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世纪中国全面进入青铜时代，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青铜器是贵族代表身份的礼器。文饰精美、形象生动、技术高超、种类繁多的古青铜艺术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以后各种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铜制品主要是在西亚，如伊拉克的札威·彻米地区，发现有铜装饰品，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年至公元前九千年；伊朗西部的阿里·喀什地区也发现过铜装饰品，年代为公元前九千年至公元前七千年；土耳其南部的恰约尼遗址出土过铜针、铜锥，年代约为公元前八千年。这些铜制品都是天然红铜的打制品，不是通过冶炼矿石得到的铜。
从利用纯铜，到冶炼铜矿石获得纯铜，再到冶炼出青铜合金，人类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一段摸索时光，就好比是魔法世界里用铜一点一点地打造一个闪闪发光的时空隧道。
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铜发现于中国的陕西。[1]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半圆形黄铜片和一块黄铜管状物，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在上海光源，采用X射线荧光面扫描分析，发现姜寨黄铜片不同区域的锌含量差异显着，而铅元素呈零星点状分布，其特征与固态还原法制备的黄铜完全相同，从而证明先民在使用天然金属与发明金属铸造之间，都曾采用热煅法或固体还原法冶炼金属。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冶炼青铜器，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
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
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血档及缳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夏朝是我国已认定的最早奴隶制王朝，经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其开始于约公元前2070年（禹传启家天下），灭亡于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鸣条灭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
夏朝青铜器是我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现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铸造工场遗址，其周围遗留不少陶范、坩埚、炉壁、铜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铜器、少量大件铜器。青铜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主要遗物之一，有礼器、工具、兵器等。
西周中期，从穆王时期开始，青铜器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无论造型设计，还是花纹构图，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西周早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打破了商代以来的陈旧模式，开辟了青铜器文化的新天地，在器物的造型设计和纹饰结构方面，有许多新的突破，特别是基本上放弃了青铜器纹样对称构图的规律，变具象图案为抽象纹样，大量采用比较自由的连续构图方法，使得装饰图案产生较为活泼的效果。这种变革，是意识形态变化在青铜器艺术上的一种反映，其影响是深远的。西周时期青铜器全面继承了殷商时期的冶铸工艺技术，在浑铸法、分铸法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块模、活块范、一模多范和开槽下芯法制作铸型，以及采用铸铆和“自锁”结构联结器物附件的新工艺，把中国青铜器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海兽葡萄纹镜
西盟型蛙饰铜鼓
西盟型蛙饰铜鼓，通高48.1cm，面径64.3cm，足径52.4cm。此鼓形体高瘦，鼓面宽大，边沿向外伸出，鼓身轻薄，为上大下小的筒形，胸、腰、足无分界标志。有扁耳二对，耳格成叉形，自然形成三角形孔耳。此鼓当属西盟型铜鼓。鼓身遍饰花纹。鼓面，以三弦或双弦分晕，共22晕，1晕饰太阳纹12芒，间心形加线纹，以同心圆纹为主纹，2-5、17-20晕饰栉纹夹同心圆纹带，6、10、16晕饰填线雷纹，7、8、13、14晕以翔鸟、定胜纹为主纹，9、15晕饰小鸟纹，11晕饰方格纹，12晕饰栉纹，21晕饰谷粒形纹，22晕饰雷纹，晕外四方各饰3朵团花，面边缘饰一周莲瓣纹，三累蹲蛙和一单蛙逆时针环列。鼓身，胸饰花纹6道，1、6晕饰雷纹，2-5晕纹带与鼓面同；腰中部、下部纹带基本与鼓面同，仅中部上端和腰部下端各多一道填线雷纹；足部花纹3道，1晕饰编织纹加同心圆纹，2晕饰雷纹加线，3晕饰栉纹，足边缘饰羽纹。鼓身两侧各有一道篾纹，压于各弦纹下面。鼓耳饰弦纹。此鼓的铸造全部用失腊法成形，工艺已有重要革新，花纹用捺板拍印。依据广西龙州唐代墓葬出土的该类型鼓推断，这件鼓的铸造年代可早至唐代。
真子飞霜镜
真子飞霜镜，唐，面径21.5cm。镜八出葵花形，圆钮。钮上方饰祥云托月纹，下方饰池水山石，自池中生出一枝莲叶，即为钮座。左侧一人峨冠博带，坐而抚琴，前设香案，后依竹林。右侧一凤，栖于石上，凤上方饰6瓣花两枝。外区为铭文带一周："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镜铭之意为夸赞铜镜铸制精美，同时表白了真挚的爱情。首句"凤凰双镜"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这种铜镜在当时应该是两两成对的。此种图像的铜镜均称"真子飞霜"镜，多出土于江苏省。除上述类型外，还有钮上饰"真子飞霜"铭文者，有龟钮者及镜作方形而饰"侯谨之"铭文者。
商代早期、中期公元前16世纪一公元前13世纪。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种类增多。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分铸技术的应用已较娴熟，制范、合范技术相当进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黄河、长江的中游地区多有发现，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的基础。
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辉煌灿烂。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运用夸张、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壮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何铭文在商末出现。周初礼器沿袭商制，出现了向重食体制转变的端倪。铸记长篇铭文是西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春秋中期、晚期战国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公元前221年。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同高潮。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征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的功用逐渐消失。形制的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以龙为主题的纹饰细密繁缛，人物活动的画像创造性地作为主纹出现。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产生，镶嵌工艺绚丽工巧。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战国晚期，青铜艺术趋于朴素平实。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
爵爵用于饮酌酒之器皿，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爵的一般形制为：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部为杯形，腹侧有鋬（pàn），下配以三足。流同杯口之间有柱（柱可能为过滤之用）。
角（jué）饮酒器。无柱、流，两端皆是尾。角同爵的容量比为四比一。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角当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二里头文化期的异形管流角。
尊高体，大型或中型容酒器。按其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类。
