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自己在多次讲话中强烈呼吁希望不要发生医疗挤兑造成NHS系统崩溃很多留学生的恐慌也正是源于此
3月18日，在英国伦敦，一名4岁的小孩透过玻璃看望自我隔离中的曾祖母。
逃离英国
“群体免疫”带来的集体恐慌
本刊记者/霍思伊李静曹然
发于2020.3.30总第941期《中国新闻周刊》
王婧宜在希思罗机场候机时，感到很分裂。
这12天里，英国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从257例急剧上涨到3741例，死亡人数则从3人增加到177人。但在希思罗机场，这一人流密集的感染高危地带，英国人的状态看起来似乎一成不变，与数字的攀升形成强烈对比。
在王婧宜看来，这种分裂不仅反映出中英两国对防护重视程度的差异，也映射出这种反差背后，不同政府的防疫政策对民众观念所形成的深刻影响。
当英国政府提出“群体免疫”概念后，此前累积的不安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发酵成集体性恐慌。“普遍的情绪是愤怒、失望以及恐慌，觉得无法理解。”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曲蕃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截至3月21日24时，北京累计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共97例，其中来自英国的有30例，位列第一。从输入病例的职业背景来看，留学生就有51例，占52.6%，超过了半数。在英国的“延缓”和中国的“应收尽收”之间，留学生们选择了用脚投票。
回国一票难求
直到3月10日，王婧宜还没有回国的打算。
王婧宜在剑桥大学中国研究系攻读博士，今年是第二年。本来她一直期待3月13日的学院150周年庆舞会，很早就买了票。当时，英国的确诊病例在300左右。她的一个朋友劝她，不要去，按英国目前的政策，整个局势一定会恶化。她极不情愿地退了票，为了安全，还提前退了剑桥的宿舍，和朋友一起搬到一个独立公寓居住。
没想到，疫情真的在几天后急转直下。从3月10日起，英国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都在100例上下，舞会前一天，新增了207例。此前，在1月31日首次确诊两例后，几乎整个2月，英国的确诊病例一直是个位数，而且没有死亡病例。“3月上旬之前，英国的确诊一直是非常缓慢地增长，所以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担心。”王婧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退票后，王婧宜给学院发邮件，建议舞会改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知道过去两个月内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不要在英国重演。”在邮件中，她这样写道。学院回复称，国家防疫部门和健康部门都认为没必要取消大型活动，所以无需恐慌，舞会也不会取消，但会在现场提供消毒洗手液，也要求有感冒、发烧症状的学生不要参加。舞会当晚，尽量减少亲密接触的活动。
3月13日是个周五，在英国一向有“喝一杯”的传统。和此前的每个周五一样，酒吧里的年轻人在热烈交谈、举杯，学院舞会照旧。不同的是，这天王婧宜搬进公寓，开始了她计划中的“自我隔离”生活。别人在跳舞，她在囤粮。15公斤大米、100卷卫生纸，这是她和另外两个舍友未来3个月的储备。
但很快她发现，根本订不到票，直飞已经不可能，二转或三转的票，订上后航班总被取消。最后，通过她父亲认识的一个票务，终于买到一张辗转30个小时的机票，只需要中转两次，相比别人，已经足够幸运。她有个朋友，至今仍没有买到票。
“我们真的非常崩溃，回国这个决定已经很难了，会耽误很多事情，但是后来发现回国却更难。”她感慨。
当时，英国只有144例确诊，留学生群体也还没有大范围的恐慌，但她搜索后发现，直飞已经从三四千元涨到近三万元，而且票极少。一转和二转还有不少，但很多是在法国、西班牙这类疫情较严重的国家，风险很大。最后，她通过朋友认识的一位代理买了两天后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中转，上海入境，再转保山的一班航线。
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临要起飞时，张艳琼突然收到科伦坡到上海的航班被取消，航空公司帮她搜索替代航线，先是从科伦坡经曼谷去上海，改签后几分钟，这班也被取消。再改成经新加坡去上海，操作间隙又被通知取消。最后一个方案是，经吉隆坡飞上海，但要滞留超20小时。当时，离起飞不到半小时，她还没安检，同意后就开始“生死时速”。在登机口，乘务员正拿着一个秒表一样的计时器倒数，10、9、8、7……她一踏进舱门，乘务员马上按了一下。舱门关闭，却仿佛打开了另一个“盒子”，张艳琼随即开启了辗转四个国家，六个机场的“魔幻之旅”。
“我算是较早一批回国的，在我开始隔离后两三天，鲍里斯政府召开了第一次疫情发布会，‘群体免疫’政策出台后，回国的留学生激增。”张艳琼说。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各种“回国群”了解到，在3月10日到3月22日的两周内，尤其是在3月16日之后，至少有数百名留学生“逃离”英国，他们抢票、研究各国的出入境政策、寻找冷门航线，在跨越五大洲的不同国家转机。这个过程中，还有不少人因为政策的临时变动滞留在中转地。
