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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3
王赫
内容摘要：丰坊是明代造作伪书的代表人物，其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丰坊在“大礼议”后欲通过作伪重振四眀丰氏的声望，故他在虚构伪经的接受情况时有家族、地域和政治的考量；丰坊的伪经吸收和落实了明中叶经学家的疑经、改经观点；《鲁诗世学》的成书过程体现了明中叶作伪与辨伪的互动；丰坊造作的伪“古文”字形等，迎合了明中叶文化界由好古到作古的风气。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
关键词：丰坊伪书作伪明代经学明代文化
嘉靖年间浙江鄞县人丰坊（1494-1571后）[1]是明代造作伪书的代表人物，林庆彰言其于有明一代“作伪之方法最诡异，所作伪书最多，影响亦最深远”[2]。丰坊在四经《世学》（《古易世学》《古书世学》《鲁诗世学》《春秋世学》）和《石经大学》中伪托先祖所传“石经”或“外国古文”的名义，篡改或伪造了《周易》《尚书》《鲁诗》《春秋》《大学》的经文和商子木《文言传》、子贡《诗传》等经说，可谓遍伪群经[3]。
清初以来，学界即认为丰坊的作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明代经学的学风[4]。《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云：“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5]，丰坊遍伪群经显然是“肆”的极端体现；然而，明代的文化和学术氛围是如何催生和影响了丰坊的作伪？这其中的关系尚待从具体处考察。本文以丰坊所作伪书的文本、文献形态以及版本流变为线索，从具体处考察丰坊作伪的背景和部分过程，以揭示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对丰坊作伪的直接影响，并考察丰坊的伪经在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的意义。
一、家族、地域与政治：丰坊作伪的目的和背景
（一）以“世学”为家族招魂
关于丰坊遍伪群经的目的，黄宗羲有云：“坊一官不得志，无所不寄其牢骚，人绐己，还以绐人，至于经传，亦复为拊掌之资。”[6]黄氏看到了丰坊晚年作伪与官场失败的关系，但“拊掌之资”似不足以揭示丰坊伪书的寄托之意。其实，丰坊的“一官不得志”不但是个人的失败，更标志着一个家族的覆灭。
鄞县丰氏的望族历史始于丰稷（1033-1107）：他于北宋嘉祐四年（1059）举进士，此后历任工部、礼部尚书。丰稷一族在元代没落，但明初丰氏旁支后人丰庆（生卒年不详）又通过科举入仕，迁回鄞县，通过重修家谱将自己描述为丰稷的直系后代，从而建构起了横跨宋元明三代的家族叙事[7]。丰庆之孙、丰坊之父丰熙（？-1537）于弘治十二年（1499）举殿试第二，世宗即位后亲擢为翰林学士，丰坊也于嘉靖二年（1523）举进士，授礼部主事。然而“大礼议”爆发后，丰氏父子站在了反对皇帝的一方。嘉靖三年（1524）“左顺门哭谏”后，丰熙作为为首者之一被贬至福建，卒于戍所；丰坊出南京礼部，不久免归。此后丰坊在嘉靖十七年（1538）上书世宗，一反旧日立场，请建明堂、献皇帝称宗以配上帝。此举显然为逢迎皇帝，世宗大悦，但丰坊仍未得起用，反倒背上了“畔父”的骂名[8]。
所以，丰坊是一段望族历史的终结者。这段光辉的家族历史在丰坊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丰坊于《鲁诗世学》卷一上伪托黄佐（1490-1566）之语，用很长的篇幅历数家史：
四明丰氏，唐世以来名儒辈出。清敏公与伊川友善，道德节行，晦翁以为巨细隐显深足慰满人心。曾孙宜之清修忠谅，晦翁尤所心服，语在《遗事后序》；宜之孙〔存〕[9]芳守太平，伯颜兵犯采石，阖门伏节。存芳幼孙复斋公历元世八十年，衰绖终身，坐立未尝北面；洪武初，以孝廉征为国子司业，上书谏观灯事，左迁德化教谕，寿百有五岁乃卒。复斋子简菴公，官兵科右给事中，谏景帝不当易储，系锦衣卫狱七年；英庙复辟，超擢河南右辖，引疾乞休。简菴子奉直公弘毅温良，动必以礼，早归西园，日以著述为事。盖自清敏至先师一斋先生十有四世，专门诸学，藏经史百家六万余种。[10]
丰坊无法掩饰对这段辉煌家史的怀念，而家族的政治生命终结以后，值得标榜的只有“学”。故丰坊不仅声称其先祖丰稷、曾祖丰庆等传下了“三体石经”“外国古文”等珍贵文献，而且依托这些概念造作近百卷的四经《世学》和《石经大学》，并将其层层注释托名于先父先祖，伪装成丰氏家学的结晶，如表1所示：
表1四经《世学》的传注层次与题作者
事实上，自明末清初开始，学界就逐渐知晓这些托名父祖的内容实出丰坊一人之手[12]。因为家族已经失去政治经济地位，所以丰坊只能变本加厉地标榜家族的学术传统，为此不惜遍伪群经。人皆知丰坊晚年寄心艺术，其实他可能将经学作为更加“务本”的寄托，这可能就是他晚年改名“道生”并于四经《世学》皆署此名的用意[13]。
（二）虚构的接受圈：家族、地域和政治的考量
伪书的成功意味着广泛的接受。借助晚年好友王文禄的付梓之功，丰坊的《石经大学》和王文禄加工较多的《子贡诗传》《申培诗说》有较大的影响力[18]，而四经《世学》中所谓“石经”和“外国古文”的接受程度则相对有限。但是丰坊的大胆程度超乎古今作伪者：他不仅伪造了经传文本，更在四经《世学》内虚构了这些珍贵文献自宋以来的接受情况。丰坊有时捏造他们得到这些珍贵文献的经过，有时则直接伪托其言论。举其中与丰坊关系较近之例如下：
1.王应麟，字伯厚，鄞县人。宋元之际学者，《宋史》有传。
《鲁诗世学》卷三十一伪托“深宁王氏曰”：“今本脱简无韵，幸三体石经《鲁诗》犹可据也。”
又《古书世学》卷一：“箕子朝鲜本、徐巿倭国本则作《帝典》，与子思《大学》合，王鲁斋、王深宁皆以为最是，今从之。”[19]
2.程端礼，字敬叔，鄞县人。元代学者，《元史》有传。
《鲁诗世学》卷十五伪托“畏斋程氏曰”：“考魏政和时始刻三体石经《左传》……，则知今世所传乃杜预伪增之文也。”[20]
3.杨守陈，字维新，鄞县人，成化、弘治时期重要文臣，《明史》有传，详见下节。
《古书世学》卷一：“二国所译《书经》，先曾祖通奉府君（丰庆）与杨文懿公皆尝录得，以藏于家。”
又《鲁诗世学》卷六伪托“泰泉黄子（黄佐，见例10）曰”：“镜川（杨守陈）在东阁，及见三体《鲁诗》，故能辩贼樵之邪说。”[21]
4.刘瑞，字德符，内江人。刘瑾当权时谢病归乡授徒，瑾诛后以副使督浙江学校。《明史》有传。刘氏与丰坊有交往，丰坊有《赠五清先生序》，又有《游琅琊山记》记载正德年间省刘瑞于滁州[22]。
《古书世学》卷一伪托“五清刘子曰”：“简菴丰公（丰庆）唯据箕子古本、鸿都石经，而众论有所折衷，可谓有功经学矣。”[23]凡此不一。又见例11。
5.乔宇，字希大，乐平人。嘉靖初为礼部尚书，“大礼议”时极谏，世宗怒，后夺其官。《明史》有传。
《鲁诗世学》卷一上伪托“白岩乔氏曰”：“宇从先师李文正公获睹祕府《鲁诗》古文”云云[24]。
6.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大礼议”时为吏部左侍郎，“左顺门哭谏”首倡者之一，后出南京。《明史》有传。何氏于南京与丰坊相交甚欢，本文下节详析。