卣（yǒu）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及西周。
觥（gōng）盛酒器，真正器名尚不可知，称觥是约定俗成。出现于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彝方彝（yí）乃盛酒器。一般呈方型，出现于商代晚期。
豆专用于放置腌菜、肉酱和调味品的器皿。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山西保德县出土的商晚期带铃铜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豆。豆也属礼器的一种，通常成对出现。对于用豆数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典章制度。《礼记·礼器》所载"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但是，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豆都较少，这可能和当时人们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质豆有关。
甗（yǎn）为蒸饭器，全器分成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古称"甑"（zhèng）；下体为鬲（lì），用以煮水，中间有孔通气。青铜甗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为数甚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已较多，西周末、春秋初尤为突出。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
敦（duì）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其基本形制是上下内外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或卵圆形体。簋（guǐ）盛放煮熟的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
鬲（lì）为炊粥器，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犹如三个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蜕化，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
盘盛水器，青铜盘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
匜（yí）与盘配套洗手用，一人捧匜一人捧盘盛水。
鉴（jiàn）大型水器，盛水也可盛冰。
钟打击乐器，盛行于西周和东周。斜挂的钟称为甬钟，直悬之钟称纽钟。
鼓打击乐器。由于商周时期的鼓绝大部分是木质的（难以保存），所以青铜鼓为数甚少。
铙和钲（zhēng）同为打击乐器。
矛用于冲刺的兵器。矛体分锋刃和骹两部分。锋又分前锋和两翼；骹为插入木柄处。戈（gě）是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古称句（gōu）兵，是用以钩杀的兵器。
钺（yuè）是具有征伐权力象征的权杖器，其中的异形钺为少数民族或北方传入。
戟（jǐ）是一种既可刺又可勾杀的双重性能兵器。
剑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可斩可刺的兵器，出现于西周。剑一般由剑身（有血槽）和剑把两部分组成，并配有鞘。史学上所称的玉具剑是指摽、首、格、剑鼻四处皆佩玉的剑。
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说文：“夔……一足”。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
龙纹《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蟠螭（chi）纹形状象夔，张口，卷尾，《国语·吴语》“为虬弗摧，为蛇将若何”。韦昭注：“虬小蛇大”。图案以蟠屈的小蛇（虬）构成图形。
鸟纹有的长翎垂尾，有的长尾上卷，头前视或作回首状。也有的鸟头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这种形状的鸟纹，也通称为凤鸟纹。鸟纹多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蝉纹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云雷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云雷纹。
蚕纹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纹图案表现象的形态，有长鼻构成明显的特征，也有单以象头、象鼻为图案的。
鱼纹图案表现为鱼的形态，有的鱼形象较呆板，有的形象生动。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鱼纹常饰于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结合的。鱼纹也常施于铜洗和铜镜上。
龟纹其状一般是刻画出龟的全形，在铜器中见到的不多，多施于盘内。
贝纹形状作贝壳状，将单独的贝壳连接起来组成图案。
云雷纹青铜器上的一种典型纹饰。它的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雷纹。云雷纹常作青铜器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
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这是不是前者富于侵略性，而后者安于保守性就不得而知了。中国青铜器的四大特点，是鉴定者应当了解的基本常识。
从史料归结出伪器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全器皆伪。如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晚期“师兑簋”，按原器翻铸，尺寸与原器相似，但比原器重260克。因此有经验者用手一掂量，即可感知。又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子幅觯"，整器由凤鸟纹等纹镂刻而成，但纹线死板，纹饰呆滞，同时器表是用漆皮做的地。因此，细心审视，也可以看出破绽。
二是器物的一部分为伪作。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父乙觯"，器身为真器，但作伪者在其口部加上了一个流，并在腹上部又加上了一个饰物，成为一件古代无此形制的觯，不伦不类。
四是器真铭伪。这又包括两种情况：其一，铭文全伪。铭文或用刀具斩刻而成，或用化学药品腐蚀而成。内容或仿某一真器铭，或拼凑，或随意杜撰。由于戈、剑的平面部位易于伪刻，所以在戈、剑上伪刻铭文较为多见。其二，在真铭外，加刻伪铭。
五是器真而花纹伪。即在真的素面或花纹少的嚣物上伪刻花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制造的"父已壶"，原为战国素面壶，作伪者在其身上伪刻了商代的兽面纹及。又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几何纹壶"，作伪者在花纹中伪嵌了金银丝片。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着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四羊方尊（商代），通高58.3厘米，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商代方尊的代表。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达34公斤，加上它独一无二的造型，理当进入文物精品之宝库。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酗亚方尊容酒器。商代晚期铸品。清宫旧物，现藏故宫博物院。原器通高45.5厘米，宽38厘米。大敞口，宽
历史：商代后期
尊为古代盛酒器。铜尊，最早见于商代。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鸮是人们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鸮的形象是古代艺术品经常采用的原形。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铜器中，都有精美的鸮形。此鸮尊即是商代鸟兽形青铜器中的精品。鸮尊一九七六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原器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原器通高四十五点九厘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尊是平面的立体的完美结合。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妇好”应是商王武丁之妻。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干、有魄力的女子。生前，她曾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祭祀，还带兵征伐过羌、土方等国家，颇具传奇色彩。原物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