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属非考古发掘竹简，2008年由清华校友出资于香港购买，无偿捐予母校，接近于2500枚。专家们从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角度，对清华简的时代、内容做出了鉴定，指出“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经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较正竹简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清华简的内容以书籍为主，是珍贵的简牍佚籍，因其竹简内容的重要性，前期整理工作的最关键之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竹简上的文字。其工作步骤依次分为五步：第一步：去掉保护膜；第二步：去除竹简表面污物；第三步：对竹简进行杀菌；第四步：竹简重新浸泡保存；第五步：拍照记录（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4、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北大秦简亦属非考古发掘简牍，2010年由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于境外回购捐赠北京大学，约810余枚。这批简牍初入藏时被淤泥包裹，黏为一束，外覆黑色塑料膜。在进行室内揭剥清理时还保存着成卷的简册状态，共有10卷竹简。经科技检测在秦简编绳中发现华支睾吸虫卵以及竹简卷四中《道里书》所见地名大多在秦南郡范围，尤以安陆、江陵出现较多等原因，整理者认为这批简牍可能出自今湖北省中部的江汉平原地区，初步判断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简牍的主人应是秦的地方官吏（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
北大秦简课题组根据简牍保存的状况，认为简牍的室内考古发掘过程和原理，在以往的著录中较少。因此决定组建发掘组，集中考古与文物保护方面的人员，对竹简进行室内发掘整理。通过室内发掘为以后竹简的室内发掘保护，在方法技术甚至理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获得的重要的认识与做法归纳起来有四：
一是简牍室内发掘不同于一般的田野考古发掘，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可随时在顶面和四周五个面观察竹简的整体情况。
二是传统田野发掘、保护原理与方法适用于简牍发掘、保护。遵循（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原理，利用平、端（剖）面相结合来判断叠压关系的发掘方法，应是简牍发掘的首要依据。强调在清理过程中，将竹简整体旋转，按原始编卷顺序一周一周地编号、揭取的那种旋转式的方法并不可取，弊端较多。实际操作中无法严格按编连顺序进行旋转清理，而是将其分解为可以操作的层。同时还要注意部分竹简因长期浸泡，编绳糟朽，卷帙散乱出现首尾相互反压的情况，类似田野考古中次生堆积的反压现象。
四是为便于观察对象的信息，需要设计登记表、统计表和观察记录表，对简牍特征的观察包括分类、外部、契口、刻画痕迹、编绳的形状与位置、尺寸、书写文字的数目，使用痕迹、编连关系等，并将上述信息制成数据库输入电脑，便于检索、查阅和研究（胡东坡、常怀颖《简牍发掘方法浅说—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为例》《文物》2016年第6期）。
二、走马楼吴简前期整理的方法
走马楼吴简出土于上世纪九十年中期，是配合城市基本建设通过抢救性的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其数量之多，堆积之丰厚，迄今为止仍居我国一次性出土简牍之首。整理之始确定何种方法为指导至关重要，我们在实践中的做法是：不仅在发掘过程中以考古学理论为指导，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操作流程完成田野发掘的任务，而且在前期整理方法上，在当时的较为简陋的工作环境、保护条件下便已有意识地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其中。这在制定《长沙走马楼三国简牍保护整理项目总体实施方案》的工作指导原则就已明确提出：“简牍保护与整理是互为密切联系的两大方面，保护工作包括改善和控制保管条件、揭剥与清洗、脱色拍照与记录、为长期保存及展出而进行的脱水等，是整理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整理工作包括对揭剥清洗过程的详细记录，对脱色后的简牍进行拍照、释读、编校、出版，其始终贯彻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的观察与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嘉禾一井传天下》，岳麓书社，2016年）
