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化遗产，用活文化遗产——以坚定文化自信为支撑的新时代国家文化战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以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则为乡村遗产这一特殊遗产类型的展示利用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露天博物馆、生态博物馆、乡村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是乡村遗产展示利用较为常见的几种方式。
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开始收集全国各地的农舍和民居建筑，整体移建至一处，以展示瑞典工业时代前的社会生活，逐渐汇聚成了今天的斯堪森露天博物馆。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大众文化流行与传统文化流失，人们对于保护民居建筑、乡土建筑、工业建筑的兴趣与日俱增，旨在收藏“建筑”的露天博物馆在欧美国家流行起来。
某种程度上，传统馆舍博物馆收藏的是可移动的文物，露天博物馆收藏的是“不可移动”的建筑，只是收藏对象不同，但都是将“物”抽离出原生环境，汇集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之内。至于其中的场景复原、民俗表演，在今天的传统馆舍博物馆也并不稀奇。
在露天博物馆基础之上，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生态博物馆概念更进一步，强调要把建筑和民俗留在原生的社区和环境之中，并且更多地由生活在其中的人进行自我管理，适度地对外开放、吸引旅游，获得经济收入以支持社区的生态、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贵州省梯田风景美不胜收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这种强调尽量避免外力干涉、完整保留社区自然人文生态的理念，在实践中往往过于理想，在欧美也未曾流行开来。
在现实中，为了更好地展示传统建筑和自然、文化生态，为了更多地吸引和服务外来游客，一些建筑往往会被改造成乡村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传统博物馆，特色民俗、节庆、仪式也渐成一种“表演”，常来常有。
当然，在尚未建设露天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乡村地区，也会建设一些专门的乡村博物馆，以展示乡村的特色文化与民俗。
因为露天博物馆或生态博物馆展示的是一个地域或聚落的文化，其中可能包含若干个被作为乡村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的博物馆个体，欧美学者也将他们统称为“博物馆村（museumvillages）”。
露天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这些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博物馆学概念与类型，本来就与包括乡村在内的传统自然、文化生态保护和展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九十年代进入中国后，遇到了中国的乡村和传统村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九十年代至今，中国西南民族地区陆续建成了一批优秀的生态博物馆，为中国民族文化、乡村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利用找到一条相对有效的特色之路，也成为中国博物馆对世界博物馆学的创新与贡献。
但无论如何强调“物”与“非物”的结合，生态博物馆依然无法摆脱“博物馆化”的倾向。最终，乡村中的“人”与“物”都成为了被展示、被观看的对象。
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依然是最重要的“展品”，有特色的民俗与非遗被放大，节日、庆典渐成一种“表演”。
贵州省石阡县云遮雾绕新华网记者卢志佳/摄
展示的需要、旅游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都推动着乡村、社区的改造，如增加公厕、民宿、餐饮、纪念品商店等等。
村民可以享受旅游发展的红利，但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知似乎并无显著提升。
另外，在中国众多乡村与传统村落中，并不是每一个都有独一无二的建筑、民俗和非遗，可以成为博物馆的特色“展品”。它可能承载了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但又不足够典型。
大多数村民外出务工，传统农耕生活方式难以为继，欣欣向荣的生活场景也难以呈现。对于这一类传统村落，是否有展示的价值？应该展示什么？如何展示？露天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博物馆学概念提供了一个思路，却也要在实践中进行更多地探索。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开始在贵州楼上村的探索与实践。
楼上村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国荣乡廖贤河畔，始建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是一座周氏聚族而居的汉族村落。
近年来先后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及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楼上村古建筑群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至今，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开始承担楼上村古建筑群保护规划的编制，以及楼上村系统性展示规划工作。
以对楼上村核心价值判断为基础，团队在保护规划与系统性展示方面都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与尝试。
