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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0湖北
1心血管健康影响因素
1.1烟草使用
2017年，中国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为260万，占全球因烟草使用而死亡人数（830万）的近三分之一，烟草使用对中国人群健康的危害程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1]。
中国男性一直是世界上吸烟率最高的人群之一。虽然中国≥15岁人群的现在吸烟率从2010年的28.1%下降到2018年的26.6%，8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但下降速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8年中国≥15岁男性吸烟率为50.5%，女性为2.1%，二手烟暴露率为68.1%，现在电子烟使用率为0.9%，吸烟人群的戒烟率为20.1%。中学生尝试吸烟率为17.9%，吸烟率为5.9%。超过50%的学生家里至少有一位吸烟的家长。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对50多万名成人平均随访7年的结果表明，与从不吸烟者相比，城市男性吸烟者死于CVD的风险比（HR）为1.63，女性吸烟者死于CVD的风险（HR为1.24）高于男性[2]。
1.2合理膳食
1982—2012年中国全国营养调查（CNNS）和1989—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显示，中国居民的主要食物摄入量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主要特征是谷物和蔬菜的摄入量减少，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增加，以猪肉为主，鸡蛋、鱼和奶制品的摄入量仍然很低。食用油摄入量明显增加，家庭烹调用盐减少，食用油和烹调用盐的消费量均远高于推荐量。
在膳食结构方面，中国居民总能量摄入呈下降趋势。蛋白质摄入量变化不大，而碳水化合物供能比呈明显下降趋势，脂肪供能比呈上升趋势且已超过膳食指南推荐的上限水平（膳食指南推荐范围：20%~30%，图1）。农村脂肪供能比首次突破30%的推荐上限；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不足的风险依然存在。
图11982—2012年中国居民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供能比变化趋势
1.3身体活动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研究调查了各省共计12万~13万余名中小学生，发现2017年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身体活动达标率高于2016年，高中生达标率没有明显改变[3]。
2014年国民体质监测显示，中国居民经常参加锻炼率为33.9%。除70岁以上人群外，30~39岁人群经常参加锻炼率最低，60~69岁人群最高。
CHNS发现，1991—2009年，中国成人平均身体活动总量呈下降趋势（399MET·h/周vs213MET·h/周）[4]。2011年男性职业活动量较1991年下降了31%，女性的趋势类似[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6年发布的全球168个国家2001—2016年的身体活动数据，对其中40~74岁人群资料分析显示，达到身体活动建议目标可以预防我国18.3%的过早死亡，相当于每年避免101.65万40~74岁的人过早死亡[6]。
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显示，2013年中国由于身体活动不足导致的医疗费用近48.6亿美元，占全球医疗费用的10%，其中间接费用17.8亿美元，直接费用30.8亿美元；家庭支出占33.90%，政府支出占55.80%，第三方支出占10.30%[8]。
对2007年中国慢性病与危险因素监测（CCDRFS）及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显示，2007年中国居民患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癌症和2型糖尿病直接归因于身体活动不足（未达到WHO推荐标准）的比例分别为12.3%、15.7%、8.5%、11.3%和13.5%，同时，因缺乏身体活动而导致的超重或肥胖还可进一步加重这种风险[9]。2007年缺乏身体活动造成的经济负担为67亿美元，占当年主要慢性病全部经济支出的15.2%，直接医疗支出超过了年度中国主要非传染性疾病总直接经济负担的15%[9]。
1.4健康体质量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中国超重率和肥胖率总体均处于上升趋势。与2002年相比，2012年中国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增加了1.9%和0.4%；≥18岁成人分别增加了7.3%和4.8%，且农村增幅高于城市[10]。