《古易世学》卷十二上伪托“燕泉何氏曰”：“孟春窃著《易疑初筮》，既已梓行，晚得见丰清敏公（丰稷）《石经正音》以决平生之疑，不及追改，姑附是说于征仕公（丰寅初）《略说》之后。”[25]又见例11。
7.陈侃，字应和，鄞县人。以讦直与张璁不合。曾使琉球，著有《使琉球录》。[26]因陈氏有出使海外经历，故丰坊屡借其口为“外国本”经书作证。
《古书世学》卷一伪托“思斋陈氏曰”：“以是知朝鲜本‘授禹乃崩’真箕子所传古文，而简菴公以订今本之谬，诚有功于经学也。”又：“石经‘根食’、‘鲜食’，一斋先生（丰熙）释之最精……石经‘无’作‘母’，‘傲虐’作‘暴虐’，最是。”[27]凡此不一。《古书世学》卷三更伪造了一段陈侃与“朝鲜使臣”的对话：“思斋陈氏曰：今本《仲之训》错在《汤诰》之前，非也……在礼科见朝鲜使臣元世儒，问之。世儒曰：‘吾国《商史》：……故仲作书训王，因传播其文于天下，使知天有定命。’”[28]凡此不一，皆为“箕子本”《尚书》作证。又《古书世学》卷六为配合丰坊篡改的《尚书》“古文”编造了“《孟子》古文”，故丰坊又伪造陈氏引用“倭国《孟子》”之语。[29]
8.舒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十二年举进士第一。因极谏（包括“左顺门哭谏”）先后触怒武宗和世宗，两受廷杖，赴母丧时卒于家，世称“忠孝状元”。《明史》有传。
《鲁诗世学》卷四伪托“梓溪舒氏曰”：“欧、王、程、朱、吕氏不知毛、郑编次之错……石经今在内阁，吾以是信之。”[30]
9.杨慎，字用修，新都人，杨廷和子，“大礼议”时为翰林学士，与丰熙同为反对派之首领。“左顺门哭谏”后两受廷杖，谪戍云南。著述极伙。《明史》有传。
与利用陈侃相似，《古书世学》卷五伪造了杨慎与“日本使臣”的一段对话：“升菴杨氏曰：慎问日本使臣元信：‘侯度何人？’信曰：‘纣之先锋大将也。’”云云，为丰坊“外国古文《尚书》”中生造的历史人物“侯度”作证。[31]
10.黄佐，字才伯，香山人。嘉靖初年为翰林院编修。《明史》有传。黄佐曾与丰熙共事，后为丰熙作《墓碑》[32]，因此丰坊声称其师事丰熙。
《鲁诗世学序》即托名黄佐作，言“古文《鲁诗》摩于虞喜，废于天监、贞观，发于宣和、绍兴……丰清敏公为之《正音》，其后文忠公（丰寅初）、简菴公、西园公（丰耘）世有论著，先师一斋先生集为《正说》，以宋世摹本授佐，俾订成之。先师既没，佐起为宫詹，获睹秘阁石本，益敬且信。”[33]后正文中类此者不胜枚举。
11.马汝骥，字仲房，绥德人。正德年间曾偕舒芬谏武宗南巡，受廷杖，世宗即位后录其直谏之功。嘉靖年间拜礼部右侍郎。《明史》有传。
又：陆铨，字选之，鄞县人，嘉靖二年进士，与弟陆釴同争“大礼”，皆被杖，出广西，《明史》有传。与丰坊关系密切，“生同乡，业同学，举同状，仕同官”，丰坊有《赠石溪陆年丈序》[34]。
《古易世学》卷十二：“先清敏公历考卜子夏、商子木、孔子甲、刘子政、蔡邕、卫宏、庾翻、管辂、郭璞诸本，泽以《正音》；征仕府君著《略说》以明经旨，辟邪说，五清、燕泉、西玄（马汝骥）、石溪诸公以为有錬石补天之功。”[35]
12.策彦周良，日本室町时代禅宗临济宗僧侣，曾于1539和1547年二度担任遣明使。
策彦于第二次出使明朝期间，与丰坊有过两次会面。其实早在周良第一次入明时，就已经听说了丰坊，要求主动结识。第二次入明后，则与丰坊相谈甚欢[36]。所以丰坊要伪造日本《尚书》，策彦周良可用作绝好的旁证。《古书世学》一再伪托“夷使周良”或“日本周良”言“吾国古文”[37]。平冈武夫已经指出，丰坊对日本古书的幻想与和策彦的交往有密切关系[38]。
13.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明史》有传。唐氏曾任翰林院编修，又曾在浙江与胡宗宪协谋抗倭，故与丰坊交往密切，丰坊有《旅况寄季彭山唐荆川》、《吴园忆季彭山唐荆川》二诗今存[39]。
《鲁诗世学》卷三伪托“荆川唐氏曰”：“顺之读书中祕，得与泰泉黄子同观天府石经《鲁诗》，乃知《邶》自九篇，《鄘》自七篇，原与卫事不相干涉，因假录而藏之，期以淑诸后人，其为万世经学之幸，岂特珠还合浦、剑入延平而已！”据此则唐顺之似从黄佐处得见石经。又卷三十伪托唐氏曰：“以是益信《鲁诗》真孔门之的本，而申公、镜川、一斋、泰泉之说可谓择焉而精矣。”[40]凡此不一。
14.郑真，字千之，鄞县人[41]。
《春秋世学》卷三十三伪托“荥阳郑氏曰”：“今本《戴记》‘是丘之福’‘丘’作‘臣’，乃传写之讹，当以三体石经《礼记》为正。”[42]
上述丰坊所伪托的“代言人”，组成了一个虚构的伪经接受圈。这一接受圈中人物有何特点？首先，丰坊同乡浙江鄞县人居多。如宋代的王应麟、元代的程端礼、明代的陈侃、郑真、杨守陈、陆铨；其次，与丰熙、丰坊父子有交往的人多。如黄佐与丰熙在翰林院结识，刘瑞督学浙江时结识少年丰坊，“大礼议”后何孟春、唐顺之都尝与丰坊交好，策彦周良入明后专程拜访丰坊；最后，与丰氏父子政治立场相同的人多。如何孟春、杨慎、舒芬、陆铨都与丰氏父子一同参加了“左顺门哭谏”，乔宇亦一再极谏“大礼”，陈侃也因讦直与议礼新贵张璁不合；马汝骥虽未涉“大礼议”，但也以敢谏闻名。一言以蔽之，丰坊安排的“代言人”名单，体现了家族、地域与政治的多重考量，丰坊想描绘这样的图景：“四明丰氏”家族自宋至明一直是保存和传播“石经”和“外国古文”等珍贵文献的中心，而接受这些珍贵文献者多有敢于反抗皇帝和权臣的正义之士，就像“大礼议”中的丰氏父子。至于丰坊自己曾背叛在左顺门时的立场，此事则要绝对回避。
二、从疑经、改经到伪经：明中叶经学风气对丰坊作伪的影响
“疑经”“改经”的风气盛于宋代[44]。丰坊在作伪改经时即多继承宋儒疑经改经的实践，如林庆彰考出丰坊伪造《子贡诗传》多承袭朱熹《诗集传》[45]；李纪祥考出丰坊《石经大学》承袭了宋儒董槐的《大学》改本[46]。而对丰坊作伪改经影响更加直接的，是上节提到的其同乡先贤杨守陈（1425-1489）和患难好友何孟春（1474-1536），以及由丰坊好友变为仇敌的季本（1485-1563）。他们都有鲜明的疑经改经精神，甚或遍疑群经、遍改群经，这直接影响了丰坊的经学作伪。
（一）杨守陈的影响
杨氏字维新，号镜川，景泰二年（1451）进士，乃成化、弘治年间重要文臣[47]。杨氏遍抄、遍注四书、五经，题为《私抄》。《私抄》今全部亡佚，幸其文集中尚存《私抄解》一文和《尚书》《诗》《三礼》及《四书》私抄之《序》，从中可见其书内容特点。据杨氏自述，可知《私抄》内容惊世骇俗。《大学私抄序》言杨氏将《大学私抄》“閟之箧中，不敢以示人”：
一日，客或翻箧见之，阅未半，辄嘻笑且怒骂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圣经至此也！夫《大学》者，孔圣之经，曾贤之传，而朱先生之《章句》、《或问》，后学惟诵习之，莫敢违也。何物幺么，迺敢僭易而妄解之？其叛儒先而紊圣经一何甚哉！疾毁亟焚，毋贻是书累也。”愚应之曰：“非敢尔也，颇欲佐儒训，明圣经，而患于不能耳……子安庸怒哉？”客頩颊而去。[48]
《文集》编此文于杨氏二十九至三十四岁之间[49]，可见杨氏很早就有疑经改经的主张和实践。而其将经文和朱熹《章句》一并以己意修改的做法，在一般学者看来必是“僭妄”，杨氏自己亦觉“惭且悔”，故著书时即取名《私抄》，“私”字决定了其“不敢以示人”，且未曾付梓。然而此书依然有小规模的流传和接受，故丰坊得以见之[50]。
学者已指出杨守陈多引宋元儒疑经、改经之例为自己的《私抄》辩护，显然可见杨守陈改经方法承袭宋元先儒[51]。又杨氏《私抄解》言其撰《私抄》之意，乃修正宋元诸儒注经、改经之“未尽正”，“或有未精”之处[52]，其继承宋元经学精神和方法的意识是自觉的。其九部《私抄》之改经方法和内容特点，则可据《私抄解》及各书之序归纳如下：
