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顶尖医生们发问：AI与医术、遗憾与骄傲
WSJ中文版
“爱有新生——韩红基金会十周年特别活动”现场。
一名医生如何成为一名医生？
有人幼年立志，心怀救死扶伤的大志；有人被一脚“踹”进医学的长路，既已来之，便尽力而为。
是怎样的成就感坚定了他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信念，又是怎样的无力让他们也曾怀疑过选择的意义？
2012年至2022年十年间，韩红基金会一直深耕在乡村医疗援助领域，以“专注乡村医疗援助，守护生命健康”为使命，通过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援助、社会关怀三类公益项目，切实地将健康与关怀，送往最需要的地方。
作为医疗专家志愿者，医生们多次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乡村医疗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帮助无数的患者走出病痛。
健康，是人类生存最基础的问题，也可以被理解为生活中最高阶的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我们的身体？网络诊断，全如洪水猛兽吗？被我们既推崇又忌惮的AI，将如何影响医疗行业的发展？
在现场，我们和医生们聊了聊普通人关切的健康问题，听了听不常为人熟知的医生的心声，这里是几位在各自领域顶尖出色的医生们的回答与思索。
崔玉涛
医疗专家志愿者、儿科专家
《WSJ.》：新手爸妈对儿童疾病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崔玉涛：现在父母比较着急，可能会把育儿落点在单个点上，但人是一个整体，孩子成长是立体的。希望大家找比较专业的书籍来学习，可以真正认识到每个月龄的孩子大概是个什么状况，也要和朋友们交流，不要通过被自媒体制造焦虑，再去买东西的方式来养育孩子。
第二个，要是把客观认知的东西告诉给医生，而不是用情感交流。比如说，“我这孩子最近老咳嗽，最近总不爱吃饭。”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太能够快速全面了解孩子。
崔玉涛：其实我特别理解，在我们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100个原因里最不好的那个，这样特别容易偏激，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我是学医的，但要汽车出了点事情，我可能一查，质量问题一大堆，也觉得这车不行了。
我们只要是找专业医生去聊，他必然会帮你定个调，这个对日后掌控特别有帮助。其实我也做自媒体，自媒体做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这些朋友就是特别容易把一个点放大了，最后自己的焦虑很多。
比如说，小朋友喝了牛奶起了湿疹过敏，那不用说了，父母就开始停母乳、奶粉、换氨基酸配方。到医院发现，可能就是平常穿太多了，或者给孩子擦什么了，或者家里使用了消毒的方式，孩子受刺激了，一旦确定，路就特别准确。
所以我特别理解，每次甭管是看诊的，还是做公益交流的时候都会遇到。所以我才出了一些书，这书不是平常当小说读的，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找着看都有什么可能性的。
《WSJ.》：AI对您在平常临床上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崔玉涛：我1986年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用计算机做辅助程序治疗，当时还没有AI这个词。
走了这么多年下来，发现不行的原因，是人太特殊了。今天你吃一个馒头不舒服，你吃半个馒头就一定舒服？也许昨天行，也许今天就不行了。今天吃了怎么不舒服，可能是情绪、气候、凉热度的问题。
人不是一个机械的东西，是有情感的。所以AI叫辅助诊断即可，帮我们快速的聚集信息，但是绝对不是一个最后诊断情况，更不是在家自我看病的系统。
《WSJ.》：您是什么时候决定做一名医生的？
崔玉涛：我都工作了将近40年了，我们那个年代跟现在真的不一样，我们不考大学没有出路，就是一个天壤之别。
那时候我们只要想学习的，只要还能学进去的人，只有上大学。上大学报志愿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资料参考，什么哪个大学招多少什么都不知道，服从分配，后面就是机缘巧合，知道自己考上医学院了，分到儿科系了。
《WSJ.》：在从业的几十年中，是否有高光和低潮时刻？
崔玉涛：我从小的家庭教育就是，干事要坚持住。所以一旦上了医学院，大家觉得挺不错的，就那样干，能在儿童医院工作也遇到了特别宝贵的机会。
从社会理解来说，医生当然比不过做买卖的赚钱，但和卖西瓜比不挣钱咱也不羡慕，所以没有太多思想上的波折，也没有经历过特别的低谷。到今天一下子干了36年了，好像还挺容易的。
2001年离开儿童医院的时候，也是觉得想接受新事物。可以接受下海，但下海绝对是做医生，所以一直都没有离开医学。到今天，甭管我现在有公司有啥，我最愿意听的称呼还是医生，我每星期还出2到3天的门诊，就一直这么做着的。
高之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教授