2014—2018年，中国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ChinaPEACE）对270万35~75岁人群的调查显示，女性年龄标化腹型肥胖（腰围≥85cm）率为32.7%（32.6%~32.8%）；男性（腰围≥90cm）为36.6%（36.5%~36.8%），估计全国每3个人中就有1人为腹型肥胖[11]。预计到2030年，中国成人（中国标准）、7~17岁儿童青少年（中国标准）和≤6岁儿童（WHO诊断标准）的超重肥胖率可能分别达到65.3%、31.8%和15.6%，而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可能分别达到78995万、5892万和1819万。
根据GBD研究，2019年中国归因于高体质指数（BMI）的CVD死亡人数为54.95万，归因于高BMI的CVD年龄标化死亡率为38.64/10万，11.98%的CVD死亡归因于高BMI。
中国超重和肥胖导致的直接医疗费用为84亿~239亿美元，间接医疗费用为626亿美元[12]。按照CHNS中观察到的超重肥胖率及费用发展趋势，在没有考虑医疗保健服务费用长期增长的情况下，2030年归因于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预计为4180亿元人民币。
1.5健康心理
一项Meta分析发现，在基于医院的23项研究中，中国住院冠心病患者抑郁症患病率为51%，0.50%~25.44%的患者为重度抑郁症[13]；对社区冠心病患者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患病率为34.6%~45.8%，3.1%~11.2%的患者为重度抑郁症[14]。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对中国32家医院3273名抑郁症患者的分析发现，约31.3%的抑郁症患者以循环系统疾病为首发症状，其他表现还有失眠、胃肠道系统疾病、躯干疼痛、感觉异常、神经系统疾病、性欲减退、身体疼痛等[15]。
2CVD危险因素
2.1高血压
中国在1958—1959年、1979—1980年、1991年和2002年进行过4次全国范围高血压抽样调查，≥15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图2）。
图2中国≥15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率
中国高血压调查（CHS）于2012—2015年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2个城市和农村中抽取451755名≥18岁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3.2%，男性高于女性（24.5%vs21.9%），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16]。2018年CCDRFS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8个县（区）对179873名≥18岁常住居民的调查显示，高血压患病率为27.5%[17]。
一项Meta分析探讨了中国1959—2018年高血压患病率的变化趋势，共纳入18项研究包含9191121名中国人，结果显示2004年以前中国高血压患病率的年增长率为0.29%，2004年后升高为2.45%，约是2004年以前年增长率的8倍[18]。
1991—2011年，CHNS对中国≥18岁成人进行的8次横断面调查显示，血压正常高值年龄标化检出率从1991年的23.9%增加到2011年的33.6%。CHS发现，2012—2015年中国≥18岁居民血压正常高值检出率为41.3%，估计全国有血压正常高值人数4.35亿。
CHNS对12952名年龄>18岁的中国成人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高血压年龄标化发病率从1993—1997年的40.8/1000人年增长至2011—2015年的48.6/1000人年。与西部地区相比，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中部和东北部居民的高血压发病率显著增加。女性发病率显著低于男性，城市和农村未见明显差异。高血压发病率随年龄、BMI和饮酒量的增加而升高。
中国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简称'三率'）虽不断提高（图3），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不同人口学特征比较，高血压'三率'水平呈现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城市显著高于农村、且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的特点。与北方地区相比，南方地区高血压患者的'三率'水平较高。
图31991—2015年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约有4%的儿童血压水平处于持续升高状态，高血压已成为中国儿童常见的心血管代谢异常。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对190000名7~17岁汉族学生的调查显示，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率为14.5%，男生高于女生（16.1%vs12.9%），且随年龄增长逐渐上升[19]。CHNS1991—2015年9次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监测地区学龄儿童高血压患病率从1991年的8.9%上升到2015年的20.5%，肥胖是儿童高血压最常见的危险因素[20]。
2.2血脂异常
