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人口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等。
为了切实解决制约城市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在其指导思想中明确指出：“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那么，何谓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发展过程中又有哪些规律可循？
01
城市可持续性的认知
1.1城市的自然属性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概念、埃利尔·沙里宁（ElielSaarinen）的有机疏散（OrganicDecentralization）理论，国内城市规划师和规划研究人员大概都是非常熟悉的。但当我们制定城市规划设计方案时，真正将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待的情形恐怕并不多，或者只有城市的绿地系统、河道水系、基本农田以及郊外森林等，才会被作为有机生命体对待，通过规划划定绿线、蓝线加以维护、管理。
对于城市建成环境则将其作为工程设施和经济增长工具，随意进行拆除、改造、建设或经营。正如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所指出的：“城市，尤其是现代美国城市，乍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毫无人工痕迹的自然生长之物，因而人们很难将其看作一个生命体（LivingEntity）。例如，大多数美国城市的平面布局都像一个棋盘，它的距离单位就是一个个方格式的街区。人们很容易被城市的这种几何外形欺骗，以为它是一种纯粹的人工构造物，可以像一个积木搭建的房屋一样，将其任意拆分和重组。”（罗伯特·帕克，2016）
英国生物学家、城市规划理论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Geddes）从生物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弥补了机械主义的理性缺陷——忽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事实上，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也是人的一部分。我们的活动是在环境的刺激下形成的，我们的思想也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表现为与环境中的其他力量的相互作用。更进一步说，人并不是置身于环境之外对环境进行思考的（杜威，2005）。
在欧洲，常常将城市作为第二自然对待，认为城市社会是“自然”遭到破坏的结果，自然被作为“第二自然”的城镇和都市所取代，被代表未来世界的“普遍都市化”所取代（Dear，2004）。“文明起源于自然，自然塑造了人类的文化，一切艺术和科学成就都受到自然的影响，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有最好的机会发挥创造力和得到休息与娱乐”，“人类必须充分认识到迫切需要维持大自然的稳定和素质，以及保护自然资源”。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成就，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是其基础性本底。
城市生态是由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人的生活状态所叠加形成的复杂系统。美国华盛顿大学城市设计和规划系玛丽娜·阿尔贝蒂（MarinaAlberti）教授在其新著《城市生态学新发展——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与生态过程的一体化整合》中指出：“城市生态系统是复杂的、具有适应能力的动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的弹性是由人类与生态功能之间的平衡所控制。”而且，城市和城市化地区是由人类作为支配主体的复杂人类—自然耦合生态系统。由于人类将自然景观转化成由人类主宰的高度人工化的环境，所以，人类实际上通过改变生态系统及其动态创造了一系列的新的生态环境（玛丽娜·阿尔贝蒂，2016）。
1.2城市化与全球环境
众所周知，城市化改变了生物自然栖息地、物种组成、改变了水文系统、能量流和营养循环。尽管城市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发生在地方层面，但这种影响却引起了更大范围的环境变化。由城市化引起的环境变化影响了人类行为及其变化，也影响了人类健康和幸福（玛丽娜·阿尔贝蒂，2016）。
近年来，欧洲学者发现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城市化进程导致人与城市的关系更加密切，需要像对待自然环境那样重视建成环境的保护。一方面，城市带来了问题，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威胁，城市是大规模生态足迹和温室气体的重要制造者；另一方面，城市也蕴藏着无限机遇。传统城市都被认为兼具魅力和可持续性的，城市中各目的地相距不远，尺度适宜步行和骑行，大量人口聚居在同一区域内为公共交通创造了可能，城市所提供的复杂多样的文化、社会和商业活动更是城市的魅力所在（马茨·约翰·伦德斯特伦等，2016）。
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彼得·霍尔爵士（SirPeterHall）指出，城市被认为是建设更加可持续世界的基本单位。城市正在并将继续从根本上影响环境的发展，环境也反过来会影响城市的发展。可持续性问题不仅仅关乎环境，很多经济过程和社会形势也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不可持续趋势。因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需要从人和环境两个维度来考虑可持续性。对于街区、城市和它们所在区域来说，不仅仅经济与社会活力让人无法确定，这些地方的环境活力也一样充满了未知性。而目前正在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对全球环境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安德鲁·塔隆，2017）。
1.3可持续城市及空间
1990年代Haughton等人提出的可持续城市（SustainableCities）概念，力图以全球尺度的生态持续性，来平衡地方层面的人类需求和市民愿望。城市是自然环境整耗和退化的焦点，如果要想获得一个可持续的世界，我们就必须从城市开始。位于这一观念中前列的问题包括土地使用、水资源、不可再生材料和能源消耗，减少污染、废弃物容纳和回收利用，以及城市环境质量和适应性（丹尼斯·罗德威尔等，2015）。
