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博物馆的收藏与实践，民俗文物完成了从寻常之物到博物馆藏品的博物馆化过程。民俗文物，固有价值由隐到显，是其在博物馆特有的保管研究与展示传播的实践中，价值客体的客观存在与价值主体（包括政府、群体和个人）的主观认识相统一的结果。山东博物馆近年举办的年画和鲁绣等民俗文物展览，通过研究、展览、教育等形式，重新构建了民俗文物与原文化时空和观众知识情感的联结，实现民俗文物价值的由隐到显和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民俗文物；核心价值；博物馆；隐化；显化
今天，博物馆被认为是一种以文化收藏和展示为主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机构。博物馆“Museum”的拉丁词根“Muse”是缪斯女神的意思，“Museum”意为“缪斯女神的神殿”，是一个被赋予神性的经典文化艺术场所。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和贸易使世界各地的文物珍品向欧洲聚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使博物馆的公共文化功能日益凸显。18、19世纪，欧洲的全球殖民扩张运动在达尔文等博物学家的参与下使欧洲成为全世界主要的文化知识和记忆的汇集地。1905年，清末状元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他亲自手书一副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表明南通博物苑的创办宗旨就是辅助学校教育、传播科学知识。从体现欧洲王公贵族个人兴趣的收藏，到保存全世界的公共文化记忆，再到推动公共文化知识传播的现代博物馆，博物馆的成长历程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博物馆在今天能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知识储备与传播中心，不仅得益于其收藏规模的不断扩展、展览展示的专业化和公共价值的阐释说明，更得益于博物馆对其规模化藏品展开的探索研究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文化增值与知识生产。
一、博物馆：民俗文物价值生成的语境
博物馆是“民俗文物”的收藏空间，它对“民”与“俗”概念的理解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民俗文物”的概念和内涵一直在发生改变。民俗文物中“物品的意义既不是自然存在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根据所使用的分类体系，以文化的方式被建构的，并发生着从一种历史语境到另一种的变化”。从曾经寻常可见的日常之物，到今天博物馆的藏品，民俗文物的文化意义随博物馆学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
博物馆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珍品收藏，到收藏与科研并重，再到收藏保护、科学研究与社会教育三职能并举，职能和内涵不断拓展。博物馆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经历了从私人秘藏到向社会上层开放，再到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不同阶段，其公益性社会功能日益凸显。亚里士多德曾经对亚历山大远征掳掠来的奇珍异宝做过分类、整理与研究，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曾在目前已知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亚历山大博物馆从事教学和研究。
1954年，山东省博物馆（今山东博物馆）成立，建馆之初的藏品主要来自旧藏和移交：旧藏主要来自广智院和金石保存所；移交的文物主要源自当时山东省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文物管理委员会”所收集的民间文物。建馆之初，山东省博物馆首先按照时代将保管的文物分为古代文物和近现代文物。古代文物再按照文物的质地分为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古籍善本、书画等。近现代文物分为四类：革命文物、近代资料、民俗文物和社建文物，其中民俗文物按照质地的不同又分为金属器、玉器、陶瓦器、纸质文物、木质文物、布类等9个小类。虽然类别多，但绝对数量少，分类标准有交叉重复的不合理现象，因而藏品的民俗文化代表性不强。
二、分离：民俗文物价值“隐”而不见
民俗文物的价值有内外之别，外在价值是“物质”的实物遗存，内在价值是“非物质”的原生环境所承载的物品使用情境、人与物的互动关系、历史传承细节等文化记忆。从进入博物馆成为藏品那一刻开始，民俗文物与原有的空间和使用场景完全分离。“在对博物馆‘过去’的记忆上，有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诠释—博物馆所展出的器物具有‘死亡’的意思；博物馆收集器物的过程可被看作是一个使器物与生命相互脱离的过程。”
这种分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分离；民俗文物与研究者、观众情感知识的分离。这种分离使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民俗文物的物质性外在价值，却很难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其与原生文化空间分离后的内在价值。
（一）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分离
例如，灶王年画是山东人春节前“过小年”祭灶习俗中的代表性年俗物件。不论贫富，只要老百姓顶门成家过日子，一般就会把灶王奉为“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一家之主”。小年这一天，各家将陪伴自家一年的旧灶王年画从灶台上“请”下来，祭灶后焚烧“送走”。除夕时，再接回返回人间的灶神，把新“请”的灶神神祃供奉在家中灶神神位上保佑一家来年平安如意。
“全神”之类的年画从不张贴，只在大年夜晚上供在天地棚中。祭拜后焚化，意为完成天地之间各方神灵的祭祀，祈求诸神保佑来年平安。
“家堂”，也叫“家堂轴子”，画面整体看起来仿佛一座大型的院落，分为三层：祖宗牌位在最上层，中间是家族每一代繁衍的记录（可视为一种图表式的家谱），下层表现宅户大门内外赶来拜祭祖先的子孙。山东农村春节有在堂屋供奉“家堂”以敬祖先的习俗，多由家族男性成员除夕黄昏“请祖先”拉开序幕，持续至初一晚上“送祖先”为止，整个过程要求香火不断。有些地方还有不让已婚女儿看到“家堂”的规矩。
春节前后，通过张贴或焚烧祭祀后的神像、神祃年画，“人们在思想上能实现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祖先、人与人的和谐，构建出寄寓个人愿望的文化空间”。
观众仅仅通过观看这些年画的画面是无法感知它们在原初的文化语境中的使用方法和文化意义的，因此需要通过文物说明和讲解实现这些活态场景与年画展品的联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二）民俗文物与情感知识的分离
因为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分离，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观众，都很少有机会通过亲身参与或亲眼观察来理解民俗文物在原生文化语境里的制造、使用和传承的具体情境，人与物的互动关系更难得知，情感知识的分离形成理解民俗文物内在价值的“鸿沟”。
