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八师一起战斗、生活过的同志，只要谈到已故师长王吉文同志，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他是我们的好师长。”在革命战争年代，我曾经跟随他当警卫员三年半，以后又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优良作风和军事本领。
王吉文同志是湖北省黄安县人，自幼给地主放牛，忍饥挨饿，遭受虐待。1929年1月，他在家乡的土地革命斗争高潮中，参加了儿童团。同年9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育下，他由一个苦孩子，成长为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身经百战，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光荣负伤十余次，直到牺牲时，右腿下肢骨内仍留有敌人的子弹头，身背的左侧部还存有侵略者的炮弹皮。
1939年4月，我在家乡山东宁阳县泗皋镇，参加了八路军津浦支队，被分配到二营八连三班当战士。班长刘惠伍问我：“你参加八路军干什么？”我回答：“打汉奸，打日本鬼子。”班长又问我：“你敢打枪吗？”我说：“敢打。”班长当即发给我一支德国造的老套筒步枪和25发子弹。第三天清晨，泗皋镇的东南、东北方向的敌骑兵向我们冲来。当时我们没有什么工事可以依托，只好利用院墙进行抵抗。接着，安驾庄的敌人又从北面，汶上县的敌人从西面向我们包抄过来，战斗异常激烈。这时，从我们阵地后边来了一位精明强悍、英气勃勃的指挥员，他腰间挎着驳壳枪，胸前挂着望远镜，手拿红黄两面旗子。跟在他身边的通信员，手提马拐子枪，按照他的命令飞快地跑到一排长白知富面前，大声地说：“营长叫你们排坚决抗击敌人，掩护支队部和营部向西南撤退。”
通讯员的话音未落，那位指挥员已迅速跑到连轻机枪班跟前。他面对拥上来的敌人，接过全连唯一的那挺机枪，抢占了一个坟包，就向敌人射击。刹时，敌人骑兵队中倒下去五、六匹大洋马，战士们情不自禁地叫道：“打得好！打得好！”经过一阵激烈的抗击，敌骑兵又有几人落马。他们见事不妙，跳下马来伏在地上，像乌龟一样往前爬。待敌人的进攻慢下来后，那位指挥员用洪亮的嗓音说道：“我来掩护，你们向西南方向撤退！”当班长拉着我走时，我还亲眼看到那位指挥员仍在原地继续向敌人射击。我边跑边问班长：“他是什么人？”班长说：“他就是我们的王营长。”从此，我就认识了营长王吉文同志。也就是从这天起，王吉文同志英勇善战的形象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王吉文同志没有念过书，但很爱学习，他的学习方法就是坚持记日记。他记日记的决心，真可谓是钢刀斩不断，重炮轰不动。1940年2月，我从连队调到王吉文同志身边当警卫员。见面时，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文化？”我回答：“只认识几个字。”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一时，弄得我莫明其妙。过了一会，他说道：“今后，你就是我的文化教员了。”“文化教员？”这个词我连懂也不懂，自己只在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知道“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现在听首长说，给他当文化教员，心里可着了慌。这时，王吉文同志又说：“文化教员很好当，只要能教我写字、认字就行。”没等我说话，他把一个本子交到他的手里，又说：“我的这个日记本不能丢。”我问他：“当兵的记这些东西干什么？”他说：“你是小孩，不懂。”
1941年12月7日夜，我们山东纵队一旅三团在鲁南平邑县苏家崮周围遭到日、伪、顽分进合击，经过大半天激烈、残酷的拼博，到8日下午3时，才突出重围。接着，长途行军转移到四开山区，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刚到宿营地，还没喘过气来，王吉文同志就喊：“小孙，小孙，快拿日记本来。”我不解地说：“气都喘不过来了，还记什么日记！”他一听火了：“你这小鬼，真不懂事，快点拿来，我有要紧的事要记。”我赶忙从马袋子里拿出一个小红日记本交给他。那天，他蹲在群众的灶窝间，从凌晨写到天亮。后来我才知道，他写的不是一般日记，而是部队行军作战的总结啊！