《WSJ.》：您认为当代人对于健康方面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高之宪：普通百姓网上了解医学知识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单纯从网上了解知识，可能会有些欠缺。到附近的医院去，在门诊和咨询台与医生面对面做沟通，可能会更直截了当。二级医院的门诊或者社区门诊，完全可以解决一些常见的问题。如果在这一级的医院还遇到困难，医院会逐级再往上推荐就诊的单位。因此，就近就诊是最合理的。
《WSJ.》：最开始您进入医学行业，是出于什么心理呢？
高之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小时候生活在山西长子县，医疗条件相对薄弱，我看到很多病人常常胃疼，但是吃药不见好，经常去就诊，然后对生活对家庭都很有影响。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就树立了要成为医生的想法，也是因为身边的人对我的影响。现在能够解决一些最困难的神经外科、脑肿瘤这些手术，手术使病人获得了健康，我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WSJ.》：这么多年来，有遇到过危机或者不太舒服的时刻吗？
《WSJ.》：后来您加入韩红基金会，其实也一直在做帮助这种地方医疗建设、培训年轻医生等等，您觉得从现在看和之前比乡村医疗基础建设有什么最大的改观？
《WSJ.》：作为神经外科的主任，您对读者有什么的建议？
林剑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科主任
《WSJ.》：从您专业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大众对于身体和健康普遍有什么样的误解？
林剑浩：最大的误解就两个方面，一个误解是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个简单的仪器设备，觉得到医院修理一下，换个零部件或者用点药就行了，但实际上身体不只是一个所谓的机器，它更是一个生物系统，除了零部件以外，遗传、生活方式、工作环境、情绪等等，都会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
所以很多时候，疾病不仅仅需要医生来给你做治疗，还需要一个更好的自我调剂的能力，要学会呵护自己的身体。
另外一个误区，因为现在网络媒体、自媒体都非常的丰富，这就给了每个人机会去通过网络做一个自我诊断，但是这实际上是双刃剑，有利有弊。你可以去网上查信息，寻求网络上的支持，但是对于鱼龙混杂的信息，你需要有基本的判断力，我觉得当你真的生病的时候，还是要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不要过度依赖于信息社会带来的所谓自我治疗。
《WSJ.》：作为关节科医生，您应该接触了不少久坐或是低头看手机导致不适的病人，对于这些我们所说的都市病，您有哪些健康建议？
林剑浩：对上班族来说，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动起来，因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的水准，带来的疾病是不一样的。
原始社会我们要奔跑、打猎或者翻山越岭，这是一种运动性的损伤，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所谓治疗反而是坐下、躺下、休息。但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机械化工作方式实际上违背了人作为动物的一种天性，所以一定会带来这种生产方式所伴随的疾病，比如腰背痛、圆肩驼背或者膝关节的疼痛。
所以我想我们改变不了一个时代的运转方式，但是我们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主动性，所以还是应该加强一些生活习惯的自我管理能力，该活动的时候要活动。
《WSJ.》：您会如何看待AI技术在医学界的发展前景？
《WSJ.》：您是从什么时候决定当一名医生的？
林剑浩：其实一开始我从没想过要做医生，是我父亲把我硬踹过去的，就这么坚持了下来。但尽管说学医不是我的初衷，但是很多时候你的初衷也并不代表你一定会去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人是被各种因素推到了某个位置，那么既然干了这一行，我就尽全力去把它做好。
《WSJ.》：要经历怎样的成长，才能成就一名真正优秀的外科医生？
林剑浩：技术难题，医患关系，身体损伤，是一个医生从业过程中一定会碰到的问题。
我相信每一位外科医生一定都会遇到至少一个医疗纠纷，如果这个医生没遇到过医疗纠纷，要么是病人不找他，要么就是他不敢做，你只要往前走，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很多时候医疗纠纷是因为技术层面的事儿，你不能指望一个人打靶每枪都是十环，可是你尽力了还是造成了伤害，作为医生一定会有一种负疚感，这是每个医生都会经历的重要的成长过程。他需要调整心态，不断地去总结经验，以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但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渡过这个难关的。