可持续城市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把城市看作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基于功能、结构和社会多样性，来获得平衡的和自动调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组织。将自然环境、建成环境和文化环境作为资源和财富对待，力图对其进行保护、提升和改善（丹尼斯·罗德威尔等，2015）。可持续性城市空间具有精神文化的意义，包含空间公正、尊严、可达性、参与和权利保障等重要原则。根据Foley和Webber等人的研究成果，可持续性的城市空间是人们对传统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是解决当前城市所出现的问题的需要，是改变传统城市空间结构发展以物质、经济导向为主的状况，改变粗放、蔓延、无序城市发展模式的有效途径（张中华等，2009）。
02
城市及城市规划的理性
2.1对城市和规划的理性认知
同济大学童明教授认为，理性的含义不言自喻，它与人在行为中的主观性、随意性相对照，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有关联。在近代哲学史中，理性是一种与普遍规律相联系的概念，按照哲学概念中的理解，如果对现代城市规划理性主义作出一个定义，那么就是通过对城市运动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对城市作出合乎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规划。
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社会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影响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行为的思想对城市规划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阶段的规划思想存在两方面的转变：①城市规划不是一种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行为，也不是以个人理想为目标的行为，城市规划是政府的职能。规划应当以全体人民的幸福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为目标，因而城市中所出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和公众在政治中的参与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问题。②人们开始以一种有机进化的观念来看待社会的发展，规划也不再被看作是一种静态蓝图的绘制过程，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动态行政决策行为。因而，科学决策（ScientificDecision）在随后的阶段中逐步成为城市规划的理想目标（童明，1998）。
现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初衷是改变资本主义土地及财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无效性及不平等性，慢慢又发展为对健康有序城市的实际追求，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论叙说。按照CIAM原理建设的城市是救世主，其建设目的是解决私人肆虐利用所带来的弊端以及城市和社会危机（Dear，2004）。
代表人物勒·柯布西耶的规划思想在他1931年提出的“光辉城市”规划方案中有充分体现，后来对现代城市规划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中，逐步形成了理性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理论。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所构想的理性城市否定个性和历史意义，把所有城市都变成普通的类型。集中体现了他的规划思想的《雅典宪章》，最为突出的内容就是提出了“城市的功能分区”理论，这一以机械结构为原型的“功能主义”空间组织方式，使得现代城市规划在空间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也使城市规划理论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性高度（丁宇，2005）。
2.2现代主义的规划理性
英国区域和城市规划理论家、城市规划师迈克尔·迪尔（MichaelJ.Dear）在《后现代都市状况》中认为，我们正津津乐道于“理性时代”，因而理所当然地囿于现代主义的遗产当中。这是因为：
①人在本质上被视为经济意义上的存在，因此经济活动的合理安排会给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带来满足感。
②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看，世界观由客观主义、理性主义、机械论、还原论、唯科学主义所决定。
③在工业社会中，所有工作的设计和组织依据的都是标准化、官僚化和集权化/等级化的原则。
④在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时候，现代主义奉行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人类被看作自然界中的“灵长”），且受工具理性的主宰（也就是说，朝着一定的目标或所谓的“成功”活动迈进）。
⑤现代主义把生活划分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家庭生活、工作和精神生活等都变得支离破碎（Dear，2004）。
2.3可持续发展决策与理性
①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决策准则以效用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决策结果往往是实现了功利性的计算，并以个体利益为导向。
②有限和程序理性（BoundedAndProceduralRationality）是基于结构化程序的决策过程，以减轻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即使可能并不一定绝对是最好的，但对决策者来说是满意的。因为人类是在不确定性和缺乏信息的背景下做出决定的。
③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Rationality）通常基于理性论证，主体间沟通所产生的共识与合作，决策结果容易为被参与决定的行为者所接受。
④实质理性（SubstantialRationality）是一种基于价值导向的理性行为，决策结果基本符合个体价值观和信仰（IvanBolis等，2017）。
IvanBolis等人还认为，未来需要理性主义提供另一种决策模式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当包括：
①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纳入决策的实质理性；
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与协调的交往理性；
③建议考虑人类的认知属性和可持续发展所固有的复杂性的有限理性。
03
城市现代性与理性化空间
