提出建立自己的工会的主张。

张昆弟的话，有如一束火把，点燃了孙云鹏等人心中的斗争烈火。他们在工人中揭露王、陈所干的种种坏事，说服动员工人脱离旧工会参加自己的组织。经过两个月的工作，9月4日300多名工人举行集会，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工会——“同义俱乐部”。10月8日，又在“同义俱乐部”的基础上，建立了“正太工业研究传习所”（后改名“正太铁路总工会”）。张昆弟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大会赠送了锈有“劳动万岁”的锦旗，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

为了改善工人的经济待遇，提高工人的斗争觉悟，进一步发展工会组织，张昆弟领导工会发动了正太铁路年关大罢工。罢工之前，他专程前往唐山，同富有工运经验的罗章龙、张稳韬等商议罢工的准备工作，并邀请他们到石家庄共同领导罢工斗争。经过反复讨论研究，他们制定了罢工计划：一是决定罢工日期为年关；二是加强宣传与组织工作；三是以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为斗争目标。由于准备充分，安排周密，在历时20余天的年关大罢工中，迫使厂方全部接受了工人的各项要求，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此后不久，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为配合这一斗争，张昆弟及时指导正太铁路总工会发起同情罢工。2月7日，正太铁路全线客、货车一律停驶，工厂由工人轮班守护，罢工秩序井然。在罢工中，工人中除了英勇地援助京汉铁路工人之外，没有提出任何的单独要求。复工后，虽然遭到路局的武力恫吓，工会被查封，工会委员被开除，但工人们仍团结一致，奋起反抗，迫使路局最终允许工会委员复职。

四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张昆弟继续留在北方，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次年4月，又担任了区委工农部部长。这一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主联合战线已经建立，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广泛开展起来。1924年底，国民军二军司令胡景翼率部进驻河南。胡原为同盟会会员，信仰三民主义，曾与李大钊会晤，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治理河南。于是党组织派遣张昆弟等前往河南，负责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总工会恢复后，张昆弟等立即领导工人掀起了清还“二七”罢工后工人被扣工资的斗争。经过交涉，路局很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补发了工人被扣的工资。这一胜利，进一步舞了工人群众的斗争信心。至四五月间，陇海、道清铁路各工会，焦作、六河沟、新安民生三大煤矿，郑州豫丰、安阳广益、卫辉华新三大纱厂，开封兵工厂，铜元厂等处的工会先后恢复起来。这时党组织根据斗争发展需要，又陆续派遣一批干部进入河南。5月，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张昆弟担任区委委员。至此，中州大地已是精英荟萃，党的领导力量相当强大，很快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

1925年7月，焦作煤矿发动大罢工，张昆弟曾多次从郑州赶去了解情况，指导斗争。8月初，豫丰纱厂工人展开增资减时斗争，提出改善政治、经济待遇等12项条件，遭到厂方无理拒绝。8月7日，张昆弟前往纱厂，组织了5000余工人奋起罢工，并在12项条件之外，又提出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和不得开除办工会的工人两项条件。斗争持续十余天后，该厂经理穆藕初竞以重金雇佣流氓打手200余人，武力逼迫工人开工，并于20日下午突然袭击工会，打伤工人70余人，打死2人，劫走各地捐款2000余元。在反革命的暴行面前，张昆弟毫不畏惧，沉着坚定。他与李震瀛等联络全国铁路总工会，发动京汉、陇海铁路工人举行联合罢工，支援豫丰纱厂，并决定对豫丰纱厂实行全面封锁，棉、煤、纱、布四不运。在广大工人联合斗争逼迫下，穆藕初只得接受罢工的全部条件并发给被害工人每人抚恤金2000元。赔偿工会的一切损失。

这时，河南省已建立起十几个较大的工会，会员发展到3万余人，成立省总工会的条件日益成熟。经过王若飞、王荷波、张昆弟、李震瀛等研究和各地代表的协商，决定由张昆弟负责省总工会的筹备工作。9月18日，河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隆重举行，张昆弟当选为省总工会委员长。

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张昆弟不仅经常要求做工会工作的干部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工人的疾苦和要求，组织他们起来斗争，而且亲为表率，处处以身作则。他经常离开省总工会驻地开封深入到郑州、信阳、洛阳等地检查指导工作。1925年11月，国民二军与奉系军阀作战，石家庄以南的铁路遭到奉军破坏，桥梁与道轨被炸毁。张昆弟不顾战火硝烟，亲自组织千余工人前往修复，保证了国民二军攻打保定、马场等地战斗的胜利。

五

1926年7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党组织又在群众中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工作。当时担任中共寿光支部书记的王云生曾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兵北伐，对山东影响很大，群众的情绪极其高涨，不论城市、农村，党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党在群众中广泛的教育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展开斗争，党在群众中有了很高的威信，群众都知道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是解除人民痛苦的。”

张昆弟还十分重视对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1926年3月，他指导地委和共青团济南市委联合召开山东农民运动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邀集了青岛、益都、广饶、齐河、潍县、高密、平原、禹城、张店、淄川，济南等地的共20余名代表，交流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工作情况，总结了我党在民主革命中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学习了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确定了以后农民运动的具体方针，对进一步推动山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会后，张昆弟与地委又组织大批党团员到各地巡行演讲，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运动，并选派优秀青年20余人赴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批学员结业回到山东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大多从事农民运动，为山东农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张昆弟受中央派遣，担任北方局委员，迁驻天津，与蔡和森，王荷波等一起负责恢复北方局的领导机构。随后，又在天津、山东等地调查，改组了顺直省委和所属市委。10月下旬，北方局因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书记王荷波被捕牺牲。11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北方局。蔡和森与张昆弟仍然坚持在北方，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在山东、河北、津浦铁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张昆弟出席了会议，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他又列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回国后，他担任顺直省委工委书记，继续在天津、山东、唐山一带从事工人运动的指导工作。1929年至1930年，他先后担任中央特派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工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六

1931年春，张昆弟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工运特派员身份赴湘鄂西苏区领导工人运动。在这之前，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湘鄂西苏区的工会组织大部被取消，工人运动濒于瘫痪状态。张昆弟于5月6日到达湘鄂西中央分局后，立即深入苏区各地，调查了解情况，着手恢复和发展各级工会组织。7月20日，他主持召开湘鄂西苏区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选举成立了湘鄂西省总工会，许绍清当选为工会委员长，张昆弟任党团书记，并以中央工运特派员身份负责整个工会的指导工作。会后，在张昆弟和省总工会的领导下，监利、沔阳、江陵、潜江、汉川、荆南、汉阳等县的工会组织相继建立，会员发展达2万余人。这时，张昆弟考虑到苏区的长远发展，又派出干部到汉口、岳州、宜昌、沙市等国民党统治区，帮助当地工人建立工会，与他们建立联系，在斗争中互相配合，相互支援。

1931年夏秋，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湘鄂西苏区实行第三次“围剿”，又加湖北一带遇上了特大水灾，使洪湖苏区汪洋一片，粮食、布匹、食盐及医药用品极端缺乏。为了战胜水灾，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苏区，张昆弟日夜操劳，倾注了全部精力。他选派得力干部，带领部分受灾群众到附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当地的人民群众，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与财产，没收富商大贾的木材、食盐、布匹等物资，救济灾区民众。仅在汉川南河一区就获得现金万余元，粮食6000余石。这一应急措施，对解决灾民的困难，稳定群众情绪，巩固苏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洪水退后，他又组织群众修复堤垸，重建家园，掀起“赶秋运动”，为群众的生产自救作了许多工作。

张昆弟与贺龙等一起，在创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1932年在鄂西洪湖地区英勇牺牲。

张昆弟烈士虽然悲壮地牺牲50多年了。但是，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50年前，他为湘鄂西苏区的建设创立的光辉业绩，一直在湘鄂西地区的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同样，他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创立的光辉业绩，也一直铭记在中国工人阶级到广大人民的心里。

张昆弟烈士的英名将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永存！

（本文原载《征集与研究》1988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党维蓉在青岛

乔遐龄鲁深

党维蓉，字叔青，化名周芝生、林毅，1908年9月9日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店员之家。1920年，他考入富平书院高等小学，1922年到西安，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于陕西省立三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1926年上海党组织调党维蓉任沪西区委组织部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入上海第二监狱，经党组织营救获释。1929年4月到山东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同年10月被捕，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英勇就义，时年23岁。

1929年4月，党维蓉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到山东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化名林毅。

青岛当时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城市之一，也是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争夺的一个重要据点。党维蓉在这里，坚定地执行党的“六大”决议，深入各工厂，领导工人斗争，为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出了贡献。

恢复发展党的组织

1929年1月，原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与其兄王天生叛变，勾结国民党，破坏党的组织，追捕省委负责同志。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邓恩铭、何自声、朱霄、杨一辰等多人被捕入狱，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根据中央二月指示，山东党的工作人员及时的撤离后，党维蓉被派往青岛，与孟介人和四方机车厂的党员等三人组成新的市委常委。

是年7月2日，因叛徒王天生、李松椰的出卖，山东省委又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谦初、秘书长刘晓甫等8人先后被捕。同时青岛、淄川、高密、昌邑、潍县等地党的组织也有部分同志被捕。青岛党的支部由七个减为三个，党员由40多人，减到28人。此时，省委已无人负责，党的活动陷于停顿状态。值此危难之时，青岛市委与团省委共同研究决定，由曹克明、党维蓉、徐宝铎三人组成临时山东省委，并报告中央。

8月19日，党中央派陈潭秋抵青岛，当日，会见了市委书记党维蓉，了解青岛市对敌斗争情况。21日中央巡视员召开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成立会议，由王进仁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党维蓉任宣传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曹克明任巡视员。省委机关暂设于青岛。会上，讨论了全省如何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及改组青岛市委等问题。25日下午，中央巡视员召开新市委成立会，讨论了整顿青岛市工作及对敌斗争问题。

党维蓉根据临时省委的决定，针对青岛党组织长期受和平发展观念的影响，有的党员惧怕白色恐怖，不能在群众中积极活动，临事畏缩犹豫的问题指示：如果不与这种观念作坚决的斗争，党的前途将被断送，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工作方法问题。

经过整顿，青岛党的组织和工作都有了新的变化。党员的恐怖心理已基本消除；大部同志都能主动积极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和平发展的观念也有所纠正；市委与支部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市委与群众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隔膜；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也有了进步。党维蓉主笔的《自由之血》、《工人快报》等刊物的出版，对教育广大工农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都起了积极作用。

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巩固，为迎接新的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铲除叛徒

为了铲除叛徒，中央指示“目前山东工作，解决叛徒是中心问题，叛徒王复元一定要解决，否则，山东的工作没有出路。”省委向青岛市委传达中央指示后，市委当即召集市委委员及有关党员会议，经过研究决定：（1）判处叛徒王复元等人死刑，并决定在何处碰着就在何处执行；（2）为了顺利地解决叛徒，决定派徐子兴打入敌人内部，侦探敌人的活动情况；（3）决定由省委交通王科仁，扮成卖香烟的小贩，寻找叛徒的踪迹；（4）号召与会同志，为完成这项突击任务，从各方面作些努力。于是，以党维蓉为首的市委全力以赴，投入了紧张的锄叛工作。

徐子兴向市委提供了丁惟尊、孙秀峰版变投敌的情况，丁惟尊的新婚妻子、共产党员傅玉真也向市委检举丁惟尊出卖同志的罪行。为使党的许多同志免遭毒手，党维蓉和省、市委其他同志遂于8月10日紧急决定，将丁惟尊处以死刑，派张英和傅玉真去执行。傅玉真大义灭亲，主动与张英密切配合。当晚，由张英将丁惟尊击毙于青岛滋阳路。

丁惟尊被打死的消息，迅速传遍青岛，吓得王复元魂不附体，决定赶往济南与王天生共谋对策。8月16日下午，市委接到徐子兴送来王复元将到山东路（今中山路）新盛泰鞋店取皮鞋的消息，即派张英和王科仁寻迹追踪。当日下午6时许，王复元坐着挂有车帘的黄包车来到新盛鞋店，王科仁在张英的掩护下，将这个罪行累累的叛徒枪毙在鞋店，为党、为人民消除了一大祸患。

建立赤色工会

为了打倒黄色工会，建立赤色工会，党维蓉等临时省委常委，经过认真研究后，提出了斗争的策略和计划。即：（1）领导工人群众深入发动和开展对敌斗争。（2）由下而上地建立赤色工会，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吸收中心分子，成立群众的工会。同时也要建立工会的扶助组织，如救济会、俱乐部、各种球队、读书会、储蓄会、兄弟团、姐妹团等。（3）参加黄色工会的下层活动，扩大赤色宣传，发动群众斗争，争取更多的群众，驱逐黄色领袖，使之转变为赤色工会。（4）利用工厂委员会的形成，团结群众。黄色工会压迫工人斗争，出卖工人利益时，也可以利用工厂委员会开展斗争，驱逐其黄色领袖，转变工会性质。（5）发展重要产业工人的组织及整个的赤色工会系统，统一工人阶级的斗争。（6）坚决与改良主义斗争，并扩大党的政治宣传。

党维蓉还提出，建立赤色工会，还需要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基础。他说：“目前，在黄色工会中建立群众的扶助组织，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建立群众的武装基础，发起群众的整个赤色组织及反对工整会的宣传工作，都是领导斗争夺取群众的实际的紧要工作。”

青岛各工厂的党组织和党员，按照省、市委指示，积极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对黄色工会，建立赤色工会的斗争。他们印发了传单，揭露工整会出卖工人利益，帮助反动派逮捕工人领袖，解散工人纠察队等丑恶勾当。

在青岛市委领导下，各工厂赤色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纷纷建立起来。1929年8月15日，青岛东镇顺兴路18号，挂出了“大英烟草公司工会筹备委员会”的牌子。参加工会的工人达1000余人。到1929年下半年，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地恢复与开展起来，开始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

领导青岛工人大罢工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公愤。在青岛，日纱厂工人普遍发起了群众性怠工斗争。

1929年6月，省委书记刘谦初到青岛，向党维蓉等市委领导传达中央5月关于组织同盟罢工的指示，并作了具体布置。

工人的罢工斗争，遭到国民党武装警察的镇压，可耻的工整会和社会局，以调解为名，秘密出卖工人利益，致使日厂开除工人200余名，逼迫工人7月24日复工。

7月25日，党维蓉又主持召开市委会议，详细讨论了上级党组织关于举行同盟罢工的指示。

8月1日，青岛党组织领导群众举行国际赤色日政治示威。日厂工人受到鼓舞，奋起向资本家进行斗争。各厂的怠工斗争更加普遍，使生产陷于停顿状态。日本资本家纺绩同业会又密谋于暗室，于8月4日再次宣告停业，使27000余工人失业。

青岛工潮愈演愈烈。中国华新纱厂工人，为支持日厂工人斗争，举行罢工。于是，形成了大康、隆兴、内外棉（银月）、钟渊、富士、宝来，华新七大纱厂同盟罢工。接着，四方机厂、丝厂，木厂、火柴公司等全市各厂工人相继罢工。四方纱厂的三四千工人，在汇泉集会游行示威，揭露日本资本家无理停业，残害工人的罪行，要求各界人士予以援助。他们高呼“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各厂工人在罢工中，都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处治汉奸走狗，保护工人利益。

青岛著名的“民国十八年大罢工”的怒火，就这样熊熊燃烧起来了。

8月23日，党维蓉召开市委会议，制定了领导这次大罢工的斗争策略与行动计划：（1）在目前斗争的形势中，无论群众如何溃散，如何恐慌，必须继续斗争，以提高群众的情绪，加速胜利的实现，绝对不能等待二次复工后再重新斗争（2）力求斗争胜利，但必须坚持条件，才不至于无条件的屈服；（3）发起广大的复工与救济运动，以团结失散的工人，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取得社会同情；（4）扩大加紧政治宣传，主要的要联系到中东铁路问题，汇合为当地的反帝，至少是反日的政治斗争；（5）与黄色工会领袖作坚决的斗争，建立赤色的群众组织，与其他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

市委将上述决定，分别传达到各支部及每个党员。全党立即行动起来，有力地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持久的斗争。

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行动起来后，能否坚持到最后胜利，重要的问题是筹集罢工资金，安置好工人的生活。党维蓉领导全市地下党员从各方面发动群众，支援纱厂工人同盟罢工。赤色工会组织互济会，负责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

青岛工人的反帝同盟罢工，很快得到全市、全国各地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各方的物质援助，使罢工工人的生活得到安置，政治上的声援，大大鼓舞了罢工工人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这次罢工，给日厂在经济上造成了惨重损失。日本资本家对此无可奈何，焦急万分。日领事日锁藤田勾结国民党市长吴思豫等亲日派，出动大批军警，在全市进行大搜捕，实行白色恐怖。罢工工人在市委领导下，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武力和利诱，提出五项复工的先决条件：（1）原有工人一律复工；（2）复工以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人；（3）停工期间工资照发；（4）释放屡次被捕工人；（5）工人有组织工会与纠察队的自由。

日本资本家迫于机器锈蚀，长此下去，怕造成更大的损失，便又施展新的花招。一方面指使走狗引诱工人上班。给有家属的工人发了一袋面，给单身工人发大洋一元。另一方面，对不上班的工人，不准住工厂宿舍。同时，他们到农村招大批临时工，接替被开除的工人上班，对工人施加压力。

党维蓉为了戳穿敌人的阴谋，于1929年8月28日在主笔的《工人快报》上以《一月发了一袋面》为题撰文指出：“资本家一面怕工人暴动，一面怕工人回家，所以今天给有家眷的工人发了一袋面，光棍工人还是饿着。资本家一年剥削工农的钱有几百万，一月到底发了一袋面还做他们的人情，闻光棍工友也要向资本家示威要面。”

党维蓉为揭露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以同盟歇业压迫工人的罪行，号召工人坚决与之斗争到底，在8月28日《工人快报》上还撰文指出：“现在还没有开工的模样，我们工人因资本家的同盟歇业挨饿要快一个月了，现在连菜根都没有吃的了。因没有饭吃而投海的也有好几个了。哎！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害得我们好苦呀！国民党市政府、党部、工整会口里说的和资本家秘密会议不许我们知道，不许我们动众，不知道在那里如何出卖我们呢，上几次大停工他们拿到资本家7万元，这一次不知拿多少？现在我们没饭吃，大家都向市政府去要饭吃。”“我们不能白白饿死，我们还要向资本家示威，要他们答应我们的条件，马上开工。”

青岛市委将日厂的罢工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联系起来，在青岛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市委决定9月1日、7日举行两次示威，党维蓉为这次示威制定了政治口号，其中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打倒欺骗工人的工整会！”“反对军阀主义！”“青工工作六小时！”“中俄的工人联合起来！”等。

历时三个多月的罢工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使广大工人群众更加认识了帝国主义的面目和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媚外的丑恶嘴脸。通过这次斗争，锻炼了广大工人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取得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英勇就义

党维蓉在青岛领导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斗争，使敌人十分恐慌。于是，国民党山东省警察局和青岛市警察局都把他列为缉捕的首要人物之一。

1929年10月4日下午，党维蓉来到峰村油坊附近，向党员布置召开田泗烈士追悼会。突然，潜伏在周围的一群化装为乞丐模样的探警，像疯狗似的猛扑上来，将党维蓉逮捕了。

党维蓉被捕后，被转往济南，押于山东省第一监狱。在狱中，党维蓉和宋占一、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雷晋笙、纪子瑞、朱霄等党的负责人用密码和暗语互相传递消息，并为改善监狱伙食、准许治病、放风、会见亲友、阅读报刊等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还设法与狱外同志建立联系。

国民党反动派妄想使这些共产党人屈膝投降，用尽一切伎俩，对他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而党维蓉等共产党人，依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坚贞不渝。

1931年4月5日凌晨，党维蓉与邓恩铭、刘谦初、雷晋笙等22位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党维蓉同志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本文原系《党维蓉烈士传》，编入本书时，因限于篇幅，做了

较大的删节，并改题为《党维蓉在青岛》——编者）

陆升勋烈士传略

阎娟张思衍

陆升勋，山东昌邑县卜庄乡大陆村人。1907年10月30日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共父陆梦令，读过四书五经，为人正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忧国忧民，同情贫苦人，对为富不仁者，深恶痛绝。因此，他在当地颇有名气。母亲是位纯朴善良的家庭妇女。陆升勋姊弟三人，数他最小，又是父母唯一的儿子，倍受宠爱。

陆升勋7岁在本村私塾就读，因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显著。接着他又到于家郜私立高等小学上学，毕业后，于1924年考入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192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为支援上海工人运动，省立第四师范的进步师生，走出校门，到街头，集市演讲和散发传单，揭露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残害上海工人的滔天罪行。陆升勋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看到了群众的力量，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也使他认识到要救国救民，光靠在学校读书是不行的，必须到民众中去，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大革命处于高潮，“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响遍城乡。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的陆升勋，受到很大鼓舞。他一面在本村小学任教，对学生进行爱国救国的教育，一方面结交家乡的老同学，一起谈论民众的疾苦，社会的不平，国家当权者的腐败无能和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们决定走出学校，到豆腐房到长工居住的地方，到贫苦民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他们在贫苦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下，很快以进步师生为主组织了宣传队，到集市和庙会上，向群众进行宣传活动。陆升勋带头演讲，他揭露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相互勾结，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的罪行；宣传北伐革命军的胜利，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拥护北伐革命军。

教训王队长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群众通过这一事件，看到了农民协会的力量，增长了斗争的勇气，都说陆升勋带领大家干得好，为群众出了气；而土豪劣绅则暗地议论说：陆家少爷，洋学堂毕业，不好好教书，搞什么农民协会，不务正业。还有的人乘机散布谣言，说陆升勋行为不规，颇有共产党嫌疑等等。陆升勋还收到一封恐吓信，信中写道：“陆升勋你的不规行为，纯系共产党所为，希在今后敛迹，改作良民，守规守法，如反之，定有灭顶之灾而悔之晚矣！”陆升勋对这样的恐吓并不畏惧，但大家都为他担心。父亲也劝他到外地避一避。

这时蒋介石已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昌北地区的农民协会也被国民党政府强行解散，陆升勋被通缉。在这种情况下，陆升勋不得不离开家乡，由朋友介绍到潍北。在潍北他会见了原农会的组织者牟星桥（地下共产党员）。牟说：这里的农民协会也被强行解散了。我们正在组织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提倡新文化，学白话文，教唱新歌，只要目的明确，至于叫什么组织名称，关系不大。一席话提醒了陆升勋。不久他回到了家乡，四处奔走，联系各学校的进步老师，拜访当地的开明士绅，在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后，首先在陆家村办起了农民夜校。不久，柳家庄、丰台、刘庄街等，也先后办起了夜校。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在山东的日侨，出兵由青岛登陆，5月3日进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消息传到昌邑后，陆升勋非常气愤，他带领夜校学员，到集市散发传单，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崇洋媚外的卖国行径。

1929年，寿光县委遭敌破坏，县委负责人赵一洋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暂到昌邑、掖县一带活动，他听说陆家村陆升勋为人耿直，有爱国热忱，并组织过农民协会，在当地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因此，托人介绍和陆升勋见了面，通过交谈，两人志向相同，只恨相识太晚。他们从帝国主义强制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谈到国家的命运和有志青年的责任等。这些谈话使陆升勋很受启发，很受鼓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陆升勋受党组织的派遣，从研究院回到昌邑县大陆村，与中共昌邑县委书记张智忠取得联系，在中共鲁东工委书记季方华的领导下，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发动群众，重新恢复本村和邻村的青年夜校，为组织抗日武装作准备。这时国民党昌邑县政府，借抗日之名，正在组织“训练员”训练班，配有枪支。陆升勋认为这是争取组织发动抗日武装的好时机，便参加了训练班。县政府给训练班派了一名姓胥的教官。此人作风恶劣，经常打骂训练员，因而引起训练员的不满。陆升勋便乘机在训练场上当着大家的面，公开指责胥教官不懂军事，连口令也不会喊，只会打骂训练员，他想借此团结训练员，孤立教官，争夺训练班的领导权。但当时陆升勋只是一个训练员，无职无权，又无群众基础，结果被胥教官打了一顿军棍，赶出了训练班。

1937年秋，鲁东工委派鹿省三到昌北、潍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在昌北瓦城一带多次召开地下党员的秘密会议，传达中共北方局发出的：“优秀共产党员，要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战斗号召。陆升勋由训练班回家后，继续组织“青年夜校”，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鹿省三在昌北活动期间，就住在陆升勋家里，并通过陆家的社会关系，做地方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陆升勋在家乡早已是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这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他积极串联，很快组织起百多人的抗日武装。新组建的武装，急需武器和粮秣，陆升勋回家与其父商量，为部队筹借部分粮款。陆梦令老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敌当前，何谈借字，只要咱家有的，你就用吧！”父亲的支持，更增加了陆升勋的信心。

1937年12月23日，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在潍北华疃共产党员栾心斋家，召开了各抗日武装负责人会议。陆升勋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研究决定，乘旧历年除夕，各抗日武装到潍北蔡家栏子、泊子集合，进行统一整编。这一消息被日寇探知，派兵进行“扫荡”，各抗日武装集合未成。春节后，日伪军向潍北安固一带进犯，我抗日武装进行阻击，激战一夜，潍北抗日武装由鹿省三、薛绍庚带领，转移到昌北与孙汉三、陆升勋等率领的抗日武装会合。

1938年2月初，陆升勋率部到昌邑夏店区李家宁村，向地主武装头子李华丰、李万田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李华丰表面上答应共同抗日，暗地里却派李万田勾结昌邑城的日伪军，偷袭我抗日武装驻地肖家营。我抗日武装在鹿省三、薛绍庚、陆升勋的指挥下，奋战一夜，击毙汉奸李万田，分批突出重围。

同年2月中旬，按上级指示，各抗日武装汇集到潍北泊子和昌北永安进行整编，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陆升勋任七支队特务大队长。

在寿光组建的八路军游击第八支队，于同年3月奉命东进，当先头部队行至昌北龙池村时，突遭顽军盛合云部袭击。八支队人地两生，处于被动局面。七支队得悉后，即特务大队长陆升勋率部增援，将顽军包围在马区和龙池两村之间，除盛合云率少数亲信逃窜外，大部被困歼缴械。

3月底，七、八支队在昌北瓦城村胜利会师。会师后，部队经过短期休整，继续东进，当部队行至柳疃庄时，突遭日伪军袭击，有一部分敌军已突进柳疃南门，情况危急。陆升勋率特务大队迎头阻击敌人，经过一场激战，敌人开始后撒。此时，我其他部队分别出东、西门绕至敌人两侧，进行突击，敌人支持不住，狼狈败逃。我指挥部和机关人员安全转移至陈家庄。这是七、八支队会师后的第一次战斗，虽然部队未受大的损失，但暴露了指挥权分散，行动不统一的弊端。为此，工委书记鹿省三召集七、八支队的负责人开会，决定将七、八支队合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马保三任司令员，鹿省三任政委，统一指挥两个支队。

部队要整编，大多数同志拥护；有部分同志持观望态度；还有少数怀有野心的投机分子则极力反对，声言不服从统一指挥。这时陆升勋挺身而出，明确表态，坚决拥护整编决定，并耐心说服持观望态度，犹豫不决的人，他说：“我们拉队伍是为了抗日救国。部队不能归我们私人所有，进行整编，集中领导，统一行动，东进抗日是正确的，我们应坚决执行。”这部分人，经过帮助，提高了认识，也接受了整编。但少数投机分子，本性难改，他们见整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个人野心难以实现，便公开叛变了。

1938年4月7日，司令部在瓦城孙膑大庙里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鹿省三政委行至大庙广场时，突遭枪杀，凶手金岩当场被逮住，经审问，他是受窃据七支队领导权的张洪礼的指使干的。司令部将张、金二犯交给特务大队，陆升勋按照司令部命令，将二犯处决。

七、八支队清除了内患，纯洁了队伍，于4月23日胜利到达掖县和三支队汇合，稍做休整，即东进黄县，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协同作战，历时三个月，壮大了抗日队伍，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在这期间，陆升勋率特务大队，先后参加了收复黄县城，消灭汉奸武装王景宋部和粉碎顽军焦盛卿、张金铭等部进犯的战斗。是年7月陆升勋随七、八支队回师西征，又先后参加了长山城西蒙家庄，益都城北水渠，临淄城北岳家庄等对日伪军的战斗。是年秋，七、八支队进入沂蒙山区，同四支队并肩作战。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陆升勋调任山纵特务团团长，直属山纵司令部领导。

沂蒙山区，当时是山东党政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是全省抗日根据地领导中心，也是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1939年6月，日寇两万余人，分十路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首先侵入沂蒙山北部地区，先后占领了莒县、沂水、蒙阴等县城，继续向沂蒙腹地进行反复“扫荡”，企图围歼我山东分局和山纵指挥机关。陆升勋率特务团在山纵首长的指挥下，与一、二、三、四支队分别协同作战，内外线配合，声东击西，打击敌人的薄弱点。6月中旬特务团从沂水王庄转移到沂水北的上下胡同峪，派出的侦察连，在山前梭峪庄与“扫荡”的日寇相遇，陆升勋立即命令侦察连将敌人引向山西方向，他率领其他部队，南出山口，抄敌后路。战斗从上午9点一直打到下午5点，歼敌一部，余敌败逃。山纵领导机关得以安全转移。在这次战斗中，特务团政治处主任王培元牺牲。

1939年9月，山纵八支队（原七、八支队编成）改编为山纵一支队，马保三任司令员。调陆升勋任一支队后方司令员。1940年初，他亲自率领特务连，将驻在临朐山区的一支队的兵工厂、被服厂和医院，搬迁到沂南马牧池一带山区。

1940年8月，陆升勋收到老家二姐的来信，信中告诉他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父亲因过度悲痛和思儿心切，亦病倒在床。并转告父亲嘱托：“父望在有生之年，再见子一面，将家事和两个孩子交付，就了却心事了。”陆升勋阅罢二姐来信，思绪万千，坐卧不宁。他想，当前战斗任务十分频繁，每天工作到深夜，仍有许多事等待去处理，这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探亲。他决定给二姐回信，把家中的事情和两个孩子托付二姐照管，并请二姐好好安慰老人：国难当头，为儿的难以忠孝两全！

信写好后，陆升勋的心情还是平静不下来，顺手拿起一份“敌情通报”，借着如豆的灯火，看了起来。通报载述：盘踞在临朐、沂水交界处的秦启荣部，乘我主力外线出击，日寇“扫荡”之机，进犯我抗日根据地，抢粮、抓伕……驻沂南侍郎院的刘四郎部与号称猴子队的顽军深入我沂南骚扰，捕杀我地方干部，杀害革命家属……陆升勋看到这里，异常气愤地说：“这些乌龟王八蛋，又在趁火打劫。”他已无暇思虑家中的事情，立即找出地图，考虑如何对顽固派的进攻进行坚决反击的问题。

此时，上级决定，由一支队与山纵独立团组成一支精悍的小分队，由陆升勋带领，从沂北出发，经一夜急行军，于拂晓前出现在侍郎院，并将敌人团团围住，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上午，外围之敌已被歼灭，残敌猥集在筑有炮楼的大院里，负隅顽抗，多次强攻，均未奏效。陆升勋亲临一线观察地形后，果断命令“挖地道，将炸药送至炮楼下，把它炸掉。”按照这个办法，迅速将炮楼炸翻，全歼守敌，并乘胜将号称猴子队的顽军击溃。

1941年10月，陆升勋被调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多年来，东征西战，在硝烟中生活的陆升勋开始适应新的、比较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可以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了。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革命的人生观更加坚定了。1942年5月，陆升勋学习期满，被分配到沂蒙专署任专员，并兼任党组书记。

陆升勋到任不久，日寇对沂蒙山区开始了大规模“蚕食”、“扫荡”。他便深入基层，指导群众坚壁清野，开展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1942年10月10日，陆升勋奉山纵司令部命令，去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同行的有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李林，公安局长刘居英，财经处长冯平等干部百余人。他们从新泰出发，穿越胶济铁路到达博兴县。在渤海三旅旅部听取了杨国夫司令员关于平原游击战术的报告后，李林等留渤海区检查工作。陆升勋和李厚坤、陈华堂等率部分干部继续东进。到达招南时，受到山纵五旅吴克华司令员的接待。当时，日寇对胶东抗日根据地，正在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五旅派工兵连护送他们继续向东行进。

12月8日，陆升勋带领100多人的队伍，在风雪交加的黑夜里，沿着莱阳县东北部的山道，进入栖霞境内，因路途不熟，在一道山沟里转了几个小时，于次日拂晓前行至孙家夼，临时决定在这里宿营休息。

黎明时分，四周突然响起枪声，孙家夼已被日伪军包围。陆升勋率领干部和护送队，与敌激战一个多小时，大部分同志突出重围，陆升勋和其他35名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陆升勋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不慕名利，不图安逸，忧国忧民，一身正气；当中华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变卖家产，组织武装，投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东征西战，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英名永载青史，他的风范永留人间，他那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人们为振兴中华而开拓前进！

郭恒祥烈士传略

刘明义

郭恒祥是山东著名的早期工农运动的领导人。他在1923年领导成立了青岛市第一个工会组织——四方机厂圣诞会。同年，又领导了该厂的第一次大罢工和胶济铁路的工人运动。他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副委员长后，积极深入青岛许多工厂开展工运工作，为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任章丘县特委支部书记期间，领导建立了章丘县的贫民会和炭矿工会，促进了该县工农运动的发展。1929年1月9日，不幸被地方反动势力杀害。时年35岁。

郭恒祥又名郭月庭，山东章丘县人，生于1894年。自幼同父兄在家种田，十七八岁时，离家去青岛谋生。不久，进入四方机厂当了工人。由于郭恒祥做事认真，学艺刻苦，很快就成了一名熟练的转向架场技术工人。

四方机厂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工厂。1922年底，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了青岛，四方机厂的工人们无比兴奋。为争取工人的权利，郭恒祥同张吉祥等人在铁工中组织起了老君会，在木工中组织了鲁班会，在油工中组织了葛仙翁会。1923年1月，合并为圣诞会。郭恒祥被工友们推举为圣诞会会长。圣诞会制定了会规，第一条是崇敬祖师，第二条是联络感情，互相帮助。并规定每年三大节敬神聚会。会员每年捐一天的工资作为活动费用，除用于演戏敬祖开支外，其余经费还用于临时救济生活困难的工人。郭恒祥认真为工人办事，很受工友们的拥护。工友们都纷纷争相加入。全厂工人除徒工外，基本都参加了圣诞会。

当时，四方机厂的工人，既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又受北洋军阀的统治，生活在死亡线上。厂里的监工和把头，任意欺压工人。圣诞会成立以后，工人们尝到组织起来的甜头，把圣诞会当成了自己的依靠，不论有什么困难或纠纷，都找圣诞会帮助解决。圣诞会也尽力保护工人的利益，对欺压工人的把头、员司决不放过。这时的领班虽然不敢再轻易动手打人，但辱骂工人的现象还时常发生。锻压车间的领班杜文福就经常辱骂工人。工人们向郭恒祥告了他一状。

一天下午，郭恒祥派人把杜文福叫到圣诞会会所里。一进会所，郭恒祥就命他跪在老君像前，并当着众多工人的面，警告他以后不准再辱骂工人。在场的工人也跟着同声谴责杜文福。杜跪在祖师爷像前一直求情，并表示坚决悔改。此后，不仅杜文福不敢再欺辱工人，而且其他工头、领班的也比以前收敛多了。圣诞会在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中，赢得了工友们的信赖。

1923年8月初，工头在铁场中栽赃找茬，诬陷工人小徐偷了一件雨衣（一块帆布围裙），并扬言要报告厂方开除小徐。在场的几个工友不服，和工头争执起来。工头借此报告了厂长室。胶济路管理局，早把圣诞会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为打击圣诞会，局长刘坤得到四方机厂的报告后，当即派警察对全场工人进行普遍搜查。并将被怀疑的八名工人送交法庭。法庭查无证据，遂将工人释放。然而，胶济路局却将被释工人一律开除。郭恒祥得知这一消息，毅然以圣诞会的名义与厂方交涉。要求将被开除的工人收回复职。厂方借口复职问题厂里说了不算，只有管理局才能做主，拒绝了郭恒祥代表圣诞会提出的要求。郭恒祥便立即召集圣诞会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根据大家的提议，决定全体罢工，以示抗议。

8月23日下午3时，圣诞会评议长郭学濂到动力场拉响了汽笛。1200多名工人，从11个车间里潮水般涌了出来。他们排成五个大队，在郭恒祥的带领下，手执各种小旗，浩浩荡荡地向胶济铁路管理局进发。下午4时，罢工工人包围了胶济路局。路局方面见势不妙，便与郭恒祥所带领的五名工人代表谈判、交涉。在谈判中郭恒祥等提出：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为每个工人增加工资一角；工人死亡备棺木等项条件。此时，在胶济路局的办公大楼内，工人代表与局方进行谈判，而楼外却集结着上千名罢工工人。他们高呼口号，支持着谈判代表。谈判一直僵持到午夜12时。最后，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终于迫使路局答应了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青岛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大罢工。

1923年秋天，客货车场的木工纪子贞突然中风身亡。工友们极为悲痛。为办理后事，郭恒祥代表圣诞会找到厂方，要求用厂内木材做棺材装死者。并要求拨一个车皮运灵柩回胶县原籍。厂方迫于工人们的压力，不得不全部答应。起运灵柩前，工人们在四方车站举行了追悼会。这样，便进一步提高了圣诞会在工友中的威望。

1923年10月上旬，郭恒祥领导的圣诞会，以全路同仁的名义发表了“驱刘”宣言。宣言列举了胶济铁路管理局局长刘坤的十大罪状。并表示如中央不速将刘坤免职，全路同仁将一致罢工。并派代表赴京请愿。圣诞会领导工人所进行的斗争，连续取得胜利，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满，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圣诞会。开始，路局利用警方，对圣诞会的骨干进行利诱。说什么“你们只要取消圣诞会，就提升你们当监工”，“只要你们答应不办工会，就可以到平汉路上去当领班”。郭恒祥针锋相对：“我们是为工人办事的，不是为了自己！”路局见收买郭恒祥等骨干的企图落空后，便积极策划用武力来对付工会。但郭恒祥，并没被吓倒，而是更加坚定地投入到斗争中去。

1924年1月28日，四方机厂工人在圣诞会的领导下，为反对厂方迟迟不发年终双薪和红利，举行了罢工。胶济线上的各站纷纷响应。路局在罢工工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发放了年终双薪和红利，罢工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郭恒祥不仅在四方机厂领导工人运动，而且同水道局，电灯公司等大小单位建立了联系。并在青岛港成立了四方分会。正像邓恩铭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的那样：“四方机厂工会（即圣诞会）俨然就是青岛总工会的象征。”

1924年2月7日，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铁路系统的4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郭恒祥等受中共山东地执委派遣，代表胶济铁路工人出席了大会。会上，郭恒祥汇报了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圣诞会的情况。大会经过四天的发言、讨论，最后正式宣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会上，郭恒祥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会后，郭恒祥回到了青岛，更加积极地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同年，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恒祥等四人被迫离开工厂后，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圣诞会的钱在四方开设了“会仙居”饭馆，作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继续参与和领导该厂工人运动。

这时，路局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时刻寻找机会取缔圣诞会。是年9月，局方终于以“苏浙战事突起……难免过激派乘机煽惑，鼓动风潮”为由，下令封闭了圣诞会。圣诞会虽然被封闭了，但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却留下光辉的一页。郭恒祥等工运领导人，在圣诞会被封闭后，不但没有消沉，而是更积极地秘密开展酝酿组织新工会的工作。1924年10月，邓恩铭在三义小学（党的秘密机关），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召集了30多名工运积极分子开会。郭恒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邓恩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总结了前段开展斗争的经验教训，提供了组织新工会的要求。会后，郭恒祥便立即投入到组织工会的工作中去。1924年冬，四方机厂工会正式成立。全厂60％以上的工人都秘密的参加了工会。在党的领导下，以四方机厂工会为主，又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会址设在四方机厂。

1925年初，胶济铁路机关，以交通部为后台的南方派，与以山东地方势力为后台的北方派发生内讧。北方派于2月8日掀起了驱逐局长阚铎，副局长朱庭祺等南方派的罢工风潮。四方机厂工会的干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动员全厂员工行动起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举行大罢工。厂工会很快组织起了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下设纠察队、宣传队。并拟定了复工条件。随后便派人与厂方谈判，但谈判毫无结果。当日，罢工开始。

罢工历经9天，终于迫使厂方接受了恢复郭恒祥等四名工友工作的各项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接着罢工委员会发表了“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胜利宣言”。宣言全面地反映了罢工斗争的情况。郭恒祥等四名原工会干部复工后，便与全体罢工工人合影留念，以纪念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分会罢工的胜利。这时，全厂1400多名工人基本上都参加了工会组织。新工会又恢复了阅报室和图书馆。

郭恒祥在党和胶济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更积极地开展工运工作。在郭恒祥的帮助下，自来水厂、烟厂、纱厂等都组织起了工会。1925年4月，大康、钟渊等纱厂，爆发了大规模的总同盟罢工。四方机厂工会积极组织全厂工人，于4月21日至26日举行了全厂怠工，以示支持。但日本帝国主义与军阀相勾结，对纱厂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在大逮捕中，郭恒祥遭到当局的通缉，他被迫离开青岛，回到了原籍章丘县埠村。

郭恒祥回到埠村沟西后，按照上级党的指示，以货郎为掩护，走街串巷，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章丘县炭矿工人大批失业，其总数达两千多人。规模最大的天源炭矿公司，已有半年多没发薪水了。矿上每天发给工人的生活费，还不到二角五分钱。工人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只有靠出卖公司的煤炭来维持生活。这时，经常到矿上活动的中共章丘县特支书记郭恒祥，认为组织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直接到济南向中共山东省委做了汇报。省委很快派人来章丘县炭矿公司协助工作。

郭恒祥遵照省委关于“章丘炭矿及坊子炭矿除了发展党的组织与工会的组织外，至少须领导他们作一次大的经济斗争”的指示，积极深入矿区，酝酿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经过积极地组织和发动，工会会员们很快地行动起来。他们贴标语，撒传单，组织罢工委员会。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锅炉工、汽绞车工、扳道工、小火车司机、电务工都停下了手头的活。整个矿区一下子瘫痪了。煤矿经营本来就不景气，工人这一罢工，矿方十分惊慌，深知处理不好，煤矿将会倒闭。他们虽然急于找工会负责人谈判，但又不肯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此时，济南总工会筹备会已经成立，并酝酿成立山东省总工会。郭恒祥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派三名工会干部到济南向上级工会联系请求指示和支持。工友们得知这一消息，都纷纷捐钱做为赴济工会干部的路费和食宿费。

在上级工会的支持下，罢工斗争坚持了5个多月，终于迫使矿方答应了复工的部分条件，即拖欠工人的工资按每月百分之三十发给工人，春节每人发一袋面粉。斗争取得胜利。

同时，郭恒祥领导的贫民会由秘密组织，转为公开组织。郭恒祥按照省委指示，以抗税、抗捐为口号，动员农民参加贫民会。当地豪绅地主为利用农民势力抵抗兵匪的骚扰，表面上也支持贫民会。使贫民会很快发展起来，参加人数达两千多。在长达四五十里的区域内，各村普遍成立了贫民会。没有贫民会的各区农民，也纷纷来找郭恒祥，要求派人去组织贫民会。当时，在全省农民运动兴起的14个主要县中，章丘是发展贫民会会员最多的一个县，占全省贫民会会员总数的一半。郭恒祥在领导锦屏区农民成立贫民会后，积极组织他们反抗包括区长在内的豪绅地主的统治。从而使豪绅地主怀恨在心，他们勾结莱芜保卫团派兵出其不意地将郭恒祥捕去，但很快被农民群众救了回来。从而显示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

郭恒祥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他一方面，在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章丘特支下属两个支部的作用，组织全县党员深入工矿、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章丘县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互相支持，紧密配合。

1928年10月10日，郭恒祥参加了山东省委召开的关于贯彻“六大”精神的扩大会议。根据会议精神，郭恒祥积极组织贫民会会员和工会会员，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都受到城乡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在工农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土豪劣绅从此不敢为所欲为。贫民会写了要钱要粮的条子，豪绅地主便赶紧乖乖地送来。贫民会、工会活动的区域，已成为工农的天下。郭恒祥领导的工农运动，不仅打击了土豪劣绅，而且对当地的旧的反动政权也构成了威胁。号称南霸天的区长李延煜，对贫民会，特别对郭恒祥更是怀恨在心。为达到破坏贫民会的目的，他策划了谋杀郭恒祥的罪恶活动。

1929年1月9日上午，中共章丘特支书记郭恒祥，在去与反动区长谈判，路经埠村沟东时，被谋杀。时年35岁。郭恒祥是山东工农运动早期著名的领导人，是党的忠诚战士，他的革命精神永垂青史。

肖永智烈士生平简介

肖永智，1915年生于湖北省红安县箭厂河乡肖湾村（今属河南新县）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在本村私塾念书，1926年考入箭厂河高等小学。这年秋后，农民运动在他的家乡兴起，他也在学校参加了儿童团，1930年2月，黄安县（今红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肖永智当了县苏维埃通信员。不久，他即参加了红军。1931年1月，红十五军与红一军在商城的长竹园会师，合编为红军第四军。肖永智被调红十师任宣传员兼少共团委书记。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1932年5月，肖永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升任十师宣传科长。

1932年10月，肖永智随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于12月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他被编入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任团政委。1935年3月他随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历尽千辛万苦，于1936年10月胜利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肖永智在革命根据地和长征期间，积极进行宣传活动，扩大红军影响，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在部队的政治工作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于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奉命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肖永智先后任该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39年夏，肖永智被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先遣纵队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司令员），部队到鲁西北一带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

1940年5月，先遣纵队与筑先纵队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张维翰任旅长，肖永智任政治委员。9月部队由鲁西北转移到冀南地区进行抗日活动。1941年肖永智去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是年秋学习结束后回到冀南。1942年12月主力部队和军分区合并后，肖永智任冀鲁豫三地委书记兼三军分区政治委员。1943年7月，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划为冀南军区七分区，冀南区党委、军区决定肖永智任七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赵健民任分区司令员。

肖永智在冀南、鲁西北地区转战数年，组织指挥多次战斗，打了不少漂亮仗；他还积极争取进步力量，扩大抗日武装，为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3年日寇集中兵力，实行“机动扫荡”。为粉碎敌人新的“扫荡”，冀南军区决定对敌出击，组织“卫东战役”（卫河以东）。当时，因肖永智腿部伤残，行动不便，组织决定他去太行山学习，但他坚持要打完这一仗再去。于是他带领二十二团和基干团去清平县，9月22日到达陈官营（今属临清市），派出二十二团在清平县境内活动，只留下基干团驻陈官营。23日8点，聊城、临清的日军广獭旅团数千人，分两路合围陈官营。基干团只有300多人，在肖永智的指挥下奋勇战斗，坚持到下午，敌人越来越多，局势非常不利。肖永智在这时果断下令向西突围。在突围中，他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8岁。

肖永智牲后，冀南军区在朝城丈八寺（今属莘县）隆重举行了“肖永智同志追悼会”。冀南军民为纪念他，于1945年将清平县改为永智县。

（魏显伦整理）

——忆肖永智烈士

赵健民

肖永智同志牺牲40多年了。

1943年9月23日在临清陈官营战斗中，永智同志英勇牺牲，年仅28岁。他15岁就参加了红军，历任公务员、宣传员、宣传队长、宣传科长、营教导员、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团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先遣队政委、一二九师新八旅政委、冀南七分区（鲁西北）政委兼地委书记，是当时八路军中优秀的青年干部之一。他牺牲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多次表示深感惋惜。今天，在党的号召下，老同志主动让贤，退居二、三线，大批像永智同志一样的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看到他们朝气蓬勃，革新创业的英姿，使我回忆起和永智同志在一起的战斗岁月。

模范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我第一次见到肖永智同志是在1939年夏天，当时我是党领导的筑先纵队三营营长。一天，我在冠县接到命令，要我到桑桥接受先遣纵队肖政委的指挥。我和通信员骑着马赶到桑桥，天已黄昏。在一个房屋整齐的院门口，我们停下来。门前站着一个高个青年人，穿着一身普通的灰布军装，长得英俊威武。我问他先遣纵队司令部的住址，他和蔼地说：“就在这里。”我说：“我是筑先纵队三营营长赵健民，奉命来找肖政委。”他笑笑说：“我就是。”他亲切地和我握手，热情地把我让到司令部，经他介绍，见了先纵司令员李聚奎、参谋长王波、政治部主任王幼平诸同志。肖政委说：“组织上决定，我带你这个营到堂邑西部开展工作，你看有什么困难？”我说：“没什么困难，服从组织决定，坚决完成任务。”

肖政委不但认真做群众的发动工作，而且还根据党的团结各界积极抗日分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注意做好开明士绅和上层人士的工作。他每到一处，都找这些人来促膝谈心。有几次还叫我用大红纸写好请帖，邀请附近村庄的开明士绅，来赴便宴。借便宴之机向他们宣传抗战的形势，阐明我党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各方面力量，坚持抗战的主张。号召他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支持八路军抗战。同时也指出，对于反动的顽固分子的进攻，我们坚决给予反击。对于那些死心投敌的汉奸，我们坚决给以惩处。我们的正式邀请和热情款待使这些人感到很荣幸，肖政委的讲话又说到了他们的心里，所以都表示一定拥护共产党八路军，为抗战出力。这样就为我们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以后的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在堂邑以西活动不到一个月，由于肖政委的正确领导和全营指战员的模范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也使三营的政治素质有了提高。当时营教导员李琴轩和我议论说，这次肖政委领我们活动，我们算是真正学到了红军和八路军的好传统，学会了一整套政治工作方法。全营指战员耳闻目睹肖政委的模范榜样，受到了他的亲切教育和帮助，感到很有收获，都称赞他是一位模范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1940年5月，根据北方局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师党委的决定，以筑先纵队为基础，组编了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山，政治部主任王幼平，下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个团。三个团都是原筑先纵队的部队，二十二团是新八旅的主力，是经过战斗锻炼过的部队；二十三团是以南馆陶民团郝国藩同志的武装组织起来的，二十四团是博平县地下党组织的武装搞起来的，团长徐宝山是地下党组织的同志。

攻打燕店后半个多月，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肖政委和我决定再打敌人一个据点。聊莘公路上有个铁佛寺，住着伪军一个中队，主要是保护公路的，战斗力不很强。肖政委和我研究后，决定只派二连一个连的兵力，把它拔掉。二连战士在连长贾文春、指导员徐建瑞的指挥下，用打燕店的办法，夜袭铁佛寺，连窝端了这个伪军中队，缴了枪，烧了据点。从此后，伪军就老实多了，传说二十二团有“猴子”兵，一蹦就能上寨墙，你睡着觉，他就进来了，防不了。

两次战斗打得都很漂亮，更增强了战士们打胜仗的信心，大家都觉得肖政委的决策果断、正确，不但是个好政委，也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