我们医院也有曾经一个医生，出了医疗事故以后就再也不做手术，只出门诊了。所以实际上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他的成长都是非常的坎坷的。
李学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白内障专科主任
《WSJ.》：从医学经验来看，大多数病人对于人体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李学民：有很多误解。我是一名眼科医生，第一个问题是很多患者觉得自己失明了，就放弃治疗了。第二个问题，我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对于常见的老年性白内障也存在误解。其实白内障在历史上来说是最易因病返贫的疾病之一，病人可能认为等白内障“完全熟了”，把膜剥了就完了。但实际上白内障手术是一项非常精细的手术，他可以改变人类所有的屈光状态。并且通过人工置换，视力可以比原来更好。
《WSJ.》：现在很多人通过网络来获取医疗信息，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认为网络带来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普通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自己的健康问题呢？
对于已经成年的人来说，他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医疗信息，但我建议他们首先找到一位信得过的医生或医疗团队，了解自己的生理和病理情况，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已经包括了很多基础的医学教育，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一些判断力了，未来可期。而对于现在社会上的情况，需要公益活动去影响整个社会，需要像韩红基金会办的公益活动，用星星之火点亮，再去燎原。
《WSJ.》：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感受不到健康，只有在疾病来了才会意识到之前的健康。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您对眼部保健有什么建议？
李学民：第一点，现在工作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出现了电子屏幕，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会对眼部健康造成影响。第二点，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刚解放时候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4岁，因此现在会出现很多衰老性的疾病，以及伴随社会发展出现的亚健康疾病。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正规途径和身边的医生获取相应的眼健康和保养策略。此外，我们要像女同志爱护皮肤一样爱护眼睛，正确使用眼睛，就像正确使用其他身体部位一样。
《WSJ.》：现在很多人工智能技术，比如大数据、VR等都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进行医学诊断，您对这种趋势有什么看法？
李学民：这些技术对眼科的帮助是最大的，因为眼科不像其他科它需要很多的诊断和推理，眼科就是通过图像学看到眼睛每一个层次。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体系就是用人工智能筛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系统，因此人工智能在眼科领域将有很大的进展，现在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工智能正在开发中。我们现在正在做数字孪生的眼球，可以对生物力学建模，可以在未来对疾病的治疗方案提供辅助诊断和辅助模拟等。
《WSJ.》：您是什么时候决定当医生的？
李学民：是中学年代了。实际上，我们当时想当医生，是因为觉得医生是受外界干扰比较少的职业。我们在社会里，无论是经商还是技术工种，比如说做一个工程师参与航母构建，它都需要一个特别大而精密的团队配合，只有医生这个职业，一个人就能综合分析全盘内容，所以说如果你向往一个能够独立自主做事的职业，那么医生是个很好的选择，医生也是实践理想主义的最佳选择。
《WSJ.》：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最让你感到欣慰的时刻是怎样的？
李学民：我为什么当医生时选择了眼科，因为眼科做完手术是可以复明的，是可以解决一个问题的。眼科手术已经很成熟，手术的过程可以波澜不惊，但每一个患者复明的一瞬间，都是我内心最波澜壮阔的时刻。
宋京海
北京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