这股“回国热”持续了十几天。最近，由于机票更难买，英国防疫政策转向积极，回国留学生开始减少。3月19日，北京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5例都来自英国，23日这个数字降为2例。
在北京新国展集散点工作的一线检疫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从3月16日那周开始，明显感觉到入境的留学生增多，此前一周，平均每天的入境留学生少时是个位数，最多也就二三十人，但第二周每天增加至一两百人，其中很多都来自英国。
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后，3月21日下午3：30，王婧宜终于回到了杭州。担心航班取消、担心被传染、不敢上厕所、错峰吃喝，以及给马桶座酒精消毒，她把一路的经历称为“逃难”，“一路都提心吊胆”。
尽管费尽周折，冒着这么多风险，但是“这次疫情确实是让很多留学生转向更加相信中国，相信中国现在的处理办法。”王婧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群体免疫”之争
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集体性恐慌始于3月13日。此前一天，英国确诊病例达到562例，此后以每天新增200多例的速度爬升。但数字并非引发恐慌的直接原因，“最后一根稻草”是3月13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的“群体免疫”政策，并首次提到感染率有可能达到60%。
英国有6600万人，如果其中的60%感染上新冠病毒，也就是约4000万人。“由于绝大多数患者是轻症，当更多的轻症患者感染病毒后，就会减缓疫情的传播，以防它在明年冬天卷土重来。同时，也利于保护那些最脆弱的人。”瓦兰斯补充说：“我想，它(新冠)很像一个年度病毒，会在每年季节性的传染。”
也就在前一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首次召开疫情发布会，提出英国的防疫进入第二阶段“延缓”，引起舆论的广泛质疑。
而就在同一天，意大利累计确诊15113例，死亡1016例，首次破千。西班牙、法国、德国，日增均破百。与英国毗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所有学校自3月16日开始停课，并称“新冠肺炎疫情是法国近一个世纪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卫生危机”。
对此，工党影子大臣约翰·麦克唐奈马上嘲讽道：“约翰逊把他自己和应负的责任也‘自我隔离’了。”
英国前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则指出，像泰国、新加坡这些控制疫情较成功的国家，在暴发的早期就采取了严厉的“社会隔离”措施，而英国暂不采取关停学校这类措施，令人担忧。
英国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主编理查·霍顿也对英国政府采取的策略予以警告。他认为，在意大利发生的一切，就是英国几周后将要面临的现实。政府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没有让公众认清现实。他还说，英国政府正在“与公众玩轮盘赌”。
事实上，3月13日瓦兰斯提出“群体免疫”政策时，也指出，英国四周以后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届时死亡病例可能会破千。
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世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殷之光指出，“延缓”政策的重点是保存资源，而非积极主动进行确诊与救治。鲍里斯政府站在“保经济”的角度，想要拉长疫情传播的增长曲线，背后的逻辑是，在NHS只有有限床位的情况下，如果短期内收治过多患者，会出现医疗挤兑，造成NHS崩溃，形成社会恐慌。
“这是一个保经济的方案，抗疫方案只是它的一部分，但不是一个危机处理方案。”殷之光说。
殷之光还表示，这个逻辑表面没错，如果减缓检测和确诊的速度，可以减少社会恐慌，尽可能维持日常经济、生活的现状，直到政府熬过这段流感季。但一个前提是，英国政府在赌，新冠肺炎的重症率是不变的。“这只是掩耳盗铃，尽可能维持岁月静好的幻觉。”
事实是，在瓦兰斯提出这个概念两天后，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就指出，“群体免疫”不是政府的目标，也非政策，只是一个科学概念。
NHS不堪重负
无论“群体免疫”是科学概念还是政策，一个事实是，英国的NHS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新冠疫情。
这套在上世纪80年代由撒切尔政府主导的医疗服务体系，曾被公认为欧洲福利国家全民医疗保障的典范，实质是全民公费医疗。但在过去十年间，由于英国人口的增加、老龄化加剧、移民问题，及后金融危机时代保守党政府以紧缩财政为核心的政策取向，造成NHS经费被连年削减。
卡梅伦政府从2011年起开始缩减社会医疗预算，2014年NHS对全科医生的投入仅为23%，比十年前下降了六个百分点。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曾表达了“结束财政紧缩”的决心，并宣布给NHS提供一年200亿英镑的资金。当时就有工党人士表示，200亿远远无法弥补NHS数十年来的窟窿。