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建筑学、博物馆学、艺术史等多学科团队构成，为楼上村乡村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传承与展示利用提供了一种多元综合视角。
展示利用工作最核心的三个问题如下：
第一，展示什么。
楼上村汇集了山脉、河流、梯田、传统民居等传统村落的核心要素，但与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众多乡土建筑、聚落，如福建土楼、贵州苗寨、江南水乡等等相比，似乎并不十分出彩，规模也相对较小。
周氏家族在此生息繁衍五百年，与西南众多民族村寨相比，似乎少了一些特色建筑与民俗，而一姓聚族而居的传统村落在中国也是颇多。
但这样的楼上村正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平凡，却承载着传统中国文化中尊重自然、因地制宜的乡村智慧与生态观念。
在五百年的发展演变中，楼上村民在自然恩赐的山水中，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适应环境、利用环境、改造环境，最终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定的人与自然共同体。
这种良性的人地互动以及在整个过程留下的物质元素、知识体系、乡村智慧，最终构成了今天的楼上村。这也正是乡村遗产的核心价值。
换言之，乡村遗产的展示，并不能仅仅追求凸显甚至放大乡村的自然景观、特色建筑与民俗，以满足城市游客的“猎奇”与“乡愁”。
更重要的是将所有元素置于一个自然文化生态体系之内，解释清楚乡村文化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其所代表的生活智慧与生态观念。
从这个角度来说，乡村遗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的最佳代表。
在乡村遗产的展示利用中，我们既要展示因为不同自然、历史、人文、民族、经济等因素而形成的村落个性，更要展示其背后所蕴含的人地和谐的价值观念。
第二，为谁展示。
按照生态博物馆学的理念，乡村遗产的保护与展示应该以村民为主体，由村民决定什么最值得保护与展示。
但在现实情况中，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许多传统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正在慢慢消失。
当地山体水系如何，如何影响梯田套种与灌溉；房前屋后的竹林、树木是什么品种，有何作用；历史民居建筑有哪些，何时建造，有何特征，工艺如何；先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生活自己自足的石、木、篾等匠艺，等等，都渐渐不为人知。
由此，乡村遗产的展示利用，也成为保护和传承的必要组成部分。
展示利用，不只为传播，为旅游。首要目的应该是为了村民自己，帮助村民更全面的认知、记录和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这也进一步明确了乡村遗产展示的系统性，即不片面强调“特色”，而要系统地记录和阐释乡村知识体系。
也只有坚定乡村的自我认知与文化自信，才能更加从容地迎接外来观众的目光。
第三，如何展示。
村民生活于其中，自然山水、乡村智慧就是其日常生活，很难意识到其重要性或者彼此关联的系统性。
这就需要乡村遗产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为其搭建一个相对系统的乡村知识体系框架。
如果说活着的村落是一个天然“展厅”，序厅需要交代整个“展览”的核心主题，即乡村知识体系的价值与构成。
在历史的长河中，先民在何种条件下迁移流动，当地何种自然风貌、人文地理吸引其在此定居，定居之后如何利用已有的文化观念，适应和改造当地的自然环境，之后又是如何一步步利用周边资源，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并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村落生活。
徒步竹海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通过这样的设置，为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走进村落后更细致、更深入地观察和认识村落提供了视角和方法。
当然，这只能是一个框架，更具体的内容与表现，则需要带着方法和视角进入村落“展厅”之内，在村落的活态环境中观察。
在“展厅”的主体部分即村落内部，则需要通过不同主题、单元的设置来阐释与呈现乡村知识体系。
例如，村落周围与村内房前屋后的竹子有哪些种类，经过何种工艺，变成何种生产生活工具。
这个主题单元可能散落于整个村落内部，家家户户都有竹、用竹，不是集中于一个区域，更像是一条线路。
那么无数个乡村生活经验，就成为了无数个知识线路或参观线路。庞大的乡村知识体系就是一个中华文明知识宝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展示内容，也为乡村遗产的记录和传承指明方向。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楼上村的展示体系从设在村落外围核心位置的文化解说中心开端。
NO.1文化解说中心
从这里登高可以一览村落景观全貌，又在进村之前系统性地介绍乡村知识体系，介绍乡村知识要素，包括山体、水系、动物、植物、建筑、信仰、民俗等等。
NO.2专家工作站
文化解说中心旁边设置专家工作站，为专家学者探索、认知、丰富乡村知识体系提供空间，同时也为村落内外交流提供平台。
NO.3进入村落后
进入村落后，尽量保持村落的原生态环境，仅重点位置设置解说标牌，或利用闲置民居设置专题展览。
此外，更多选择利用地图、画册、手机数据平台等方式提供指引。
NO.4村史馆
最后在村口公共建筑内，设置村史馆，进行楼上村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向历史记录与展示。
当然这每一处展示都只是示范性的。更庞大的乡村知识体系，需要生活在其中的村民不断地去发现、记录和呈现。“乡村的变化是必然的、常态的”，其展示利用也必然是动态发展的。
乡村遗产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结晶，其核心价值应是人们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地和谐关系与乡村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