坚决执行党的俘虏政策

送走了这些士绅以后，肖政委叫我给俘虏讲话。我指出：范队长等人做了许多坏事，民愤很大，群众强烈要求枪毙你们，是我们做了群众的工作，才免了你们死罪，不杀你们，给一个戴罪立功、革心洗面的机会。并且警告说，不要光看到日寇一时得势，中国是有四万万老百姓，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小日本是灭不了中国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有良心，要对得起祖先，不能再执迷不悟，当汉奸走狗。要替人民做事，为抗战出力，立功赎罪。

铁佛寺一仗，我们消灭了伪军一个中队，根据肖政委指示，将俘虏的八九十人就地全部释放。这对莘县的伪军震动很大，都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以前莘县伪军司令、伪县长刘仙州，利用当过青红帮头子的关系，欺骗拉拢一帮人为其卖命，对控制伪军很有一套办法。他大搞反动宣传，说八路军捉住俘虏就扒皮、活埋。我们这一释放俘虏，包括一些有罪恶、民愤的都没有杀，这样就使刘仙州的谎言不攻自破，伪军再也不相信他的鬼话了，从而瓦解了伪军的斗志，发展了我军在敌伪内部的工作，为1944年夏解放莘县打下了基础。

勤奋好学、谦虚谨慎的好品德

我和肖永智同志在一起工作战斗近五年，从他的下级，成为他的战友，共同领导一个分区的军政工作，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他勤奋好学，谦虚谨慎的品德很值得我钦佩和学习。

1939年我任筑先纵队营长时，肖永智同志已是先遣纵队政委。1940年5月，他任新八旅政委，我是二十二团三营营长，中间隔着团一级。但每次肖政委单独带我们营活动时，对我都是很爱护、很亲切，从没有以领导者自居的架子。他知道我是山东地下党组织的老同志，所以很重视我的意见，有事都一起商量。1942年初，我从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回来，担任了冀鲁豫三分区司令员。1943年夏，肖永智同志一回到这一地区，宋任穷同志就告诉我们，北方局决定肖永智同志为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永智同志是红军干部，以前又是我的上级，我十分尊重他，所以在向军区发电时，我签为“肖赵”。永智同志看后，马上改为“赵肖”，并说：“我们部队习惯是司令员在前，政委在后。”

永智同志在生活上也是严格要求自己，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是湖北红安人，习惯吃大米。当时在冀鲁豫边区很少吃到大米，他就和我们一样吃小米干饭。我任分区司令员后，曾通过后勤部门从敌占区临清、济南的商人那里买些大米、江米，他很爱吃。但当他知道是特为他买的，就坚持不让再搞，并说：“不要为生活上的事费这么大的力量。”

肖永智同志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从不计较提意见人的态度。他待人诚恳宽厚，对待即便是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从不讽刺、挖苦，批评人时从不说那些尖酸刻薄的话，都是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他对干部非常爱护，有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了就一样信任。现在我想不起他处分过什么干部。大家都感到他亲切平易，愿意把自己心里话向他倾诉。

英勇牺牲

今天，在烈士洒过鲜血的土地上，一代青年人，正在踏着烈士的足迹，遵照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为改变这一地区的贫穷面貌，进行着新的战斗。现在虽然不再是枪林弹雨的战争岁月，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更要学习和发扬肖永智同志忠于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勤奋好学、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好作风。永智同志23岁即任团委，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工作都很有成绩。我们今天的青年干部，也要学习他这种勇挑重担，敢攀高峰的精神。不论党把自己放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把烈士战斗过的地方建设得更加美好。永智同志有灵，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看到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也会笑慰九泉。

（本文原载《光岳春秋》续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鲁南特派员唐东华

李景亮潘兆仲

1927年8月，宋绮云受党的派遣返回邳县，为便于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即打入国民党邳县保安大队，任二中队队长。1928年1月，唐东华由宋绮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邳县保安大队二中队任副队长，积极配合宋绮云，秘密开展兵运工作。

是年9月，中共邳县县委建立。唐东华在县委领导下，利用同学和老乡关系，四处奔走，发动群众，为武装暴动进行准备工作。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暴动未成。唐东华被敌通缉，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转入地下斗争。

1929年春，唐东华被调到东海中心县委工作，后任赣榆县委书记。这年4月8日，唐东华参加了东海中心县委在花果山三元宫召开的干部会议。会上，由徐海蚌特委的代表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号召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去，扩大党的组织，组织发动群众，准备暴动。会后，唐东华领导赣榆县委，认真贯彻六大精神，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积极进行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

1930年春，中心县委派唐东华到沭阳县委任军事委员。唐东华到达沭阳后，化名打入沭阳县保安大队，秘密进行兵运工作。5月，徐海蚌特委，为纪念“五卅”惨案5周年，发出《告徐海劳苦大众书》，号召群众联合起来，举行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军阀。唐东华积极配合沭阳县委，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于这年秋季参加领导了沭阳县西新陶河暴动。因敌众我寡，暴动失败。唐东华又秘密回到邳县，继续进行革命工作。

当时，郯城县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十分严酷，要开展党的工作，必须有合法身份作掩护，一切行动还要十分缜密。唐东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报经特委批准，启用新党员胡维鲁进行工作。

胡维鲁当时在郯城县烟草稽征局任稽征员，经常下乡，来往于郯城县的马头、重坊、归昌、田家窑、高峰头等地，他对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以其稽征员的身份，进行党的工作，比较方便。

唐东华向胡维鲁作了详细交待，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吸收新党员，主要是贫苦农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二是要提高警惕，严守党的秘密，对新党员实行单线领导；三是要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变节、叛党。胡维鲁按照唐东华的要求，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为鲁南地区党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1931年夏，唐东华根据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及时组建了涝沟区委。这是临沂、郯城、费县地区的第一个区委。党员已有20多名，分布在两个县四个区，16个村庄。为便于工作，唐东华也从邳县迁到郯城涝沟居住。

马头镇有一年一度的春会，唐东华根据特委指示，利用马头镇春会，开展“红五月”宣传活动。唐东华以鲁南特派员的名义，印发了《告劳动人民群众书》。在春会上，唐东华他们发现，还有一些传单，其内容与《告劳动人民群众书》基本相同。这事引起了唐东华的注意，他亲自到马头调查。最后通过在马头镇当乡勇的地下党员刘昭麟摸清了情况，原来那些传单是中共鲁南第一支部散发的。从此，唐东华便和鲁南第一支部接通了关系。

中共鲁南第一支部，是在郯城县立第三小学任教的党员刘芝言、孙善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关系的情况下建立的。他们正为找不到上级党的组织而苦恼，这次找到了上级，真是喜出望外。唐东华与刘芝言很快便进行了会晤，刘芝言等接受唐东华特派员的领导，唐东华经过审查，承认了刘芝言发展的组织及全部党员，至此，鲁南的党组织汇合在一起，有了统一的领导。唐东华还接见了原鲁南第一支部的党员骨干，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党组织要着眼本地区，筹集武器，随时准备武装暴动，以分散白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争取苏区反“围剿”的胜利；二是发展党员要注意增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成分。要特别注意在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城镇店员、小市民中开展党的工作，以加强党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便于在广大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

唐东华将鲁南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报告了徐海蚌特委，经特委批准，于1932年5月25日，正式建立了中共郯城县委，刘芝言任书记，孙善师、马叙卿为委员。县委机关设在马头镇第三小学校内。县委建立不久，又成立了四哨区委。至此，郯城县委下辖涝沟、马头、城关、四哨四个区委13个支部。

5月底，唐东华从涝沟转移到重坊，改为田姓，以治病为由，住在马祥轩药铺，秘密开展工作。

当时，马头一带由国民党八十一师控制，师长展书堂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张苇村的盟兄弟，十分反动。他们与地方民团、地主武装相勾结，对居民实行“连坐法”，制造白色恐怖。唐东华不顾危险，不辞劳苦，经常来往于马头、重坊两地，夜以继日的工作。

由于唐东华积极开展工作，党的组织在鲁南、苏北都有很大发展。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共郯城县委改为临（沂）郯（城）县委。

临郯县委建立后，唐东华先后在马头镇召开了两次小型党员会议，讨论如何组织武装暴动问题。1932年6月初，唐东华接到徐海蚌特委关于近期举行暴动的指示。他立即在马头三小召开县委会议，传达了特委指示。根据特委指示精神，县委立即进行了研究，并决定立即着手进行武装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暴动地点，确定在四哨。因为四哨党的组织力量比较强，并掌握一部分武装；其次，四哨地处费县、邳县、临沂、郯城四县边缘，国民党反动统治比较薄弱，而且靠近山区，便于进行游击活动。暴动日期定于6月25日。会后，唐东华、刘芝言、孟若梦三人到北哨朱次彭家的炮楼上，具体研究筹备暴动事宜。

唐东华和县委成员首先在刘家港口西河沙滩上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部署了暴动枪支的筹集和人员的集结问题。会后，唐东华和刘芝言等人三次去党员人数多，群众基础好的芦汪村，检查暴动准备工作情况。随后唐东华又到马头镇，帮助党部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因为马头镇驻有各派系的武装人员，枪支较多，暴动一开始，就必须迅速收缴敌人的枪支，武装自己，这是暴动成败的关键。唐东华指示马头镇的支部书记徐昆吾，组织好力量，在暴动时作好内应。

6月15日，唐东华和县委成员，在北哨朱次彭家的炮楼上，再次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暴动行动计划。会议正在进行之间，突然有一陌生人闯入朱次彭家。情况突变，唐东华、刘芝言等决定，为防万一，立即休会，分散撤出。三个小时以后，唐东华又召集紧急会议，大家分析可能敌人对我暴动有所察觉，遂决定四哨暴动计划停止执行。

四哨暴动，中途而停。对此，唐东华没有失掉信心。他和刘芝言等迅速转移，继续发动群众，等待时机，再次组织暴动。

国民党郯城县反动当局，对郯城县立第三小学的革命活动早有察觉。他们经过密谋，于6月25日令马头警察突然包围了三小，当即捕去共产党员宋幼准，刘念喜等人。县委闻讯后急忙向马港口村转移，而被警察发现，随即跟踪追捕。幸而大风骤起，土沙扑面，警察方停止追捕，只在后面胡乱放枪，刘芝言等人始得逃脱。

敌人组织了“捕共队”，一连数日，下乡搜捕共产党员。高蜂头、北涝沟等村的共产党员，先后被敌逮去。马头一带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6月28日，唐东华在邳县孟家楼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了下一步如何继续组织暴动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目前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防范，暂且不宜举事。但徐海蚌特委三令五申要近期举行暴动，以减轻苏区压力。唐东华要求大家执行上级指示，会议决定在樊家堰举行第二次暴动。分工孟若梦、孙善师、胡维鲁、凌云志四人，分别在四户、涝沟、樊家堰等地，组织三个大队，由马叙卿、凌云志，孟若梦分任大队长，刘芝言任政委。暴动武装分别集结，集中行动，以扩大声势。如局势不利，则由唐东华率领暴动武装开赴牛山山区。会后大家分头准备，准备情况随时向唐东华报告。

由于对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缺乏正确估计，暴动组织工作先后受挫。

7月1日，孙善师、胡维鲁去涝沟组织武装，途中被地主武装逮捕；樊家堰一带因敌人防范过严，暴动武装不能组织；孟若梦到郯城四区芦汪村，因敌人已加强防范，只组织了七个人四条枪。三个大队基本落空。第二天在孙庄集结地，等各路队伍到来后，便一起行动，但等了两天，集结的人枪均不足30。暴动再次失败。

两次暴动的失败，使党员和群众的革命热情受到严重挫伤。而国民党反动军队，则纠集地主武装，沿路设卡，盘查行人，到处巡逻，搜捕共产党员，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这危难之际，唐东华一面派人到村镇，找党团员谈话，恢复党团组织活动；一方面他亲自去马头与党员接头，找到支部书记徐昆吾，研究恢复马头党团支部的工作问题。在唐东华的领导下，马头镇党团支部很快恢复工作，并发展一些新党员。

8月，县委成员刘谐和，在费县师范讲习所活动，引起国民党费县县党部的注意，他立即回到郯城。唐东华听完刘谐和的汇报后，便将他安排在板泉小学当教员。刘在板泉小学，发展了王任之等人入党，为板泉一带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唐东华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经常住在重坊，这情况被敌特杨文汉侦知，立即报告了国民党郯城县政府。1932年10月的一天，唐东华正在重坊胡于训家，突遭敌人包围。在危急中他跳楼突围，不幸跌伤被捕。

唐东华被捕后，与在押的党员宋幼准一起被押送济南，与先期押到济南的孙善师、胡维鲁同案分押，被敌视为要犯。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开始用高官厚禄收买，后又重刑逼供，唐东华毫无所动。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省党部主任张苇村亲自审讯，也一无所获。

1933年9月18日，唐东华、孙善师等九人被敌人押赴济南洛口刑场，英勇就义。在赴刑场的途中，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凛然正气，视死如归，被誉为“洛口九烈士”。

唐东华牺牲已55年了，他在鲁南地区的革命业绩，将永远铭记在鲁南人民的心中！

——纪念王一之烈士

徐甡

潍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怀念那些为了我们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先烈们。早期共产党员，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潍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王一之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一之，原名王德辅，字翼之（抗日战争中改为一之），山东省文登县新庄头村人，1903年农历正月出生于一贫苦农民家庭里。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一之的父亲王延清，自幼寄人篱下，未能读书。一年春节，请人写了一幅春联，因家中无人识字，竟将春联贴倒了，被村人传为笑话。王延清从此下决心，宁愿自己受累，也要供小儿子读书。

王一之自10岁开始读私塾，学习刻苦，后毕业于文登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因他成绩优异，深得校长器重，便留本校初级班任教。不久，他考入济南育英中学，后因经济拮据而辍学，回到文登，再度任教。1926年他又回到了济南，在这里由于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他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不久，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王一之受党组织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因当时物质生活条件很差，他在校染上肺结核病，不得不于1928年回国养病。待病稍有好转后，他便到松山庙小学教书。在失去组织关系，失去领导的情况下，他仍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战斗精神，自觉地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他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夜校，给农民讲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讲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及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讲苏联十月革命，等等，使乡亲们懂得了很多革命的道理。松山庙小学位于张皮村西边的山上，上山道路崎岖而陡峭，十分难走，一不留心，就有跌落山涧的危险。在王一之的倡导和动员下，村民们一齐动手，修了一条比较好走的盘山道，并在村西的河上架起一座土桥。这样，学生上学安全多了，群众上山也方便多了。

王一之还利用多种场合，用通俗的语言进行破除迷信和陈规陋俗的宣传。他动员妇女放足，在群众中教唱放足歌。1931年春，王一之的父亲病故，他说服母亲和兄嫂，不烧纸马，不磕头，不穿孝服，而是臂戴黑纱，行鞠躬礼，并借此向前来送葬的宾客和群众说明破除旧礼，破除迷信的道理。

他积极倡议并反复与学校负责人协商，优待女孩子上学，免缴学费。在偏僻的山村中办成了男女生合校，为普及农村教育，提倡男女平等，作出了榜样。此后，王一之又先后到荣成师范、威海明星女子小学和烟台真光女中任教，但均因进行革命宣传工作而被辞退。

1934年秋，王一之在文登大水泊启民小学帮教。在教学中，他对教材进行选择，重点讲解那些能激发民族感的篇章，如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同时，他在教学过程中，重视联系实际。教材虽然是古文，可是经他联系“九·一八”事变，我东北人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遭受蹂躏，父老流亡等事实进行讲解，就富有感染力，激发了学生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忱。有一次，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人，一个是身着长袍马褂的阔佬，一个是衣服褴褛，手挽破篮的老太婆，在这两个人的上面写了“两个阶级”四个字。然后他指着画人，讲解什么是阶级，为什么会有阶级斗争，使学生们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教育。校长于烺对王一之的教学方法非常称赞，并鼓励说“可以按照你的方法施教”。

于烺是一位正直豪爽的旧知识分子，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辞退了区长职务。王一之与他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交谈，并帮助他在学校内办起了农民夜校，参加夜校的农民，开始几十人，后来越来越多。这便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不满，他们于12月向国民党文登县政府诬告于烺不务正业，任用私人等。校长于烺被调离，王一之也被迫离开启民小学。

1935年夏，王一之贷款作路费到了济南。在济南曾经有人邀请他到禹城县政府任一科长职务。王一之亲去禹城观察了一周后，便婉言谢绝。对此事，他写道：“几天以来，心中最感痛苦的问题：一是所任职务与社会关系；二是生活方式与个人抱负。任职后，我的处事态度，还能保持本色吗？还有其他种种不胜考虑。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决定我要离开禹城，决心东返。”

1936年夏，王一之来到潍县中学任国文教员，并兼教全校音乐课。他在教唱《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的同时，讲解歌词，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号召学生参加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他除了注意选讲最能增强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课文外，还讲解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巴金的《家》等进步作品。由于他提倡进步思想，主张抗日救国，再加他知识渊博，又很健谈，因此许多学生对他十分崇敬，都愿听他的教诲。对此，国民党CC分子校长齐杞南十分不安，曾多次警告王一之：“不准宣传共产党的言论”。

王一之在潍县中学，经学生介绍，结识了撞钟院小学校长丁子新，两人经常交谈国内政治形势，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由于两人思想观点相同，关系越来越密切，撞钟院小学也就成了王一之进行革命活动的阵地。

在此期间，中共烟台市委负责人吕志恒经与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系，为王一之接上了组织关系。同年冬，北平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总部来人找王一之，部署发展“民先”组织，并确定了以后的联络办法和地点。来人还向王一之等，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使王一之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不久，省“民先”队部负责人赵修德同志根据北平全国“民先”负责人董毓华的介绍，到潍县与王一之会面。从此，王一之便着手建立和发展“民先”组织。

1937年上半年，王一之便在潍中和撞钟院小学秘密发展“民先”队员十余人，在潍中和撞钟院小学各成立了一个小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向队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对建立“民先”组织重要意义的认识，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

“七七”事变爆发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王一之等人决定成立“民先”地方队部，公开“民先”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9月下旬，在潍城以北的贾庄树林里召开了队员大会，到会队员30余人，选举王一之等三人为地方队部负责人。此后，他们又发展了一批新队员，并接收了潍县高里镇等“民先”区队，统一了全县“民先”组织的领导。至此“民先”队员已发展到100余人。队员活动的范围由潍城扩大到潍北、潍西等广大地区。在这期间，“民先”队部负责人赵修德等先后来潍县领导“民先”工作。《青岛时报》也迁来潍城，其编辑樊幼蘋也加入了“民先”，共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是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特派员鹿省三来到潍县中学，与王一之接上组织关系，然后到博山召开了鲁东工作紧急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组织抗日救国的指示精神，并宣布组成鲁东工委，由鹿省三任书记。会后，鹿省三连夜赶到潍县，向王一之等党员传达了会议精神。此后，王一之和潍县地下党员汇合在一起，响应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号召，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筹备枪支，准备武装起义。这一时期，王一之精神振奋，有时外出三四天不回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

他组织抗敌剧团和宣传队，利用演剧、演讲、教唱救亡歌曲、出版《青岛时报》、《民族先锋》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参加抗战。剧团义演的收入，也捐献给抗日前线。

他先后举办了三期“民先”队员训练班，组织队员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政策和游击战术，准备坚持敌后游击战，并要求队员在武装起义时，每人再动员二、三名青年参加起义队伍。

他还主张和设立了平津流亡学生接待站，并多次举行群众大会，欢送他们奔赴抗日前线。在这期间，王一之协助鹿省三为举行武装起义，作了具体准备工作。

12月下句，日寇逼近潍县城。鲁东工委决定成立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王一之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起义前张德润等人奉命去夺取邢家集盐警队的枪支，未成，反被盐警队扣押了三个人。王一之不顾个人安危，亲去盐警队，经过反复交涉，将三人救了回来。

1938年1月28日，夜幕降临后，参加起义的各抗日队伍从各方向潍北蔡家栏子集结，第二天对参加起义的300余人进行了整编，共编为三个中队。随后召开了军民联合大会，王一之代表支队部在大会上宣布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正式成立。

下午，部队开到安固镇，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不几天，便扩大了一个特务队。这时，占领潍县城的日寇到城北杨孟村“扫荡”。支队领导决定伏击这一股口寇，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当敌人接近我伏击阵地后，我一阵排子枪，击毙三个日本兵。这一仗，鼓舞了军民抗战热情，扩大了我军的影响。

初战获后，部队即开到昌邑县北部与那里的起义武装会合。为便于发展部队力量，支队部留在昌北，第一中队分散在胶济铁路两侧活动，在潍北南阳村又打了一仗，击毙日寇四名。

部队每到一地，王一之即带领政治部的同志，到战士们中间，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或者深入驻地群众之中，召开小型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军队。

由于部队在群众中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大批青年踊跃参军，使部队很快发展到1500余人。不久，部队转移到昌（邑）北永安村，再次进行了整编。

1938年4月，八支队根据上级指示由寿光到昌北与七支队会师。七、八支队会师后，合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马保三任司令员，王一之仍任政治部主任。在合编后部队准备东进时，副司令员张洪礼指使金岩刺杀了鹿省三，凶手当场被抓住。随即由王一之等组成三人小组，对凶手连夜进行了审讯，查明罪证后，将张洪礼、金岩执行枪决，铲除了隐患。

鹿省三牺牲后，部队对今后活动意见产生了分歧，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两个支队继续统一领导，统一行动。王一之支持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最后决定继续统一领导，统一行动，部队坚持东进。

部队在东进途中，王一之负责联络工作，他经常不顾个人安危，与当地土顽部队进行谈判，使部队得以顺利东进。

4月中旬，部队到达掖县，受到中共胶东特委和三支队的欢迎，并一起举行了联席会议，互通了情况，确定了东进任务。部队稍作休整后，东上黄县，与胶东抗日第三军协同作战，先后收编了原龙口公安局和龙口海关的武装，解决了杂牌武装王景宋部，部队进驻黄县城。5月12日，王一之同鲁东游击指挥部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参加了由胶东特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三军、三支队、鲁东游击指挥部组成“胶东抗日联军”，统一了作战部署，粉碎了张金铭等发动的反共磨擦，扩大与巩固了胶东抗日根据地。

七、八支队在这期间，人员和装备得到很大发展和充实。到7月，部队扩大至6000多人，枪增至5000余支。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决定建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军政委员会，进一步健全了司、政、供、卫各部机构。王一之仍任政治部主任。

接着，部队进行了整训。王一之具体负责进行党员登记、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等工作，并主持出版了《前进报》，编印了战士教材，还组织了宣传队，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演出文艺节目。这次整训，对提高部队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7月下旬，部队回师西上，准备迎接中共山东分局给予的新任务。当部队到达昌邑县潮海村潍河岸边时，部队休息，王一之不幸溺水遇难，时年35岁。

王一之烈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一生。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周树东烈士传略

赵宁

周树东同志，一九一七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9岁时随父亲迁居吉林省珲春县。1931年他考入珲春镇东关中学读书。在同学中他的文笔、口才都很出众。有一年他伯父和地主“陶扒皮”打官司，伯父为人老实、厚道，有理说不出。树东听说后，便主动替伯父打官司。过堂时，他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对官吏的提问和反驳，他对答如流，据理论争。年仅14岁的小树东竟有这样的气魄和才学，使在座者非常佩服，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整个延边地区，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生活异常困难，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日伪军屠杀欺侮人民的暴行比比皆是。残酷的现实使周树东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仇恨，他恨那些杀人放火的强盗；他鄙视那些奴颜婢膝的走狗；他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他敬佩那些敢于拿起刀枪与敌人拼杀的民族英雄。一天放学，周树东见许多人在围观一张告示，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晚五时起禁止通行”的布告，他气愤地一把扯下来撕个粉碎。他觉得当顺民、任人宰割是中国人的耻辱，这样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1932年4月24日，他留书家中，申明自己再也不愿意受这种亡国的教育了，决心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到东沟加入了救国军。父亲发现儿子离家出走后，既生气又心疼。老人三番五次到救国军驻地去找他，要他回家继续读书。周树东虽然也挂念年老的父亲，但抗日爱国的决心更胜于父子之情，他十分坚定地劝说父亲，以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为重。老人被儿子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当他再次来看望儿子时不但没有扯腿，还给儿子送来一双新胶鞋，支持儿子为民族解放的大业转战奔波。

救国军中成分复杂，许多人来自旧军队，他们虽赞同抗日，但纪律松弛，有时骚扰百姓，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因而战斗力差，面对日军的“讨伐”，很快就瓦解了。救国军中一批有抗日救国抱负的青年，纷纷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周树东同志在烟筒砬子游击区根据地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从此他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少先队大队副、共青团汪清县委特派员、共青团东满特委组织部长等职务。

1935年5月，党组织调树东同志到部队工作，任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一团政委，并兼任共青团东满特委书记。二军一团在进攻青沟子战斗后，又在哈尔巴岭附近组织了袭击敌军用列车的战斗，周树东同志是这次战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

京图线（由长春到图门）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及掠夺东北丰富资源的大动脉之一。二军的指战员们在东满地区打游击，经常见到奔跑在京图线上的列车，运走了我国的煤炭、木材和大豆，运进来的却是屠杀我们同胞的枪支弹药。二军的同志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这次决定袭击军用列车的任务一下达，战士们高兴极了，个个摩拳擦掌，决心给敌人点厉害。为了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部队组成防御组、机枪夺取组、袭击组和破坏组。袭击地段选在哈尔巴岭附近陡峭的悬崖边，铁路从这里的山脚下绕过，形成一个急转弯。这里山高林密，路旁有许多横七竖八的倒木，是个理想的打伏击地点。一切准备就绪后，破坏组带着扳子、撬棍等工具，准备破路拔道钉。袭击组和机抢夺取组隐蔽在树林里进行掩护，只有防御组配置在较远的位置。

同年夏、秋，周树东率部在亮兵台及黄松甸附近两次伏击敌军火车，并都取得了胜利。

1935年3月，树东同志任东北抗日联军二军一师政委。6月，抗联一、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树东同志任第一路军二军四师政委，经常与二军六师相互配合，活动在南满及长白山游击根据地。当时二军队伍里朝鲜族同志很多，树东同志能讲一口流利的朝鲜话，许多朝鲜族战士都愿意和他谈心，部队里各民族战士团结抗日的斗志非常高涨。

同年9月，周树东同志率领的四师主力部队在抚松县小汤河，参加了军长王德泰同志指挥的歼灭伪靖安军的战斗，毙敌150余人，缴获步枪150多支，轻机枪2挺。

入冬，树东同志率四师主力部队在抚松县境内解除保卫木梆的一连伪军武装后，绕路回西岗密营休整。这时日军五千余人向我密营围攻，树东同志率四师部队在王德泰军长的直接指挥下，与敌军激战十余小时，歼敌150余人，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攻。

1937年2月，树东同志率部回安图县境，路经大沙河金厂休息时，遭到伪军李道光“讨伐”队的突然袭击。李道光部是伪军“讨伐”队里的“精锐”，有“神选队”之称，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李道光对付抗日游击队更是心毒手狠，他提出“用游击战消灭游击队”的“讨伐”战术，他们遇到我主力部队就逃之夭夭，遇到我小部队或伤病人员就咬住不放，残酷杀害。我军虽多次要消灭这支反动武装，但始终没揪住他的尾巴，这次却意外地在老金厂相遇。

周树东同志是抗日联军中有才干的青年领导人之一，牺牲时只有20岁，他把自己壮丽的青春和满腔热血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和千百万烈士一样，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本文原载《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三辑》，收入本书时，略加修改。）

秦贤安烈士传略

苏启明

山东省济南市南郊，山峦起伏，翠柏环绕，在这群山聚翠、松柏绿茵之中，掩映着一座烈士陵园，陵园里巍然耸立着当年毛泽东主席亲手题词的革命烈士纪念塔。秦贤安烈士就长眠在这庄重雄伟的纪念塔旁，那晶莹皓白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华东野战军二纵五师政委秦贤安烈士之墓”。每逢清明节，数十万群众来这里祭奠忠魂，敬献花圈，表达对先烈们的无比怀念和崇敬。

秦贤安，1912年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郭家乡应山棚村（该乡今属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辈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父亲给地主当长工，累死累活仍不能养家糊口。贤安还在幼年时，父亲就活活地累死了。此后，家里的生活更加艰难，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和他四处流浪，挣扎在死亡线上。不久，母亲也含恨死去，哥哥为了报仇，投奔了红军，幼小的贤安和姐姐无依无靠，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了活命，贤安只好到地主家放牛。他不愿受地主老财的折磨，又逃到一家窑场当学徒工，熬了一年又一年，多么盼望有个报仇雪恨的出头之日啊！1928年，红军来到他的家乡，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穷人开始有了活路，人们从心眼里感谢红军。16岁的秦贤安高兴极了。他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报名参加了红军。在部队他吃苦耐劳，作战勇敢，样样工作抢在前边，像一棵久旱逢雨的禾苗，迅速成长。1929年，秦贤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11月，秦贤安任红25军72师218团特务连连长。在黄安河口打粮中，他负了重伤。当时，红25军北上长征，秦贤安被留在莲堂山红军山林医院养伤。临别时团领导亲切对他说：“贤安同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养伤。养好伤就是胜利。”那时，敌人对苏区封锁，缺医少药，贤安和伤员们住在深山密林的草棚里，饥寒交迫，终日不见阳光，只能用盐水或茶水洗伤口，用南瓜瓤、白酒和红汞治疗伤口，用食油代替凡士林做捻子。每次换药，秦贤安疼痛难忍，浑身的衣裳都被汗水浸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秦贤安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时，敌人对我鄂豫皖苏区进行惨绝人寰的“清剿”，秦贤安经常励一起养伤的同志要坚定胜利信心。伤员同志们在他的带领下，一面养伤，一面在光山南区与敌人周旋。直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才回到了他们日夜思念的战斗部队。

1936年2月，秦贤安任鄂东北独立团团长，他率领独立团驰骋鄂东北，神出鬼没打击敌人。一天，敌102师一个营由高店向王店方向转移，秦贤安与特务队长及手枪队一分队长研究决定，利用这个良机，从半路上给敌人一次痛击。天刚蒙蒙亮，部队就悄悄地出发了，秦贤安亲率独立团和特务队在雷虎寨埋伏起来，手枪队化装成敌25路军别动队大摇大摆地插入敌后。上午十时许，敌人果然出动了，远远望去，气势汹汹。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时，秦贤安大喊一声“打！”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敌人被我伏击，刚想转头逃跑，我手枪队从敌人背后，突然猛烈射击。此时，秦贤安率领战士们冲进敌群，前后夹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慌乱一团，一举歼敌两个连。此后，秦贤安又率部攻克檀树岗，偷袭仁和寨，拔除大庙畈民团，横扫光麻公路线上的碉堡群，打得敌人惊恐万状，极大地震慑了周围山寨的地主武装，红军在人民群众中威名远扬。

1939年12月，一天拂晓，日伪军两千余人分三路向我周家岗地区“扫荡”。担任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团长的秦贤安，闻讯立即领部队利用周家岗、玉屏山、陈郜后山一带的丘陵地形阻击敌人。时值严冬，树叶凋落，杂草枯黄，战士们严阵以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敌人的行动。不一会，鬼子和伪军打着太阳旗，黑压压地过来了。秦贤安镇定自若。日寇人马快要过去，后面是伪军夹杂着一些挑夫，骡马驮的枪炮子弹和军需物资的运输队，正小心翼翼地向前爬行。秦贤安看时机已到，一声令下：“狠狠地打！”战士们一齐开火，敌人一排排地倒下，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敌人的嚎叫声连成一片。趁敌混乱，秦贤安率领部队杀向敌群，经过一场恶战，当场击毙日军指挥官毛高十穗，歼敌160余人，活捉了三名日本兵，缴获枪支弹药和食品、罐头等大批军用物资。秦贤安为我军在皖东首次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2月，刘少奇同志由张云逸陪同，在太平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视察工作。一天下午，敌人突然纠集三个支队5000余人，从界牌集、定远方向袭来，妄图消灭我江北指挥部机关，敌情十分突然，秦贤安立即率领部队像一条矫健的游龙向界牌集奔去。当晚，将进犯的敌人一部团团围住，秦贤安下达了勇猛反击的命令，顿时，响亮的冲锋号声划破夜的寂静，七团健儿有如猛虎下山，从四面八方向敌军扑去，轻重机枪和手榴弹猛烈开火，这排山倒海之势，一下子把敌人吓瘫了。敌人不知我军底细，在慌乱中仓皇突围。经一天一夜的激战，敌人死伤千余人，残敌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界牌集大捷，军民一片欢腾，战士们押着一大群俘虏，扛着缴来的枪支，踏着轻快的步伐胜利归来。由于秦贤安率部在这次战斗中积极主动，打得英勇顽强，受到江北指挥部和四支队首长的高度赞扬。

1941年7月，顽军江苏省常备第六旅王光夏部3000余人，为策应汤恩伯反共军向我准北大举进攻，帘踞陈道口。陈道口是泗阳、宿迁间运河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敌人苦心经营，重兵盘守。周围设有圩墙和一丈余宽的圩壕，壕外设有四道铁丝网，大坪东南侧各有一个小圩子，镇内筑有坚固的地堡工事，经常妨碍我淮北、淮海两大根据地的联系，根据地军民早就盼望尽快拔掉这个钉子。10月中旬，陈毅军长亲临前线，调集10团、19团、军部独立旅，会战陈道口。秦贤安率领10团担任陈道口正面突击任务。16日晚7时，总攻信号腾空而起，隆隆炮声震撼着陈道口的夜空，敌人的碉堡开花了，敌人被炸得狼狈不堪。秦贤安亲率突击队三营，冒着战火硝烟和密集的弹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坏了敌人的铁丝网，扫清了外围据点，以机枪和手榴弹掩护架梯组在壕沟两边和围墙上迅速架梯，从多路勇猛地登上围墙，首先突进围子，为大部队杀开一条血路。随即与敌人逐屋逐院展开争夺战，敌人在我四面猛烈攻击下，除王光夏带少数人突围逃跑外，大部敌人缴械投降。战后，由于秦贤安领导的10团在陈道口打出了红军团的威风，受到军长的高度赞扬，新四军二师授予该团“金刚钻团”的荣誉称号。

秦贤安不但作战骁勇，而且对部属和群众非常关心。1941年，我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环境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敌人不仅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而且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春荒时节，群众生活极端困难，部队每天连5分钱的菜金都难以保证，常以少量的黄豆充饥，许多南方战士吃惯了大米，吃不服白水煮黄豆，经常胀肚子。秦贤安和战士一样，勒紧裤带，每日两餐黄豆，从不特殊。平时贤安与干部战士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哪个干部战士有了缺点错误，他总是严格要求，循循善诱，耐心地批评教育，从不发脾气。在大家心目中，他既是亲切和蔼的首长，又是可亲可敬的严师。有的伤员缺衣服穿，秦贤安带头清理自己的包袱，把自己换洗的衣服、鞋子送给伤病员，伤员们手捧着团长送给的衣服，感动得泪流满面。

秦贤安不仅关心部属，而且时刻不忘群众利益。他经常教育大家，要爱护老百姓的一草一木，严守群众纪律。一次，部队开到回民地区，正值大年三十，一个战士偷偷带了二斤猪肉，当地回民发现后找到了部队。秦贤安得知后，顾不得日行军的疲劳，亲自找这个连队干部和带猪肉的战士谈话，他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中间有着革命的大道理，在眼前，关系到部队的巩固，根据地的发展。我们要和少数民族团结在党的周围，打败日本侵略者，粉碎国民党顽固反共的阴谋，必须处处遵守群众纪律，千万不可轻心呀！”秦贤安的一席话，使受批评者心悦诚服，主动登门向群众赔礼道歉，从而密切了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如有的指战员损坏人民群众的东西，他总要督促机关、连队认真检查，照价赔偿。在奔袭程家市战斗中，我军没收了敌人设在该镇的军需仓库、银行、税务所，缴获了大批财物，贤安曾走家串户，认真查访部队有无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直到完全查清后，才放心离去。群众看着他那高大的背影，异口同声地称赞：“新四军真是人民的军队、文明之师啊！”

七

1942年春，组织决定调秦贤安到华中局党校学习。一年后，他以优良的成绩毕业，又回到新四军二师四旅十团继续担任团长，率领部队转战在淮南战场。

八

九

（本文原载河南省民政厅编辑的《烈士永生》12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迟健民烈士传略

迟风可

迟健民，1934年北平师范大学毕业，任教于北平师大附小，1935年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七七”事变后，毅然投入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洪流之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艰苦的环境中，肩负教育工作重担，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后任东海军校校长。1942年12月，在坚持反“扫荡”中，被日寇杀害，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迟健民，原名迟受义，笔名天刑，1908年4月1日出生在山东蓬莱县大辛店乡莫家庄一农民家庭里。其父迟鸿禄，不愿再过祖父那样终年不得温饱的苦难日子，决心靠辛勤劳动兴家立业，但由于军阀混战，土豪盘剥，仍没有摆脱掉贫穷的困境。迟健民降生时就带有先天性右脚内歪症，自幼走路就一颠一跛，成了一个残疾人。

家庭的贫困，肢体上的残疾，虽然给迟健民带来一些不幸，但他是个有志少年，知道一个残疾人，不读书在社会上就更没有出路。在全家的关怀和支持下，他发奋攻读，读私塾和小学八年，接着考入黄县私立志成中学学习。1927年7月初中毕业后，他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升入黄县崇实中学（由美国浸信会办的教会学校）读高中。

在崇实中学，迟健民参加了读书会，阅读一些进步书刊，思想逐步开阔。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激于义愤，崇实中学的师生，冲出学校，到黄县城关、农村集市，进行宣传演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迟健民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活动，十分激动，他又演讲，又呼口号，嗓子都喊哑了。

1929年7月，迟健民与同学罗竹风一起考入北平大学教职员工创办的大同中学高中三年级，插班学习。在北平，迟健民举目无亲，在学习和生活上都遇到许多困难，但这个学校的教学设备好，教师水平高，为了汲取知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到高中毕业；1930年8月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攻读。

迟健民对自己考入北师大学习非常欣慰，研究儿童教育是他的夙愿。在学习中，他侧重于研究儿童心理、儿童图书馆、童话创作等，想在这些方面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知识。为了完成学业，四年中，他的生活十分艰辛，是靠他的理想和毅力的支撑闯过来的。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日记里写道：“挨着冻，忍着饿，读穷书！惹得母亲哭，伯母叹气，伯父顿足，胞兄发愁！”“我当怎样的发奋，以达到我理想的目的啊！”“我唯有一个字‘干’！”

迟健民的家，前两年在军阀战乱中曾被抢劫一空，父亲故去，家境从此更加不振，哪里有钱供他上学。伯父和胞兄为此要他放弃学业，回乡另谋出路。迟健民虽然没有辍学，但因交不上伙食费，被校伙食团开除了，他只好到校外买饭吃，一个铜板买个玉米面饼子，就是一餐。有时三餐并为一餐。有一次，曾连续数天饿着肚子听课。这事被姓李的老师知道后，拿出40块银元放在迟健民手里，勉励他坚持下去，有困难多和大家商量，会有办法解决的。以后，在老师们的帮助下，迟健民到北师大附小和戏校兼课；同时他还不断地为报刊写稿，由此得点微薄收入，勉强维持学习。

迟健民在北师大学习期间，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开阔了政治视野，积极参加了一些社会进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断高涨。1931年12月，北平学生组织请愿团，迟健民被推举为代表，和其他学生代表一起在北平火车站卧轨阻车，抗议国民党政府阻止学生代表南下请愿的卑劣行径，斗争胜利后，随请愿团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请愿，要求抗日。

为了让北师大附近失学的儿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迟健民和教育系的同学共同创办了北师大平民学校。他在该校义务教学，不计报酬，历时三年。为了取得社会的支持，他还撰写了《师大平民学校概况》一文，刊登在《师大月刊》上。

毕业前夕，迟健民到南京参观，他对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倍加称道，认为教育只有与民众相结合，才能收到“启迪民智”的作用。

1934年6月，迟健民于北师大毕业，并获教育学士学位。

迟健民毕业后，自愿留在北师大第一附属小学任教员，并兼任校图书馆主任，还亲自在该校创立了儿童图书馆。他在北师大附小任教一年，在讲课中，他联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残杀我人民，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等实例，对孩子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通过讲述民族英雄岳飞和东北抗日小英雄佩伦的故事，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思想。

1935年春，迟健民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北平市左联儿童文学组负责人。

同年8月迟健民应聘到山东省立益都师范学校任教。在此期间，他一方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赴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在北师大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一方面结合教学，不遗余力地研究儿童教育，受到教育界同仁的称赞，被《文化与教育》等多种刊物聘请为特约撰稿人。他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

迟健民在益都师范教学中，还创设了“儿童图书馆学”课程，他极力提倡发展儿童图书馆，高度评价儿童图书对儿童德育智育的促进作用：它能陶冶儿童的感情，培养儿童的情操，发展儿童特有的才能。为此，他编著了《儿童图书馆学》。还写了童话小说《小石头的故事》、《民间故事集》和《我和孩子们》等作品，这些作品，通俗易懂，在青少年中颇有影响。1937年初，他的儿童读物曾在南京展出过。当时迟健民已是国内知名的儿童读物作家和儿童教育家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迟健民回到家乡蓬莱县，一方面发挥自己博学多才，能谈善讲的特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鼓动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战。他的演讲，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对民众有很强的感召力；一方面他走访了很多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听取意见，商讨组织抗日武装等事宜。还在他自己家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点。

1938年2月3日，蓬莱县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迟健民参加了起义，并为武装起义积极筹集武器弹药。

同年3月，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迟健民先任教育科长，后任秘书长。他积极主张兴办公立学校，为抗战培养干部。不久，中共蓬莱县委和县府决定，由迟健民和张博文等创办了站马张家抗日中学，迟健民兼管校务。抗日中学，招收学生60名。这届学生后来都成长为党的干部，为革命作出了贡献，著名烈士夏侯苏民就是共中之一。

在此期间，迟健民经于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加强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共北海地委调迟健民筹建“抗战日报社”并任社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编辑出版《抗战日报》。

1938年9月，迟健民调任五支队政治部救亡室主任，同年10月调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讲授哲学。12月，蓬莱中学成立后，他又被调任该校校长。在频繁的调动中，迟健民总以革命工作为己任，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939年10月，以蓬莱中学为基础，在蓬莱的花夼，建立蓬黄联立中学。迟健民任该校教导主任。

同年11月初，为贯彻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胶东区党委和五支队，委派迟健民以师友的身份到大辛店蔡晋康部做统战工作，迟的一位学生在蔡部任职。蔡晋康部高炳旺团袭击我抗日根据地，杀害我抗日家属。这次迟健民单身匹马，深入虎穴，劝说蔡晋康停止反共摩擦，共同抗日是十分艰险的。

迟健民见到蔡晋康，相互寒暄之后，便将谈话引入正题，迟健民说：“蔡司令，今日之胶东，抗日军情万分紧急，日寇据守烟、青两市，图谋近期打通烟潍、胶济两线，于沿途城镇安设据点，妄图一举包剿我国共两军。我们应当真诚合作，共赴国难，一致抗日，此乃胶东父老之大幸，不知司令意下如何？”

蔡晋康听后摇头叹息地说：“迟先生，你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我很敬仰。你身体失健，何必做八路军的说客！你来得正好，我请你担任我的高参，咱们同舟共济好不好？”

“蔡司令，多谢你的盛意。你我信仰不同，因此不能应你所请。我们八路军不为名，不图利，只求国共两军团结携手，共同抗日，拯救胶东人民于水火。蔡司令还记得曹丕逼其弟曹植所赋七步诗吗？”迟健民反问蔡。蔡晋康说：“迟先生，请说说看。”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贵军高团进驻蓬莱，与我八路军闹磨擦，捕杀我抗日干部家属17名，其心何忍？我们不都是同根所生的中华儿女吗？你是一军之长，应该妥善处理。”迟健民说到这里，蔡晋康勃然大怒：

“迟先生，你说句公道话，你军夏侯营，夜袭我高团驻地大杨家村，高团死伤惨重，我的部下是不是中华儿女？”

迟健民理直气壮地驳斥说：

“高团鱼肉百姓，骚扰乡里，不断偷袭我八路军。更侯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自卫，理所当然，也是你军高团罪有应得……”

蔡晋康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竞恼羞成怒，不顾信义，将迟健民羁押。迟健民对蔡一方面提出严正抗议；一方面继续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他慷慨陈词，有理有力，致使蔡晋康无可奈何。蔡在此时，尚不敢私自处理，只好将迟健民押送国民党政府鲁东行辕。蔡在解送呈文中说：迟健民“资望很高，蓬黄诸县学子多仰赖之，对他如何处理，不敢擅专。”

迟健民被羁押期间，置敌人威逼利诱于不顾，依然利用一切时机，进行抗日救国之宣传。他向敌看守宣讲我党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揭发蔡晋康、李先良（国民党鲁东行辕主任）等人背信弃义，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并说明自己被扣押的真相，终于感动了看守，雇了一头毛驴，秘密护送迟健民逃出虎口。迟健民翻山越岭，一路颠簸，历时20天，才由莱阳回到蓬莱解放区。当他回想起看守帮他脱险时，曾吟诗一首，以资纪念：

身系绳线幸逢君，

感君之情似海深。

一霄如遂凌云志，

愿与日月话古今。

谷草为褥书为枕，

忧思国难恨逆军。

大义勇为岂能忘，

永记中华好儿孙。

1940年初，迟健民脱险后，回到了鲁迅师范学校（对外仍称蓬黄联中），仍任教导主任。是年2月，以鲁迅师范为基础，重新组建胶东公学，迟健民任教导主任，并兼授抗战教育和哲学课。

迟健民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工作中经常找教师谈话，征求意见，从实际出发，不断改进施教方法，并亲自示范教学。他在艰苦的教学工作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一次，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会见迟健民等教师，当知道学校中有七位大学毕业的教师后，当即表彰迟健民说：“团结了这么多高级知识分子为党的教育事业服务是很可贵的。”

迟健民不仅是当时受人尊敬的，被称为“迟饱学”的教育家，也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他讲课生动幽默，耐人寻味，学生愿听。他住的屋里，经常挤满了学生。他们说：听迟老师谈话，胜上一堂课。

1942年春，胶东行署指示胶东公学增招学生300名，结果只招了30名。迟健民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原因是公学学生实行公费制，又实行军事化，入校后没有任何假期，群众认为入校就是当了“八路”了，因此有保守思想或乡土观念重的学生，不愿报考。迟健民针对这一情况，对学校的有关规定，进行了修改，规定学生入校，只管吃，不管穿，放暑、寒假。这样一改，当年暑期，一次招生200名，以后报考胶东公学的学生达千余名。

1942年10月，迟健民就任胶东区东海军校校长。是年11月，日伪军15000余人对我胶东区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21日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12月6日敌人又对荣成崂山村一带进行合围。迟健民正带领40余名干部分散在这一带坚持反“扫荡”，迟健民所在的神道村被敌包围，他不幸落于敌手。日寇一边对他进行野蛮拷打，一边逼问他：

你的领导人是谁？

中国共产党。

跟你一起来的还有谁？

全国的劳苦大众。

你们想干什么？

消灭你们这些狗强盗！

迟健民在野兽般的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2月7日，敌人把迟健民拴在马后，拖到小落村南沟杀害，时年34岁。

迟健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民族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战友和学生，对他的牺牲异常悲痛，先后著文赞颂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胶东区党委编印了他的革命事迹，中共蓬莱县委1946年决定，将大辛店中心小学改名为健民中心小学，他的名字将永远记在人民的心中。

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

李体煜

赵登禹，字舜城，一八九八年农历五月十六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县（现菏泽市）赵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14年从军于冯玉祥部。他智勇双全，屡建战功，逐级擢升到师长。1937年7月底，率部在北平南苑抗击日寇，不幸以身殉国，时年39岁。

赵登禹家庭贫寒。7岁时入私塾读书，他聪慧过人，好学不倦，很受先生称赞。但是由于生活所迫，他只念了两年书就辍学了。小小年纪，便整天跟着大人干活，却难得饱暖。

赵登禹自幼崇尚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好汉。路见不平，好拔刀相助。那时候，富人子弟欺侮穷孩子是经常的事，只要赵登禹看见哪个小伙伴受欺负，必定上前打抱不平，为穷孩子出气，甚为乡邻称道。

赵登禹少年时期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家庭的贫困，阶级的冲突、民族的灾难，渐渐在他幼稚的脑海里打上烙印。随着年龄的增长，赵登禹慢慢懂得世上不平的事情多得很。为了铲尽人间不平，寻找穷人的出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他决心离家从戎。当时，冯玉祥将军的队伍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他拿定主意，投奔冯玉祥。

1914年初秋，刚满16岁的赵登禹，瞒着家人，约同本村的好友赵学礼、赵全德踏上去潼关的路途。他们风餐露宿十几天，跋涉一千五百余里，来到古城潼关时，冯玉祥已停止招收新兵。赵登禹和伙伴们并不甘休，围着长官软缠硬磨，不厌其烦地申述自己立志当兵的迫切心情。长官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把他们编在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一团三营佟麟阁连当副兵。按规定，副兵只吃粮，不发饷。赵登禹可不在乎，他说：“我来当兵，不为发财，只图报国！”

赵登禹当兵后，由于他作战勇猛，胆大机智，又有一身超群的武艺，很快得到冯玉祥的赏识，不久被冯玉祥选为随从（传令兵）。

1915年，赵登禹随冯玉祥部进入四川，后转战河北、江西等地。1921年冯玉祥第二次进驻陕西。当时的陕西，土匪豪强各据一方，其中土匪郭坚的势力最强，拥有数千人枪，占据凤翔、岐山一带。他自恃兵多地广，经常胡作非为，残害百姓。

一天，冯玉祥得知其上司陆建章的眷属被土匪洗劫污辱一事与郭坚有关，异常气愤。便与陕西督军阎相文密约，设“鸿门宴”，诱杀郭坚，为陆建章报仇雪恨，为当地群众除害。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冯、阎在西安讲武堂内宴请郭坚。冯在讲武堂内外布下伏兵。开宴后，有个伏兵不小心将屏风碰倒，郭坚大吃一惊，见势不妙，起身便走，伏兵上前阻挡，但未能拦住。这时，郭坚带来的二三十个护兵也准备掏枪上前。在这紧要关头，赵登禹眼疾手快，一跃而上，施展武功，三拳两脚将郭坚按倒在地，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郭坚毙命后，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官兵们佩服赵登禹胆大艺高。冯玉祥对赵登禹也更加信任了。1922年赵登禹升任排长，1924年随冯玉祥部驻北京南苑，冯发动北京政变时，赵登禹又升任连长。

1925年10月，已升任营长的赵登禹又协助冯玉祥的亲信、第二师师长、甘肃代理督办刘郁芳，消灭了甘肃地方顽杂代表人物李长清，为第二师进驻甘肃打下了基础。

此后不久，赵登禹被提升为团长。1927年6月，冯部表示服从武汉国民政府，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任该集团军旅长，率部出潼关，开入郑州、开封等地，1928年任国民党军二十七师师长。1929年，蒋介石借编遣部队为名，排除异己，赵登禹被降为旅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赵登禹站在冯玉祥一边，又担任了师长，并率部参战。10月，冯、阎军败，冯玉祥余部改编为第二十九军，赵登禹再任该军三十七师一〇九旅旅长。