由于简牍长期埋藏于地下，材质糟朽严重，因此简牍的清理揭剥，首先是要保证简牍本体安全，不可人为地过多翻转、扰动，使之遭受二次侵蚀、损伤。在前期整理实践中我们总结经验，及时制定出《长沙三国吴简清洗揭剥工作流程》，严格地按照考古清理的操作规则，运用揭剥技巧，按其保存的状况及叠压层次，分坨、分层、分面细心地进行揭剥，揭剥的方式采用分层式、环绕式或分层环绕相结合等方式。同时用图纸、照片、文字细致地做好揭剥的记录，记录的内容包括区位、层次、排列、数量、卷折面及裹夹的包含物，诸如木简、木楬、封检等。这一工作程序及要求始终贯穿简牍清理揭剥的全过程。
具体来说，每坨简的形状各不相同，揭剥方式也随情况变化。一般情况下，是依据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层面，自上而下分层进行揭剥与揭剥记录。但是人体肉眼观察到的每层的层面并不是水平的，存在着凹凸不平的情况，揭剥图上所显示的水平层面，只是为了方便表示每枚简排列的位置，难以确保每层面的简牍之间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当遇到呈收卷状的成坨简，我们假定它有可能为一较完整的册书，在不伤及简牍的情况下，采取由外至里揭取的方法。吴简墨书的正文大多书写在竹黄面，少部分写在竹青面，这是吴简书写的特点。我们将书写墨书的竹黄面称之为正面，未写字的竹青面称之背面。一些成卷的册书，由于受到外力的挤压变成椭圆或扁平的形状，其最大径的边缘或核心的地方常会出现数枚简的字面（竹黄面）相贴的情况。根据对吴简揭剥的长期观察，我们发现这便成为我们用以判定该册书的核心或边缘的依据。揭剥时当发现某坨简上半部正面朝下，下半部正面朝上，边缘处正面与正面相对时，我们就判断它有可能为一卷册书，从而予以细致地揭剥与记录。揭剥图中每枚竹简正面用直线表示，背面用曲线表示。木牍、木楬，则正、背面皆用直线表示，有字的一面，另加文字说明。
室内清理揭剥的记录与田野考古过程的记录要保持连贯与延续，我们将简牍的编号分为五个等级：
一级编号用罗马字母表示。这一级代表的是分区，共分Ⅰ、Ⅱ、Ⅲ、Ⅳ区。每区的情况各不相同，Ⅰ区为井内扰乱简；Ⅱ区简牍保存较为完整；Ⅲ区为井壁坍塌后遭挤压下沉、错位的简牍；Ⅳ区为小部分的大木简。
二级编号用英文小写字母表示。这一级代表的是区内各段简牍。各区中有若干段，用段这个概念是考虑到段比坨长，一长段可由若干小段组成。当然，段的情况各有差别。例如，对未经扰乱的简牍，主要指Ⅱ区，现场清理后，其叠压关系比较清楚。其段是按各自的排列走向确定的。再如Ⅰ区，实仍为扰乱的部分，按跌落后叠压的层次，由上至下揭取的。其段都不太长，因跌落而散乱。对于Ⅰ区而言，仍是借用考古学上的层位叠压概念来处理这种扰乱无序的状况。这个“段”所表示既是跌落在上层的几坨简，也是叠压在下层散落开的几堆简。
三级编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这一级代表的是某段中的某小段。因某段过长，现场揭取不易，为不使简牍损伤，将其分成若干小段。若该级编号无小段，则不分，直到坨，即第四级。
四级编号用带圈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这一级代表的是某段或某小段中的某坨。坨与坨之间所包含简牍的数量不等，少则数十枚，多则数百枚，数千枚。
五级编号用简牍《揭剥编号对应表》内的阿拉伯数字表示。为每一坨简牍按序揭剥后的的流水编号。该表排列二种对应数据，一为揭剥清理总编号，一为每坨的简牍序号。
归纳揭剥图中编号层级的关系。一级编号代表区；二级编号代表段；三级编号代表小段；四级编号代表坨；五级编号代表单枚简。例如已发表的《竹简·肆》卷揭剥图：Ⅰ—a—①，即发掘Ⅰ区a段第①坨简。又图三十：Ⅰ—c3—⑥，即：发掘Ⅰ区c段3小段⑥坨简。又如《竹简·柒》图十八：Ⅱ—c—②，即发掘Ⅱ区c段②坨简。
上述五个等级编号基本上反映从区域—→大段—→小段—→坨—→单体简，这样一种逐层隶属关系。通过这种层级隶属关系，我们可以在更为扩大的空间范围内对简文的内容进行综合考察与辨析。
三、走马楼吴简前期整理工作的启示与意义
走马楼吴简前期整理工作漫长而艰苦，前期整理的程序和方法也可以说在当时是无前例可循的，是在摸索中总结出来的，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和可行的方法，当然也不可否认一定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缺憾和教训。回顾走马楼吴简20余年的整理研究实践，我们认为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启示与意义：
1、吴简揭剥图的作用与功能在后续的吴简整理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2、重视简牍考古学信息的提取是后续整理研究的关键。
如果说北京大学对所藏数百枚秦简牍室内考古学信息提取的方法，因其精耕细作而显精细缜密，不失为典范的话，那么对于数量庞大吴简的考古学信息提取，就其方法、思路及实践的结果而言，则可谓导夫其先路的探求者。两者各著其色，主旨不谋而合，皆以考古学理论方法为指导，为简牍的研究提供了保障，其前后的整理实践丰富了我国简牍学整理研究的理论方法、路径。笔者相信，随着简牍整理方法、研究方法的日臻完善成熟，必为吴简学科的建设乃至中国简帛（简牍）学科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开创新的局面。
