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医疗费，暴露了其急于求钱、管理不规范等乱象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王毅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崔瑾月
南方医科大学广济医院所在的凤岗镇，是个外来打工者聚集的地方，虽名为“镇”，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拥有多家五星级酒店。4月19日，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来到广济医院，发现门口冷冷清清，和周围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月前，就在这家医院，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天价医疗费纠纷”。今年2月21日，在凤岗镇打工的吴喜英因患胆管结石，住进广济医院，并于3月1日、3日、15日先后接受了3次手术，最终却死在病床上。随后，其丈夫肖国海被告知，他们共欠下45万余元医疗费。
“又出现了这样的事！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得知此事后，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会长、卫生部医改司原司长于宗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明显地在“又”字上加强了语气。
45万元的“天价医疗费纠纷”难道并非个案？长长的费用清单背后，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还是隐藏着更多医疗机构的乱象，更多普通患者就医的困局？
“我要上厕所”竟成了妻子遗言
肖国海和妻子吴喜英，都是湖北省随州广水市骆店乡红桥村人，在凤岗镇打工已有10多年。4月1日，记者与肖国海、其子肖强、其女肖丹、女婿陈汉斌等见面。众人向记者提供了他们能拿到的所有病历、45万元医疗费清单，并回忆了从吴喜英病发直至死亡的30天内发生的一切。
肖强还清晰地记得，2月20日晚上，49岁的母亲吴喜英还在自家开的小理发店帮忙，一家人其乐融融。第二天一早，她突感腹痛并伴发高烧，随即被家人送到社区医院，后因病情严重，被转送至广济医院。
肖国海回忆说，早在3年前，吴喜英就出现过腹痛症状，但她并未放在心上。“农村人，有点不舒服，吃点药扛一下就过去了。”直到去年年底，腹痛加剧后，她才在家人的劝说下，到医院做了检查，得知自己患了胆囊结石。吴喜英本打算过了这个冬天，天气暖和了再做手术。
在广济医院输液8天后，医生认为，吴喜英的炎症已消，可以接受手术。3月1日上午9点，吴喜英被推进手术室，主刀医生为该院副院长王成友，助手为外一科主任焦万才等人。据手术同意书显示，这次手术前，吴喜英被诊断为“胆囊炎；胆管结石，胆管炎；梗阻性黄疸；胆总管结石”，需接受胆囊切除术、胆管切口取石探查术、胆肠大口径吻合术和胆囊切除术。肖国海说，医生告诉他，虽是大手术，但风险不大。
4个小时后，吴喜英被推出手术室，直接送回普通病房。医生说，手术成功。采访中，记者也在其家属出示的手术记录上看到“手术顺利”4个字。
“此后，我每隔半个多小时就叫一次医生和护士，但值班医生在睡觉，没理睬我，都是护士来看看。”肖国海说，再后来，他按铃也叫不来护士，只得一遍遍去找，直到凌晨3点多，值班医生发现人不行了，才赶紧找主治医生来抢救。肖国海听到妻子用尽力气对医务人员说：“你们要负责！”
据广济医院的记录，吴喜英于3日凌晨2点开始呼吸困难，3点20分出现呼吸急促、脸色苍白等症状，血压为207/112。
随后，吴喜英被送到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肖国海接到院方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并被告知，因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吴喜英需要再次接受手术。1个多小时后，他又被告知，吴喜英已被抢救过来，病情在好转，ICU病房主任王金铎甚至对他说，应该“给医院送锦旗”。
3日凌晨5点多，吴喜英从死亡线上走回来，睁开眼，对丈夫和子女说：“我要上厕所。”肖国海没想到，这竟是妻子的遗言。