1933年1月3日，日寇占领了山海关，接着于2月25日开始进攻热河。这时，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急令二十九军开赴长城御敌。3月6日，二十九军奉命守卫冷口至马兰峪长达300余里的长城防钱，其中包括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等要隘。3月7日，二十九军先头部队到达三屯营（喜峰口南60里），8日部队奉命按管喜峰口防务。3月9日下午4时左右，日寇趁二十九军接防之际，以服部、铃木两个旅的步骑炮联合部队直扑喜峰口而来。傍晚，敌人占领喜峰口高地，居高临下，对他们十分有利。这时三十七师特务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在战情异常危急的情况下，军长宋哲元急调赵登禹等三个旅前去增援。10日晨，赵等率部先后到达距喜峰口约20里的泺阳城。这时，喜峰口形势十分危险，二十九军部分部队已向后败退。赵登禹见此遂挥动大刀，率部队冲向前去，将敌堵住。共余两个旅向两翼增援，配合行动。当赵登禹率部向敌人勇猛冲杀的时候，不料腿部负了伤。大家劝他下来，他说：“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他忍着伤痛，咬紧牙关，坚持激战了一天。

面对强敌的进攻，赵登禹认真分析了战场的形势，认为与敌硬打硬拼，对我不利。于是他便指挥部队，实行机动灵活的夜战、近战，采取迂回包围袭击的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喜峰口战役不久，赵登禹因战功卓著晋升为一三二师师长。

1933年秋，赵登禹部奉命进驻张北县。在“收复失地”，“雪我国耻”等口号鼓舞下，赵登禹命令二一七团，向独石口、沽源等地进军，驱逐了伪军李守信的骑兵部队，收复了失地。这是继喜峰口大捷之后，又一次重大胜利。

1936年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授予赵登禹陆军中将军衔。5月他任河北省第四区司令，12月又兼任河北省政府委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赵登禹部奉命开入北平近郊团河一带。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只有6000人。在北平地区仅驻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其余分布在天津、唐山、山海关铁路沿线。而二十九军在平津地区却拥有五个师三个旅，10万多人的兵力。以这样大的兵力，对付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完全可以获胜的。但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屈从蒋介石政府妥协退让的政策，力图与日军谈判解决，结果贻误了战机。日军则利用和谈之机，调兵遣将，向华北大举增兵。7月下旬，日军在平津一带的兵力增加到10万人，并在完成对平津的军事包围之后，于7月26日，攻占了平津之间的战略要地廊坊。日军一方面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于28日午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进攻南苑。28日，日军集中机械化部队，配以空军，向驻南苑的二十九军举行大规模的进攻。佟麟阁（二十九军副军长）、赵登禹将军亲临南苑前线，指挥部队英勇抗击。当日军行至离赵登禹部队的阵地200米处时，赵登禹一手紧握驳壳枪，一手挥动大刀片，大吼一声，率众向敌军冲杀过去，刀枪相搏，杀声震天，炸弹轰鸣，硝烟弥漫。众将士见师长亲自冲锋陷阵，士气倍增，一鼓作气，把日军驱退了一里多路。

南苑一带是平原，无险可守。在日军的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守军伤亡惨重，但他们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由拂晓战至过午，士气激昂，拼搏冲杀，前仆后继。在争夺大红门的激战中，副军长佟麟阁不幸阵亡。赵登禹奉命指挥部队向大红门集结，准备反击。日军一部利用青纱帐先我潜占大红门，并在公路两侧架设机枪猛烈扫射，上空又有飞机盘旋轰炸，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道路。当赵登禹亲率一排士兵冲杀到距大红门不远的黄亭子时，身中数弹，血流如注，壮烈殉国。

赵登禹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首批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为了纪念他，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把崇文观至太平桥的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198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又把位于卢沟桥畔的赵登禹之墓修葺一新，并重立一碑，以永远纪念他。

赵登禹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受到人民的敬仰和爱戴。有一首诗写得好：

一代虎将性刚尤，

赤胆忠心向神州。

杀尽日寇平生愿，

甘洒热血报国优。

先父马侠村烈士传略

马少波

先父马侠村烈士，名俊杰，字英臣，别号侠村，山东掖县朱由村人，生于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七月二十二，出身贫苦渔民家庭。7岁入私塾，9岁入朱由村小学堂读书，16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九中学，19岁考入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先父性任侠，重信守，急公好义，崇尚气节，娴于诗文，尤擅书画。22岁（1922年）艺专毕业后，忧心国难，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研习军事。

任侠风高

先父在保定军校期间，曾为一被害妇女路见不平，仗义伸冤，终使真相大白，凶犯伏法，赢得社会人士的高度赞扬。

案情原委是：掖县城北寨里武家村村民武丕先，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经营父业隆和成铜器铺。1919年武丕先因事赴东北，将铺务付托给鞠鑫（字芝鸿，北京商会会长，掖县城东饮马池人）掌管。后来武在哈尔滨病故，鞠鑫蓄意吞占，对武的遗孀分文不与。1920年武的遗孀张氏，来京交涉，竟被鞠驱逐出门，流落街头。武张氏求助无门，只好在前门外坐地哭诉，观者如堵。这时正好先父路过此处，问清根由，乃打抱不平，陪她到铜器铺与鞠鑫据理力争。鞠鑫无奈将武张氏收留，资送回籍，并答应按时寄款，供其家用。

抗日救国

1924年先父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颇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将军赏识，任命为鹿钟麟部的营长，与吉鸿昌营长有同袍之谊，且结金兰之好。

先父参加了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倒吴（吴佩孚）政变（世称首都革命），以战功擢升为绥远都统署直辖骑兵团团副。1926年9月，北伐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将军在绥远省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后，先父随军经宁夏，入甘肃，绕六盘山，击溃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解李云龙、杨虎城的西安之危。此时先父被任命为混成旅旅长。1927年5月，国民军出潼关参加北伐，先父在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率领下，攻克洛阳、巩县，渡过黄河，直取新乡，屡建战功。

这时，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先父义愤填膺，乃于1927年8月自请解甲归田，到北京赋闲，靠借贷和鬻画维持生活。

1932年，吉鸿昌在考察日本、美国后回国，到天津联络西北军旧部，发动抗日斗争，并劝冯玉祥将军与共产党人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副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任应岐任副总指挥。先父积极响应，奔赴国难，任第二军骑兵师师长。曾率部参加了克复康保、宝昌、多伦、丰宁等战斗，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全国人民精神振奋。

1934年，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奢言抗战者杀无赦”的反动政治、军事围困下失败了。先父化名马夏春潜往天津，与住在惠中饭店的吉鸿昌将军进行秘密抗日活动。1934年11月，先父和吉鸿昌、任应岐在天津被捕，吉、任二将军被押北平（今北京），惨遭杀害，先父以“从犯”按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天津囚禁。后遇蒋介石50岁生日特赦减刑。“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释放政治犯，先父乃得以获释返里。

先父在家乡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又为国民党地方当局所不容。乡长陶仁基收买地痞孙曰信无端寻衅，用铁锹砍伤先父左颊，虽经告官起诉，由于官绅狼狈为奸，不予受理，激起先父对国民党政治腐败的更大义愤。

胶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高锦纯、政治委员宋澄对先父爱国事迹深为感佩，于1938年7月亲到朱由村访晤，并委任先父为第三军司令部参议，借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久，中共胶东区党委决定成立胶东同义抗日救国会，组织发动各方力量共同抗日。因先父在旧军队时曾居“三番子”长辈，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乃推举为该会会长，并派遣党员干部徐海天等同志襄助其事。自1938年至1941年，该会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参军、扩大统一战线、瓦解敌伪军、开展海外贸易、购买军火、支援前线，做了大量工作。先父日夜奔波，不遗余力。

慷慨就义

1941年3月，先父到中共胶东区党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司令部，五支队司令部与许世友、林浩、高锦纯、吴克华诸领导同志会晤，后奉命由莱阳回掖北。行至掖东庙后村附近，与掖城出动“扫荡”的日伪军遭遇被捕，旋即押送掖城。

先父虽是微服潜行，但终被汉奸认出，日寇严刑逼降，甚至以刺刀刺伤双目，逼他吐露有关抗战的情况，并妄图逼使招回在八路军里的我和弟弟晴波。先父大义凛然，骂贼不屈。他说“儿子，他们为国抗日，他们有他们的主义。儿大不由爷，走正道，谁也不能往后拉。我也决不能那样做。至于我，死活由你！打死我也不能告诉你们什么！杀就杀，剐就剐！我死之后，有两个儿子，还有许多八路军同志替我报仇！”

与此同时，敌人派出日伪军200余名奔袭朱由村，逐户搜查，逮捕了我的母亲。抄家时，先祖父被打伤，寻日忧愤去世。

当双亲被捕后，先父的高风亮节，感动了一个青年伪军看守。这个青年名赵吉升，泰安人，是被抓丁参加伪军的。先父在狱中对他宣讲抗日道理，晓以大义。赵吉升非常感动跪地愿为义子，后改名马续波，投奔八路军，经“抗大”学习后，成为革命干部。他甘冒最大风险，为先父先后转出写在火柴盒上的两封信。第一封信给我和晴波弟，原文是：

“援、良两儿知悉：父自被捕，自分必死，谁知又麻烦许多！今见我志节不可夺，也不甚见逼了。有至寿者，非千岁也。此言甚有志理。只要此心对得起天地鬼神、国家民族，生死一耳。父近患痢疾，小黑屋人满为患，困难苦痛，不堪言状。汝等勿以我为念，好好抗战。汝祖父康健否？代我问安。父字。3月16日。”

接到先父手谕，心肺俱裂！当即以《当双亲被捕去的时候》为题，写诗明志。其中写道：“此仇怎报，此仇怎消！为了把侵略者彻底打倒，斗争的烈火要烧得更高，更高！”

第二封信，是当掖县伪治安军团长王景和逮捕了我的母亲，并逼迫以五万元伪钞赎回双亲的时候，先父又捎出信来：

“援儿知悉：王某故意刁难，殊可恨！为父宁死狱中，决不让他得分文！并已央人转告你母：斧钺加颈，不必畏惧。如此麻烦，生不如死！看他有何能为！此示。你祖父安康否？父字。1941年5月3日。”（先父书信及我的明志诗均载1941年《大众报》）

当先父从掖城琅珰解送平度城时，敌人曾许母亲到街头一别。先父叮嘱母亲：“记住！刀按在脖子上，也不要辱没祖先，辱没孩子！”双亲临危不惧，保持了崇高的气节。（母亲于1941年9月出狱，今健在。）

先父在平度城囚禁经年，日酋劝他“悔过”，先父怒斥：“悔过？我为什么要悔过！我抗日救国，正大光明，有的什么过！士可杀，不可辱！悔过，就是屈服，杀就杀，我至死不屈服！”

1942年2月间，先父被押送青岛日本宪兵司令部，3月3日英勇就义，时年42岁。先父牺牲后，胶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确认为革命烈士。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又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北京市人民政府赠送“光荣之家”匾额。

先父是无党派人士，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维护民族尊严，追求光明，度过了短促的一生。他的一生，是爱国爱民的一生，是拥护真理的一生，是自我牺牲的一生，是轰轰烈烈足以彪炳史册的一生。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宝贵的生命。他没能亲自看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但他历来坚信抗战必胜，革命必成。为了今天和未来，他勇于尽到自己的时代责任。后代儿孙将至诚地继承先人崇高的精神财富。先父作为一个爱国者的高尚情操，也将激励着所有爱国的后来者。

在1982年清明节先父牺牲40周年祭时，遗骨无存，英灵在天，我曾作诗望空遥祭：

正气沛乎塞苍冥，

心香一炷哭椿庭。

救亡古北张义帜，

抗敌胶东请长缨。

琴岛磅礴凌霜节，

莱州慷慨骂贼声。

教儿至寿非千岁，

耿耿孺思对日星。

（因篇幅所限，本文编辑时略有删节）

魏金三烈士传略

韩剑秋夏页文

魏金三，原名魏福品，又名魏晋，1913年6月3日出生于长清县归德乡阎家楼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魏正勤是小学教师，为人正直勤劳，急公好义，是村中德高望重，群众信赖的长者。母亲是一位朴实善良的劳动妇女，辛勤操持着清贫的家庭。在父母的熏陶教育下，金三自幼勤劳、朴素、正直。因旧中国农村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广大农民在他们的深重剥削压迫下，长期过着极度贫困和痛苦的生活。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给魏金三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培植了他同情劳动人民，憎恨封建势力的强烈正义感，并成为他后来迅速接受马列主义、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基础。

1929年初，魏金三在本村初级小学结业后，进入长清县立第一小学读高小。他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特别是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当时国民党对学校教育的反动控制和对学生思想的压抑限制，激起魏金三强烈的憎恨情绪。国民党长清县党部曾派熊和庭到一小上“党义课”，宣扬法西斯思想，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反对，在进步教员张耀南等人的支持下，掀起了“驱熊”学潮，迫使这个反动教员灰溜溜地离开一小。当时魏金三便是“驱熊”学潮中的积极参加者。

1934年魏金三中学毕业，家中无力供他继续升学，便去城北匡李庄小学当教员。1935年又任教于河西索庄小学。他对农家子弟爱护备至，并自编抗日救国教材，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在乡村教师的生活中，他目睹农村凋敝，穷困不堪的惨状，心情沉重，思想苦闷，使他更加深了对旧社会的认识。

1936年初，魏金三辞去农村教师的职务，与小学教员韩丹桂（后改名韩剑秋）到省城济南寻觅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当时的济南正处在军阀韩复榘的统治下，人民贫困，青年大批失业。魏金三和韩丹桂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考入公费的济南警察学校。在济南他们接触到许多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读到许多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他与济南高中学生、共产党员陈梦还（又名董云超）交往密切，时常促膝谈心，一起探讨国家前途等问题，获益匪浅。他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偷着阅读革命书刊；有时在假日里，揣上两个窝窝头，到千佛山麓僻静处读书到天黑。革命理论的开导，使魏金三象在茫茫大海中看见了灯塔的闪光一样，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他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开始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1936年下半年，魏金三以炽烈的爱国热忱，投入济南的抗日救亡工作。他参加各种抗日秘密集会，积极宣传党的救亡主张，很快成为青年中突出的抗日积极分子，被吸收为济南抗日救国会会员。同年秋，他又被发展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从此，他接受党的教育的机会更多了。

1937年4月，由韩丹桂介绍，魏金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站在了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魏金三入党后不久，警察学校结业，国民党当局和韩复榘决定将这批学员编为专门进行反共活动的侦缉队。魏金三向党组织提出脱离这个反动警察组织的意见，请求转入工厂做工运工作。上级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交给了魏金三新的任务，即：在“侦缉队长期隐蔽，密切注意敌人活动规律和具体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以保护党组织的安全。”魏金三坚决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这个警察组织内部展开了更加秘密和艰险的革命活动。

魏金三接受秘密工作任务后，十分机警细心。有一次，侦缉队的一个女队员在队部大哭大闹，坚决要求脱离侦缉队，后经队部批准，当众搬着行李离队。魏金三对这件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判断这可能是敌人施放的烟幕。经过他们周密地调查，发现这个公开离队的女人继续在侦缉队领取活动经费的收据，终于摸清了事实真相，原来她是被派往某区伪装小学教员，专门侦察我党救亡组织活动情况的。魏金三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了这件事，避免了敌人的破坏。

1937年8月，我们的同志在济南西门大街德成印刷局印制《联系》第三期时，被印刷局老板告密，主要编辑人员被敌人逮捕，《联系》被迫停刊。随后韩丹桂也被捕，侦缉队内的地下党员只剩下魏金三一人，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也暂时中断。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魏金三仍坚守岗位，除继续掌握敌人动向外，还千方百计在侦缉队内进行营救狱中战友的工作。他几次找机会探监，给战友送食品、讲情况，同时结识较为进步的警察，利用敌垒中的矛盾，进行工作。协助上级党组织将战友营救出狱。战友出狱那天，魏金三亲到监狱，暗中保护，以防中途发生意外。

魏金三在敌人营垒中忘我地工作，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和鼓励。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长清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深虑国破家亡之命运。魏金三曾多次从济南回长清，协助长清的同志建立抗敌后援会。由于党的宣传、组织工作深入开展，在长清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中，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魏金三特别重视团结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发动和组织群众。当时长清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张耀南，是教育界德高望重的爱国者，他的学生遍及长清城乡。团结和依靠张校长，对争取全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是极为有利的。魏金三对张校长十分尊重，经常共商全县抗日救亡大计。在魏金三同志的提议下，大家一致推选张耀南出任“长清县人民抗敌后援会”会长，开展抗战宣传和支前募捐活动。长清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公开发展阶段。在这期间，魏金三通过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救国主张，团结争取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

与此同时，魏金三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积极筹组抗日武装，为开展群众性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准备。同时，他还不避艰险，化装成小商小贩，只身徒步到边远山村，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为长清县党组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是长清县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37年12月27日济南沦陷后，魏金三由济南回到了长清，决定将长清县抗日领导核心从县城向乡村转移，首先到达城南南坦山的阎家楼村。在这里，魏金三和其他同志集中全力，通过“民先”队员深入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抗日游击队。由于魏金三与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入人心，很快就有成批的抗日农民积极分子志愿参加游击队，有的人主动献出了枪支、弹药和粮食。为了取得党的直接领导，魏金三与中共鲁西北特委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此长清县的抗日武装斗争走上了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上级党委肯定了长清县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方向，并派万晓塘、冯向前（冯乐进）、袁彰武（袁振）、冯晓云（冯鼎平）等同志到长清加强抗日武装工作，建立了由万晓塘、冯向前、袁彰武组成的党支部。

1938年春节前夕，日寇侵占长清县城。这时，长清县抗日武装力量已有二三十人，枪支虽少但人员精干。党支部决定全体抗日游击队员立即到马山集合（山上有一道士庙），公开打出了长清县抗日游击队的旗帜，举行了“马山抗日起义”。游击队在数日内扩大到50余人。1938年2月，这支抗日游击队编为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西区（即泰山西部地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四大队，人员增至70余人，魏金三任中队长。

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及其抗日游击队创建初期，物质条件极差。山区群众生活贫困，部队不仅缺乏枪支弹药，连吃粮也难以筹集。部队的成分又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农民，既缺乏战斗经验，又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如何提高部队的素质，巩固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装，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魏金三深入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著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的论述，明确了只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战争实践中提高部队素质。他亲率长清县独立营转战在大峰山和平阿山区，紧紧依靠人民，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经过战斗，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也扩大了部队在群众中的影响。大峰山根据地的群众，对自己的子弟兵更加爱护和支持，主动支援粮食和蔬菜。大峰山游击队就这样在对敌人的殊死战斗和与人民的鱼水关系中不断发展和壮大。

魏金三在坚持大峰山区的斗争中，与战士同甘共苦，不要任何特殊待遇。他身体瘦弱，但性格却十分坚强。一次在兴隆镇伏击敌人的战斗中，他率部向溃逃的敌人冲锋，被子弹穿透右腕骨，仍继续追歼敌人，直至战斗胜利结束。上级让他进医院治疗，他却坚持留在部队中。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又缺少药品，致使他的伤口感染化脓。医生用碘酒浸湿的纱布条在他的伤口中来回拉动，以清洁伤口。魏金三疼的脸色苍白，满头冷汗，仍咬牙坚持着。他这种坚强的意志，使干部战士十分敬佩。

正义战争的淬炼，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哺育，使魏金三迅速成长为一名机敏干练、深谋远虑的优秀指挥员。在他的领导下，大峰山年轻的抗日武装，多次避免了损失，保存了部队有生力量和旺盛的战斗意志。1939年冬季，日寇集结大批兵力，分数路包围、“扫荡”大峰山区，企图一举荡平大峰山根据地。面对紧急情况，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保存自己的力量，在部队干部中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长清独立营是大峰山区的子弟兵，应就地反击敌人的“扫荡”，保卫根据地和群众的利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敌人力量数倍于我，应避敌锋芒，转入外线作战，以保存我军实力，相机粉碎敌人的“扫荡”。两种意见相持不下，而形势紧迫，不容拖延。这时魏金三带着通信员从平阿山区连夜赶回大峰山，他听了双方意见后，当机立断，决定组织突围。他亲自率领部队于当夜从大张庄出发，经马岭、方峪、灶火等村，拂晓到达宋村，已是敌人包围的边缘，经过激烈战斗，部队安全突围，使敌人“扫荡”计划落空。

艰苦的斗争和工作实践，使魏金三在建党、建军和建政方面的才能得到了迅速提高。他卓有成效的工作，进一步推动了长清抗日斗争的开展，给长清、肥城、平阴一带的日伪军以很大威胁，给抗日群众以极大鼓舞。区武装队、村自卫队和游击小组蓬勃发展，大峰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壮大。

1940年春，六支队奉命离开泰西地区，赴东平湖西戴庙进行整编。六支队编为鲁西军区第四团（后改为九团），长清独立营编为该团第三营，魏金三任三营教导员。从此，魏金三由地方武装转入主力部队。

魏金三对自己十分严格，对战士关怀备至。有一次三营在巨（野）南一带活动。一天夜晚，部队行军经过一个沼泽区，水深及腰。到达宿营地后，战士已极度疲劳，立即入睡。而魏金三不顾劳累，深入各连队了解战士有无掉队、生病等情况，给连排干部和战士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年夏天，三营奉命打击石友三叛军。时值三伏，气候炎热，魏金三同战士一起跑步行军18华里，按时到达龙王庄，保证了任务的完成。打郓城小民屯据点时，战士们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竖起两丈多高的云梯，向据点攀登，伤亡较大。魏金三站在梯子下亲自指挥，战斗竟夜，终于拔掉了敌据点。在吴桥战斗中，部队连续作战数日，有一次因战斗紧张，一天没有吃上饭，直到天黑才送来一些因天热而变了质的黑粕子窝窝头。魏金三首先拿起这变了质的窝窝就吃，战士们的埋怨情绪顿消，保证了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1940年秋，魏金三同志从九团三营调到鲁西军区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兼军区直属队政工股长。在工作中，他继续发扬了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善于团结干部和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同年冬，魏金三又被调到八团任政治部主任。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十分频繁和残酷，部队政治工作任务相当艰巨。但由于魏金三不仅善于团结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也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使新老干部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八团的政治工作搞的比较活跃，部队的战斗情绪始终是高昂的。有的知识分子干部反映：“魏主任很了解我们的心情，感情是和我们相通的。我们有话愿意和他讲，也能大胆地做工作。”

魏金三的民主作风，给和他相处过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谦逊诚恳，平易近人。他常说：“对同志要多看优点，少看缺点。对同志的缺点和错误要耐心地批评帮助、说服、教育。”他经常与同志谈话到深夜，谈话中他总是耐心听完人家的话后，才说自己的意见。因此同志们都乐于接近他。

临终时，魏金三紧握着战友们的手，坚定地说：“革命，流血是在所难免的，胜利则是必然的！”

魏金三殉国三年之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七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遭受侵略、压迫和欺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魏金三烈士的遗愿实现了。他在长清大峰山地区建党、建军、建政等革命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光辉形象将世世代代铭记在人民心中！

（本文原载长清县文史资料第五辑，编入本书时作了较大删改）

——记王道平烈士

安琪李子瑞徐振田

王道平，中共党员，曾任陇海支队司令员、定（陶）曹（县）支队司令员等职。在那残酷的战争岁月里，他驰骋疆场，出生入死，为巩固和发展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战功，荣膺“鲁西南半壁屏障”的称号。1944年3月14日，他终因积劳成疾，经医治无效，不幸溘然长逝，终年58岁。

寻真理奔波半生

王道平，原名王喜太，1886年出生于山东曹县王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的童年时期，正值清政府昏庸腐败，丧权辱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岁月。

他14岁时，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伟大的历史风暴中，使他萌发了民族自尊心。

王喜太生性刚毅豪爽，对啼饥号寒的黎民百姓寄予无限同情，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与血腥盘剥极为不满，立志走救国救民之路。

1911年，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的觉醒。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中，王喜太大为振奋，为报效国家，剪掉辫子，毅然从戎，后升任团长。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不久，胜利果实即为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革命遂告失败，社会重又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混乱之中。对此，王喜太时有不平之声：“天下糟蹋得太苦啦！像这样残害百姓的军队与匪何异？怎能救国救民？”不久，他即愤然弃职返里。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王喜太听说这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倍受鼓舞。为施展抱负，他再次从戎，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特务团团长。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王喜太仍留旧部。在河北磨盘山大战中，他立下了战功，理应得到重用，却反遭诬陷，被定为死罪，经多方营救，才免于刑难。

夜沉沉，路漫漫。王喜太忍辱含恨，徘徊、惆怅……他再次离开了军队，自比是大海中的一片孤舟，究竟要漂向何方，对一切均感到渺茫。无奈，他同刘德胜到河南观音堂开办小煤窑，虽收入可观，却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为寻求真理，他又奔走于郑州、开封、洛阳等地，先后结识了共产党员孔庆嘉、郑尔拙等同志。

1936年，王喜太在张家口住闲期间，又结识了共产党员于子元。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时常谈论政治，抨击时弊，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王喜太常说：“要改变这一百刨子也刨不平的世道，只有拿起枪杆子，干！”于子元讲：干，是对的，但不能盲目，并向王喜太进一步阐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希望，才有光明的前途。还启发教育他，不可囿于小天地，要有远大抱负，作醒狮大吼，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终生奋斗。

当于子元谈到他要去山东、河南交界处拉队伍时，王喜太蛮有把握地说：“到那里保证能把队伍拉起来，我在那里还存有几支枪呢，你二人（指于子元和付秀元）先回鲁西南，我也一定回去，咱们一块干！”

在革命者和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王喜太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决心在鲁西南这块饱浸劳动人民血汗的土地上大干一场。

是年底，王喜太从张家口返回了曹县，着手组建武装。

卫桑梓高举战旗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喜太食不甘味，寝不成寐，他慨叹、忧愤，发誓投身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他曾对挚友说：“我是炎黄子孙，堂堂五尺男子汉，决不能眼看着日本鬼子侵占我们的国土，杀我同胞。我们要高举战旗，发展武装，来个刀对刀，枪对枪，把日本鬼子赶出鲁西南，打出中国去！”

当时，鲁西南的情况很复杂，有抗日组织，有土豪劣绅拉起的队伍，也有土匪、流氓、兵痞拼凑的武装，同打抗日的旗号，但各走各自的路。

王喜太和于子元研究决定；坚决响应我党的统战号召，分化、瓦解和收编地方武装，进一步扩充人枪，成立抗日游击队。此后，他们积极筹借款项，购买枪支弹药，又将原来隐藏的几支步枪起了出来。王喜太听说直、奉军阀混战时期，在铁路附近的桥镇遗弃了两门大炮，立刻派人前去寻找。在知情人的指点下，果真挖出了两门“八二”迫击炮和27发炮弹。大家如获珍宝，马上用车运回驻地，王喜太和于子元见到大炮，甚是高兴。

为了锄奸除霸多搞枪支，迅速扩大活动范围，王喜太和于子元研究决定攻打魏湾集，拔掉曹县敌二区区部。国民党曹县第二区区部设在县城西40华里的魏湾集，这一大集镇，四面深沟环绕，高筑围墙，敌区部拥有百余人枪，四个大门的岗楼上均有兵丁把守。区长王建勋，是个鱼肉乡里作恶多端的家伙。

攻打二区部的这一天，王喜太亲率队伍，来到魏湾集东南角，布置兵力，架好大炮。旋即，战斗打响了。随着王喜太一声命令，大炮“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呼啸着向目标飞去，“轰”，二区区部的住房被炸塌了一半。守寨的兵丁惊恐万状，“了不得啦！区部的房子被炸塌啦！”喊叫着，纷纷跳下岗楼，没命似的向集镇的街心窜去。这时，王喜太拔出斜插腰间的匣枪，大喊一声：“冲啊！”率先冲入寨内。经过一阵激战，活捉了王建勋，毙伤敌数十人，缴获步枪百余支和部分弹药。

二区区部被端掉，王建勋被活捉，使曹县国民党县政府如闻炸雷，又惊又恨，遂派冉三疯子率富户团四五百人去攻打王喜太的队伍。而王喜太早有准备，联合抗日武装翟耀亭、刘殿启等部，一举击溃了来犯之敌，活捉了冉三疯子。

为大造声势，联合各地方武装共同抗日，经我党控制的曹县动委会同意，于1938年秋，在魏湾集东门外高搭戏台，唱起两台大戏。应邀前来的有号称“四大司令”的胡金泉、魏公琦、马逢乐、张辛义。他们率队最多的1000余人，少者也有七八百人。周围村庄的群众也赶来观看演出。唱过大戏之后，王喜太登台讲话，他坚定地表示：要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救亡，誓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会后，各支武装的代表围坐一堂，共议大事，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团结抗日，并决定成立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推举王喜太为司令员。王喜太心情异常激动，他“嚯”地站起来，面对大家高腔大嗓地说：“我是堂堂五尺汉！既然大家信得过我，我绝不亏待大家，一定带领队伍，多杀鬼子，狠揍汉奸，血债要用血来还！”接着，他用拳头猛击桌面说道：“为抗战，为救国，我们坚决这么干！……”

率队伍河北受衔

为了严明军纪，提高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的政治素质，王喜太和其他领导人一同研究规定了五条纪律：一不准打骂群众；二不准调戏妇女；三爱护武器，不准丢失；四公买公卖，不准坑骗群众；五不准乱拿群众的东西。通过纪律和思想教育，游击大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当时，虽然斗争残酷，生活困难，游击大队的官兵穿得不好，吃的是“黄金塔”（玉米面窝窝），却没有扰害百姓的。

为充实和加强领导，使游击大队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队伍，我党派张子善、孙正民、王东舒等七人到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协助工作。王喜太在张菜园见到新来的七位同志，十分热情地说：“你们来到我这里，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不要想家。”他随之伸出食指和拇指，比出一个“八”字，“要知道咱们都是一个娘家的人啊！”这风趣的话语，使大家的脸上绽出会意的笑容。

一天，王喜太跟姜参谋（当时于子元化名姜泽民，公开身份是参谋）聊天时说：“俺师父（指申岐言）给我八字偈语，说是‘黑虎一转，遇红则显。’老姜，你的见识广，这是什么意思？”姜参谋皱起眉头，细想了一会儿，一字一板地说：“四哥，这个八字很有意思哩，‘黑虎一转’，就是说你的命大，‘遇红则显’，还不是说遇见红军就要大显威名了吗？看来，您走上红军这条道路，是师父早有暗示的，对吗？”王喜太哈哈大笑，坐在床上习惯地用两手搬住他的右脚，连声说：“是啊！是啊！姜参谋说得好！”接着又响起他开怀的笑声……

时隔不久，为北上接受八路军改编，几千人马的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集合在民权县王大瓢村，王喜太向全体官兵说：“……闺女大了，还得找个婆家，要有个主儿！咱们这几千人马，轰轰隆隆还没个主儿哩，没主就没有依靠，要是来了大个子（指敌人）打咱们怎么办？找老蒋吧，前有车后有辙，他会照样把咱吃掉；找鬼子吧，唉！这个仇比天还大，汉奸帽子，凡是有点良心的中国人谁愿戴。我们这几个司令已商量好了，要去黄河北找八路军。八路军才真正是咱穷人的队伍啊！……”

王喜太讲话之后，其他四位司令也都一一讲了话，表了态。这天中午，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迎着呼啸的北风，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为避敌伏击，队伍由民权县出发，经菏泽、东明、濮阳，数日内行程500余里，来到黄河北的桑村集。

为欢迎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八路军六八八团派出两个连进驻桑村集北面的两个村子。一天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的官兵和前来迎接的八路军两个连队的全体指战员，在桑村集举行联欢会，会场上气氛热烈欢快。八路军指战员那谦虚和蔼的态度，情真意切的话语，使王喜太深为钦佩。

就在联欢会结束后，八路军两个连返回驻地的当天夜里，隐藏在游击大队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煽动说：“八路军来迎接我们，是不怀好心的。如听共产党的话接受改编，还有咱们好吃的果子？到时候八路军把机枪一架，就把我们全给收拾啦！谁也别想再活着回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们快拉出自己的队伍，返回老地盘，再干他个痛快的吧！”郭启云、曹大个子等人，闻之骇然，于当晚，各自悄悄地拉出自己的队伍逃走了。

第二天一早，王喜太发觉队伍哗变，仅留下原属老部下的52人。他一时气得脸色铁青，大声骂道：“这些孬种，怎么跑了！一声不哼，以后还有脸见我！……哪怕只剩我王喜太一人，还是要去找八路军的！……”姜参谋忙上前劝慰道：“四哥，不要生气。正如你说的，就是你自己，八路军照样欢迎你！”

大家心情沉重，虽已做好了早饭，可谁也吃不下。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大家才振作起来。几小时后，仅剩50余人的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又整队出发了。

王喜太率队来到黄河北的高王卫村一带，八路军指战员为之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上，谭健、常玉清对他们受挫而不馁，坚持抗战的爱国行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对其部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最后勉励大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勠力同心，早日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友爱、温暖和慰勉，使王喜太深受感动，他拭拭泪眼，无限深情地说：“常言道：‘人各有志。’今天我才算找到了‘真主’，真正来到自己的家！”

王喜太和部队在井店休整期间，全体官兵不仅穿上了棉衣，更重要的是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思想觉悟。这时，王喜太取名王道平，是取“披荆斩棘开新道，锋芒指处坎坷平”之义。

一个月后，八路军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决定：原鲁西南抗日游击大队改名为陇海支队，任命王道平为司令员

杀敌寇威震四方

1938年底，王道平率领陇海支队，重新踏上了鲁西南大地。

1939年春，冀鲁豫地区八路军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合编，成立冀鲁豫支队。陇海支队被改编为冀鲁豫支队二大队第三营，王道平任营长。

为扩大战果，迅速改变形势，开创鲁西南抗战新局面，二大队由曹县西北开赴曹县东南地区。

曹县东南高辛庄，有一认贼作父的恶霸地主高圣君（外号高二穷种）。这家伙嗜血成性，敲骨吸髓，家里挂着两面日本旗，豢养家丁100余人，拥有长枪百余支，还有日寇赠送的指挥刀、掷弹筒。日寇曾委任他为曹县东方剿匪（指共产党）总联庄会会长。

“恶虎不降，民难不已。”对高圣君这一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必须狠狠打击，严加惩治。在攻寨之前，王道平选了几名战士，授以密计之后，派他们化装潜入高辛庄，以策应我军攻寨。之后，我冀鲁豫支队二大队及其他武装部队，把高辛庄团团包围起来。

围寨的第二天，我政工人员，多次向高圣君喊话，要他俯首认罪，缴械投降。而高圣君怙恶不悛，自恃武器好，守备严，与我军对峙。

夜幕降临，攻寨的战斗打响了。机枪、步枪齐发，手榴弹轰鸣，战斗在激烈进行。守外寨（南寨）的兵丁纷纷撤往里寨（北寨）。午夜，外寨尽为我军占领。突然，里寨的大门被打开了，我做内应的同志高喊：“大门开了，快冲进来吧！”我军应声而入，守寨兵丁纷纷投降，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在我内线同志的带领了，逮住了高圣君这个罪恶昭彰的混世魔王。

这时支队首长指示王道平：军需困难，亟待解决，可暂不杀掉高圣君。王道平受命之后，对高圣君一再阐明我党的政策，最后高不得不交出三万元。

考城县南章集，顽杂头子袁金花，勾结日伪，祸害乡里，发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我党干部和积极分子不断被其枪杀暗害。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二大队决定：挥师西进，攻打南章集，除掉袁金花。王道平主动请战，率三营官兵，连夜开到南章集附近，并派人化装前去侦察敌情。

南章集是个大集镇，四面筑有一丈多高的土墙，并有深沟环绕，沟底遍插又尖又利的竹签。寨内有400多兵丁，300多支钢枪，四个大门设有岗楼，构成火力交叉，易守难攻。

王道平据侦察所得情报，制定出作战方案。翌日夜，王道平率部队悄悄地摸到南章集北门。按照作战计划，由部分战士带着抓钩、铁锨，轻轻下到沟底，拔掉竹签后，便开始挖寨墙。为配合攻寨，王道平令将预先准备好的棉被，用水浸湿，缠绑在几张大方桌的桌面上，20多名突击队员只等一声令下就用“土坦克”向土围子发起冲锋。

枪声越响越急，被撂倒的敌兵不断从寨墙上滚落下来。突然，“扑通”一声震响，北寨墙塌了一个大豁口子。王道平抓住战机，命令道：“突击队员们，快顶起方桌，冲上去！”并立即调整了火力部署，进行掩护。“土坦克”冲锋在前，在一片喊杀声中，我部队向寨墙豁口发起了猛攻。

袁金花气急败坏，指挥火力严密封锁豁口。而我们的“土坦克”毫不畏惧，迎着弹雨，摇摇晃晃，越过被墙土几乎填平的一段壕沟。在我猛烈地攻势之下，守寨之敌立时大乱，纷纷撤退。袁金花一连击毙几个逃兵，仍不能稳住乱阵。他见败局已定，“嗖”地窜出岗楼，佝偻着腰向南刚跑出几步，便“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袁金花的秃脑袋开了花，全寨守兵不死则降。

仅用两个多小时，就结束了这场战斗。王道平满怀胜利的喜悦，豪迈地对战士们讲道：“同志们，我们拿下了南章集，镇压了袁金花，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今后这样的仗我们还要多打，争取早日打出个好世道来！”

惩罚为虎作伥的高圣君，杀掉罪恶累累的袁金花，尤其是在缪堤圈夺大炮一战中，王道平所率的第三营更是打出了军威。

1939年6月22日，日军驻曹县司令间野，率300余日军，寻我军作战。为痛击敌寇，我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在曹县东南缪堤圈一带设伏。很快，战斗打响了！三营在支队首长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冲杀，浴血拼搏。日寇被杀得屁滚尿流，丢盔弃甲。战斗胜利结束，毙敌200余，缴获山炮一门和部分枪支弹药。

消息传开，日伪胆寒。考城、曹县、成武、单县之间的一些地主和顽杂头目，为保自身，纷纷要求与王道平插香结拜，缔联私谊。王道平将此事报告谭健首长，首长指示：本着统战原则，为争取多数人共同抗日，不妨跟他们进行结拜。1939年夏，在侯集西北宋堂村宋兆瑞家中，王道平结拜“仁兄弟”30人。

这样做的结果，为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我们的给养供应人员，也能一直深入到南鲁集、田集、小范里等村落；从曹县城北青岗集往东南到侯集、苏集都有我们交通员的立足点和隐蔽处。

是年秋，我们的部队攻打了曹县东南恶霸地主庄园姚万楼，并活捉了姚同仕。又攻破温楼的土围子，逮住了十恶不赦的五臊虎。从此，曹县东南抗战的局面迅速打开，湖西和鲁西南两块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次年，原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第三营改编为定（陶）曹（县）支队，王道平任司令员。

保三村耿耿忠心

1940年秋，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久，我主力部队奉命北上。石福启、胡罗头、马逢乐、张子刚、王子杰、张胜太等顽杂头目带领的计有7000余人的队伍，气焰嚣张，乘机从四面向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被称之为根据地南大门的沙扈，大谢寨等村接连失守。原东西80华里，南北40华里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被蚕食的只剩了东西10余里，南北三四里的狭小地面。我地委机关仅有一营兵力的独立团，被迫坚守在刘岗、曹楼、伊庄三村。而这“三村”又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和大本营，一旦失守，我党开创的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即不复存在，当时的形势十分严重。

在此危急关头，党指示王道平，坚持统一战线，利用一切关系，动摇、分化、瓦解敌人，以减轻对“三村”的压力。王道平欣然受命，认真分析了敌情，确定了斗争策略，迅速采取了行动。

拥有1000人枪的顽军头子胡罗头从西面扑向“三村”（胡为王道平的旧交）。为解“三村”西面之危，王道平满怀信心，只身前往胡罗头部进行工作。

胡念其旧谊，设宴招待了王道平。酒宴上，王与胡相互举杯敬酒。酒过数巡，王道平向胡罗头论及统战原则和坚持抗战的前途时，明确指出若继续与“三村”为敌有三大害处：其一八路军主力部队虽暂时撤离，但并没走远，一旦回师，你必成覆巢之卵；其二、马逢乐与你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马逢乐让你打头阵，损兵折将的是你，而马逢乐的卑鄙企图是坐收渔人之利；其三、我地委领导英明指挥，“三村”军民勠力同心，浴血奋战，虽据弹丸之地，但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如誓死与“三村”为敌，很快将遭到我主力部队和“三村”军民的内外夹击，你的下场是不堪设想的。

王道平言辞犀利，分析切中要害，使胡罗头心悦诚服，连连点头称是。最后，他向王道平说：“四哥说得好！使为弟的真正弄清了利害关系。从今日起，保证按兵不动，不会再当马逢乐的枪头子！如您有所求，我定会尽力相助的。”

酒宴结束，王道平告辞。此后，胡罗头非但不再进犯“三村”，还偷偷卖给我们一些子弹和药品。

从东南直扑“三村”的石福启部，人众枪多，气焰甚是嚣张。王道平决心利用与石的旧关系，通过有理有节的斗争，阻止石部对“三村”的进犯。恰在这时，王道平接到了石福启的诱降信，他打开一看，“嘿嘿”几声冷笑，心中暗暗骂道：“石福启这个阴险狡猾、心毒手辣的家伙，真是狗眼看人低。要我叛党投敌——没门！”随之，他将这一情况，向地委做了汇报。

地委研究决定，在此节骨眼上，要来个顺水推舟，派王道平去见石福启，讲清利害，晓以民族大义，拖住这股顽敌，以减轻来自东南方面的压力。王道平欣然受命。

一天上午，王道平神态自若，只身迈进蔡堂村石福启住的一座四合院。石福启见到王道平，满脸堆笑，一边让座，一边倒茶。几句寒暄之后，石福启急于道破心机，便鼓着一副公鸭嗓子，哇啦哇啦地说开了：“四哥呀，听说你投靠了共产党，不客气地说，是入了邪门，念错了经。今日相会，弟劝你迷途知返，悬崖收缰。去信本已说得明白，你要尽快把队伍拉回来，还是咱兄弟们一块儿干个痛快的吧！”

王道平“嘿嘿”一笑，反问道：“怎么？叫我‘知返’？‘收缰’？咋能这么讲？四哥我立的直，行得正，找到了共产党、才算找到了真主，走上了光明道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才真正是入了邪门，念错了经呢！我劝你及早改邪归正，投靠共产党，八路军，还是跟上四哥一块儿干吧！”

听石福启这么一说，王道平气不打一处来，厉声说道“这简直是昧着良心说话！当初，共产党送你去延安学习，分明是器重你，栽培你，你却当了逃兵，反说坑了你，这叫伤天害理！”他正义凛然，以逼人的语势继续说道：“共产党爱国爱民，坚决抗战，光明正大，谁也不准给泼脏水！还说‘共产党早晚会给我算账的’，这全是胡说八道！当然，这个账是一定要算的，一是要向日本鬼子算，二是要算在汉奸卖国贼的头上！一句话说到底，凡是专与共产党作对，干尽坏事的家伙，都要和他们算总账的！再说，八路军的厉害你是早就知道的！”

王道平充满正义与威力的言辞，对石福启震动很大。石福启一时语塞，眼前闪现出一个个可怕的场面：1938年秋天，八路军杨、崔支队驰入鲁西南，血战沙窝赵，歼敌缪堤圈，攻克金乡城……破敌如沸水激雪，威震四方。那些拥兵自傲，称霸一方的头面人物，一个个不是被擒，就是身亡……想到这里，石福启感到脊背发凉，忙说：“四哥，息怒，息怒！咱们是旧交，小弟对四哥是佩服的，有话慢慢说嘛！虽说‘人各有志’，可我送信给你，全是为你着想呀！劝四哥还是——”

王道平一个手势止住石福启的话，愤然说道：“不需你为我着想，你应该多为自己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王道平见石福启敛去笑容，又继续说道：“照你说的，虽‘人各有志’，劝你还是要认清形势。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每个有血气的中国人都应是枪口对外，你却放着鬼子不打，专与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作对，为人可要凭天地良心。”王道平止住话语，起身前迈几步，拍拍石福启的头，以较平和的语调进一步开导说：“老弟，聪明人总不能老办糊涂事。眼下各路人马进攻‘三村’，全是贪心不足蛇吞象，一心要扩充自己的实力。这只是空想罢了，是绝对不会得逞的。往日咱俩既结拜为把兄弟，我这个四哥，有话是要直说的。实不相瞒，八路军主力就要回来了！我还是劝你千万放明白些……”

这时，王道平与石福启四目相对，室内一片沉寂。待一会儿，石福启耸耸肩头，说道：“四哥说的有道理，够意思，江湖义气第一柱，我石福启不会再说别的了，保证听四哥的。从今天起，就来个按兵不动，决不再攻打‘三村’。”

说罢，石福启当着王道平的面，立即下达了停止进攻“三村”的命令。“三村”终于保住了。王道平那被炮火硝烟熏染了的古铜色的脸上现出了胜利的微笑。

为革命鞠躬尽瘁

多年来，王道平戎马倥偬，忘我工作，不幸于1940年患了肺病，常是吐血不止。组织上和同志们多次劝他疗养，可他总以“扩充、整训队伍要紧”为由，婉言拒绝，继续坚持工作。频繁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使他病情急剧恶化，然终不肯离队疗养。每逢转移和战斗，他就让战士用床板拾着他，随军行动。此时的王道平，仍念念不忘自己的部队，不忘党的事业和在苦难中挣扎的劳苦大众。他多次地嘱咐部队其他领导同志：“要加强部队的纪律，抓好部队的训练，为解救千百万受苦人，多杀鬼子和汉奸，争取最后的胜利！……”

不久，王道平即怀着对敌寇的深仇大恨，怀着对胜利、光明的憧憬与渴望，离开了共同浴血奋战的战友，离开了亲人，离开了生育他、征战过的故土。

松柏苍郁，碧流淙淙，高大的碑石，镌刻着鲁西南人民对王道平的痛悼和烈士的哀荣：“噫！公去矣，公之行昭如日月；我鲁西南各界人士，均哀其志，嘉其行……”

王道平烈士功绩卓著，英名千古！

（本文原载曹县所编《碧血丹心》一书，收入本书时有删改）

侦察英雄齐进虎

刘德军

1950年12月初，在朝鲜柳潭里战斗中，一位年轻的志愿军侦察队长壮烈牺牲，他就是1950年9月曾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华东一级人民英雄——齐进虎同志。

齐进虎同志，1925年生于山东省荣成县崖头镇前密文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年仅19岁的齐进虎，就积极参加了村里的民兵。他认真学习军事技术，苦练杀敌本领，样样工作走在前头。齐进虎膀阔腰圆，臂力过人，训练有素，人们称他是“小老虎”。

1945年1月，山东省行政委员会通知各地要在春节期间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参军运动。齐进虎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与本村七名青年踊跃报名。因齐进虎再过三天就要结婚，家里已筹备妥善，故未被批准。但他对参军的要求很迫切，婉言谢绝了家庭和亲戚朋友的劝说，经过再三恳求，上级终于批准他参加了八路军。

齐进虎参军后，结婚的日期已到，由谁来娶呢？家里的老人和亲友共同想了个办法，让齐进虎的妹妹女扮男装，代替哥哥将媳妇娶回家。

齐进虎踊跃参军，妹妹替他娶媳妇的故事，在胶东传为佳话。

齐进虎入伍后，曾在崖头区中队、县独立营、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当战士，1945年9月升级到八路军胶东第五师通信队当战士，10月调到师侦察队当侦察员。

同年冬天，国民党第八军由青岛登陆后，沿胶济线向西进犯，妄图夺取我胶东军民浴血奋战八年的胜利果实。当敌人进至胶济线东段朱阳时，师首长把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活动规律等任务交给了侦察队。

部队驻地离敌人约20公里，侦察员们每天下午出发侦察，第二天上午返回，连续侦察了一个多月。有一天，齐进虎和班里的同志摸到了敌人驻地姚家集车站，详细地查看了敌人的工事及火力配备等情况，并画出了简图。第二天，胶济路上的敌人有了调动，晚上，他们又从20多公里外赶去侦察。当他们摸到姚家集车站，接近敌人的工事时，被敌人发觉了。齐进虎一面向敌人还击，一面观察敌人火力点的位置，虽然初次上阵，但他十分沉着冷静，与战友们互相掩护，交替后撤，正在这时，敌人的一发子弹击中了齐进虎的大腿，他一下栽倒在地。战友们要背他转移，他坚决不肯，咬着牙坚持走了十多公里以后，才被战友们强行抬上了担架。

1946年3月，上级派齐进虎和其他几位侦察员到初家上疃以北去侦察敌情。他们为了走近路直扑初家上疃，及时到达指定位置时，齐进虎不顾尚未痊愈的伤口首先跳入寒冷的水中，把其他几位战友一一背过了河。过河后，他们迅速查清了敌人的工事设置情况，又找了一些老百姓了解了敌人活动的规律，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侦察任务。不久，敌赵保原部作恶多端的三团调往初家上疃一带。赵保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胶东军民的死对头，齐进虎对其恨之入骨。当上级决定要打赵保原部时，齐进虎主动要求去抓个“活的”来。于是，几个侦察员装扮成老百姓，齐进虎与几个侦察员化装成敌军。当时敌军士兵中十有八九都生疥疮，所以缴获来的军装上疥疮水印很多，因为疥疮是一种传染性皮肤病，难以治愈，侦察员们嫌脏，不愿意穿，齐进虎却说：“脏点算什么，只要化装好，能捉回俘虏，完成任务，自己受点罪也光荣”。经他这么一说，几位侦察员很快就换上了敌军装。化装好后，侦察员们迅速向敌人的驻地插去，当他们来到佛庄至范家丘的大路口时，正好碰上了敌人的一个游动哨，侦察员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捕俘的任务。

这年八月，阴雨连绵，敌人又紧紧地尾随着正在转移的我军，师首长把观察敌情的任务交给了侦察队。齐进虎带领两名队员去执行这个任务，因雨后飘起了大雾，不知不觉地在管庄走进了敌人的临时驻地。当他们离敌人三四米时，被敌人发觉了。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敌人集结重兵，西从泰安，东至临沂，摆开一字长蛇阵，迫我决战，或压迫我军北渡黄河，以实现占领整个山东的目的。

4月，我华东野战军某师奉命攻打黄崖山。师首长指定齐进虎率领三名侦察员去芍药山里敌驻地捕捉俘虏，侦察敌情。齐进虎接受任务后，坚定地表示：“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他们迅速越过公路，在接近芍药山里的张家桥时，被敌人哨兵发觉。为了完成任务，只能避开敌人绕道前进。刚走了一段路，又发现正南方有敌人，只好再转道。在转移中发现公路上有个敌人，行动慌张，听枪声一响立即隐蔽在路边的水沟中。齐进虎机警地向敌扑去。狡猾的敌人被齐进虎抓住后，他做梦也想不到我侦察员会插到这样严密的防区内，还装模作样地说：“别误会，自己人，我有公事。”说着他就把要送的文件拿了出来。这时，齐进虎他们打开文件一看，原来是敌五十一旅旅部送往突击大队的机密文件。齐进虎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他从那张地图中标出的许多小箭头上，看出了这是一张作战地图。他们带着自己的胜利品：敌人机要参谋和地图、密件，急速返回部队，这些文件都是国民党“五大金刚”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师首长如获至宝，立即报送上级。不久，威震中外的孟良崮战役开始了。师首长根据上级的命令，指挥所属一个团，首先迅速攻占孟良崮山顶，对全歼敌人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作出了突出贡献。战斗实践证明，齐进虎他们侦察到的敌情都是准确可靠的。这些情况对于证保完成孟良崮战役的作战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6月，重点进攻山东的敌人，由莱芜城向沂蒙山展开了全面进攻，兄弟部队都已转移到了外线去，齐进虎所在的纵队担负着正面阻击任务。敌人来势很猛，战斗十分激烈。师首长又一次决定由齐进虎他们两个班去侦察清楚当面之敌的情况。