3、吴简整理与研究的相互作用。
在吴简研究方面，运用不同方法取得成果的学者不胜枚举，经统计截至目前中外学者已发表研究论文600余篇，研究专著多部（长沙简牍博物馆《嘉禾一井传天下》，岳麓书社，2016年）。兹仅列举运用“简牍文书学”之方法与吴简前期整理成果互为作用之例予以观察。
“简牍古文书学”研究方法的开创源自于日本学者，产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早把古文书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简牍研究的学者是森鹿三、藤枝晃两位先生，其后大庭修、永田英正先生进一步加以完善。尤其是永田氏的簿籍集成方法被学界推崇为最正宗的古文书学方法，又称永田流派。所谓“简牍古文书学”，即研究者从简牍本身入手，从古文书而非单纯史学角度，从记载样式（书式）、出土地点（包括原简编号顺序）、书法笔迹、书写材料、木简形状、简牍内容等多个角度入手，把缀合、复原、集成简牍作为最基础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尽力恢复汉代文书的真实面貌。针对各类简牍文书的书式、内容、使用方法进行考察，进而复原或阐释文书自书牍制作、文字书写、文书制成、到文书流转、意图传达、事务办理、发挥效力等方面的运作流程与制度功能，进行“文书行政”的研究（何立民《“简牍古文书学”研究的扛鼎之作—读日本学者永田英正氏〈居延汉简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日本学者开创的研究方法，其后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认可与借鉴，并充分利用这种方法，对出土简牍进行整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由此联系到吴简整理研究，凌文超先生以对吴简研究的体验与观察，提出构建吴简文书学的设想（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苏俊林先生在反思吴简研究方法，提出共同制作可供检索的释文文档与吴简数据库，实现研究路径的突破与创新（苏俊林《走马楼吴简研究方法述评》，载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第二届简帛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王素先生则从简帛概念辨析出发，考察国内学科申请建立的条件与历程，提出吴简学学科建设应首先具备的四个方面的条件，即（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二）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三）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四）研究组织和研究刊物（王素《关于吴简学学科建设的思考》，载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第二届简帛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可谓言简意赅、旨意深远。即使吴简学科建立之途漫长而遥远，其提出的应当具备的四项基本条件则为当下我们踏实用心做好吴简整理研究以非常重要的启示。
以上拙文仅是笔者多年从事吴简前期整理的点滴体会，对吴简整理的考古学信息作用于研究效果的肤浅观察与思考。笔者才识浅薄，承蔡万进教授爱顾，奉题作文并蒙其教正，我馆杨芬、刘庆同事给予了热情地帮助，在此谨并致谢忱。疏漏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批评。
注1：本文所谓的“前期整理方法”概念，是指简牍在室内整理时所进行的清理、揭剥、编号、登记、绘图、照相、观察记录等各项工作，它是后期整理（释文、考订等）及研究的重要基础。或有学者称“简牍考古学信息提取”及“简牍室内考古发掘”的不同提法，皆属此概念范畴。
注2：即从新、旧材料中产生相对独立的认识，暂且搁置并积累差异，是为“分”；随着研究的推进，当条件成熟时，再在众多新、旧材料认知差异中推演出新的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是为“合”。在吴简研究中，“合”以“分”为基础，“分”以“合”为目的。只有重视“分”的意义，吴简的学术价值才既不会被放大，也不会被曲解或忽视，在研究中才会与传世文献相得益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走马楼吴简与孙吴县政研究”（13AZS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宋少华（1953—）男，河北曲周人，长沙简牍博物馆研究员，主要从事简牍保护整理及秦汉考古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