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ityandRationality:ThePoeticsandPoliticsofMuseumDisplay
KaiYin
DepartmentofAnthropologyMajor,SchoolofEthnologyandSociology,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
Received:Jun.26th,2015;accepted:Jul.11th,2015;published:Jul.15th,2015
ThisworkislicensedundertheCreativeCommonsAttributionInternationalLicense(CCBY).
ABSTRACT
In1789,theoutbreakoftheFrenchRevolutioncreatedtheconditionsofthebirthofpublicmuseums.Fromthedateofbirthofthemuseum,thespiritualenlightenmentfeaturingtherational,theorder,thenation-state,andthepubliceducation,andromanticismfeaturingart,literature,localfolkcustomshadbeenaccompaniedby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themuseum.Fromtheconstructionismperspective,socialandculturaldevelopmentofthemuseumhadtheisomorphismandthecommonexperienceofaseriesofchangesofideologyandideas—thegovernmentalityofthepubliceducation,theanthropologicalconceptofotherness,therepresentationoftheedgeculture(crowd),and“Poeticsandpolitics”deconstructionandreflection.Therefore,asthemuseum“meta-narrative”,thespiritoftheEnlightenmentandRomanticismhadthecontradictorydualityinthemuseumspacetodoconstantlyhistoric“performances”inameanof“poeticsandpolitics”,andofbalancethemuseum’sownexistencevalueofindifferentperiods.
Keywords:Governmentality,HumanisticandRational,EnlightenmentSpirit,Museum,PoeticsandPolitics
人文与理性：博物馆展览的诗学与政治学
尹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15年6月26日；录用日期：2015年7月11日；发布日期：2015年7月15日
摘要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为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从博物馆诞生之日起，以理性、秩序、民族国家、公众教育等要素为特色的启蒙精神和以艺术、文学、地方、民间习俗等要素为特色的浪漫主义一直伴随着博物馆的历史发展。从“构成主义”角度来说，博物馆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同构性，共同经历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与观念的变迁——大众教育的治理术、人类学的他者观、边缘文化(人群)的表征以及“诗学与政治学”的解构与反思。因此，作为博物馆“元叙事”的启蒙精神与浪漫主义双重性矛盾在博物馆空间内，以诗学与政治学的修辞手法不断地进行历史性的“展演”，并在不同时期平衡着博物馆自身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治理术，人文与理性，启蒙精神，博物馆，诗学与政治学
1.引言
博物馆(博览会)作为一种具有无穷潜能与特殊表达技能的文化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能够以换喻的方式呈现与之对应的世界[2]。人文与理性的此消彼长以及互相悬置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话语出现在博物馆的空间内，使博物馆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以诗学和政治学的修辞手法表现与之对应的社会。
2.监狱与博物馆：两种不同形式的治理术
从怀特海的观念史角度出发，监狱与博物馆之间虽然具有作用与效果的一致性，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形式的治理术。作为强制与征服手段的监狱、诊所等机构开始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变成监禁处罚形式[13]，监狱等机构不在于展示权力，而是试图通过恐吓手段把公民作为其潜在的接受者置于权力的另一侧——公民是权力的客体；而作为说服手段的博物馆，却经历了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即从深宅大院的贵族封闭收藏中走出来，开始面向开放的公共领域，允许免费接纳广大民众[14]，博物馆则在于展示权力与秩序，组织协调事物与社会的秩序，将想象的公民通过教育的方式纳入到国家权力建构过程，置于权力的这一侧——既是其主体又是受益者。
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中叶的博物馆(博览会)具有公共展示、国家政府的介入以及永久性展示权力与知识等特征[17]，作为一门课程的博物馆通过表征过去与他者来使人群处于持续的审视、自我监视下，成为自我规范的对象，最终实现一个自我监视的社会。这一时期的博物馆运行模式的政治合理性在于两大修辞原则——公众权利原则和充分表征原则[18]，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博物馆的内部机制的隐藏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划分却通过文化的标志的组合来区分人口，造成了一些观众的出席障碍，正如布迪厄所说，“艺术作品只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有意义和兴趣，这些人拥有社会能力——拥有被编译的密码。”[19]。这些障碍进一步通过教育的方式，引导了工人阶级的公共行为方式与内在精神的转变，使他们成为行为“举止得当”的中产阶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艺术受到黑格尔“绝对精神”(AbsoluteSpirit)的最高模式哲学的支配，其空间处于一种比先前更小封闭的语境中，但是艺术从现实生活语境中被抽取，被非政治化了[20]，与重视理想、自然的浪漫主义文学共同坚守人文精神的阵地。