7月1日早晨，侦察队指导员对齐进虎说：“今天是党的生日，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庆祝党的生日”。齐进虎心想：我是共产党员，今天上级正好叫我去完成任务，我要向党的生日献一份厚礼。随后，他们来到敌人必经之地东、西刘家庄，副排长和齐进虎班的战士们在西刘家庄西头高岭的一间破屋内埋伏下来。不一会儿，他们在屋里清楚地观察到，敌人分两路向西刘家庄夹击而来，南路的敌人约一个排，北路有一个连，西北方向还有一大股敌人向这边运动，他们处在敌人三面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突然南北两路之间，有两个敌人朝他们埋伏地点走来，副排长立即命令齐进虎和另一个战士越墙上前捕敌。齐进虎迅速跳过矮墙，闪进前边的一个小窝棚内，当齐进虎抬头观察敌人行动时，敌人的一梭子弹射了过来。齐进虎马上跃身而起，猛扑过去，将前边的一个敌人抱住，他的战友紧跟着把另外一个敌人抱住了，连拖带拽地将这两个敌人捕获了。由于动作迅速，周围的敌人虽近，但仍没有觉察。经过审问，抓到的那个俘虏还是个副排长。齐进虎风趣地指着他对大家说：“他就是我给党的生日最好献礼！”

1949年3月，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逼近了万里长江，震撼着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不久，齐进虎所在部队挺进巢湖地区，并就地开展了大练兵，作好了渡江的作战准备工作。

有一天，师首长命令侦察排副排长齐进虎带5名侦察员到黑沙洲侦察敌情。黑沙洲在芜湖以西、荻港以东，是江中的一个孤岛，也是我军渡江作战的必经之路，要是不按时拿下黑沙洲，部队就很难登陆。所以把敌情侦察清楚，事关大局，要奋力完成任务。齐进虎坚定地表示，保证完成上级交给的侦察任务。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齐进虎带6名侦察员上了船，顶风冒雨，向着预定的侦察目标——黑沙洲前进。

离黑沙洲越来越近了。由于天黑雨大，江流急湍，船未能到达预定的地点。

为了摸清敌情，齐进虎当即确定留一个同志看船，两个同志放哨，他自己带着宋协义和王林芳同志去东边摸敌人的碉堡。他们离开约100多米远的时候，船靠岸的地方突然响起了枪声。齐进虎判断敌人不会多，便决定马上回头和战友夹击敌人，捕几个俘虎后就驾船返回。可当他们回到停船的地方时，三班长他们已被迫把船驶到江心，船顺流越离越远了。齐进虎恐怕暴露目标，又不敢大声招呼。“怎么办呢”？老宋和小王显得有些着急，齐进虎冷静地考虑了一下，便带着他们迅速通过堤坝，隐蔽到一块坟地里，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于是，齐进虎决定去找在江北早就了解过底细的郭保长，让他们掩护几天再想办法。

三人拉开距离摸索着来到了东北角大堤坝上，找到一家草房，齐进虎好不容易叫开门。这家只有五十多岁的老两口，过着贫寒的日子。齐进虎问他郭保长在哪里？老汉指向南边的屋子，三个人又找到郭保长家。不巧，保长在保公所还没回来，家里只有一个妇女和小孩。当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三人商定打算回到先前那个老人家里，哲时过一夜再说。

可是再回去敲门时，老人家就是不开门。齐进虎贴着门缝说：“大爷，我们是江北过来的新四军，开开门呀！”老人回答：“你们是‘国军’开小差的，快走吧！你们当官的找来就没命了，俺的命也会保不住的。”

三人见此情形，知道很难解释清楚，便躲到山墙下避风处商量怎么办，突然，从房顶上滚下来一捆稻草，把大家吓了一跳，接着又掉下来了几捆。原来由于连阴天，房子漏雨，老人家用稻草捆盖在房上挡雨，一阵风把稻草刮下来了。这时老两口听见有人上了房，还听见刚才那几个兵在说话：“老宋，再递一捆。”不一会儿，房顶就不漏雨了。

“除了新四军，那个朝代的兵能做这样的好事！”老两口不再怀疑了，赶紧开了门，把他们让进屋里去。

齐进虎告诉大爷，今夜过来侦察洲上的敌情，大军不久就要渡江解放江南的老百姓，老两口让他们坐下，拿出烟叶让他们抽，拿茶水给他们喝。接着悲愤地向战士们诉说了他家的苦难遭遇。老大爷名叫项修成，一家人靠种地主的田地和打鱼为生。项大爷的弟弟因给新四军送过信，被汉奸活埋了。弟媳带着两岁的孩子改了嫁。大儿子被抓去当劳工，18岁的小儿子被敌人用枪托活活地砸死了。……齐进虎三人心里燃烧着怒火，江南人民多么盼望早日解放啊！

因为项大爷家里房子小，又正好坐落在敌军连部到营部的必经之路上，不可久留，项大爷便领他们到了徐大爷家里。徐家后面有间小草房，里面有个地洞可以隐蔽。

由于有了群众的热情支持，他们白天在洞里躲着，晚上出来侦察敌情，宣传群众，很快了解到敌人的不少情况。

情况突变，使齐进虎心头猛地一惊。他一面让老宋和小王做好对付敌人搜查的准备，一面请徐大爷再去探听消息。徐大爷经过打听回来告诉他们，昨天晚上敌人跑了一个班，乘船到江北去了，敌营长怕再有逃跑的，就下令把洲上的船只和木盆统统搜集起来，严加看管。齐进虎他们听了以后，心情更加沉重起来，已经获得的情报不能及时送过江去，首长和战友们得不到我们的消息，该会多么着急啊！

就在敌营长下令扣船的当晚，敌人向黑沙洲增派了兵力，齐进虎他们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在侦察敌人新的炮阵地时被敌人发现了。处在我军过江前夕的蒋匪军，像一群被揍怕了的疯狗，稍加有风吹草动就乱叫乱窜。随着敌哨兵“啊！有共军”一声惊叫，噼里啪啦的枪声和抓“共军”的呼喊声乱成一团，一群敌兵迅速地冲过来，好在天很黑，齐进虎他们对洲上的地形已经比较熟悉，三转两转就把敌人甩掉了。这时，通往洲东北的道路已被敌人封锁，他们赶紧绕向南边，想通过一条大水沟插到东边的大片麦地里去，刚摸上沟边，就听到沟东面有人喊叫：“干什么的！”原来这里边有敌人！跑在前面的王林芳端起冲锋枪，答道：“老子是……”没等“解放军”三个字出口，齐进虎向前一步，推开小王手中的冲锋枪，接着话头大声说：“老子是二连的，咋呼什么？这边没有你的事！”又向老宋和小王一挥手说：“走，到那边看看！”

三人退到一块洼地隐蔽下来，听到整个洲上的敌人都乱哄哄起来，手电筒这里闪，那里照，枪声、吆喝声响成一片。齐进虎认真观察了四面敌人的动静说：“天快亮了，要赶回徐大爷家已经不可能了。再说，天一亮敌人肯定要大搜查，就是到徐大爷家也不安全，弄不好还会连累他们。我们一时不好再去找老百姓了。”老宋和小王都同意副排长的分析，三个人只好在田野隐藏着。

天一放亮，敌人果然倾巢出动，开始了大搜查。一连两天的大搜查，一无所获，便把洲上的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江南，敌人把这个办法叫做“车干塘里水，捉住水中鱼”。

齐进虎他们只能晚上在夜幕的掩护下继续侦察。白天，敌人的巡逻队来来往往，三个人连头都不能抬躺在野外。风吹日晒，加上虫子咬，就像躺在麦芒堆里一样浑身难受。更加难熬的是饥饿，自从离开徐大爷家以后，已经四五天没有吃饭了，都是靠蚕豆叶子充饥，有时肚子饿的“咕咕”直响，有时又火烧火燎般的难受。

宋协义、王林芳在麦地里躺着，唉声叹气，情绪非常不好。齐进虎两只手捧着后脑勺，两眼望着天空在想：“难道我们真没有希望了吗？”一会儿，小王叫了声：“排副，咱们还有希望吗？我看不如趁早去摸敌人的营部，碰巧还能打死敌人的营长。”

齐进虎笑着说：“小王，你没信心啦？还不到拼的时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完成任务？不知哪天就当了俘虏啦！像这样的环境还能完成任务？”王林芳说完把头一歪，又躺下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宋协义用带着希望的口吻问道：“排副，你大概想出什么办法了吧？我可脑子都挖空了，横想竖想咱们处在虎穴里，四周是江，中间到处是敌人，老乡都赶走了，咱们象被关在笼子里一样，不是只有等死吗？”

齐进虎的心里也并不平静，他想到师首长交待任务时那严肃认真的神态，那信任，期待的目光，他想到侦察队的领导和战友们在江边与自己紧紧握过的一双双温暖的手；他想到正在积极准备渡江的全师、全军的战友们；想到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想到江南千百万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军去解放……越想心里越激动。他翻身看了看老宋和小王，觉得要好好激励一下两位战友的斗争意志和信心。于是他讲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吃草根吃皮带的故事，又讲了过去有的侦察员在艰难困苦和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忍饥受饿，胜利完成任务的故事。最后他坚定地说：“希望就是要坚持下去！我们三个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铁打的硬骨头！决不能被困难吓倒，更不能盲目行动。要积极想办法和敌人做斗争。我们一定会等到大部队过江来的！”

宋协义和王林芳一边听着一边在想：“是的，红军长征的苦都熬过来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难道比那时更坏吗？”他俩又想到身边的副排长，过去战斗中，上级都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他都能机智顽强地完成任务，成了指挥员名符其实的耳目。有副排长就会有办法，想到这里，他们开始坦然了，情绪也活跃起来。王林芳向齐进虎说：“放心吧，排副，我们决不能装孬种，一定坚持下去！”齐进虎点点头，高兴地笑了。

“是呀，是很困难。但是共产党员面前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吗？”齐进虎突然想起人在水里抱段木头也不沉底的办法，立即告诉了老宋和小王，他俩都高兴起来。

天黑了，他们悄悄地摸进了村，东摸西捣，想找个能帮助他们渡江的东西，正巧，在牛棚里发现了一个木盆。齐进虎说：“我常见老百姓坐着这玩意在塘里捉鱼，咱能不能坐上它过江呢？”

“在池塘里可以，坐着木盆过江，浪头会把它打沉的！”老宋接着说。

这时，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沉默了半天，王林芳开口道：“找个顺风天，说不定能行，不过危险性很大啊。”

齐进虎说：“危险是有的，我们侦察员干的事哪有不危险的？我们就试试看吧。”

于是，他们抬着木盆摸到江边，把木盆往江里一放，齐进虎坐进去，还没坐稳，木盆翻了，把他扣在水里，灌了好几口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夜的反复练习，终于掌握了在水中转弯、停留、前进的要领。

第三天晚上，他们确定要渡江了。当时，正巧刮起了东南风，虽然饿得有气无力，却顿时精神大振。他们每人又塞了一肚子蚕豆叶，抬着木盆向洲西北头小闸口方向运动，到了江边，狂风掀起巨浪，乌云在空中疾速地奔驰着。

齐进虎观察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动静，紧跟着也就往江里跨。并对老宋、小王说：“今晚虽是顺风，可风浪大。如果木盆碎了，咱扶着木板也要漂过去！”三人坐在盆里使足全身力气划起来，直向江心驶去。

风越刮越大，浪头越来越高，木盆好像一片树叶在飘荡。他们经不住颠簸，宋协义和王林芳都呕吐了。到了江心，水流很急，木盆旋转起来，齐进虎也呕吐起来。三人一边呕吐，一边不停地用力划水。大家知道，如果停止划动，木盆就会顺流直下，越漂越远，大家拼命地划呀，划呀……

突然，一个大浪打来，把三人从头到脚洗了个遍。齐进虎本来昏昏沉沉的脑子，顿时清醒了许多。他透过蒙蒙江雾，看到了一道黑绰绰的影子，高兴地说：“是江岸！”宋协义和王林芳也发现了，三人欣喜若狂，更加拼尽全力划水。

天放亮了，我们的侦察英雄带着重要情报，坐着木盆，终于渡过了长江，回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身边。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战役一开始，我炮兵部队根据齐进虎提供的情报，准确地摧毁了黑沙洲上的全部火力点，为大部队渡江扫清了障碍。齐进虎和他的战友们，又投入了渡江作战。

当年齐进虎和他的战友渡江乘坐的木盆，如今作为我军创造奇迹的一个象征，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在1950年9月20日的《解放日报》上，介绍了即将参加全国群英会的英雄、模范代表的简要事迹。在“战斗英雄齐进虎”一文中这样写道：“齐进虎曾立二等功、三等功八次，当选为师战斗模范，获得华东一级和三级人民英雄奖章各一枚……”

1950年9月25日，全国第一次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齐进虎同志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决心“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10月19日，齐进虎所在部队，怀着“雄赳赳，气昂昂”的豪情壮志，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齐进虎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在战场上奋力作战，勇猛杀敌。

1950年12月2日，在朝鲜柳潭里战斗中，祖国人民的好儿子——齐进虎同志，为祖国、为朝鲜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25岁。

（本文由陈开江参考《解放军英雄传》、《战斗英雄故事选》、《解放战歌》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王本刚

高星

王本刚，山东省威海市羊亭镇杜家庄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194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在战斗中曾荣立二、三等功各4次，1946年获师“甲等模范工作者”，团“战斗模范”、“练兵模范”、“学习模范”、“拥政爱民模范”、“尊干爱兵模范”、“模范党员”等称号。1948年2月，华东野战军授予他“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不幸牺牲。

王本刚，乳名凤举，1925年6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代的王本刚，为了全家的生计，七八岁就跟大哥和姐姐下地劳动，上山割草。繁重的劳动、苦难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毅力。他从小就爱听老人们讲述威海的过去，从明朝威海设卫屯兵防倭寇到中日甲午战争威海军民同仇敌忾杀日军；从邓世昌、丁汝昌等爱国将士杀敌报国壮烈捐躯，到刘荆山、于冠敬等民族志士聚众抗英、保家卫国，他听了一遍又一遍，总也听不够。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就该像邓世昌那样，以“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概，去为祖国而战，为民族献身。

1939年的一天，是王本刚难以忘记的一天。这天的早晨，日寇突然包围了杜家庄的邻村李家疃。这些衣冠禽兽，把全村的30名男人都集中起来，赶进一条山沟里，然后架起机枪，一阵狂扫乱射，顿时血流成河……除3人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随即日寇又将全村的财物洗劫一空，将所有的房屋烧成一片焦土。王本刚耳闻目睹了日寇的这一暴行，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火种，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拿起刀枪，向日寇讨还血债！

1943年，王本刚18岁了。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胶东人民组织起来，纷纷奔向抗日战场。12月的一天王本刚的父亲从烟台回来看家，王本刚把参加八路军的想法告诉了他。他便对本刚说：“本刚啊，眼下到处是日本鬼子，你到哪儿去找八路？你哥已进了咱八路的地下兵工厂，你姐也出了嫁，爹又不在家，家里的事全都依靠你哩。你这一走，谁照顾你妈和弟妹呢？”听父亲这么一说，王本刚心软了，但参加八路军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几天后，王本刚趁到地里干活的机会，悄悄离家来到羊亭区区中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944年4月29日，威海独立营夜袭羊亭伪据点，一举攻克并俘敌30余人。在战斗中，王本刚奋勇杀敌，缴获了两支步枪，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

打完仗后，部队奉命向西南山区转移。当路过杜家庄村头时，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到村头为战士们送行。王本刚的母亲和弟弟，也站在人群中。

“哟，那不是王家的凤举吗，真不赖。”有人眼尖，老远就认出了走在队伍中的王本刚。

“儿啊……”

“二哥……”

母亲唤儿情切切，弟弟呼兄意绵绵。王本刚多想停下脚步，安慰一下受疾病折磨的母亲，叮嘱几句年幼的弟弟。然而，部队在行进，新的战斗正等待着他们。他向母亲和弟弟挥挥手，喊道：“妈、弟弟，你们放心吧，等打走了日本鬼子，我一定回来看你们……”一边说着，脚步不停地走远了。

同年8月，东海军分区集中文东、文西、荣成三县独立营，挺进威海。威海独立营、公安局特工队和当地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对日伪军发起了强大的秋季攻势。至9月上旬，先后攻克了24处据点，消灭日伪军400余人。在这几次战斗中，王本刚冲杀在前，主动要求承担最危险、最艰巨的战斗任务。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首长的好评，战友们的信任。部队党组织根据他入伍一年多的表现和本人的多次申请，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本刚随同所在部队，编入华东野战军9纵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参加了楼子底、道头、沟子崖、大麻湾等战斗，屡建功勋，被首长和战友们亲切地称为战场上的“王老虎。”

1946年在胶东楼子底战斗中，王本刚一马当先，挥动着驳壳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接连射击，弹无虚发，一连打死4名敌人。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战士们奋勇出击，打得敌人死伤累累，狼狈逃窜。

1947年在胶东道头战斗中，王本刚所在营担任主攻任务。当时，他作为营的副教导员，分工负责预备队，留在后面待命。战斗打响后不久，负责前沿指挥的营教导员便负了重伤。王本刚闻讯后，立即赶到前沿，主动担起了指挥员的责任。他组织担任主攻任务的八连，及时向敌人阵地发起进攻，从而保证了战斗任务的顺利完成。

在大麻湾战斗中，王本刚带领部队担任抢救伤员的任务。因途中迷失方向，误入敌阵，遭到敌人的围攻。在密集的炮火中，王本刚沉着冷静，一面指挥部队进行还击，压制敌人火力；一面不顾危险，仔细观察敌火力部署情况。他看准了敌火力薄弱部位后，立即带领部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安全地点。当他得知附近一个村子已被敌人控制，还留有我军部分伤员时，心里非常着急，因当时的情况，对我十分不利，如去抢救伤员，就要冒重新被敌包围的危险。此时此刻，王本刚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伤员们的安全。经过周密的思考，决定采取快速的打法进村抢救伤员。他带领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村去，未等敌人缓过神来，他已带领部队救出伤员远走高飞了。

王本刚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通过学习革命理论，使王本刚学到了更多的政治理论，他还认识到：相信、依靠、宣传群众，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他经常教育战士们要密切联系群众，遵守群众纪律、关心群众疾苦。部队每到一处驻地，他都带头为群众挑水扫院子，同老乡拉家常，深入做群众工作，处处同群众打成一片。部队临出发前，他挨家挨户地进行检查，看借的东西是否送还，地打扫干净没有，老乡家的水缸满不满，询问老乡对战士们有什么意见，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的地方……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战士们与群众结下了鱼水之情。

王本刚视群众为父母，更把战士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他当干部后，从没为自己搭过铺，始终与战士们同吃同住。行军途中，他总是把马让给病号骑，帮助体弱的战士背背包、扛枪炮。到了驻地后，他很少休息，不是去查铺查哨，就是去替战士站岗。因他热情坦率，平易近人，处处关心爱护战士，从而受到了战士的尊敬、爱戴和信任。平时，战士们都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兄长，有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帮助解决。

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一开始，王本刚所在华东野战军九纵二十七师八十一团三营担任团的第一梯队，奉命截击由海州向徐州龟缩之敌。王本刚带领全营指战员经过一夜130里的急行军，于11月9日天亮前及时赶到了预定伏击地点。但敌人改变了原行军路线，使我部扑了空。

12月4日，奉命追击敌人的三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急行军，终于在练楼附近追上了敌人。王本刚带领部队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旋即向敌人发起猛攻。他率七、八两个连，从练楼的西北方向迅速突入村内。前后仅用了一个小时，便全歼了练楼之敌，活捉敌徐州警备旅旅长王平南及残部2000余人。龟缩在练楼以东的国民党新五军二百师为摆脱三营的钳制，于12月5日以一个团的兵力在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向练楼发起猛攻。敌步兵几次涉水过河逼近村边，都被三营打退。由于敌众我寡，在武器装备上又相差悬殊，战斗打得相当艰苦，部队伤亡很大。在战斗中，营长不幸牺牲，王本刚的右臂也挂了花。但他为了完成团首长交给的阻击任务，不顾个人的安危，指挥部队顶住了敌人的轮番进攻。王本刚还组织部队对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他带领战士们，通过就近喊话、散发传单等形式，向敌军官兵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为了争取更多的敌军官兵放下武器、弃暗投明，他还多次冒着敌人的冷枪冷炮，在距敌前沿30多米的地方，手持话筒向敌喊话。在他和战士们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有100余名敌军士兵向我投诚。

过午时分，团指挥所派了一名通信员到前沿阵地传达命令，要三营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阵地。王本刚让通信员转告团首长：“三营虽只剩下40多人，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敌人就休想从阵地上跨过一步！”为了使团首长放心，他叮嘱通信员，千万不要说他负了伤。说话间，敌人狂呼乱叫着再次扑了过来。王本刚左手持枪，组织部队进行还击。顿时，阵地上又变成了一片火海。经过一整天的激战，三营仍然坚守在阵地上，死死地咬住了敌人，并截断了敌人的退路，使敌新五军二百师成了瓮中之鳖，终于被我军全歼。

1949年1月9日，上级下达了追歼残敌的战斗任务。王本刚立即带领部队，直扑张庙堂。战斗打响后他高喊着：“冲啊！杀呀！”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率先向敌人冲去。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摇晃了一下身子，猛地扑倒在地上……

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王本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牺牲后的第二天，整个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王本刚虽未亲眼看到这次战役的胜利，未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大典的隆隆炮声，但他为祖国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将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特级侦察英雄杨子荣

刘友琢常毅传都兴华

杨子荣，这位《林海雪原》中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曾吸引千千万万名读者，也激励过众多奋发进取的人们。可是，你知道杨子荣的生活原型吗？知道他的真实经历吗？

颠沛流离

杨子荣，原名杨宗贵，字子荣。1917年1月28日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宁海镇嵎峡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杨世恩务农，又是一位出色的泥瓦匠，母亲宋氏，是位率直、勤劳的农村妇女。在这样的家庭里，杨子荣虽然没有从父母手中得到过什么钱财，但却承接了用金钱买不到的宝贵财富：这就是聪慧、敏锐、刚正、质朴。

嵎峡河是一个距牟平城六公里的丘陵山村。1929年，胶东军阀刘珍年践踏牟平，使老百姓穷困不堪，难以生存。杨子荣一家也未逃脱这场劫难，他们三餐不能为继，度日不得安宁。无奈，于这年秋天，父亲杨世恩将十几岁的大儿子杨宗昌扔在家里，带着妻子和杨子荣等四个孩子迁往安东（今丹东），在安东郊外的大沙河定居了下来。

安东也不是穷人的久留之地。在这里，杨子荣的父亲靠瓦匠手艺养活家口，但仍逃脱不了饥寒的威胁。这时杨子荣才12岁，他看到父亲如此艰辛，便执意要到一所私人开设的缫丝厂做童工。秋天，柞茧上市，杨子荣和小伙伴们起早摸黑，在热气腾腾的蒸锅旁备料煮茧，运萝搬筐，干着超体力，超强度的重活。可是到了月底，杨子荣领到的却是“半拉子”工钱。更为不平的是，由于童工是季节性的，随着柞茧生产旺季的结束，杨子荣便被赶出了大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入安东，大沙河的百姓陷入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杨子荣的父亲在劳累中病逝，母亲为了一家人的生存，被迫将子荣独自留在东北，带着两个小女儿返回牟平老家。

蹉跎岁月，坎坷人生，杨子荣经受了更苦的生活磨难，成长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壮实的小伙子。但这时他并没有固定的工作，为了糊口，只好与人结伴到鸭绿江岸放木排，当船工。这是一种危险的活计，船工们常常这样形容：“船过腊咕哨，阎王要报到。”杨子荣白天与伙伴们一起顺水放排，逆水拉纤，晚上便给伙伴们说《水浒》、《三国演义》，聊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由于他记忆力强，口齿伶俐，因而讲起故事来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还会几套拳脚，也很为人赞赏。渐渐地，他由几个患难与共的伙伴，进而结识了社会上一些人物。这些人中，有抗日志士，有流浪农民，有失业工人，也有在黑道上闯荡的江湖人。杨子荣不仅从他们那儿熟悉了人情世故、乡风民俗、野史轶闻、行帮黑话，更重要的是丰富了社会阅历，为他日后在东北剿匪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生活基础。

1943年，杨子荣被日军抓去做“劳工”，流放到深山采矿石。他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吃的却是发了霉的高粱米和橡子面窝窝头，还不时地遭到日本工头的毒打。一天，一个工头无故毒打一名工友，杨子荣怒不可遏，领着大伙儿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工头……接着，他便逃离东北，回到山东老家。

1943年秋，杨子荣与邻村一位姓许的姑娘结了婚。婚后，他们夫妻相得，靠做长工、打短工维持生活。

当时，嵎峡河村是抗日游击区，苦大仇深的杨子荣，秘密加入了民兵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积极投入了抗日斗争。1945年8月，他作为支前民兵的一员，先后参加了解放牟平城和烟台市的战斗，作战十分勇敢。

奔赴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挑动内战，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9月，为了保卫广大人民的利益，29岁的杨子荣，毅然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入伍后不久，他随部队到了胶东军区，在莱西南县水集编入胶东海军支队（也叫田松支队）。1945年10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胶东军区抽调兵力挺进东北，杨子荣随部队再次踏上了东北大地。

杨子荣是个闲不住、肯帮人的好战士。开始，首长见他是个年龄不轻、军龄不长的老兵，就把他分配到伙房当炊事员。杨子荣愉快地接受了。平时，他除了做好炊事工作外，还帮助战士扛枪、背背包，帮助卫生员护理伤病员。还经常给排长出主意，给连长当参谋。一次行军中，他发现一名新战士的鞋丢了，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鞋送给了他。在零下40度的严寒天气里，战士小姜的帽子“挂飞”了，杨子荣宁愿自己受冻，立即摘下皮帽子给小姜戴上。在茫茫林海中，战士们常常几天几夜转不出来，断了口粮，杨子荣总是把自己省下来的干粮送给别的同志充饥。有的战士不忍心接受，他风趣地说：“这是为了保存战斗力嘛！”

杨子荣还是一个出色的宣传能手。他善于宣传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善于把领导的意图变为群众的行动。在部队从胶东到东北的进军路上，他主动接近沿途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在他的宣传教育影响下，有30多名青年踊跃参加我军，为此，连队评他为“扩军模范”。

杨子荣跟随部队经大孤山、凤城、宽甸、桓仁、通化、梅河口、乌拉街、舒兰、五常等地，于1946年春节前夕到达牡丹江地区。在这期间，他思想进步很快，表现突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胶东海军支队奉命改编，杨子荣被编入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和战友们共同担负起剿匪和保卫土改的任务。

转战林海

牡丹江一带匪患十分严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时刻受到威胁。鉴于此，部队首长先派杨子荣等30余人化装进入林海镇。杨子荣通过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同群众取得联系，然后到拥有百多人枪的地主武装孙江司令部，敦促其放下武器。孙江拒不投降，被就地缴械。1946年2月2日，林海镇解放，不久这里就成为牡丹江地区的巩固根据地和剿匪后方。

后方根据地巩固后，杨子荣和战友们开始投入林海剿匪工作。一天拂晓前，他们在密林中与“姜左撇子”匪部遭遇。战斗尚未展开，即活捉了“姜左撇子”的副官；众匪徒吓得四处奔逃。杨子荣灵机一动，指令这个副官在树林中高喊：“弟兄们，别跑！是自己人，误会了！”不多会，匪徒们三三两两慢慢凑了过来。最后100多名匪徒全部当了俘虏，匪首“姜左撇子”也一同就擒。

捉住“姜左撇子”后，杨子荣等随二团乘火车前往八面通执行任务。火车奔驰在崇山峻岭中，左侧是陡峭的山崖，右侧是湍急的河流。突然，一声轰响，车头与靠近车头的三节车厢脱轨翻到河里，其他车厢倾斜在路基上。瞬时，敌人的子弹像雨点般扫来，战士们跃出车厢，迅速应战。由于地形险恶，火力无法展开，部分战士中弹伤亡。杨子荣隐蔽在车厢一侧，举枪向敌机枪射手射击，敌机枪哑了。接着，他绕过车厢，飞身冲向山崖，先将一颗手榴弹投入敌群，然后冲入敌人阵地，夺过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敌人一个个地倒下去，我军战士乘机冲上了山崖，很快结束了战斗。

1946年3月20日早晨，杨子荣随三营在杏树沟追击李开江匪部。杏树沟背靠大山，村前三面是开阔地，环村筑有两米多高的围墙，墙外有壕沟、鹿砦。我军如在白天发起强攻，势必要付出很大代价。当时，杨子荣向营长建议：部队实施佯攻，摸清敌人火力。敌人上当了，将全部火力部署暴露在我军面前。杨子荣带领一班在晨雾和浓烟掩护下，回到敌人侧后，透过围墙缺口，见敌人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他马上示意副班长让战士们隐蔽好，独自一人跳进围墙，向敌人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杨子荣的突然出现，使围墙里的土匪都吓呆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匪兵问：“你是什么人？”杨子荣说：“我是民主联军的代表！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放下武器！”匪兵们交头接耳，出现骚乱。最后，在我军的政治攻势下，敌人乖乖地放下了武器，匪团长李开江也举手投降。

杏树沟战斗，我军歼敌400余名，缴获轻重机枪10挺、大小炮3门、掷弹筒8个、长短枪300余支及其它军用物资一宗。杨子荣在此战斗中因表现突出被评为“团战斗模范”。

深山剿匪

正当牡丹江地区人民欢庆我军取得歼灭大股土匪和土地改革胜利的时刻，一些残匪接连制造了杉岚站、镜泊湖等惨案，我许多干部群众惨遭杀害，房屋被烧，粮食、财物被抢劫一空。

为了彻底消灭残匪，保卫土改，我军曾用一个营的兵力，进山追剿。但由于这些匪徒狡猾奸诈，熟悉林海山地情况，当我军追剿时，他们就逃之夭夭，我军离开后，他们又肆意进行破坏。根据这种情况，部队首长下了“剿匪务尽”的决心，准备派出侦察小分队，以准确迅速的行动，出奇制胜，打击残匪。

在物色小分队的负责人时，部队首长想到了杨子荣。因为他不仅熟悉东北情况，而且机智勇敢，尤其在奔袭乌拉街战斗中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1945年冬天的事情。部队在进军途中，接到了远距离奔袭乌拉街的作战命令。当时，我军在松花江西岸，乌拉街在东岸，江水湍急，而且渡船早被敌人掠去。为了迅速渡江，部队首长派杨子荣去寻找渡船。他几经周折，在距部队驻地30里之外，找到一只小木船和一位40多岁的女水手。如用这只小船渡江，一次只能摆渡20人，全团需要几天几夜才能渡完。于是，首长决定泅渡过江。就在这时，杨子荣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江水中，由西向东游了一个来回，摸清了江底的水势，然后向首长作了报告。接着，首长一声令下，全团800名战士纷纷泅水而过。到达彼岸后，部队直捣乌拉街，全歼了敌人，活捉了匪团长。

杨子荣不仅是一个有经验的侦察员和出了名的“山林通”，还是一个指挥有方的侦察排长。他所率领的侦察排，个个都是“能侦善战”的勇士。这次首长任命他为侦察小分队负责人是有充分根据的。

杨子荣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他和侦察小分队的战士驰骋在深山老林，运用侦打结合战术，剿匪灭匪，取得了大部队难以取得的战绩。一次，他带领战士到黑石砬子附近侦察，途中与匪军相遇。他敏捷地避开前面探路的几个匪兵，然后大摇大摆地迎着土匪队伍走过去。他一边走，一边与土匪搭话，致使土匪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当大批土匪走过后，他顺手捉了一个“舌头”，为部队提供了重要情报。又有一次，侦察小分队跟踪一个形迹可疑的卖蜂蜜的人，行至尚至县亚布力山北坡，发现了许大马棒土匪营。他们立即报告给二团，二团一举歼灭了这股土匪，活捉了罪恶昭彰的许家三兄弟——营长许福、连长许禄、营文书许祥。经审讯得知，原来就是这伙土匪制造了杉岚站惨案。还有一次，杨子荣在宁安县南金场一带侦察，化装潜入了土匪九彪的队伍。当时这伙土匪为避开我军的追击，连续行军三昼夜，杨子荣一直跟随在内。待敌人认为可以安全驻扎时，他立即赶回部队报告，歼灭了这股土匪。

1946年7月，部队在海林县休整。这时杨子荣和孙大德、孙立真、赵宪功接受了侦察马希山匪部驻地的任务。在一座山头上，他偶尔听到一个打柴人说村里有一伙土匪。于是，他让其他人留在村外策应，自己潜入村内，借给土匪遛马的机会，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第二天，当我部队赶到，匪首马希山已率他的骑兵队的大部溜走了，只捉了少数敌人。9月，马希山在与我交战后，率残余数百骑败退到十道梁子隐蔽起来。杨子荣奉命跟踪侦察。当他发现该村散出炊烟时，便挑起一副水桶，装作挑水的样子，进村侦察。夜晚，当敌人睡熟时，他趁机炸毁马棚，军马受惊，到处乱跑，驻地一片混乱。我军适时赶到，彻底消灭了马希山这股土匪。

不久，上级又把消灭“座山雕”匪帮的任务交给了杨子荣率领的侦察小分队。“座山雕”名叫张乐山，70多岁，黑脸膛，白头发，鹰钩鼻子，留一把山羊胡子。他是张家第三代惯匪，穷凶极恶，血债累累。军阀张作霖及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时期，都对他无可奈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拉拢他，封他为“东北先遣军二纵二支队”司令。他狡诈诡秘，一向深居简出，从不集体活动，其巢穴只有几个亲信知道。为了消灭他，我军曾用大部队寻剿未能奏效，这次杨子荣带领孙大德、魏成友、赵宪功、孙立真、耿宝林五名侦察员，准备化装打进“座山雕”的匪窟。

杨子荣等分析，“座山雕”的老巢很可能在海镇北部山区，在出发前又反复提审了在押俘虏，核实了“座山雕”及其匪帮的活动规律、生活细节、黑话、暗号。接着，杨子荣扮作土匪副官，孙大德扮作土匪排长，其余人扮作匪兵。当杨子荣前往部队首长那里辞行时，首长对这个头发蓬松、胡子拉碴、身着呢子大衣、腰插两支匣子枪的“副官”几乎没有辨认出来。

1947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五）午后，杨子荣带队出发了。他们先是向北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往西，向目的地靠近。天黑后，他们进入蛤蚂塘一个住有十几名伐木工人的木棚。“排长”孙大德打听到这里的把头姓孟，便主动用黑话与他搭讪。姓孟的不予理睬。于是，杨子荣有意在旁边用黑话与孙大德交谈。不多会，姓孟的上钩了。他把杨子荣引进木棚，有意交谈，但两只眼却直盯着杨子荣脚上的那双大头军鞋。杨子荣立即察觉这个把头的疑虑，便说，他在八里沟伏击共军，从尸体上扒下了这双大头鞋，穿着倒也挺跟脚……孟把头见杨子荣说得有鼻子有眼，便放了心。接着，他拿上几斤玉米面和一点儿盐，带领杨子荣等来到二三十里外的一个窝棚，嘱咐说：“共军不会到这里来，你们在这里等消息吧！”孟把头说完便走了。

杨子荣和战友们在窝棚里待了四五天，口粮全吃光了，又饥又寒，但始终未得音讯。又过了两天，孟把头来了，见杨子荣他们没有吃的，就叫他们到夹皮沟去起粮。夹皮沟是我侦察小分队过去常去的地方，杨子荣他们想，如果到了那里，就会被群众认出来。孙大德当即推辞说：“夹皮沟太穷，没有油水。”孟把头坚持说：“老刘家有粮也有鸡。”杨子荣知道这是敌人在继续“考验”，便插话说：“只要有粮咱就去。”孟把头果真认定是“自己人”了，就向杨子荣交了底：“我是‘座山雕’的联络副官，愿意引荐入伙。”

第二天，从山里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称作刘连长的，用黑话盘问他们。杨子荣对答如流，无一破绽。那连长表示很满意，并约定以后再来。两天后，那两个人又来通知杨子荣：“座山雕”准备在元宵节摆庆功宴，与你们结拜兄弟。现在我们先去牡丹江筹办酒肉，回头带你们上山。

两个土匪走后，杨子荣火速派魏成友回部队报告，请求支援，并带回来了联络信号。意外的是，那两个土匪又没有按时回来。杨子荣等认为，“座山雕”三番两次的考验，这说明他是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于是小分队决定，等那个土匪回来后，即逼迫其带领进山；万一被敌人识破，就实施强攻。

1947年2月6日下午，两个土匪回来了，杨子荣迅速组织战士下了他们的枪，并怒气冲冲地质问：“你们两个小子太不讲义气，让我们饿了这么多天！你们是不是把‘座山雕’拨给我们的给养给独吞了？”两个土匪叫苦不迭，连忙分辩说：“这是为了考验你们……”杨子荣装作不相信的样子，口气更硬地说：“我们要面见‘座山雕’对质！”两个土匪听完半信半疑，但为保命，不得不答应带他们立即进山。

天黑后，经过三道关卡，俘虏了4名匪兵，最后来到了“座山雕”的匪巢门前。

“座山雕”巢穴的布防十分严密，不仅设有许多明碉暗堡，而且筑有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易守难攻。杨子荣仔细观察后，暗示孙立真、赵宪功、耿宝林在隐蔽处押好俘虏，他带领孙大德、魏成友朝着有灯光的大门摸去。

此时，敌人没有在大门口设立岗哨。杨子荣一脚将门踢开，大喊一声：“不许动！”话音刚落，孙大德、魏成友闯进屋里，迅速占领了东西两个屋角。躺在地炕上睡觉的七个土匪，望着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对着逼近的黑洞洞的枪口，不知所措。还是“座山雕”反应迅速，他赶忙伸手摸枪。杨子荣一个箭步上去，踩住了他的手，然后用黑话责问：“你们为什么不肯为我们借条生路？为什么想把我们饿死？……”座山雕一听是同道上的人，连忙解释：“误会，误会！我想考验考验你们是不是共军。”杨子荣讥讽道：“我们要是共军，早就打进来了！好了，既然这里留不住，就先委屈你们一下，把我们送出你们的地盘……”座山雕满口答应：“一定奉陪，一定奉陪！”

这就样，杨子荣和战友们押解着包括“座山雕”在内的13名土匪一起踏上了返回部队的路程，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当他们翻过一座大山时，遇上了前来接应的二团。杨子荣当即公开了身份，“座山雕”等顿时全都瘫倒在地上……

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报道了杨子荣等人的事迹，二团召开了庆功大会，给杨子荣记了三大功，孙大德、魏成友各记一大功，赵宪功、孙立真、耿宝林各记两小功。

牡丹江地区大股匪伙悉被消灭，零星残匪尚待肃清。1947年2月22日，我二团从梨树沟群众那里获悉，残匪孟老三仍在附近山区活动。当日下午，副政委曲波、侦察排长杨子荣率30多名战士组成的小分队，由海林镇出发，前去搜剿。天黑后到达夹皮沟宿营。次日拂晓，哨兵在夹皮沟村边发现可疑的脚印。小分队即沿脚印行进，杨子荣、孙大德、魏成友走在小分队的前面，一直跟踪了十五六里。这时天已大亮，杨子荣发现在前边山梁上脚印消失了，附近有一座窝棚，这就是匪巢。

在这个匪巢里，当时藏着孟老三、郑三炮等七名土匪。有一个土匪端着水盆出来倒水，借此察看四下的动静，没发现什么，就回窝棚里去了。土匪一进窝棚，杨子荣立即冲上前去，身后是孙大德和魏成友。杨子荣冲到窝棚门口，身子靠在当门框的大树干上，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土匪们闻声，急忙去操武器，杨子荣立即扣动匣枪扳机，但没有打响。因为天气太冷，撞针冻住了。孙大德的冲锋枪也冻住了，没有打响。躲在窝棚里的孟老三乘机朝门外打了一枪，击中了杨子荣的胸部，趁杨子荣倒下时夺门逃窜了（后，孟老三改名孟相春潜藏，全国解放后被挖了出来）。

杨子荣倒下后，用左手紧紧捂着胸部的伤口，右手掏出手榴弹，但他已经举不起来了。当孙大德扑过去呼唤他的时候，杨子荣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大德……任务……”话没说完，便闭上了眼睛。

同志们见杨子荣牺牲了，悲愤万分，高喊为战友报仇，一起向窝棚猛烈射击。土匪仍在顽抗，魏成友冲上去，将五颗手榴弹一起投进窝棚，残匪全被消灭。

1947年2月25日，在海林镇朝鲜族中学广场，二团指战员为杨子荣举行了公祭安葬大会。当时海林镇方圆几十里的人民群众均赶来参加。会上，牡丹江军区首长致悼词，并宣布将杨子荣生前领导的侦察排命名为“杨子荣排”。会后，二团营以上干部抬着杨子荣的遗体，在悲壮、凝重的阵阵枪声中绕海林镇一周，将烈士的灵柩安放在海林镇烈士陵园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颤巍巍地走到灵前，泣不成声地说道：“杨排长，你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战士！你为俺们献出了生命，俺们不会忘记你啊！”

人民在怀念着他，祖国在怀念着他！

（本文原载《征集与研究》1988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战斗模范吴钦平

戴汉萍贾福明

在新泰市柴汶河平原上的城前村南面，屹立着一座三米高的烈士纪念碑，碑后安葬着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抢渡洛河“七勇士”之一的吴钦平烈士。这里方圆几十里，十几个村庄，对烈士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烈士生前的革命斗争精神，鼓舞着这里的广大党员团员、干部和群众，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吴钦平，1919年11月26日生于山东省泰安县西柳区城前村（现新泰市楼德镇城前村）。他幼年时期家境十分贫寒。全家七口人，种着一亩八分薄地，一年所收无几，再加上反动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因此常年不得温饱。在吴钦平10岁那年，他父母不管家中如何困难，还是想方设法送儿子上学读书，指望儿子读了书，识了字，长大成人，将来有个出头之日，不再受这贫穷之苦。但力不从心，在吴钦平上了四年小学后，终因家庭困难，无力供他继续读书，吴钦平只得辍学去给地主放猪。

城前村周围，有几个藕塘和河湾，长年积水，吴钦平少年时，经常结伴在这里玩耍。夏天，他们下河湾洗澡、游泳；冬天，他们下河湾滑冰。吴钦平在这藕塘、河湾边长大，练就了一身好水性。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城前村以北的徂徕山上，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这喜讯传遍了徂徕山周围的村村寨寨。吴钦平早就不堪忍受地主的压榨和贫困生活的煎熬，总想出去闯荡一下，这次他听到徂徕山上拉起了抗日队伍，就立志要去参加。但起义部队很快就下山去了，一时未打听到去向。正在吴钦平因错过参加抗日队伍的机会而苦闷的时候，得到了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吴省三的关心教育，使他开始认识到抗日救国是大家的事，人人都有责任，并启发他先在家乡做些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等待参加抗日队伍的时机。

1943年吴钦平参加了我鲁中军区地方抗日部队。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非常高兴，决心杀敌立功。

这年冬天，入伍不到一年的吴钦平，就在费县上冶战斗中立了功。在这次战斗中，吴钦平所在连队被命名为先锋连。由于吴钦平在平时训练中，认真刻苦，刺杀、投弹、射击等项学的都很扎实，特别是爆破一项，他行动迅速，技术熟练，因此，被连长选为爆破手。领导的信任，全连同志的期望，给吴钦平很大鼓舞，他向首长表示：“不炸毁敌人碉堡，誓不回归。”战斗开始后，吴钦平在我军火力掩护下，迅速炸毁了敌碉堡，打开了我军前进的通道，为上冶战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战后总结时，吴钦平被选为全团的战斗模范，并被提为班长。不久，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1月，柴汶河平原地带到处是冰天雪地。吴钦平所在的鲁中第三军分区某部正在这一带驻防。他们远望津浦铁路，眼巴巴地看着一列列日本侵略者的火车，吐着白烟，通过大汶口大桥，把我国的粮食、煤炭等物资运往日本，又把武器弹药运来残杀我中国同胞。指战员看到这种情况，胸中怒火难平，大家一致要求炸毁这座大桥，截断敌人的这条“动脉”。

部队首长决定炸桥。但敌人对大汶口大桥防御十分严密，不仅有重兵守卫，而且两个桥头堡上都装有探照灯，每天太阳落山后，探照灯就开始交替照射，近似白天，不但人不能靠近大桥，就是飞鸟靠近，敌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要想炸桥，只能智破，不能强攻。部队首长想起了吴钦平：他胆大心细，作战勇敢，不但水性好，还会滑冰，便将炸桥的任务交给了他，要他把炸桥的办法拿出来。

夜深了，吴钦平站在大桥以东探照灯照不到的河岸上。寒风凛冽，积雪被风卷起，很快地将他的双脚埋住。他忘记了寒冷，一动不动，思考着炸桥的办法。忽然他发现河水哗啦哗啦地响着，一大块浮冰向下游大桥方向漂去，很快消失在一片白色之中。吴钦平忽然灵机一动，炸桥的办法有了。

他的办法就是，在河的上游，由爆破手穿上白衣服，带上用白麻布缠包严密的50斤重炸药包，利用大块浮冰，顺流而下，靠上桥墩，施行爆破。这个大胆而又巧妙的炸桥办法得到了首长的赞同，并立即批准吴钦平执行这一任务。

夜幕降临，吴钦平和战友们背着炸药包，悄悄来到河边，他用白毛巾包上头，把白色里子的棉衣棉裤翻过来穿在身上，这样，他和冰雪成了一种颜色了。他带着炸药向河中心爬去，手和胳膊被冰凌和石块划破了多处，他也顾不得这些。当他爬到河当中流水处，即下水拦截住一大冰块，背着炸药迅速爬上冰块，以手当桨，轻轻拨动河水，使冰块像船一样，按着他的意志，顺流而下。其他战友都在监视着周围的一切。不到3分钟他便到了大桥底下。尽管敌人的两只探照灯轮番照射，也没有发现他。吴钦平把冰块划到一桥墩处，迅速安好炸药包，点燃导火线后，立即拨动冰块，顺流而下，离开桥底。当他刚刚脱离危险地带，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团浓烟腾空，桥身被炸成两截，桥头上的日伪军，顿时乱成一团，乱打了一阵枪。

战友们迅速奔向河下游，祝贺吴钦平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吴钦平完成爆破任务后，受到部队通报嘉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抢夺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于1946年发动了全面内战。吴钦平所在地方部队升级，被编入华东野战军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九团二营五连。在1947年，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之后，被提升为排长。

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日夜兼程向河南省开进。这时吴钦平已任二营五连指导员。他在行军途中，处处关心战士。有些战士是第一次离开山东，进入河南后，吴钦平抓紧对战士进行思想工作，并为病弱战士分担负荷，受到全连战士的爱戴。

1948年3月，吴钦平所在部队参加了洛阳战役。

洛阳是中原战略要地，北依邙山，南傍伊洛两河，工事复杂坚固，易守难攻。蒋介石特派他的“御林军”青年军二〇六师防守。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狂妄叫嚣说：“洛阳城防，固若金汤。”并向其主子表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亦不气馁，以报党国。”

3月8日，洛阳战役拉开序幕，华野八纵奉命担任阻援任务。二十三师六十九团的任务是在洛阳以东抢渡洛河，夺取有利阵地，阻止孙元良兵团从开封西进增援洛阳守敌。9日晨，当孙元良兵团的三个旅及快速纵队向我八纵发起猛烈攻击之时，六十九团于步血团长亲自组织指挥尖刀连抢渡洛河。吴钦平被选拔到尖刀连。尖刀连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有的伏在门板上，有的搂着木头，奋力抢渡。由于吴钦平游泳技术好，很快冲过激流，第一个登上了河对岸，第一个冲上敌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渡河部队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争夺战，终于占领了河岸阵地，阻止了孙元良兵团对洛阳的增援。保证攻城部队顺利攻进洛阳，全歼青年军二〇六师及地方部队二万余人，并活捉了二〇六师师长，取得了洛阳战役的胜利。

吴钦平在抢渡洛河的战斗中，第一个登上河对岸敌人的阵地。为此，他和六位战友被中央军委命名抢渡洛河的“七勇士”。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了。吴钦平参加了多次战斗。攻打碾庄圩，围歼黄伯韬兵团，是吴钦平在淮海战役开始后参加的最大的一次战斗。

碾庄圩是黄伯韬的兵团指挥所，工事坚固，并设有重兵。吴钦平所在的二营五连担任阻击任务。部队与敌人激战不久，吴钦平就多处负伤，但仍坚持战斗，营长发现他的一条胳膊被炮弹炸断了，命令他立刻退下火线包扎，转后方治疗。但他对营长说：“不彻底消灭敌人，绝不回后方。”他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用绷带吊着断肢，摸起自己的手枪，重新回到前沿阵地，继续指挥战斗。在激战中，许多战士倒下了，五连只剩下30余人。吴钦平抑制住极大的悲恸，带领战士死守阵地，接连打退敌人20多次进攻，完成了阻击任务。当他接到命令撤出阵地时，不幸，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时年29岁。

1957年10月，新泰县人民委员会为吴钦平烈士建立了纪念碑，迁葬了他的遗骨。烈士碑上镌刻着他的英雄事迹。

吴饮平烈士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勇士，他那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如同柴汶河之水，将永远流在人民的心中。

——赵大川烈士传略

刘永禄

1942年12月24日，胶东区南海地委机关，被两千余名日伪军拦截包围在平度县两目山麓敖莱山涧。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从山涧崖坡下跃出一位年轻英武的指挥员，率领25名敢死队员，掩护地委机关冲出敌人的重围。然而，他却在同敌人的激战中与勇士们一起壮烈殉国。

他就是南海地委统战部部长赵大川同志。

为救国救民矢志革命

赵大川，又名赵以敬，字少泉，1909年农历正月初六出生在莱阳县赵家埠子村一个书香人家。曾祖父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富户，祖父继业，渐趋破落，父亲赵响泉，是读书人，从赵大川很小的时候起就教他识字读书，常给他讲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戚继光抗倭的历史故事，还把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遗训裱挂在客厅正堂。赵大川入学后，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从不鄙视贫苦人家子弟，常把自己的学习用品送给生活拮据的同学。因为他愿意接济别人，深得老师和同学的称赞。

1929年，赵大川在莱阳中学附设师范毕业。面对动乱的时局，父亲希望他蛰居“桃园”，像自己一样当个教书先生，不要卷入政治旋涡。

是年秋，赵大川当上了教书先生，先后在马崖口、朱、石硼、苇夼等村教书。然而，赵大川在师范读书时，就秘密阅读过《布尔什维克》和《红旗》等党内书刊，受到很深的影响。他对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腐败政治深恶痛绝，赞成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此伏彼起。民众的觉醒在鼓舞着他，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形象，不时在他眼前浮现。一天深夜，他翻身下床，拨亮油灯，在刚书写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匾额两旁，又挥笔填上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此，他把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投身到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于是，他一面教书，一面开展抗日宣传，并主动向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靠近。

