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两万名精神科医生的一分子，在职业生涯初期，付冰冰也许还尚未像他的前辈们那样，尝尽精神科医生的人生百味。如果说精神病人是这个社会里边缘人群，那么精神科医生在医疗体系中也是对等的弱势群体。他们职业生涯与同行相比枯燥而充满风险，备受偏见，多获得的，是千奇百怪的病人和他们身后的社会万象。
与内外科等同行相比，精神科医生的职业生涯枯燥而充满风险，备受偏见，而收获到的，是千奇百怪的病人和他们身后的社会万象。
(1992年姜涛被分配到安定医院时，在北京东城长大的他甚至不知道这座医院地址在哪儿。摄影_邵欣)
记者_许智博北京报道
因为高考志愿上填了“服从调剂”，付冰冰被医学院调进了刚刚成立的精神病学专业。他曾希望通过考研转到神经内科，但考研失败将他“推”进了安定医院，在2009年8月进入了住院医生的“五年培训计划”行列，成了病人眼里的“小大夫”之一。
之所以很多人“被动地”成为精神科医生，与这个职业备受偏见有关。中国的精神科专业医院的前身大多都是精神病人收容所，在世俗的眼中，这里是“疯子”的聚集地，是“无法理喻”的危险空间。
相比普通人看待这个职业异样的眼光，同行们的偏见可能更让精神科医生们难过。1992年临床专业毕业的姜涛被分配到安定医院时，在北京东城长大的他甚至不知道这座医院地址在哪儿。那时他有时面对大学同窗，也难于启齿自己做了精神科医生：“我们那会儿去北京市卫生局开会，主席台上点名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其他医院的医生们在底下就先会笑成一片。”
除了偏见和歧视，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待遇低同样也是让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们“躲避”精神病学专业的客观原因。付冰冰说，“谁都知道，收入上内科不如外科、精神科不如内科。”
做住院医生的第一年最苦，工作从周一到周六，早上八点到病房，名义上晚上十点下班，但写完每天的医嘱、给一些病人开完睡眠药，离开医院一般都十点半了。晚上十一点回到宿舍，洗洗涮涮，十二点就得赶紧睡觉。
在安定工作满两年后，付冰冰通过了院里“第一次大考”，有了出门诊的资格。作为国内少数几个拥有三甲资格、唯一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精神专科医院，安定医院的门诊楼连大厅里天天人满为患，偶尔有患者躁狂发作，人们才会躲避、挤让着为他闪出一条路来。二楼的各个诊室门口，站在走廊里、坐长凳上排队候诊的人同样拥挤不堪，为医生送病历的护士也只能抱着牛皮纸的袋子，在人缝儿里侧身扭过。
付冰冰每周出一天抑郁门诊，与另一位同事在十平米的诊室里，平均每人要看五十个号。他们将门诊的工作分为两种：为来开药的病人看病叫“刷方子”，为首次就诊的病人看病叫“写白本”。往往，付冰冰正在这边询问着病人的情况，那边就不断有着急的病人推门、探头，一些挂不上号的病人更是会径直而入，要求他给“加个号”。在每个病人四元钱的挂号费里面，医生只获得八角的报酬。
在住院楼的另一端，即便是作为八病区病房主任的姜涛，促狭的办公室的空间也仅仅容得下两个人转圜。
“我们精神科医生比别人节奏慢多了，你看综合医院急诊的24小时住院医，那来的可都是急茬儿。”姜涛半调侃着为自己寻找着一点“优越感”。事实上，姜涛来到安定医院工作二十二年，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强度几乎没有变过。每天早上七点开始查房，十点才能坐回椅子上歇会儿。
与专门治疗抑郁症的九病区不同，姜涛负责的八病区收治的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毒瘾和酒瘾等更具攻击性的病人。“比如有的病人会陷入幻听，将医生当作特务，而自己是国家安全人员，跟踪医生。这对医生来说就是一种可能被袭击的机会。”姜涛说。这里的医护人员，要懂得在病房里保护自己，不留给病人袭击的空间。曾经有护士靠在椅背上午休时被病人用毛巾勒住了脖子，幸好被另外一个清醒的病人救下；也曾有幻听的病人对怀孕的女医生说：“我想看看你的肚子里是什么”，医院知道后只能安排女医生放假。
与综合类医院不同，安定医院的医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中午不能外出。“因为护士在中午有一轮查房，出现情况需要医生随时处理。”付冰冰做住院医生的第三年时，按照规定去北京另外一家三甲医院内科“转科”，中午时科室主任会经常带着自己部门的人去外面吃饭，“这在安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拒绝了诱惑，未必就不迷茫
至今，安定医院在北京医管局下辖的二十一家医院里依旧算第三档，即便是护士，收入也比普通综合医院低很多。
2014年安定医院计划招二十个医生，最终只招到了十二个，缺口达40%。李占江培训出来的心理学医生与医院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一样，流失率很高，“最近一年，我们培训出来的心理学博士就走了三个。”
安定医院培训的心理治疗师为一个病人做五十分钟的心理咨询的价格三十块钱，一天顶多做六个病人。而目前社会上的心理咨询行业，即便是“练级”的心理医生，收费也是安定医院心理咨询师的十几倍起。