2015年中国成人营养与慢性病监测项目（CANCDS）对179728名≥18岁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非HDL-C）、三酰甘油（TG）水平均较2002年升高（图4）[21]。
图42002年与2015年中国≥18岁成人血脂水平比较
北京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BCAMS）研究分别于2004年和2014年纳入6~18岁北京市儿童青少年1660名和1649名，结果显示，2014年儿童青少年TC、LDL-C、非HDL-C和TG水平与10年前相比均明显升高[22]。
大型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中国≥18岁人群血脂异常（定义为存在任一类型的血脂异常，包括TC≥6.22mmol/L、LDL-C≥4.14mmol/L、HDL-C<1.04mmol/L、TG≥2.26mmol/L）的总体患病率大幅上升，由2002年的18.6%上升为2012年的40.4%[23]。
2012—2013年一项研究调查了全国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3所中小学16434名6~17岁儿童青少年，血脂异常的总体检出率为28.5%（儿童血脂异常切点为TC≥5.18mmol/L、LDL-C≥3.37mmol/L、HDL-C≤1.04mmol/L和TG≥1.70mmol/L）[24]。
2012—2015年CHS显示，中国≥35岁成人对血脂异常的知晓率为16.1%、治疗率为7.8%、控制率为4.0%[25]。
第四次CCDRFS项目对163641名居民的调查显示，在15382名高危居民中（占总人群的9.4%），LDL-C未达标率高达74.5%（LDL-C<2.6mmol/L为达标）；在2945名极高危居民中（占总人群的1.8%），LDL-C未达标率高达93.2%（LDL-C<1.8mmol/L为达标）[26]。
一项研究纳入了中国多省人群的队列研究中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ASCVD）的成人21265名（35~64岁），按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10年ASCVD危险评估进行分类，结果显示，在低、中、高风险人群中，低剂量他汀类药物干预可使10年ASCVD发病率分别降低4.1%、9.7%和15.5%；将他汀类药物价格降低至2019年中央政府集中采购政策水平，可显著降低各类风险人群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从而大幅提高他汀类药物用于ASCVD一级预防的成本效益[27]。
2.3糖尿病
中国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增长趋势显著（图5）。2015—2017年，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75880名≥18岁成人的横断面调查显示，中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为11.2%，估计目前中国大陆成人糖尿病人数达1.298亿（男0.704亿，女0.594亿）。糖尿病前期检出率为35.2%[28]。
图5中国糖尿病患病率调查
有研究基于浙江省糖尿病监测系统，对2007-01-01至2017-12-31新诊断的879769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型糖尿病的年龄标化总发病率为281.73/10万人年，标化年发病率从2007年的164.85/10万人年上升到2017年的268.65/10万人年，年均增加4.01%，且在男性、年轻人和农村地区人群中增加更快[29]。
中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将来自33个诊所的577名糖耐量受损的成年人随机分配到对照组或者三种生活方式干预组中的一组（饮食、运动、饮食加运动），强化生活方式干预从1986年持续到1992年。在30年的随访中，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使糖尿病发病推迟3.96年，糖尿病发病风险下降39%，心血管事件下降26%，复合微血管事件下降35%，心血管死亡下降33%，全因死亡下降26%。干预组脑卒中和严重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干预组较对照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1.44岁[30]。
数学模型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对糖尿病前期人群进行生活方式干预有较高的效价比，可减少9.53%的糖尿病累积发病率，平均预期寿命增加0.82岁，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增加0.52，平均总成本减少700美元，增量成本收益比为-1339美元/QALY[31]。
2.4慢性肾脏病（CKD）
2009年9月至2010年9月在中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的全国CKD患病率调查研究纳入了47204名>18岁的成年人，结果显示，CKD的总患病率为10.8%，以此推算中国约有1.2亿名CKD患者，其中肾功能异常〔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ml·min-1·（1.73m2）-1〕的患病率为1.7%，白蛋白尿（尿白蛋白与肌酐比值>30mg/g）的患病率为9.4%。
