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有些城市，原来不是叫这个名字的。例如六朝古都南京，它曾经叫过金陵、石头城；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南宋的时候叫临安。
一、全国简化工作开启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开始，着手提高我国普遍的文化水平，政府将“会写字”渗透在日常。
我们看到的1952年的全国田径运动会，运动员比赛前要会写自己名字，才能去比赛。教育，“有教无类”，几千年前孔子最早提出，然而朝代的更迭，多少王朝为了种种原因，都不能彻底解决文盲问题，或者说，压根不想去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跟得上世界的发展，开始着手消除文盲问题。
熟知古文化的朋友都知道，我国都是使用繁体字的，笔画繁复、还要记住很多，学起来很复杂，有的人干脆不学了，主动成为文盲。
我国组织了各路专家，研究现代汉语，研究说话方法，逐渐地，他们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我国地名上。
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普遍没文化，看不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更别说“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他们只会种田种地，想着牲畜会不会病，想着自然灾害不要发生。
于是，取名字要更加“接地气”，又要印象深刻的。
他写下了一篇《日本的汉字改革与文字机械化》，创造性地提出，我们邻近的日本、南韩、北韩，通过了改进汉字，简化汉字的书写，大幅度地降低了国家的文盲数量，这个卓越的经验应该应用于我国。
在拼音发明之前，我们已经有用汉字简化的拼音形式，但是远远不够，知识分子易掌握，普罗大众可能吸收不那么快，这时候就应该向普遍性的路子走。
伟人曾提出：“文字必须要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郭沫若先生的思想，悄然无息地运用到我国地名的更改中。他提到，有些认不出来的地名，可以进行相应的进化，让它变得好认一些。
毕竟，我们国家几十年走完了别的国家几百年才走出来的路子，步伐应当加快，不要有任何犹豫，要坚定些。
第一个表率的，是千年文化名省的陕西。1964年，陕西省民政厅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发出公告，改变地名，简化汉字。
它将自己14个运用了千年的地名一次性地做了更改，具体表现为：盩县改为周至县，郿县改为眉县，郃阳县改为合阳县，鄠县改为户县，雒南县改为洛南县，邠县改为彬县，鄜县改为富县，葭县改为佳县，沔县改为勉县，栒邑县改为旬邑县，洵阳县改为旬阳县，汧阳县改为千阳县，醴泉县改为礼泉县，商洛改名为商洛。
我们发现，这些地名中，很多字都是生僻的，我们在生活中根本就不会用，这样改，方便了当地的民众，也方便了来往的客人。
实际上，这些存在了千年的名字，还是有寓意的。像雒南县的“雒”，是代表商周时候的图腾，雒南县又在华山之南，又叫“洛南”，是当时京畿最重要的地方。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为了现代的需求，为了国际化的道路，它只能变换名字，进行相应的简化。
只是，那些蕴含着灿烂中华文明的地名，恐怕要长眠在历史之中了。
实际上，真的很可惜。世间也没有什么做到十全十美的，为了某种目标，必须舍弃些什么，舍弃得没有原来的样子，看起来也失去了好多，但是这也没办法。
陕西有个代表性的城市---西安，在古代是长安，很多王朝的首都都在这里。
沉淀至今，它有众多文化遗产，表现在每一次地铁的开挖，都能挖出一些某某朝代古墓。
实际上，长安也不是自古以来的名字，例如在夏商周时期，它曾经叫过“丰镐”，这是周代两个君王建成都城的合称。
长安地处关中平原，千年前水草丰美、自然资源丰富，对于生产力还没这么发达的中原子民来说，这绝对是最适合发展的。
西安并不是现代出现的，早在明代，“西安”这个词已经出现了。那一年，徐达将军进入奉天路，建立西安府，“西安”这个名字就这么叫开了。
自朱棣，我国首都都在北京城，西安渐渐失去了都城的考虑，连新中国选址，它也落败了。此时，“西安”成为我国西北地区的门面，承接中部资源，对接首都北京、经济重心上海，致力于兴盛西北地区。
后来的学者评价这次改名运动，“我国汉字发展到今天，读音、字形、用法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世界上的文字演变史的角度上看，这是相当正常的现象”。
他绝对赞成这次的改名活动，“这是推动了改变国家文化层面的文盲现象，为国家更深层次的发展做出了奉献”，所以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们应该向前看，损失是有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