王吉文同志在学习中，学的最多的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他不仅认真读，领会精神实质，而且善于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1941年9月间，王吉文所在的山东纵队一旅三团，奉命前往天宝山区接替一旅一团。此时，鲁南地区三角斗争日趋尖锐。王吉文同志在山东纵队及鲁南军区的领导下，与115师教2旅五团尼山支队等部紧密配合，以十六字诀为指针，开展敌后游击斗争。他先指挥三团，以奔袭手段攻克泗水县东南的仲家庄、耿家庄两个土顽据点，争取了一股土匪武装反正。接着指挥三团偷袭大汶口至张庄公路上的孙村据点。1942年3月，他在滋（阳）、临（沂）公路上发起破袭战，割电线、毁公路，钳制敌人，四月，他带领三团接连进行了小崮子、南大顶、邹东、孙徐、九女山等大小战斗。经过半年的奋战，终于使部队在天宝山区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站住了脚跟，初步打开了邹（县）、滕（县）、费（县）地区的斗争局面。
王吉文同志不但善于学习，而且在生活上也一贯俭朴。他有三块银元，是红军时期打土豪时分得的。记得其中两枚正面是袁世凯像，一枚是孙中山头像。他常对我说：“生活多困难都不能用它，就是饿死也不能动。这是地主们从穷人身上榨取血汗的证据，要用它教育子孙后代。”由于长年累月放在身边，磨来磨去，银元上的头像都被磨得看不清了。1943年8月，我即将离开他调到连队去了。临走时，我把三块银元还给了他。他接过银元对我说：“小孙，你帮助我学文化、做工作，在战斗中完成任务也很好，我对你帮助不大，现在要走了，给你一块留作纪念吧！”当时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含着热泪喃喃地说：“团长！这个纪念品……我……不能要，还是你留着，好永远作纪念吧。”
王吉文同志的行装非常简单，他有一床印花斜纹布面被子，被里补了又补。几件衣服也是穿破了补，补了再穿，平时用一块黄色包袱包着，当枕头用。除此以外，便是那马袋子里装的地图、日记本、书籍等。他的单、棉裤上，都有三大块缝补过的明显标记，一块在臀部，另两块分别在左右两膝部。有时我说：“这样不好看。”他听了总是笑笑说：“这几个地方容易破，钉上一块布耐磨。”他还把这种方法称作节约的“窍门”。
王吉文同志停顿了一下，转而又激昂地说：“困难吓不倒红军战士！现在，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毛主席告诉我们，这个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熬过这一段艰苦的日子，我们就开始向敌人反攻了，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噗，噗，噗……”不知什么时候，茶缸里的花生叶汤鼓着气泡翻上来了。我把花生汤倒进碗里，放了点盐，用筷子搅拌后，送到王吉文同志跟前。他笑了笑，温和地说，“小鬼，你的担子可不轻啊，要扛枪，还要背背包，快吃吧，吃完咱们又要长途行军。”我的眼泪不由夺眶而出。王吉文同志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的身体比你好，再坚持两天也没问题，这汤你一定要喝！”这碗又苦又涩的花生叶汤，包含着王吉文与战士之间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王吉文同志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战场上度过的。他既是雷厉风行的指挥员，又是身先士卒的勇士。1939年秋天，津浦支队挺进到鲁南郯城的庄坞、涌泉一带，配合当地武装攻打顽固派、国民党郯城县县长阎丽天。王吉文带领八连攻打南、北哨村。战斗打响不久，天气突变，暴风雨骤至。王吉文用机枪掩护部队进攻，和部队一起突进村里，很快占领了北哨村，尔后又向南哨村进发。这时，暴雨仍下个不停，村周围壕沟已积满了水，阻碍着部队前进。