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贡院为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物，初建于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起初供县、府学考试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乡试与会试于此。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留作乡试考场。后经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30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20644间的中国最大科举考场。仅清一代经过江南乡试后考中状元者58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唐伯虎、郑板桥、吴敬梓、吴承恩、方苞、袁枚、林则徐、邓廷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陈独秀等历史名人，均为江南贡院的考官或考生。民国初期在“拆贡院、辟市场”的倡议下，江南贡院除保留下约3万平方的中心建筑“供后人观瞻”外，其余部分被辟为“商肆闹市”。
1927年北阀战争胜利后，贡院被保留部分作为南京市总工会所在地;蒋介石“4.12政变”后，这里改作民国南京市政府所在地;抗战时期，这里为日寇所占，而成为汪伪政权行政院、最高法院所在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里成为南京市中医院所在地。当历史进入八十年代后，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的作为，包括科举制度的被废除。我们总不能因为孩子的身上粘了些污垢，就认为这孩子太脏，便把这孩子当垃圾给扔掉。于是，政府在已成为南京市中医院的江南贡院保留部分，挖出了一千平方米的遗址，成立了我国唯一以反映中国科举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博物馆。馆内至今保存有23块江苏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贡院碑刻”;明代建筑“明远楼”、“飞虹桥”等一批珍贵历史文物，基本展现了1300年中国悠久的科举文化。
一、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
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城的东南隅，它东接桃叶渡，南抵秦淮河，西邻状元境，北对建康路，为古之“风水宝地”。据《南窗纪谈》所载：建康(南京)贡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由知府史正志创建，起初为县府学考试场所，占地不大。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集乡试、会试于南京举行。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于北京，但南京仍为留都。因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原有考场便越来越显得狭小。永乐皇帝便没收犯臣纪纲的府邸，又取怀来卫指挥陈彬家人陈通，忠勇伯家人侯清等人的房舍以及府尹黄公永元祠、秦桧之子禧祠等改建“江南贡院”。后经明、清两代的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江南贡院已形成一座拥有考试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占地达三十余万平方米的中国最大科举考场。
江南贡院的大门(即头门)面南偏北，正对横穿夫子庙而过的“灯影浆声”中的秦淮河。大门外有广场，广场两侧建有东西辕门，辕门为木制结构，斗拱飞檐筒瓦出脊，高两丈有余。辕门四柱三门，中间通人。辕门的左右两侧置有高约一丈的木制栅栏。贡院正门建门厅五间，左右为耳房，中开三门。正中门高悬朱底黑字“贡院”二字匾额。左额为“辟门”，右额为“吁俊”。大门东西除有一对石狮之外，另有汉白玉石砌牌坊两座，额上刻有曾国藩所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八个大字。
穿过明远楼，上达“至公堂”，此堂为监临、提调、掌卷、受卷等外帘官员聚会、办公之地。至公堂前建有回廊，并设置木栅环绕，以禁止闲杂人等过往。至公堂正上方悬挂康熙皇帝御书“旁求俊乂”朱红金字大匾。匾上的“义”字没有一点，取自《书皋陶谟》中“俊乂在官，官僚师师，百工帷时”之意。康熙皇帝书写此匾的用意就是想通过科举和其他方法选拔和寻求德才兼备、能够治国安民的贤达之士。堂的两楹立柱上另悬有明初宰相杨士奇所撰楹联一幅，上联是：“号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下联则为：“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从此联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当年考场制度的严明。
至公堂的东西两侧，分别建有监临、提调、监试、巡察等各堂，以及他们各自食宿起居的院落。经过至公堂，再往后行便是“戒慎堂”，戒镇堂为放榜前，内外帘官员集中抄录榜文的地方。在戒慎堂的左右同样建有大量的厅堂、房舍和院落，它们是供掌卷、受卷、誉录对读、弥封、分卷、巡捕、理事等职司人员住宿办公的场所。戒慎堂的后檐墙上开有一门，称为“外帘门”，所有外帘官员、职司到此止步。