2016年，CKD患者的人均住院费用为15405元，高于无CKD患者的11182元。血液透析患者平均花费89257元，腹膜透析患者为79653元[32]。
2.5代谢综合征
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纳入98042名≥18岁调查对象，依据修订的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组Ⅲ指南（NCEPATPⅢ）标准，发现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24.2%[33]；对16872名10~17岁儿童青少年的调查显示，依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提出的诊断标准，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2.4%；依据Cook标准，患病率为4.3%[34]。
2.6空气污染
2000—2016年，中国归因于PM2.5长期暴露的超额死亡人数逾3000万，年超额死亡人数为150万~220万。自2013年以来，中国每年因PM2.5暴露导致的总死亡人数呈逐渐下降趋势[35]。
基于我国272个城市2013—2015年大气污染和死因逐日数据开展的系列研究发现，随着PM2.5、粗颗粒物（直径2.5~10.0μm）、O3、SO2、NO2和CO暴露浓度的增加，CVD、冠心病和高血压患者的死亡风险增加[36]。
3CVD社区防治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是践行'健康中国'理念、推动'健康入万策'的先导性项目。截至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建成488个国家级'示范区'，覆盖全国17.1%的县（市、区），已超额完成《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提出的中期指标（2020年'示范区'覆盖率达到15%）。
天津市'示范区'在开展'三减三健'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同时，探索社区高血压管理和医联体建设等多种创新模式。2008—2018年全人群死亡监测分析表明，'示范区'人均期望寿命由81.48岁上升至82.38岁，而非'示范区'男性人均期望寿命无上升趋势；'示范区'急性心肌梗死（AMI）粗死亡率和标化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且年度变化百分比大于非'示范区'（粗死亡率：-5.36%vs-4.02%，标化死亡率：-6.27%vs-5.41%）[37]。
重庆市和贵阳市通过持续建设健全慢性病监测系统，对'示范区'人口主要慢性病早死概率进行了分析，发现重庆市'示范区'主要慢性病早死概率呈下降趋势，由2012年的17.21%下降至2017年的15.38%，各年度均低于非'示范区'[38]。贵阳市分析发现，2018年'示范区'主要慢性病早死概率为15.95%，其中，CVD早死概率为7.48%，即当年30岁的人群如果预计按当年30~69岁各年龄组的CVD死亡概率存活到69岁，其由于CVD死亡的总体概率为7.48%[39]。
4CVD
4.1流行趋势
中国CVD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中国CVD现患人数为3.3亿，其中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1139万，心力衰竭890万，肺源性心脏病500万，心房颤动487万，风湿性心脏病250万，先天性心脏病200万，下肢动脉疾病4530万，高血压2.45亿。
2019年，农村CVD死亡率为323.29/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64.66/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58.63/10万；城市CVD死亡率为277.92/10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148.51/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29.41/10万。农村CVD死亡率从2009年起超过并持续高于城市水平（图6）。城乡居民疾病死亡构成比中，CVD占首位[40]。2019年农村、城市CVD分别占死因的46.74%和44.26%（图7），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CVD。
图62000—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心血管病死亡率变化
图72019年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主要疾病死因构成比
4.2冠心病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40]，2019年中国城市居民冠心病死亡率为121.59/10万，农村为130.14/10万。2019年冠心病死亡率继续2012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农村地区上升明显，到2016年已超过城市水平（图8）。
图82002—2019年中国城乡地区冠心病死亡率变化趋势
2002—2018年AMI死亡率总体呈上升态势，2019年略有降低。从2005年开始，AMI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农村地区AMI死亡率不仅于2007年、2009年、2010年超过城市地区，而且自2012年开始明显升高，并于2013年起持续高于城市水平（图9）。