1932年农历正月，赵大川遵照地下党的指示，利用农村组织的龙灯队、高跷队，以进城闹元宵为名，贴标语、撒传单，唤醒人们“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觉悟。他还布置一些可靠的进步学生，将写好的一些“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的传单，设法放到了国民党政府官员们的抽屉、宿舍和衣袋里。对此，反动政府大为恐慌，随即派出宪兵警察四处搜捕。

1935年初秋的一天夜里，赵大川正在苇夼西北南天门召开北乡各学校负责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突然发现远处树林里有两个人影在晃动。为防不测，他立即宣布散会。当他走到神山后时，只听侧后“砰！砰！”两声枪响，两个黑影应声倒在50步开外的草丛里。赵大川正发愣时，从大松树后闪出一位身穿长衫、头戴灰色礼帽的年轻人告诉赵大川说：“这两个家伙是北乡公所的特务，对你们跟踪窥探已久，今天我把他们除掉了。目前形势险恶，敌人已注意上你们了，要处处谨慎小心，等中秋节那天晚上，你到蚬河孤山脚下的树林里接受任务。”说完，他消失在树林中，

中秋节的傍晚，赵大川迎着初秋的清风，跨河越岭，来到约定地点。一会儿，从密林中走出两人，一个叫顾云生，一个叫左友文。他们就是除掉特务救赵大川的招莱边区地下党负责人。在这皓月当空的夜里，由他们两人介绍，赵大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顾云生授给赵大川一支匣子枪，他说：“这支枪能护身，能杀敌，能救国，能替中国人说话，你要把枪和枪的骨气接过来，传下去。”此时，赵大川心潮澎湃，神采飞奕，他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在民族存亡的激战中，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一定做到无愧于这支枪的神圣使命。”

赵大川入党后，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本村和朱、马崖口、苇夼等地，先后发展了十几个人入党，并成立了赵家埠子村党支部，下设三处地下联络站并由他担任了中心联络站站长。

赵大川参加革命活动的事，被其父赵响泉察觉，但几次追问都被他搪塞过去。一次，赵大川正在村东梨园里召开联络站负责人会议，被其母知道了。当晚，赵大川的父亲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不听父教就是不孝之子，再若参与政事就断绝父子关系！”起大川知道，要想更好地投入革命，就必须首先做好自己家庭的工作，于是，便让妻子为其说情。

赵大川的妻子唐肃卿，知书达礼，聪颖贤惠，在家里很受尊重。一天晚饭后，她微笑着对公公说：“爹！您记不记得古诗上有‘男儿坠地志四方’的句子？”公公一听，十分惊讶。她接着又说：“您老教大川从小就扬清激浊，做个正路人。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做正路人不就应该做像您讲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那样‘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吗？”老公公见儿媳如此深明大义，深受感动，决定辞去省立第二乡师董事的职务，积极支持儿子的革命工作。后来他还利用师生关系，开脱和保释了几位被捕的中共党员。赵响泉的觉醒影响了全家，赵大川的母亲热情地为“来客”烧水做饭；妻子给开会人员站岗放哨；妹妹也经常帮他们传送情报。家庭成员的支持，给赵大川增添了新的活力。

为驱逐日寇英勇战斗

1939年12月，日本侵略军盘踞莱阳城，先后在水集、夏格庄、马连庄、穴坊等地设立了20多个据点，在30余个交通要道设卡并修筑了碉堡。整个莱阳地区笼罩在日伪统治的腥风血雨之中。这期间，赵大川已调一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和区中队长。他在日伪频繁“扫荡”的险恶形势下，一面领导全区各村创建党组织，发动群众筹粮支前，参军参战；一面发展壮大区中队，配合主力部队与敌展开游击战、地雷战、麻雀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

1940年3月的一天中午，赵大川带领区中队，配合胶东5支队主力部队，在莱、招交界的吴家泊迎击国民党暂编第12师赵保原部的武装挑衅。战斗中，2000余名敌人集中向南突围，赵大川奉命率区中队牵制敌人。刚与敌接火，突然一枚手榴弹落在战士曲凤鸣身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赵大川一个箭步蹿过去，抓起正在冒烟的手榴弹向敌人甩了回去。曲凤鸣得救了，但赵大川的腹部却被弹片炸伤。

5月的一天，赵大川带领4名区委干部，到夏甸为我主力部队筹粮，被40余名伪军包围在村公所大院内。在这危急关头，赵大川镇定自若，指挥同志们守住大门。激战两小时后，赵大川对门玉章说：“你快声言我们没有子弹了，诱敌进院！”果然，敌人一听枪不响了，狂叫着“捉活的！”一下子拥进来十几名敌人，被我击毙、俘获各半。战斗持续到天黑后，赵大川机智地指挥大家扒下俘虏的衣服，化装成伪军，背着缴获的枪支，翻越几道院墙，神不知鬼不觉地消逝在夜幕之中。

赵大川在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他经常在党的地下联络站和旌旗山上召开各党派、各阶层人员参加的统战工作会议，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本侵略者在莱阳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动员一切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抗战。1940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在旌旗山上，召开了有80余名乡村长参加的统战工作会议，这些乡村长中有国民党党员、开明绅士和无党派人士。赵大川在会上畅谈了国内外形势，并说：“今天开会的地点是旌旗山，这座山又称‘争气山’，你们应象这座大山一样，巍然屹立，争民族尊严之气，做个有血气的中国人。”在他长期、反复的工作和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这些乡村长多数能坚持联共抗日，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0年8月的一天晚上，赵大川带领40余名区中队队员，从河北村驻地向旌旗山转移，路经芦山后，与沐浴店据点“扫荡”窜归的200余名日伪军遭遇。赵大川立即命令神枪手打掉敌人的手电筒，其他队员一排手榴弹把敌人打退几十米。但是，惊慌的敌人很快镇静下来，他们用轻重机枪向我阵地猛扫。我队员集中火力奋起迎击，打得敌人趴在地上抬不起头来。敌指挥官为了扭转被动挨打局面，指挥部分日伪军从正面佯攻，其余则兵分两路，从两侧向我阵地夹击。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赵大川一枪击毙了挥刀嚎叫的敌军指挥官。敌人失去指挥，顿时乱了阵脚。赵大川抓住战机，让副区长刘官山率领区中队立即急速转移，他和通信员赵乃忠则抢占侧翼山头拦阻敌人。他俩居高临下几次将冲上来的敌人打了回去。待转移的区中队走远后，便向敌群连投数枚手榴弹准备撤走。突然，赵大川一个趔趄顺着斜坡向山下滚去。赵乃忠不顾一切地向他扑去，将左臂负了重伤的赵大川背起来跳进蚬河顺水漂流，一气游出三里以外，从芦苇丛里爬上岸。赵乃忠背着赵大川走了五六里路来到赵大川家，并安顿赵大川在家中养伤。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呕心沥血

1941年6月，赵大川被调到胶东区南海地委任统战部部长。这期间，日伪顽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是抗日战争环境最残酷、最困难的时期。我胶东区南海地委所属的莱阳、莱东、即墨、高密、胶县、平东、平南地域，被敌人逐步侵占。南海地委和军分区被迫从莱阳撤至平北大泽山、两目山地带。赵大川根据党的统战工作方针和任务，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呕心沥血。

对于顽固派，赵大川依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也进行了坚决斗争。1942年，两目山南部马场据点国民党部队，配合日伪军频频骚扰我南海、西海地委机关。3月7日，赵大川奉命带领南海军分区独立营二连佯驻张美夼村，诱使敌人当夜朝张美夼村扑来。我军在两目山北虎头沟两侧伏击敌人，给以重创。自此，这个据点的顽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4月，赵大川派特工人员摸进地委驻地附近的平掖边区夏邱堡据点，趁作恶多端的日军翻译王润熙与日军随军妓女鬼混之机，将匕首扎进了他的心窝。从此，各据点的日军翻译均收敛了反动气焰。

为掩护地委机关壮烈牺牲

1942年12月21日，青岛、胶县、高密、掖县、莱阳、平度等地日伪军20，000余人，在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的指挥下，集中对我南海、西海地委机关驻地——平北大泽山和两目山区域进行梳篦式的拉网“扫荡”。我南海地委按照胶东区党委的指示，迅速从驻地方家村向平掖边山区转移。是日黎明前，敌东线骑兵已占领旧店镇，距我南海地委机关仅有5公里。南海地委领导立即命令警卫部队十五团二营和特务营二、三连，在旧店镇北九里夼东山坡埋伏。霎时，日伪军300余人，一字长蛇阵，杀气腾腾地扑了过来。我伏击部队将一排排手榴弹像冰雹似地投掷下去，炸得敌人血肉横飞。赵大川指挥我特务二连一班顶着滚滚硝烟，匍匐进入日伪军接合部，两面开枪，引起日伪军之间对射厮杀。就在这“狼”、“狗”对打的当口，我地委机关和警卫部队立即撤出阵地，进入山谷密林。

日军不甘心失败，24日又从青岛派来三架飞机在两目山区上空盘旋侦察，终于发现了我南海地委机关从郑家向水磨涧村转移的目标。于是，调集祝沟、南墅、小庙后等据点日伪军2000余人，将我南海地委机关人员包围在水磨涧村。我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向西突围，中途又被包抄过来的敌骑兵拦截在敖莱山涧。我警卫部队立即抢占山涧两侧的有利地形，奋起痛击“兜剿”之敌。中午时分，敌人集中20余门野山炮、迫击炮和10余挺轻重机枪，疯狂地向我阵地轰击和扫射。顿时，山涧两侧硝烟滚滚，砂土横飞。我部伤亡很大，被迫撤进山涧丛林。在这危急关头，赵大川对指挥作战的地委副书记王建明说：“现在应集中火力，掩护小股部队首先冲出去，占领制高点，压住敌火力，我大部人员才有突围的可能。”王建明接受他的建议，即刻命令二营将对我威胁最大的敌机枪和迫击炮摧哑。赵大川与特务二连连长隋洪喜，乘机从崖坡下跃出，率领24名敢死队战士冲向山涧尽西头，打开一道缺口，占领了高地，扼守山涧西口要道，掩护我地委机关和警卫部队冲出重围，向大泽山转移。

在战斗中，敢死队在赵大川和隋洪喜的指挥下，连续六次把涌上来的敌人压了下去，阵地前沿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但敌人不顾惨重伤亡，继续调遣增援部队反扑。战至弹尽粮绝，勇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搏斗，终因敌众我寡，隋洪喜等大部分敢死队员壮烈牺牲，只剩下赵大川等三人。赵大川的右腿被敌人子弹打伤，两位战士搀扶着他，穿过山涧密林，向西北华山后撤退。刚挪到陶家寨南河沿附近，“叭”一声枪响，赵大川的左腿又被追来的敌骑兵打伤。他一边命令警卫员撤到河沿依托树墩狙击敌骑兵，一边又将党授予他的那支已打光子弹的匣子枪拆毁后掷在河边芦苇丛中。此时，那两名战士已经牺牲。赵大川盯着像饿狼一样扑上来的敌人，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使出浑身气力向敌人抛去，“轰隆”一声巨响，日军“膏药”旗四分五裂，敌人鬼哭狼嚎。硝烟渐渐散去剩下的敌人又一步一步地向赵大川靠近，四把刺刀朝他腹部扎来，赵大川壮烈殉国，时年33岁。

为了表彰和宣传他的英雄事迹，中共胶东区党委，编印了《模范共产党员赵大川》的小册子，发给党员学习。当地群众为怀念他，还编谱了一首《歌唱赵大川》的歌：“抗日英雄赵大川，热血飘洒两目山，功烈芳名垂史册，梨乡人民泪拂面……”以寄托人们的哀思。

（本文原载《莱阳农学院学报》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孙厚甫烈士传略

陈兆殷

中华多苦难，神州寇日深，

延安红旗展，唤起民族魂。

滇省一寒士，壮志怀斯民，

遗妇弃幼雏，誓与日寇拼。

爱憎分泾渭，刺向敌腹心；

劝喻我同胞，语意何谆谆，

春风挟细雨，送暖倍温馨；

战士苦思索，胸臆历古今，

谁能救中国？马列誓所遵！

群众称良师，战友皆同心。

鲁西埋忠骨，黄河亦呜咽，

碧血肥劲草，林木已森森。

每念吾师言，涔涔泪沾巾！

这是1982年春，杨烈同志所写的五言诗《孙厚甫烈士四十年祭并赠陈兆殷同志》。孙厚甫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良师。我面对这首充满悼念激情的诗篇，心潮起伏，久久难平。在几位老同志的劝勉和鼓励下，我怀着敬重和缅怀的心情，写下他的生平事迹，以慰先烈而昭后人。

孙厚甫，原名承先，云南昭通县人。1906年生，幼年家贫。其父病逝后，兄弟姊妹五人靠母亲帮人做活为生。厚甫读完小学时，因成绩优秀，受教师同情，说服其家庭，入中学深造。

厚甫中学毕业时，家中本来无力再供他读书，但由于其同学好友积极鼓励支持，遂又考入云南东陆大学预科，后又转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今川大）、南京中央大学，1928年于中大教育系毕业。

在大学期间，他半工半读，除了上课，还作私人补习教师，并为中华书局设在南京的中华辞典部做编辑工作。其收入所得，除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外，每月总要节约四五元寄给母亲。

在南京中大时，他经常接触舒新城、陈鹤琴、陶行知等教授。陶行知教授关于教育救国的思想，对他影响较深；陶教授创办的晓庄师范，就是他的实习园地。

在南京中大毕业后，厚甫受聘于徐州中学，任小学部教导主任。1930年，又到上海中华书局任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后改为《新中华》）主任编辑。1931年，他和中华书局的职工站在一起，参加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被选为职工代表去和资方进行谈判。罢工斗争胜利后，资方对职工代表恨之入骨，蓄意迫害。在同志们的劝告下，厚甫于1932年春请假回滇。

当时，云南的执政者龙云，知道孙厚甫是勤学苦读的知识分子，很器重他的才华，想让他在省府任科长，厚甫说“我是办教育的，不会做官。”当面予以拒绝。随之，他便协助教育厅为培养师资筹建了云南省立师范学院。1933年初，我们在昆明结婚后，同返昭通探母，他即留在昭通，先后在昭中及女师任教两年。

厚甫认真教学，热情辅导，还经常找学生谈话，勉励大家上进，深受同学们尊敬。如1932年初，他在回昭通探亲时，曾在昭中代课。离昭那天早晨，同学们像往常一样坐在教室里静候他去上课，但多时不见老师到来，到教务处一问，才知道他这天离昭返昆明，刚走不多时。学生们心情激动，不顾一切地一气跑到离城七八里的望海楼才追上了他。大家拉住马缰，恳求他留下来继续任教。厚甫感动得热泪盈眶，耐心向学生们解释说，已受聘于省立师范，日后再返昭尽力。

厚甫富有正义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非常痛恨，对革命深表同情，不怕个人风险，帮助和援救革命同志。有一次，浦光宗（汉英）同志因共产党嫌疑在浙江被捕，于1931年底从杭州国民党监狱获释到上海，厚甫留他同住，并为其筹集回滇的旅费。1932年厚甫回昆明后，得知同乡王启瑞也因共产党嫌疑被关押，情况险恶。他便利用和龙云的同乡关系，多方营救，终于使王启瑞获释出狱。

厚甫为人正直，待人热情诚恳，思想进步，作风正派，刚直不阿的人，并敢于向旧的习惯势力挑战。如1933年底，他在昭中任教时，同学费炳由南京回昭，经常和他交谈时事，并向他介绍蒋介石在各地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见闻，特别是江西红军的发展和国共两党的斗争。厚甫认为费炳的思想与自己颇为接近，且具有远大抱负，因之对费炳很尊重。在春节期间宴请亲朋时，厚甫竞打破按社会声望、地位排列客人名次的常规，将年轻的费炳列为首席。这一来激怒了一些“老前辈”，竟拒绝邀请。厚甫对此却泰然自若地说：“这些人不来更好，让我们吃得痛快些！”

厚甫回滇三年，深感云南政治腐败，社会风气颓废，文化教育水平低劣，很想为家乡教育出一把力，但却为当地反动顽固势力所不容，稍有改革，即遭诬陷打击，说他讨好群众，想夺取地方教育界的领导权；甚至散布流言蜚语说他是共产党，借以达到排挤他的卑鄙目的。对此，他非常愤懑，感到无法再为家乡教育尽力，遂于1935年初重返上海。

当时，由于云南境内交通闭塞，赴沪要途经法属殖民地安南（今越南）。法帝国主义者，在安南设置重重关卡，对过境华人强行搜身、盘查和敲诈勒索；过境者携带的土产，不是强征高额税金，就是借故没收，有时还会遭到洋人打骂。厚甫深感中国公民竟如亡国奴一般，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无限感慨涌上心头，遂在越南境内的火车上写下了一首诗：

今天是我的生日，

离开了家庭的欢欣，

也无法到相馆摄影，

只在安南的车中宣誓；

在这车中我宣誓，

我不愿提誓雪国耻，

更不要说收复失地，

只决心做个反帝的战士；

要做反帝的战士，

并不在今天才开始，

但这正是我的生日，

我愿在此时和此地盟誓。

这朴实无华的诗句，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为之献身的赤子之心。

厚甫重返上海，看到蒋介石反动政府对各国帝国主义一味妥协，对日寇的侵略非但不抵抗，还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把枪口对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民。面对这种现实，他曾深为感慨地说：“如果不出来，亡了国还蒙在鼓里呢！”

1935年夏初，厚甫经舒新城教授介绍，到武昌省立实验中学任教导主任。他孜孜不倦地改革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在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时，亲自带领学生修筑道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努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学生反对专制独裁，支持民主运动。当时有一位项震东教师，在和友人通信中表示对国民党专制不满，被特务发觉，后被绑架，失踪数月。厚甫千方百计寻访，后通过原中央大学的老师余家菊才打听到项被关押在反省院（集中营）。厚甫即不顾个人安危，前去探望。项老师悲愤交集，泪流满面，低声诉说在这里许多人夜间被枪杀，如自己逃不出魔窟，拜托厚甫照顾其老母。厚甫见项老师被折磨得面容憔悴，更加憎恨那个残酷黑暗的旧社会。

厚甫经两年的辛勤努力，使实验中学的声望名列全省之冠。但他并不满足，仍在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他听说梁漱溟在山东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提倡“政教合一”，学生毕业后可派任区、乡、镇长，以利改造社会。这使厚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于1937年携我们全家离开湖北省立实验中学，到达山东菏泽县。厚甫就任乡村建设师范教师。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侵略战争。当德州失守、济南告急时，山东军阀韩复榘率部南逃。当时，乡村建设师范经费无着，教职员工有的随军南迁，有的散去。厚甫此时虽忧心如焚，他坚持每天深夜收听新闻，并集中在校同学上战时课。同时，他一面总结自己的经验，一面探索新的奋斗方向。他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听任帝国主义侵略，丧权辱国；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压榨剥削。他们操纵教育大权，顽固守旧，不容改革。所谓教育救国，实系空谈！厚甫对此已不抱任何希望。

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在这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时，厚甫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这使他很受鼓舞，决心留在山东，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他恳切地对我说：“现在是民族、国家的大难，我们能睁着眼睛不救吗？当然，我们如有半点自私，回到家乡，凭我的资格和能力，吃饭穿衣总不至于成问题。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人太多了，我们不能坐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带着孩子回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养国家的小主人，将来为社会服务。我留下来，好为抗战尽自己一份责任。我们虽不在一起，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被他爱国爱民的忠诚之心所感动，毅然率子女回云南老家，厚甫只身留在鲁西。

厚甫留下之后，首先带领一部分青年学生，直接参加了山东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筹组的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培训政工人员，开展军运、民运工作。他们经常一天步行四五十里路，到部队去执行任务；还常常披星戴月，在街头巷尾，农村场间，宣传动员民众一起抗日救亡。厚甫曾在信上对我说：“当年的绿林首领，均荷枪实弹，自愿前来投效，参加抗日行列，在洪庙一带密林中活动。他们讲义气讲豪爽，如果问起‘来此何为’？他们会直接地答复：‘为的是抗日’！在抗日这面大旗下，全中华的儿女们都团结起来了。”

当时的环境相当恶劣，生活十分艰苦，厚甫在斗争中，仍不断鞭策自己。他曾说：“……灰心失望是弱者的表现，颓废是自私的行为，勿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敢不努力工作。为了全民的生存，为了不辱祖先，为了子孙不做奴隶，我们必须忍受一切牺牲。现在只有准备当汉奸和亡国奴的人，才不愿吃苦头。我决心献身社会，为被压迫的中华民族与世界人类奋斗。”

他还表示：“……我不敢菲薄自己，自信是个发光体。我是一根灯草，但愿脚踏实地地凭着自己的努力，有多大热，发多大光，凭它的力量，照耀它的周围。”有一次，我在信上对他进行了一些安慰和鼓励之后，他又回信说：“我们愿意困顿，愿意别离，愿意接受磨炼，为了什么？为的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自古以来，固有不少牺牲一己以为人群的人，这些人正是富于爱国爱民之心，富于骨肉之情的人……难得你放心、鼓励，使我能专心致志地热爱祖国，为其效力。”

厚甫为了提高自己的革命理论水平，遂于1937年12月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陕北三原县安吴堡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后，厚甫学习结束，奉命和同学张国维及中共代表刘仰月、周凯于1938年春节后回到鲁西。

当时，他们几乎天天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走，各方联络，召集会议，动员地方各阶层人士联合抗日，还配合当地的抗日组织，与黄河北岸范筑先部相呼应。同时与八路军也常有接触。

1938年夏，中共郓城县委为了培训抗日干部，以鲁西救亡工作团的名义，在飞集开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由于环境艰苦，住宿的地方露着天，吃的是杂面窝窝头和咸菜，人们称为“窝窝队”。厚甫被邀请为训练班讲课。他和大家同吃同住，不怕困难。他说：“尽管物质生活上忍受着从未经过的艰苦，但在精神上却感到相当充实，享受着从未体验过的集体快慰。……虽然我以前不曾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然而在抗日的旗帜下我们已融成一条心了。”

为了学习抗日救亡工作的经验，在厚甫的倡议下，黄安救亡工作团的主要负责人桑平伯、高赞非、许贯中等曾到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大名、南宫参观学习，受到徐向前、宋任穷、李青玉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鼓励。他们回郓城后，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县委工作。

同年7月，日寇第二次占领郓城又撤走后，地方上层人物组织了抗日武装——郓城县抗敌自卫团，下分九个大队，另有独立营和骑兵连，总共5000余人。国民党县长王念根兼任司令，原地方团队武装指挥部司令祝壁成任副司令。中共郓城县委发动地方上热心抗日的人士，推荐厚甫到自卫团办了个训练班，他担任教育长。受训人员多是自卫团的大队长、中队长和分队长，也有部分知识青年。祝壁成常与厚甫接触，很佩服他的学问和为人，把他作为政治上的参谋。训练班结束后，厚甫在该县的声望进一步提高。他回黄安以后，还一直和祝壁成保持联系。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到鲁西，祝率部1500余人参加我军。县保安队也参加了八路军。

1939年春，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三四三旅六八六团2000余人由晋西北到达郓城县七区，立即奔袭敌伪重要据点樊坝，全歼敌军一个团，大大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战情绪。随之，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东进，留下六八六团一部在郓城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抗日部队。这时，厚甫在中共郓城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为建立鲁西抗日根据地积极工作。后部队扩充，建立了一一五师独立旅（兼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厚甫曾任该旅政治部交际科科长，后又调任郓（城）东办事处主任。10月底，郓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原中共郓城中心县委书记梁仞千兼任县长。郓东办事处撤销，厚甫调泰西行政委员会（鲁西行署前身）任教育处副处长。

1940年4月，鲁西军区成立后，厚甫又到军区教导大队（亦称鲁西抗日军政干校）负责讲课。同年6月，抗大分校由晋东南来山东后，归山东军政委员会领导，鲁西抗日军政干校改为抗大二分校。随之，鲁西军区奉命并入冀鲁豫军区，厚甫任抗大二分校教育处长。

厚甫虽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但始终表现出乐观向上的精神。他当年的老战友曾回忆说：“厚甫同志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当时的教材都是他和教员们亲自编写的。对各科教学都有很大的改革。”“在北方寒冷的冬天，他常常在小豆油灯下工作、学习到深夜。一会伏案挥笔，一会搓搓手，哈哈气，有时一边吃饭，一边执笔，边吃边写，甚至小米饭和菜汤都吃光了，调羹还握在手里。”“他从不满足自己已有的知识，一有空，就孜孜不倦地学习新东西。当时学校里专门配备两匹骡子在行军时驮书。他经常对管理员和秘书说：‘这些书是我们的宝贵财产，要好好保管，一本也不能丢。’他不仅对军区首长杨勇、苏振华等都很尊重，对教员、一般干部和学员也从不摆架子，习惯以同志的态度待人，耐心启发帮助同志们搞好工作。他常常告诫大家，在任何工作上，都不能粗心大意，粗心大意是工作中的蛀虫。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大家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对上不伸手，对外不乱拉关系。他那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仅从他那笑眯眯的脸上，而且可以从他朝气蓬勃，任劳任怨的工作中，看得清清楚楚。”

厚甫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决心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为党的革命事业献身。他抛家离子，忍饥受冻，在极端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仍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到抗大之前，他就积极地组织了地方上的抗日救亡工作，而且与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得到了党的信任。那时党组织尚未公开，许多党组织不便出面工作，都由他去做。在组织上他虽然还未入党，但在思想上已无保留地把自己和党联系在一起了。

厚甫对党始终抱着真诚热爱的态度，处处尊重党组织的领导，在工作中及时请示，大胆负责，同心同德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积极维护党的利益。他主动地学习有关党的建设的材料，自觉地提高对党的认识。到抗大以后，便更加严格地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勇、苏振华两位首长曾亲自对政治部主任赵凤岐同志交代，要关心解决孙厚甫的入党问题。后来，经过实践的考验，于1941年经郑思群同志介绍，接纳孙厚甫为中共候补党员。

1942年9月27日，日伪军对鲁西进行残酷的“扫荡”，在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中，孙厚甫于黄河北岸范县干草涸堆村壮烈牲。

厚甫牺牲后，冀鲁豫军区党委特决定，追认孙厚甫为中共正式党员，以表彰孙厚甫忠于党，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

厚甫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英雄形象，将和所有革命先烈一样，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任圣甫烈士传略

董直夫

汪圣甫，原名任天纵，山东省广饶县人，1910年3月3日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他曾历任中共广饶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一团三营营长等职，在恢复与发展广饶、临淄县党的组织，组织群众反霸除奸、开展抗日等活动方面作出了贡献。他参加对日伪作战百余次。1943年秋，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1944年5月4日，由于伤口染菌而牺牲，时年34岁。

任圣甫自幼在本村小学就读，直至高小毕业。1926年由耿贞元介绍入党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贪官污吏等活动。为了搞好宣传，他刻蜡版，印传单，并在夜间到村镇散发和张贴。

1927年，任圣甫接受党组织的指示，赴河南开封，考入直系军阀的联军军校，作兵运工作。他在军校受训六个月，因病于1928年返回故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并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冬，中共广饶县委负责人耿贞元同志调山东省委工作。任圣甫受耿贞元的委托，负责广饶三区与临淄县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广饶县委组织部长。他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就掌握了广饶、临淄两县的情况。1930年9月15日，他与广饶县委的刘良才、刘奎文等同志，组织党员和群众，利用韩家桥赶庙会的机会，进入庙中，砍伤税官，散发传单，宣传党的“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主张。

1932年秋，任圣甫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博山暴动。暴动遭到韩复榘反动军队的围剿而失败。广饶县二区的党组织也遭受破坏，有七名党员被捕。任圣甫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广饶县后，首先对广饶和临淄两县党组织的情况进行了解，而后，安排李春荣负责广饶二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并向李春荣交待说：“凡党组织遭到破坏的，要停止联系，可以重新发展组织。”他又指示黄智甫负责领导临淄县和广饶三区党的组织。任圣甫将工作安排妥当后，即赴潍县向中心县委书记刘良才作了汇报。汇报工作后，刘良才介绍任圣甫去青岛找山东省委，由省委分配他做工运工作。一次，任圣甫他们正在开会，会场被特务包围，任圣甫从后窗跳出脱险，先去威海，后去大连，暂时隐蔽。

1933年，任圣甫又回到了故乡，他以参加黄邱镇公所土地陈报为掩护，继续领导临淄、广饶两县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为了加强领导，他指示由董智甫等三人组成中共临淄、广饶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为县委的办事机构。在任圣甫和临时工委的领导下，于1934年秋开始组织“广中校友会”，1935年正月初八，在广饶中学召开“广中校友会”成立大会，选举董智甫为大会秘书长。校友很快发展到300多人。1937年春，在任圣甫的领导下，以“广中校友会”为基础，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广饶县党部常委兼第一小学校长赵晋卿的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适应抗日的需要，中共广饶、临淄县委进行了改组，由任圣甫任书记，董智甫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吕乙亭任宣传部长，吕致斋任军事部长。县委根据当时的情况，由任圣甫、吕乙亭、吕致斋三人分管军事，发展抗日武装；董智甫分管党群工作，扩大党的组织。

新县委组成后，在任圣甫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抗日革命活动。首先是恢复和建立县委所属各区党的组织。县委会议后的第二天，任圣甫即去博兴县，找到原博兴县委负责人蔡玉泽，商讨恢复党的组织问题。经过他们积极工作，到1937年8月，以任圣甫为主的县委已直接领导着临淄五个区委，广饶六个区委，共82个支部。与此同时，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县委将原来的“广中校友会”改组为“抗日救国团”，并加以发展。具体做法是；一个村有三人以上就成立小组，有十人以上就成立支部。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团长，区委书记兼任区团长。

1937年秋收以后，中共山东省委派鲁东工委组织部长张优孟到广饶县，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9月太原会议决议，具体部署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并指示要自力更生筹备抗日活动经费，收集枪支，一切工作要围绕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圣甫和广饶县委，根据党的指示，一方面在群众中进行保家卫国，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党组织登记枪支，动员党员和群众参加抗日武装组织。

时隔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又决定在鲁东组建抗日武装，根据鲁东工委杨涤生同志的指示，任圣甫、吕致斋等四人到寿光县向工委全面汇报了中共广饶县委的工作情况。工委批准以任圣甫为主组建了中共广饶、临淄、博兴县委员会，负责组织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九支队。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特别指示，广饶县的警备队和临淄县的民团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能够控制住他们，这批武装力量可以使用。

任圣甫和县委的同志回到广饶后，正在研究如何对广饶警备队采取行动的时候，土匪孟明亚部突然进驻广饶城，国民党的县警备队一枪未发即缴枪投降了，县长潘仁峰被绑走，党在县府和警备队中安插的秘密工作人员只好退出。

形势发生突变，任圣甫随即在王镇吕致斋家主持召开县委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立即组建第九支队。计划支队下设三个大队：以广饶县王镇为中心，组织第一大队；以博兴县蔡家庄为中心，组织第二大队；以临淄西关小学为据点，组织第三大队。县委并作了具体分工，任圣甫负责广饶延集区的人员、枪支的集中。

延集区的组织工作非常复杂。区委书记延春成是混入党内的土匪。他曾在1928年联络了一伙土匪，参加了黄凤岐的土匪部队，抢劫人民财物，发了大财，当黄凤岐失败后，便带着一些财物回了家，后来便混入党内，此人恶性不改，他借组织抗日人员和集中枪支之机，又把一些土匪集中起来，并同国民党特务搞在一起，还接受了地主恶霸的钱粮，把拉起来的人员，变成了地主武装，名谓“打更队”。

为了抗日的需要，掌握这部分武装，1937年12年，任圣甫主持县委会议，对延集区的工作作出决定：延集区委书记改由延俊孝同志担任；将王镇和延集两个点集中在一起，在县委直接领导下，成立第九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领导由五人组成，延春成任大队长，吕乙亭任副大队长兼政治处主任，吕致斋任参谋长，任圣甫任大队教导员。任圣甫为防止发生意外事件，他抓紧进行思想教育，加强队伍的政治工作。任圣甫和董智甫还请八支队派人来九支队，帮助进行军事训练。

县委的决定，吓慌了混在我队伍中的延春成。他趁任圣甫去八支队的时机，于1938年1月发动了叛变。任圣甫从八支队返回知道全部情况后，当即召开了县委会议，决定从速扑灭叛变事件。具体部署是：由吕乙亭速去八支队求援，请八支队派部分队伍为主攻力量；由任圣甫和吕致斋将剩下的部队集中起来，配合作战；调临淄第三大队的一部参加战斗。

根据县委的部署，我各路队伍在31日（农历正月初一）排晓前作好了战斗准备。天刚放亮，临淄三大队在大队长李曦晨的带领下，摸到了延集村口。这时叛变队伍的指挥延营海到村头察看动静，被三大队当场捉住。随后大部队立即将叛变队伍包围，没费一枪一弹，50余人全部被俘。除延金波、赵晋卿、延营海等六名主犯外，其他一般俘虏，经教育后全部释放回家。

当天晚上，任圣甫召开了县委会议，研究了对六名主犯的处理意见。正月初二上午，对六名主犯进行了审讯，弄清了这次叛变事件的前后情况。并决定将延营海、延盾、丁得力就地枪决。这时延春成带着八名地主豪绅闯进任圣甫的办公室，为叛徒求情，任圣甫不准，当天中午，将延营海等三名主犯执行枪决。延春成又亲自出台，冲进任圣甫办公室，破口大骂县委和任圣甫。对此，任圣甫又于当天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就以下三个重要问题作出了决议。第一，撤销延春成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为战士，以观后效；第二，把王镇的队伍集中起来，仍用九支队的番号，由吕致斋任大队长，任圣甫任政委，率领队伍去寿光整训，与八支队合编。临淄三大队留在当地，吕乙亭任二中队队长，作为广饶继续发展抗日武装的基础。抽调15名优秀党员干部，到三大队，加强党的工作，稳步发展抗日武装；第三，由李曦晨任临淄、广饶、博兴县委书记，董智甫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吕乙亭任宣传部长，李人凤任军事部长兼三大队长。

1938年2月22日，任圣甫和吕致斋率九支队第一大队到达寿光，编为八支队直属第二大队，吕致斋任大队长，任圣甫任教导员。同年4月，任圣甫被调到临淄第三大队八中队任队长。这是新成立的一个中队，主要任务是动员青年参加抗日队伍和训练新兵。任圣甫身先士卒，带领新兵进行射击、投弹、爆破、拼刺和在战斗中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跃进、隐蔽、联络等训练。一个多月后，大家要求去炸敌人的火车。任圣甫向大队长李人凤作了汇报，李人凤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并为他们准备了爆炸器材。

一天，任圣甫带了三个分队长去察看地形。在辛店以西，有一条很长的沟和铁路交叉，沟上面即是铁路桥，从这条沟里可以隐蔽前进到桥底下。他们经过观察，决定将爆破点选在这里。

时隔不久，听到了火车的声响，当车头刚到桥中间，猛听到接连四声巨响，桥被炸塌，火车头翻离铁轨着了火，车厢一节节撞翻。这时任圣甫大喊：“冲啊！”我军一起冲上铁路，被震得半死不活的20多名敌人当了俘虏，并缴获了车上的全部布匹、弹药、食品等物资。

1938年7月，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到了临淄，将三大队改编为三支队第十团，李人凤任团长，下设三个营五个连。任圣甫的八中队被编为三营八连，任圣甫任连长。

此时，驻在临淄城的顽军陈瑞甫部，投敌叛国，不断与我军制造磨擦，成了我发展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活动的一大障碍。1938年7月12日午夜，在杨国夫司令员的亲自部署下，以十团为主攻部队，对临淄城的顽军发起攻击。任圣甫率领八连首先攻进北门，接着冲进敌司令部，活捉陈瑞甫。仅用了几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俘敌1200名，缴获枪支760支，马300匹。

在我军攻克临淄城后，该县境内只剩下辛店火车站和淄河火车站两个敌人的据点。

当时，正是高粱开始抽穗的时节，日寇要到军屯子去进行伪化宣传。这情报被我在敌据点的内线送了出来。任圣甫接到情报后与指导员研究决定伏击敌人，当即带着两个排，来到军屯子以东敌人必经之路，选了一个拐弯的地方，将两个排分散埋伏在道路两侧的高粱地里。等了一个小时，一队骑着自行车的敌人进入埋伏圈。任圣甫对准第二辆自行车上的敌人开了一枪。枪声就是命令，我军立即冲出高粱地将敌人包围，并迅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一战斗，毙、俘日寇各一名，俘伪军12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12支，手枪两支。不久，任圣甫被调到二团二营任副营长。

1941年春节后，任圣甫奉命带一个连去临淄县委执行任务。到达县委后，正遇上渤海行署主任李人凤带一个骑兵连也到了这里，第二天早晨，传来情报说，广饶县的汉奸李环秋部一个营前来进犯。李人凤立即召集县委、县府、县大队和任圣甫等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作了具体部署：县大队绕到敌人右后侧，任圣甫率一个连迂回到敌人左后侧，骑兵连正面冲击敌人，枪响为号，进行合击。

敌营长以为县大队只有几十个人，自己的兵力数倍于县大队，根本没把县大队放在眼里，他骑在马上，稳步前进。

当敌人进到距围墙300米时，李人凤举起驳壳枪，对准敌人连放两枪，我骑兵连即从村里冲出，向敌人扑去。任圣甫和县大队同时从两侧合击敌人。敌营长一看不妙，大喊“快撤！快撤！”调转马头，招呼几个护兵紧随其后，朝东北方向狼狈逃窜。

敌营长一逃，敌军大乱。任圣甫率领战士冲入敌群，高喊：“缴枪不杀！”敌人纷纷弃枪投降，战斗一个多小时，就胜利地结束了，俘敌300余人，缴枪300余支。

1942年任圣甫调任山纵三旅一团三营任营长。这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部队缺吃少穿，战斗十分频繁。是年秋天，上级命令任圣甫率三营，拔掉广饶县二区菜园村日伪据点。

这个日伪据点有一座两层的中心炮楼，内住日军一个小队。中心炮楼周围是伪军宿舍，住着伪军一个连。宿舍外有围墙，墙外有护墙壕沟，壕沟外面设有铁丝网，易守难攻。

三营为完成这次战斗任务，和当地党组织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不仅在据点内安排了内线关系，而且由武工队配合行动。

一天拂晓，我十几名战士化装成给据点送菜的农民，挑着菜担来到据点吊桥外面。当伪军放下吊桥后，送菜的战士一过吊桥即缴了门上伪军的枪。任圣甫立即率领全营战士冲进据点，不费一枪一弹，一个连的伪军就在梦中当了俘虏。这时中心炮楼上的日军，听到楼下有动静，便从窗口观察发现任营长正在指挥部队，便对准任营长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任圣甫的胸部。我战士立即还击，将日军击毙。紧接着我军向中心炮楼发起攻击，无数枚手榴弹，投进炮楼内，顽抗的日军被全部炸死。任圣甫带着重伤，坚持指挥战斗，直至战斗胜利结束。

遂后，任圣甫被送进了驻垦利县的渤海军区野战医院。

1944年春，在频繁的战斗中，医院经常转移，治疗受到影响，任圣甫的伤口感染，肺部化脓，不幸于5月4日光荣牺牲。

任圣甫虽然离开我们40多年了，但他的高贵品质和英雄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刘德军整理）

张智忠烈士传略

昌邑县党史资料征委会昌邑县民政局

张智忠是昌邑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是昌邑县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1943年在招远县华山地区被敌人逮捕，不久壮烈牺牲，时年35岁。

张智忠，昌邑县集东村人。1908年出生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8岁开始在本村读小学4年，1928年到烟台先志中学读书。1930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中国学院”教育专修科。在北平期间，他攻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看清了旧中国的黑暗、腐败，坚定了投身于革命的决心。“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民心激愤，他积极投入了逼蒋抗日的学生请愿运动。他亲眼看到了反动政府残酷镇压爱国学生，封闭学校，搜捕进步学生的暴行，他义愤填膺。1932年，张智忠怀着满腔抗日的热情回到家乡。

1933年，为了唤起民众，掀起抗日浪潮，张智忠与在北平读书时的同学孙朋乐、宁推之经多方筹措，集资在青岛开办了“荒岛书店”。书店所售之书，除了应时的刊物、书籍外，主要是秘密出售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书籍和上海“七君子”的著作。因而小小书店成了“荒岛”上的一盏明灯。当时青岛市的四大书店——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成文堂和成和堂买卖萧条，唯“荒岛书店”读者盈门，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从这里找到了真理的窗口，掌握了战斗的武器。“山大”著名教授沈从文、闻一多、洪琛、舒舍予以及著名作家肖军、臧克家等经常涉足其间，阅读、购买进步书刊。张智忠与他们交为知己，过往甚密。肖军寄居青岛，他与鲁迅先生的来往信件，皆由书店秘密传送；臧克家的处女作《烙印》，就是该店接治承印的。1934年，山东党内出了叛徒，青岛市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进步作家肖军的处境也很危险，张智忠等便资助以盘缠，掩护他离开青岛。

“荒岛书店”的进步活动，深得青岛地下党组织的重视。青岛市委青年委员乔天华经常以购书为名到书店开展革命工作。他与市委负责人老王巧妙地在书店接头，并经常在书店阁楼上召开党的秘密会议。书店遂成了市委的秘密活动地点。他们的活动，在张智忠等人机智地警戒、掩护下，虽特务多如牛毛，但从未暴露过。为了扩大宣传，张智忠还经常按乔天华的指示，将进步书刊和革命传单藏在运送书籍的牲口驮子下面，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出售散发到各地。通过严酷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张智忠更加坚定成熟。就在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处境危险的1934年，他却由孙朋乐同志介绍，毅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张智忠等人的努力工作，“荒岛书店”的名声和影响渐大，但也深为国民党当局所注目。国民党社会局长褚镇曾气愤地说：“‘荒岛书店’是青岛共产党的大本营”。1935年夏，青岛国民党党部会同宪警，以搜查共党刊物为名，深夜入店逮捕张智忠、孙朋乐，幸亏我内线人员及早通知，张孙二人提前转移，才未落入虎口。此后张智忠、孙朋乐倏来忽往坚持工作，又使特务们先后两次以查书为名企图逮捕张、孙二人，均未得逞。在这种形势下，书店进步书刊难以继续销售，张智忠、孙朋乐处境极不安全。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经青岛市党组织研究决定，书店于1936年秋停止营业。张智忠受组织委派，到昌邑担任县委书记，挑起了领导昌邑人民进行抗日救国的重担。

昌邑县地方党组织自1927年建立以来，同反动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32年，由于省委出了叛徒，昌邑县地方党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党员有的被捕、被杀，有的转移外地坚持革命斗争。直到1936年，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昌邑完全被国民党地方军阀控制。在这样的形势下，张智忠开始了更加艰苦细致的工作。

1936年冬，张智忠与进步医生周伯安在东冢街办起了“文化书店”，出售进步书刊，联络进步青年。1937年9月，张智忠联络夏店村的进步知识分子王炳亮、王绍络等人在集东村的大庙里创办了“后防医院”（对外叫“红十字会”）和“新文字训练班”。创办“后防医院”主要是为以后建立抗日队伍准备充足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并顺便解决当地贫苦农民的就医困难。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称赞。创办“新文字训练班”是为建立和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和建立抗日武装做准备。参加训练班学习的都是当地的一些进步小学教员和在外地学习的中学生。这些有志青年集聚在一起，以学习拉丁文为掩护，共同商讨抗日救国大事；印发传单，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随之正式成立了“民先”组织，张智忠兼任“民先”组织的领导人，训练班成员都是“民先”组织的骨干分子。随着宣传教育的不断深入，“民先”队伍迅速扩大。不久以西董村为中心，北到李刘村，南到围子、北孟等地先后建立了“民先”组织。1937年秋后，张智忠又与河西以东逄村、瓦城等为中心的“民先”组织连成一片，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由张智忠负责领导。

1937年10月，张智忠根据鲁东工委书记季方华的指示，首先在“民先”队伍中发展党员，然后以党员为骨干建立抗日武装。10月10日，张智忠发展西董村董书香等三名同志入党，成立了昌邑县第一个秘密党小组。11月下旬，张智忠在天成店村召开全县党员会议，（当时共有10余名党员，因种种原因，只到会5名），改选了昌邑县委。因当时张智忠的身份已暴露，为敌人所注目，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张智忠主动要求担任了县委宣传部长（实际仍起县委书记的作用）。县委会议决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这年冬天，张智忠顶风冒雪，走疃串村，到处撒播革命的火种。至1938年春节前后，潍河以东的夏店、李家庄、湾崖、姜家泊、张戈庄、沟崖、曹家店和潍河以西的瓦城、白塔、逄翟、郭疃、马渠、十字路、虫埠、陶埠、北兴福、潮海等村都相继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各村以党组织为核心，发展了大批“民先”队员。不久在组建抗日武装“第七支队”的时候，这些“民先”队员纷纷参军，成了这支抗日武装的中坚。

1938年4月，由中共鲁东工委书记季方华主持，在昌邑县瓦城小学召开了昌邑、潍县两县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中共昌潍县委，张智忠担任中共昌潍县委书记，具体负责处理“七、八支队”东进后，昌潍两县地方上的有关事宜和领导两县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抗日武装“七、八支队”东进蓬（莱）黄（县）、掖（县）后，当地日伪顽势力十分猖獗。日寇100余人盘踞昌城；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第四梯队横行于昌南；更有地方小股伪匪霸占县内重镇，给我抗日军民造成很大的威胁。为了打开局面，张智忠决定重拉地方抗日武装。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带“民先”队员到地主家要枪，并亲自到各村收集土炮，弹药，很快在东冢一带以党员为骨干拉起了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尔后迅速发展到60多人，定名为“北海大队”。这支队伍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很强，在同日、伪、顽的斗争中屡立战功。

在对敌斗争中，张智忠很注意对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驻东冢的国民党四区队胡鹤亭部有100余人，这伙匪徒依仗人多，武器精良，在这一带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闹的民不聊生。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为了迅速消灭他们，张智忠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瓦解工作，成功地争取了胡部的两个分队长——董京平、冯丕志。1938年7月，“七、八支队”西进邹（平）、长（山）、桓（台）时，董、冯二人，深夜带出伪军61人，携枪59支，全部加入了“七、八支队”，从而大大削弱了敌人的力量。

1938年10月，根据中共清河特委指示，张智忠在昌邑县集东村自己家里召开昌邑、潍县两县党的主要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中共昌潍联合县委。张智忠当选为县委书记。年底，胶东区党委派梁辑卿来昌邑组建中共胶北特委，张智忠被任命为胶北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38年底，日寇第二次侵占昌城。敌人为控制我昌北地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残酷地迫害和屠杀我抗日军民，疯狂逮捕共产党人。县抗日军民领导人张智忠，自然也成了日伪重点缉捕的重点对象。在白色恐怖面前，张智忠不避艰险，日夜奔忙，进一步加强了与各村党组织的联系，具体研究布置对付敌人的措施，人累瘦了，眼熬红了。

1939年7月22日，张智忠在他的村里被捕，随后押往昌邑县城内伪监狱。在法庭上，敌人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逼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没有暴露组织和同志。在狱中，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念念不忘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教育争取了看守张永林，通过张永林多次给狱外的同志们捎信，要同志们注意隐蔽。他利用放风和上厕所的机会，教育被捕的其他共产党员要坚强起来，并教给他们对付敌人的办法。在他的教育下，共产党员张玉岱，在敌人审讯时，有时说名叫张玉岱，有时说名叫张玉祥，过堂三次，被敌人打得浑身鲜血淋漓，敌人没有得到一点东西。

面对坚贞不屈的张智忠，刑罚毫不生效。狡猾的敌人见阴谋一时难以得逞，就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1939年9月的一天夜晚，日伪利用换防之机，将张智忠押上一辆全副武装的军车，秘密带到潍县。驻潍县日寇头子雪秋原把他安排在日寇特务严密监视下的城里南寺庙维新小学当一名小学教员。（这时，张智忠化名李华春）

在学校张智忠对出身贫苦的学生，总是加倍体贴爱护，耐心启发教育。学生杜祖荫，母亲去世，父亲生病，生活相当困难，张智忠经常从经济上帮助他。为了给杜祖荫的父亲治病，他把自己的一身西服和一条裤子拿去当了，使杜祖荫父子大为感动。张智忠经常对他父子讲革命道理，杜家父子成了他进行地下工作的可靠助手。1940年春天，杜家父子把张智忠接到自己家里住。小祖荫为他站岗放哨，传送文件。在张智忠的授意下，杜祖荫还多次搞出加藤的信件，从而随时了解加藤的动向。

为了与潍县地下党取得联系，张智忠多次冒着风险，到西关果园基督教医院等处寻找接头人，终于同潍县地下党的组织接上了关系。此后，他多次在杜祖荫家里开会，秘密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40年9月，张智忠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花了一千多元钱，托我内线人员从潍县城里聚兴印刷局买了一台石印机，在曹煜、张明之的帮助下，趁夜晚用绳子送到城墙外，然后，将石印机安全转移到解放区。

1941年2月，张智忠以母病为由，要求回家探亲。日军头子雪秋原以为顺藤摸瓜的时机已到，便假装慈悲地答应张智忠一周的假期。暗地派遣便衣特务六七人跟踪，并通过驻东冢的汉奸中队长张惠东严密监视张智忠的行动。

张智忠回家后，机智地通过内线与昌邑县委和胶东区党委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巧妙安排下，用返潍途中被我县大队劫走的手法，瞒过了特务的眼睛，安全到达胶东。张智忠向区党委如实地汇报了自己被捕、受审和开展地下工作的情况，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审查，在接受审查期间，张智忠拼命地工作，先后担任西海各救会民训、文协主任等职。1943年下半年又担任了西海印刷厂厂长的职务。此时，日伪扫荡更加频繁，形势恶化，张智忠带印刷厂的同志在招远县华山一带坚持斗争。1943年11月，由于印刷厂一工人叛变，张智忠在招远县梧桐夼村再次被捕。

在招远城北十里堡附近的田野里，张智忠被捆绑在一根电线杆上，周围是被日伪军用刺刀逼来的老百姓。敌人妄图用惨杀张智忠来威胁当地的群众。张智忠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中共招远县委为张智忠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张智忠烈士。

张智忠是昌邑县党组织和昌邑县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严酷的环境中，为恢复和发展昌邑地方党组织，组建抗日队伍，开展武装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那火热的革命热情，废寝忘食的革命精神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激励着千千万万人民的优秀儿女走上抗日的最前线，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抗日救国的壮丽篇章。

（本文原载《昌邑英烈》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向奉之烈士传略

仰望向奉之烈士的遗像，人们肃然起敬；面对描绘他光辉一生的一幅幅画面，思绪又飞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947年6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黄河防线，7月发动了鲁西南战役，歼敌九个半旅。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中共齐滨（现曹县）县委副书记向奉之，率领地方武装追歼从定陶往民权方向逃窜之残敌时，不幸光荣牺牲，时年32岁。