3.1城市社会的现代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社会，它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各个领域的总和。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两个最有效的分化动因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现代社会的明显事实是大城市的扩大。机械化工业给我们的社会生活造成的巨大变化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城市中显得更明显。”城市既是人的现代性体验的主要场所，也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活动中心（马尔图切利，2007）。
对都市无限制地向四周蔓延、扩张这种“高成本”、“破坏性”现象的厌倦，对紧凑型社区的渴望，渴望一切都能够聚集在步行范围内，这两者共同促成了新城市主义（NewUrbanism）规划理论的诞生。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在被重新包装以后作为根治当代都市病的灵丹妙药而贩卖。新城市主义理论的热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城市规划这一职业的热切怀念，其热切程度甚于知遇救星（Dear，2004）。在中国，新城市主义理论虽已为城市规划师们所熟悉，但并没有在城市规划设计中产生太多的实际影响，“新城市主义”概念为少数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品牌营销所使用了，这其中还有所谓“造城”、“造镇”理念的宣传与推广。
3.2汽车时代的城市空间
勒·柯布西耶所谓的汽车时代“新型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在20世纪成为了城市规划的范式了，这种典型转换也预示了街道的消亡（Dear，2004）。今天汽车已经如此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致使我们往往忘记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持续影响。关于汽车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法国社会学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虽然我们没有认识到，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汽车文化”形塑的。对于列斐伏尔而言，汽车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柏油公路和停车场都对城市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以一种严峻的理性方式重塑了城市空间。
“汽车已经……征服了日常生活，并将其法则强加于日常生活之上。”城市空间的诸多方面都受到“汽车文化”殖民化的影响，其结果是理性化的组织和规划的“几何空间”获得了胜利，它受到崇尚专家统治的城镇规划者与其他公职人员的拥护，他们和汽车制造商以及其他各种利益集团联手共同将城市区域变成了巨型高速公路和停车场（戴维·英格利斯，2010）。
3.3理性化的日常空间
环境是塑造一种文化的基本因素，对文化的研究需要考察环境本身。同时，文化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塑造了人与环境的基本模式，因而也成为导致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魏波，2003）。戴维·英格利斯认为，日常活动的形塑不仅受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而且受人们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情境都是多元的、并且是交叉重叠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每天身处的地方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在其中，理性、非人格以及效率是人们行动的核心原则。就这样，城市的地方特征和文化特质被抹杀掉了（戴维·英格利斯，2010）。
正如作家韩少功在《阅读的年轮》中尖锐地指出：“水泥和玻璃，正在统一着每一个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在不分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本东京——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这是因为“城市规划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其次是社会和人，最后才是审美。”美国城市洛杉矶的历史一直是和房地产联系在一起的，土地投机成为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大都市的形成并不是规划的结果，而是依靠承包商的判断力。洛杉矶的城市形态是史无前例的，是对选择的极好写照（Dear，2004）。
发展虽然是一个感性生活世界的话语，但同时也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发展”是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字眼，它常常被理解为现实生活的改变和愿望的实现。对于更好生活的追求总是人类活动的驱动力，于是它激起了人们对未来的某种期待。……而发展的不可持续往往与这种非理性的驱使有关系（魏波，2003）。相应地，伪后现代主义整容术正成为流行趋势：商业区被设计得优雅、别致、生机勃勃，城市环境正在整个儿高度装饰、装点、美化。这就是所谓的审美化的蔓延。“让生活更美好”是昨日的格言，今天它已经变成了“让生活、购物、交流和睡眠更加美好”（韦尔施，2002）。
04
城市保护与可持续的城市形式
4.1精致规划理论的空洞化
可持续发展和公众参与这两个理念对城市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未来，大城市中对汽车使用的严格限制将成为一种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这种长期控制无疑也会有利于公众健康，而建造更多的道路只会增加交通负担（芒福汀，2004）。从持续发展角度处理交通问题，在城市中心区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步行区。令人遗憾的状况正如布洛沃（Blower）所指出，对于维护公共利益、理性地调配土地使用、提高和保护环境这样一些不甚具体明确的目的，城市规划师似乎不太关心。这些目的只是观念和价值性的东西，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技能。与其接近的是意识形态，而非一种职业……从特殊技能和知识，以及对具体目标的笃求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很难看出城镇规划如何构成一种专业。就这样，作为专业性的城市规划这一概念被废除了（Dear，004）。
今天，现代主义思想原则的基础已被削弱，其内核已被抽空，并为一般与之展开竞争的强劲认识论思想所替代；同样，在早期城市规划理论中所包含的传统逻辑也已经被蒸发掉，在新的单一原则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多种理性或非理性的城市规划学说相互间展开竞争，争相去填补这个空隙。于是，规划师处境窘迫，落难为一个辩护者，即为使政府和市民社会在创建环境过程中的行为得以贴上“合理”的标签，从理论上为它们证明与辩护。与此同时，规划的过程本身已程式化为一些受工具理性影响的“琐事”。我们似乎在创造一种真正后现代规划模式——精致的、只起装饰点缀作用的规划理论（Dear，2004）。