1.全面改订《四书》《五经》之“错简”、“讹字”、“重句”和“阙文”，而尤以调整“错简”为多，产生了一套完整的新经文。
2.以己意改订《四书》《五经》之篇章次序。
3.经文下附抄诸儒之说，虽以宋元经说为主，但不限于科举之用。
4.间下己意，对前人多所驳正。
而这些特点，丰坊四经《世学》全部具有。只不过杨氏明言改经乃己意，丰坊则托以祖传《石经》、“外国本”，故丰坊之举可定性为“作伪”。
丰坊《古书世学》、《鲁诗世学》的作伪受到杨守陈的直接影响。丰坊在篡改经文时多承袭杨氏之改法，且大段引用《私抄》之说。举例如下：
1.《古书世学》卷一《帝典》引“杨文懿公曰”云云，以为“‘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错在封山、濬川之下”，故将此“移抄于‘女作士’之下，而继以‘五刑有服’至‘惟明克允’”。丰坊即据杨氏说调整句序，又引杨氏纠正蔡传“五刑三就”之解。
2.《古书世学》卷二《甘誓》引“杨文懿公曰”云云，以为“今本《甘誓》篇末‘予则孥戮汝’乃《汤誓》之辞误重在此”。杨氏之证据除此句与《汤誓》文同外，尚有“予则孥戮汝”与“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重复，语意赘余，故杨氏断定：“此实衍文，人所易晓，但先儒言经之笃，不致疑耳。”丰坊从之。
3.《鲁诗世学》卷五《桑中》引“杨文懿公曰”云云，辩驳朱熹“淫诗”之说。朱熹《诗序辨说》言孔子之所以存“淫诗”于经，乃欲“以为戒”，与《春秋》记乱臣贼子之事同理；而杨氏则认为“《春秋》主事，当无不载；《诗》主辞，当有所择”，并进一步以朱熹本人作《资治通鉴纲目》与《楚辞集注》为例，证明“《桑中》果为刺奔，而非淫者所自作”。丰坊《鲁诗世学》亦反对朱熹“淫诗”之说，于此例可见其受杨氏直接影响。
4.《鲁诗世学》卷九《无衣》引“杨文懿公曰”云云，反对《无衣》为晋武公自作。其原因与反对《桑中》为淫者自作相同：“愚谓武公乱贼也，若果其所自作，则乱贼之言圣人未必录之”。故杨氏认为《唐风·无衣》依然是“阴刺”之诗，朱熹《诗序辨说》是，《诗集传》非。[53]
综上可见，丰坊对杨守陈疑经改经的承袭，既有具体的改经方法与结论，例如调整《尚书》“错简”，删“衍文”；又有背后的经学思想，例如否定孔子于《诗经》中收录“淫者”与“乱贼”所作之诗，这是典型的以理改经。
而丰坊对《私抄》之改经不仅有接受，亦有辩驳。亦举数例：
1.《古书世学》卷四《盘庚》：“镜川《私抄》自‘古我先后’至‘有佚罚’共二十八句错置‘非予有咎’之后，‘凡尔众’之前，盖参以己意，而使语脉间断，训诂不协，不若先曾祖止依箕子传本，乃秦火未焚之古书也。”
2.《古书世学》卷一《帝典》伪托“鹤洲杨氏曰”：“‘象恭慆天’，唐本‘慆’作‘滔’，因声而譌。杨镜川意为下文重出而削之，失滋远矣，皆未见鸿都石经故耳。”
3.《鲁诗世学》卷十六《頍》：“杨镜川亦因‘丧无日’之句疑非治世之诗，皆未见石经故耳。”
4.《鲁诗世学》卷六《丘中》伪托“泰泉黄子曰”：“镜川在东阁，及见三体《鲁诗》，故能辩贼樵之邪说，惜朱《传》之误从。然有偏主卫宏伪《序》，殊不可晓。”[54]
按，例3、例4显然矛盾，上文已经提及，此乃丰坊虚构杨氏得见石经之事时不审之处。
综上，丰坊造作《古书世学》和《鲁诗世学》时受到同乡先贤杨守陈的直接影响。丰坊于杨氏之说有详细采择：一方面吸收杨氏的改经结论和经学思想，以伪造“石经”或“外国古文”文本；另一方面不从杨说之处，即乘机标榜自己所伪造“石经”或“外国古文”经文之独特价值。
（二）何孟春的影响
何氏字子元，郴州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官至太仆卿。“大礼议”起时在云南，上疏谏之；后任吏部左侍郎，又三谏世宗，与张璁辩难，最终首倡“左顺门哭谏”。世宗惩办丰熙等人后，出何氏南京工部，《明伦大典》成后何氏被削籍。[55]何孟春的政治立场、政治命运与当时的丰氏父子相同，又与丰坊同出南京，因此二人在南京有交往。丰坊有《和燕泉先生委心亭题壁五首》，其二《遥情》：
明公秉铨日，好德何休休！虽蒙吐握勤，未遂登门游。北斗横大江，始得瞻风流。撰屦狎朝夕，如彼忘机鸥。[56]
可见丰氏与何氏相得甚欢。又其三《宿好》：
胸中万卷书，庶几展平生。尔来诤礼疏，大义何昭明！宦途历夷险，秉心和且平。
此写何氏，亦为丰坊自述。可见丰坊与何氏因相同的政治命运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后两人各回原籍，仍有交往。何氏晚年将笔记结集为《余冬叙录》，嘱丰坊为之序。[57]
经学方面，何氏认为“经有六，《易》为大”[58]，著有《易疑初筮告蒙约》，此书对丰坊《古易世学》有直接影响：丰坊《古易世学》伪造古《周易》经传直接承袭了何氏《易疑初筮》对《周易》篇章结构的调整。《古易世学》取宋儒晁说之说将《经》与《彖》、《象》分开，但又不同意晁氏合上、下《经》为一，故《经》、《彖》、《象》又各自分为上下两篇。然而丰坊的拆分仍未结束，其将《大象》、《小象》复拆分开来，则所谓《象》在《古易世学》中一分为四。这种结构即承袭何氏《易疑初筮》。《古易世学》卷一〇：
晁说之每卦以《象》冠《系易》之首……朱、吕、俞琰、周木皆从之。……至何燕泉乃知《象》为孔子自作，“潜龙”以下实解周公爻辞之本注，混为一篇非是，厘而四之，是矣。然犹惑于《大象》、《小象》之说，而不知《系翼》之明，皆由未见石经古文故耳。[59]
何氏之书已佚，但据朱彝尊《经义考》引林俊《题词》言此书“厘《大象》别之”，何氏应确有区别《大象》、《小象》之意。[60]故丰坊认为今所谓《大象》、《小象》性质不同，从而将今本《象传》“厘而四之”，乃承袭何氏之分法。至于为《小象》起新名字《系翼》，则是丰坊的创造。
而与杨守陈之例相似，丰坊对何孟春改经亦有不取处，乃其对经文体例之调整。举三例：
1.卷一《彖上经·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考补》：“何燕泉《易疑初筮》乃于此句之上复加‘履’字，以补伏羲之卦名，可谓谬甚矣。”
按：后《同人》“同人于野”、《坎》“习坎”皆同。
2.卷三上《系上经·乾》：“初九，潜龙勿用。”
《考补》：“《易疑初筮》去‘初九’二字，止作一画，谬甚。”
3.卷七上《系上翼·乾》：“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或跃在渊，退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聚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考补》：“何燕泉《易疑初筮》于‘潜龙’上加‘初九’字，‘见龙’上加‘九二’字，‘终日’上加‘九三’字，‘或跃’上加‘九四’字，‘飞龙’上加‘九五’字，‘亢龙’上加‘上九’字，‘见群龙’上加‘用九’字，考石经，不然。”[61]
可见，何氏为保证《周易》体例一贯，将卦名与卦辞区分开，故于卦名与卦辞重合之处往往补以卦名[62]；又将爻辞之“初九”“九二”等首两字以卦画代替，而尽移爻辞首两字于《小象》每句之首。丰坊对此一切不取，并屡言其非，体现了丰坊作《古易世学》对何氏《易疑初筮》参考甚多，对何氏改经的方法和结论非常熟悉，有详细采择。
另外，丰坊改经考史还受何氏《余冬叙录》的影响。《余冬叙录》外篇三十五卷多杂考经史，丰坊既与何氏交好，便于考史或改经时引用其说。举例如下：
1.《古书世学》卷一《帝典》《考补》于“咨四岳”之文下引《余冬叙录》，考《庄子》所载尧以天下让许由事，以证许由即“四岳”之一[63]。