《WSJ.》：作为肝胆胰外科医生，从您专业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大众对于身体和健康普遍有什么样的误解？
宋京海：这么多年来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总体上老百姓是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的，但确实也有一部分人没有对自己的健康评估形成良好的认识。比如在身体某个部位、或是某个脏器不舒服的时候，应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和随访，这样有利于某些疾病在早期的发现和诊断，从而有利于得到良好的治疗。
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疾病的产生与延误诊疗时机有关，由于患者自己的不重视，以至于发现时已经到了疾病的终末期，而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或是恢复健康的机会，我觉得还是非常遗憾的。
《WSJ.》：一旦生病了，我们通常就会百度一下症状及后果，而很多情况下，我们被搜索的结果吓坏了，请问我们应如何更有效地获得有关病症的知识？
宋京海：我相信大多数正规的科普媒体所宣传的都是正能量，对于老百姓疾病的诊治，是抱有一颗良好的初心的，但是也不排除对于某个疾病诊治的过度渲染，或是对于某个疾病的治疗方式带有一些功利性的、商业性的行为。
我个人还是觉得，至少不要太过信任单一的传播渠道，我们要学会通过不同的机构、用不同的检索方式去获得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网络上科普宣传渠道提供的信息有一些还是可以参考的，尤其是对于偏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媒体的方式比人对人的传播速度要快得多。
《WSJ.》：就您的专业而言，会给我们的都市上班族怎样的健康建议？
宋京海：我的专业是肝胆胰外科，肝胆胰其实是人体里边重要的消化器官，同时又比较隐秘，所以在疾病初期的时候，并不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比如胆道疾病，好多人感觉就像胃炎，吃完饭会有点饱胀、恶心，但可能检查下来会是胆囊炎或者胆囊结石等疾病。
肝脏和胰腺同样也是比较隐蔽，不发病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患者也就不会去医院就诊，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都偏晚期，这也就提醒了我们日常要有规律查体的习惯。
还有一点就是年轻人熬夜、生活不规律，饮食上也经常变化，上班族不能按时吃早饭等等问题，都会打破人体器官分泌的正常规律，导致疾病风险的增加，影响身体的免疫功能。
《WSJ.》：关于肝胆胰疾病的隐蔽性，近些年来AI和其他一些先进技术手段的发展，是否对诊疗产生了帮助？
宋京海：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AI大数据的时代，通过数据的优化和网络的连接，包括远程的算机调配系统等等技术，其实给疾病的诊治已经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我们已经可以借助AI系统对于影像的辨识和对数据的统计，做出一些早期诊断。
像我们现在应用的微创手术腹腔镜，在3D立体成像技术和机器人的辅助下，AI能够整合影像学的数据，呈现给医生一个病灶的多维视角，让我们能够把血管的关系、胆管的关系看得更清楚，帮助我们在手术中切除病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有效的组织、器官，同时不损伤良性肿瘤。
《WSJ.》：您是何时决定成为医生的？
宋京海：最开始其实就是一些比较粗浅的原因，觉得这个医疗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也比较稳定，是一个可以做一辈子的、比较受人尊重的职业。然后当你真正开始学习了之后，才开始理解到它永远学不完的专业知识，开始体会到救死扶伤的意义。
在你给患者解除病痛的一刹那，当他回馈给你他们的喜悦的时候，这种成就感还是非常让人自豪的。而且医疗诊治的成就感是经常会有的，你每天都在接触五花八门的病症，为不同的人解决不同的痛苦，他们源源不断地反馈给你的快乐和感恩，实在是非常让人欣慰的事情。
《WSJ.》：在您的个人职业生涯中，目前为止遇到过最无力的是怎样的时刻？
宋京海：从医学生到青年医生到主任医生，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培养我们的体系都付出了很多，但我们仍然有太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尤其是在特殊疾病的终末期，面对疾病束手无策的时刻。虽然大多数人会认可和理解我们目前医疗水平的边界，但还是依然会在医患关系中遭到误解和不信任。
