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高峰论坛发言摘要
开幕式
关强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关强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国家文物局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密切协作，强化顶层设计、夯实考古基础、引导多方投入，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关强强调，新时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要更加强调服务国家大局，进一步构建更高定位、更广纵深、更优质量的战略布局；要更加强调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更加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更加注重考古研究，树立“全流程考古、可持续考古”的理念；要更加注重科学建设，坚持高水平规划、保护第一，充分发挥遗址博物馆的阵地作用，做好价值利用；要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创新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
王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李六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第一分论坛：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新视角
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常怀颖认为遗址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化遗产价值。考古遗址公园的基础在于对遗址考古学学术价值认知。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与提升，依赖于大遗址的考古学价值和遗产价值的认知，但大遗址的特点决定了其学术价值的认识不是单一乃至一成不变的。随着大遗址考古价值的深入和研究手段、介入学科的多样化，其价值认识会不断发展。制定长远的考古工作规划、保障考古工作有序开展，持续稳定加以投入，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遗址申遗以及大遗址保护、管理的工作重点。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运营中，宣传是必要的，但同时他认为，在考古工作尚未完成或认知并不充分时，过度的宣传往往会令工作陷入被动。
张剑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
张剑葳认为大遗址不仅在规划、管理、操作层面需要与国土空间、城乡建设、环境生态等部门相协调，更重要的是学理层面仍可拓展深度。“大遗址”作为中国原创提出的一类具体的“历史文化空间”，它在人地关系语境具有思辨意义。以历史文化空间传统为中心，中国历史文化空间传统中蕴涵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层次。大遗址既在考古学中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又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承续着中国的历史文化空间传统。当前，大遗址作为指导政策和实践的概念框架，已经在国家层面形成共识。基于历史文化空间传统的讨论，以景观考古为学理基础、以考古遗址公园、遗迹景观项目为通路，大遗址理论将在未来为国际遗产事业输出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卢远征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卢远征以《保护·阐释·创新·传播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探索》为题，立足考古遗址公园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定位，思考考古遗址公园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索郊野、乡村和城市等不同类型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异同呈现。他认为应以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为基础，通过多样化的价值阐释展示方式，打造一批具有辨识度的文明、文化标识场所空间，形成专家肯定、群众喜爱、年轻人打卡的文化地标。形成遗址空间与历史环境表达相结合、遗址展示与博物馆展示相结合等多元化、全方位、成体系的价值阐释与展示方法。
张璠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文物局局长
舒展腾讯SSV数字文化实验室负责人
黎筱筱北京大地风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模敏浙江绿郡龙山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模敏以“活”起来的“考古大学堂”为主题，介绍了安吉古城实现绿水青山间的遗址公园创新运营模式。安吉古城通过“政府+社会+专家”，围绕“考古·博物·艺术·生活”四大主题展开的文物保护利用系列研学活动，探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多样性发展。通过紧抓“研学”核心，以感知、触摸、互动等多方体验，带领人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过去与未来；形成研学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像考古学家一样去思考，去探索世界；优化研学配套设施，14个考古探方、3间研学教室，并配备研学营地、酒店、露营等住宿设施及多样用餐环境，满足春秋游、周末营、夏令营等多种需求。
王豫鄂荆门市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总经理
张颖岚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席岳婷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席岳婷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憩功能提升的思考出发，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产地精神更需要通过塑造完善的游憩系统实现。提升游憩首先要设置多维游憩体系，促进考古遗址公园综合功能协同发展。其次，挖掘遗址IP，优化阐释与展示体系，融入遗产解说、旅游解说，让公众看得懂，并留下深刻记忆，真正做到“献给每一个人”。第三，重视公众参与，塑造友好型的游憩文化公共空间，调动公众在五感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制定负责任的游憩推广与营销计划，其核心并不仅仅是公众的访问量和销售量的最大化，而是把公众的愿望和最恰当的产品和服务联系起来，满足公众需求。
张朝枝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第二分论坛：青年新思潮
沈旸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沈旸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实践探索不仅推动着现实层面制度与机制等的创新，而且也是一次在知识层面的发问。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不仅包括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等，还包括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旅游专家等，这种跨学科合作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和优化了决策过程。他从经验性的观察出发，从城市理念、工具手段和职业身份等几个方面，探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人地（产权）关系为基础的知识构建，及其对认知框架、术语系统和技术方法等方面提出知识问题与理论问题。
王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王璐在演讲中沿着“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背景与现状、遗址展示利用要素梳理及以资推广的遗址展示利用的新案例、新途径到未来展望”这一链条，以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长期实践和思考为背景，通过观念拓展、方法整合、途径探讨，着重讲述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新变化、小雁塔安仁坊片区保护规划、东市遗址保护展示利用策划、遗址价值展示阐释体系建构四个遗址展示利用具体案例。她认为，实现大遗址利用的核心在于构建独特的价值阐释体系、多维适宜的利用策略和多元综合的解决方案，以更加平等、动人、深刻地与历史对话和相处的方式，迈向多维、融合、共生、整体的保护利用，才能更好地实现价值的延续和意义的传承。
薛倩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保护规划二所所长
薛倩围绕由“稳定成果”走向“动态成长”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创新探索，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中要围绕考古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进行评估分析，根据考古工作计划制定公园建设工程的比例和分布特点，在尚未明晰考古工作的区域适当留白，采取最小干预做法，为未来不断成长预留空间发展动力。薛倩表示，在遗址公园自身建设发展中，应强化自身功能的混合兼容作用，与城市功能有机协调，促使其持续增加活力，为公园成长预留功能韧性。同时，薛倩认为，结合建设发展新诉求，适时调整公园规划，探索管理运营多种模式，实现公园动态管理。
黄洋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
黄洋以专家知识与公众视角——考古遗址公园面向公众传播的三个模型为题，从为什么要展示传播、展示传播什么以及展示传播中专家与公众的关系三个问题出发，他认为，展示传播是考古遗址公园的职能之一，让更多的公众了解认识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是公众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石。在展示传播内容里，黄洋认为，传播内容可分为“物—知识—意义—价值”四个层次，考古遗址公园传播历史知识，构建文化认知，形成价值认同，从物到文化内涵再到思想层面，深入、立体传播考古成果。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传播涉及考古专家与普通公众两个群体，在传播过程中两者的关系，黄洋认为可分为专家权威模型、公众参与模型、平等互动模型三个阶段。
党志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吴修民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规划二室主任
刘卫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苏俊杰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张涛福建闽越王博物馆考古与文物保护部负责人
第三分论坛：新时代遗址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马东峰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
遗址发掘之后面临着保护和利用的问题，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是最重要的保护利用手段，马东峰以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关系定位的再探讨为题，认为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是一本已经打开的可供阅读的实体教科书，在地性、再现性、现场性、背景性是人工打造不出来的，这是遗址博物馆和公园重要的一个特点，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是文物古迹活起来的最佳载体。而遗址博物馆保护管理责任有其特殊性，不仅有可移动文物保护还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同时还有区域性的管理性保护、协调性保护，在建设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的大遗址，怎么系统利用保护都是非常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