很快，吴喜英病情恶化，被再次送进ICU，家属只获准在每天下午4点多隔着玻璃看看她，医生给的答复是“(病人情况)一天比一天好”。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15日，吴喜英第三次被推进手术室。这一次，院方给出的术前诊断为“胆道术后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术后诊断则多了“空肠瘘”(十二指肠以后的2/5段小肠处出现溃破)，“局部肠管壁有一个直径约0.5厘米大小瘘口”。“直到这时，医院才通知说，‘病人病情严重，不行了’，让我们去见见。”肖国海回忆说。
21日早上，吴喜英死亡。“病没治好，怎么人还死了？”就在家人对吴喜英的死因提出质疑时，院方拿出了一份住院费用清单，上面显示的医疗费让肖国海大吃一惊：45.0205万元！
费用清单的几大疑点
从吴喜英家属提供的、多达9页的费用清单上，记者看见，上面密密麻麻列出了362个医疗服务项目，包括房间费、药费、手术费、血浆费用等，却并未显示哪一天用了哪些药，做了什么抢救措施。
费用清单第八页显示，200毫升的病毒灭活滤白(使病毒失去感染力和破坏力、滤除白细胞)血浆用了61个单位，150毫升的用了15个单位。总计14450毫升，费用超过2万元。“一个人的血液总量，约是体重的8%，50公斤的人约有4000毫升血液，14450毫升血浆是要将我妈身上的血连换4次吗？”女婿陈汉斌质疑。
费用清单上还标注着，500毫升的氯化钠或葡萄糖共用435瓶(袋)，300毫升的23瓶(袋)，250毫升的246瓶(袋)，还有100毫升的药品521瓶(袋)，总数量达到1200多瓶，折合重量达330多公斤。吴喜英的家属表示，这更不可想象：“总共才住院一个月！算一算，每天这么多液体注入身上，可能吗？”
吴喜英的家人告诉记者，住院初期，他们分两次共交了1300元医药费。“第一次手术前，医院说费用大概是两三万，因为她(吴喜英)有社保，交1300元能报销5万元，我们就一直没太在意。”直到3月9日，女儿肖丹偶然去询问医药费，医生才告诉她，已经花了20多万。肖丹提出，花了这么多钱，病还没治好，要转院。医生却说，病人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要转院就要先将这20多万交了。
此后直到3月23日，医院并未主动找他们说过费用的事。“她(吴喜英)用的是社保卡，自费药品和自费诊疗项目要经家属同意才能下药。怎么会花45万元？这简直是天文数字！”肖国海至今难以相信。
记者事后咨询过多位医生，他们均表示，进入ICU病房后，花费是比较高，但45万还是很离谱。“应将病人的护理病历和医疗病历进行详细比对，分析每一项治疗的实施原因和计费标准。通常，ICU病房的日平均花费约为3000至5000元，”西安市某综合性三甲医院的一位资深护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多检查、治疗的频次，是有固定要求、规律的，如肝功能血液的检查，1天1次是合理的，若1天进行2次甚至更多，就属于多收费了。ICU病房中的每项花费，更应有明细和收费标准。比如为什么上呼吸机？每使用1小时收费多少钱？包不包含氧气？都应给家属一个交代。”
对此，广济医院方面解释称，病人每天要用大量药，有时家属不在，就没有询问家属意见。家属们却坚称，他们一直在病房外守候。
医院方面有“专门的新闻稿”
据肖国海回忆，医院将45万医药费的单据给他时，并未提及要钱，只是让他们打个欠条，分期还款，并提出支付2万元丧葬费。医院说，院方是考虑到病人家属的经济承受能力，才提出分期付款；家属则因为病人死因和巨额费用均不明，拒绝了医院的提议，并要求院方支付赔偿金。
25日，愤怒的肖国海、肖强到医院讨说法，双双被与医院只有一墙之隔的公安部门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4天后，吴喜英的女婿陈汉斌被广济医院副院长黄俊河叫到办公室单独协商，对方提出45万元不要了，并另行支付5万元丧葬费，但不承认其为赔偿金，陈汉斌却坚持赔偿金不能少于30万。谈判破裂。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汉斌拿出手机，向记者出示了黄俊河于29日晚9点33分发来的短信：“回家后有什么价码松动吗？明天去市卫生局咨询还是继续协商？”“从上周五到现在你没新方案，我们已增加1.5倍。”
至于为吴喜英主刀的副院长王成友，广济医院的医务人员一再对记者称，王是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学科带头人，是深圳有名的“一把刀”。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广济医院工作人员的流动性较大，院长、多名副院长及部分医生岗位的人选，都在事发前不久刚进行了更换，王成友就是刚刚上任。此前，他曾任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
