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李庄，国内外知名，信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即可准确送达。历史机缘造就了如此盛景，但同样是这个李庄，1949年后却沉寂了半个世纪，2000年而今才慢慢被大众重新认识。
“羊街8号”电文
1940年，日机持续轰炸昆明。
同济大学有学生遇难，时任校长周均时再次酝酿迁校。自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同济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等地，落脚昆明不足两年，终究没避开战火。
同济向四川校友求助。四川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钱子宁收到电文，随即托人到处考察。宜宾、泸州等市区内迁机构很多，人满为患，已无立足之所。宜宾南溪县有条件和能力，但不肯援手，理由是“小庙供不起大菩萨”，恐惧数千人迁入引发物价上涨和社会动荡。
李庄开始登上抗战历史舞台。彼时之李庄，乃南溪县第三区区公所驻地。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时任李庄代理区长张官周等人得知“同济被南溪县拒绝”后，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罗张两家后人向南都记者讲述，当时他们主要看到的是，同济迁来对李庄教育和就业带来的巨大利好。
然而，那时李庄核心区方圆不足1平方公里，人口约三千，经济以码头商贸为主，南溪县担心的物价上涨和社会动荡也是李庄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行政长官、地方大族、码头帮派齐聚罗南陔家中商议此事，结论是利大于弊。
李庄情定，尚不知同济是否接纳。众乡绅在李庄羊街8号草拟一份电文，邀同济派人考察。这份“羊街8号”电文由罗南陔执笔，共十六字，曰：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随后，李庄又写了几份函，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等方面做了介绍，分致同济大学和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等机关。同济大喜，遂派人到李庄。
“这是傅斯年的聪明之处，李庄本来只邀请了同济，他算是搭了同济的顺风车。”李庄居民左照环说。左是张官周的侄子，多年研究这段历史，曾参与编写《李庄镇志》。
长江边，距宜宾港19公里，民风淳朴，明清院落别有风味……各机构考察者对李庄一见钟情，搬迁事宜很快达成一致。
“九宫十八庙”嬗变
梁思成之子梁从诫曾回忆：“父亲去李庄，都是通过张官周、罗南陔、张访琴等人，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根本不会搬到李庄。”而在当时，梁思成却并无太多高兴，他写给费正清的一封信中讲到：“中研院的史语所要搬迁到四川，我们靠史语所的资料生存，所以不得不一同前往，这次迁移真是令人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一群有十几年交情的朋友分离，去到一个远离任何大城市的全然陌生的地方……”
1940年10月，搬迁开始。崎岖的川滇公路上，木炭车轰轰作响，同济的千余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10多万本书籍、中央博物院的上千箱国宝文物，折腾五六轮才最终全部到达李庄，其间周折自不待言。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宜宾港还发生了书籍落水事件，损失惨重，令傅斯年气急败坏。
到李庄后，同济联系在先，占了镇子核心区的“九宫十八庙”及诸多祠堂。李庄禹王宫成了同济校本部，东岳庙成了同济工学院，祖师殿成了同济医学院，南华宫成了同济理学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因有大批国宝文物，被安置在张家祠，且有军队把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人类体制研究所安置在镇外七八里的板栗坳，社会科学研究所安置在镇外三四里的石崖湾和门官田，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安置在上坝月亮田。
李庄多位老人回忆，为安置这些机构，镇里做了很大牺牲，不但诸多大户让出宅子，让家人搬到乡下，还腾出庙宇和宗祠，让人不可思议。罗南陔之女罗筱蕖表示，父亲当年带头捐出祠堂，族人意见很大。左照环对南都记者分析，若无罗南陔、张官周、张访琴等身兼行政职务和族长的权威人物带头，安置不会如此顺利。
“吃人”与剿匪
李庄地处长江上游，彼时将同济师生这类下游来者统称为“下江人”。
“下江人吃人了。”1941年初，一个传言不胫而走，李庄人心惶惶，有人鸣锣驱鬼，也有人提议撵走刚搬入的学术机构。