2.《古书世学》卷一《帝典》《考补》引《余冬叙录》，据《孔子家语》认为今《舜典》“陟方乃死”当为“陟方岳乃死”之误。又反对孔安国以“升遐”训“陟方”。而丰坊本人改经文“陟方乃死”为“授禹乃崩”，言“陟方”二字乃传写之譌。此引何氏《余冬叙录》之文，盖为删“陟方”二字张本[64]。
3.《古书世学》卷一《皋陶谟》《考补》就“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二句引《余冬叙录》之新解[65]。
4.《春秋世学》卷三十三《考补》引《余冬叙录》考证孔子异表之事。而丰坊在征引何氏此语后，复伪造伪造李伯时、李东阳之语续之，这是丰坊作伪的典型风格[66]。
综上，丰坊与何孟春因“大礼议”中相同的政治命运成为好友，何氏无论是改经或是考史，都直接影响了丰坊四经《世学》的造作。
季本堪称明代最典型的“心学经学家”。少师从王阳明，其“龙惕说”于浙中王学自为一派；又几乎遍注群经，且继承了王阳明的“臆说”精神，特别勇于疑经改经。其《易学四同》继承宋元儒欧阳修、吴澄等疑经精神，大胆改经[70]；《诗说解颐》认为今本《诗经》秦火后多“错简”，因此多调整诗篇的次序[71]；《春秋私考》不但对《左传》大加怀疑，更有欲改经文者[72]，近乎遍疑、遍改群经了。
丰坊《古易世学》《鲁诗世学》《春秋世学》大量引用季本《易学四同》《诗说解颐》《春秋私考》之说，又往往落实季本疑经、改经的具体结论。举例如下：
1.调整《诗经》篇章次序
《诗传》卷二《王》：“士就亲（下十字皆半阙，当为‘戚而莫之恤，赋《我行其野》’。）”
《考补》：“杨文懿、季明德皆云当为《国风》，可见人心有同然之理，此先君所以断从《鲁诗》之序也。”[73]
按，《我行其野》原在《小雅》。丰坊此处“《鲁诗》之序”（即子贡《诗传》）显然据杨守陈、季本之说为之。而季氏虽言此诗位置当改，但未尝径改经文；而丰坊《鲁诗世学》托于“石经”，随心所欲，重组出一套新《诗》文本。可见丰坊改经在季氏基础上变本加厉。
2.调整《诗经》“错简”
《鲁诗世学》卷二十《緜》：“《緜》八章，章六句。”
《考补》引季本曰：“此诗前八章皆言太王迁岐之事，以见周家王业之所由兴也。毛公本有第九章，言文王得虞芮之归心，与上文义不相属，虽以迁就其（就）〔说〕以求通，终是牵强。唐荆川以‘虞芮’一章为《思斋》之（楚）〔错〕简，理或然也。”[74]
按，此见丰坊根据季氏说调整《大雅》之“错简”。考《解颐》原书，此观点乃季氏自为之，并非源自唐顺之说，丰坊此处乃伪托唐氏以重其说。
3.改《春秋》经文
《春秋世学》卷三十三襄公三十年《经》：“五月，宋灾。甲午，宋伯姬卒。”附注：“三《传》倒写‘甲午’在‘宋灾’之上，因谓伯姬被火焚死，以石经正之，知其谬矣。”
《择义》引元儒程端学曰：“《公》、《谷》‘伯姬’上无‘宋’字，阙文也。”“《左氏》见‘伯姬卒’书于‘宋灾’之下，妄为之说。夫火其身而待姆，天下有此愚妇人哉……经之所书本是两事，《公》、《谷》误合为一，疑其逮火而死，非实有所见也。”又引季本《私考》：“经书‘宋灾’而别曰‘宋伯姬卒’，则……姬死适与灾同月耳。时叔之辨得之矣。”[75]
按，丰坊与程端学、季本皆不信宋伯姬死于灾，故从程氏、季氏之说，故乙《左传》之“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为“五月宋灾甲午宋伯姬卒”，则“宋灾”与“宋伯姬卒”彻底分为二事。
4.改《左传》文
《春秋世学》卷三十定公元年《传》：“诸侯之大夫会，城成周。滕人不至，土弥牟诘之。宋仲几不受功，曰：‘薛，吾役也。’……城毕，归诸侯之戍，晋人执仲几，归之于成周。”
《择义》：“道生按：此亦魏三体石经《左传》古文，今本多错误，故不同也。”又引季本曰：“是时小邾属齐，宋不能役；薛尝属宋；滕虽属鲁而南逼于宋，仲几兼其受役之直而又不肯为滕受功，故以薛为属国而责之代役，故薛宰有争复旧职之言，晋知罪之在仲几也。去冬城成周，则已有业次，晋主属役，必待功毕而始执仲几耳。”[76]
按，此“三体石经古文”显然乃照搬季氏说篡改《左传》而成。季氏言滕、小邾皆不属宋，故丰坊删宋仲几言中“滕、郳”二字；季本因当时薛、小邾皆在，滕不在，谓宋仲几乃不受功乃不愿代滕受功，故丰坊增“滕人不至，土弥牟诘之”九字；季氏谓晋人未尝执仲几归晋，故丰坊删“执仲几以归”之“以归”二字；季氏谓晋必待功毕方归仲几，故丰坊将城毕归戍之事移至归仲几之事之前。
5.伪造“乐正氏记”
《春秋世学》卷三十定公元年《传》：“炀公之庙毁二十有二世矣，季孙设坛于家，祀炀公而诅昭公。昭公薨于干侯，季孙曰：‘先君寔谴于君，非意如之罪也。’请立炀宫，定公从之。”
《择义》伪托“章贡李氏曰”：“此见《乐正氏记》。”又引季本曰：“《左氏》以为昭公出，故季平子祷于炀宫，则炀公历世太远，不在坛墠有祷之数，何为而有宫可祷？……窃意炀公鬼物必有以阴助季氏逐昭公者，其神奸可以惑众，故为之特立其宫欤？”[77]
按，此“《乐正氏记》”显然乃据季氏说为之。炀公之世太远，《左传》言季孙时尚有炀公之庙，不合《礼》之庙制，因此季氏疑之，丰坊则据此篡改《左传》。
丰坊不仅多接受季本疑经改经的结论，在经学思想上同样受到季氏很大影响。以《易》学思想为例，季本《易学四同序》：
周公之爻即文王之彖，文王之彖即伏羲之象，至于孔子之象、彖、爻《传》，则又不过解释三圣之义而已，千圣一心，岂有异学哉？顾自战国以来，微言既绝……世儒信之，不折诸理，遂以为四圣之《易》不同，为说纷纷，竟无归一，以至于今，学者贸贸，莫知的从也。岂有圣人之教至于惑世如此哉？……知圣道之同，则知《易》学之同矣。[78]
可见季氏书题名“四同”，目的是反驳朱熹“四圣之《易》不同”之说。朱熹因力主“《易》本为卜筮作”，“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故“学《易》者须将《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79]。主义理之学者自然难以接受此说，故前述杨守陈《私抄解序》亦云“凡主义理者抄之，主卜筮者不抄”[80]，而丰坊《古易世学》与杨守陈、季本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易》本为卜筮作”说，且伪托其伪经“代言人”之一马汝骥（1493-1543）之说，将矛头明确地指向朱熹：
晦翁……又（为）〔谓〕：“《易》只为卜筮而作，不当以义理解《易》。”……“文王、周公之辞未必伏羲本义，不可以孔子之说便为文王说，唯康节先天后天之说最为有功。”呜呼！果若斯言，则老子、寿涯、陈抟真知作《易》源委而深得伏羲本意，周、邵二子之圣实超乎文王、周公、孔子之上乎……今日唯以卜筮为教，则将使万世之下、四海之内皆巫瞽乞食之徒。[81]
丰坊引朱熹之语不无夸张诬陷，但可见丰坊极其反对以卜筮说《易》，坚持以义理说《易》，完全接受季氏的《易》学思想。
季本在经学上对丰坊有如此大的影响，却未预丰坊伪托的伪经“代言人”之列，乃因他曾尖锐地表达对丰坊伪经的质疑。而正因如此，二人关系破裂，而季本的质疑又影响了丰坊的作伪行为。
三、作伪与辨伪的互动：季本的质疑与《鲁诗》作伪的变本加厉
（一）《鲁诗世学》早期版本与今本之异
丰坊所作伪书中，以伪《鲁诗》即《鲁诗世学》影响最大，故在四经《世学》中，今存稿抄本最多的就是《鲁诗世学》。今存《鲁诗世学》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分别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越勤轩钞本为代表，后者内容详于前者，但所多仅为注音、注人名之类文字，主要内容无异。然而天一阁博物馆藏明抄本《鲁诗世学》的内容与此二者皆有极大差异，而与丰坊更早成书的《春秋世学》所记载《鲁诗》内容吻合，故此本乃《鲁诗世学》的早期版本[82]。将其与今本对比，丰坊伪造《鲁诗》变本加厉的痕迹昭然可见。天一阁本《鲁诗世学》今仅存《国风》部分，此外与今本（以下皆以“越勤轩本”当之）的主要差异如下：