向奉之，原名向峻丞，1915年出生于山东省曹县向庄村一个农民家庭里。8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后考入菏泽沙土集高级小学。他求知若渴，习学认真。学习之余，常听老人们讲述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豪侠故事，在他心灵里，播下了抑强除暴的种子。

1934年秋，向奉之以优异成绩考入曹县简易乡村师范。在校期间，他置一道道禁令于不顾，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一些较进步的“禁书”，每找到一本书时，他便巧妙地换上黄色书籍封面藏起来，待到夜深人静时，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完后，便转给进步同学。他常对同窗好友李荣村说：“午夜闭门读禁书，是人生一大乐事。”

当时，反动当局在学校里推行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三一主义”的教育。而在曹县简易乡村师范中，推行这一教育的急先锋，是一个军事教官。此人刚从南京受训回来，受过蒋介石的检阅，脚穿长筒皮靴，腰佩“中正剑”，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每逢讲到“蒋”字或“领袖”等词语时，总是立正致敬，并强令学生们也这么去做，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反感。为了对付他，向奉之发动同学，故意在他附近，不断地叫喊“委员长”、“领袖”，使这位教官紧张异常，一次又一次地立正致敬，直累得气喘吁吁，支撑不住。从此，这个家伙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神气了。上早操和体育课时，他只让同学们整整队形，走一两圈，便草草收场。

1935年，日本在华北增调重兵，威迫国民党政府与之签订了《何梅协定》，因而爆发了轰动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向奉之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在校刊上，发表了一些短小精悍的进步作品。

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我党的积极努力，使之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向奉之团结同学，抨击时弊，驳斥投降言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蒋介石则采取不抵抗政策，军政官员纷纷南逃，部分青年学生亦随之流亡。是年冬，曹县简易乡村师范也准备南迁。这时，向奉之在校刊上发表的《我爱我的家乡》一诗发挥了团结同学的战斗作用。他在诗中写道：

我爱我的家乡，

因为她靠着这条被激怒的黄河。

这广阔的平原啊，

曾是哺育中华民族成长的地方。

尔今，您可听见，

那铁蹄踏破长城的声响？

可看见，

这铁蹄声所震撼着的层层表演？

故乡啊，母亲

这时候

我怎能熬得住十年寒窗？

为了您，母亲

我决不把《流亡曲》到异乡去唱……

同学们吟诗壮怀，相互勉励，誓死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这样，向奉之和部分同学留了下来，积极投入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发动进步青年，秘密组织农民武装。由于向奉之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表现积极成绩突出，于1938年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向奉之参加了由中共曹县县委在韩集举办的抗日青年训练班。在训练班里，学员们一面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学习游击战术。训练班到了后期，给养和其它费用发生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向奉之连夜赶回家，劝说父母，将10块大洋和200余斤小麦送给训练班。后来，县委又在张大楼举办了一期训练班，为济急需，他和父亲又用小木轮车将自己家的烧柴和200多斤小麦送到训练班里。

向奉之在训练班结业后，遵照党的指示，回村组织成立了向庄农会，同时，建立起一个合作社，分设酒店和杂货铺，作为公开的职业掩护，把赚到的钱，用来购买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他还经常从家中拿出钱物，交农会使用，或救济生活有困难的会员。

1939年7月，中共鲁西南地委建立，向奉之调地委工作，曾任秘书、组织干事、组织科长等职。

地委初建时，因人手不足，向奉之既是秘书，又是组织干事，还兼管宣传部的一些具体工作。白天，既要组织会议，接待前来办事的同志，又要出发检查工作，汇编材料；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刻钢板、印刷文件、写总结报告，经常是通宵达旦，忘我工作。

向奉之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勤奋，而且还能向上级组织提出些有益的工作建议。为了培养军政干部，他曾向地委建议继续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地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举办了由50多名进步青年参加的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为后来建立菏泽城南四区联防办事处、菏泽抗日政府及菏泽县大队培养了干部。

向奉之，不仅在机关工作上表现十分出色，而且在争取瓦解敌人工作方面也做出了显著成绩。

菏、定、曹三县之交，有个一千王村，地处我党南北联系的要冲。村里有两个姓王的大地主，豢养了一支30余人的武装，队长王清明，他投靠地主，勾结土匪、帮会，鱼肉乡民。但他仇视日寇，不肯充当汉奸。

向奉之深知这支地主武装的成员多系没有家室的贫苦农民，认为这是一支可以争取的力量。于是，他建议地委，对其采取教育、争取、团结、利用的策略，使其改邪归正，尽快走上抗日道路。地委遂派他以军代表的名义，去同王清明谈判，以做好争取工作。

1939年隆冬的一天上午，向奉之迎着刺骨的北风，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一千王村王清明队部的大门前，把印着我支队番号的信递给把门的兵丁。那兵丁接过去，恭敬地说：“请稍等，我去禀报。”过了一会，王清明迎出门来，陪同向奉之来到客厅分宾主坐下。两人寒暄几句之后，向奉之说：“王队长慷慨义气，广事交游，智勇双全，驻兵两省三县咽喉之地，使歹徒闻风丧胆。而你正当青壮之年，恰是建功立业之时，却潜居乡里，不求安家立业，不谋一官半职，实在是可惜呀！”这一番话，触及了王清明的隐衷：他上无父母，内无妻室，眼下虽灯红酒绿，且颇为得势，但每瞻念前景，却甚感孤寂、空虚、惆怅……

接着，向奉之用试探的口气说：“日军进城后，皇协军正在招兵买马，你何不把队伍拉到城里去，谋个一官半职？”少顷，又继续说道：“你孤踞弹丸，抗款拒捐，危害日伪利益，有朝一日，他们会将你一口吃掉，实在为你担忧。”

王清明面带愠色，愤愤地说：“叫我当汉奸么？没门！我绝不能为祖宗争骂名！”

“好！佩服，你确有民族正义感！”向奉之接着又说道：“国难当头，你不肯投靠日寇，充当汉奸，真是一条有骨气的汉子。但，据说城里不断派便衣来访，四乡邻里对你进城与否，议论纷纷，不知王队长作何解释？”

“确有其事。城里来人中，有的是老朋友，不得不见。再说，城里那边人多枪多，为暂时相安，只得应酬一下。可是，日伪叫我姓王的交出他们摊派的粮款，真比他娘的骆驼钻针眼还难！家乡民众的钱绝不能交给那些狗娘养的！”说着，他“嚯”地站起来，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珠子，抬手往脖颈上一拍说道：“我死也敢顶，砍了脑袋只不过留下碗口大的疤！”

“你反资敌，拒索捐，我赞成，至于为家乡民众嘛，未免有点玄吧！”向奉之指出，一千王村应摊款拿捐的是两户大地主，他们鱼肉百姓，欺压群众，根本不是什么“民众”。接着他又指出“民众”与“地主”的严格区别。并进一步说道：“王队长，你保护的只是几家富人，可和你一样出身的穷苦百姓一户也没包括在内啊！”

这番话，使得王清明满面愧色，两眼直直地望着向奉之，一时说不出话来。

接着，向奉之讲述了菏泽某一土顽营长自称抗日，实为恶霸地主孔达卿的看家狗。此人刚愎自恃，不肯与八路军合作。后来，日伪进逼，他站不住脚，只身投靠定陶的土顽头子王子杰，结果死于其屠刀之下……

向奉之又进一步向他讲明了我党的统战政策，特别指出只有精诚团结，共同抗日，前途才是光明的。

向奉之这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谈话，使王清明心悦诚服。王清明愧疚地说：“过去，我姓王的是稀里糊涂度春秋，做了不少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真是后悔莫及。我虽不敢称英雄好汉，却讲曹州人的义气，今后我愿与八路军合作，狠揍鬼子汉奸那些狗娘养的！”他上前握住向奉之的手异常激动地说：“向代表，你见识高明，王某佩服，如不嫌弃，愿同你结为生死兄弟，不知意下如何？”

向奉之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两人插香为盟，结为“至交”。

不久，王清明就拉出全部人枪投奔我军，被改编为一个战斗分队，活动于菏泽、定陶、曹县之间，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后来，向奉之又不顾个人安危，分化瓦解了湾杨村的反动会道门武装，收编了河南杨庄大斗子、二斗子的杂牌队伍，从而削弱了敌人，壮大了我抗日力量。

1940年秋，我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合编后，跳到外线作战。菏泽日伪与曹县顽杂互相勾结，趁机在我鲁西南根据地附近的毕寨建立了据点，成立伪长明区区公所。伪区长姓周外号花脸狗，是个心毒手狠的铁杆汉奸。他派兵到处抓人、派款、催粮、购买武器，网罗亡命之徒，扩充力量。同时，勾结反动会道门，组织联庄会武装，作为外围屏障。严重地威胁着我根据地的安全。

为了拔除根据地的这颗钉子，我采取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派出武装小分队，逮捕并镇压了为虎作伥的伪联庄会长。姓周的伪区长果然中计了。他得知伪联庄会长被杀后，发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一天晚上，由他亲率队伍，偷袭我地委机关驻地刘岗、曹楼、伊庄三村，行至途中，因天下雨只得在黄集宿营。

我地委获知这一情况后，于当晚派地委军事部长宋励华、向奉之和王法礼去黄集消灭花脸狗。三人身着便衣，腰插短枪，飞身上马，疾驰而去。时近午夜，三人奔至黄集寨外，避开敌岗啃，将马隐蔽在集头上一个老乡的院里。为弄清花脸狗的住处，他们先抓了一个“舌头”，并命他带路，直奔花脸狗的住处。在花脸狗的住室外，他们又干掉了两个敌哨兵。向奉之轻轻推开虚掩的房门，打开手电一照，室中无人。他们警觉地返身退出门外。这时，“嗖”地从厕所里窜出一个黑影，向大门飞奔而去。向奉之断定：必是花脸狗去厕所解手，听到动静仓皇逃命。他急忙举枪对准黑影“当当当”三枪，结果了花脸狗的性命。

枪声乍起，被惊醒的匪兵们慌乱地抓起枪，跑出屋子，茫无目标地放起枪来。当匪兵发现自己的主子倒在血泊时，宋、向、王三人已无影无踪了。按照地委部署，在向奉之他们去黄集执行任务的同时，我民兵乘虚攻入毕寨据点，收缴了伪军枪支。待黄集响起了枪声，我民兵便在毕寨据点放起了火。黄集的匪兵因头目被打死，欲回据点，但见毕寨烈火冲天，自知老窝已被端掉，只得各自逃命。

1943年秋，驻菏泽、定陶、曹县之日伪，联合对我鲁西南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地委为了组织广大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派向奉之去考城一带发动和领导反扫荡运动。为缩小目标，向奉之只带了一个15岁左右的通信员去考试。行至五大庄时，向奉之留下通信员以便与各区联系，独自装扮成逃亡投亲的，去杨口村开展工作。

这一带是土顽马逢乐经常活动的地方。按日伪行政区划，为河南考城辖区，与鲁西南相连。马逢乐得知日伪要扫荡鲁西南后，甚感不安，便派出密探，到杨口村一带刺探日伪动静，以便闻讯逃跑。

当向奉之走至杨口村头打谷场时，突然从草堆里钻出五个便衣，不容分说，就把他捆绑起来，押进村中一间空房里。匪头目令匪兵把向奉之吊上梁头，一边用皮带抽打，一边追问：“你是八路探子，还是日伪探子？”向奉之忍痛答道：“我啥也不是，是躲避扫荡来这里投亲的。”又是一顿毒打，他仍是那句话。匪头目摆摆手，制止了抽打，随之扯开向奉之的上衣，用子弹头在向奉之的胸肋上猛划一下，向奉之立时感到钻心般疼痛。一下、两下……匪头目狠命地划着，向奉之咬牙忍受，他的前胸和两肋已变得血肉模糊，不久便昏迷过去。

敌人把向奉之从梁上放下来，用凉水激醒，逼问道：“你到底是不是探子？”向奉之喘息了一会儿反问匪头目“中国人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有何罪？犯了什么法？”匪头目又抡起皮带，一阵抽打之后，吩咐部下：“准备杠子、板凳！”他们对向奉之施以酷刑。

匪徒们一连给向奉之垫了三块砖。向奉之强忍剧痛，咬破了嘴唇，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他眼冒金花，昏迷了过去。几小时以后，在一低矮的茅草屋里，向奉之苏醒了过来。

原来，我党组织得到向奉之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研究营救措施，组织部分民兵到杨口村外，鸣枪呐喊。正在村内行刑的匪徒们，误认为是日寇前来扫荡，就丢下向奉之仓皇逃走了。

向奉之在乡亲们的精心护理下，很快得以康复。不久，他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险恶的形势下，向奉之积极开展工作，白天搞土地改革，夜间带领同志们打击敌人。因他工作过度疲劳，曾多次晕倒在地。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敌人已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怎能安安稳稳地休息呢？”

向奉之在残酷复杂的对敌斗争中，总是争挑重担，自己坚持留在敌人活动猖獗的地区忘我工作。他这种不畏艰险，一心一意为革命为同志的精神，使大家深受感动。

1947年夏，我刘、邓大军，连战连捷。7月下旬，敌153旅从民权增援定陶。敌军刚进入定陶县城，就被我军团团包围，经一夜激战，我军破城而入，敌人几乎被全部消灭。

我中共齐滨县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认为漏网残敌，必定顺原路逃回民权，并作了具体布置。

翌日晨，天色阴沉，向奉之率一个警卫班，沿通往民权的要道，搜索数小时后，俘虏了20余名逃散的敌人。时近中午，他们赶到向庄，把俘虏关在一间屋子里。

这时，他们又饥又渴，正准备吃饭，忽然，郑庄的一个民兵跑来报告，说他村的一所院子里，藏着20多个残敌，携带一挺机枪，只有一人警戒，其余正在屋里睡觉。向奉之闻讯，立即派人通知区队，要他们直扑郑庄；向奉之留下两名队员看守俘虏，亲率警卫班和向庄的10余名民兵火速向郑庄奔去。

两支武装在郑庄村外汇合后，向奉之立即选派了两名精干队员，化装后潜入村内，轻轻翻过敌占院落的墙头，猝不及防，敌哨兵被擒，随即打开了院门。逃窜了一夜的残匪疲劳已极，像死狗一样躺在屋里酣睡。向奉之率先轻轻推开屋门，只见屋外间的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敌兵，枪堆在一旁，机枪架在门后。向奉之顺手抓起机枪，拉开枪栓，大喊一声：“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敌人被这炸雷般的吼声惊醒，个个吓得魂不附体，乖乖地举起双手。这时我队员冲进屋里收缴枪支。突然，从东屋里扔出一颗手榴弹，在我队员脚下冒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向奉之大喊一声“卧倒！”接着一脚把手榴弹踢开，在距他三米远的地方“轰”的一声爆炸了。他晃悠了几下，后退几步，把机枪抛向院内，倒了下来。他觉得右腿麻木，挣扎着翻滚到门旁墙根的死角处。两名队员上前抢救，被他喊住：“别管我！快封锁门窗，绝不让一个敌人跑掉！”同志们满腔怒火，英勇战斗，迫使敌人举起双手，全部当了俘虏。

向奉之的右腿被炸断，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队员们小心地把他抬上担架，急匆匆地向他家乡奔去。

向庄村头上，伫立着一群乡亲，老远就喊问：“谁挂花啦？谁……”

向奉之慢慢地苏醒过来，他脸色苍白，呼吸困难，好大会儿，才从干裂的嘴唇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别……别管我……要狠狠打……不让一个敌人跑掉……”说着，他又昏迷过去。

向奉之被抬进他家里，放在院子中央。其父母、妻子、儿女、二弟围着担架呼唤着。

伤情急剧恶化，死神步步进逼。在弥留之际，向奉之翕动着嘴唇，断断续续地说：“我……已经不行了……都别难过……讨还血债……革命到底……”随着这微弱的声音，向奉之渐渐地停止了呼吸。

人们悲痛万分，顿足捶胸，那无尽的泪水，于夕阳里，像一串串血珠滚落下来。

鲜血、泪水，点点滴滴，汇成巨流，它永远映照着烈士战斗的身影，浸润着这英雄的土地！

（本文原载曹县编《碧山丹心》收入本书时有删改）

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熊善隆

张建华张广勤

平阴县有一位抗日英雄，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7个年头了，但至今仍在全县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他就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同敌人的英勇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中共平阴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熊善隆同志。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沿津浦铁路长驱直入，大举南侵，10月初，先后占领山东德州、平原、禹城、齐河等县。12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领10大军不战而逃。济南、泰安也相继沦陷。由于时局动乱，学校被迫停办。当时熊善隆曾与进步教师酝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他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寇宰割和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怀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毅然返乡，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以当石匠作掩护，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5月，中共泰西特委成立并领导泰安、泰西、肥城、长清、平阴、东平、汶上、宁阳等地区的抗日斗争，同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开进平阿山区，中共泰西特委书记兼六支队政委董君毅（段君毅）、宣传部长万里、保卫部长袁彰武（袁振）、青年书记张延积等同志也随军来到平阿山区胡家坡村，万里、袁振与熊善隆是曲阜二师的同学，他们就住在熊的家里。为培养抗日骨干，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号召中华儿女参军参战，在农村发展党员，组织抗日武装。在泰西特委的直接领导和八路军六支队的扶持下，由民运科长张伯源负责，在平阴县东南部山区的泊庄和东平县二区的柿子园村举办了两期训练班，有五百余人参加，主要对象是青年知识分子和自卫队队长及骨干，每期学习七八天，训练班结业时从学员中发展了平阴第一批中共党员。经万里、袁振介绍熊善隆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熊善隆同志入党后，以旺盛的革命斗志，顽强的毅力，不怕险阻，英勇斗争，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斗争实践使他深刻认识到，要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必须有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因此，他非常重视发展革命力量，尤其注重培养教育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农积极分子，及时吸收他们入党。1938年12月，熊善隆到黄河北岸的毕庄、牛角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并先后介绍了一批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加强党对平阿山区抗日斗争的领导，在王楼、晁峪、前大峪、黄坡、大荆山、南泉等30多个村庄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上，1939年1月中共泰西特委又在平阿山区的王楼村召开会议，建立了中共平阴县第一届委员会。熊善隆任县委书记，马警吾任组织部长，肖光任宣传部长，对外称八路军平阿工作团或编辑室。这次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1）积极发展党的组织；（2）建立抗日武装；（3）开展统一战线工作；（4）建立抗日群众组织。并在所辖六个区先后组建了区委，配备了区委书记，副书记。从此，在平阿山区树起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旗帜，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

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部来到东平、肥城、平阴一带，在东平县常庄召开了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地方活动分子参加的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充分认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平阴县委的熊善隆、马警吾、肖光参加了常庄会议，并向罗荣桓同志汇报了平阴县的斗争情况。会后，县委立即在王楼村召开全县活动分子会议，结合平阴实际，对常庄会议精神进行传达贯彻，使全县党员干部对发展抗日武装，巩固民主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等项工作的认识更加明确，行动更加自觉，从而推动了平阴县的抗日活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熊善隆当县长后，不再担任县委书记，由县委副书记王玉珍接任县委书记职务。1940年6月，徐向前同志来山东，途经平阿山区住在平阴县委所在地王楼村，县委书记王玉珍和县长熊善隆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听取了徐向前同志关于反对“左”倾，建立和扩大武装的重要指示。接着县委在东阿一区的李山头召开会议，后又在罗圈崖、刘庄一带召开全县活动分子会议，传达贯彻徐向前同志的指示。

为壮大抗日力量，熊善隆在加强抗日武装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派。他得知国民党平阴县政府教育局办事员邹宪诰（字康侯），对抗日救国持同情态度，就派人经常与他联系，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邹宪诰的思想逐渐变化，由同情发展到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站在共产党一边，并利用工作之便争取了更多的人参加抗日活动。

平阿山区抗日力量的不断发展，对日、伪顽在平阴县的反动统治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敌人除了不断地“扫荡”、“围剿”之外，对熊善隆更是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不仅抄封了熊善隆的家，还把他的父亲逮捕关押达两年之久。把熊善隆年已六旬的岳母和八岁的女儿在平阴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敌人妄图以此胁迫熊善隆投降。但这些卑劣的阴谋，对熊善隆完全失去了作用。他对劝降的人说：“无论我家庭和亲属受到什么样的损失，都不能动摇我的革命意志。”

1942年上半年，日伪军在平阴县推行“强化治安运动”，组织伪政权，严密保甲制度，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破坏抗日基层政权和党的组织。平阴县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县长熊善隆和一区区长朱大全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于当年10月5日带领武工队成员张其祥等人，夜渡黄河，插入平阴城以东安城、大官庄一带开展锄奸活动。翌日夜在安城乡土寨村处决了该乡罪大恶极的日寇帮凶伪乡长卢绪汉后，又到平阴肥城交界处的大官庄开会布置工作。由于地主告密，10月7日拂晓，被敌人包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熊善隆和朱大全弹尽援绝，宁死不屈，最后以身殉国，时年31岁。

熊善隆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平阿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为熊善隆同志的壮烈牺牲而悲痛万分。中共平阴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黄河北王楼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烈士的忠骨安葬在他的家乡。如今，苍翠的松柏掩映着他的墓地，墓碑上镌刻着烈士的英名，熊善隆同志的不朽业绩和光辉形象，将永远激励后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英勇奋斗。

回民抗日游击队长魏立久

孔宪志盛克俊

魏立久，原名魏宗唐，费县梁邱镇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回族家庭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12岁时，过继给三叔，继承了150多亩地的家产。

魏宗唐7岁在本镇读私塾。15岁去枣庄入南马道高级小学堂就读。寄居在姑母金子寅（回族）家。

魏宗唐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学识不断增长，思想也日臻成熟。他为自己生长在一个地大物博，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度里感到自豪；然而，他又为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欺凌、蚕食、瓜分而痛心疾首。他仰慕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决心长大投身救国事业，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就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1919年6月初，枣庄的煤炭工人、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16岁的魏宗唐，成了游行队伍中的活跃分子。他走上街头，向民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盗行径。怒斥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他还和同学们组织了抵制日货检查队，到各商号搜查日货。这次运动，使年轻的魏宗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无穷的力量。

1920年，魏宗唐高小毕业。不久，三叔病重，他返回梁邱家乡。第二年，由叔叔和婶婶做主，他和一个李姓的姑娘结了婚。妻子比他大3岁。婚后不久，三叔病逝。他就在家乡与婶母共同掌管田产家务。

魏宗唐居家两年有余，仍然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了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消息传来，魏宗唐思想豁然开朗。为了寻求真理，他以做生意为名，离家到了上海。在那里，他目睹了国共两党合作后，出现的激动人心的新形势。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人民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使这个农村来的青年开阔了胸襟。通过朋友的帮助与指引，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返回家乡后，积极宣传革命，支持和拥护农民协会的工作，表现出鲜明的进步倾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受到严重挫折。魏宗唐耳闻目睹蒋介石的残暴罪行，心情异常忧愤悲怆。1929年夏，他再次去上海。在沪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著作，还读了殷夫的《在死神未到来之前》和《别了，哥哥》等著名的诗篇。这些书籍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尤其是殷夫的《别了，哥哥》一诗中表达的不走哥哥指引的那条“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的路，而要向那条充满“危崖荆棘”、“死亡”、“白骨”的征途进军；“不要荣誉，不要功建”，而“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以及矢志做一个“给人间以光明”的共产主义战士等，都给魏宗唐以很大感染，引起了他心灵上的强烈共鸣。

魏宗唐两次去上海，以及他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家庭对他的不满。魏宗唐的大哥叫魏宗周，是“魏天泰”货店的老板，掌握着魏家的经济大权。他所向往的是个人名利富贵，国家民族的兴亡好像与他无关。他对宗唐的奔走国事，十分不满。他的婶母也怕魏宗唐东奔西走，不治理家业，将来家境败落，受到连累，因而和宗唐分居，单独生活。家庭的阻拦，丝毫没有动摇魏宗唐的信念，他还是坚定走自己的路。为了表示立志永久坚信马列主义的真理，他根据殷夫的“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这句诗，改名为“魏立久”。

1931年，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魏立久对此十分愤懑。这年年底，他第三次去上海。不久，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爱国将领蔡廷锴等亲赴前线指挥抗战，大大激励了上海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在激烈战斗的3个日日夜夜里，魏立久脱下长衫，先参加到史量才组织的维持会中去，昼夜奔走街头，维持秩序，供应军需；后又参加了宋庆龄、何香凝等支持组建的义勇军。他手持武器，走上离敌人只有几十米远的第一线，配合十九路军进行了闸北、浏河等保卫战。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第一防线，魏立久也随部队退到嘉定第二防线。

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魏立久愤而离开嘉定，返回山东故乡。不久，他结识了费县新兴庄的李韶九。李韶九是农民协会的骨干分子，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魏立久和李韶九相识后，两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常常促膝谈心，互相倾吐忧国忧民的衷肠，探讨抗日救国的道理。平时他们经常书信来往，互相鼓励。当时，李韶九家里一贫如洗，连食盐都买不起。魏立久每次去李韶九家，都是带一些衣物接济他。李韶九到魏立久家时，吃住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临走时，魏立久还要送给他些路费用品等。

1933年，苍山暴动失败后，国民党费县县政府下令通缉李韶九。魏立久闻讯，连夜送李韶九去枣庄隐蔽，并多次奔走联系，筹集资金，帮助李韶九在枣庄开办了一处商社，下设两个门头，经营医药纸张，以掩护自己的身份。后来，枣庄的国民党当局发觉此事，密谋抓李韶九送回费县。魏立久闻此消息后，马上花钱托亲戚向当局疏通，才使李韶九幸免于难。从此，李韶九在枣庄站住了脚，并和当地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此后，魏立久在枣庄陆续结识了中共枣庄矿区委员会书记郭子化等同志。这时，魏立久还不是党员，但已成了党的外围可靠分子，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2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时特委）在枣庄成立。临时特委书记郭子化和特委其他负责同志，大都在同春堂药店和广仁医院等单位秘密进行党的工作。魏立久经常去临时特委联系，并接受任务。郭子化多次和他接触，觉得他坚定可靠，思想比较成熟。

1935年3月，临时特委鉴于敌人在枣庄的统治力量比较强，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的组织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弱的临、郯、费、峄四县边联的抱犊山区建立工作基点。梁邱是魏立久同志的故乡。魏立久对党忠诚，又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决定在梁邱建立苏鲁临时特委向北延伸的第一个工作基点。临时特委将这个打算告诉魏立久后，他表示一定全力支持。

4月初，临时特委派郭致远以东亚医学院学士的身份，会同李韶九去梁邱，以给魏宗周和杨鸣柯戒烟为名，开展工作。杨鸣柯是“杨泰和”货店老板。他和魏宗周都是梁邱较大的财主，各拥有几顷地，开着商号，也都吸大烟。当时费县国民党政府以戒烟为名，向他们敲诈，他俩非常恐慌。魏立久乘机表示，愿请名医给他戒烟。两人欣然应允。4月5日晚，魏立久先把结婚时的皮箱、衣帽送往郝家村郭致远住的旅店。4月6日郭致远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扮成大夫；沈亭信扮作挑夫，挑着皮箱，进入梁邱镇。魏立久把他们接到家中。李韶九以送药为名，经常往来于梁邱、枣庄之间，传达临时特委指示，汇报建点情况。

魏立久家有内外两层院，白天郭致远在外面看病，接待来访；晚上、便和魏立久在内院研究基点的工作和谈论时政。他对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表示极大愤慨，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号召，表示衷心拥护。

郭致远、李韶九在梁邱紧张工作了一个多月，把魏宗周、杨鸣柯的烟瘾真的给戒掉了。同时，在魏立久的帮助下，郭致远借看病的名义，走村串户，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从此，魏立久的家便成为我党从抱犊崮至沂蒙山、天宝山之间的秘密联络点。临时特委的负责同志经常在此集会，部署这一地区的工作；有些领导同志到外地学习、工作或开会，凡经过梁邱的，都由魏立久迎送，从未出现过意外。

1936年，枣庄临时特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郭子化等领导同志，将特委迁往抱犊崮山区的费县高桥镇，并决定在高桥镇建立广德堂药店作掩护。魏立久同志这时经常直接和临时特委联系，在特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变卖了部分家产，筹凑银元200块，捐献给党组织，使广德堂药店很快建成开业。

这年9月，郭子化代表党组织和魏立久谈了话，接着由李韶九、郭致远介绍，接收魏立久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魏立久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内心无比激动和欣慰。

同年冬季，临时特委决定派中共地下党员郭怀远、陈继胜二同志打进国民党举办的关阳司乡农学校开展工作，争取掌握武装，确定魏立久同志为党小组长。魏立久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把郭、陈二人用顶替两家出兵户的名字安插进去。根据特委指示，魏立久也插入乡农学校。魏、郭、陈三人在学员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提高学员的爱国思想。他们的活动，引起顽固派的仇视，决定抓捕郭、陈二人。魏立久得悉后，马上去高桥报告特委，并奉特委指示，和郭志远连夜去关阳司通知郭、陈二人迅速转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魏立久同志对日寇的侵略暴行十分愤慨。他挥笔书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粉身碎骨，誓死救国”的十六字条幅，挂在居室正面墙上，作为激励全家的抗日誓言。他并根据党的指示，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梁邱一次民众集会上，他声泪俱下地说：“哀莫大于心死，痛莫过于国亡。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誓死救国。”他在讲话中揭露了国民党当局面对日寇的入侵一再退让的卖国行径。号召大家振奋精神，建立民众武装，誓死保国。他的演说，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1938年2月，我八路军四支队主力一部，路经梁邱。镇里的乡团武装，封锁了四门，不让进镇，部队只得在梁邱南河崖宿营。魏立久同志得悉后，不顾敌人的威胁，阻挠，立即发动有觉悟的群众，连夜筹办熟食，悄悄地从西门送去，让部队吃上热饭，次早开往柘沟（现属平邑县）一带。

1938年初，日寇东路迫近临沂，西路直逼滕县，鲁南形势异常紧张。特委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在各地建立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魏立久同志积极响应，首先在梁邱、关阳司一带进行工作，把觉悟起来的民众（回民占多数）组成了十五六人的抗日游击队，他自任队长。建队之初，仅有三支长枪和一支短枪，武器不敷应用。魏立久同志听说国民党四十军的黄龙洞（现属枣庄市山亭区）弹药库处理枪支弹药，便卖掉8亩好地，去买来步枪12支，机枪一挺。队员们有了枪，兴奋得一夜未眠。后来，魏立久又卖掉十几亩地，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问题。经过艰苦奋斗，这支游击队发展到50多人，成为费县七区（梁邱区）区中队前身。为了培养骨干，魏立久同志还选派白文质等爱国青年到驻沂水岸堤（现属沂南）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并介绍了魏传坤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底，日寇侵占费城。翌年秋，窜犯梁邱。魏立久率领的抗日游击队同回民抗日游击队密切配合，在梁邱东岭成功地阻击了敌人，掩护群众安全撤出。日寇占领梁邱后，魏立久同志又带领抗日游击队转移到老虎山、赶牛路一带打游击。

1939年五六月份，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六八六团进入费县，师部驻费县马家峪一带。魏立久同志接受了为一一五师建立情报联络站的任务，配合师部情报处，对梁邱附近的日、伪、顽、匪的敌情进行侦察。师情报站的同志，常驻魏立久游击队队部。

魏立久不仅自己致力于抗日工作，还把12岁的儿子魏传宣、13岁的侄子魏传朴先后送到了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不理解魏立久这种高尚的情操，说他喝了“迷魂药”。家产不要了，家人也不管了，有福不享，偏去那穷八路。少数地主分子，则咬牙切齿地诽谤他。魏立久对于这些却泰然处之。他说：“为抗日救国，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吃苦呢！”

1940年初，魏立久同志根据苏鲁支队政委于化琪同志的指示，到国民党九支队（地主武装李以锦部）特务进行策反工作。特务连连长李家伦，家是梁邱，原来和魏立久关系很好，倾向抗日，该连文书邱观峰也是魏立久的至交。李家伦决定带特务连100多人持枪反正。他们在向外拉队伍时，由于通信员杨安勋说话不慎，走漏了消息，事情未成。李家伦反而被国民党九支队队长李以锦扣押，转到曹山子监禁。后来，魏立久和李家栾等在苏鲁支队的协助下，设法把李家伦营救出来，当了我梁邱乡乡长。

1940年2月，费县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韩文一任命魏立久为七区（梁邱区）中队长。将5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区中队。魏立久带领中队，在老虎山一带坚持斗争。北与回民大队长米栻民、区中队长朱式范配合，南面和抱犊崮山区大炉的万春圃司令联系，经常协同打击敌人。

李家伦被争取参加抗日工作后，李以锦对魏立久恨之入骨，发誓要消灭他。3月10日晚，李以锦得到魏立久带领区中队驻老虎山后明石塘村的情报，就派他的族弟，李以山带着特务连前去偷袭。敌人从枣行爬过老虎山，3点到达明石塘。他们立即将村子包围，结果一个八路也没找到。敌人正在埋怨李以锦瞎指挥时，忽然枪声四起。原来，当敌人走在路上的时候，被我驻在枣行的联络员发现，当即取捷径给区中队送了信。魏立久得知后立即带领区中队撤出明石塘，埋伏在大桲椤湾村。等敌人摸进明石塘村后，区中队立即包围上来。经过一阵激烈的射击，敌人被压缩到几间房子里。李以山吓得哆哆嗦嗦地喊：……“弟…兄们…守…住！”魏立久对他们喊话，劝其弃暗投明，参加八路军，他们拒不回答。魏立久一面组织进攻一面派人给驻在松林的苏鲁支队于化琪政委送信，要求速派部队增援，于化琪政委接到信后，立即派褚司振连长带领150多人，跑步赶到明石塘，配合区中队，很快消灭了敌特务连。除该连三排排长李玉和逃跑外，其余百多人，全被我军俘虏，缴获近百支枪。

此后，魏立久带领的区中队仍继续活动在老虎山至由吾一小片游击区里，与当地国民党顽固派李以锦的九支队及日伪军周旋战斗，多次取得胜利。

同年七八月间，魏立久和朱田乡乡长朱式范带领区、乡武装，配合一一五师进行围歼天宝山区叛军廉德三部的战斗。廉德三原与我军联合抗日，后叛变投降日寇当了汉奸。这次战斗持续数日。费县城、地方、铜石等据点的日寇也曾多次出动援助叛军。魏立久和朱式范奉命率区乡武装阻击日伪增援部队。他们英勇奋战，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还为主力部队筹集运送粮食、动员民工支前。8月25日，我军终于攻克了扁头崮，全歼了叛军，巩固扩大了天宝山抗日根据地。

1941年初，魏立久升任费南县武装大队副大队长。当时，大队长由县长韩文一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张林夫兼任。上任以后，魏立久指挥县大队在风阳、唐村、郑城、松林一带连续打了几次胜仗。3月4日，魏立久奉命去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当天晚上在临滋路以北的邱上村（现属平邑县）住宿，被伪社庄乡乡公所的汉奸杀害，时年38岁。

魏立久不幸牺牲的噩耗传出，费县广大党员、群众无不为之惋惜悲痛。他那炽烈的爱国热情和为拯救祖国、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将永远是费县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本文原载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沂蒙英烈》第二集。收入本书时作了删改。）

射击英雄贾世贵

吕振光

1912年的冬天，北风呼啸，地冻天寒。山东莱阳县万第镇贾家庄的一间乡村小屋内一个小生命来到人间，他就是贾世贵。

全家靠父亲种地主的土地，在地租和捐税的盘剥下，日子过得很艰难。到了本世纪30年代，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使莱阳大地，陷入了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境地。世贵父亲眼看全家活不下去了，和老伴商量决定带着孩子去黑龙江东南部的老爷岭一带谋生，在当地结识了山东老乡王鲁东，热心的老王帮助他安了家。父亲和王大爷一起开荒种地，贾世贵跟王大爷的儿子柱子哥学打猎。他们虽不是同族兄弟，但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却把他们的心紧紧联结在一起，生活上互相帮助，不分彼此，真可谓亲如家人、情同手足，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1941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寇加紧了对东北三千万同胞的摧残，老爷岭山区也失去了往常的宁静，贾世贵在祭奠了父亲、王大爷和柱子哥的亡灵之后，又亲手击毙了杀死柱子哥的伪警察所长张大疤，为柱子哥报了仇。然后，他和妻子带着母亲乘马车星夜赶到五站，坐上驶向关内的列车。

1942年旧历年关前夕，贾世贵风尘仆仆地回到莱阳老家。半年后又大难临头了，一天深夜，伪保长领着赵保原的士兵闯进家里，把他抓了壮丁。

他被迫到伪海阳县正合乡队当兵。伪乡队长辛岩明的勤务兵王洪贵，是我南海军分区敌工科派到敌军中搞兵运工作的。他主动接近贾世贵，很快了解到他的苦难身世和对旧社会的仇恨。一天夜间王洪贵约老贾喝酒，席间，谈得很投机，王端着酒对贾说：“大哥，我看你是好人，若不嫌弃，愿结拜为生死兄弟，请干了这一杯！”老贾是走南闯北的人，他对王洪贵的言行也早就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听此言正中下怀，便端起碗来说：“好兄弟，不求同天生，但愿同日死！干——”从此，王洪贵有了帮手，他们在敌军中更积极地展开了争取士兵的工作。

暮色苍茫，群鸟噪林。在陡峭的林间小道上，王洪贵和老贾脚底生风似地直奔石庙村，在村头一间场院小屋里，他们与南海军分区敌工科联络干事老张见面了。老张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讲到国内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最后说：“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你们在敌军中作好瓦解工作，必要时携枪参加八路军，就是对抗日的一大贡献。老贾你说呢？”

听了张干事的一席话，老贾心里豁然开朗了，仿佛黑夜中看到了灯塔。“我看透了，大汉奸赵保原实行‘三光政策’和日本鬼子一模一样！”老贾非常激动地说：“张干事，你放心，一定照你的话办，争取早日参加八路军！”

“好，抗日军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哪！”张干事紧紧握着老贾的双手说：“今后一切事与洪贵联系就行了！”……

1943年冬，敌人为了偷袭海莱山区抗日根据地，赵保原的参谋长皋鸣九一手导演了一幕“冒充八路军”的闹剧。他密令特务营官兵换上八路军的灰色军装，乘黑夜开进海阳县小纪一带的山村，声称要打鬼子据点邢村，在村子里号房子住下来。

翌晨，伪正合乡队奉命开到于格庄一带接应特务营。突然，东面传来密集的枪炮声，随后，一群穿灰色军衣的大兵惊慌万状地奔驰而来。

“八路军冲上来了，打——”王洪贵一声令下，一阵猛烈的射击，“八路”倒下四五个。

“别打了，我们是特务营的！”

王洪贵提高嗓音：“弟兄们，别受骗，辛队长命令，谁多打死‘八路’有赏，快打！”排子枪又打响了。贾世贵眼见一个当官的脱去外衣露出国民党的黄军装，戴上大盖帽，心想：“好，今天就来个以假乱真！”他胸怀复仇怒火，举起了枪，“砰！”军官应声倒地。原来他是特务营一连长赵言武。“快打，别叫‘八路’冲上来。”老贾喊着就卧在一个坟堆上连续射击，枪响人倒，一连击中了十几个“八路”……

这次战斗，乡队长见贾世贵枪法好，被提升为班长，当兵的对他也很敬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王洪贵和老贾商量后，便到联络站向张干事汇报了敌军工作中的情况，张干事认为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决定由王洪贵和老贾把队伍相继拉出来。

1944年4月6日清晨，王洪贵腰插驳壳枪，态度严肃地向正合乡队下达命令，“弟兄们，乡队长在龙虎山口等着，有紧急任务，跑步前进！”

当乡队来到龙虎山口时，王洪贵命令部队停下来。大声说道：“弟兄们，赵保原和辛岩明都是汉奸卖国贼，是咱们穷兄弟们的死对头，为了抗日救国，八路军欢迎我们起义，今天把队伍拉到抗日根据地，你们说好不好！”

“老王说的对，咱们不能再受赵保原的欺压了，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贾世贵精神振奋地手举老套筒步枪高喊道：“马上起义，谁若三心二意，我决不客气！”

“起义，参加八路军！”一些被争取的士兵高兴地跳起来一齐呼喊。

“好，现在正式宣布起义！”王洪贵微笑着说：“老贾负责掩护，其他人随我跑步前进！”

4月6日这天伪乡队长辛岩明要到万弟开会，王洪贵和老贾周密研究后，才决定利用这个时机，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名，把队伍拉到距赵保原老巢万弟十里之外的龙虎山口，举行了起义。从此，贾世贵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了真正的人生。

贾世贵起义后，被编在胶东南海军分区独立一团一营三连当战士。他参军后第一仗，是1944年5月配合主力部队拔掉赵保原在海（阳）莱（阳）边区的一颗钉子——祁格庄据点。

战前连长找他谈话，说：“老贾，这次战斗，我连的任务是封锁敌碉堡火力，连里决定组成狙击小组由你任组长，你看怎么样？”老贾毫不犹豫地表示：“领导相信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你的枪法好，连里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连长拍拍老贾的肩膀说：“你已提出入党要求，在这次战斗中经受考验吧，祝你胜利！”

夜，一片漆黑，9点30分，贾世贵带领狙击组，来到大碉堡下壕沟外，隐蔽待命。战斗打响了，大碉堡上的轻机枪猛烈的火力，直扑我突击队，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老贾，快——”就在连长下命令的同时，老贾举起步枪，“砰”的一声，敌机枪手被击中，片刻，敌机枪又“哒哒哒”地叫起来。“砰”，老贾又是一枪，敌射手又被射中。

深夜，主力部队炸开围墙，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伪莱阳四区区长兼区队长孙松周，是个双手沾满抗日军民鲜血的刽子手，外号孙剥皮，带着几百名虎狼兵，依靠大碉堡和附近的建筑物进行顽抗。此刻，大碉堡上的两挺轻机枪，正居高临下扫射我攻击部队，老贾只听机枪响，却找不到射击目标，他对连长说：“我要求进据点狙击敌人！”连长一听，真是不谋而合，便说：“好，马上转移阵地，跟我来！”

来到距碉堡五六十米处一座屋顶上，老贾埋伏好，一眼就捕捉到敌人两挺机枪的射孔，“砰！砰！”两枪，敌射手被击毙了。“弟兄们，用手榴弹打！”站在碉堡顶层的一个敌人吆喝着，又端起机枪向下扫射。老贾一枪打去，敌机枪射手，当场被击毙。敌人见孙剥皮被击毙，顿时，个个慌了神，乱作一团。……第一次参战，他以毙敌十多名的战绩而首战告捷。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三周年——1944年7月1日，贾世贵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有用不完的劲，在驻防地，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抢在前头干；在练兵场上，帮助战友苦练射击技术；行军路上，帮助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战斗中一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表现觉悟高，进步快，于1945年由班长提升为副排长。

1945年春，陷于灭顶之灾的日寇，仍做垂死挣扎。青岛、即墨、莱阳等地的日军奉命发动了春季扫荡。我军决定攻打青岛海阳路上的敌华山据点。5月中旬一天的夜间，兄弟部队攻坚战斗进展顺利，黎明前据点被攻克。

天亮了，隐蔽在仁义庄附近打援的贾世贵排，当接到转移命令时，突然西方响起了枪声，即墨县伪保安大队增援来了，老贾火速派人向连部报告了敌情，又对排长说：“你带全排从左侧迂回过去，狠狠给敌人一刀，我们先把敌阵搅乱。”

十几分钟后，约一个连的敌人，在一个骑马军官的带领下，越来越近了。伏在屋顶上的贾世贵见状，心想擒贼先擒王，打他个下马威，他端起三八式步枪。只听叭的一声，伪军官翻身落马，一群敌人急忙围上去救上司的命。

“快，瞄准敌人集团目标打！”他亲身培养的两个射手，“砰砰！叭叭！”一阵射击，打死七八个敌人，其他敌人迅速卧倒在地。

敌人稍作调整后，约一个排的兵力，又向村子包围过来，眼看靠近村头。老贾居高临下，一枪一个，打死敌人20多名，剩下的敌人又卧在地上不动了。

“哒哒哒！”突然敌人两挺机枪向屋顶扫射，子弹打得瓦片四溅。“叭叭”敌军官打了两枪，高喊：“不冲老子崩了你！”敌兵被驱赶着冲上来。“老王、小宋对付机枪，我打敌军官！”老贾命令刚出口，“叭叭叭”枪声响了，敌军官被打翻在地，敌左侧的机枪射手被老王击中，但右侧的机枪还在狂叫，小宋打了四五枪，子弹在机枪附近扬起缕缕黄色土烟，却未击中敌射手。敌机枪手更疯狂了。当他换弹夹的瞬间，老贾掉转枪口，“叭”的一声，敌机枪射手歪倒在地上，机枪哑巴了。此刻，敌后方枪声大作，被我火力阻击不能前进的敌人，顿时大乱，东跑西窜。老贾见排长带队抄了敌人后路，便站在屋顶上举枪射击，连续打倒了20多个敌人。

在粉碎日寇春季扫荡后，我军乘胜追歼日伪军，不断扩大解放区。

我主力十六团一部配合南海部队在即墨及崂山外围，四面出击，打得日伪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7月中旬一天夜间，我军以四个营的兵力，向四舌山围拢过来。

拂晓时分，四舌山南麓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接着，四舌山处处响起了枪声。贾世贵带着一个班咬住一股敌人，穷追猛打。当敌人发现追来的八路军只有十几个人，就回头进行顽抗。老贾要大家隐蔽好，然后和战士们各自对准目标射击，敌人倒下了一片，剩下的调头鼠窜。

敌人窜到海边的水泊村，四处找渔船，妄图乘船逃到崂山东头的王哥庄。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我军乘机展开了政治攻势。敌人一看八路军来到眼前，就一古脑儿向海边跑去，蜂拥地往一只搁浅的小船上爬。

老贾见敌人不投降，就指挥大家打活靶子。他以一堵矮墙为掩护，以小船为目标，连续射击，一会儿，小船附近20几个敌人撞到他的枪口上。趴在海滩上的敌人，眼前是茫茫大海后有追兵，无奈，举起白毛巾，大背着枪向我阵地走来，准备投降。

“嘟嘟嘟”一棱子枪弹从敌人背后扫来，敌人在慌乱中原地卧倒。

枪声如同深山老林的野兽在怒吼，它引起了老贾的警惕，敌人再狡猾也逃不出他那双鹰样的眼睛，敏锐的目光一下子捕捉到了猎物——一个一手抓着船帮，一手拿枪蹲在海水里的家伙，正探头观察动静，老贾看到这是一副狰狞的嘴脸，迅速将枪口指向小船，“砰”！敌人的头还没缩回去，就被子弹敲碎了。趴在海滩上的二三十个敌兵，见连长已被打死，便举起双手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不久，贾世贵被调任为新建的南海狙击队队长，其任务是配合主力在青岛外围打击敌人。他奉命带狙击队到崂山北麓的书院一带丛山中设伏，阻击增援王哥庄的伪军。上午10时许，瞭望哨报告：敌人一个连已进入山谷间蜿蜒的公路上。

“同志们，我们在丛山密林中，敌人在明处，今天一定要把敌骑兵埋葬在山沟里”。老贾蛮满有把握的命令：“准备！目标——骑兵，打！”“砰砰！叭叭！”一阵排子枪打去，十多个敌人中弹落马。受了惊的敌人策马往前冲，老贾在大树掩护下，举起三八式枪连续射击，20多个敌人被击中，敌骑兵再不敢前进了。

山脚下，一伙敌人正在架迫击炮，当敌人刚要把炮弹装入炮膛时，“砰”炮手扔掉炮弹，见阎王去了。先后有五个炮手都被老贾消灭了。

“哒哒哒！”敌人集中四挺机枪向山上猛扫，子弹像雨点般的从老贾头上飞过，老贾预料到敌人又要向前冲击。便命令：“准备打骑兵！”

狡猾的敌人采取单马跃进战术，妄图冲过去。为了提高战士们的射击技术，每当敌骑兵箭似地冲上公路，他命令战士向目标前一米左右瞄准射击，凡战士没有击中的目标，他迅即补上一枪。

敌人遭到我阻击队的大量杀伤后，不敢恋战，中午时分，便后队变前队，向青岛方向回窜而去。

1946年，初夏的一天夜间。贾世贵带领两个班的战士，插到营上村隐蔽，战士小刘因受风寒发高烧，给他服了药，体温有些下降，可一会又烧起来了。

黎明前，他命令两个班长按原计划活动，他和通信员小宋，照顾病号，隐蔽休息一天，待夜间再转移。营上村距即墨城三公里左右，地处敌人鼻子底下，狙击队的行动，不料被敌人密探得知后，就急忙跑到城里报告。

敌团长听了“狙击队驻营上村”的情报，当即要副官传连长孙老虎前来接受命令。

“老虎，你发财的机会到了，快集合队伍，包围营上村，活捉贾世贵！”

孙老虎瞪着一双猩红的眼睛，得意忘形地叫道：“团座放心，捉不着活的，也把人头提回来。”

“好，我马上安排，为你接风洗尘！”……

东方太阳刚露出地平线，营上村被敌人一个加强连包围了。孙老虎急于升官发财，手握大肚匣子枪，领头从村东冲进街里……

敌人的吵嚷声，使老贾意识到自己被敌人包围了。他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形，做好了突围的准备。当即果断地命令道：“老李你们二人架着小刘，打开后院门做好准备，我负责掩护！”然后，他拉开街门，抬头一看黑压压的敌人从村东头涌来。这时街南一棵大树枝上有只喜鹊喳喳的叫。“弟兄们，别上当，你们看！”老贾喊着一举枪“叭”一声，喜鹊应声落在敌群中。他又打了一枪，把孙老虎的右耳朵打掉了。正在敌人慌乱之际，他又扔出两颗手榴弹，在爆炸烟雾的掩护下，他们一口气冲到村外，老李和小宋架着小刘沿一条小沟向北转移。此刻，他以单枪作掩护，离开村子已有一里多路了，敌人才号叫着“捉活的”冲过来。

贾世贵看看战友们转移远了，便选择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他弹无虚发，一连打了四梭子弹，20多个敌人被击中，突然间，“哒哒哒”敌机枪子弹在他头顶上呼啸，帽子被打飞了。他沉着应战，立刻打死了机枪射手，另一个敌人提起机枪准备换个阵地，又被他一枪打翻在地。

伪团长听着营上村的枪声，正在做“活捉贾世贵”的美梦时，他的加强连却被贾世贵打死打伤了50多个。

1947年4月初，国民党警三旅七团偷袭我南海军分区扑了空，就穷凶极恶四处抢粮捉人。

大约有一个营的敌人，向前坡村围上来，驻在前坡村的狙击队，接到敌人进攻的情报，贾世贵便果断地命令：“各排进入阵地，坚决阻击敌人！”

在村边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遭到突然打击后，丢下尸体拔腿向后跑，我机枪火力连续射击，后退的敌人又被打倒一片。

中午时分，敌人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约两个营的兵力分三面向前坡村实施包围。贾世贵见敌人很多，便命令：“按计划隐蔽，来个关门打狗。”片刻，我阵地枪声突然停了。敌人乘机突进村子，却不见我军踪影，正当敌犹豫之际，突然间，冰雹似的手榴弹由屋顶飞向敌群，顿时，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我架在屋顶的机枪，猛吐着火舌；老贾居高临下，急速地向敌人射击，隐蔽在屋内的一、二排，乘机反击。这次战斗消灭了敌人约两个连，还活捉了40多个俘虏。