图92002—2019年中国城乡地区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变化趋势
2013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中国大陆≥15岁人口冠心病的患病率为10.2‰，60岁以上人群为27.8‰，总患病率高于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7.7‰）。2013年中国大陆≥15岁人口冠心病的患病人数为1140万人，比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全年龄段冠心病患病人数增加了约108万。
中国急性冠脉综合征临床路径研究（CPACS）纳入了中国大陆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0家医院的15140例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结果表明，ACS患者出院后规范二级预防药物的应用率逐年下降，出院时应用率为86.0%，1年后降至68.0%，2年后降至59.7%。其中，三级医院出院时应用率为90.1%，1年时降至71.0%；而二级医院出院时仅为79.5%，1年时降至64.0%。此外，收入水平较低的患者降压药物和他汀类药物的应用率较低[42]。
全国87家心脏中心参加的中国心脏外科注册研究（CCSR）数据显示，2013—2016年，共有56776例患者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治疗，接受手术时平均年龄为（61.8±8.8）岁，女性占24.6%。CABG术后总的院内死亡率为2.1%[43]。
4.3脑血管病
2019年，脑卒中是导致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达2189175人，与2009年相比，死亡人数上升了12.4%。2019年，我国新发脑卒中3935182人，脑卒中患者达到28760186人。脑卒中也是2019年DALY的首位原因，DALY数达45949134人，年龄标化DALY率为2412.52/10万[44]。
2019年，中国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为149.56/1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22.17%，位列恶性肿瘤（162.46/10万）和心脏病（160.26/10万）之后，为死因顺位的第3位。城市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为129.41/10万，占城市总死亡人数的20.61%；农村为158.63/10万，占22.94%。中国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40]。
2003—2019年，农村人口脑血管病各年度的粗死亡率均高于城市居民。2009—2012年，脑血管病的粗死亡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在2013—2019年又略有上升，且农村地区相对显著（图10）。
图102003—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变化趋势
1997—2015年，CHNS对15917名居民分析显示，年龄标化脑卒中发病率在北方地区为4.17/1000人年，南方地区为1.95/1000人年，南北方差异存在于农村而非城市。层级模型分析提示，地区脑卒中发病率差异可用高血压患病率差异来解释[45]。
2013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脑卒中年龄标化患病率为1114.8/10万，农村（1291.1/10万）高于城市（814.4/10万）。患病率最高的是华中地区（1549.5/10万），其次为东北地区（1450.3/10万）和华北地区（1416.5/10万），最低的是华南地区（624.5/10万）[46]。
4.4心律失常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2020年全国心脏起搏器置入量（86181例）较2019年下降了4.8%，其中双腔起搏器占73%；起搏器置入适应证为病态窦房结综合征（55.0%）、房室传导阻滞（41.5%）和其他适应证（3.5%）。
2012—2015年CHS研究发现，中国≥35岁居民的心房颤动患病率为0.7%，农村（0.75%）高于城市（0.63%），其中34%的患者为新发现的心房颤动，自己并不知晓[47]。
中国脑卒中筛查项目（CNSSS）在2013—2014年对1252703名40岁以上成人的调查显示，中国12%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合并心房颤动，以此推算，中国缺血性脑卒中合并心房颤动的患者超过215万，而该部分患者接受抗凝治疗的比例很低，仅为2.2%，其中98.2%的药物为华法林[48]。
中国心房颤动注册研究对2011—2014年32家医院7977例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的分析发现，CHA2DS2-VASc评分≥2分和1分的患者接受口服抗凝药物的比例分别为36.5%和28.5%，0分的患者也有21.4%使用抗凝药物。三甲医院为9.6%~68.4%，非三甲医院为4.0%~28.2%[49]。