帘门外横有一条宽约十余米的清水池，池水将江南贡院拦腰分作两段。池上架有一座石桥，即“飞虹桥”。飞虹桥宽6米，长约15米，用巨石筑成。两侧的桥栏护板之上，以高浮雕的手法，铭刻出象征“一路连科”、“青云直上”的吉祥纹饰，其构图之美、刻工之精让人称绝。此桥虽经历了500余年的风风雨雨，历史沧桑，至今仍保存完好。飞虹桥在科举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江南贡院内、外帘的分界点。为防止外帘官员(监考官员)与内帘官员(阅卷官员)相互勾结舞弊，贡院立有严格规定，考试期间任何人员不得逾越“飞虹桥”半步。不仅如此，即使是熟人隔桥打个招呼也不允许。正如至公堂内楹联所称“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当时有一句俗语说的是“卷子过了飞虹桥，举人一半拿到手”。其意思是说，如果某人的乡试考卷经过外帘官员的誊录，对读、初选、分卷、弥封之后送过飞虹桥，交到了阅卷官员的手里，这时，他就已经有了百分之五十被录取为举人的希望。
越过飞虹桥，就是“内帘门”。门内为苑圃，这里奇花异木，鸟语花香另是一番景致。穿过花园又有“衡鉴堂”，衡鉴堂是主考、典试们阅卷的地方。衡鉴堂的后面便是主司们起居食宿的处所。
为防止考场内外的串联作弊，江南贡院的外面建有两道高墙。两墙之间留有一丈多宽间距，形成一圈环绕贡院的通道。围墙的四角又建有四座两丈多高的岗楼，围墙的外面也留有一圈空地，严禁百姓靠近和搭建，这就是著名的“贡院街”。非但如此，在乡试期间，贡院围墙的内外还布满了兵丁，可谓戒备森严。又因在贡院内外两层围墙的顶端布满了带刺的荆棘，所以贡院又被称作“棘闱”。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公元1903年，即清光绪二十九年的时候，满清统治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正在此时，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了一份奏摺，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这年的江南贡院于9月28日举行了它最后一科，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的江南乡试。
本次乡试的主考官是内客大学士杨佩璋，副主考官是外务部左丞绍昌。因为清政府已于前一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取士。所以此次的考题为：《汉武帝时征民有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具次续食令与计偕论》、《张九龄上千秋金鉴论》、《谢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进之志论》、《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论》、《明太祖诏商税毋定额论》。参加乡试的江苏、安徽考生达二万人，该科的解元为江苏靖江人陈康祖。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根据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下诏停止科举。其诏曰：
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屡降明诏，饬令各省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规。著即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清理宗实录》)。
这个诏书结束了中国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同时也使得这座将近八百年历史的江南贡院，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
二、江南贡院促进了秦淮的繁华
秦淮历来是中国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其繁华的原因众说不一。但究其根本主要还是由于江南贡院的存在而促进了秦淮的繁华。
科考给秦淮带来了人气，江南贡院有号舍20644间，另外还有上江考棚和下江考棚，所以每逢开科期间，来南京赶考的士子起码5万以上。另外还有陪考的人员，古代的科考不比今天，它是考生家族中的头等大事。据统计每位考生随同陪考的人员少则几人，多则数拾人不等。这样一来南京地区的流动人口就会因为科考而骤增数十万，如果再加上南京的原住居民，市内人口达到百万以上，这样规模的城市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少见的。
科考促进了秦淮文化的发展，由于前来南京赶考的士子多为文化精英，即使是送考的人员也多是文化人。于是便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墨客前来以文会友。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秦淮河的北岸，就连应运而生的秦淮河南岸的青楼文化也多少沾上了一些文气。如著名的“秦淮八艳”无一不是才艺双绝。另外还有：戏曲、魔术、杂技、评书、相声、皮影、灯彩、剪纸、周易、八卦、武术、气功等均在此滋生发展，使得秦淮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
科考促进了秦淮经济的繁荣，因为古代考生在赶考途中享有通关免检的特权，所以许多商贾便利用这一机会为考生免费提供车辆船只，然后打上“奉旨赶考”的旗号，堂而煌之地将大批私货带入南京，使得南京的物价大大低于其它地区。这样又吸引了大批购物观光的游客涌入南京，既使在非考试期间，由于依托于江南贡院的“跳龙门”、“贡院踏秀”等秦淮民俗活动的存在，加上秦淮科考辅导教师的高超水平，仍经久不息的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往秦淮，在这种情况下，秦淮怎能不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