首先，此本《正说》部分虽然伪托“石经”和“《子贡传》”为说，然而全无“申公曰”之语。这说明此本《鲁诗世学》诞生时，丰坊还没有伪造出“申培诗说”的概念。如卷一《兔罝》《正说》，此本作：
按《史记》，文王出畋于野，见大颠、闳夭、散宜生，知其贤人而举之，诗人葢咏其事以美之也。
今本作：
申公曰：文王闻大颠、闳夭、散宜生皆贤人而举之，国史咏其事以美之。
可见丰坊此条“申公曰”实来自《史记》。又如卷三《柏舟》《正说》，此本作：
按《子贡传》，康叔因管叔欲害周公，挟武庚以叛，忧之而作。
今本仅仅将“按子贡传”四字改为“申公曰”三字。
最后，此本比今本缺少很多内容，而其中最关键的内容是伪托黄佐的言论，包括题名黄佐的《序》、叙述丰氏家史和石经文献史的长篇大论、经文的说解、经学思想的表达，以及数十处“极骂季本”[84]的内容。丰坊伪托黄佐解经以及骂季本的方式，此举一例。如卷四《木瓜》《考补》，此本作：
夫子录庸人此诗者，葢以朋友之好且当知报，三叔乃忘文武之德而倡殷以畔乎？
而今本作：
泰泉黄子曰：夫子录鄘人此诗者，葢以朋友之好且当知报，三尗乃忘文武之德而倡殷以畔乎……朱《传》以为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则故违夫子之说，已不免侮圣之辠；蝍且季本乃曰：“……实淫风耳。”是元晦未言淫，尚有疑意，而本决之，其亦逢君之恶者欤！
诸如此类之处不胜枚举。二本对比，可见今本《鲁诗世学》中伪托黄佐发言的内容全为丰坊伪造[85]。
（二）季本的质疑与丰坊的《鲁诗》作伪
丰坊于《鲁诗世学》伪托黄佐发言，其重要目的就是回应季本的《诗说解颐总论》。上文已显示丰坊与季本交好时多引其《诗说解颐》，彼时《解颐》当已成书，《总论》二卷尚未成书[86]；而季本看过《鲁诗世学》的早期版本后，作《诗说解颐总论》时表达了对伪《鲁诗》的质疑。《总论》卷二：
世之文士泥于好古……其所求之旧说，则又主于石经所书之《鲁诗》……夫《鲁诗》出于汉文帝时，而石经蔡邕所书，刻在汉末，寻经兵火，不存，所传多非邕旧，《通志略》固已辩之，岂可取以为先秦古书之据哉？故《鲁诗》已绝，虽有一二存者，不过附见于他书耳，未必得经旨也。[87]
丰坊《鲁诗世学》卷一上则托名黄佐回应：
本讥先师曰：“世之文士泥于好古……”然则“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本又谓先师所据蔡邕石经，按郑樵《通志略》，石经刻于汉末，寻遭兵火，不存，抑孰知先师与佐考订乃虞喜所摹孔壁之古文，非蔡邕之八分也？……天地间事理无穷，岂耳目可限？[88]
按，季本以史学证据怀疑丰坊之《鲁诗》，但仅辨其非汉石经，故丰坊以魏石经回应，可谓巧辩。
因此，今本《鲁诗世学》中充斥着对季本《诗说解颐》的驳斥乃至对季本的人身攻击。二人互动之例，如早期本《鲁诗世学》卷五《鹑之奔奔》篇末《考补》：
胡文定公曰：杨中立云此载卫为狄灭之由，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此言考于历代，凡淫乱者，未有不至于杀身败国而亡其家者，然后知古《诗》垂戒之大矣！
季本见后，于《诗说解颐总论》卷二反对：
以为……今之《诗经》无淫诗……如此则《桑中》诸篇之录于《卫风》者义不可通，不得不从杨龟山“著卫为狄灭之由”之说以自救矣……自幽厉以来，诸侯之失道而乱亡者不可胜数，而不皆录其所由。[89]
故今本《鲁诗世学》卷五《鹑之奔奔》篇末《考补》伪托黄佐发言回应：
季本不以为然，大肆邪说，曰：“幽厉以来，诸侯失道而乱亡者不可胜数，不皆录其所由。”然以《书》考之……故文定以汉《诸侯王传》拟诸《卫风》，可谓告往知来，善言《诗》者也。本也不辩尗麦之白丁，未尝暂阅典籍，乃敢轻妄狂率，非诋圣贤，必欲尽率人类化为禽兽而后快于心欤？呜呼，可胜诛哉？可胜诛哉？[90]
此类全不似文人习气的詈骂，今本《鲁诗世学》中有数十处之多。
综上，季本不信伪《鲁诗》，故丰坊修订《鲁诗世学》时伪托他人之口给予回应，甚至大加詈骂。而在直接针对季本处以外，尚可进一步推测季本的质疑对丰坊《鲁诗》作伪的影响：相比早期版本，今本《鲁诗世学》不仅在文字上更加刻意地远离《毛诗》而贴近三家《诗》，更搬出了《鲁诗》宗师“申公”之说为己作证，用力如此之勤，当与季本等发出的质疑声音不无关系。丰坊变本加厉地伪造《鲁诗》，使其更逼真，其重要目的当即回应以季本为代表的质疑者。明中叶辨伪与作伪活动的互动、学术交流对丰坊作伪的直接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四、形式的意义：丰坊的伪“古文”与明代的好古之风
由前人的疑经、改经到直接造作伪经，为实现如此大的跨度，丰坊在文献形式上也做了一番手脚。书籍史学者麦肯锡（McKenzie）指出，在文本传播、编辑和改写中版式、字体、标点等形式的变化可以带来新的意义[91]。此论主要就印刷文献而言，而在主要以抄本形式流传的丰坊伪经中同样成立。如丰坊伪造各种“石经古文”的字体，描画在四经《世学》中（图1、图2）；又如丰坊伪造《诗传》、《广卦传》时用圆圈表示原石之“阙文”，使其更像石经誊录本，《鲁诗世学》中还佯装对阙文做了推测（图3、图4）。丰坊欲推翻千百年来相对稳定流传的文本而取信于人，故借助这种仿古的形式营造历史文献的真实感。
中晚明文化界对古文字的热爱，更多出于刻意好奇和盲目崇古的心理而非征实的精神，因此很快由“好古”的时尚孕育出“作古”的行为。叶德辉发现明中叶以后浙江和福建刻书爱用“古体字”，然而多“自我作古”，不尽符合《说文》[96]；阮思德指出与丰坊同时的江西人陈凤梧（1475-1571）用小篆书写《五经》并刊刻，与丰坊作伪的形式相似；阮氏又指出，明代文人特别追捧宋代出现的一些字形奇特而来路不明的碑拓和玺印文字，传说大禹立于衡山的“岣嵝碑”文即是典型之例[97]。丰坊伪造宋代先祖所传的“石经古文”，正受这种文化风气影响而同时又助长之；而巧合的是，上文提到的以作伪书与丰坊齐名的杨慎，正是使“禹碑”闻名于世的主要鼓吹者，甚至有人断言此碑即杨氏伪造[98]。从丰坊和杨慎之例，可见明代造伪书的风气与书法界、文物界盲目好古的氛围是一致的，而丰坊造作的“石经古文”和“外国古文”正是文献与文物领域的好古思潮完美结合的产物。
以下举丰坊的《书诀》与《石经河图》二例，以见其假古董是怎样源于宋代以来日渐兴盛的对古器物、古文字的珍视和想象，而又助长了明中叶这种风气。《书诀》是一篇书法理论长文，丰坊于文末开列了一份长长的学书范本清单，为首之体即“古文”，而其所举“古文”范本之例，极为瑰怪：
三皇器铭：太昊金、棘币文、葛天币、尊卢币、神农金、黄帝货布。
五帝器铭：辛侯鼎（帝喾之父）、神宗祀文祖鼎、虞帝祀神宗鼎、虞尊、子鼎（后卨书）、匕鬲（皋陶书）、象尊（郫侯书）、龙觚（讷言书）、鼎（典乐书）。
夏器铭：大帝受禅告五岳玉册文、昭明夹钟（商侯书，子卨之子）。
商器铭：庚鼎、伯申鼎、父乙鼎……
周器铭：齐侯十三钟、齐侯镈、晋姜鼎……[99]
