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颜色并不是白色。我这个人喜欢变，今天觉得白的挺好，过两天可能是绿的，我觉得无常便是常。”陶勇的回答略有点出乎意料，脸上划过的淡淡笑容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常”。
CGPI:印象中的医生大多是很板正的形象，你为什么会被网友戏称为“陶三岁”？
陶勇：因为大家会觉得我的想法有时比较单纯，比较奇怪吧。我觉得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我在乎的是过程，在过程中，可以不断沉淀、不断升华，使得对事物的理解和对自身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所以我并不会因为某个“可能”会让结果更加容易到来，或者增加成功概率而做。
CGPI：出乎意料的事情真不少，在助盲音乐会上还见到你全程做了主持人，这一角色的客串，给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陶勇：过去我们常常会认为盲人或者视障人士会很痛苦，因为我们总是会换位思考，觉得他们会认为自己是被社会遗弃的，因为他们看不见，就业机会也少，而且会给别人增加很多麻烦。但是事实上，我看到了他们的乐观、他们的坚强，他们的目标感和坚持的能力甚至比我们大部分人要强。
CGPI:他们感染了你？
陶勇：是的。那场慈善音乐会，我们看到了盲人对于幸福执着的追求，由此让我们更多净化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投射。
CGPI：工作的特殊性使得你对这个群体有了独特的观察视角。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公益的形式接触到他们？
陶勇：这要从十多年前说起，一个朋友带我去房山的一个慈善机构看望被弃养的失明孩子。当时有位香港的义工在那里服务，我和他聊了很久，给我很大的触动。作为一个医生，到底应该给到患者什么？只是给到他视力，还是给到他希望？那个时候就给我留了一个思考题。
CGPI：在你的公益路上，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这位义工吗？
陶勇：如果说对我影响最大的，真不能说是具体的人，而是走进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才真真正正让我对公益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CGPI：哪些了解？
陶勇：其实做好事很难。它有方法和规则，并不是你想干就能干得好。我觉得真正让公益的梦想照进现实，要感谢学院形成了一个微环境，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去思考什么是公益，怎么做公益才能做得持续、长久而且有效果。我觉得这条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陶勇：做手术更多考察的是手、脚、眼的配合，就像在做一个工艺品一样，需要把手术呈现得完美。但是，科普不仅要对疾病的诊断、手术有充分的理解，还要用别人能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好的科普家比做好的医生可能更难。
CGPI:你认为医疗科普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陶勇：科普是一种“治未病”的理念，更多把疾病的预防和保健的知识宣传出来，减少患者得病的可能性，这也符合医学发展的方向。医生医术再高明，只能维持患者生命一般的健康，不能达到一个很健康的状态，而且整个过程患者花了很多钱、遭了很大罪。其实，理念的转变会带动整个医疗模式的转变。我比较看好未来医疗科普团队的壮大。
CGPI：你认为科普和公益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陶勇：应该是合作的关系。试想，什么人需要公益的力量？往往是相对卫生意识差、经济条件差、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的人，而他最容易得病，很多人又会因病返贫。所以要给到他远离疾病的能力，科普就很重要。
CGPI：若说科普应与公益并存，在这方面你做过哪些尝试？
CGPI：现阶段具体有哪些行动？
陶勇：我们小组的EMP行动计划——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早期筛查防治公益项目，就是“光·盲计划”的一部分。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专门发生于免疫力低下的人，像白血病骨髓移植术，本身因为血液病骨髓移植就花了好多钱，眼睛再失明了，那就是灾难性的打击。所以，我们结合人工智能AI技术，结合眼底照相机的免费捐赠、志愿者帮助拍照，就可以发现哪些人早期是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及时治疗，可以让他们跟正常人拥有一样的视力。
EMP学员陶勇和同学们进行小组讨论
CGPI：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主要在哪里？
陶勇：主要在于我们是先行先试，各个环节都需要去打通，我们要趟出一条路。
CGPI：你有这样一句话，好事要么别做，要做就得做到底。
陶勇：这句话，不一定对，但试想，你只做全链条中的某一环，对受益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会丧失积极性，不会继续干下去。
CGPI：阶段性解决问题，现在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CGPI：所以，你现在设计公益项目，包括“光·盲计划”，就会把它设计成一个无限“游戏”，而不是一次性的阶段性“目标”。
陶勇：对，我们现在的“光·盲计划”就是从刚刚失明开始，患者还不能接受自己，就得有一些已经失明很多年的盲人给他心理关怀、给他专业的心理咨询，让他走出这个困境，接纳自己；然后是生活重建，怎么做饭，怎么烧水，怎么照顾自己，怎么出行等等；接着是职业培训，如做芳香培训师、康复师；最后就是再就业帮扶。
CGPI：“光·盲计划”是想在“光明”和“希望”之间架起一座桥。
陶勇：是的。一方面，作为眼科医生，通过科普，减少失明，通过推广精准的检测，减少因为误诊、误治而导致的失明，通过不停地研发新的科技手段，如基因治疗、脑机接口、干细胞、外泌体，让更多的人能得到复明的希望。另一方面，生活重建，心理关爱，职业培训，再就业指导，是希望的部分。这样的一条完整的链条建立后，这个人无论是哪个阶段，都受益。
CGPI：你有一句话，“之前二十年是治人的病，而不是治病了的人”，为什么有这一说法？
陶勇：随着科技发展，从大体到组织，到器官，到细胞，再到分子，看得越来越细，但是无形之中，人也被割裂的越来越细。
CGPI:分得越来越细的背后是什么呢？
陶勇：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就导致对人的整体性和情感忽视掉。这就是治人的病。你的眼睛得了白内障，我给你割完白内障，眼底我可不管，再去挂眼底病的专家号。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就像买东西似的，买完白菜买萝卜，买完萝卜再换个地方割两斤肉。
CGPI:好像修零件的感觉。
陶勇：北医老校长韩启德校长写的《医学的温度》里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态度是可以治病的”，还有一句话“今天医学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不够发达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它太过昌盛造成的”，就是因为它分的太细了，在整个过程中，把医学越来越变成一个技术工种，失去了整体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慢慢从治人的病，逐渐回归到治病的人。
CGPI：医生要有态度，这里是不是也包含对“医者仁心”的态度？
陶勇：EMP有一门课叫《理想国》，其中说道“智慧在善良之先”。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营造一个良好的医疗环境，是不指责患者，也不对医务人员进行道德绑架，这样一个互相尊重和互相理解的环境。试想，如果一味地要求医务人员必须怎么样，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放纵患者无限制地索取，最终的结果又是什么？人需以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待自己做的事情，要更加透彻地了解人性、了解规则，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仁心”变成“仁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