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医儿科学发展史，其呈现出三大特点：
首先是儿科专业分科早。据《山海经》中所载，巫方是传说中我国最早的儿科医生。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儿科医生则始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古代医籍中关于儿科疾病的早期记载见于西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书中有关于“婴儿病痫”、“婴儿瘛”的记述。《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医药书中专门列出儿科等医事分科，同时也出现了小儿医学专著，如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等。隋唐时期，太医署内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相当于专门培养儿科医生，学制5年，促进了儿科人才培养及专业发展。两宋以后，儿科专业进一步细分。
其次，儿科大家多、专著多。如流行于唐末宋初《颅囟经》，提出婴幼儿纯阳体质的观点，论述小儿脉法及惊。痫、癫、疳、痢，火丹等疾病的证治，北宋“儿科之圣”钱乙学术建树由其弟子阎季忠整理编集在《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归纳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北宋时期，天花、麻疹等时病流行，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总结撰成《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成为天花、麻疹类专著之始。南宋刘昉等编著《幼幼新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儿科学著作;同时期，陈文中著《小儿痘疹方沦》、《小儿病源方论》，其他还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著作。此外，元代曾世荣编著《活幼口议》《活幼心书》。明代薛铠、薛己父子精于儿科，善采众长，著有《保婴撮要》，论小儿各科病证221种，列医案1540则，其中论及小儿外科。明代名医万全，著《幼科发挥》《育婴秘诀》《片玉心书》等。清代夏禹铸著《幼科铁镜》，认为“有诸内而形诸外”，可从望面色、审苗窍来辨别脏腑的寒热虚实，重视推拿疗法在儿科的应用。
再次，儿科医疗实践记录丰富。尤其是近现代，在临床工作中，留存了大量儿科医案及病例，成为促进儿科专业发展无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在长期的儿科医疗实践中，形成了数百个经典儿科方剂，广泛应用于儿科临床，如治疗积滞的消乳丸，治疗疳症的资生健脾丸等。
群众对中医服务需求强烈
在全国200多万执业医师中，每四个人里才有一个儿科医生，然而全国13亿多人口中，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儿童。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儿科医生可谓珍稀，而中医儿科则更为稀缺。
以郑州市为例，据笔者观察，已连续多年春节期间几家省级中医院儿科门诊暴棚，儿科病房更是一床难求。目前，分级诊疗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基层医疗机构人才的匮乏，群众看病就医没有安全感，不能建立信任关系，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儿科尤为如此。笔者的一位朋友，去年曾两次带着孩子从200多公里的农村跑到郑州来看病，每次也都是咳嗽、发热的小病，经当地县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治疗三五天如不见好转，基层医生就建议家长带孩子转诊到上级医院治疗。笔者曾在城市社区做过调查，超过六成的家长表示，孩子生病时愿意首选中医治疗。
中医理念更适合儿科医疗
中医拥有丰富的儿科护理知识。比如“要想身体安，耐得三分饥和寒。”还有流传甚久的“养子十法”，千百年来皆相沿习，是我们祖先在抚育小儿方面的经验总结，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最早记载“养子十法”的医籍，是宋代陈文中所著的《小儿病原方论》，养子十法以后被历代方书加以引用并有所发挥，以至成为中医儿科学中的有关小儿抚养保育的重要内容。
具体内容包括背暖、肚暖、足暖、头凉、心胸凉、勿令见非常之物、脾胃要温、儿啼未定，勿使饮乳、勿服轻粉、朱砂等。其次，除药物治疗之外，中医儿科还有很多非药物疗法。比如推拿、按摩、贴敷、耳穴、针灸等。近十几年来中药保健药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的开发应用，对增强体质，保护易感儿，降低发病率，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药物负作用对幼儿可能带来的次生伤害。此外，中医“简、便、廉、验”的特点，对降低医疗费用也将发挥出积极作用。
鉴于上述原因，为应对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满足儿科医疗服务工作需求，同时也为大力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特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二是加快中医临床专业儿科方面专门人才培养力度。高等医学院校的西医临床专业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已开始试点招生儿科专业，建议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专业，亦增设中医儿科学专业，并根据社会及人民群众健康需求，适当扩大招生数量，从源头上加大中医儿科医学生的培养工作力度。同时，呼吁各级医疗机构改善儿科工作条件，提升待遇，增强儿科岗位吸引力。
三是在继承前辈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提升中医儿科临床及科研工作力度，大力推广中医儿科适宜技术，重点加强基层儿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大力推广适宜技术，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解决在基层，方便群众就医。同时，也要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强化中医药服务能力，积极探索构建家庭医生式的儿童全科医疗服务模式，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真正落实“治未病”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