焦万才说，是肠瘘引起的腹腔感染，让病人刚刚恢复的衰竭器官重新受到刺激，病情急转而下。“我们尽了力，但这种并发症很难救活”。他甚至认为医院“有功”：“为治疗吴喜英的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医院还专程花几十万元买了一台设备。”至于为何人死后两天还在收费，他解释称，“因为日期为电脑随机生成，医院实际上没多收钱”。当记者还想继续提问时，他打断了记者，说：“医院方面有专门的新闻稿。”
4月7日，东莞市卫生局介入对该事件的调查，封存了病历，但截至记者发稿，调查结果仍未公布。而吴喜英的尸检结果，预计将于4月底公布。
民营医院乱象丛生
记者在东莞走访时，听当地居民谈到，广济医院此前就曾不止一次遭患者家属围堵。而一位东莞媒体人士则告诉记者，广济医院在当地已算比较正规的。据他介绍，在东莞，医疗机构一般分为三个层级：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和拥有正式牌照却被私人承包的卫生站或门诊部。当地有钱人大多会选择去广州、深圳或其他大城市看病，众多经济情况并不富裕的打工者，才是民营医院及卫生站、门诊部的主要就医人群。而这些医疗机构中，各类医患纠纷不断。2009年7月，东莞一家卫生站就曾出现患者砍死医生，随后跳楼自尽的事情。
记者通过公开报道查询得知，作为国内打工者数量最庞大的城市之一，截至2010年12月底，东莞市各类民营医疗机构已达310所，占全市医疗机构总数的12%。民营医院共29所，占全市医院总数的39%。那位媒体人士却表示，这个数字显然“太保守了”。
不止东莞，实际上，自2000年以来，在全国各地，民营医疗机构的规模都在快速扩张中。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共有民营医院5800多家，超过全国医院总数的23%。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民营医院往往更密集。但与庞大的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医院在患者中的信任度极低。不少老百姓对民营医院心存芥蒂，认为其规范性不强，“能不去就不去”。
记者在北京、广东两地调查了近百名普通百姓，发现目前人们对民营医院的不信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生不信任——“民营医院的医生大多是游医，今天在明天走，不负责任”；二是对收费不信任——“开民营医院，不就是为了挣钱吗？收费一定贵啊！”
“这两个‘不信任’，其实已经是对民营医院投了彻底的否定票。”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冯医生听到记者转述的调查结果，苦笑着摇了摇头。她曾经也在一家民营医院兼职，“后来发现问题比较多，就离开了。”至于具体原因，冯医生不愿透露，但她表示，“在北京的民营医院中，倒没听说过像‘天价医药费’这样的事，但在外地听说过类似的，这在全国也许并非个案。”
我国大部分公立医院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治疗项目全面，不少人得出结论：民营医院没有发展的机会。于宗河却觉得，“这种看法很片面”。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丰富医疗服务市场，更好地发展医疗事业，国家开始允许私人资金、外来资金投资医疗卫生事业。他认为，“民营医院承担的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补充的角色，拾遗补缺。完全可以在专病、专科的治疗上做得更出色。比如针对老年人群、妇女人群、康复人群等。”
与其他赚钱的项目不同，办医院本就是一项基于人身最基本利益的事业，“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都必须首先做到遵循科学，严谨行医。‘向钱看’是大忌，做好服务，回馈社会，才是办医院的最终根本和首要宗旨。”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于宗河会长、多名医生、近百名普通百姓，都在反反复复地表述着这样一个共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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