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有基本的医德和良好的医学教育，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想把病人治好，在病人误解我们，或者是对我们产生质疑的时候，多少还是很纠结，我们付出很多，加班加点，不辞辛苦，不怕脏累，但仍然得不到认可。我们医生不是神，技术也有限，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治愈治好。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会秉承医疗道德，尽心尽力为解决患者病痛而不断努力的。
朱继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WSJ.》：在您多年从医的经历中，最深刻的一个感悟的是什么？
朱继红：对医生来讲，疾病和患者这两个概念是有关联的，但又不是完全一样的。很多时候在我眼里边看到的是一个病，但其实我面对的是一个人，这是作为医生的感悟。
《WSJ.》：当大众在遇到一些紧急状况时，可能会选择在网络平台进行搜索，以您多年参与急救工作的经验，您觉得这种搜索的可靠程度如何？或是您有什么渠道推荐吗？
朱继红：首先，搜索比不搜索要好，尤其是近年来很多媒体平台有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信息渠道；但同时，平台只能提供一种普遍的规律性的答案，那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能跟你的情况对上号，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和甄别的。
对每一个个体来讲，其实你感受的不是一个病，而是一种难过，一种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其实背后有很多种情况，不是说一个症状就对号入座到一种疾病的，如果完全依赖搜索，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吓到自己，有的时候又可能放纵自己，这两个方向都容易走到极端。
如果患者确实有网络诊疗的需求，我觉得互联网医院这种线上的专业医生的答疑咨询，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好的一种方法。
《WSJ.》：您在急诊室应该也看到了很多突发疾病的状况，对于社会上的应急处置，您有哪些建议？
朱继红：第一，在极端的场景下，需要全社会的人学会急救技能，当拥有急救意识、急救技能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现场救治能力就会提升；第二就是在公共场合，在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预先配置一些急救的设施，比如AED（自动体外除颤器），让我们在遇到极端情况的时候，能够有技术出手，同时有设备可用。
只有在第一现场让病人活下来，医生才有机会去进行后续的救治。
《WSJ.》：那您觉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以避免自己处在需要急救的状况中？
朱继红：一方面是一定要定期的查体，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年轻人熬夜、生活不规律、以及一些不良嗜好，都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定期检查就可能及早的发现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提倡拼了命去工作，拼了命去挣钱，最后再拼了命去花钱治病。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即使没有最终造成极端事件的发生，对我们身体的损害也是非常严重的。
《WSJ.》：您是如何确定自己是想要成为一名医生的？
朱继红：医生是一个道路特别窄的行业，我读了医学院，就必然地走上了这条职业道路，这是一个客观的因素。
另一个原因是，我母亲也是一名乡村医生，我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也愿意做一个医生，愿意把自己的知识、把自己的爱心拿出去帮助别人，做一个让别人愿意托付的人。
《WSJ.》：在行医过程中，您觉得有哪些让您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的时刻？
朱继红：一种是在急诊，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接到了一个年轻的心肌梗死，或者一个年轻的肺栓塞，你能够及时地诊断治疗他们，那时候会一种欣喜，就虽然我也明白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但依然会因为是我把他抢回来了，而感到很得意。
更有成就感的是，当你能够在救治疾病的同时，也在经济和生活上给病人一些帮助，最终改变他的生活轨迹，让他能够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现在我们急诊的政策都是先救命后收费，在这个政策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我也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相比一个疾病案例，这种能够让更多人获益的成就感，也会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WSJ.》：那有没有特别无力的时刻？