心房颤动导管射频消融（RFCA）已在中国600余家医院广泛应用。自2010年起RFCA手术量持续迅猛增长，年增长率13.2%~17.5%。受COVID-19疫情影响，2020年RFCA手术量为102864例，较前几年明显减少。
2005年7月至2006年6月，一项前瞻性研究对678718人进行了随访，共发生2983例死亡，其中心脏性猝死（SCD）284例（9.5%），SCD发生率为41.8/10万，男性高于女性（44.6/10万vs39.0/10万），估测中国每年发生SCD约50万例[50]。
4.5瓣膜性心脏病
2012—2015年，对31499名≥35岁居民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测，发现瓣膜性心脏病的加权患病率为3.8%，据此推测中国约有2500万瓣膜性心脏病患者。风湿性瓣膜病仍是我国瓣膜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而退行性瓣膜病的患病人数近几年明显增加。我国瓣膜性心脏病患者中，55.1%为风湿性瓣膜病变，21.3%为退行性瓣膜病变[5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研究人员对2011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该院接受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的325910例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诊断为主动脉瓣二瓣化的患者有3673例（1.13%），男性占69.1%，明显主动脉瓣功能不全者占58.4%，升主动脉扩张者占52.5%，主动脉根部扩张者占19.2%[52]。
4.6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在全国多地均位居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首位。先心病检出率存在地区差异，多在2.9‰~16.0‰。
一项Meta分析纳入1980—2019年617项研究中76961354名新生儿的资料，结果显示，全国新生儿先心病检出率持续上升，从1980—1984年的0.201‰上升到2015—2019年的4.905‰。先心病检出率从西部到东部地区逐渐上升，从南部到北部地区逐渐下降[53]。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2019年中国城市居民先心病死亡率为0.76/10万，农村为0.91/10万，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40]。
2020年，全国714家医院共开展先心病手术62704例，占所有心脏及主动脉外科手术量的28.2%，占比呈下降趋势，首次退居为心血管外科治疗病种中的第二位（图11）。<18岁未成年患者的心脏手术量为37665例，占2020年先心病总数量的60.1%，较2019年下降了6.5%，提示成人先心病矫治手术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在我国占较高比例。
图112020年中国714家医院心脏和大血管手术占比
2019年中国大陆共开展先心病介入手术39027例，其中，大陆地方医院开展34758例，较2018年增加5.45%；治疗成功率为98.41%，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0.12%，死亡率为0.01%。2019年中国大陆开展先心病介入治疗的地方医院达313家，医师数量达483人。
4.7心肌病
2001年10月至2002年2月，中国9省市（区）针对8080名居民的分层整群抽样调查显示，人群肥厚型心肌病（HCM）粗患病率为0.16%，男性高于女性（0.22%vs0.10%），患病率为80/10万，扩张型心肌病（DCM）患病率为19/10万[54]。
国内一项研究对529名HCM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发现，43.9%的患者有明确致病突变，其中占比最多的是MYH7基因和MYBPC3基因。202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研究发现常见基因变异也是导致HCM发病的重要原因，提示存在非孟德尔遗传模式，且具有种族特异性。
4.8心力衰竭
CHS对22158名居民的分析显示，在≥35岁的中国人群中，心力衰竭患病率为1.3%，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患病率〔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50%〕为1.4%，中/重度舒张功能障碍患病率为2.7%[55]。
中国心力衰竭注册登记研究（China-HF）对2012年1月至2015年9月全国132家医院13687例心力衰竭患者的分析显示，住院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死率为4.1%[56]。2020中国心力衰竭医疗质量控制报告对2017年1月至2020年10月全国113家医院33413例记录院内转归的心力衰竭患者分析显示，住院患者的病死率为2.8%[57]。
根据2020年中国心力衰竭医疗质量控制报告，心力衰竭患者平均年龄为（67±14）岁，男性占60.8%，心力衰竭患者中瓣膜性心脏病所占比例逐年下降，高血压（56.3%）、冠心病（48.3%）成为目前中国心力衰竭患者的主要病因[57]。感染是心力衰竭发作的首要原因，其次为心肌缺血和劳累。射血分数降低、射血分数中间值和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分别占40.2%、21.8%和38.0%[57]。
