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乔治忠君所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1994年3月一书，原是他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又经过多次补订修订而后定稿，不能不说是一部多年刻苦钻研、潜心探讨的力作。我曾忝列乔君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之列，今其著作出版，又承惠寄一部，并嘱为之评介，我何敢辞!粗诵一过，深感乔君此书对清朝一代的官方修史制度、官方修史活动以及康熙、乾隆诸帝的史学思想与一些重要的官修史书，均能一一分别予以论述，既有宏观上整体考察的概括，又有微观上具观史实的考证，史论结合，足见功底，在目前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广度和深度的成功之作。兹就本书的特点与有待商榷的几个问题，略抒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就教于本书著者与清史专家学者。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本书认为《旧满洲档》与内国史院满文档册即后来译成汉文《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86年的承继关系问题，说“内国史院档……与《旧满洲档》不同，而自成官方另一类别的文献”本书第700页。很显然，本书是说内国史院档与《旧满洲档》二者是不同类别的两部书。最近我收到台湾方面从事满文老档研究多年的李学智教授写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之性质》台北《大陆杂志》第89卷第4期抽印本，1994年l0月15日出版一篇专题论文。从中可以看出，李教授经过仔细对勘分析之后，他“推测此一内国史之清太宗朝满文档册，恐怕是清人入关后顺治时代抄录[旧满洲档]的”。这一新看法即内国史院满文档册系从《旧满洲档》转抄出来的同一部书，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应予以充分考虑的。
史》的第三年出明史馆擢为日讲起居注居；同年，又令各省乡试，除云南、贵州两省主考非鸿博充任外，其它各省均为鸿博充任，共计13人之多，则留馆之鸿博不过30人，五十鸿博已去五分之二。不难看出，这就是五十鸿博一开始入馆修史即呈现出来的有名无实的实际情况。清人秦瀛的《己未词科录》清刊本、前辈孟森先生的《己未词科录外录》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最近赵则同志的《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政治变迁》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1期与杨海英君的《康熙博学鸿儒科考》刊《历史档案》，1995年等文，对五十鸿博均有详晰论述，足资参考。
本书既已提及清五朝会典的纂修日期，因前三朝会典始纂或告成的日期有误，故不厌其详地作了考订改正有如上述，但对后二朝始纂与告成的日期乃只字不提，或者认为《四库全书》未载，殊不知五朝缺其二朝，似有失完整之嫌。据史载，嘉庆朝《大清会典》再辑于嘉庆六年1801年，告成于二十三年1818年。起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迄嘉庆十七年1812年，展至二十三年1818年。书成，分为《大清会典》80卷，《大清会典事例》920卷，目录8卷；《大清会典图》132卷，目录2卷，合计1140卷。《会典》卷数80卷略减于前，而《例》大增于前《则例》只180卷，《图》别为卷。再光绪朝《大清会典》增辑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告成于二十五年1899年。起嘉庆十八年1813年，迄光绪十三年1887年，展至二十二年1909年。全书分为《大清会典》l00卷，目录1卷；《会典事例》1220卷，目录8卷，《会典图》270卷，总计为1599卷。卷数视嘉庆朝略有增减。如果本书能将嘉庆、光绪两朝会典的增辑再补充多说明几句，不是正可补断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四库全书》所不及载之不足吗
我们知道，1932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排印出版的《多尔衮摄政日记》，即是根据清末江苏实应刘启瑞所藏《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副本排版付印的。当时孟森先生认为清朝官书的记载，康熙十年始有起居注册，则前此不应有起居注馆，故为易今名。而罗振玉先生审视原副本后，确认其为多尔衮的《起居注》。主其事者从孟说而未采用罗说，顺治朝有无起居注竞成疑案。殊不知多尔衮的《起居注》册迄今完好无缺，尚保存于重庆四川师范学院今改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参见熊克《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其实清在入关后的顺治期，《清世祖实录》卷60、卷71、卷88所载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魏象枢、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刘显绩、顺治十二年1655年梁清宽等皆曾奏请设立起居注馆。这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逝世后的第二年和以后稍晚几年刘显绩等奏请设立起居注馆，虽均未采纳，岂不正好从反面说明多尔衮摄政七年期间曾设立过起居注馆的强有力佐证吗当然，迄今尚存完好无缺的《皇父摄政王日记》更是铁证如山的直接物证。
仍须要一提的是，本书第172页引《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三册第2475页上的一段话，说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下谕旨：“竞无一语言及朕躬之事，若欲朦胧完结，其如朕垂老之身何据此则诸臣视朕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瘤，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视，竞无一人偻恤”本书第172页。今本书的标点一仍其旧，而不知引文中之“其如朕垂老之身何”，应断句，标问号，末一“据”字应连下读，方可通。又本书第259页引《满洲源流考》据告系台北商务印书馆据文渊阁本加标点本卷16《国俗一》的按语中的一段话：“而尊君亲上、先公后私，尤习尚之，固然无庸勉强者也”本书第259页。其中“尤习尚之”不应断，应连下句之首二字“固然”为句，方可通。顷检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标点本《满洲源流考》对此段的标点不误。
六、其他。本书系由台湾方面出版，列为《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之一，故排印字体均为繁体字。我们知道乔君论文底本原为简体，今台湾正式出版均由简改繁，故仍有不少简体字未及改为繁体字，亦有简体沿而未改或原本不误而误改为别一繁体字者。兹举一二例如下：本书第128页之“斗志”的“斗”字、第141页之“斗争”的“斗”字两“斗”字，均未由简转繁而改作“鬥”或“鬬”字；又如第128页之“歷數”、第127页之“萬歷”字的两个“歷”字，与第208页、第221页之“永歷”的两个“歷”字，均应作“曆”，但由简转繁，故简体的“历”一律转换为“歷”了，殊不知“歷”为“经历”之“歷”的繁体字，而上述由简转繁之五个“历”字乃是历法上的“曆”字，何况“万历”又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系专用名词，所以“万历”只能和“历数”的“历”字一样，从“日”而不从“止”!又本书第208、221两页上的“九洲”之“洲”字与第26l页的“佰濟”之“佰”字，显系由简体字之“州”与“百”，机械地由简转繁所造成的结果，“九州”系地名，“百濟”系国名，均为专用名词，是不用再转换的。由台湾出版，校对全书清样，很可能未经作者过目，虽不能责怪作者，然亦足够引起作者的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