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社会理论家认为，目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去的认同正变得日益不相干，而新的认同和新的认同形式正被创造出来。主要的认同话题出现于19世纪，随后蔓延到全球大部分地区——民族-国家认同是尤为争议的主题；而且理论家们正在探讨另一种认同——后民族（后民族中央集权）的认同建构。兴起于19世纪的博物馆毫无疑问是与欧洲（后来超出了欧洲）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紧密相联的。今天，对博物馆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思考它们在民族-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世界中的作用。它们是否绞入了“旧”的认同形式，能否表达“新”的认同呢？
博物馆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够展示认同或者成为认同竞争的场所，这要对“认同”的概念“去本质化”理解。我们要把特定的认同概念，包括“民族认同”不是看作普遍的，而是看作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具体性。即使在“思考”和“制作”“民族”或“公众”时，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呢？博物馆在这种思考和行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什么使得博物馆适合（有时并不适合）某种认同的功效呢？
民族、博物馆与公众
民族-国家、公众和公共博物馆在18世纪后期的出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789年法国革命被看作是欧洲民族-国家黎明前的关键时刻，它是一场“人民”的革命，用一种崭新的更为平均和民主的众人平等观念来取代一种贵族政治秩序。因此，开放从前高贵的收藏品是平等、博爱和自由新观念的一个意义深远的象征性宣言。私人的、贵族的变成公众的和人民的；精英们特殊的、独有的领域被打破，并向那些以前不准接触这些宝藏的人们开放。那是一个“教化”公众的时刻：将“文化”（“高级文化”的意思）带给大众，更重要的是试图培育公众。它也是产生“公众”的象征性尝试——一个自我认同的集体，身处其中的成员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彼此忠诚以及曾经被垄断和排除的自由。
认同效用
那么，是什么使得博物馆成为教化“公众”和“想象”民族-国家的最合适的中介呢？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的，把自己想象成国家公众的一个成员——想象它是由成上千万的人组成的一个大“队”、“家庭”和“集体”，其中大部分人是永远也不会相识的——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想象(1983)技巧。这涉及到归属感和兄弟情谊的方式，它超越了直接的经验，但只取决于具体的“边界”——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因为个人认同民族-国家和无数不相识的“兄弟们”，是不依赖于经验的社会联系而是文化——一种拥有同样的知识和实践、表征、仪式和象征的东西。而且，民族-国家诞生于群众革命、宣称的平等、自由，它要求个人把自己看作不仅是被社会规范的被动的客体，也是一个自愿的、“自由的”参与者。民族-国家不是“容纳大众”，而是由“市民”、“公众”组成。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和民族在产生统一的规范和归属感上是如此的关键。它用情感铸就秩序，并使成员为临时的领土边界和国家财产而战斗甚至死亡。
博物馆和其他公共机构都是这些新的思考方式和公共教化方式的表现场所和中介。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博物馆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例如，在艺术馆和工业博物馆之间、国家和省级机构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当然，它们的公共教化也并不都是成功的。不过，它对概括一些特征还是有用的，这些特征对认同效用是好的，并带来了十分显著的发展。