事实上，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空瓶子”，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主张和含义放进去。……历史虚无主义和空间虚无主义特性同时又掩盖了现代主义最大的缺陷，即，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同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分离开来（Dear，2004）。
4.2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历史保护与发展真的如此充满矛盾、而且不可调和吗？还是说，保护也是一种发展方式，抑或是一种更好的发展方式？美国设计理论家凯文·林奇（KevinLynch）认为“保护本身是一种道德，而具有此类特征的环境更加适宜居住。”他认为自然环境和资源保护是保护未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过去，是对过去创造成就的尊重。因此，在他关于城市形式一系列研究成果中，特别强调了城市形式的生态价值、文化意义和美学感受，并较早提出了通过城市规划设计来管理变化（ManagingChange）（林奇，2016）。
从宽泛的环境意识上来看，“保护”与“可持续性”有着平行的含义，并且被频繁交换使用。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发展的主题，要把环境问题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结合起来，树立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新发展观，这样的思维是将保护与发展联系起来的纽带。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是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接体，也是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之间平衡或融合所形成的肌理和生境。作为整体的人工环境（建成环境），作为文化生态斑块的城市，也是一种真正的栖息地（AGenuineHabitat），需要切实保护、维护和管理。
发展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社会变化过程，它包括经济的增长、社会结构的转变、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等。发展的可持续性意味着发展不是暂时的而是恒久的，它不仅着眼于现在而且包括着未来。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持续地威胁着人类的生活质量，也使得后代人一出生就遭遇了不公平。环境危机不仅威胁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更损害着后代人基本的生存条件。所以，考虑今天的环境问题也是考虑未来人的权利和利益（魏波，2003）。
4.3欧洲城市的“绿色”发展
为了维护生态多样性以及人类的健康和舒适，《绿色文件》确定了欧洲城市所需的、有利于过渡行动和政策转变的要点，涉及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历史特征、自然环境、城市水资源管理、能源消费、城市垃圾处理与循环利用等七个重要领域。在城市规划方面，要求成员国放弃土地使用中的分区原则；在城市小汽车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物品；要对被污染的城市土地进行重新利用；此外不仅要对工程项目，而且针对政策、规划和方案也要进行环境评估，这也是文件所强调的重点之一。在城市交通方面，提倡从投资道路建设转向扶持公共交通发展。
在维护城市的历史特征方面，《绿色文件》认为，欧洲的特性是建立在小城镇和城市的基础上的，这些地方是欧洲共同体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共享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志。在自然环境方面，为了提高城市地区的视觉感受、改善城市的微气候以及减少空气污染。《绿色文件》建议市政当局通过“绿色”规划，在城镇中保护并增加空地。
1993年8月欧共体正式签署生效的《马斯特里赫条约》是对欧洲环境立法的强化，“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这两个关键词在条约中多次出现，标志着欧洲思维方式的实质性转变。《马斯特里赫条约》确立了以下主要目标和政策方向：
①维持、保护和改善环境品质；
②保护人类健康；
③鼓励对自然资源谨慎和合理的使用；
④促进在处理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合作机制。
条约认为，城市和乡村规划、土地使用规划和水资源管理等事务，应当与欧洲的环境法保持一致，欧洲的任务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平衡以及可持续发展”（爱德华兹，2003）。
4.4塑造可持续的城市形式
从城市可持续性和环境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对建筑、土地、能量和资源的保护变得司空见惯以后，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历史建筑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其供给不可能扩大。资源循环利用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好的、能源效率高、对社会负责的建筑也很重要。设计师应当追求“痕迹最少”，而不是“影响最大的”建筑（爱德华兹，2003）。
在国内，可持续发展政策还较少与历史建筑、历史环境保护有实际和紧密的联系。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树立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改善环境质量”。显然，在“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的同时，应当将城市的历史环境、建成环境保护、修复和修补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
05
结语：迈向可持续的城市规划
5.1建构理性的决策程序
5.2促进城市的包容性发展
城市可持续发展包含四项基础：资源使用的高效节能、适度发展、社会正义、民主化管理。一个可持续的社区必须具备以下特点：
①一个健康的和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持续不断地发挥生命维持的功能，并为人类和其他物种提供资源。
②一个健康的和多样性的社会基础——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健康，尊重文化多元化，行事公正公平，考虑子孙后代的要求。
