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的一个深夜，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内灯火通明，毛泽东拿起一支毛笔，在国家卫生部党组送来的《关于西医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报告上，龙飞凤舞地写上批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从此，毛泽东的这段著名的批示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传媒上。引发毛泽东作出批示的这个报告，是由当时的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主持起草的。
从中医师到战士
吕炳奎于1914年1月3日出生在嘉定区望新镇杨甸村的一户普通农家，幼年染上黑热病，生命垂危，父母四处求医无助，幸遇一个走访郎中诊治，化险为夷。神奇的中草药激起了小炳奎无限的遐想，他从此立志学医，悬壶济世。
他在高小毕业后，就拜嘉定名医汪志仁为师。汪志仁精通内、外、妇三科医理大方脉，擅长治疗伤寒热病和咽喉各科，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吕炳奎随师5年，白天坐堂、抄方、号脉，晚上刻苦研读医文，孜孜不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岁时，他正式挂牌行医。并在外冈镇和望新镇几家中药店应诊。他为自己制订了医训：“医为仁术，以仁爱之心，救死扶伤，扶贫济困，善心善意为病家服务。”由于他医德高尚，医技高超，行医4载，已在嘉定中医界崭露头角。1933年，嘉定疾病流行。当时有个3岁的小孩高烧惊厥，病情危急，家人准备料理后事。热心的邻居请来了年轻郎中吕炳奎。只见他三指一捏，随后开了几剂小药，留下几贴黑膏药，并用银针在病孩肢端快速用穴，临走说了声“不碍事了”。如今那个小孩已过花甲之年，前些年专程到北京“寻根思源”，感谢吕炳奎的救命之恩。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同年11月12日，嘉定全境沦陷，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吕炳奎的父亲吕爱生被国民党的溃军拉夫去摇船，劳累过度死于阳澄湖畔。面对国仇家恨，血气方刚的吕炳奎以行医防身为名，典屋当田，收购了国民党散落的十余支步枪、一支手枪和一挺机枪，在原壮丁分队的基础上，组成了“杨甸民众自卫队”。他们放哨巡逻，保境安民。他们在朱家桥镇捉拿干尽坏事的汉奸徐朴民、刘世民，并就地处决。上海近郊一时盛传“嘉定城外出了一支抗日锄奸的队伍。”吕炳奎成了远近闻名的外冈游击队队长。
1939年4月，吕炳奎的队伍与新四军叶飞部队会师，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吕炳奎任队长。同年7月，他在青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指挥的部队转战于嘉定、太仓、宝山、青浦、昆山、苏州、常熟等地，屡建战功，队伍也越打越大，他成了这一带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解放战争中，吕炳奎奉命北撤，在长江口启东附近，与国民党军队遭遇激战，打伤了左腿，终身伤残。
重入杏林创新业
解放后，吕炳奎先后担任中共松江地委委员兼松江专员公署副专员、中共苏南区统战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1954年春节前夕，中共江苏省委主要领导邀请南京市各界专家共进年夜饭。席间很多人感叹，作为国粹的中医，人才匮乏，师资短缺，担心后继无人。这位领导同志端着酒盅走到吕炳奎的前面，向大家介绍说：“咱们新四军中藏龙卧虎，吕部长就是名医出身，名符其实的‘中医司令’，前些年兵荒马乱，身不由己，现在应该归队了。”专家们齐声赞同办一所中医院及一所中医学院，一致推举吕炳奎担任院长。吕炳奎激动地表示：“我愿意重操旧业，一辈子为中医事业而奋斗。”他毅然抛开了已有的地位、名望、待遇及从政的个人前途，重返医门，担任了江苏省卫生厅长兼党组书记。
在吕炳奎的筹划下，新中国第一家中医学院——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建立了。从校址的选择，师资的安排，直至教学方法，他都亲自过问。200余名中医师资从该校脱颖而出，成为后来全国名中医院校的骨干教师。他亲自主持编写中医教材27种，积累了中医教育的成功经验。
为中医事业请命
1956年，吕炳奎担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上任伊始，立即着手筹建北京中医学院，亲自落实建院经费，选定校址。学院无教师、无教材、无法进行正常教学工作。吕炳奎又匆匆赶往南京，调教师，借教材，终于使中医学院走上了正轨。
在吕炳奎的精心组织筹划下，全国遍地开花，纷纷办起了中医学院，至1960年，全国已有23所中医学校，一大批中医人才茁壮成长。
1962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经济困难，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精简，高等院校要砍掉40%，全国的中医学院将从23所精简到5所。吕炳奎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连夜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据理力争，陈述中医学校的特殊情况，要求保留全部中医学院。他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专门为此作出了决定“中医学院的问题再考虑”，终于使全国23所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了下来。
1962年底，针对中医院校毕业生的中医理论基础不够扎实，任应秋等5位中医老教师写成建议书，由吕炳奎修改后，上书卫生部，建议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这就是著名的“五老上书”。事后，意见并未得到采纳，吕炳奎被扣上了“反对用现代科学工具研究中医”等帽子，蒙受不白之冤。在十年动乱中，造反派把“五老上书”作为大毒草批判。十年动乱开始后，卫生部中医司被取消，代之以“中西医结合办公室”，中医面临消亡的境地，吕炳奎被打成“五老上书”的黑后台，被造反派打断两根肋骨，关进牛棚。一片丹心献岐黄
十年动乱结束后，吕炳奎复职。复职后的他立即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份关于对中医工作认识和建议的书面材料，新华社作为“动态”直送中央政治局。中央领导人认为吕炳奎的意见很好，就起草和批发了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中央文件，即1978年中发56号文件，这个文件对我国中医界拔乱反正，重新组织队伍，加速培养中医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迎来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1982年，经吕炳奎策划，全国中医学院和中医医院工作会议在湖南衡山召开。根据吕炳奎建议，会议明确“中医学院须成为培养中医人才之学府”，“中医学院须体现中医优势、中医特色”的指导方针。
同年，他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座谈会，研究整理出版中医古籍的选题，落实中医古籍的具体出版事宜。之后，一部部传世医药名著得以顺利出版发行，广为传播。吕炳奎还与原卫生部长崔月犁等人创办了“中国民间中医研究开发协会”及“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为中医事业培养大批后继人才。
1994年，吕炳奎在北京收徒，弟子是河北中医学院名誉教授，原石家庄中医精神病医院院长李浩。据说，李浩的中医学术思想、诊疗技艺和立志弘扬祖国中医文化的精神颇受吕炳奎的赞赏，欣然收为唯一弟子。吕炳奎说：“老年收个门弟，有慰晚年。”其实，这正是他早年立志为中医奋斗终身的真实写照。也就在这一年，一部探索易经和医学关系的新著《易经新探——易之数量及医易同源的启示》和探索中国传统医学中气功医学对攻克人类顽症的可能性的著作《气功医学之经筋学说》相继问世。其作者就是吕炳奎的爱子吕嘉戈。吕嘉戈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人、坐过办公室。然而，他对中国医学更情于独钟。他说，家父为振兴祖国中医事业，奋斗了一生，作为后代理应继承他的事业。
现在，吕炳奎在北京鼓楼附近的简朴幽静的小院中，每日还要接待多批病人，为他们祛病除痛。他仍在孜孜不倦地进行中医学术研究。他坚信中国的中医药事业必将在21世纪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