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李庄》辗转内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

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保护和抢救教育、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以及其他几位学界人士共同号召，中央研究院以及平津各大学等学术教育机构，内迁到一些安全的城市，以躲避战火。

经过权衡，当时相对安全的长沙被选中，并在这里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长沙也越来越不安全。

面对危局，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几个研究所不得不再一次搬迁。

长沙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的其中一路师生，他们步行里程长达一千多公里，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作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这次希望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根据当时的局势，傅斯年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当是三峡以西的四川境内。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及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可以保存和积蓄力量的大后方。

鉴于这样的考虑，打算再次搬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济大学等单位，纷纷派人入川考察。

虽然各个机构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寻找新的落脚地，可是一直没有实质的进展。被征询到的地方，有的婉拒，有的报以沉默。这让傅斯年他们很失望。

这时候，同济大学时任校长周均时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向四川的同济校友求助。他求助的校友是一个叫钱子宁的人。

钱子宁是个热心人，当时是四川宜宾一家造纸厂的厂长。在收到母校发来的电文后，他马上开始认真选址，并托人到处考察。

巧合的是，这一消息正好被南溪县李庄镇的两位乡绅得知。他们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李庄的乡绅代表罗南陔。

罗南陔是李庄当地人，也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向来比较尊重。于是就立即召集大家开会商议。

在罗南陔召集的会议上，乡绅们议论纷纷，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虽然会有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最重要的是，接纳同济大学等文教机构能够给李庄的孩子们创造前所未有的教育环境，这也是李庄千载难逢的良机。

经过反复权衡、讨论，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等学术单位有意迁居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为其安置。最终，意见趋于一致：李庄欢迎！

随后，他们又起草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等方面，对李庄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分别发给同济大学与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等机关。

消息传来，在昆明的同济大学等单位很是高兴。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立即派出人员赴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正在重庆的时任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得知消息后，也即刻通知在昆明的史语所研究员芮逸夫前往李庄考察。

这是保存于台湾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一封信件，是1940年9月26日芮逸夫发给傅斯年的关于考察李庄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李庄镇的地理位置，以及房屋的情况，明确指出：板栗坳当可容数家，镇上更不难寻觅，请诸同仁放心。

在芮逸夫的信件最后，还附有他自己绘制的李庄镇的简易图示。

这个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下游22公里处的长江南岸，距南溪县城24公里的李庄镇，正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地理位置优越，且十分隐蔽。

考察结束后，同济校方和傅斯年等人最后决定，就选择李庄落脚。

于是，同济大学从1940年10月开始搬迁，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从1940年秋分期分批陆续搬迁，中国营造学社则于1940年11月底随史语所的队伍离开昆明。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宜宾的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