敌团长眼见几次进攻均遭失败，又得知今天的对手是贾世贵，他心中又怕又恨，决定破釜沉舟，便大喊道“参谋长，再组织一个营攻击，你带队，我督战，一定要消灭贾世贵和狙击队”。

在一阵炮击之后，敌人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又冲过来了。突然间，我步机枪和手榴弹同时开火，敌人被打乱了营，有的往后跑，有的卧倒。这时敌团长命令督战队开了枪，敌人被赶着冲上来。老贾见状，命令隐蔽在屋顶上的射手打敌军官和督战队。不一会，敌营参谋长及20多个士兵被消灭，手持驳壳枪的督战队也损失过半，剩下的乱哄哄的抱头逃窜。

黄昏以后，惨败的敌人开始撤退，我狙击队也向预定的目的地转移。

经过一天激战，消灭敌警三旅七团一个多营的兵力，贾世贵亲手击毙敌人109个，这是他神枪杀敌的最好纪录。这次战斗是狙击队成立后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1947年秋天，蒋介石拼凑了六个整编师20个旅的兵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大举进攻我胶东解放区。

敌范汉杰部于9月下旬由胶济线转向青（岛）烟（台）路北犯。我主力部队一部和地方武装在正面节节阻击。其先头部队进至灵山，遭到我军顽强抗击。

贾世贵带着狙击队，守卫在灵山东麓卧虎式的山岭上，一天，太阳刚冒出地平线，敌人的飞机开始轰炸了，灵山被烟火淹没了。老贾透过烟雾观察，只见山下的敌人像出洞的蚂蚁向山上爬来，100米，50米，30米……“轰轰隆隆”，十几颗地雷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片刻，敌人又端枪冲上来了。

“打！”贾世贵喊了一声，冰雹似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在阵地前筑起一道火墙。敌人败退下去了。

阵地上烟尘滚滚，使人睁不开眼睛，喘不上气来。我野战工事多数被摧毁。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涌进了我阵地内，肉搏战在我战壕里进行着。许多战士的刺刀捅弯了，枪托砸断了，敌人大部被消灭，剩下的溃退了下去。

由我军主力部队守卫的灵山主峰，敌人久攻不下。便妄图在灵山东麓咬断一节“绳索”冲开我军防线，血与火的战斗在进行着，我军伤亡过半。狙击队的阵地上，除了两挺机枪不停射击外，战士们都不打枪了，有的握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有的把一大堆手榴弹摆在面前，老贾身上也挂满了手榴弹。严阵以待，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黄昏时节，敌人发起又一次冲锋，约一个连的兵力，从阵地左侧山沟迂回过来。老贾连续消灭了几个敌人之后，喊了声“跟我来！”便大步冲上前。敌人见我战士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来，吓得扭头就跑，老贾便端起机枪时而点射，时而连发，以猛烈的火力，消灭逃跑之敌。

正在这时，一发炮弹在老贾身边爆炸了，他的左臂负伤，半边身体被血染红了。“队长，你负伤了，我背你下去！”三排长急得泪水满面。老贾斩钉截铁地说：“受伤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我的命令，准备反击！”

敌人又攻上来了，老贾已无法打枪了，只能用右手向敌人投手榴弹。他突然又跌倒了，原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腹部。

顿时，三颗信号弹升上了高空，这是胜利完成阻击任务转移的命令。

贾世贵卧倒在一个大土包上，一伙敌人号叫着冲过来。他一连投出三颗手榴弹，炸倒了几个敌人，其余的又冲了过来。

贾世贵满身是血，怒目圆睁，面对凶恶的敌人，视死如归，他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贾世贵出生入死，英勇奋战，据不完全统计，他参加大小战斗百次以上，亲手击毙敌官兵380余名。他和狙击队共缴获敌机枪三挺，小炮四门，长短枪200余支。他先后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一次，通令嘉奖多次，并被胶东军区授予胶东射击英雄的光荣称号。

当年被炮火轰遍了的灵山，现在已经绿草成茵，松柏苍翠。贾世贵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名，将与屹立在蓝天白云中的灵山同存。

智勇双全的参谋长——石峰

马洪喜

石峰，原名石志春，1913年12月生于博山县山头镇一窑业工人家庭。1938年3月参加革命，1944年入党，生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六军七十六师二二六团参谋长。1949年5月，在解放上海时，牺牲于嘉定县马鲁镇，时年36年。

“双抗之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隆隆炮声，震撼着中国的大地，京津沦陷，华北失守，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奉行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12月27日占领济南，30日博山沦于日寇之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各地人民群众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先后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爱国青年踊跃参加抗日队伍，对日寇展开了游击战。

一天晚饭后，山头镇万松山东沟的一户窑业工人家中，父子几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商讨生活出路，从几个年轻人激动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争论很激烈。

原来长子石峰，要去莱芜参加抗日游击队，父母和弟弟们知道后，才引起了这场争论。二弟志常、三弟志清也要争着和大哥一起去干游击队，就连16岁的五弟志顺也想随大哥一块去打日本鬼子。争来争去，一家人都不同意石峰去干游击队，因为他是长子，父亲年迈，需要他来支撑门户，把弟弟们带大，而且石峰已是成家立业之人，不能抛下家口不管。

但石峰已下定决心参加抗日游击队，劝也无用，争也白搭。因为石峰看到，自日寇踏进博山后，上百家窑业作坊纷纷倒闭、停产，窑业工人失业，生活无着，有的改行另谋生路，有的扶老携幼，外出逃难。在这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时候，出路就是参加游击队，和日本鬼子拼。父母见石峰决心已定，只好同意他和二弟志常同去参加抗日游击队。1938年“元宵节”后，石峰兄弟二人便参加了驻在莱芜县内徐化鲁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一大队。从此，家乡的人们称石家为“双抗之家”。

空手缴械

早在“七七”事变前，徐化鲁在博山“联庄会”当官时，就在山头认识了石峰等人，并教他们学过武术。徐化鲁拉起抗日游击队后，山头镇一次就有32人投奔徐化鲁领导的游击队。这些学过武术的小伙子被编成一个武术队，担负着侦察、警卫、破袭等比较艰巨的任务。石峰也就成了武术队的一名侦察员。不久，该队即入编四支队。

1938年冬，石峰一人被派往福山镇侦察敌情，并为部队筹集粮款。一天，有人告诉他四支队又有两人身佩短枪，也到福山镇筹集粮款，石峰听后一愣，心想四支队就派我一人到这里，怎么又派两人来？这时自称四支队的两个人正在镇公所喝酒。石峰为了弄清这两个人的来路，便亲自去找这两个人问清楚。当他见到这两个人后，一个也不认识。石峰便假装和他们套近乎，询问部队的情况。这两个人支支吾吾，对四支队的情况说的驴唇不对马嘴，同时，从两个人的衣着打扮言语行动上看，也不像四支队的人，更加引起了石峰的怀疑和警惕。这时，这两个人对石峰也起了疑心，其中一个30岁左右的长脸大个子，说着话突然站了起来，掏出短枪，点着石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石峰不慌不忙，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慢慢靠近了这个持短枪的家伙，答道：“我是本镇人”。在他答话的同时，猛地飞起一脚，将这个家伙持枪的手腕踢中，短枪飞出了老远。第二个又矮又胖的家伙一看不好，刚要站起来掏枪，石峰把空手插入衣服底下，装作持枪在手的样子，用威严的口气喊道：“老实点，不老实别怪我不客气！”

两个家伙一时傻了眼，乖乖地举起手来。石峰缴了他们的枪后，经审问，原来是两个土匪，冒充我四支队人员到这里敲诈勒索的。石峰赤手空拳，机智勇敢地缴了土匪的两支短检，回队后受到领导的表扬。

虎穴探险

1939年4月，四支队决定长途奔袭博山城东茂岭村五亩地的日寇矿警队。为了出奇制胜，部队领导选派了胆大心细的石峰和孙锡九两人进行战前实地侦察。石峰二人接受任务后，巧妙地混入矿内，察看了地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5日黄昏，由中队长岳俊华率领石峰等七人，根据石峰他们侦察的情况，在早已混入矿区内的李兆亭的配合下，悄悄摸进矿警队的院内，一举歼灭日寇17人，缴获“三八”大盖枪九支，“王八”匣子枪一支，还有不少子弹和手榴弹，首创了淄博地区抗日武装长途奇袭，以少胜多的战例。

日寇为了封锁我抗日根据地，在樵岭前、青石关都安上了据点。青石关是博（山）莱（芜）边界的重要隘口，是我根据地进入博山城的第一道关口，日寇设立据点后，对过往行人盘查极严。1940年2月28日，四支队司令部命特务团夜袭青石关据点。战前，特务团派侦察员石峰和崔五两人前往青石关侦察，在当地群众掩护下，两人很快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和武器装备等情况。在回部队的途中，两人夜宿平州村，被坏人发觉，并向和庄日伪据点告了密。

当夜12点，石峰、崔五两人尚未睡熟，突然听到墙外有杂乱的脚步声，两人迅速出屋察看动静，发现日伪军已把院子团团包围。

“土八路，赶快出来投降吧！”“你们被包围啦，跑不了啦！”汉奸们在院外嘶哑喊叫。

这晚适逢阴天，黑夜中伸手不见五指，汉奸贪生怕死，不敢贸然进院，只在外边嚎叫。石峰、崔五便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崔五是平州人，地形熟悉，趁敌人混乱之机，两人翻墙越屋冲出了敌人的包围，顺利地回到部队，向团首长报告了侦察情况，并于28日夜亲自为部队带路，袭击了青石关据点，歼敌20余名。

青石关战斗之后不久，石峰先后担任25中队中队长、特务连司务长、团部管理员等职，后来，又到一营任连长。

身先士卒

石峰当连长以后，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身先士卒。

1940年5月，日伪军向我鲁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一路日军600余人，夜宿博山城西南30里的杨家横。19日，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胡奇才指挥四支队三个主力团，聚歼这股敌人。

杨家横是个三四千户人家的大村镇，位处博山、莱芜之间的交通要道，战斗必须速战速决。一营是这次战斗的主攻营。战斗一打响，石峰便率全连迅速冲了上去。战斗很快结束，毙伤日伪军300余人。由于石峰在战斗中指挥果断，全连出击迅速，战果辉煌，受到了部队领导机关的表扬。

是年9月，四支队同一支队编为山纵一旅，石峰在三团一营任连长。

江苏、山东两省交界处有座天宝山，这里是惯匪刘桂棠（即刘黑七）的老巢，这伙土匪，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勾结日寇汉奸，捕杀我地方抗日干部和群众，民愤极大。1941年7月17日，我山纵一旅和一一五师教二旅集中部分主力，发起天宝山讨伐刘桂棠战役。

石峰所在一营按照上级命令攻打郭泉镇，“刘黑七”的警卫团驻在这个镇上。这个警卫团是“刘黑七”的看家老本，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郭泉镇周围有四米多高的围墙，墙外有两丈宽的护墙沟，沟里有水，沟外地形开阔，易守难攻。

根据营部命令，石峰带领全连战士在夜幕掩护下，悄悄摸到沟外埋伏下来，等待攻击命令。

拂晓，“当！当！当！”三声枪声，营长发出进攻命令。顿时机枪、步枪、冲锋号声响成一片。石锋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在石锋的率领下，战士们纷纷从地上跃起，冲过围墙外的壕沟，搭起人梯爬过围墙，冲入镇内，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经过一阵拼杀，把敌人压缩在一个大院内。敌人在院内负隅顽抗，战斗形成僵持状态。

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这时通信员来传达营长命令，要石锋他们迅速消灭这股敌人。石锋立即组织二、三排由指导员指挥在正面佯攻，他则带领一排绕到敌人背后，接连向敌人守的院内甩进几十颗手榴弹，利用手榴弹爆炸的浓烟作掩护，人搭人迅速翻过院墙，冲入敌院内，向敌人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纷纷缴械投降，战斗很快结束。

在清理战利品时，一名战士发现石锋连长的左脚全是血，惊讶地问道：“连长，你的脚怎么啦？！”

石锋低头一看，这才发觉在战斗中自己的脚掌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而当时只顾冲杀，竞未感到疼。

这次在讨伐“刘黑七”的战斗中，石峰率全连完成了战斗任务，荣立了三等功。

1941年8月石峰所属部队编入山纵四旅（后四旅与泰山军分区合并，廖容标任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汪洋任政委），他跟随部队，转战鲁中泰沂山区，直至日寇投降。在这期间，他曾先后参加解放蒙阴、博山城和沂水城西重镇郭庄等数十次战斗，都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浴血奋战

1948年6月17日，我解放军华野八纵对开封守敌发起攻击。战斗已持续三天三夜，开封城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敌凭借坚固工事继续顽抗。20日晨，二十二师六十五团的突击队在石峰的带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奋不顾身地攻入敌绥靖公署，打乱了敌指挥系统，残敌溃败到龙亭和北运动场继续顽抗。为挽救败局，蒋介石乘飞机亲临开封上空督战，残敌拒不投降。

21日晚，六十五团奉命强攻龙亭。代理二营营长的石峰，带领突击队，在我强大火力掩护下，冲向敌人阵地，用刺刀和敌人拼杀。后续部队立即跟上，至夜23点全歼龙亭守敌。次日晨，北边运动场的残敌亦被兄弟部队肃清，经五昼夜浴血奋战，歼敌三万，古城开封回到了人民手中。

石峰率领全营在攻克龙亭的战斗中，指挥果断，歼敌迅速，受到了师部的表扬。

参战淮海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拉开了战幕。我六十五团经过六天长途跋涉后，在卞庄一带集结待命。

我华东野战军各部以疾风暴雨之势，横扫敌人各个阵地。驻守在陇海路徐（州）海（州）段妄图阻止我军南下的黄伯韬兵团，不敢应战，由新安镇、曹八集地区狼狈西逃，被我军迎头堵住，在碾庄圩地区，被我军团团包围。我军从四面八方向被困之敌发起攻击。

敌六十四军被围困在沙墩的残部，利用十多个村庄构成蛛网般阵地，村村相连，布下层层火力网，并施放毒气，阻止我军进攻。

我六十五团二营作为主攻营干21日晚奉命攻击沙墩之敌。营长石峰亲自指挥突击排冲锋，战士们冲上去，被敌人火力压下来，再冲上去，又被压下来，反复冲锋十几次。一排失去战斗力，他立即组织二排继续攻击。这时，一营一连也投入攻击沙墩的战斗。石峰在前沿亲自指挥，他鼓动二营和一营的指战员“同志们，不管是哪个营的，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迅速攻下沙墩，消灭敌人，我是营长，现在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一、二营指战员浴血奋战，迅速攻占了沙墩。败退到村外的残敌，仍做垂死挣扎，趁我军立足未稳，又组织反扑。石峰令一营一连坚决守住西南路口，他又到二营阵地察看情况，部署火力。在石峰的指挥下，二营和一营一连，并肩战斗，接连打退敌人的四次反扑，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下碾庄，全歼黄伯韬兵团，起了重要作用。

黄伯韬兵团被歼后，徐州之敌杜聿明集团30万人，放弃徐州向永城方向逃窜。12月4日在永城东北地区，被我军团团围困了起来。

我二十二师不顾疲劳，勇猛作战，紧追逃窜之敌。六十五团为二十二师的前卫团，石峰率领的二营为突击营，同被围之敌孙元良残部展开了激烈战斗。

为了消灭小李庄的残敌，石峰亲率一突击排，利用夜幕作掩护，迂回到村外，并占领了敌人的一个暗堡。村内敌人发觉后，便用猛烈的炮火向石峰他们占领的暗堡轰击，一颗炮弹落在暗堡顶上，暗堡被炸塌。第二突击排见状，便准备再次组织冲锋，忽见石峰和第一突击排的同志们，突然从瓦砾中钻了出来，迅速冲入村内。村内守敌被这些突然出现的“土人”吓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我后续部队随即跟进，一个团的敌人只好缴械投降。

小李庄战斗，我军以小部兵力，歼敌一个团，受到了师首长的表扬。

为国牺牲

淮海战役结束后，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部队进行休整练兵。这时，石峰已调任二十六军七十六师二二六团参谋长。他发挥了自己武功基础的专长，整天和战士们一块摸、爬、滚、打在练兵场上。他告诫连排干部：“作为一名连排干部，在战场上要敢于刺刀见红，在短兵相接的搏斗中，没有一定的硬功夫是不行的。”并亲自给连排干部表演拼刺、擒拿等动作。石峰的言传身教，使同志们十分佩服。

1949年4月21日，我军发起渡江战役。石峰所在部队从扬州渡过长江，避开敌一二三军警戒阵地，采取水上运动，远距离包围作战，于5月11日挺进至嘉定县马鲁镇待命。12日我军对上海守敌发起进攻，石峰亲临阵地，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敌人的一颗流弹击中，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日牺牲。

驰骋沙场整十年，

转战沂蒙下江南；

兵临淞沪待解放，

英雄碧血染黄泉。

——记梅永福烈士

淄博市周村区编辑办公室

梅永福，1938年入伍，1948年牺牲。他参加革命整整十年，历尽艰辛，身经百战，鞠躬尽瘁，血染疆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梅永福，1914年4月2日出生于淄博市周村区张坊乡（原长山县第三区）梅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永福出生不满一岁，父亲梅建本就去世了。寡母拉着永福和两个姐姐，相依为命，在濒临绝境的生死线上挣扎着……

母亲对永福寄托着希望，日子再苦，也想把儿子培养成人。永福11岁那年，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到本村私塾读书。哪知一本《三字经》没念完，家里就揭不开锅了。永福年龄虽小，却深知母亲的难处，他终日里沉默不语。一天，他对母亲说：“娘，我不念书了，我去机房学手艺，挣钱来养活一家人！”母亲看着年幼的儿子，虽舍不得离开他，但为生活所迫，也只好遂了儿子的心愿。于是，永福含着热泪辞别母亲和姐姐，到周村一家丝织作坊当了学徒。

旧社会，当徒工如同当奴隶。永福一天到晚，打水做饭，烧火扒灰，吃的是猪狗食，出的是牛马力。掌柜的稍不如意，就拿徒工出气，轻则臭骂，重则拳打脚踢。永福为了生活，就这样忍气吞声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长山城。在民族危亡之时，每一个爱国志士无不考虑这样一个严肃问题：如何拯救祖国？接连几天，梅永福经常与梅永安等爱国青年一起商议此事。他们决定参加抗日队伍，奔赴抗日救国第一线。

1938年四五月间，潘建军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领导人马耀南之命，在长山一带收缴各村财主的枪支，扩大抗日武装，组建第五军一支队二十九中队。梅永福得知这一消息，欣喜若狂，立即约着几个伙伴去报名参军。参军后，梅永福学习积极，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很快的由战士提升为排长。1939年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梅永福从鲁南受训回队后，被提任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七团三营九连副连长。

40年代初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日军对我胶东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以伪胶东行辕主任赵保原为首的反动武装，也不断向我军发动进攻。我根据地被敌切割成若干小块，使我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的活动异常困难。在此形势下，为了巩固和扩大胶东根据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许世友同志奉命带领山纵三旅独立团，驰援胶东。梅永福被调到三旅独立团三营九连任副连长。

三旅独立团还未开赴胶东，就接连打了两次仗。

1941年元旦，独立团在广北牛家庄召开庆祝大会。下午两点钟，突接侦察部队报告：日军分三路向我军驻地进犯。许世友同志果断地决定，派出两个连的兵力佯装撤退，将敌人引进我军布置好的伏击圈内；大部队则埋伏在周围的沟壑中和附近村庄，待机歼敌。下午4点左右，敌人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首长当即发出进攻命令，顿时号角齐鸣，杀声震天。梅永福一马当先，带领连队迅速逼近敌人，占领有利地形，在一处高地上架起机枪，密集的子弹射向敌群。敌人纷纷倒地。敌酋挥舞战刀，嗷嗷怪叫着驱赶部下拼死突围。一小股敌人冲破封锁线后，沿着一条沟朝西北方向溃逃。梅永福见状，果断地说：“跟我来，撵这狗日的！”他带着一支精干队伍，以飞快的速度，抢先进入沟里，架起机枪，阻击逃敌。这股敌人暴露在空旷的田野，无处藏身，被我全部消灭。接着敌增援部队赶到，又遭我各路伏兵迎击。战斗持续到黄昏，我军在夜幕掩护下胜利转移了。

三旅独立团略作休整后，于1月中旬发起攻打毛旺庄战斗。

毛旺庄，是广饶县一个较大的集镇，驻有伪保安十六旅李青山部的一个团。这里筑有三丈多高的围墙，墙外有水沟，到处是明、暗碉堡，防御工事比较完整，是个易守难攻的据点。我军曾两次攻打未克。

这次三旅独立团，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里，像神兵天降似地包围了敌据点。按照团指挥部的部署，这次战斗三营是主攻部队，攻打西门；一营部署在据点周围，截击来援之敌，并待机歼灭溃逃的伪军；二营攻打南、东、北三个寨门，以牵制敌人的兵力，支援三营从西门突进。三营确定八连主攻，七连火力掩护，九连为预备队。

深夜11点，战斗打响了。八连健儿在火力掩护下，猛打猛冲，几分钟后，便在西门右侧的围墙上，炸开一道口子，我军一个排攻了进去。敌人立即进行疯狂反扑。伪副团长李环秋，亲自到现场督战，并组织了“敢死队”进行反击。我攻击部队受阻，后续部队上不去，攻进去的战友，被卡在里面，形势紧急！

梅永福见此景况，立即带领九连奔赴阵地，向营首长请战。张百龄教导员当即下达命令：“九连上，一定要夺回突破口！”

梅永福习惯地甩掉帽子，把云梯竖上围墙，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上！”他飞身一跃，第一个攀上围墙。“冲啊！”战士们怒吼着潮水般地扑向敌群。这时，梅永福的右臂和左腿两处负伤，鲜血染红了军装，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坚持在阵地上，指挥部队奋勇杀敌。

一场激战，敌“敢死队”死伤过半，残敌皆纷纷溃逃。我后续部队陆续从突破口涌进。据点内伪军乱作一团。黎明时分，我军全部占领伪据点，战斗胜利结束。这次战斗，九连英勇顽强，打出了军威。

1941年3月，我军集中了胶东的优势兵力，在许世友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向盘踞在牙山地区的以赵保原为首的顽军，展开自卫反击战。梅永福所在的三旅独立团，是由清河区随许世友到达胶东的。在这次反击战中，独立团的任务是攻击牙山区亭口、炉房两据点的守敌。这两个据点是赵保原、蔡晋康在栖霞县境内苦心营造的大本营之一，驻守两据点的是蔡晋康部的一个主力团。这两个据点，相距不远，互为呼应，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这天夜晚，阴云密布，天气闷热。我军战士个个汗流浃背，在通往栖霞的大道上，以最快的速度前进着。深夜部队到达目的地时，随着一声闷雷，下起了滂沱大雨，我军战士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在泥水里跌爬滚打，迅速将敌据点团团包围。根据部署，二营打亭口，三营打炉房，一营作预备队。两处战斗，同时打响。

炉房的战斗打响后，守卫南门的敌人，从酣睡中惊醒，还没睁开睡眼，就当了俘虏。我军轻取南门后，立即向纵深发展，当进展到村东北角时，却意外地遇到敌人的阻击。驻扎在一个地主大院里的敌人，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后，利用院墙屋顶，负隅顽抗。我军由于对地形不熟，组织数次攻击，均未奏效。张百龄教导员带领各连干部亲赴现场观察，不幸中弹牺牲！梅永福悲恸万分，怒火填胸。他向营长请求：“组建突击队，由我带着上！”他话音刚落，战士们都纷纷要求参加突击队。

突击队组成了，梅永福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来！”他和几个战士飞身一跃，爬上墙头，接过机枪对敌人一阵猛扫，屋顶上的几个敌人中弹跌了下去，活着的敌人吓得翻墙越屋，狼狈逃窜了。

亭口、炉房战斗胜利结束。在这次战斗中，梅永福右臂再次负伤，伤愈后不能伸屈，致成终身残疾。

1941年4月下旬，在许世友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又发起了讨代赵保原的榆山大会战三旅又参加了这次大会战。

4月27日，我军对敌人完成战略包围以后，立即对赵保原所部发起了强大攻势。梅永福率九连冲锋在前，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向敌人的心脏。敌人凭借工事，疯狂反击。梅永福同志索性脱掉上衣，摘下军帽，高喊着：“同志们，跟我上，冲啊！”身先士卒，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他捅死一个敌人后，自己的右臂再次负伤。他忍痛坚持奋勇搏斗，敌人被迫向后撤退。我军乘势抢占了山头，把一股敌人压在山脚下被彻底消灭。

1941年初冬，三旅独立团奉命调回清河地区。梅永福先后调任清河军区司令部侦察参谋、渤海军区特务二团一营副营长、四分区独立营营长等职。他带领部队转战于垦利、沾化、高青、无棣、利津一带，与日伪军巧妙地周旋，并在义和庄、太平镇、史家口等战斗中屡建战功，多次受到军区司令部的嘉奖。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盘踞在禹城一带的日伪军，却不向我军缴械投降。我渤海军区特务二团，奉命逼近禹城近郊，准各歼灭禹城守敌。这时梅永福已被提任为二团一营副营长。

驻高唐伪军司令李连祥（外号李大翁），是高唐、禹城一带土皇帝。他的司令部设在禹城西南角的贾庄，周围设有许多敌据点，其前哨据点安在贾庄西南、孟庄村北的大庙里。李连祥派他的得力助手刘秃子带领一个加强连把守。这个据点，周围比较空旷，易守难攻。

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特务二团一营营长郭俊和副营长梅永福带领部队秘密摸进孟庄后，决定挖地道近敌，出其不意消灭敌人。梅副营长找到村长孟广义，向他说明了消灭敌人的办法，村长很快找来二三十个小伙子帮助挖地道。军民一齐动手，当夜就将地道挖到了大庙围墙下。

战斗打响了。我军突然出现在敌军阵地面前。梅永福率二连从南面主攻，其他连分别从东北、西北两面攻助威，以吸引敌人火力。敌见我军从东北、西北方向攻击，忙把机枪调过去。梅永福乘机指挥部队逼近围墙，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围墙被炸开一个缺口，梅永福和二连连长刘传正带领战士首先冲上去把住缺口，后续部队接着冲了进去。梅永福站在围墙上指挥：“一连向左，二连向右，散开，前进！”敌人开始溃逃。只有大殿内的敌人仍在顽抗。梅永福命令将两个连的炸药集中起来，进行爆破。一声巨响，将大殿东南角掀掉半边，十几个敌人当场毙命。这时，梅永福高喊：“刘秃子，限你在一分钟内投降！不投降，马上叫你坐土飞机了！”刘秃子吓得六神无主，结结巴巴地哀求：“别炸，别炸了！我投降！”

五六天以后，我特务二团二、三营乘机攻克贾庄，扫清了禹城的外围之敌。

驻扎在禹城的日军，是渡边师团的山谷大队。据说这个大队，随渡边师团进攻长沙时，担任主攻，进入长沙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曾被日本天皇封为“荣誉军”。日军对鲁北进行第五次“扫荡”时，被调来山东，驻在禹城一带。

1945年12月初，我特务二团向禹城进军。原驻禹城的伪军闻风逃跑，只剩下驻车站的山谷大队，妄图负隅顽抗。3日黎明我军对敌完成战略包围，夜里发起总攻。日军聚集在一起拼命顽抗，形成对峙局面。天亮以后，日军突围向济南方向逃窜。这时，梅副营长率三连在铁路西侧，郭俊忱营长率一、二连在铁路东侧，早已奉命在此布下了天罗地网。

下午两点左右，敌兵快到晏城车站时，已经弹尽粮绝。我军的弹药也基本上打光了。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开始了。梅副营长有武术功底，身强胆大，勇猛过人，拼杀起来，锐不可当，杀得鬼子嗷嗷直叫。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把日军分割成几段。这时梅副营长命令战士，五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一个小组对付一个鬼子兵，名为“五虎擒羊”。这个战术，使战场上的胡乱厮杀，变成有组织地歼敌，三连很快俘虏50多个日本兵。

日军大队长山谷仍垂死挣扎，带领一百多个残兵继续向南逃跑，被我骑兵大队截住去路，陷于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山谷面临穷途末路，无计可施，拄着指挥刀站在那里瑟瑟发抖。郭俊忱营长、梅永福副营长带领十几名战士，端着刺刀，向山谷逼近。山谷突然嚎叫一声，扔掉战刀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梅永福手疾眼快，一个箭步猛扑过去卡住山谷的脖子，山谷的手枪被我战士缴获了。这个当年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的山谷大队长，就这样当了我军的俘虏。

梅永福在禹城战斗中，指挥得力，作战英勇，生擒敌酋，当时在渤海军区传为佳话。

1946年，蒋介石挑起内战。为了保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力量，梅永福奉命转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高青、无棣县独立营营长。

1948年春，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原惠民、无棣、利津、滨县、阳信等县的独立营、县大队整编升级为渤海军区基干二十三团。梅永福任该团一营营长。同年八、九月间，二十三团隶属华野十纵二十九师，改称八十九团，梅永福升任副团长。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我军连克周村、张店、潍县、泰安、兖州等城之后，乘胜进军，于9月发起了济南战役。

这时，八十九团外线出击，载誉凯旋，在东平稍事休整后，奉命日夜兼程，进抵济南近郊。

农历八月十五夜，八十九团进到白马山附近的山脚下。此刻，盘踞在山头上的保安团的一个中队，正在“欢度”中秋佳节。我军乘其不备，于当夜11点发起攻击。敌军仓皇应战，凭借工事，进行顽抗。梅副团长见正面强攻受阻，便带领团直属队迂回到敌人戒备不严的后山，发起攻击。敌腹背受敌，顿时乱了阵脚。我军不失时机地展开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敌中队长见大势已去，只好打出白旗，向我投降。

接着，八十九团奉命沿津浦路左侧向东北方向挺进，夺取洛口河铁路大桥。这天傍晚，我部队进至天桥以北地区时，龟缩在天桥北首碉堡里的敌人，用机枪向我疯狂射击。我军迅速占领面粉公司大楼，组织炮火，对敌进行轰击，敌人的一个碉堡被掀翻，但敌人拒不投降，我军再次发起攻击，不料被敌人一暗堡的火力封锁，我攻击部队受阻。梅副团长，见此情景，飞身上马，带领作战参谋警卫员等，迂回到天桥以南公路东侧，经过仔细观察，搞清了敌人火力位置，然后组织炮火猛烈轰击，将敌火力点摧毁。

1948年9月19日，八十九团接师部命令：团长刘殿玖带一个营到黄河南岸某地接受国民党整编八十四师吴化文部的一个大队起义；团政委漆先应和副团长梅永福率部继续向洛口黄河铁路大桥行进。

梅永福带领作战参谋和团直属队，一直走在队伍的前面，边观察地形，边扫除地雷，为后续部队扫清道路。当梅永福等人行至黄河大堤附近时，一个碉堡里的敌人，突然向他们疯狂射击。梅永福指挥部队迅速向大堤靠拢，这时战马受惊，闯入敌人的雷区，一降轰响，梅永福和参谋、警卫员一起牺牲，时年34岁。

（本文原载《英名千古》三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一级战斗英雄郭敬富

淄博市淄川区编辑办公室

郭敬富同志1920年生于淄川县土山峪村（今淄川区寨里乡土山峪村）一个雇农家庭里。他有父母和一个妹妹，父亲郭振南是个老煤矿工人。这期间，家里欠了许多债，父亲日夜拼命地干活，四口之家还经常断炊。生活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敬富8岁时，父母万般无奈，只好让他带着妹妹出门要饭讨食。敬富10岁时，便到地主家当了小羊倌。烈日炎夏，数九寒天，他一年到头放牧在茫茫山野里。每天清晨和傍晚，还要给地主干许多零活。有一次，敬富为了照顾妹妹，把省出的一点干粮带回家去，被地主发现了，挨了一顿毒打不算，还把他赶出了大门。

为生活所迫，13岁的敬富便到煤矿当了“小筐头”，这是煤矿中最苦最累的活。在不到半米高的煤洞里，直不起身子，只好手足并用，拖着沉重的煤筐爬行。敬富累得腰酸腿疼，张口气喘，汗水淋淋。如果稍微休息一下，一旦被把头看见，轻则拳打脚踢，重则一顿皮鞭。

两年的乞讨生活，三年的小羊倌，五年的“小筐头”，使敬富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头。他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中，深深懂得了应该爱谁恨谁，求翻身解放的心情十分迫切。

1938年春，日寇在淄川地区连续制造了多起血洗村庄的惨案。这更加激起了敬富的愤怒，当时我淄川县第三区队，正在淄东一带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动员青年参军。18岁的郭敬富，早就十分敬慕八路军，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回家告别了父母，参加了淄川县第三区队。从此，敬富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敬富参加了八路军如鱼得水，高兴异常。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军事上勤学苦练杀敌本领，进步很快，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喜爱。1939年第三区队改为工人第六支队，敬富被提升为班长；1940年，工人第六支队调至滨海军区改为工人第九支队，敬富被提升为副排长；1941年，滨海军区的第二、九支队合编为北海二旅，敬富又被提升为排长。

敬富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身先士卒，对敌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一次，他带着两个班到敌人据点附近执行任务，遇到三个日寇，八个伪军在村里祸害百姓。敬富顿时怒火万丈。他立即把两个班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伺机打击敌人。当敌人兴高采烈地带着抢劫的鸡鸭和其他财物返回岗楼时，敬富与战士们一跃而起包围了敌人。敌人万没想到在岗楼附近会突然出现八路军，他们措手不及，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

一天，我军在攻打国民党顽军许树生的据点时，担任主攻的两个排受到敌人火力的阻击，情况非常紧急，敬富见势立即带领一排，从另一方向迅速插向敌人，他们攻到敌人的围墙下，投了一阵手榴弹，炸死了许多敌人，其余敌人惊慌失措，敬富趁机跳进围墙，战士们也跟随越入，一阵激战，又杀伤了部分敌人。最后，敬富率领战士歼灭了躲在屋里顽抗的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敬富作战勇敢，战功卓著，曾三次被评为连的战斗模范，三次被评为营的战斗模范，两次被评为旅的战斗模范。同时，由于他利用战斗空隙经常坚持学习，文化水平提高很快，被评为学习模范。

1941年冬，五万多日伪军，大举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奋起反“扫荡”。在沂山四郎寨战斗中，日伪军约八百余人，向我方阵地扑来，严阵以待的我军，见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内，即用密集的枪弹猛烈射击，敌人死伤了许多，活着的敌人一窝蜂似地溃逃。敬富率全排，将一股敌人压缩在一块墓田里，敌人见无路可逃，拼命挣扎，集中火力猛扫我军，敬富利用地形，冒着弹雨，匍匐前进，接近敌人后，一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随后紧跟了上来，又用手榴弹炸死炸伤了许多敌人。这时，敬富因投掷手榴弹，胳膊甩肿了，腰部也受了伤，同志们都劝他撤下来，他却顽强地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直至把敌人全部消灭。

1942年，日寇加紧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其驻华北总司令冈村宁茨，亲率大批敌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向我军进攻。根据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当时正在医院治疗的敬富同志，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曾多次要求重返前线，因伤口未愈没有被批准，后来敬富不辞而别。回到部队后，立即投入了反“扫荡”斗争。一天，敬富领导的排与百余敌伪军遭遇，敌人用机枪、掷弹筒猛烈射击，一时弹片横飞，子弹呼啸，部队受到敌人火力的封锁，既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这时敬富紧握手榴弹一跃而起，冒着炮火冲向敌人，战士们也紧跟前进，一齐投出手榴弹，炸死炸伤五六个敌人，剩余的敌人魂飞魄散。此刻，兄弟连队从另一个方向对敌人包围上来，在双方夹击下，终于把敌人全部歼灭。

在取得反“扫荡”胜利后，我军又开始了反磨擦的斗争。国民党军孙焕彩、土顽李延修等部，利用我反“扫荡”之机，强占我甲子山区抗日根据地，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反击。战斗发起后，顽军两个连的兵力企图从我阵地夺路而逃，敬富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一面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一面向顽军喊话，发动政治攻势。敌人负隅顽抗，被我打死、打伤七八十人后，敌人动摇了，敬富趁机向敌人大声高呼：“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迫使剩余的敌人放下了武器。我军在收复甲子山区根据地战斗中。敬富领导的排，打得顽强，以少胜多，阻击有功，被评为英雄排，敬富被评为一等战斗英雄，晋升为连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春，在攻击临沂姜家村敌伪据点时，敬富不幸又被敌弹所伤，两条肋骨被打断，并且伤及内脏。他忍着剧痛，坚持指挥战斗，直至战斗结束。组织上让他到荣军医院治疗，全连战士都为他的伤势担忧，敬富却毫不介意，并勉励大家进一步练好杀敌本领，为全民族的解放事业斗争到底。敬富在医院里，用坚强的意志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与伤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医疗中从不呻吟，有时还哼着抗战小调哩！连队派人来慰问他，敬富紧紧握住同志们的手说：“敌人能打伤我的肋骨，但不能挫伤我的意志；我决心好好养伤，争取早日出院再和敌人算账！”

1946年春，敬富在荣军医院继续治疗，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面对敌人的倒行逆施，敬富再也不能平静下来，立即请求回部队工作。在此情况下，组织考虑他的伤还未痊愈，便让他到淄川火车站负责军管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此期间，他工作深入，认真负责，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该站有位被留用的蒲站长，开始对我党我军缺乏了解，思想动摇不定，敬富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提高了觉悟逐渐安定下来，并在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敬富在工作中注意依靠老工人，团结新工人，出色地完成了战时铁路运输任务。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当局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根据形势需要，上级决定调敬富同志任鲁中军区特务营长，从此，身残志坚的敬富，又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1947年春，敬富同志调任泰山警备旅七团三营营长。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损兵折将，屡遭失败，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3月下旬，我军发起莱芜战役，歼敌6万余人。5月中旬，我军在孟良崮全歼蒋介石的“御林军”七十四师，击毙该师师长张灵甫。至此，敌人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已濒于破产。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6月中旬，国民党又拼凑24万人马，向我沂蒙山区重点进攻。我军奋起反击，在南麻、鲁村、并王庄一带，与敌激战四天，敌人受到重创，未得前进一步。6月底，我华东野战军为了执行党中央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主动由我省中部向鲁西南地区挺进。敌人乘机急令其新五军，由莱芜兵分三路向我淄博地区窜犯，同时从济南方向以三个师的兵力沿胶济铁路向淄博方向扑来，企图占据我淄博地区，摧毁我地方政权。时值我淄博地区正进行土改工作，由于局势一时恶化，我淄川县委当机立断，将县区乡村各级干部一千余人组织起来，转移到淄西山区的珠宝峪、桃花泉一带。8月28日我得知敌人由章丘沿公路向我方进攻，领导为了干部们的安全，决定由警备旅三营和县独立营护送，再向禹王山一带转移。经过一夜行军，全部到达禹王山。

禹王山东西约二华里，南北约一华里。遍山岩石嶙峋，悬崖峭壁，林木遍地，杂草丛生，山顶有倒塌的围墙，还有几间断垣残壁的破屋。山脚下的河流因天旱枯竭，河床上布满鹅卵石。部队到达后，博山县委也带几百名干部到来，这样禹王山上共有干部两千余人。

上午8时左右，敌人开始进攻了，起初，他们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一边前进，一边开枪试探。我军沉着地等待敌人接近，当敌人进到我方阵地前沿时，敬富一声令下，战士们集中猛烈火力向敌人射击，敌人死伤近百，活着的迅速溃败下去。

战斗胜利的间隙，两县负责同志带着食物赶来阵地慰问。当战士们得知这些食物是干部们忍受饥饿省出来的时候，人人内心激动，个个热泪滚流。一致表示：坚守住阵地，更多地消灭敌人，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立新功！

下午2时，敌人又开始疯狂炮击，震得地动山摇。这次敌人孤注一掷，使用四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进攻。敬富料定敌人有此一着，早已指挥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抢修了被毁坏的工事，并从预备队调来三个排，加强了前沿阵地，又抽出一挺轻机枪，专打敌人的指挥官。他大声高呼：“我们是革命战士，要坚决守住阵地，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经过激战，敌人这次进攻又被我打退了。

就这样，我连续打退敌人七次进攻。但是，我军也付出一定的代价，特别是弹药已消耗殆尽，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时，两县的领导同志又赶来慰问了。他们带来了从各级武装干部中收集到的弹药，并组织了部分人员参战。这给战士们极大的鼓舞。敬富与两县领导同志研究了在弹尽粮绝时的应急计划后，亲率两个排的预备队，埋伏在敌人主攻方向的翼侧，伺机打击敌人。

这时已是日薄西山，敌人又发起了第八次进攻。照例首先是猛烈的炮击，随后，敌人擦着我伏兵阵地而过，进至我阵地前沿时，随着手榴弹的声声巨响，敌人尸体成堆。当敌人的指挥官再逼迫士兵前进时，在他们的背后突然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重机枪叫得格外起劲。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剩余的敌人以为我们主力部队到了，连滚带爬地向山下溃逃，并于当夜缩回了莱芜城。此刻，战士们不禁一片欢呼：“我们胜利了！”敬富也觉得险关已过，如释重负，笑得十分欢畅。

就在接近胜利的时刻，敌人的一颗子弹，不幸射穿了敬富的胸膛……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与日寇、伪军、国民党反动派鏖战九年的优秀指挥员，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保护两千多名干部的安全于1947年8月28日在博山区禹王山光荣牺牲，时年27岁。

三营的指战员及淄博两县的干部，眼含热泪将郭营长的遗体安葬在禹王山山麓上。

郭敬富烈士永垂不朽！

（本文原载《英名千古》二集，收入本书时作了删改）

——记共产党员陈秀英烈士

陈华鲁

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

——题记

天朗气清，大地葱葱，1988年4月23日上午，在鲁南山区群山环抱的平邑县铜石镇北锅泉村西北角岭下，数千干部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党的好女儿陈秀英烈士英勇就义46周年。

陈秀英文化水平不高，但她酷爱学习，进步很快。当时学习文件很少，有时弄到一份《大众日报》，她认真读，上面刊登的战斗消息和英雄事迹，她都记下积极向群众宣传。1941年纪念“七一”，中共山东分局号召开展十大建设运动，她积极响应和宣传，有关妇女方面的工作她马上做。有一天她在一张报上发现刊载了一支《妇女解放歌》，歌词是：“在千层的高压下面，受万丛的锁链中间，起来吧姊妹们，难道我们生来只配做奴隶，永远不配做人……”陈秀英很快学会了这支歌并马上教给妇救会员们唱，鼓舞大家的斗志。

陈秀英艰苦朴素。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她的衣服都是领布自己做，还积极帮助别人做。当时每人每月一元津贴费，她都用来买了针线和学习用品。晚上除了工作、学习，就点起菜油灯做针线活。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抗日战争是持久而残酷的，1941年10月，青纱帐落以后，敌人又准备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这时陈秀英已调到固城区工作，她便和大家夜以继日动员领导群众埋藏粮食及各种物资，实行空室清野；组织青壮年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有的武装起来打游击，积极准备反扫荡。

11月5日，日寇汉奸五万人开始疯狂扫荡。费北县区机关撤到蒙山里，决定精简机关，疏散干部，保存力量。陈秀英因家不是本地，没有社会关系，便由青年干部王善保带回他家隐蔽。但哪知不久，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王善保叛变投敌，并出卖了陈秀英同志。11月16日，陈秀英被汉奸刘桂棠部队逮捕，伪营长尹殿堂审讯，软硬兼施，要她投降，她坚决拒绝；要娶她当小老婆，她破口大骂。最后将她押送当时的费北县（今平邑县）锅泉村伪师部，向主子刘桂棠献了礼。

刘桂棠生于南锅泉，外号“刘黑七”。他狡猾残忍，是横行中原、华北、东北十省的大土匪头子，所到之处奸淫烧抢，杀人如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身兼二任，是日本皇协军司令，又是国民党新编三十六师师长。这时陈秀英就要和刘匪进行斗争。敌人开始审讯，陈秀英假说名叫陈玉芝，家是泗水县，在蒙山鞋厂做工。二次审讯，敌人突然问：“上次你说得不对，听说你是妇救会长，还是共产党员。”陈秀英知是讹诈，因为当时党员是秘密的，群众不知道；相互称同志，也不称官职，因此她泰然答道：“你说的都不对，我还不知谁是党员呢。”这样她首先保护了党的秘密。

1942年1月，扫荡结束后，敌人在蒙山前沿许多重要村镇安了据点，山下已成敌占区，我费北县委等机关都在山里，当探知陈秀英被匪捕去后，便由做敌伪军工作的同志通过伪军关系，疏通刘黑七的妈将陈秀英要了出来，并留在自己身边，陈秀英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堂堂共产党员怎能低三下四伺候这贼老婆子，因此她不干，要求放她回家，敌人哪能准许。过了几天，又让她搬到院外被服厂里住着。

这伙匪徒残害妇女成性，如今看到这年轻貌美的“女八路”成了阶下囚，更像一群苍蝇紧盯不放。但他们完全想错了。开始40多岁的参谋长，继之50多岁的军需处长，先后想娶陈秀英当小老婆，要她享“清福”。陈秀英非常气愤，严词拒绝。特务营长孙宝灿也表示想娶她，她迅速拿出准备好的剪刀奋力向孙宝灿猛刺。孙宝灿外号“孙大炮”，身高力大，陈秀英自然抵挡不过。但孙宝灿也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只得踉跄走开。随后，刘黑七亲自出马，陈秀英借机痛斥他认贼作父祸国殃民的罪行。刘贼怒吼：“你想死。”陈秀英毫不示弱，便说：“好，要杀快杀，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说着她先发制人，举手朝刘贼脸上打去。这时屋外有人闻声忙进屋拉开。陈秀英摆脱其纠缠后，心想此处不能久居，逃走又不可能，她急中生智，速将屋后草垛点燃，火随风势，草房烧掉一半无法住了。

陈秀英又被关进特务连，孙宝灿亲自审讯，严刑拷打。这事很快被刘黑七的妈知道了，又把陈秀英叫到身边，劝说陈秀英嫁给其亲信、伪自卫团团总孙安祥（外号孙三猴子）。孙安祥早对陈秀英垂涎三尺，如今主子开恩，喜出望外，他恬不知耻地对陈秀英说：“如果你嫁给我，可以马上放你出来”陈秀英怒不可遏：“快滚开，和我说话不怕沾了我。”孙安祥见软的不行，便把她吊起来，边打边问：答应不答应。秀英厉声说：“你这畜牲，要想叫我答应，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这时凶狠残暴的孙安祥将烧红的铁火铲照她前胸猛烙，秀英疼痛难忍昏了过去。

陈秀英苏醒后，已是遍体鳞伤。从此她饭不吃水不进，以示抗议。这时房东赵大娘对她很同情，一面劝她吃饭，养好身体；一面对她说：“我知道你不愿意跟他们，可眼下没办法，你不会先答应下来，以后想办法跑吗？”秀英说“大娘是好心我知道，但我不能那样做，我是中国人。抗日无罪，共产党八路军光明正大，我如果那样答应下来，屈膝投降，会遭人人唾骂，活着有啥意思。”大娘说：“我就怕你难过这一关。”秀英说：“那没关系，20年后照样革命，人就要有志气”大娘暗暗敬佩。这时秀英找来一块石灰，在屋里写下“打倒汉奸刘黑七”等许多誓言和口号。

陈秀英同志的英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这天正在周围整地的人们，目睹陈秀英的悲壮情景，无不为之感动，暗暗称赞。在场的许多匪兵更感到惭愧内疚，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反正参加我军杀敌报国。费北县委得知，马上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座谈，并编印了介绍陈秀英事迹的小册子，发给干部群众学习。同时《沂蒙导报》作了报道，并发表社论，号召广大军民向陈秀英学习。陈秀英的血没有白流，广大军民化悲痛为力量。踏着她的血迹，前仆后继，度过最困难的1942年。1943年11月15日，我军发动柱子战役，一举歼灭刘匪部队。不可一世、血债累累、杀害陈秀英的祸首刘黑七，在化装逃跑途中被击毙，其他罪犯也相继受到应有的惩罚。

陈秀英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平凡的，但她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她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她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彻底革命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她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中国妇女的骄傲，是共产党员的楷模。我和陈秀英相识并在一起工作虽仅一年，但她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难忘的。40多年过去了，近几年来，我重新采访整理了她的事迹。近年来在省委、省妇联的关怀支持下，临沂地委、地区行署和平邑县委、县府在陈秀英就义原址立碑纪念，以告慰先烈，激励后人，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努力奋斗。

陈秀英同志永垂不朽。

（本文原载1988年4月27日《大众日报》第二版）

山东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办公室

刘国庚，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通信团四连一排排长，1983年10月入伍，少尉军衔。1989年6月4日，在参加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惨遭暴徒杀害，壮烈牺牲。年仅25岁。

1964年1月28日，刘国庚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县城关镇（今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盖家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刘志荣是在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负伤的残废军人1949年复员回乡后，长期担任村干部，多年来拄着拐杖，拖着伤残的身体，为农村的发展建设作出了贡献。刘志荣革命本色不变，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教育孩子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永远跟党走。在这样的革命家庭里，刘国庚逐渐成长为一个爱劳动、爱学习、热爱人民，立志报国的好学生、好青年。

从1972年在本村小学上学开始，到高中毕业，刘国庚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他学习很刻苦，那些年，村里没有电，无论寒冬酷暑，他在煤油灯下苦读。有时碰上了疑难问题，就是节假日和晚上，他也跑到学校找老师或同学请教，不弄懂弄通，他是不罢休的。

1980年夏天，刘国庚考入本县第九中学。在班里，他是冒尖的学生。他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政治课代表，并于1982年5月加入了共青团。

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从老师讲的故事中，从小画书里，从广播喇叭里知道了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形象在刘国庚的脑子里深深扎了根。从此，关心集体、助人为乐成了他的自觉行动。他和同学们主动组织起学雷锋小组，利用节假日、队日和团日修理学校的桌椅板凳；到火车站和汽车站帮着打扫卫生、维持秩序；到附近的和平饭店刷洗桌凳，擦门窗……单位送来感谢信，学校表扬他和同学们，刘国庚总是说，比起雷锋来，我们还差得远哩！

刘国庚的集体主义观念也很强。1981年秋，学校开运动会。刘国庚的中距离赛跑是学校有名的。但不巧他的腿扭伤了。老师和同学们劝他不要参加比赛了，以免出现意外，但刘国庚执意不肯。他说，我能得一分就为咱班争一分荣誉，就是一分不得也尽到了责任。他咬着牙，忍着痛，坚持到底，夺得了800米赛跑第二名。

在村里，为烈军属、五保户干活服务的事，他也是抢在前头。村里有一个无儿无女，失去丈夫多年的老人徐桂花，患有肺气肿病，常年卧床不起。刘国庚便利用放学回家的一早一晚，把给老人挑水、扫地、送粮的事全包了下来。老人住的房子比较破旧，不抗风雨，生产队给她安排了新居老人又不愿搬家。为了老人的安全，每逢刮大风下大雨，刘国庚都把老人背到自己的家里。老人感激得热泪盈眶，对刘国庚说：“孩子，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别为我耽误了你的学习呀！”刘国庚笑了：“徐奶奶，别那么说，就把我当成是您的孩子吧！”