③一个健康的和多样性的经济体系——适应各种变化，为居民提供长期的安定，认识到社会和生态的限度（埃斯特·查尔斯沃思，2007）。
5.3直面现实的理性规划
10年前，同济大学孙施文教授即撰文对我国城市规划理性匮乏现象进行了全面批判，认为其主要表现在：
①缺少理性化地研究问题的精神；
③在知识层面，城市规划学科把形态设计和终极状态作为基础的规划观，因此，一直限于描摹未来状况，而它的依据则来自规划师的灵感和所谓的经验；
④在城市规划的操作层面，各类规划各行其是，对于同一框架下的规划类型，下层次规划违背上层次规划，规划实施脱离经法定程序批准的规划（孙施文，2007）。
今天来看，这些普遍存在的规划理性匮乏现象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改观。因此，今后在可持续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全面、科学、客观的城市认知与研究，努力发现城市发展的规律，充分认识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城市发展特点的差异性。通过城市史研究、城市比较研究，科学、理性地认识不同城市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特征。在这里，规划师需要思考城市规划设计到底能够解决哪些问题？以及城市规划师自身定位问题。
对规划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西方学者指出：存在“一种认为城市设计可以塑造人类行为的谬误，这种谬误浓烈地充斥于城市规划之中”，所有“这些规划都是建立在规划师这样一种理念上：应当考虑人们该如何生活，而不是人们实际上如何生活。”并且，“修正设计谬误（DesignFallacy）方面的问题，仅仅依靠提升科研水平或提高教育质量是不够的。它将要求在如何管理我们的城市和这些城市周围地区进行根本性变革：从专注于设计转向专注于公共财政”（兰德尔·奥图尔，2016）。
（研究生万尘心、欧小丽协助收集整理部分文献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
[1]（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艺术来自何处及原因何在[M].户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澳）埃斯特·查尔斯沃思.城市边缘：当代城市化案例研究[M].夏海山，刘茜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安德鲁·塔隆.英国城市更新[M].杨帆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
[4]BolisI，MoriokaSN，SznelwarLI.ArewemakingdecisionsinasustainablewayAcomprehensiveliteraturereviewaboutrationalities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J].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145），2017.
[5]（英）布赖恩·爱德华兹.可持续性建筑（第二版）[M].周玉鹏，宋晔皓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6]曹康，王晖.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内核与理论的变迁[J].城市规划，2009（9）：44-51.
[7]（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8]（英）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M].周书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9]（英）丹尼斯·罗德威尔.历史城市的保护与可持续性[M].陈江宁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10]（美）道格拉斯·法尔.可持续城市化——城市设计结合自然[M].黄靖，徐燊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11]（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2]（荷）格特·德罗.从控制性规划到共同管理：以荷兰的环境规划为例[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13]（美）凯文·林奇.此地何时：城市与变化的时代[M].赵祖华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
[14]（英）克利夫·芒福汀.绿色尺度[M].陈贞，高文艳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15]（美）兰德尔·奥图尔.规划为什么会失败[M].王演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16]（瑞典）马茨·约翰·伦德斯特伦，夏洛塔·弗雷德里克松等.可持续的智慧——瑞典城市规划与发展之路[M].王东宇，刘溪等译.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2016.
[17]（美）玛丽娜·阿尔贝蒂.城市生态学新发展——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与生态过程的一体化整合[M].沈清基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18]MichaelJ.Dear.后现代都市状况[M].李小科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9]（英）帕特里克·格迪斯.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M].李浩，吴骏莲，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20]PeterHall.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M].童明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21]（英）史蒂文·蒂耶斯德尔，蒂姆·希思等.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M].张玫英，董卫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22]孙施文.中国城市规划的理性思维的困境[J].城市规划学刊，2007（2）：1-8.
[23]童明.现代城市规划中的理性主义[J].城市规划汇刊，1998（1）：3-7.
[24]魏波.环境危机与文化重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5]（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26]张中华，张沛等.国外可持续性城市空间研究的进展[J].城市规划学刊，2009（3）：9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