传言的开端莫衷一是，当地流传多个版本：一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雇工人搬物资，一箱考古头骨滚落，工人不解，疑惑始生；一说有送菜农民和玩耍孩童，进了板栗坳，另门而出，被人传为“有去无回”；还有一说，有泥瓦匠在房顶，见同济医学院师生搬入尸体解剖，不甚分明，以为在“吃人肉”。
民情汹涌，政府担忧文物和专家的安全，遂调军进驻防卫。对峙持续，民间愈发觉得有猫腻，官方则臆测有人故意传谣扰乱后方。当局派专员到李庄南华宫召开紧急会议，下令一有变故，立即镇压。
这时罗南陔站了出来，提出：“人骨头引起的事件，就应用人骨头去解决。他们认为很神秘，就把它公开，请他们看个究竟。”这得到傅斯年的认同，“堵不如疏，展览会需尽快筹备”。
于是，同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机构各自举办了科普展览，甲骨、石器、青铜国宝、解剖所用尸骸等一一展出，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师亲自解说。当时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介入报道，曹禺、郭沫若等名流也慕名前来，李庄第一次轰动全国。
左照环的母亲张问兰曾参观过展会，对慈禧太后的洗脚盆印象深刻，生前多次跟他讲起那段事。“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农民，突然接触到上百上千年前的国宝，看不看得懂另说，肯定会感到震惊。”左照环说。
李庄老人李益盛记得，当时有学者曾普及雷电的知识：“他们让同胞们不要怕，说雷电是空中云彩相碰，产生火花电光……”
此后，展览举办了几次，“吃人”风波就此平息。然而，另一场风波接踵而至。
1941年的一天，历史语言研究所技工魏善臣到宜宾进货，回程在长江边遭土匪抢劫。众人大骇，感到人身安全与国宝文物安全都受到威胁，遂致信当地政府，要求“剿匪”。孰料，当地警察和团练的首次清剿大败而回，驻守李庄的川军十八师周成虎部李元琮旅周勋团与地方武装联合的第二次行动也被上千土匪打退。
傅斯年、周均时等人向“教育部”求助，还通过私交找到时任“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等人向蒋介石谏言。蒋介石下达手谕，命令军政部与成都行营联络，立即出动一定规模兵力剿匪，务必保护同济大学与中研院各学术机构的人员与财产安全。一个师的兵力及地方军警、民团等迅速在李庄集结，并制定了“先清剿，再招抚，后斩杀”的策略。土匪节节败散，剿匪大本营向土匪招安，以军衔和财物相诱。几番试探，匪首多来投。一场培训和酒席后，来降土匪终被杀。
《李庄镇志》“大事记”中记述：“是年(1941年)冬，川军十八师周成虎部李元琮旅周勋团在李庄镇诱杀‘自新土匪’13股共170余人……事前，专区保安副司令和南溪县长、长宁县长、庆符县长及江安清乡司令和李庄附近二三十个乡镇长曾一同参与策划。”
左照环认为，这其实也是李庄在履行“羊街8号”电文的承诺。“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剿匪也是‘需要’之一。”
李庄点燃文化的灯
误解已释，匪患尽除，李庄为抗战中的中国安放下一张真正平静的书桌。
同济师生改变了小镇原有的面貌：江边的轮渡吆喝声中，多了朗朗读书声；茶馆的“袍哥”话事堂内，有了学术讨论；木屐鞋替代布鞋与草鞋的含蓄，与街道青石板碰出独特的声响；《雷雨》《原野》等文明戏爆满，打破了川戏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垄断；同济工学院拉出发电机，让李庄的电灯比南溪县城早亮了10年；同济医学院追查到乐山五通桥食盐中超标的氯化钡，让川南人不再受“麻脚瘟”的折磨；同济师生烫发、下河洗澡、挽手逛街等举止，更引得李庄青年纷纷效仿。
在李庄毕业的680多名同济学子中，后成为大陆“两院院士”的就有十几位，包括朱洪元、陶亨咸、王守武、唐有祺、俞鸿儒、卢佩璋、吴孟超、王守觉等人。后来，诸多老校友回忆起李庄岁月，还异口同声念叨着一个名字———“留芬”馆子，那里的鱼香肉丝、猪肝面让他们毕生难忘。在李庄毕业于同济医学院的中科院院士吴旻称，那时到“留芬”吃顿饭是最高享受，直到抗战胜利自己才满足了这个愿望。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出81人，有9人曾在李庄生活和工作。他们在李庄发表的学术成果震惊中外，让李庄成为了蜚声四海的学术重镇，吸引了费正清、李约瑟等国际大师到访讲学。
这背后也是诸多个体与家庭的心酸记忆，他们逃过了战火，却无法避免贫寒与病痛。到李庄伊始，林徽因便卧病不起，梁思成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得为家庭和营造学社的生计奔波，时常卖物度日。梁从诫曾追忆，费正清到李庄探访时，因房间不足，只得睡行军床。费正清后来感叹：“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也回忆：“思成的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
梁思成的三弟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后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梁思永妻子后来讲述，他到李庄后一直卧床休养，除整理此前学术成果外，无力再有新研究。