人类学家瑞恰德·邯德勒（RichardHandler）(1988)认为，“拥有文化”的观念对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化的种族话语是至关重要的。它被看作是成为一个好的“人民”的标记，这些人应该也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我管理的权利。虽然这种观念只是全球性的假设，但它本身是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具体性，它是建立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1989)称之为“表现的个体化”思想之上。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每一个民族身份不同于另一个民族，而且这种本质区别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有一种要表达它的“召唤”。实际上泰勒讲的是个体的认同，但他指出民族认同也可由此类推出来(1989:376)。对民族而言，文化是它们的表现方式：它们是独特的“内在深度”的外在符号。博物馆是将重要的“文化物品”集中在一起的场所，很自然就被看作是“民族”认同的表现，而且与“拥有历史”的观念联系起来——个人记忆的集体等价物。尽管“民族性”是工艺品和艺术品的重要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所陈列的所有物品都必须“属于这个民族”。“拥有一个博物馆”只是拥有一种身份的自我言说方式，这个公式是可以在其他不同层面的地方治理中被“模仿”和复制，最显著的就是萌芽于19世纪的市民博物馆。
占有其他文化的工艺品，这本身就很重要，对殖民主义国家而言，这些工艺品也是一种控制和掌握超越本国范围能力的象征。因此，他们声称能够去认识和管理，也暗示参观者，这些物品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是在全球舞台上得到展示。正如各种研究所揭示的，展览中的分散的文化表述是表达这样一个思想的有效方式，即文化的差异性是“包含在其中”，而穿越地域就意味着会遇到一系列相互分散的（有时候是相联的）文化(e.g.Coombes1994;Jenkins1994;Lidchi1997)。这通常体现在更为具体的工作中，通过与其他文化的对比，来突出“主队”的文化、技术和道德优越性。在此，历史的进步是一种策略——用进化的短暂性来表达空间的不同——含蓄的（有时并不含蓄）找出先前并不发达时代的空间距离。
物品也很容易被简单的理解为财物或所有物，这个观点也是西方认同观念的中心——作为所有者的自我观念（马克弗森（C.B.Macpherson）（1962）认为出现于17世纪）。在博物馆，“所有的个人主义”不仅能够在一个集体的范围内得到表现，而且它们也是财产和物品的“神圣化”——把它们从商业领域转移出来，重新认定那些“物品”，而不是仅仅把它们当作经济资本。换言之，可以把博物馆看作是收藏品表达特殊身份的纪念碑，然而这些物品是可以通过买卖而获得，它们是被象征性的从那个领域移过来的。
假设博物馆的这种“客观视觉”主要指向相对划分好的“世界”的表述或者是“差异”（见迪亚斯（Dias）1998）的表征，这种看的方式也有助于民族认同和文化/种族/性别差异的“客观化”。诸如种族的类型、系列和进化的轨迹都能在博物馆“看到”。这有助于建立类似于现实一样的图式。博物馆的组织技巧被看作是对“底层现实”的反映，这种现实被看作是展览中的艺术品所呈现（ibid.）出来的“事实”所固有的。毫无疑问这种对“客观视觉”的考察也伴随着其他的看的方式。在一段时期内，视觉主义很快就变得优先于其他感觉，并很快与现实、真实（ibid.）的现代概念紧密联系起来。当然，此时仍然存在其他“看的方式”，例如亲自“见证”神圣的遗迹（与博物馆的权威性联系在一起）和个体化的审美凝视（这可以帮助获得个人情感，见下文）。正如公共领域中机构的多样性和内在冲突是媒介和原动力的潜在源头，所以在博物馆中也存在很多其他看的方式产生的可能性。博物馆能够综合多种甚至是跨文化的看的方式的能力，是博物馆形式在认同效用中的力量。
新的认同？新的公众？
公共博物馆从一开始就与教化公众的设想联系在一起，鼓励人们把自己想象和体验成有序却不过是情感化的民族-国家的一个成员。它让人们认识到与其他民族或种族的不同，并体验到他们自己的世界是一个相对可靠的管理的世界。它也有助于传递稳定和进步感。也助于将“科学的”，“客观的”看的方式具体化，这种凝视能够忘记其自己的立场。博物馆还有助于思考那与生俱来的界限明显的身份。
在所有这些当中，民族-国家似乎在第二现代时期遇到了特殊的麻烦。它受到来自强大的分裂主义的利益团体、种族主义、地方主义和各种新时代的运动的威胁；但是并没有受到更多的跨国力量，如全球公司和跨国组织的威胁。它们声称能够影响它们成员的情感并有效的管理他们的能力也遭到质疑。那些现存的民族-国家——至少部分是通过创造传统和像博物馆这样的国家制度而形成的——如果它们不再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作用，那么它们是否还能有效地成为认同的焦点也会受到质疑。有些理论家认为，形成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民族-国家是一种虚构的认同，是由国家法令建构而成的。根据这种看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族主义的出现就是一种“被压迫的回归”——次民族-国家或“民族的”认同表达，这是在民族-国家体系(e.g.Smith1995)中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地方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有效性也受到日益增长的全球性运动和移民的威胁，如国家和各大洲之间的劳工流动。而新的通信技术使非地方化的认同(e.g.Castells1997)得到发展和维持。