预算缩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床位的减少。
世界经合组织的数据表明，英国每千人只有2.6个医院床位，是日本的五分之一，低于意大利的3.2和中国的4.3。在人均ICU床位占有量上，在31个欧洲国家中，英国只排到第24位，仅相当于德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
NHS重症监护科(ICU)医生蒂姆·库克在3月初撰文指出，目前，英国的ICU床位占用率已经超过了90%，新冠肺炎对床位的新增负担不仅在于更多的重症患者，而且针对肺炎和肾衰竭症状采取治疗措施时，会产生气溶胶，这要求ICU床位的提前介入，进一步加剧了床位缺口。
“新冠对英国ICU的挑战是巨大的，而且非常紧迫。”库克表示，按现有统计估算，全英将会有30%至60%的人口感染新冠。其中，每7个感染者中就可能有1名需要入院治疗。而在这些入院病人中，每5个患者就可能会有1个是危重病人，需要重症监护设备。
另据来自EdgeHealth公司的分析，在疫情高峰期，英格兰中部地区的ICU床位缺口将达到2900张，而西南地区至少还需新增1900张床位才能满足最低要求，也就是在现有的数量上增加6倍。
此外，据英国《卫报》披露，英格兰仅有15台体外膜肺氧合设备(ECMO)。NHS早就表示，如果超过28名患者需要ECMO，NHS系统就可能陷入困境。
殷之光指出，早在2009年流感大暴发的时候，NHS的收治能力就遭到了巨大考验。当时，在游说力量鼓吹NHS私有化、政府不断削减公共卫生等项目的预算影响下，再加上2016年开始的退欧，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NHS更是受到了减员、减资等巨大压力。
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曲蕃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英国的疫情顶峰一定会突破NHS的医疗资源能力的上限。而中国的体制优势在于，可将全国资源集中倾斜到一个地方，这是英国做不到的。
3月21日，鲍里斯政府表示，NHS与私营医院已经达成协议，将有将近20000名合格医疗人员加入NHS医疗系统，还新增了8000多张病床，近1200台呼吸机和其他重症监护设施的使用权。
事实上，此次疫情对约翰逊政府是个极大的考验，除了一直承诺的脱欧可能在疫情影响下继续延后，疫情带来的NHS崩溃还可能会让他此前的努力付之东流。
此前，在脱欧公投的动员中，脱欧派向选民承诺：从前英国每周要给欧盟交3.5亿英镑，脱欧之后政府可以用这笔钱来补贴NHS。因此，当NHS资源如此捉襟见肘时，约翰逊政府在“延缓”疫情峰值到来的同时，也在延缓民众因NHS崩溃而产生的不满。
鲍里斯自己在多次讲话中强烈呼吁，希望不要发生医疗挤兑，造成NHS系统崩溃。很多留学生的恐慌也正是源于此。
王婧宜父亲看到“群体免疫”的政策后，要求她马上回国。他说，60%的人都感染了，到时医疗资源一定瘫痪。武汉早期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就是医疗挤兑造成的瘫痪，英国很可能会悲剧重演。
3月6日，伦敦街头，两名出行者都穿上了“防护服”。
从“延缓”转向“遏制”
3月16日，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发布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延缓”政策下，疫情的蔓延会有所放缓，但仍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报告预计，高峰期ICU床位需求会高出英国医疗系统能力的8倍，最终可能导致英国有26万人死亡。
“这不仅包括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患者，还有由于NHS过度紧张而无法得到正常治疗的其他患者，”报告这样写道。
相反，如果进行阻断，大约在干预措施实施后3周，ICU需求会从峰值下降。报告认为，尽管政策有效性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是这一策略最有可能确保ICU需求保持在医疗系统能力范围内，英国的总死亡人数将降至2万人左右。
就在报告发布的当天晚上，约翰逊政府对此前广受争议的“延缓”措施进行了调整，英国的防疫政策开始从“延缓”转向“遏制”。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鲍里斯的核心智囊之一，弗格森在报告中对死亡人数和NHS崩溃的可怕预测，让他“不得不开始重视”。截至3月16日，英国的累积确诊已达到1436例，死亡55人。从疫情增长曲线可以明显地看出，从3月12日开始，进入急剧攀升阶段。
从上周起，约翰逊政府的防疫政策不断升级。
3月16日，约翰逊宣布从原本的“居家隔离”升级为“家庭隔离”，如果家庭成员出现类似感染病毒的症状，建议家庭成员待在家里14天。此外，他第一次建议，避开酒吧、俱乐部，远离电影院和剧院，不再支持群众集会。
3月20日，鲍里斯宣布关闭伦敦所有酒吧、餐厅、健身房和电影院等各种娱乐场所，只有外卖店可以保留，并将“建议”升级为“强制”。该禁令将实施至少14天。
3月23日，鲍里斯宣布“封国”。要求所有民众只有在购买生活必需品、药品、求医和上班时才可以出门。所有非必需品商店全部关停，公共场所禁止两人以上聚集。他甚至宣布全面托管英国的铁路服务，以便确保在疫情期间，铁路服务保持正常运转。政策将会持续三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