中国住院心力衰竭患者整体利尿剂的使用率变化不明显，地高辛的使用率受国际临床研究的影响呈下降趋势，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及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率上升。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阻滞剂的整体使用率呈上升趋势，但因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的问世，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的使用率降低。
截至目前在中国境内共有16家医院开展了近100例左心室辅助装置置入术。其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了3项置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治疗终末期心脏衰竭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的临床试验研究。
截至2020年，中国共有56所医疗机构具备心脏移植资质，2015—2020年，中国各移植中心实施并上报心脏移植手术2819例。2020年，中国接受心脏移植患者中，非缺血性心肌病占74.4%，院内存活率为88.5%，多器官衰竭和移植心脏衰竭占早期死亡原因的60%以上。术后1年生存率为85.3%，3年生存率为80.4%。
4.9肺血管病和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
2006年以前中国没有治疗PAH的靶向药物，特发性PAH及家族性PAH的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68.0%、38.9%和20.8%，进入靶向药物时代后特发性PAH的生存状况明显改善，1年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92.1%和75.1%[58]。
1997—2008年，中国60多家三甲医院的16972182例住院患者中共有18206例确诊为肺栓塞（PE），PE在住院患者中的占比为0.11%。1997—2008年中国PE病死率显著降低，从1997年的25.1%降至2008年的8.7%。
4.10主动脉和外周动脉疾病
4.10.1主动脉疾病
根据2011年中国健康保险数据进行估测，中国大陆急性主动脉夹层年发病率约为2.8/10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3.7/10万vs1.5/10万）[60]。
主动脉夹层注册登记研究（Sino-RAD）结果显示，中国主动脉夹层患者平均年龄为51.8岁，患病年龄较欧美国家小10岁左右[61]。在治疗方面，对于A型主动脉夹层，开放手术治疗率为89.6%，药物治疗率为7.8%，腔内治疗率为1.6%，杂交治疗率为1.3%，住院死亡率为5.5%[61]。而对于B型主动脉夹层，单纯药物治疗率为21.3%，死亡率为9.8%；外科手术治疗率为4.4%，死亡率为8.0%；腔内治疗率为69.6%，死亡率为2.5%[62]。
不同类型的胸主动脉手术患者，其住院天数与住院费用各不相同。医院质量监测系统（HQMS）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平均住院天数为15.9d，平均住院费用为15.75万元；单纯带主动脉瓣人工血管升主动脉替换术（Bentall手术）平均住院天数为23.4d，平均住院费用为21.16万元；全主动脉弓人工血管置换术平均住院天数为23.2d，平均住院费用为27.41万元[63]。
HQMS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腹主动脉人工血管置换术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为22d，平均住院费用为12.30万元；2020年腹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VAR）平均住院天数为14d，平均住院费用为17.84万元[63]。
4.10.2外周动脉疾病
一项中国大陆地区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显示，≥35岁的自然人群下肢动脉疾病（LEAD）患病率为6.6%，据此推测中国约有4530万的LEAD患者。其中，1.9%的患者接受了血运重建，据此估测中国实施血运重建的例数为86万[66]。
2014—2015年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对106918名≥40岁社区居民的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颈动脉中度及以上狭窄的患病率为0.5%[67]。
一项18年共纳入2905例肾动脉狭窄（RAS）患者的单中心研究发现，RAS病因包括动脉粥样硬化（82.4%）、大动脉炎（11.9%）、纤维肌性发育不良（4.3%）和其他原因（1.4%）；动脉粥样硬化由1999—2000年的50%增加到2015—2016年的85%，年龄≤40岁的RAS患者中非动脉粥样硬化病因更多见[68]。
臂间收缩压差≥15mmHg（1mmHg=0.133kPa）是预测锁骨下动脉狭窄>50%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标，可用于锁骨下动脉狭窄的流行病学筛查和诊断。来自上海一社区3133例平均年龄69岁的老年人群研究表明，臂间收缩压差≥15mmHg的人数占1.7%。单中心研究显示锁骨下动脉狭窄住院患者中的病因构成，在年龄>40岁的患者中动脉粥样硬化占95.9%，而年龄≤40岁的患者中大动脉炎占90.5%[69]。