因为博物馆一直在认同效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也由于它对那种被认为是受到威胁的身份的特殊表达，所以博物馆是非常重要的场所，在此可以考察一些身份变化的主张。如果具有19世纪风格的认同确实被取代了，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制度性的博物馆会变得多余，或者说，它们应该成为自身的博物馆——在那里可以追忆起消失的秩序。另一种情况（或者说是附加的）是，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博物馆内部的改变，因为它们想要提出和表达“新”的认同。我认为后者是当代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支。当然，它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任何完整的图景，从而能够描绘出多种分支以及它们在地理上和制度上的分布情况。例如，当一些大城市的博物馆和世界性的博物馆和“新”的认同纠缠在一起时，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博物馆是依据对固有的民族身份的表述来进行陈列的。先锋艺术博物馆更乐意接受后现代的认同理论，而不愿成为展示遗产和工业的场所。这不是说，先锋艺术无缘无故就是“正是如此”——它们也许只是一个分支，在整个复杂的博物馆系统中只占有很少的部分。
下面我要讨论一个展览的例子，它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身份问题，那就是表述那种，在充满移民、变动和多种身份而又经历全球化过程的地区所产生的一些特殊的认同问题。近年来，已经有很多革新的展览出现，这些展览涉及到一些群体，他们或者是以前被排除在外，或者仅仅是以“他者”的形式展现的，或者想对收藏和展示过程进行反思的展览。我既不认为我要讨论的那个例子——位于英格兰布拉德福卡特霍尔的跨文化艺术馆——所采取的方式是唯一的，也不是说它只是简单的表征了一种广泛的运动。而是认为它是一个关于博物馆的认同能力怎样被重新使用的例子，同样，它也是博物馆生命延续的例子，还是对展览形式的（有限的）灵活性的一种解读。
表征跨文化的认同
布拉德福是一个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裔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城市，在这里种族关系有时候很紧张，偶尔还会有暴力冲突。也是在这里，萨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的《撒旦诗篇》(TheSatanicVerses)第一次在英国被焚烧。这种行为使得布拉德福作为一个文化、宗教狂热和遵循正统基督教的地区，而迅速为全球瞩目。在这个城市，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是一个特别棘手而重要的事情，而我要讨论的博物馆展览组成了一个例子，正是这个例子对身份进行了相当有趣、也许可以是预知的和展示性的再表征。
在布拉德福，尼玛普法娅史密斯（NimaPoovayaSmith）于1986年被任命为馆长，负责建馆、陈列和收集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的艺术品。收藏和展览都以卡特莱特霍尔艺术馆基础，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卡特莱特霍尔公共艺术馆建在一个公共公园里，它于1904年开放。卡特莱特霍尔艺术馆的大部分空间和展厅都是相当典型的——如上文描述的——19世纪的公众博物馆的风格。所展示的大多数艺术品都是欧洲人的，着重强调了英国人的作品（包括强调当地性和地区性的艺术品）。在这个时期，南亚人很少去参观博物馆，因此新馆长的一个任务就是改变这种状况。这种考虑是对博物馆在表达（即使是想象的）集体身份中的象征作用的自我反思。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的目的是要表达一种复合的、多样文化的身份。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简单地处理两个“社区”之间的事：英国和南亚，或者白人与非白人。在白人中，布拉德福具有很长的移民历史，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爱尔兰人开始向其移民，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意大利人紧随其后。在非白种人中，虽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来自非洲和加勒比海，但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南亚。但是，即使在南亚人中，也有来自不同地域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的差异，同样也存在宗教的差异（穆斯林、印度教、锡克教）和语言的差异（北印度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如果我们还承认代际的差异，尤其是出生在海外的人和出生在英国的人之间，很显然，这情形确实如新馆长描述的“万花筒”。当馆长在决定收藏什么，与“社区”中的谁去商议时，就会产生潜在的问题。