朱继红：基本上都是技术以外的东西，才会让你感觉到无力感。
还有一种情况是急诊医生和专科医生需要博弈的时刻，这也是非常棘手的。比如说对于疾病的认知，我们急诊会认为越危险的病人其实是风险最低的，因为救治的成本获益最高，但是对专科的医生来讲，越重的病人风险越高，因为后续的治疗成功率低。实际上我们都是站在了病患的立场上，但还是会有一种无法掌控全局的无力感。
《WSJ.》：普遍来看，大家对于健康的误解是怎样的？
答：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问题，许多老百姓不知道如何检索正确的信息，也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的正确性和逻辑性。
事实上，医学是依靠数据和科学实验的，对于一些治疗和防治方面的知识，我们通常以威信较高的医生团体或媒体发布的信息为主。但是这种方法可能带偏，举个例子，（有专家或者媒体说）某种病会导致脸麻和脚麻，如果不治疗，3-5年后预后极差，第二天就会有一堆无关的患者来到诊室，过度焦虑了。
《WSJ.》：作为神经内科医生，您能给上班族和年轻人提些健康建议吗？
答：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健康建议就是拥有良好的心态。大家面临的压力很大，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家庭成员患有疾病、收入等等各种问题都会给人带来压力，但我们的心情必须要愉快。
第二，生活要有规律。要脑体结合，不能天天看书也不能过度锻炼，身体和大脑要结合起来。运动员长寿的也不多，那就是超负荷，这就是辩证法。
第三，重点人群需要定期进行筛查。家族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家族有肿瘤史，40岁以后每年就需要定期筛查肿瘤，这也适用于遗传病。
总的来说，这三条健康建议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保证营养健康、心情愉快、生活规律。实际上这些建议可能很难做到。归根结底所有的事都是防范于未然，有危险因素及早干预，亚健康要及时干预。很多年轻人不见棺材不落泪，但不能不符合自然规律地拿自己的身体硬去拼。其实不是只要拼到累，就能达到人生顶峰，是要有知识储备，也还要有一定的机遇。
《WSJ.》：现在的年轻人对待健康的态度与以前相比，有何变化？
《WSJ.》：AI更多的参与到医疗之中了，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答：非常憧憬。对我来说，一天到晚在海量信息里面检索到最关键的东西很难，很要求我们对信息检索和思维判断能力。现在ChatGPT等各种各样的办公手段，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效率。一些简单的文秘活动被AI取代了，人就要做一些有开创性的东西来回馈社会。
第二，人工智能可以给我们带来更长生命周期的回报，生活质量提高了，人可以达到120岁或更长的寿命。另一个维度，人可能更大的兴趣不是医学，而是宇宙之外是什么？有了探索之心，就会勇往直前。
《WSJ.》：您是什么时候决定开始当医生的？
答：接触临床那一刻，我就觉得医生的使命感来了。病人是不懂知识的，如何把知识灌输给他，让他能听进去，对医生的感染力、知识背景、沟通技巧都要求很高。我发现我特别善于沟通，这个使命感予以我是最好的结合点。
最让我欣慰的是用知识，让病人身体有了立竿见影的改善，疾病扭转，不再加重，甚至完全治愈，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欣慰。
第二是接触到临床以后，我发现200个里才有1个喜欢看病的医生。目前为止，我坚持看病从乐趣出发，才能坚持而且还能做好。
《WSJ.》：有没有遇到过很焦虑的时刻？
答：我还好，有一个爱好的时候，不会太把收入摆在第一位，家里人也没有给我太多生活的压力。唯一让我困扰的就是，医生这个群体在社会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非议，收入和国外的医生差很多，国外医生薪资都是百万起跳的。
对我们来说，社会的回馈是完全不相称的，如何坚持？我还比较看得开，比如做公益，其实对自己的心灵是一种激励，让我们没有忘了初心。没有说大话，就是没有忘初心。第二就是，快乐一直伴随着我，所以才能坚持到最后。
《WSJ.》：如果您能获得一种超能力，您想要得到什么？
答：理想状态下，医生和患者之间能有最高的沟通效率，不需要互相猜疑。
另一点，医学不是无穷无尽的，医生也有救不了的病，很多病没有研究得很透彻，尤其大脑领域是人类医学里最未知的东西，所以有时候病人的期望值很高，医生能力还是有限，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
如果给我一个超能力，我还希望在医学领域做到引领时代的事情。比如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全国那时候是12亿人，有1亿多人得了乙型肝炎。我就很敬佩一件事，乙型肝炎疫苗。1980年以后所有的人都开始打这种疫苗，现在乙型肝炎的病人，最小的也有40多岁了。一个科技创新，让乙型肝炎在全世界消失，中国就有1亿人因此受益。这个太厉害了，比任何的科技发明都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