丰坊声称这些“古文”器铭见《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郑樵《泉谱》[100]、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宋代金石学著作。然而细考未必完全如此：其中见于宋代文献的只有传说的“太昊金”、“棘币文”等泉文以及商周诸铭文，并无上述“五帝”及“夏代”之器[101]。在上述宋人所录之器中，商周诸器相对可靠，而所谓“太昊金”、“葛天币”等则属乌有，实当为六国古泉，宋人于之发挥了对上古器物和文字的想象。而丰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历史想象力：传承有序的“神宗祀文祖鼎”“虞帝祀神宗鼎”，以及作为“讷言书”的“龙觚”、作为“典乐书”的“鼎”和“大帝受禅告五岳玉册文”等，显然是附会《尚书》等捏造的概念。今本《书诀》中丰坊并没有摹出这些离奇器物的铭文，只是通过列举名号沉醉在对古器、古文的想象之中，也未见文献记载他伪造这些铭文。但他一定有兴趣和能力伪造这些铭文，且见这份清单的下文“石经”部分：
汉石经：《鲁诗》、《周易》、《尚书》、《周礼》、《仪礼》、《春秋子夏传》、《孝经》、《老子》。
魏石经：《毛诗》、《左传》、《礼记》、《尔雅》、《论语》、《三坟书》。（邯郸淳字子淑为临淄侯文学，摹孔壁古文刻石。）[102]
这同样包含了历史知识与想象。当然不能苛求丰坊，因为彼时石经研究尚未大明；然而如汉石经“《春秋子夏传》”、魏石经“《三坟书》”等本属子虚，显然是丰坊自我作古的捏造；而且他确实伪造出了上述《鲁诗》、《周易》等“石经古文”，并在解经时不时援引“《春秋子夏传》”、“三体石经《左传》”为证。
第二例是《石经河图》与《六书本义》的关系。明初浙江余姚人赵谦（1351-1395）作《六书本义》，以为文字源于八卦，故将宋儒所传“先天图”改造为“天地自然河图”以示文字起源（图5）。赵氏根据宋代的《河图》传说，号称此图为“宓戏时龙马负而出于荥河”，“世传蔡元定得之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103]；事实上，赵氏之前似未有这种阴阳鱼图出现，此当是赵氏所造之假古董[104]。而到了丰坊的时代，《古易世学》攘窃了此图（图5），不言袭自赵氏，而声称此图亦为先祖所传“石经”：
包羲之世龙驷出于荥河，背上旋毛有此图象……至晋永平五年武库火，驷革烬焉，石经古文藏宋秘府，先清敏公为侍讲，摹得以藏于家。靖康中，穆修玄孙存道为秘书郎，亦摹得，金人入汴，弃官隐蜀，年九十余，以授蔡氏元定。时晦翁《本（意）〔义〕》已成，专主图南、尧夫之说，蔡氏以翁忿懥傲狠……使见是图，必以为訞妄而掊击之不遗余力，故秘不示翁。[105]
显然，丰坊扩写了赵谦的故事，将“石经《河图》”的源头追溯到先祖丰稷，又以诋毁朱熹的方式解释蔡元定得《河图》后为何秘而不传。从赵氏《天地自然河图》到丰氏“石经《河图》”，亦是明代盲目好古的风气催生假古董和伪书之一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赵谦《六书本义序》也谈到了经书文字问题，认为六经直至唐初都以篆书流传，“至天宝间诏以隶法写六经”，其字体才改变[106]。此说体现了明初人对古文经书的想象，而到明中叶，赵氏的邻县后学丰坊就通过作伪将这一想象落实。
五、馀论
如本文开头引林庆彰言，丰坊作伪的程度古今少见。然而考虑到宋元以迄明中叶，疑经改经之风大盛，遍疑群经、遍改群经的现象屡见，则丰坊遍伪群经，实质上只不过是在疑经改经的基础上改头换面，如明末陈龙正所言，宋儒程、朱改经乃“明更之”，丰坊则“暗更之”[107]，故属于“作伪”形式，为后学所不齿。丰坊篡改经文或伪造经说时，对其能接触到的当时人疑经改经结论多有采择；而作伪一旦完成，就可以反过来据伪书以绳时人之说。时人对丰坊的作伪亦有质疑，而这种质疑却促使其作伪变本加厉。
从疑经、改经到伪经，将这一过程放在中国经学史、书籍史或文献文化史中考察，可见这正是宋以后中国经学传统内一种特殊的“文献书籍、经典与文化共同体的互动关系”[108]。众所周知，中国经学的传统主要是阐释（传、注、疏等）的传统；而本文所揭示的从疑经、改经到伪经的学术实践，这一“改写”的传统源于阐释而逐渐变异，最终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通过作伪方式篡改文本，彻底背离了阐释传统和校雠学传统的学术规范。正因如此，丰坊的作伪在当时已经引起质疑，后世则被视作“异端”[109]，被完全否定和批判。
注释：
[1]丰坊生卒年参见李忠伟：《丰坊生卒年新考》，《赤峰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第45-46页；陈斐蓉：《丰坊存世书迹丛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83-284页。
[2]林庆彰：《丰坊与姚士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3]丰坊直接造作的伪书只有四经《世学》和《石经大学》五种，刻本《子贡诗传》和《申培诗说》乃王文禄从《鲁诗世学》中摘出修改而成。详参林庆彰：《丰坊与姚士粦》，第93-96，135-136页；王赫：《丰坊经学作伪研究》，南京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17页。
[4]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68页；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283-284页。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
[6]黄宗羲：《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85页。
[7]王镇宇:《家族与地域之间：宋明之际四明丰氏家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37，39-65页。
[8]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5070-5072页。
[9]本文引文中，用圆括号表示误字，六角括号表示改正或补阙。
[10]题丰稷正音，丰庆续音，丰耘补音，丰熙正说，丰坊考补：《鲁诗世学》卷一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66页。
[11]今存《鲁诗世学》不同版本系统题续考者有异。详参王赫：《丰坊经学作伪研究》，第56，58，62-64页。
[1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3-125页；朱彝尊撰，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冯晓庭主编：《经义考新校》卷五四、八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83，1661-1662页；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九，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10页。
[13]《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明史》本传言丰坊“晚岁改名道生，别为十三经训诂，类多穿凿语。”（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一，第5072页）