一些起草多元文化的政策(e.g.Werbner1997:15)的人认识到一个风险，因为不同的群体和传统之间的认同各异，所以差异是能够被“固定”和“博物馆化”。不是努力去表现界限分明的群体，普法娅斯密斯追求的是表达文化边界和身份的变动性。这样，她吸收了后殖民批评话语理论家们，如爱德华．赛伊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1998:112)的理论。同时，她与布拉德福的南亚人商量，举办一系列临时性的展览，希望这些展览的主题能够符合本地人的兴趣，但又不是完全不顾及南亚人的感受。所展览的物品包括黄金、银器、伊斯兰的书法和织物（尤其是沙丽（saris）——在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的许多地方和布拉德福，妇女们穿的衣服）。有趣的是，在咨询了布拉德福的南亚人的后裔们之后而举办的展览，采用了不同的媒介，也提出了美的艺术和工艺品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临时性展览成功的将一批数目可观的南亚人带进了卡特莱特霍尔博物馆(PoovayaSmith1991:126)。
讨论
博物馆能凝造其它的意义也是我所讨论的中心话题。我们所看到的是，博物馆适于表达除了民族的、同质的和固有的身份之外的其它类型的身份。博物馆适合这种身份的运作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它长期处于“接触地带”，正如克利富（JamesClifford）(1997:ch.7)指出的那样，与其说博物馆是公开的规训或赎罪，还不如说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有意安排(seeBennett1995)。博物馆一直在大陆之间、时代之间创造联系，它的藏品能够规避已经作好的分类和叙述。博物馆总是有许多好运，有一种模糊的逻辑，这意味着所收藏的物品能够很容易被重新表现为新的、也许是更具连续性的展览。如果有意要把公共博物馆想象成某种特定身份的一部分，这常常不会成功。就某些方面来说，也许正是这种19世纪博物馆事业的失败，正如它的成功一样，意味着博物馆仍然具有生命力和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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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兴起于19世纪的博物馆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紧密相联的。对于今天博物馆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思考它们在民族-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世界中的作用，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新的认同。作者对19世纪博物馆的认同作用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并分析社会理论家的一些观点和客观的现实，思考它们对博物馆的意义。作者还实地调查了英国卡特莱特霍尔的跨文化艺术馆的运作方式，并指出
博物馆除了能够表达民族的、同质的和固有的身份之外，还适于表达的其它类型的身份。
关键词：
博物馆跨文化认同民族-国家
Museum,national,postnationalandtransculturalidentities
□SharonMacdonald
Abstract:
Theproliferationofmuseumsinthenineteenthcenturywascloselyboundupwiththeformationandsolidificationofnation-states.Acrucialquestionformuseumstodayconcernstheirroleinaworldinwhichnation-statistidentitiesarebeingchallenged，Andtheyoughttofindsomeappropriatewaystobeabletoexpress‘new’onesauthorbeginswithabriefoutlineoftheidentityworkofthenineteenth-centurymuseum,thenheturnstoargumentsbysocialtheoristsandtheobjectivesituation,considerstheirimplicationsformuseums.AuthoralsocarriedoutfieldworkofTheTransculturalGalleriesatCartwrightHallandindicatedthatmuseumsarecapableofbeingputtoworkintheexpressionofotherkindsofidentitiesthanthenational,homogeneousandboun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