1907年，著名的俄国汉学家瓦·米·阿列克谢耶夫来到杨柳青，看到满街无比灿烂的年画后，在笔记中写道：“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这里描绘了他们多彩的生活、神奇的世界，有讲述传说、寓言、神话的，有进行道德教育、针砭时事的，有漫画、桃符、画谜，还有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祭拜神明为主要内容的过年的画。”从阿列克谢耶夫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见清末杨柳青年画在大众生活中的畅销，可以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年画的喜爱，也可以理解他的学生李福清为什么会在他的影响下成为对中国年画颇有研究的专家。
如今，虽然很多地方的年画陆续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但年画的衰退之势不可否认。被列入名录本身往往暗示着年画在当地的自然传承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需要进行人为干预和保护方可实现传承。作为民俗文物的年画渐渐退出现实生活，对研究者和观众来说，情感和知识已明显分离。
三、重构：民俗文物价值“显”而易见
人们往往很难通过对民俗文物的直观观看来迅速而又准确地理解其文化内涵。为了弥合这一文化“鸿沟”，博物馆需要结合当下语境，更主动地从观众视角来对民俗文物进行学术研究和通俗化解读，有意识地将历史、民俗文物藏品与百姓生活联系起来，策划与百姓生活关联度高的展览，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要。博物馆拣选保存的实物资料让其所承载的历史可视、可感，不仅能从今天看过去，也要能从今天展望未来。民俗文物实践路径的出发点是诠释文物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因此民俗文物展览的重心正从单纯重视文物陈列艺术向兼顾文物内涵阐释转变。
苏东海认为“博物馆物的意义(价值)是固有的，不过是潜在着的。博物馆不是赋予它而是发现它。博物馆物的价值的实现是价值的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统一的结果”。民俗文物的价值在博物馆特有的实践中由“隐”而不见到“显”而易见，其社会价值同时得以显现。
（一）跨学科研究
（二）多形式实践
鲁绣和年画入藏博物馆后成为地方民俗文物，同时成为一种公共文化资源；博物馆通过举办展览和讲座、出版图录、开展社教活动等多样态的实践向公众展示它们的文化价值，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精神动力。
民俗文物的价值要为价值主体所认识和需要才能实现。这种价值的实现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体（包括政府、群体和个人）有这种价值需要，并认为这个价值能满足其需要。这种价值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则取决于社会需要的程度。在博物馆发挥特有的收藏、展示、研究和传播功能的过程中，民俗文物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由“隐”化“显”。
以年画为例，自2011年至今，山东博物馆以不同主题和形式在本馆、省内各级博物馆，省外恭王府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开平市博物馆等，以及法国、波兰、德国、韩国等国外文化机构举办年画专题展览达32个，让国内外观众了解年画这一中国人特有的年文化标志，理解这种民间的大众读物和教育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和道德教育方面的作用；感受其影响民众审美心理的文化功能；欣赏其所表现的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热爱，以及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立体影像。
2014年和2016年，山东博物馆的年画展先后赴法国和德国展出，借展方根据所在国观众的要求安排了进校园及观众体验印制年画的项目。为此，我们在2013年12月17日赶赴潍坊市寒亭区的杨家埠村，请“恒信义”画店印画的年画艺人手把手传授印制年画的具体过程、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判断印制年画质量好坏的标准，回来后又勤加练习，使展览教育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在本馆或巡展博物馆举办的年画展中，我们有时亲自示范，有时邀请杨家埠、高密等地的年画艺人为观众展示木版年画、扑灰年画的刻版、套印或手绘制作过程，并为观众提供体验机会，带走自己完成的成品。观众有了亲身参与的经历，对民俗文物的情感认识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我们出版了多部年画图录：《山东省博物馆藏年画珍品》《多彩生活—山东民间年画展》《神灵与祈福—山东杨家埠年画》，既有对年画藏品的文字阐释和图片展示，也有对年画的产生、制作、传播以及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介绍和探讨。
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城市面貌的趋同和集体记忆的消失。通过博物馆的展览、图录、讲座及社教活动，有助于唤起民众的乡土情结，维系文化身份认同，找到精神归属。
结语
作为藏品的民俗文物在保管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展览展示、公众讲座、社教活动、文创传播等实践路径来建立博物馆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在这种沟通的互动过程中，博物馆向公众输出展览、讲座、社教活动等各种公共文化产品，公众也通过在博物馆的观看行为来建构关于民俗文物的集体记忆。这种沟通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人”与“物”的交流；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民俗文物是特别适合实践博物馆“见人见物见生活”策展理念的一类文物，通过回溯文物在原始文化空间内之于制造者、使用者的生活意义，帮助观众建构旧日生活里的集体记忆；对文物进行生活化解读和展示，建构文物与研究者、观看者之间情感、知识的联结，启发观众思考生命和生活。一件件民俗文物正是在与观众的情感交流和互动中“活”起来的。
民俗文物作为博物馆的一类藏品，可以从时代、地域、民俗、信仰、生活、工艺等多元化视角进行解读和展示。这些实物或者有助于理解民俗文化的全貌，或者成为民俗研究重要而可靠的实证资料，在历史上和当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民俗文物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邃，是传承民俗文化的载体，在现有文物藏品体系中是最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一个类别，还是开展国情民情研究和乡土教育的好素材，可以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文化身份认同。博物馆通过特有的多元化实践路径，重新构建民俗文物与原文化时空和观众知识情感的联结，实现民俗文物价值由“隐”而不见到“显”而易见。
（本文刊载于《艺术与民俗》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