一天放学后，刘国庚去河边迎接洗衣服的姐姐，在收拾晾晒的衣服时，发现不知是谁丢了一件上衣。回家后，他赶紧到村办公室找人广播了一下，把衣服归还了失主。还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不小心轧死了一只鸡。他找到了鸡的主人，向人家赔礼道，并回自己家捉了一只最好的鸡送去作赔偿。刘国庚就是这样从点滴小事做起，严格要求，把自己走过的短暂的人生之路铺垫得多彩而又坚实！

1982年7月，刘国庚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这时，他的大哥在外地工作，二哥结了婚与父母分居，大姐出嫁，弟妹都在上学。父亲伤残在身，行动不便。母亲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20多年瘫痪在床。刘国庚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耕种责任田、烧火做饭、伺候父母、照料弟妹，他还担任村里的团小组长，里里外外都离不开他。

可是1983年秋季征兵的时候，他第一个在村里报了名。他的举动在村里引起了纷纷议论。有的人说，实行责任制了，哪年不挣个三千两千的，当兵实在不合算。亲戚们也劝说他要考虑家庭的情况，不要扔下家不管。但刘国庚想，父亲打江山流血流汗不容易，儿子保祖国担子更重。八十年代的青年，就应该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接过父辈的枪，站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最前哨。父亲最理解儿子，刘志荣虽然舍不得国庚离开家，但是没有说一句扯腿的话，只是深情地说：“国庚，你走的路是对的，到部队要好好干，别给咱家丢脸，家里的事你就不要牵挂了！”

当年10月，刘国庚带着父老乡亲的嘱托和期望，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但他忘不掉父母慈祥的面孔，忘不掉家庭生活的艰难。他时时保持着纯朴勤俭的农家子弟的本色，从不乱花一分钱，把节省下来的津贴费都寄回家。每次探家，他都是起早贪黑地干活，为的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1984年3月，刘国庚结束了紧张的新兵集训，带着优秀的训练成绩，来到某集团军通信团当了一名报务员。一年后，他作为优秀战士考取了重庆通信学院。

刘国庚兴奋地来到了这所培养军队通信人才的学府，他驾驶着勤奋之舟，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白天他常常在教室里一坐就是8个小时；夜晚，同室的战友已进入梦乡，刘国庚还在灯下苦苦熬斗，他看呀，记呀，有时竟读到东方破晓。

勤奋的汗水换来了丰收的喜悦。1986年7月，刘国庚从通信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集团军通信团四连一排。

来到通信排的第一天，部队正在外地进行军事训练。他谢绝了领导要他休息几天的安排，背包没有打开，便匆忙赶到训练场。

训练结束以后，刘国庚被任命为通信排排长。

在排长的岗位上，刘国庚事事高标准，处处争上游，从严管理，从严训练，全排战士个个技术过得硬。1988年，部队组织严寒条件下的军事演习，他带领全排出色地完成了通信保障任务，通信接力取得集团军第一名的好成绩，荣立集体三等功。他担任连队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向团员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积极开展适应青年特点的活动，在全团是很突出的，因而连续二年被评为先进团支部。

他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战士，与战士亲如兄弟。他经常找战士谈心，及时解开战士的思想疙瘩；排里的接力机因机器老化常有漏电现象，为确保战士操作安全，每次训练他都亲自检修、试机；外出执行任务，一个战士忘了带蚊帐，他悄悄地把自己的蚊帐挂到战士铺上，让战士在室内休息，自己在车上值班。他没有排长的架子，战士们的头发长了，他就主动为同志们理发。尽管自己家庭经济很紧张，但当他得知一个战士家庭有困难时，就以这个战士的名义给他家寄去了50元钱。提到刘国庚，战士们都称赞说：“我们的排长就像亲哥哥一样！”

1989年4月中旬，首都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极少数坏人利用学潮，策划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阴谋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了保卫首都，捍卫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刘国庚所在部队奉命执行戒严任务。

当时，因母亲病重，领导批准刘国庚回家探望。他人在家中住，心忧国家事。他从广播和电视中了解到北京的形势日趋严重，一种革命军人特有的责任感油然而生。男儿爱国胜爱家，他再也住不下去了，便把提前归队的想法告诉了老人。身患重病的母亲从心眼里舍不得儿子匆匆离去，父亲也想趁这几天把他的婚事商量一下，但父母深明大义，理解儿子那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这时，又接到部队执行紧急任务的电报。刘国庚在家只住了5天，便匆匆赶回了部队。

5月19日上午8点，刘国庚风尘仆仆回到营房。看到干部战士都在整理行装，准备出发。连长告诉他，部队要去北京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因他假期未满，又要筹备婚事，团首长决定让他留守营房。刘国庚一听就急了：“这么大的事，我怎能不去！”他恳切地向连队党支部和团首长提出了赴京的请求，要求党组织在这关键的时刻考验他，团首长见他态度非常坚决，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刘国庚请通信员替他送走了赶来看望准备商量婚事的恋人，归队不到4个小时，就随部队登程出发了。

在部队开进到京郊的休整期间，为了保证在执行任务中联络畅通，刘国庚主动担负起在连队普及硅两瓦电台技术的训练教学任务。他加班加点认真备课，精心施教。有的同志专业技术底子差，他就手把手地教，经常补课到深夜。在他的辛勤努力下，仅一个星期，就使全连70％的战士掌握了技术。但他的眼睛却熬红了，脸颊也明显地消瘦了。

由于极少数阴谋策划者躲在背后造谣惑众，挑拨军民关系，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混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中间，使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变得十分复杂，部队在执行戒严任务中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6月3日22时30分，刘国庚所在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一路上不断遭受暴徒袭击。砖头、石块等纷纷落在他们的车上。刘国庚为了保护战士，一直坐在车厢的最后边，并把钢盔让给了身边的炊事班战士小牛。他身上多次被砖石打中。当军车行到电报大楼时，暴徒中有的上车抢夺他手中的喊话筒，有的要把他拉下车，刘国庚抓紧住车后挡板。一个歹徒用砖头狠狠向他手上砸来，顿时鲜血直流。有的战士看到排长被砸伤，实在忍受不下去，就端起了冲锋枪。刘国庚看到后，大声说：“不要乱来，暴徒和群众混在一起，开枪会误伤群众的。”战士怒吼着：“排长，开枪吧，不然就没命了！”刘国庚斩钉截铁地说：“就是牺牲了，也不能伤着人民群众！”他们的车被暴徒团团围住，石块砸伤了刘国庚的头，鲜血溅满脸膛，仍手持话筒向成千上万的群众喊道：“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我们热爱首都人民。我们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绝不是来镇压学生和群众的。请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请你们让开……”他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和群众宣传，嗓子都喊哑了。

他们的四辆汽车在艰难地开进。到达六部口附近，再次受到围阻。两辆汽车被暴徒切断输油管，两辆车的轮胎被放了气。刘国庚乘坐的第一台车经过及时抢修后，突出了重围，赶到人民大会堂北侧指定集结地域。但是，后面的三辆车还没有跟上来。车上85名战友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车上还有三部电台和一些枪支弹药，一旦落入暴徒之手，会造成严重后果。刘国庚心急如焚。团首长也很焦急，准备借用兄弟部队的装甲车去拖被困的军车。刘国庚与司机班长樊立华自告奋勇，去送钢缆绳。他们来到新华门西侧警戒线时，执勤哨兵劝阻说，西面太危险，不要去。可刘国庚心里惦记着战友和武器装备，便和小樊冒着生命危险，向西奔去。

他们跑到离那三辆军车不远的地方时，被一伙手持棍棒的暴徒发现，两人再度陷入重围。暴徒们一哄而上，疯狂叫嚣着：“打死他！烧死他！”砖头、铁棍、木棒像冰雹般地朝他们头上砸来。他们当即被打昏在地，樊立华被一些好心的群众救出。还有几个群众想把刘国庚抬到医院去，刚抬出不远，暴徒们又追了上来，更加疯狂地残害刘国庚。刘国庚脸和双臂上的肉被打得翻了出来，顿时变成了一个血人。暴徒又在刘国庚身上浇上汽油点燃。烈火把昏死的刘国庚烧醒了。他突然站了起来，带着一身火焰向暴徒扑去，他双手死死抱住一个凶残的歹徒，准备与他同归于尽。暴徒们惊恐不已，赶忙把刘国庚身上的火苗浇灭，将他又一次打昏在地。此时，刘国庚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暴徒们还不罢休，仍用砖头狠狠地在刘国庚身上砸着，把他活活砸死，残忍地将他的遗体倒上汽油焚烧，又用绳子把他的遗体吊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个暴徒还丧心病狂地剖开刘国庚的腹腔，把肠子也掏了出来，其情景惨不忍睹。

刘国庚壮烈地牺牲了，他短暂的一生，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一生。他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要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利益的钢铁誓言。

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戒严部队和首都公安干警、武警部队一起，以一往无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夺取了制止动乱，维护首都和全国安定团结斗争的伟大胜利。

根据刘国庚生前的要求，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授予刘国庚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为了学习宣传刘国庚烈士的英雄事迹，把烈士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在全省城乡广泛深入地开展向刘国庚烈士学习的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学习“共和国卫士”的英雄事迹和崇高思想，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向前进，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共青团中央也发出通知，号召各级团组织广泛开展向“共和国卫士”学习的活动，动员和组织共青团员和青年以英雄为榜样，坚持正确方向，矢志创业、奋斗，把改革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王民生整理）

——记“羊城护法英雄”车孟义烈士

荣成县民政局

这时，路经此地的玉门油田器材处驻广州代表苏喜武等同志，在飞鹰车队出租汽车司机陈铁峰的配合下，迅即将车孟义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抢救。但因车孟义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19岁。车孟义用他短暂而闪光的青春年华，给人间留下了一曲正气歌。

1969年3月，车孟义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泊于乡松徐家村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父亲车吉山，常年在海上打鱼。多年的搏风击浪造就了他吃苦耐劳和憨厚刚强的性格。母亲刘翠玉是一位善良而勤劳的农家妇女。父母的优良品德，熏陶影响着孩子们的心灵。车孟义从孩提时代就很懂事。他每天去帮年迈的爷爷奶奶提水、扫院子；父亲从海上归来，他总是默默地为患关节炎的父亲捶腿、捶腰；有好吃的，他自觉地留给弟弟；邻居家有困难，他也争着帮忙。街坊邻居都夸他是个好孩子，长大准有出息。

上学以后，车孟义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进，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热爱集体，助人为乐，一直担任班里的干部，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984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他在志愿书上写道：“我要把自己的一点一滴光亮献给人间。”数年来，他用行动履行着自己的誓言。

车孟义懂道理，明大义。他家的果园和徐家的果园仅一沟之隔。这年秋天，正是苹果成熟的季节，突然来了一场风灾，被刮掉的苹果填满了一沟。为沟里苹果属谁的问题，两家有些争执。车孟义知道后，劝说自己的父母，不要为了这点小事，伤了两家的和气，少得点苹果，图个和睦团结多好。他父母认为孩子说得在理，最后两家在互尊互让的气氛中，解决了纠纷，密切了两家的关系。

还有一次，车孟义和几个伙伴披着晚霞到泊于村看电影。露天影场里，两名青年为争座位打了起来。车孟义赶忙劝阻，说道：“有话好说，别……”话音未落，一个青年竟向他脸上飞来一拳，打得他头晕眼花，蹲在地上。周围的群众纷纷批评指责这个青年，这青年自己也愣了，站在那儿等着车孟义的还击。谁知车孟义站起身来，丝毫没有要动手的架势，仍是婉言相劝。打架的两个青年感到愧疚，各自承认了错误。在回家的路上，同伴们怪车孟义打不还手，车孟义不以为然道：“他们认了错就行了呗。”

1987年车孟义初中毕业了。父母为他贷款买了一台拖拉机，让他搞运输，每月能有近千元的收入。每到农忙季节，他把拖拉机用在农业生产上。他不但给自己干，还经常帮助别人。有一天，车孟义家的麦子已经割倒，正等他往场里运，可是父亲在地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儿子的影儿。原来车孟义帮别人运麦子去了。后来当父亲责备他时，他说：“拖拉机是咱自己的，晚运一会儿没关系，那些劳力少的人家咱不帮忙把麦子运回家，天下雨了怎么办？”父亲看着汗流浃背的儿子，心想：孩子有这份心，实是可贵，应支持他。抢收后接着抢种，车孟义又是先帮人家运肥，然后再干自己的。尽管自己家的小麦播种因此受到影响，但车吉山却为有这样的好儿郎感到高兴。车孟义帮乡亲搞运输、捎货从无二话，从不收费。乡亲们过意不去留他吃饭，他总是憨然一笑：“乡里乡亲的，别客气！”

打上小学起，车孟义就迷上了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画册。上初中后，书包里总爱装着《青年英雄的故事》、《战斗英雄故事选》等故事丛书。看电影也是最爱看战斗故事片，象《英雄儿女》和《高山下的花环》等影片他总看不够。英雄王成、梁三喜等人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每次当兵的舅舅回来探亲，他总是缠着问这问那。他总是对威武的解放军战士充满了羡慕之情，决心长大后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1986年春，学校开展了“战士在我心中”的学习活动，车孟义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对越南侵略者无比仇恨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着，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像磁石般吸引着他，他当兵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当年冬季征兵时，他兴冲冲地跑到乡武装部报名，因年龄不够，未能如愿，为此，他还哭了一场。1987年征兵开始，他听说后，没顾得回家告诉父母，就一口气跑到乡政府报上名。晚上，他妈妈说：“当兵好是好，可家里的拖拉机谁开？你一走家里也会减少收入了。”车孟义回答道：“妈妈，我从小就想当兵，好容易才盼来了今天，你就让我走吧。我现在去当兵保卫祖国，就是为了使乡亲们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再说，国家也没亏待咱，少挣钱，我不在乎。”做母亲的望着儿子未脱稚气的脸，头一次发现孩子真的长大了，说话在谱，再没吱声。沉默了许久的父亲开了口：“好，走就走吧，有国才有家。过去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那阵子，咱老百姓遭那个洋罪，就是挣个金山银山还不是白搭。孟义，你放心走吧，到部队要干出个样子来。”车孟义欣悦地点点头，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

这时，车孟义的一位朋友在乡办企业当负责人，看中了他，愿以高薪聘请他当助手。他当兵心切，婉言谢绝。

入伍的前一天，车孟义忙碌着为爷爷奶奶挑满最后一缸水，把家里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把拖拉机维修一新交给了父亲，并嘱咐弟弟多帮爹妈干活。他不敢正眼看着正在流泪的妈妈，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心这么“硬”。

1987年10月17日，车孟义满载着家乡人民的重托，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车孟义跨进军营，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新兵训练。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道：“服兵役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要以什么姿态参加新兵训练呢？”车孟义暗下决心，要以刻苦的训练、优异的成绩，圆满地完成新兵训练任务。

新兵连里，大家都佩服车孟义能吃苦的拼搏精神。在训练场上，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个动作。有几次训练射击瞄准时，车孟义的手腕、膝盖磨得红肿流血。班长劝他休息，他总是憨然一笑，又接着练。擦伤过重，他就悄悄地买来护腕、护肘带上继续练。他为了增加耐力，给自己下达了“命令”，每天负重长跑30公里。练功时，他自动增加了多于他人数倍的“任务”。为了练好掌上的功力，他坚持每天砍砖100下。有人抱怨这样的生活太苦，他认为苦中有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强化训练使车孟义进步很快，实弹射击5发子弹中了46环，武装越野名列前茅，各项训练成绩优异，受到部队嘉奖。在荣誉面前，车孟义没有骄傲，他认为：“鹰飞得再高，也不应该忘记大地，因为大地毕竟是它的出生地。”

车孟义是个感情丰富、急人所难、助人为乐的好战士。新兵连里100多个新兵，大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对同班的陈波、叶涛、王强等战友更是情同手足。那次5公里全副武装越野拉练，陈波跑了1公里，就气喘吁吁，几乎要掉队。车孟义肩上已经扛着一挺机枪，却硬把陈波的步枪夺过来背在自己的肩上。途中的小腿扭伤了，却一声不吭，直到宿营地才悄悄用热水烫烫，接着就去替一名有病的战士在瑟瑟的寒风中站岗。战友病了，他都是跑前忙后，为病号端水、打饭、洗衣服，而对自己的伤痛却从不放在心上。一次，新兵连到支队农场挖水沟，车孟义抢干重活、脏活，不慎眼睛被水桶碰伤，指导员要他休息三天，他却一天也没有歇。

部队里的紧张生活，战友间的深情厚谊，使车孟义生活得更充实，视野更加开阔，一心一意当好祖国卫士的思想更加坚定。他跟指导员谈心时说：“我喜欢部队，部队就是我的家，9头牛也不能把我拉回去！”他感慨地在日记里写道：“宁做一个无花果，也别做一朵无果的花！”以此自勉。

3个月的新兵连生活结束了。1988年1月，车孟义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尖子中队”——武警二支队四中队二班。这个中队担负着广东省广播电视厅的警卫任务，挑选的都是思想过硬、技术过硬的战士。战友们心里都清楚：车孟义能走进这个中队，正是他勤学苦练、积极进步的结果。

车孟义多次去瞻仰安珂烈士塑像，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向安珂同志学习，当好羊城卫士。”在站岗放哨的日子里，车孟义忠于职守，曾两次抓获企图混进大院的歹徒。3月的一个晚上，有两个歹徒窜入太平洋影音公司大楼企图作案。当听到巡逻人员“捉贼”的喊声，车孟义第一个冲了出去，扑向歹徒，在战友的协助下，抓获了一个盗窃分子，受到中队嘉奖。

车孟义能见义勇为，嫉恶如仇，是因为他懂得自己是祖国的卫士，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他的战斗岗位既在广播电视厅，更在辽阔的大地上。他把维护法律尊严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时刻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危记在心上，自觉地与无视和破坏法律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所以，在护法斗争的关键时刻，他能挺身而出，用生命和鲜血去谱写光辉的篇章……

车孟义倒下了，他的战友曾宪银带着伤，继续追拿歹徒，在路过这里的广州市警察学校学员冼永雄和他的朋友林润根的协助下，将行凶歹徒的同伙周亚华擒获。公安机关也迅速行动，撒开恢恢法网，经过36小时紧张的奋战，于24日上午将9名案犯一网打尽。

车孟义的名字，立时传遍了羊城，传遍了祖国各地。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王芳，武警部队司令员李连秀、政委张秀夫联合签署命令：授予车孟义烈士“羊城护法英雄”荣誉称号，武警广东总队党委追认车孟义为中共党员；广东省团委授予车孟义“南粤青年护法楷模”光荣称号，并号召广大青年、团员、公安干警向车孟义学习。

车孟义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鲜血没有白流。他的浩然正气长留人间，成为千百万人勇于维护正义的强大鼓舞力量。

诀别了，山东大地的骄子！

安息吧，羊城的护法英雄！

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刘文进

刘文进，1944年参加革命，至新中国诞生，五年中他参加过大小战斗90多次。从山东转战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9年6月12日，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评为“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并授予奖章一枚。1949年10月5日，在解放金塘岛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9岁。

刘文进，山东省费县梁邱镇西村人。1920年出生在一个雇农家庭里。一家五口人，住着一间又破又矮的小草房，房基地还是人家的。其父亲刘二，给地主扛了一辈子活，到头来还是穷的没法。刘文进出生不满周岁，母亲就把他搂在怀里沿街乞讨。为了祈求将来结实出息，父母给他取了个乳名叫“石头”。石头八岁那年，母亲撇下刚出生两个月的妹妹，离开了人间。八岁的小石头，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便挑起了照看弟弟、妹妹以及做饭等家务的担子。不久，五岁的弟弟也被贫困夺去了生命。石头12岁那年，为了生存，不得不去给富人家干杂活，一直干到20岁。他夏天光膀赤脚，只穿一条补丁摞补丁的裤头；严冬从未穿过棉衣，每到晚上，只有钻进草堆里挡风寒。

1938年底，日寇侵占费县城，并在梁邱安上了据点，日伪兵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广大民众蒙受了空前的灾难。阶级仇，民族恨，使石头这个饱经苦难的青年，从心底里埋下了救国复仇的种子。1942年，石头不堪忍受日寇的欺侮，愤然离家出走。

1944年春，正在费（县）滕（县）边区给人扛活的石头，亲眼看到八路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从而坚定了他参加八路军的决心。于是，他勇敢地参加了八路军双山县县大队，在一中队当了战士。登记时，没有名字，队长给他起名“刘文进”。他这个苦水里泡大的年轻人，从此获得了新生。参军后，首长和同志们对他亲如兄弟，他深深感到八路军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不久，他参加了滕县东的冯卯、火山头拔除日伪据点的战斗。同年冬，又参加了配合老三团攻打泗水城的战斗。刘文进虽是个新战士，但打起仗来，非常勇敢。在攻打冯卯时，他抢先攀梯、登墙，一人就刺死了两个鬼子。

1944年12月20日，双山县大队，改编为双山独立营，刘文进所在一中队编为一连。1945年上半年，独立营在滕（县）—邹（县）—枣（庄）—薛（城）—兖（州）—济（宁）之间的铁路线上，不断地打击敌人，并配合我军攻克了山亭、界河、南沙河、东沙河等城镇、车站，把敌人困在枣庄、滕县、兖州等几个孤立据点里。在攻打山亭时，刘文进所在的一连一排担任主攻，他们率先从西北角爬墙突了进去。在这次战斗中，他们共毙日寇13人，俘敌42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双山独立营编入警八旅十六团二营。刘文进所在的一连改编为四连。刘文进参军一年多，参加大小战斗14次，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1945年9月，刘文进所在四连参加了攻打曲阜城的战斗。四连作为主攻连，任务是从东门突进。一排王怀贵等炸开城东门后，刘文进所在二班首先突进城内。敌人一个排反扑过来，刘文进端起机枪朝反扑的敌人猛扫。敌人的三次反扑都被他压下去了。此战四连俘敌40余人，武器全部换新，刘文进被编入机枪班。

1946年上半年，十六团在滕县北关外，进行了百日大练兵。刘文进在这次练兵中，起早贪黑地苦练杀敌本领。通过这次练兵，刘文进和其他同志一样，获得思想、技术双丰收。正如他在练兵结束时说的那样：“如果蒋介石胆敢发动内战，就把打日本鬼子的劲头拿出来，坚决消灭他。”同年6月，刘文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警八旅改编为山东野战军十师二十八团二营四连。

1947年1月，刘文进跟随四连参加了鲁南战役中的檀山东伏击战。他在战斗中，一人毙伤敌人十几人。敌五十一师的一个连在溃逃时，被四连全歼。这次战役，共俘敌80余人，缴获全部武器。紧接着四连又投入歼灭敌第一快速纵队的战斗。敌第一快速纵队，完全是现代化装备，他们拥有坦克、美式武器。当刘文进看到自己的机枪无法阻止敌人坦克的冲击时，便抓起手榴弹和战士李士泉等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在他们的带动下，四连用手榴弹接连炸毁炸伤敌坦克四辆，为配合兄弟部队摧毁敌坦克，全歼快速纵队做出了贡献。

1947年3月，四连改编为三纵七师十九团二营四连。四月，在泰安战役中，二营负责扫清外围。敌人七十七师占据着城外各山头，四连主攻马鞍山。夜里，攻击开始。先头部队首先遭到敌群堡的猛烈阻击。为了配合部队的进攻，刘文进和机枪班的战友们端起机枪对准中路敌人枪眼猛烈射击，压住了敌人火力。四连趁机猛扑过去，他们靠近敌堡，用手榴弹、炸药包将敌堡炸毁。天亮前，四连攻下了马鞍山。在这次战斗中，共俘敌30余人。7月16日，四连参加了济宁战役。在进军济宁的途中，刘文进积极响应上级首长提出的“走好路，打好仗”的号召，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常帮助战友们扛机枪，背背包。因此，被战友们誉为行军途中的“双枪将”。

1948年初，部队在郾城附近用“诉苦、三查”的方法，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平时，不爱说话的刘文进，这次也字字血，声声泪的诉说了他家的苦难遭遇，并检查了他的阶级立场，工作方法和斗志等方面的情况。通过这一活动，既提高了全连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也使刘文进更加懂得了为人民杀敌立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不久，刘文进被提升为机枪班正班长。

刘文进升为班长后，带领全班苦练杀敌本领的劲头甭提多高了。他起早贪黑带领战士练射击，结合实战研究战术。通过练兵，使机枪班的战士个个练出一身过硬的本领。刘文进对战士情同手足，体贴入微。行军时，替脚底打泡的、有病的战士扛机枪；宿营后，他为战友们端洗脚水，给病号熬药、送饭。他平时不爱说话，完全靠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教育全班的每一个战士。机枪班的战士们对这位寡言少语的班长非常尊重。他们在刘文进的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1948年3月，四连参加了洛阳战役。洛阳守敌主力，是国民党206师青年军。他们具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坚固的城堡工事。

在洛阳战役中，机枪班不仅打仗英勇顽强，而且在遵纪爱民方面也堪称模范。他们在洛阳战役打响前，便召开了班务会，订出遵纪爱民计划，并要模范地执行。

我军攻进城后，机枪班的战士看到兄弟班有的战士从店铺里拿了几条毛巾和袜子，便一面前去制止，一面相互提醒说：“咱班不要拿，要记住咱们战前订的计划”。当部队攻进敌师部时，战士们已经一天半没吃上饭了，但他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宁肯饿着肚子，也不拿群众的一粒粮食。他们认真执行我军的俘虏政策，不拿俘虏的任何东西。刘文进说的好：“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搜俘虏腰包，是来解放你们的”。他们的行动使被俘人员很受感动。机枪班的战士，在北大街路西房东家做饭时，用了房东的一点油，刘文进便拿出钱来付上。但房东大娘说什么也不要，战斗组长和战士们一起上前说道：“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请你一定收下。”房东大娘看看眼前的刘文进，又看看这些和蔼可亲的战士，眼睛湿润了。

在这次洛阳战役中，四连机枪班被团命名为“洛阳遵纪模范班”。刘文进被团授予“一等遵纪功模”的光荣称号。

1948年7月1日，四连接替了二十五团的顾庄防务，投入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睢杞阻击战。顾庄离围歼区寿年兵团的主战场只有10公里，能否阻挡住敌人援兵，将直接关系到这场大战役的胜败。因此，纵队命令：“顾庄西干河防线，要确保人在阵地在！”四连这次被安排在最关键、最重要的口子上。四连干部、战士满怀胜利信心，立即投入了修工事，挖掩体的战前准备工作。

顾庄阻击战，为我军创造了积极防御，主动出击的光辉范例，有力地配合和保证了睢杞主战场全歼国民党区寿年兵团，毙、俘敌5万余人的辉煌胜利。战后，刘文进所在的机枪班受到师、团的嘉奖。

1948年9月，刘文进随连参加了济南战役。四连的主攻目标是卧牛山。9月18日早晨6时，攻击开始。机枪班在刘文进的带领下，掩护一、二、三排分三路进攻，连攻克敌人17个地堡，并沿地堡方向攻进500米，胜利攻下卧牛山。这次战斗，共俘敌30多名，从南面打开了通往济南的大门。9月20日，四连攻进铁路工厂。当夜攻进商埠，接着又沿二大马路进行巷战。在巷战中，炸毁敌装甲车一辆。在向纬八路进军时，我军被敌堡火力阻止，无法前进，刘文进率领机枪班，配合四、五班强攻敌堡，迅速扫清了障碍，为我军解放济南做出了贡献。

1948年11月，闻名全国的淮海战役打响了。11月17日，二营附属二十五团攻打滕寨。激战一天，因守敌火力强，未能奏效，我军伤亡较大。翌日，上级确定二营为主攻，四连为主攻连。刘文进接到任务后，首先带领战士，对敌火力点进行了侦察，并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黄昏，战斗打响后，机枪班的七挺机枪一齐开火，很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四连战士一跃而起，自东南角攻入滕寨内，突击成功，并歼敌大部。

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中，刘文进跟随四连又参加了双堆集攻打黄维兵团的战斗。战斗打响后，刘文进率领机枪班负责掩护二排、三排作战。在机枪班的掩护下，四连像把尖刀插入黄维兵团的腹部。在大部队到达后，一举全歼了黄维兵团。此战役，四连歼敌一个连，并攻下了敌营部。

在淮海战役中，刘文进被团里授予“甲等射击模范”的光荣称号，并颁发了奖状和证章。同时，刘文进还被评为连的战斗模范。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整编，四连为二十二军六十六师一九六团二营四连。3月28日，四连随团参加了攻克长江北岸的安徽省枞阳镇的战斗。

这时，国民党军队妄图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在江北设下这一据点，屯兵2000余人，在镇外，修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在镇内，又设置了百步云梯，四方亭等防御设施。当日，我军即扫清了敌外围工事。29日，四连随二营攻占了黄土岭。30日下午，刘文进率领机枪班以密集的火力掩护四连从镇的东北门突击进去，一鼓作气攻上敌防御最强的百步云梯，敌人溃不成军，仓皇逃往江南。至此一九六团胜利地拔掉了敌设在江北岸的这个钉子。

1949年4月21日晨，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千帆竞发，强渡长江。刘文进和机枪班的战士们，把七挺机枪架在船头上，冒着敌人的炮火，首登沙盘洲。就在这时，发现从长江上游溃逃下来数艘国民党的舰船。刘文进立即指挥机枪班的战士们，驾起帆篷船向敌舰冲去，在我军猛烈的攻击下，敌人夺路而逃。仅仅几个小时，我军即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1949年4月下旬，四连随一九六团二营东进浙东。5月19日，到曹娥江畔。隔江敌八十七军据守。他们沿江布防50里，并把沿江船只沉于江底，妄图凭借江防，阻我前进。5月21日曹娥江防线，被我军突破，在这次战斗中，刘文进率领“洛阳遵纪模范班”再立新功。他们模范地遵守我军制订的“约法八章”，时时刻刻关心着人民群众。在极其艰苦的行军、战斗中，他们做到三不走，“水缸不满不走，院子不打扫不走，不道歉不走。”5月25日夜间，在追歼逃敌，进入宁波市后，为不惊动市民，战士们就在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睡下。为了抵挡夜间的寒气，刘文进把自己仅有的一件褂子给副手小尹盖上，自己却光着膀子睡觉。清早，当市民们打开门时，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们感慨地说：“天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

刘文进在历次战斗中，表现的英勇顽强。在遵纪爱民方面更是处处带头。经上级评定记一等功一次，并发给了奖状。1949年6月12日，刘文进又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评为“华东三级人民英雄”，授予“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奖章一枚，并颁发了奖状。

1949年6月27日，为追歼逃敌，四连随一九六团二营向穿山半岛进军，迅速歼敌一个掩护营。并接受了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

战前，刘文进带领机枪班的战士们，观察潮汛，调查海情，昼夜进行实战演习。经过四个多月的训练，刘文进和战士们进一步提高了渡海作战的本领。

1949年8月18日，我军发起了对舟山群岛的总攻击，首战大榭岛。该岛离大陆只有半里多路，由敌人一个教导团防守。攻击开始后，我炮兵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炮击。当夜，四连随二营北渡至柴埠间强行登陆，接着向纵深发展。机枪班在刘文进的率领下，趁着黑夜，摸索前进，接连拿下几个敌堡，为我军迅速解放大榭岛，扫清了障碍。这场战斗，我军共俘虏敌人500多名。刘文进，在跨海东征，首战大榭岛的战斗中，勇敢机智，战绩显著，被记三等功一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喜讯传来，全军指战员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就在此时，二十二军首长向全军发布了解放金塘岛的战斗动员令。

在动员大会上，刘文进向军首长坚定地表示：“用解放金塘岛的胜利消息，来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3日黄昏，司令部一声令下，我军在全长18000米的炮兵阵地上，50多门重炮一齐轰鸣。500只战船同时起锚。这时，四连机枪班的勇士们，把机枪架在船头上，在刘文进的指挥下向金塘岛驶去。

驻守金塘岛的敌一〇二师，为防御我军的攻击，分别在岛的前沿山角、海堤遍筑工事，并在海滩上设立了木桩、鹿砦。当我突击部队接近金塘岛时，敌人乘机组织起强大的火力，向我军猛烈射击。四连舵手陈爱保，身负重伤倒下了。刘文进迅速接过舵把，命令机枪手们猛烈射击，以掩护我军强行登陆。敌人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船舷上。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刘文进的左臂，鲜血顺着胳臂流了下来，他强忍着剧疼奋力握着舵把，并大声喊道：“登上岸去，就是胜利！”当船离岸只有二米时，刘文进第一个跳下水，伏在救生圈上，紧握机枪朝敌火力点猛射。排长陈福德便率二班涉水前进。在机枪的掩护下，二班勇士抢先登陆，打出了全营第一颗登陆信号弹。就在这时，狂风夹着暴雨向战士们袭来，可他们顾不上这些，冒雨涉水，向金塘岛腹地插进。

10月4日上午，金塘岛大部被我军占领，下午我军继续向岛北端的狮子山化成寺进发。这时，岛上敌人已溃不成军，纷纷由沥港海口逃窜。

5日凌晨，四连攻打西佛寺的残敌工事。刘文进在掩护部队冲锋时，被敌人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这位来自沂蒙山，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人民英雄，为祖国，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松涛日夜歌唱着英雄，大海永远把英雄的故事传颂。刘文进烈士的英雄业绩，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本文原载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沂蒙英烈》第二集，收入本书时作了删改）

——邱树昌烈士事迹

济南市油墨厂

1981年10月9日，秋风悲泣，落叶飘零。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好青年邱树昌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邱树昌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他创出了高尚而又伟大的业绩；他只有27岁，但他用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崇高的思想情操和革命精神，将长留人间，并激励着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奋勇前进。

1954年，邱树昌出生在济南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党的抚育，无数先烈和英雄人物光辉事迹的熏陶，使他逐步养成了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

1968年，邱树昌还在上中学。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他做完作业后，刚钻进被窝，忽然听到有人急促地叫门，忙下床开门，只见邻居李崇江的妹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快到俺家看看，出事了。”邱树昌急忙穿上衣服跑到她家，看到李崇江和他父母都已人事不省了。邱树昌立即推过自行车，飞快赶到国棉一厂把李崇江的大哥找来，又转身赶到市立第四人民医院请来了医生，经诊断是煤气中毒。在医生的指导下，邱树昌立即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病人脱离危险后，他还是放心不下，又守护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邱树昌想起煮胡萝卜水喝可以解煤气中毒，于是回家煮了一锅送来。接着他又不顾一夜的疲劳，帮助李崇江家买来新烟筒安装好炉子，并再三嘱咐两位老人，千万注意安全。两位老人眼含热泪，握着邱树昌的手说：“好孩子，是你救了俺全家的命啊！”

1974年5月的一天，邱树昌和一位同学约定好，准备乘火车去爬泰山。当他俩走到天桥施工工地时，发现一位老大娘不慎摔倒，头碰破了，鲜血直流。邱树昌急忙上前把大娘扶了起来，掏出手绢给大娘捂住伤口。这时同学提醒他说：“别忘了咱还得赶火车爬泰山啊。”“慌啥！大娘磕成这样子，如果不赶快送医院，恐怕有危险！”邱树昌说着，就和同学一起把大娘送进天桥医院。邱树昌掏出钱，为大娘挂号、买药，跑前跑后忙个不停。大娘缝合好伤口后，询问他俩的姓名、住址。邱树昌忙向同学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说。大娘看着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渐渐走远时，不禁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不断地念叨着：好人，好人哪……

1975年6月，邱树昌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跨进了济南油墨厂的大门。进厂后，他被分配到油墨车间当了轧墨工。他暗暗地攥了把劲，决心把工作干好。由于他虚心好学，在学员中第一个独立领机生产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邱树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憧憬着四化的美好未来，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坚信党的领导，对党充满了热爱之心。有一次，车间党支部成员和他谈心，他激动地表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恳切地说：“我现在还不够条件，但我有决心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邱树昌把对党对四化的热情，转化成干好本职工作的动力。1979年4月，邱树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当选为轧墨班的班长。从那以后，他的干劲更加高涨，并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领全班同志出色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使这个班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集体。

1979年5月的一天，邱树昌正在车间里紧张的生产，突然听到有人高喊：“失火了！失火了！”他立即奔出车间，只见凶猛的火舌卷着浓烟直冲炼油车间的房顶。他安排几个同志照顾生产，对其他同志说：“跟我来！”随手提起一个灭火器冲了出去。由于火势凶猛，人们难以靠近。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邱树昌提着灭火器登上了两米高的锅台，冲着大火就喷了起来。不一会，几个灭火器用完了，他跳下锅台，从别人手中夺过一个大灭火器，再次登上炼油锅台。他不顾浓烟烈火的熏烤，哪里火大就向哪里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扑灭了大火，保住了国家财产。

车间工艺员身体较弱。根据工艺要求，每当油墨轧过三遍之后，就需要加一些连接料。全车间共有16台机器，每台少则加15公斤，多则要加30公斤。邱树昌看到这种情况后，主动找工艺员说：“今后加连接料时，我来帮你干。”从此他就主动接管全车间的工艺工作。

邱树昌班上有个青年工人，过去纪律涣散，干活不认真。他便主动靠上去做工作，给他讲人生的意义，讲生产的目的，从思想上帮助他；在技术上，他手把手地教，在作风上扎扎实实地带。这位青年工人很受感动，逐渐地由后进变为先进。

邱树昌处处关心他人，严格要求自己。1980年以来，车间实行奖惩制度，超产多了可以多拿奖金，班组只要完成生产计划，班长就可以领取一等奖。邱树昌这个班组，月月都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他身为班长，处处起带头作用，每天早来晚走，工作上不管分内分外抢着干，但他每次坚持只拿平均奖。他常说：“我们青年人干工作要尽心尽力，可不能一头钻进钱眼里”这几句纯朴的话语，表现了邱树昌不为金钱所驱使，愿为国家多贡献的主人翁的崇高思想和宽阔的革命胸怀。

1981年9月19日下午四点，邱树昌下了夜班正在休息，忽然被一声巨响惊醒。他连忙蹬上拖鞋冲出门外，只见浓烟大火从徐志俭家的门窗向外翻滚，原来是徐志俭家的煤气罐爆炸了。邱树昌想到徐家的两个孩子可能在室内，便不顾个人安危，冲到徐志俭的家门口，用尽全身力气推窗跺门，但未能打开。他忙从邻居家拿来一把斧头，劈开房门，冲入屋内。身上立即着了火，像条火龙，但他全然不顾，竭力呼喊着。然而，在屋内没有找到孩子，便抓住趴在地上的徐志俭的爱人往外拉，但因她被炸塌的橱房墙压住了，没拉动，只好忍着烧伤的剧痛奔上五楼呼救……

邱树昌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灭火，终因烧伤过重，被后面赶来灭火的同志送进了医院。

邱树昌这次灭火，烧伤面积高达96％，三度烧伤占87％。因伤势过重，他昏迷过去了。当他第一次醒来时，睁开眼，看到床周围用于杀菌的紫外线大灯泡，便朝着灯光喊：“快救火啊，快救火！”护士说：“你现在是在医院里，火已被扑灭了。”邱树昌说：“屋内还有两个孩子要赶快救出来！”护士回答他说：“放心吧，失火时孩子不在屋内，现在他们都很好。”邱树昌这才放了心。

住院后的第六天，发生火灾家的徐志俭来医院看望邱树昌。老徐一进病房门，见邱树昌全身被烧得没有块好地方，心疼地流着泪说：“树昌，我看你来了。”邱树昌听到是老徐的声音，便十分关切地说：“老徐，你不要难过，两个孩子现在怎样？你要好好照料孩子，我在医院很好，没有什么事。”

邱树昌同志被严重烧伤，牵动着全厂每个职工的心，不少同志前来看望。邱树昌总是劝阻大家，不要到医院来，要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并说：“我现在虽然暂时不能和大家一块干，但只要你们能替我多干点活，我心里就比什么都高兴。”

根据邱树昌的病情，医院采用了紫外线杀菌，每隔3小时翻一次身，换一次药。由于他身上没有皮，烧伤的肉和一些分泌物与垫在身子下面的纱布粘在一起，每次翻身后，必须把纱布揭下来换药。每揭一次纱布，如同揭层皮，整个换药过程，邱树昌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有时疼得弓起身子，牙齿咬得咯咯响，甚至昏迷过去。后来，医院决定给邱树昌做植皮手术。植皮前，需将外表被烧伤的肉全部刮掉，而且必须刮到露出鲜肉为止。邱树昌的两腿烧得比较严重，因此，被刮得露出了膝盖骨，脚腕上露出了筋。手术进行了7个半小时。守护他的同志关切地问他疼吗？他强打着精神微笑着说：“还能不疼吗？但是想到战场上的无数英雄，就能坚持下来了。”负责为他治疗的医生说：“我治疗过很多烧伤病人，还没见过像邱树昌这样坚强的。”

植皮后，为了增加体内蛋白，医生要他吃东西。邱树昌面部烧伤很严重，嘴边裂了口子，别说吃东西，就是动一动都很困难。但为了配合治疗，他忍着疼痛吃，有时累了，歇一会再吃……邱树昌就是以这样的顽强毅力，与死神搏斗着。

10月7日，邱树昌同志的病情严重恶化，呼吸衰竭，持续高烧，昏迷不醒。当时，有几位守护他的同志控制不住感情，难过得流下了眼泪。邱树昌听到哭泣声，便强打着精神安慰大家说：“不要这样，我没有事，不信我还能唱歌。”接着就用那微弱低沉的声音唱起“党的旗帜高高飘扬”这首歌。……

1981年10月9日早晨6点45分，邱树昌同志终因伤势过重，而停止了呼吸。

邱树昌同志牺牲后，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中共济南市委根据烈士生前的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济南市政府授予他“青年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号召全市人民向邱树昌同志学习。

青年民警李健军烈士

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宣传科

李健军，山东省长清县万德乡南大村人。1960年生，1977年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转入公安部门工作。1982年10月19日晚，在与杀人犯英勇搏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2岁。

1977年12月，李健军参加了铁路工作，在湖屯车站担任连接员。由于他工作积极肯干，刻苦学习，要求进步，第二年九月就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他看不惯社会上有些胸无大志，政治上不求上进的年轻人。李健军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他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79年6月，他被调入公安部门工作后，要求进步更加迫切了。他经常向党支部汇报思想，征求领导和同志们对自己的意见，争取党组织的帮助。1982年3月3日，他向党支部郑重地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促使他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开始把自己的一切与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李健军同志爱憎分明，对各种犯罪分子，都毫不手软，但对广大人民群众和自己的同志却总是满腔热忱。他深深地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公安战士的根本宗旨。他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

李健军同志曾说过，“我要像煤一样，点燃了自己，温暖了别人”。1978年，他在湖屯站当连接员不久，就发现他的同事刘庆璋同志的家中生活有困难，便将自己准备买东西的钱拿出来支援他。1979年春节期间，565次客车黄昏前到达湖屯车站，转眼天已经黑了，这时由东北来的一位老大娘，下车后随身带着很多东西，她自己行走困难，在站台上难为的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当班的李健军同志赶快走过来，问明了老大娘的住址，二话没说，就借来了地排车，摸着黑，踏着积雪走了十多里路，终于把老大娘送回家，老大娘和他的亲属十分感激，他的这一行动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

许多工作，李健军都主动去做。站上有一个烧水炉子，因为没有固定的人去烧，因此，同志们经常喝不上开水。李健军来车站后，他每天早晨提前劈柴，点着锅炉烧开水，每天至少要烧两锅炉开水，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由于李健军同志的辛勤劳动，使全站30多名职工的喝水问题得到了解决。

李健军参加公安工作后，对自己要求更严了，和周围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他不管走到哪里，就很快地跟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李健军同志时只要看到邻居大娘手里提着东西，他总是主动帮助他们。周围邻居谁有困难，只要他知道了，就主动去帮助解决。每天睡觉前，他总要围着宿舍转一转。在鱼池村站的铁路宿舍里住着两位老人，男的叫刘兴起66岁，是个退休的铁路职工。老伴李秀英，62岁，老两口身边无人，而且都身患重病。李健军在鱼池村站担任驻站民警期间，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侍奉两位老人。他不仅给老人挑水、买粮、买煤，还帮他们种菜。

1981年4月6日，李大娘不慎摔伤了腰，李健军立即借来地排车，把她送到八九里外的道朗乡卫生院。还主动拿钱给她取药。看完病后又把老送回家。同年6月的一天夜里，刘兴起突然犯了病，李健军知道后，就从桥梁工区借来汽车，亲自把刘大爷背到汽车上，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一大早，又买了糕点专程去看望老人。后来，当老两口知道李健军牺牲的消息后，都失声地痛哭起来。他们泣不成声地说：“健军可是个好孩子啊，他像亲生儿女一样照顾我们。”

1980年4月19日，705次旅客列车刚刚在站台上停稳，从车上下来一位77岁的老大娘，她是从齐河县安平乡来肥城找女婿的。因为没出过门，人地两生，独自在站台上愁的没法。正在值勤的李健军和另一个驻站民警小刘发现后，主动询问。他们根据大娘提供的情况，经过多方联系，终于打听到了她女婿的住处，并马上给大娘买了汽车票，亲自把她送到女婿家。

1982年3月，他被派到泰安车务段去帮助工作，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打击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的斗争。一次，他和一位同志到外地调查案情，本来已经跑了两个县，够累的了，好容易坐上了从东平县开往东阿县的汽车。但上车后，他看到一位妇女抱着孩子没有座，就主动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这位抱小孩的妇女，而自己却站了两个多小时。还有一次，他和指导员到肥城县去送电报，路遇一位小姑娘在哭，原来她骑的自行车坏了，自己又不会修理，李健军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很快就为小姑娘修好了自行车。

李健军查车特别认真，每班都做到趟趟查，列列清，就连集装箱车也不放过。1982年8月的一天，李健军上夜班时突然发高烧，和他一起值班的同志几次劝他休息，他坚决不肯，仍然坚持把到开的所有列车都检查完毕。按规定，查车组的同志在值班中不准回家吃饭，李健军的家就在站下面，和食堂差不多远，每次当白班，中午时他既不回家吃饭，也不到食堂买饭，而是在站台上买两个烧饼充饥。同志们问他为啥不到食堂吃饭，他说：“中午要有四趟列车通过，如果到食堂去吃饭，这几趟车就要漏检了。”李健军同志就是以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的。

李健军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多次协助地方派出所完成任务。只要工作需要，他随叫随到，而且专挑重担。1981年9月，道朗乡派出所管辖的车西门村发生一起盗牛案，当地派出所人手不够，便请李健军帮助到这个村去取个证明材料。车西门村是道朗乡最偏僻的一个村庄，要翻山越岭走20多里山路，自行车不能骑，只能步行，但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回来的路上，他还抓获了一名盗窃乡林场树木的作案分子，将其送往派出所，对其进行了教育。

李健军同志生前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克己奉公，生活上艰苦朴素。

几年来，他工作调换了好几次，不管是当工人还是干民警，也不管是在本所单独执行任务还是到外单位帮助工作，他每次都是愉快地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他对我们党和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便更加自觉地努力学习和工作。他参加工作六年多，没有迟到过一次，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就在他牺牲前一天的夜里，由于肚子剧烈疼痛不能动了，才由邻居用车把他送到地区医院急诊室进行了治疗。本来，第二天应该休息，可他还是坚持上了班。

李健军平时严格要求自己，还表现在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上。有一次，他接到在外地工作的一个好朋友的来信，信中提到让李健军想办法为他写一张就医免票，好回家看看，李健军坚持原则没给他办，并在回信中说：“你要我办的事未能办到，因为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

1983年10月19日晚，李健军和苏伟同志接到了查堵杀人劫枪犯的通报。因此，在值班时，他们对每一趟过往的列车检查的格外细心。20时50分，1203次货物列车进站了，李健军正在三站台上查看进入三股的列车，忽然听到站在一股煤车上的苏伟喊他：“小李，车上有人！”听到喊声，李健军飞快地朝苏伟喊他的地方跑去。这时载煤列车还没有停稳，他纵身一跃和苏伟几乎同时爬到机车后第十一节装满水果的车顶上。在这个车顶的水果筐的筐窝里有两个人，通过查问，发现这两个人从相貌到口音都象通报中所通缉的那两个杀人劫枪逃犯。于是，苏伟迅速地掏出手枪和李健军对这两个人分头进行了搜查。当未发现他们身上带有凶器时，便命令这两个人下车，准备押送到公安派出所进行审查。但坐在靠里边的一个，故意磨蹭着不起来，当李健军、苏伟强制他们下车时，那人突然拿出藏在屁股下的手枪，枪口直指李、苏二人，李健军见势立即扑向罪犯，就在这一瞬间，罪犯连开两枪，李健军额下中弹，英勇牺牲，苏伟也中弹负伤。

这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也没逃脱应得的惩罚，当他继续行凶并企图逃跑时，被苏伟同志一枪击毙。

李健军同志在与杀人劫枪罪犯的搏斗中英勇地牺牲了，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李健军同志的一生，虽然只度过了短短的22年，但他在这22年中却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火花。他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在生产岗位上是一个好工人；在公安战线上也是一个好民警。为了表彰他在歹徒面前毫不畏惧，顽强搏斗英勇献身的行为，并根据他生前的愿望和表现，中共济南铁路局委员会已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共青团济南铁路局委员会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

济南铁路局、济南铁路分局和济南铁路公安处、济南铁路公安分处分别作出向李健军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局广大职工和公安干警，向李健军同志学习，为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李景德烈士事迹

莱西县烈士陵园

李景德同志是济南部队54938部队72分队的战士，1893年9月27日在国防施工中为抢救战友而壮烈牺牲。

李景德，1962年7月27日出生于山东省莱西县孙受乡前莪乐村。8岁开始上学，联中毕业后在本村开拖拉机。I97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82年4月的一天，海上突然刮起了九级大风，岛上渔民的一艘价值12万元的捕捞船，被风浪卷到了乱礁丛中，随时都有被撞碎的危险。李景德见此情况后，便毫不犹豫地带头跳进冰冷的海水中，和战友们一起与风浪搏斗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船拖到了安全地带，保住了渔民的财产。

1983年，李景德入伍已有三个年头了，领导让他回家看望一下老人，却被他婉言谢绝了，并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海岛建设上。

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中，李景德为了尽快地掌握军事技术，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不怕苦，不怕累，较快地掌握了武器的战斗性能和操作要领。在训练评比中，他的各门军事科目都取得了好成绩。

1933年9月27日下午，李景德正在坑道里与副手卜祥永进行掘进作业。观察员突然发现坑道拱顶出现裂缝，喊了声“不好”，忙用铁锹把捅了李景德一下。李景德抬头一看要塌方，此时此刻，他只要向右一跳，就可脱离危险。但是，卜祥永仍在埋头作业，对出现的险情毫无察觉，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李景德用右手猛地一把将战友卜祥永推出一米开外，就在这时，一立方多的平板石落下，卜祥永得救了，李景德同志却倒在血泊之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了表彰李景德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54928部队批准李景德为革命烈士，并追记一等功，号召全部队指战员向他学习，还举办了李景德烈士事迹展览。李景德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英雄的事迹和高大的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