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7台手术，最后一台在半夜12时多收工，第二天凌晨1时左右才能休息。一早7时30分，又要准时出现在病房查房，8时30分，开始出门诊。这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易晓芳一天的日程表。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跟随这位被同事称为“女超人”的大夫在医院工作一天，体会到一名普通一线医生的不易。
病人大老远来，能加号就加
如果不是因为给人“加号”，易晓芳其实远不至于这么累。按照医院的专家门诊挂号限额，她一上午只须给20位左右的病人看病即可。即使和每个病人“畅聊”10分钟，也只需要3个多小时。
但一大早，陆陆续续来了一群要“加号”的病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自江苏、山东、浙江、江西等地，都是慕名来找易晓芳看病的。因为不好意思让病人白跑一趟，易晓芳总是“能加就加”，一不留神，原本20多个号就被加到了49个。
“不能再加了，不然看不完了。”易晓芳自言自语地提醒自己。正说着，一个从江西农村赶来的病人夺门而入，她把病例朝易晓芳桌上一扔，“易医生，能给我加个号吗？我这病老家看不好，要手术”。
易晓芳看了一眼她的病例，从放满各种处方签、注射单、通知单的抽屉里翻出一张住院预约单，仔细填写后递给病人，“你赶快到一楼去预约一个病床。不用挂号了，浪费钱”。
这个江西姑娘并不知道，这家医院的病床非常紧张，医生开具“住院预约单”时一般都很谨慎。在她之前，已经有好几个“某某介绍来的”病人找到易晓芳要求住院，都被她以“病床不够”为由推脱到了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之后。
易晓芳说，“不能说因为你找了人，我就让你占了那些急需入院病人的床位。”
记者注意到，在20多个找易晓芳“加号”的病人中，只有四五个人是经他人介绍或前来复诊的所谓“熟人”，其他都是和易晓芳素不相识的病人。
而易晓芳开出的40多张处方单，检查、治疗的价格几乎都不超过100元，即便有人主动要求“开贵点的进口药”，她也没有这么做，“我给你开的中成药是现在使用最广泛、效果最好的。”
这类小小的“不礼貌”，易晓芳早就习惯了。最离谱的一次，她下午1时向病人“申请”吃饭半小时，正当她累得不行准备靠在沙发上歇会儿时，病人来敲门了，“易医生，你不是说好只休息半小时的吗？我肚子疼死了，你怎么还在休息？”
查房是件累人的事
易晓芳的团队，由两名来自徐州和郑州的进修医师、一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一学生、一名管床护士、一名来自山东的进修护士组成。他们这些人，要负责对5个病房共18名病人每天的情况进行监测。
几乎每一个病人的每一次检查，都需要易晓芳亲自摸肚子、查下体、作解释。
一位病人一边拿百度上搜索到的知识质疑医生，一边又为自己是否要做试管婴儿纠结不已。易晓芳除了要回答她的每一个专业问题外，还要帮助病人调整心态，“你应该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积极地看待这件事，还有很多比你情况更糟糕的病人”。
对于手头有多位病人的青年骨干医生来说，查房是件累人的差事。包括易晓芳在内的所有6名医护人员要在病房里持续不断地兜上至少一个小时，为每一名病人答疑解惑。
“笑容”化解医患矛盾
最让医生们受不了的，是病人的各种不理解。
下午1时，产科病房的副主任医生熊钰刚刚吃完午饭。10分钟前，她的心情还不错，一边吃饭一边跟朋友们聊着八卦；10分钟后，当她得知自己一个病人的蛮横行为后，原本上扬的嘴角一下子耷拉了下来。
原来，一个她自认为服务得很好、很到位的病人“发飙”了。据介绍，该病人并不是本院的建档孕妇，但因为她是“凶险性前置胎盘”，医院产科破例收下她，为她进行剖腹产手术。
开刀的过程，异常凶险。手术进行到一半，病人出现了大面积出血，熊钰和她的团队临时决定切除不断出血的子宫，保住了大人、小孩两条命。
这原本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处置，也得到了病人及其家属的认同。但昨天的B超检查结果显示，病人的盆腔出现液性暗区，原定昨日出院的病人被留了下来。病人不满意了，冲着医护人员喊道，“怎么会有盆腔积液？子宫切除了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们不要跟我说，让主治医生来找我。”
带着“不怎么舒服”的心情，熊钰去病房作解释，面带微笑。熊钰再次为病人检查下体，解释了积液形成原因，并告诉病人，“如果明天体温正常，就带点中药回去敷；如果明天还有体温，可能还要继续住院观察。”
最终，病人家属表示，“没问题，我们听你的。”
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医生“笑容”表达的最佳范本来自妇科权威、医院党委书记华克勤。易晓芳曾在华医生的“组”里做过医师。
“她也没力气再给病人说了，她就一直看着病人，冲她笑。”易晓芳回忆，这名病人看到华医生的笑容后，自觉不好意思，就没再多问，平静地离开了病房，“这种定力，没有一点经历和修养的医生怕是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