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大英博物馆约2000件文物失窃震惊世界之后，德国科隆又一博物馆被盗，遗失价值百万欧元的中国明清瓷器。当西方博物馆“世界文物在我们这里保护得更好”的虚伪承诺被打破时，包括中国、埃及、土耳其在内的多个文物原属国要求归还文物的呼声高涨。在9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国国家文物局宣布，过去10年里已促成1800多件流失文物回归祖国。然而与此同时，我国还有上千万件文物流失海外。面临文物背景调查复杂性、国际公约局限性、西方为非法文物“洗白”流程化等挑战，文物追索工作任重道远。此时，一些疑问也不免出现：文物原属国的声讨对文物追索究竟有多大帮助？为更好地追回文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坚持文物追索有哪些现实意义？
为不返还掠夺的文物，大英博物馆编了个谎言
“罗塞塔石碑离开埃及已经200多年了，”埃及著名考古学家扎希·哈瓦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埃及博物馆是埃及文物完美的家园，罗塞塔石碑等文物是我们埃及身份的象征，它们需要被归还。”
虽然哈瓦斯已目睹成千上万件文物回到埃及，但目前最需要被归还的重要文物仍在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中被“大方”展示着，包括罗塞塔石碑、埃及女王奈菲尔提蒂的半身像、方尖碑等。哈瓦斯控诉称：“现在是21世纪，是时候停止这种殖民主义的做法了。我们需要让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停止购买被掠夺、盗窃来的非法文物。”
目前，中国、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均有大量文物流失海外，这些国家都在坚持要求西方归还文物。埃及前文物部部长曼姆杜哈·达马提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目前该国有10多万件文物流散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地，其中包括一位著名法老的胡子，所以埃及媒体也形象地用“胡子的战争”来形容政府收回文物的决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有惊人的164万件文物散落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这还只是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文物。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战争掠夺、走私等原因，共有超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西方多家著名博物馆曾于2002年联手发布《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抵制文物流出国追索要求，他们拒绝返还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文物放在他们那里保护得更好”，但现在随着西方国家博物馆屡出丑闻，这个宣言显得苍白无力。
开罗大学青年教师、翻译和中国学专家亚拉·伊斯梅尔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大英博物馆以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案》为借口拒绝归还文物，还声称其是整个人类文化成就的储藏库，纯属虚假言辞。博物馆所谓的返还原属国可能让文物面临破坏的担忧，实际上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点。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表示，要求大英博物馆返还文物的声音从短期来看很难得到其回应，主要是因为像大英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深藏的大部分文物都是外国文物，“他们担心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开了一个口子，那今后博物馆很可能会被搬空”。
西方博物馆深谙非法文物“洗白”流程
作为圆明园马首回归的亲历者，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外国人收藏中国文物大致有4种原因：第一是个人爱好；第二是可能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比如他们自己出生在中国；第三是用来投资，他们抓住中国人热爱自己祖国文物的心理，低价购入，高价卖出；第四是专门从事文物交易，并以此谋生。
研究圆明园流失文物二十余载的刘阳表示，西方博物馆收藏文物，尤其是战争和殖民时期掠夺来的文物，已形成一套非常完整的“洗白”流程，使这些非法方式获得的文物“合法化”。
“西方博物馆深谙里面的门道，这些‘合法化’的手段让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祖国的希望变得渺茫。”刘阳感慨道。比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实是私人收藏的博物馆，他们通过自己博物馆设立的基金会，即第三方，购买战争或殖民时期掠夺来的文物，然后基金会再以捐赠的名义将文物捐给博物馆。再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被法军上校杜潘抢走，后低价辗转到一名法国书商手里，又被一个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人看中，最后图书馆以4200法郎买下，从此这套清代珍品深藏他乡。刘阳说，这个书商也相当于第三方，是不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授意书商通过商业购买将这件珍品的入藏合法化也不得而知。
霍政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文物返还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其他方式还包括法律诉讼、双边谈判协商、第三方国际组织斡旋、商业回购、民间捐赠等。能够在文物追索中起到实际作用的国际公约主要有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通过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追索文物是一个世界难题，困难重重，其中包括法律方面的阻碍。比如国际条约约束力弱、无溯及力，不能适用于成为缔约国之前的文物追索。且国际公约只对缔约国有效，而西方的文物流入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大多不加入文物返还公约。此外，国际条约有追诉期，超过期限的文物无法回归，这些都对提起法律诉讼、追索文物形成阻碍。而且，一些流失文物还会在黑市上流通，想要完全掌握证据也很困难。
不过，霍政欣表示，超出追诉期的文物也不是完全无法回归。诉讼时效只是给法律诉讼制造了困难，但并不妨碍双方通过谈判或者其他诉讼外的方式解决问题。此外，现在国际公约倡导延长一些珍贵文物的诉讼期。
流入国和原属国的文物机构级别应当对等
调查显示，多个文物原属国已建立专门的文物追索机构。如秘鲁文化部文化遗产保护司设立了专门的追索处；埃塞俄比亚成立了遗产归还国家委员会，旨在通过外交渠道追索流失文物；埃及成立了最高文物委员会、文物追索局、归还走私文物全国委员会等机构。
据了解，埃及文物追索局专门负责埃及流失海外文物的辨识和追索工作，跟踪全球40余家文物网站的拍卖和展览线索。该局隶属于埃及旅游和文物部，但和外交部门及重点国家执法部门有密切的协同机制。达马提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设立该机构的意义在于唤醒民众对珍贵文物的保护与捍卫意识，并在具体做法上努力保障埃及流失文物的证据链条得以完整呈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存在不少缺失的遗憾。此外，埃及驻各国使领馆也担负着追查流失文物的职责，一旦发现有埃及文物参与的拍卖、展览等，埃方会通过谈判、合作、诉诸法律等方式展开追讨。
目前网络上也有一种声音，对于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是否可以通过数字化共享，让中国观众在国内也可以看到。在刘阳看来，虽然我们处于高度数字化的时代，文物数字化也在博物馆中被广泛利用，但一些西方博物馆并不愿意将这些流失文物的数字化产品进行共享，这种“自私”的做法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悖。
“失去过去的人是迷失的”
据官方统计，自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间，中国通过各种途径，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共15万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就在上个月，瑞士刚刚将非法流入其领土的5件珍贵文物归还给中国，双方展示了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加强合作的意愿。
有分析认为，中国经历过从鸦片战争二战时期的文物流失大潮，也经历过改革开放前文物保护观念薄弱引发的走私潮，从前些年大手笔“买回”文物，到如今一些文物流入国主动“送回”文物，这些变化体现出综合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对文物追索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对民族遗产保护和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性。伊斯梅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埃及有句谚语：‘失去过去的人是迷失的。’我坚信，一个没有痕迹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身份、性格或记忆的国家。”
达马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埃及通过立法、宣传、外交、国际合作以及与多国签署文物保护协议等手段，在追回文物工作上不断取得进展。但埃及的文物追讨工作仍“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拓展思路，也希望与中国更多地交流经验。哈瓦斯也向《环球时报》记者建议，文物原属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活动，召集所有文化遗产遭到盗抢的国家，不仅仅是埃及和中国。他说：“我们应该与印度、希腊、秘鲁等国举行国际会议，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努力追回目前存放在其他国家博物馆中的标志性文物，我们应该共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