[14]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二，第5081-5083页。
[15]刘辉亮：《明代新都杨氏家族研究》，西华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16页。
[16]林庆彰：《杨慎之经学》，《明代经学研究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175-176页。
[17]皮锡瑞：《经学历史》，第283-284页。
[18]林庆彰：《丰坊与姚士粦》，第213-221页；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学生书局，1988年，第137-142页；王泛森：《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丰坊与〈大学〉石经》，《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49页。
[19]《鲁诗世学》卷三一，第563页；题丰稷正音，丰庆续音，丰熙集说，丰坊考补：《古书世学》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49册，第562-563页。
[20]《鲁诗世学》卷一五，第254-256页；此语又见题丰稷案断，丰坊择义：《春秋世学》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8册，第5-6页。
[21]《古书世学》卷一，第563页；《鲁诗世学》卷六，第154页。
[22]丰坊：《万卷楼遗集》卷一、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09册，第8，24页。
[23]《古书世学》卷一，第576页。
[24]《鲁诗世学》卷一上，第69页。
[25]丰坊：《古易世学》卷一二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5册，第471页。
[26]“国立中央图书馆”：《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第582-583页。
[27]《古书世学》卷一，第587、606页。
[28]《古书世学》卷三，第645页。
[29]《古书世学》卷六，第781页。
[30]《鲁诗世学》卷四，第123页。
[31]《古书世学》卷五，第696页。
[32]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〇，《续修四库全书》第5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33]《鲁诗世学序》，《鲁诗世学》，第50页。
[34]丰坊：《万卷楼遗集》卷一，第10页。
[35]《古易世学》卷一二下，第512页。
[36]策彦周良：《初渡集》《再渡集》，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の研究》，法蔵馆，1959年，第90、274页。
[37]《古书世学》卷一至三、六，第598，629-630，637，791页。
[38]平冈武夫：《经书の传统》，岩波书店，1951，第301-305页。
[39]丰坊：《万卷楼遗集》卷五，第93、95页。
[40]《鲁诗世学》卷三、三〇，第106、549页。
[41]“国立中央图书馆”：《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第787页。
[42]《春秋世学》卷三三，第701页。
[43]朱彝尊撰，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冯晓庭主编：《经义考新校》卷一一三，第2104-2105页。
[44]参见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0年，第139-150页。
[45]林庆彰：《丰坊与姚士粦》，第90-93页。
[46]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第147页。
[47]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八四，第4875-4877页。
[48]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1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21页。
[49]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二，第415、421页；《明史》卷一八四，第4875页。
[50]至三百余年后清乾隆时期，鄞人全祖望仍闻“予乡先生如杨镜川、丰人翁都有经学”；后访求杨氏之《私抄》诸书，尚“得其《毛诗》《尚书》《大学》《中庸》十数卷”（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六、四四，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057、1704页）。
[51]朱治：《杨守陈九经〈私抄〉的撰著背景及用意》，《华中国学》2017年第1期，第88页。
[52]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五，第440页。
[53]《古书世学》卷一、二，第582-583、631页；《鲁诗世学》卷五、九，第137、194-195页。
[54]《古书世学》卷一、四，第571、663页；《鲁诗世学》卷六、一六，第154、281页。
[55]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一，第5065-5070页。
[56]丰坊：《万卷楼遗集》卷三，第64页。下引文同。
[57]丰坊：《万卷楼遗集》卷一，第10页。
[58]何孟春：《余冬叙录》卷三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子部第101册，第756页。
[59]《古易世学》卷一〇，第448页。
[60]朱彝尊撰，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冯晓庭主编：《经义考新校》卷五一，第915页。
[61]《古易世学》卷一、三上、七上，第186-188、194-195、208-209、343-345页。
[62]何氏此举乃从朱熹之说，详参何孟春：《余冬叙录》卷三一，第757页；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1688页。
[63]《古书世学》卷一，第573-574页；何氏原文见《余冬叙录》卷三一，第760页。
[64]《古书世学》卷一，第586页；何氏原文见《余冬叙录》卷三一，第760页。
[65]《古书世学》卷一，第607-608页；何氏原文见《余冬叙录》卷三一，第761页。
[66]《春秋世学》卷三三，第729页；何氏原文见《余冬叙录》卷二六，第722页。
