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涉及专业部分，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ASD是一个医学问题，是一种精神疾病，不将重点放在对孩子的诊断和医学干预上，是不可能给患者带来实质意义上的帮助的。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ticSpectrumDisorders，ASD），简称孤独症或自闭症，即一种严重的儿童神经发育性障碍，患儿以社会交往障碍、沟通交流障碍和狭隘兴趣为主要特征。据流行病学统计，ASD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68％，已成为影响人口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杜亚松教授
幸运和热爱，替我选择了这条路
1983年就读医学院时，杜亚松在河南省焦作市人民医院实习，从那时起，他就对儿科产生了浓烈的兴趣。那时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实习生和医生一样需要接诊患者。杜亚松不仅病例写得好，字也刚劲有力，在一堆实习生中非常突出。
在门诊时，他一天可以接诊70多个患者，男女老少都有，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一个16岁的小伙子，也是这个患者给杜亚松种下了一颗儿童精神病学的种子。
这个小伙子有一个奇怪的行为——不停地用自己的胳膊肘撞墙，来就诊的时候两边肘关节的鹰嘴骨都被自己撞得骨折了。杜亚松还从未接诊过这样的患者，这下把他难住了。
他问了同事，问了老师，没有人能说出这到底是个什么病。不服输的杜亚松开始四处查找资料，后来，在一个前苏联的精神病学书上，终于让他翻到了对这个症状的描述，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字，但这个疾病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子里：抽动症。
从接诊这个患者开始，他开始有意识地留意儿童青少年人群的精神疾病。1991年，杜亚松考上了湖南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即现在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从师于我国第一代的儿童精神病学家之一的李雪荣教授，直到1996年博士毕业，由于人才引进来到了上海，此后他便在儿童精神病学这条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ASD不是一个特殊群体，
而是普通的患者
他曾接诊过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诊断为ASD后，孩子的妈妈非常配合支持医院的工作，但爸爸无法接受这个诊断，孩子断断续续地出入院，精神症状不断出现，家里不久就会被他全部砸一遍。如今，这个孩子的病情也没有好转，爸爸却带着他四处云游博同情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杜亚松提醒到，其实很多ASD的孩子出现精神症状时，使用精神药物是完全可以改善其精神症状的，甚至可以避免他的过分的攻击行为，甚至会减轻他自杀的可能性。但往往家长的不理解、不配合，导致病情的加重，造成更多的家庭悲剧。
家长的支持，
是打赢这场持久战的关键
没有父母全身心的投入和支持，ASD患儿的康复将会走得异常艰难。杜亚松提到他曾遇到的一个难以忘怀的例子。
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都是大学的副教授，在孩子确诊后，妈妈接受了诊断，一直在找康复机构，而爸爸一开始不能接受诊断结果，并且不主张干预。在之后的日子里，两人的观点一直有冲突。那时康复机构不多，虽然妈妈一直在努力，但孩子一直没有做干预治疗。一家人付出了财力、物力，还要照顾情绪不稳定的孩子。爸爸的心态逐渐出现了变化。
有次孩子妈妈出差了，爸爸单独在家照顾孩子，最后这个爸爸做了一件改变了一家人的决定。他给孩子穿好衣服，给行李箱里装上了10万块钱，并把孩子的生辰八字放在行李箱里。就这样，他将孩子连同行李箱送上了绿皮火车。
在LornaWing的经典著作《孤独症家长及专业人员指南》的前言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理念“parent”，这本书到了第二版，又改用了“parents”。这证明，父母双方在ASD孩子的康复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ASD患儿的康复模式，杜亚松提出了CIPI康复理念，即：
C-comprehensive：
1.康复方法综合：ASD的康复方式有200多种，作为康复机构需要掌握多种康复方法，做到康复方法的综合干预；
2.康复人员整合：对于一个康复团队而言，应该包括精神科医生、发育儿科医生、康复师、心理咨询师；
3.全生命周期的康复：不仅面向儿童的干预，也要面向全年龄段。
PI-parentsimplement：家长的全过程参与：从刚开始的诊断和评估，到后期的干预过程，都应该涉及家长的成分，做到家长的真正参与。
这是一条很曲折的路，
我们才刚踏上征程
对于ASD的研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一直在“赶时髦”。1998年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拿到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基因研究。自2016年开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还与中科院神经所合作，进行ASD的核心家系的遗传学研究。
2015年后，AI变得炙手可热，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始与高校和企业合作，利用VR技术建立虚拟社交场景，帮助ASD患者改善语言、行为和消除交往焦虑。
儿科很累，儿童病房不挣钱，当提到那些中途放弃，选择了其他道路的学生时，杜亚松表示非常遗憾。“医院的儿童病房3开3关，开到最后都关了。我每年都给医院递交报告，要求建儿童病房，经过8年抗战，我们医院的新大楼开了，也终于有了儿童病房。“他自嘲道。
针对ASD的诊疗现状，杜亚松总结到，目前我们国家的国家脑计划已经把ASD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除了基础研究，还涉及神经病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基因科学等。但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孩子的能力，所以对康复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杜亚松认为，面对众多自诩“颠覆性“的研究和花样百出的康复方式，我们需要一条红线去界定其循证性，也需要更多的政策与法规保障该领域的良性投入。
在杜亚松看来，前方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专家简介
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心理卫生问题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任《中华精神科杂志》等多本期刊的编委。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全国理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心理咨询与治疗专委会常委、家庭治疗组顾问和儿少心理治疗与咨询组组长。
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多项，发表论文260余篇，SCI收录论文60余篇。主编书籍25本，参与编写书籍5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