除此之外，因为缺医少药，同济大学波兰籍教授魏特、考古学家李济的大女儿都在李庄病逝。李济之子李光谟生前曾对媒体悲伤地回忆，离开李庄时，家里曾挖开坟墓，只带走一堆白骨。
“山高水长”叹别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离别随之近了，各个机构都开始盘算回迁。
同济在李庄几年，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所发展，1945年在原有的理、工、医三个学院外增设了法学院，在校人数较1940年翻倍，达到2400多人。左照环向南都记者介绍，当时同济的老师和女生乘船而下，男生则发放路费，徒步走回上海，一路艰险无比。
在板栗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师们1946年临行前留下一块石碑，有甲骨碑额“山高水长”，也有文曰《留别李庄栗峰碑铭》，“……适兹乐土，尔来五年矣……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此碑有三绝：董作宾的甲骨文，陈槃的撰文，以及劳干的书法。此碑在后来的“文革”中不知所终。
当年的离别之苦，还困扰了李庄一些招“下江人”为婿的家庭，特别是罗南陔家。他的女儿罗筱蕖嫁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逯钦立，另一个女儿罗群荪嫁给了同济学生洪蔚德，外甥女张素萱嫁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光涛。各机构撤离，意味着家庭的撕裂。罗南陔召集大家照了张全家福，如今这照片默默挂在李庄的展馆中，用那个年代特有的表情传递着生离的故事。
世事沧桑，罗南陔家的撕裂在几年后变得令人唏嘘。1949年，张素萱随李光涛去了台湾。1950年，罗南陔被处死。罗筱蕖等人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再次回到李庄，早已物是人非。
这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曾在李庄共度时艰的学术大师们，此后也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傅斯年去了台湾，后成为台大校长，1950年死于脑溢血突发；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留在大陆，后成为中科院副院长，1960年病逝；梁林夫妇此后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徽因1955病逝，梁思成于1972年病逝；李济去了台湾，独子李光谟留在大陆，1960年一次重逢后再无相见，李济1979年作古，李光谟也在2013年与世长辞……
沉寂与重生
离去的人没再回来，留下的人各自面临着成分或生计的困扰，那段“羊街8号”电文创造的辉煌历史一度成为李庄“不能言说的故事”。记忆变得模糊，李庄恢复了川南小镇原有的面貌，沉寂着。
复苏的民间记忆直到2000年才重见光明。这年初，李庄时期的同济理学院学生苏兆南与工学院学生霍藻润委托李庄教师左鹤鸣在东岳庙门前立碑，上书“同济工学院旧址”。左鹤鸣是左照环的父亲，也是同济校友。左照环说，当时做此事还战战兢兢，深怕惹出祸来。
《李庄镇志》记载，2000年8月23日，宜宾市委书记李敦伯对旅游局书面批示：“川报记者李国康同志摄影报道‘不该沉寂的李庄’，很有针对性，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请你们会同翠屏区按照精品旅游点的要求，速搞出保护和开发规划，经市委、市府审定后付诸实施，使李庄在西部大开发中不再沉寂。”此时的李庄，只靠几家小国企支撑着商贸经济，还曾与糖厂、钢铁基地扯上关系，都无果而终。
目前，在《宜宾市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年，在编)》中，李庄的定位是以休闲度假、旅游服务、文化创意、康体教育、商务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历史文化名城展示区及国际山水园林城市核心区。左照环说，这意味着那段历史将不再仅仅是李庄的过去，还是李庄当下的依托以及未来的希望所在。2015年，李庄首次大规模改造，将3.4亿元投向基础设施、风貌整治、展馆完善等方面，现已正式对外开放。
11月末的李庄，时而细雨，时而微风。这不是旅游旺季，石板街两旁的商户们大多坐而闲聊。傅斯年、梁思成、李济等大师们曾经穿梭过无数次的老街巷内，鲜有人迹，漫长而幽深。70多年前那段有关文化救赎的历史，如今大多能在东岳庙、张家祠、梁林故居等展馆中找到脉络，只不过有些故事消失于风雨中，有些故事还烙印在时光中。
老街墙脚的青苔默默在长。小镇北边的长江，东流不息。
责任编辑：何青龙最后更新：2016-04-1910: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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