与低收入对应的是高风险，这点在姜涛的职业经历里最能体现。做住院医生第二年，他被“转”回当时收治重症病人的北锣鼓巷院区。平素，在这里值班的医生只有一个，遇到紧急情况只能自己处置。一天晚上，一位病人产生了幻听，对同屋的另一个病人又是椅子砸、又是开水烫，姜涛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发病的病人，将受伤的病人带到另外一间病房处理伤口，灯一亮，旁边的年轻护士先被病人的惨相吓得晕了过去，最后他只能先掐醒了护士，再自己单独处理病人的烫伤和外伤。
也是在这里，姜涛第一次被病人袭击，一个高他一头、身体强壮的女病人因为抗拒住院，挣扎时一拳打飞了他的眼镜，他的眼眶肿了好久。
“当时的工资条上，有一个栏儿里写着一块钱，我开始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钱，后来老医生告诉我，这就是精神科医生的行业风险补贴。”姜涛说，“现在好多了，补贴已经变成保险了。”
也是那一年，姜涛每月的工资“翻了一倍”，可以拿到二百元。当时一批国外药企进入中国，他的很多同学都去做了医药代表，同学聚会，一位在药企的同学给他看一张一万四千元的工资条，让姜涛来公司跟着他干，姜涛回家思前想后，还是拒绝了：“虽然说做药代也是体现了一种价值，但我觉得，它跟我最初选择学医想实现的价值还是不太一样。”
拒绝了诱惑，未必就不迷茫。住院医生的工作远没有多年后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女诗人笔下那么快乐和诗意，“很多衰竭的病人一年也不会跟我说几句话”，枯燥得让姜涛觉得“没劲透了”。在休息的周日下午，他经常“骑着破自行车在皇城根儿那块的胡同来来去去，怀疑自己是否在浪费青春”。
回忆过去，姜涛会感慨：“精神科医生是个得坐得住冷板凳的职业。”二十二年后，当初与他同期来到安定医院的三十个医学本科生，只剩下了几个留在这里。
医生的情绪
精神科医生为病人诊断时，需要像福尔摩斯一样细心、缜密，不放过一个细节。在姜涛的刚刚工作的年代，安定的医生有时为了了解一个病人，还要到病人的原籍去做大量“外调查”。姜涛曾经收治过一个从东北来的病人，他在老家的医院被诊断为脑炎，治疗了几个月后没有任何好转，转院而来。住院以后，姜涛从病人的职业入手，从家属遮遮掩掩的话里找到了病因：病人是一个银行职员，平素胆小怕事，但又希望能赚些外快改善家里的生活，于是动用了银行的钱私下放贷，却因为贷款对象还不了钱，做不平账，担心东窗事发得了癔病。姜涛让病人家属与病人谈心，表示家里无论如何也会帮他把钱补回，几番劝解之下，病人便神奇康复。
不过与病人和家属的沟通也是最让精神科医生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即便如此，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今年在九病区住院的一个来自农村、在北京上大学的女生，她的母亲对医生的医嘱始终不以为然，一直认为女儿之所以得抑郁症，“就是学上得太多了，就不应该读大学”。母亲的落后的观念不只无助于女儿的康复，甚至会加重她的病情。在第一次出院后不久，她就二次入院，症状从抑郁到抑郁加躁狂。
“每当看到那些对病人不理不管或发脾气的家属，我就特别想吼他们说：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个病人需要照顾吗？”付冰冰说，“我们脱掉白大褂，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会同情被父母不管的孩子，也会反感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病人跟我们开玩笑我们也会很高兴，郁闷时大家关起门来发发牢骚。但我们穿上白大褂，职业就要求我们收起情感好恶，眼中只能有病人，一举一动要照顾病人微妙的心理感受。”
而在八病区，许多病人因为病症的严重程度已经无法痊愈，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家属往往表现麻木，除了病人发病时将其送到医院，便不做其他，甚至对医嘱也不以为然。比如安定医院封闭的住院病区里，明令禁止病人携带一切可以伤人或自戕的东西，但在男病区里，总会有家属在探视时给抽烟的病人悄悄塞上香烟和打火机，一到夜晚，医生总会在厕所里听到噼噼啪啪的点烟声。
现在的安定医院虽然已经不再承担收容、看护精神病人的责任，但实际上在每一个病区里，都会有几个被遗弃在这里几十年的老病人。在九病区，每逢探视日，就会有一个扎着双马尾的中年女病人，搬着小凳子在封闭病房的入口坐下，帮助医生守在门口。她喜欢将粉色的病号服下摆像舞蹈演员的长下摆衬衫那样打成结，在病人里格外扎眼，但她的家属从未在探视日出现过。
“他们有的父母都没了，兄弟姐妹会觉得他们出院就会给自己增加负担，所以从不来探视，只是定期来交上一笔住院费，或者依靠单位的医保，在这里占着一张床位。”付冰冰说，每一个病区的住院医生都是“流水的兵”，这些病人就这样从一个医生手上交到另一个医生手上，“我来这里时离开的人把他们交给我，等我离开时再把他们交给新的住院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