他又亲临前线，组织全营的机枪掩护，指挥部队架桥强攻。战斗持续到下午五时许，阎丽天见情况不妙，偷偷地带领残兵败将逃跑了。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全歼顽敌，但对开辟这一带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战斗结束后，部队奉命北上。1939年10月，我们部队来到沂水县沂汶镇进行整编。津浦支队二营和胶东五旅一部分合编为山东纵队二支队。事隔月余，我们转战到蒙阴县境内，消灭了铁城官庄的反动地主武装三百余人。在这次战斗中，王吉文亲率五连，突破敌人据点，敌人见势不妙，从西门突围逃跑，王吉文手执红、黄旗指挥部队，将逃敌大部歼灭。经过这两次战斗，打开了沂、蒙西部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
1940年6月，二支队与沂水县地方武装组建成山东纵队特务二团。王吉文任团长，刘涛任政委。当时二团的活动范围是：以东蒙山为中心，南到临沂，东南到莒县，西至太、泗、宁边界。这一地区既有鬼子、汉奸，又有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还有成群结伙的土匪部队。面对这形势，王吉文和刘涛决定，一方面发动群众，扩建游击武装，另一方面，坚决打击顽固到底的伪军。首先，消灭对他们危害最大的王洪九部。
7月初的一天夜晚，王吉文带领全团偷袭王洪九占据的据点。他组织了精干的战斗小组，巧妙地捕捉了敌哨兵，摸清了几个据点内的情况，发动了勇猛地进攻。顽军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我军动作神速，勇往直前。经四小时激战，将柴胡山、曾家村、朱家崖北山攻破，歼顽大部，俘敌二百余，缴获机枪一挺，步枪百余枝。既为攻克古城和争取邵子厚部起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创建沂蒙西南面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41年7月，特务一、二团合编为一旅三团。王吉文任团长，张玉华任政委。同年秋天，部队开赴天宝山区。王吉文同志先指挥部队打下了仲村，争取了部分回民游击队，又袭击了土匪刘桂堂并歼其一部。接着，他们又乘胜进军，消灭了邹东土顽刘兆庚部百余人，与尼山独立营接上了关系。当地群众拍手称快，都说：“新来的三团还真行！”
1940年秋天，日寇为分割我鲁中与鲁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在我必经之路——蒙山西之白马关修筑一个据点。由贯匪刘桂棠部一个连及伪军一个排驻守。当工事正在修筑时，王吉文就决定把它消灭掉。并计划亲自带领两名同志，化装成修工事的民夫，到现场了解敌情。接着，我们就从群众那里借来了一件大褂，一件棉袄，两条单裤，还找来两把铁锹，一对粪筐。我们三人化装完毕后，就各带一支驳壳枪，几个窝窝头出发了。
当我们接近白马关时，被刘桂棠的哨兵查住了。“你们干什么？”“来修围墙的。”我回答。“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离这里远。”我赶忙答道：“我们是饿着肚子走来的，快一点让我们到庄里找点东西吃吃，好修围墙呀！”敌哨兵不高兴地说：“你们就会磨洋工，去吧。”我们迅速赶到村内，混进人群之中。他们一边装作干活，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村内情况观察得差不多了，我就提出要走，可王吉文同志却说：“山上的炮楼修得怎样？应当靠近看一下。”
于是，我们三人又分头向山头的碉堡走去，当离炮楼只有四、五十米时，被敌哨兵发现了。大声喊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八路军探子？”王吉文操一口湖北腔，不便答话。我连忙说；“老总，别开玩笑啦，俺要是八路探子，还敢来这里修炮楼啊！”哨兵又咋呼开了：“八路的探子来啦，快来人呀！”他这一喊，山上的敌人立刻出来了五六个，直向我们扑来。王吉文同志当机立断地说：“快向南跑，那儿是敌占区，敌人不会相信八路探子往那边跑的。”