5CVD康复
5.1心脏康复
2016年一项针对全国医院心脏康复工作的现状调查共纳入中国大陆七大地理区124家三甲医院，结果显示仅有30家医院（24%）开展了心脏康复服务，平均1亿人口中仅有2.2家医院能开展心脏康复。在13家完成36项调查并开展心脏康复的医院中，有3家（23%）开展了院内Ⅰ期康复，3家（23%）开展了Ⅱ期康复，7家（54%）同时开展了Ⅰ期和Ⅱ期康复[70]。
5.2脑卒中康复
中国康复医院数量和康复床位数显著增加。中国32个省7544家医院的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2147家医院配置有康复医学病房，病房配置率为28.46%，平均床位数为41.17张。2018年全国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平均出院患者753.25人次，其中脑卒中患者241.56人次。神经内科病房早期康复（住院24~48h）开展率为11.79%，其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早期康复开展率为25.25%[71]。
2018年康复医师数量为3.8万名，护士为1.5万名。康复治疗师毕业于康复专业的占比为70%左右，毕业于中医的占比为15%左右。
6心血管基础研究与器械研发
6.1心血管基础研究
中国大陆地区高水平心血管基础研究从2005年开始起步，且在近几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20—2021年通讯作者和主要作者均来自中国大陆，以探索心脏和血管解剖、发育与功能/发病机制为对象的基础研究论文共48篇，热点研究包括心脏保护与再生、单细胞测序技术、基因治疗以及机器学习等。
6.2心血管医疗器械研发产品
2020-09-01至2021-08-31，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68项医疗器械进入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其中31项为心血管类产品，说明心血管领域的创新在我国医疗器械创新领域占主导地位，占比达45.6%；而且国产原创产品有58项，占比85.3%。同时期，共批准15项医疗器械进入优先医疗器械审评通道，其中有2项为心血管类产品。
同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获得心血管领域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142项，其中101项为国产产品。这101项国产产品中，介入类产品有90项，成像类产品4项，血流测量系统3项，开放手术类产品2项，有源手术类产品1项，AI软件1项。
7CVD医疗费用
自1980年以来，中国CVD和糖尿病患者的出院人次和住院费用不断增加。
2019年中国医院心脑血管病患者出院总人次数为2684.41万人次，占同期出院总人次数的14.03%；其中，CVD1434.88万人次，占7.50%；脑血管病1249.53万人次，占6.53%（图12）。CVD患者出院人次数中，以缺血性心脏病（IHD）（893.48万人次）和脑梗死（827.60万人次）为主，其占比分别为36.92%和34.20%；2019年糖尿病出院人次数为461.27万人次。1980—2019年，中国CVD患者出院人次数年均增速为9.59%，快于同期全病种出院人次数的年均增速（6.33%）。
图121980—2019年中国CVD患者出院人次数变化趋势
2019年中国心脑血管疾病的住院总费用为3133.66亿元。其中，CVD为1773.38亿元，包括IHD1256.25亿元（其中心绞痛427.84亿元、AMI321.18亿元），心律失常180.99亿元，高血压167.21亿元（其中高血压性心脏病和肾脏病27.61亿元），心力衰竭130.64亿元，风湿性心脏病19.30亿元，PE18.09亿元，急性风湿热0.90亿元；脑血管病为1360.28亿元，包括脑梗死811.97亿元，脑出血296.33亿元（图13）；另外，糖尿病的住院总费用为365.92亿元。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自2004年以来，AMI、脑梗死和脑出血住院总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5.99%、18.82%和13.51%。
图132004—2019年3种心血管病住院总费用变化趋势（当年价格）
2019年，IHD的次均住院费用为14060.20元（心绞痛15486.51元、AMI30368.54元），脑梗死9811.18元，脑出血19843.37元（图14），高血压6514.19元（高血压性心脏病和肾脏病8929.68元），PE17169.01元，心律失常16028.28元，心力衰竭9368.51元，慢性风湿性心脏病9525.63元，急性风湿热5780.11元，糖尿病7932.88元。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自2004年以来，AMI、脑梗死和脑出血次均住院费用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86%、1.29%和4.59%。
图142004—2019年3种心血管病次均住院费用变化趋势（当年价格）
志谢：感谢所有参与《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编写的专家，编写组名单详见参考文献[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