[67]明世宗重视生母兴国太后诞辰而忽视武宗之母张太后诞辰，这其实是“大礼议”的先声；而季本等谏臣的立场即与“大礼议”中的反对派一致。后来朝臣论救“大礼议”中下狱及被贬群臣时，也往往包括季本在内。《明世宗实录》卷四〇、六〇、九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005-1006、1417-1419、2275-2276页。
[68]徐渭：《徐渭集》卷二五、二七、二九，中华书局，1983年，第629、647、669-670页。
[69]丰坊：《万卷楼遗集》卷五，第93、95页。
[7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第53页。
[71]蒋秋华：《季本〈诗说解颐〉诗次说评议》，《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400-421页。
[72]王子初：《明代〈左传〉学研究》，吉林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1-246页。
[73]《诗传》卷二，《鲁诗世学》，第16页。“下十”至“其野”十八字乃原书双行小字。季氏说见《诗说解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1页。
[74]《鲁诗世学》卷二四，第440-441页；季氏原文见《诗说解颐》卷二三，第279页。
[75]《春秋世学》卷三三，第492-493页；程氏原文见程端学：《春秋本义》卷二三，《通志堂经解》，广陵书社，2007年，第10册，第522页；程端学：《三传辨疑》卷一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1册，第404页。季说见《春秋私考》卷二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7册，第646页。
[76]《春秋世学》卷三〇，第604页；季氏原文见《春秋私考》卷三三，第698-699页。按，季本原文言小邾属鲁，非属齐，此或笔误，或丰坊以己意改。
[77]《春秋世学》卷三〇，第607页；季氏原文见《春秋私考》卷三三，第699-700页。
[78]季本：《易学四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3册，第368页。
[79]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六，第1622页。
[80]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五，第440页。
[81]《古易世学》卷五，第297-298页。按，今未见马汝骥与丰氏有交往，此处丰坊伪托马汝骥所发之言乃答陆铨问之语，陆铨则是丰坊的同乡长辈，且在“大礼议”中与其立场一致。
[82]王赫：《丰坊经学作伪研究》，第17-18页。
[83]按，此类所谓“韩本”亦未必是《韩诗》文字。“顁”字见《尔雅·释言》及郭注，当出自三家《诗》；“”字则未知所出。总之丰坊意在表达对三家《诗》异文的重视。
[84]姚际恒撰，顾颉刚标点：《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8，第6页。
[85]丰坊《鲁诗世学》伪托黄佐发言，清朱彝尊已辨之。朱彝尊撰，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冯晓庭主编：《经义考新校》卷一一三，第2104-2105页。
[86]《诗说解颐》三十卷，其《序》题款嘉靖丁巳（1557）；《诗说解颐总论》二卷，其《引》自言作于《解颐》成书之后，题款嘉靖壬戌（1562），相差五年。
[87]季本：《诗说解颐总论》卷二，《诗说解颐》，第24页。
[88]《鲁诗世学》卷一上，第67页。
[89]季本：《诗说解颐总论》卷二，《诗说解颐》，第24页。
[90]《鲁诗世学》卷五，第135页。
[91]D.F.McKenzie,BibliographyandtheSociologyofText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p.17-28.
[92]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6-404页。
[93]安艳红：《明代“以篆为源”书法观念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19-39页。
[94]陈斐蓉：《丰坊存世书迹丛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9-41页。
[95]BruceA.Rusk.“TheRogueClassicist:FengFang(1493–1566)andhisForgerie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Angeles,2004,pp.251-252,259-264.
[96]叶德辉：《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卷七，中华书局，1957年，第184-185页。
[97]BruceA.Rusk.“TheRogueClassicist”,pp.184-186,268-270.
[98]康有为著，章锡琛校点：《新学伪经考》卷三、八，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59、109、168页。
[99]丰坊：《书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6册，第158页。
[100]今考郑樵无《泉谱》一书，此当指《通志·金石略》所引董逌《钱谱》。
[102]丰坊：《书诀》，第158-159页。
[103]赵谦：《六书本义图考》，《六书本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8册，第296页。
[104]李申、郭彧：《周易图说总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1-924页。
[105]《古易世学》卷一四，第520页。
[106]赵谦：《六书本义原序》，《六书本义》，第286-287页。
[107]朱彝尊撰，林庆彰、蒋秋华、杨晋龙、冯晓庭主编：《经义考新校》卷一六〇，第2920页。
[108]“文献文化史”是赵益参考欧美“书籍史”提出的研究领域，意在反思欧美书籍史研究中偏重印刷书籍和商业出版的倾向，使书籍史研究更贴近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参见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19-121页。引文见第120页。
[109]李塨：《论学》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册，第893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0年第4期，此据word校正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