但是这伙敌人非常狡猾，不仅没有上当，反而“辟里啪啦”地打起枪来，修工事的群众听到枪声，立刻向四方逃散。敌人认准我们三人，紧追不舍，其中一名腿长的先赶上来，一把抓住了王吉文的长衫。王吉文来了个“金蝉脱壳”，就势将长衫一脱，甩掉了敌人。当我们脱险回到部队时，天已黄昏了。
我们刚到团部，还没顾得上休息，王吉文又做出了晚上攻打这个据点的决定，部队向白马关急速前进。晚十时许，战斗打响。经两小时激战，白马关山头的敌碉堡被摧毁，敌一部被歼。日、伪、顽企图分割我根据地的阴谋就这样被粉碎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鲁中、鲁南的许多胜利，是和王吉文的名字分不开的。就鲁中来说，他亲自指挥了多次反“扫荡”战斗：配合滨海区部队扫除“万仙会”，两战青驼寺，两次攻取汤头伪据点，三战半程，三战王洪九，攻克徐公店、茶叶山、尖山。在鲁南，他指挥的战斗就更多了：两战平邑县庞庄，四战贯匪刘桂棠，解放了泗水、峄山、邹县，消灭了巩振寰、刘兆庚、孙宪伍、荣子恒等伪、顽、匪部。
1945年9月，随着抗战胜利，部队迅速壮大，以鲁南一军分区之三团、三军分区之五团为主，成立了山东野战军第八师，王吉文同志任师长。他带领部队转战各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开始了。王吉文同志在纵队接受任务时说：“我来山东打了许多年仗了，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为了早日解放济南，解救济南七十万人民，我决心带领八师，配合兄弟部队拔下这颗钉子。”
战斗打响后，王吉文同志奋不顾身地率领全师指战员一举攻下了凤凰山、簸箕山、大青山等外围阵地。他们猛打猛冲，冒着敌人的炮火，直逼商埠近郊。王吉文同志已经几个昼夜没有休息了，直到把攻击商埠的一切都布置妥当后，才在指挥所地下室的一块木板上躺下。但枪声一响，他立即爬起来，又去指挥战斗。
9月21日拂晓，他跟随突击部队进入商埠。他除了指挥全师的战斗外，还深入到二十一团一营指挥所，指挥战斗。
上午9时许，他正吃早饭，听说纬八路敌人的一座地堡封锁很严，部队难以前进。王吉文同志听到后心急火燎，连口水没顾得喝就要到前沿去。王六生政委考虑到他的安全，要副师长或参谋长前去察看。王吉文同志像请战似的恳求王政委：“我的好政委，我向你请两个小时的假，如果回来迟了愿受党的处分。”高度的责任心使他一口气跑到前沿，在离火线不到一百米的巷口处，和团、营干部一起布置火力，指挥战士们打掉了敌人的督战队，并掩护部队通过了封锁线。
就在这时，敌人的一颗炮弹飞来，在王吉文同志身边爆炸了，使他左肺严重负伤，昏倒过去。陈医生匆忙赶来给他打针。当他醒来时知道自己伤势很重，便推辞说：“不要打针了，你赶快去治疗那些战士吧。治好了他们，还可以为人民服务。”稍停了一下，他倾听着枪声，慢悠悠地说：“张团长呢？他们没有负伤吧？”显然，他还在挂念着刚才和他站在一起的张团长和同志们。当程副股长找来担架时，他以稍带严厉的口气说：“先抬战士！”随后，他热情地看着程副股长说：“你是党员，是个很好的同志。你要记住我的话，好好地为党、为人民革命到底。”亲切诚恳的话语，句句感人肺腑，同志们都压抑不住内心的悲痛，纷纷流下眼泪。当他被抬下战场时，纵队丁秋生政委跑来看他。这时，他已经呼吸艰难，神志有些昏迷，但仍听出丁政委的声音来。他用力睁开眼睛，恳切地说：“政委……我不行了，你赶快派人来指挥部队……”
下午5时许，在济南白马山下，这位人民的优秀儿子、经历过三次革命战争的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杰出的青年指挥员、八师师长王吉文同志，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王吉文同志为了全国的胜利，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党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英名和事迹，将永远记载在我们的军史上，成为我军的精神财富而流传百世。
作者：孙司林
（选自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忆沂蒙》续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