3.知识与他者：民族志博物馆(EthnographicalMuseum)的传统
15~18世纪的欧洲社会经历了中世纪的崩溃与知识的生长与分类的过程，帝国扩张与世界体系的建立牵涉到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他们似乎遇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民族与社会结构。19世纪中叶，对这些“他者”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称为人类学(anthropology)[24]。人类学、民族学与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随后作为大学里的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民族志博物馆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科发展有着共生关系，它成为收藏和展示有关“他者”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机构，并且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第一个机构性的栖息之所。民族志博物馆展示使“远方之谜”和“异域他者”的文化物质化，借助物质展品诠释有关人类及其知识和成就的文明的自然史[25]，这是一个不同于科学博物馆与艺术博物馆的知识空间。知识的产生总是伴随着某种权力关系的发展，正如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兴起与殖民主义难以割裂，民族志博物馆无论是在物品收集还是展示方面，也与殖民主义过去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19世纪中叶到二战左右的民族志博物馆由于所处历史时代的缘故，具有一些相似的博物馆性格：缺乏系统化的收藏、对物品的描述不够充足、不重视展示和陈列，而馆中犹然充斥着异国情调和美学要素。而且除非与宗教有所关联，否则在展示中看不到历史的痕迹[26]。但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又在此相似性格的基础上各有传统，民族志博物馆既然与帝国主义的他者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知识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那么不同的殖民国家学科理论范式以及帝国主义活动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生成了具有不同传统的民族志博物馆分类与展示方式。与人类学的四大传统一样，民族志博物馆在国别上也具有明显的不同，知识体系与思维特征固然与人类学传统颇具相同，但是作为实践的对“他者”的感知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要素。
在1868年到1904年间的德国建立了不止一打的民族志博物馆，德国民族志博物馆的发展与其自身所具有文化多元性的民俗学研究传统[28]以及赫尔德(JohannGottfriedHerder)民族精神概念的延续性复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后来，随着拉策尔(Ratzel)的人类地理学，弗洛贝纽斯(Frobenius)和施密特(W.Schmidt)的文化圈理论的发展，这种以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来作为研究文化的途径造就了所谓的“文化历史学”学派[29]。这一种独具特色的知识与观念对于民族志博物馆之收藏品分类、科学研究和展示技术都有极大的影响。
作为一种展示文明发展史的博物馆形态，民族志博物馆与特殊的知识体系、异域的“他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相似的展示秩序背景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民族志博物馆传统。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地位过程中，围绕着对于“他者”的表征，有关价值中立、学科规范与道理伦理的争论从未停止过。那些压抑已久的矛盾伴随着后革命时代的来临将如疾风暴雨般席卷旧有的观念与秩序。
4.中心与边缘：后革命时代[30]的困境
格尔茨(Geetze)在《作为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某些地区的新兴(或者复兴)的国家中，因为在这些共产主义或是非共产主义的国家中，获得独立、推翻原有的统治阶级、立法大众化、公共行政管理理性化、现代精英兴起、文字及大众传播的普及，以及缺乏经验的新政府被推入连旧的参与者都搞不清楚的不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去，所有这些造成了普遍的迷失感[31]。对！一种迷失感、失落感，这就是后革命时代面临的困境——各种意识形态获得解放后蠢蠢欲动的情形，历史进程远在天边的境况，地方认同、族群主义各自为战的场景，边缘人群追求文化复兴的斗争画面。
这种多重困境广泛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在确立自身边界、政治合理性、未来的发展方向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这涉及到本质主义与时代主义之争，由此也就唤起了地方性的文化复兴与政治认同，这种现象普遍分布在上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其次，后革命时代的到来使得一些边界内部的少数族群、社会中的边缘人群意识萌生，纷纷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手段来诉求自身的权利，反抗主流文化在过去历史过程中的压制，争取其自身文化与历史的价值，这种现象普遍分布在北美洲的印第安地区。
也就是说，后革命时代的中心与边缘主要表现为国家内部的公民性认同与原生性认同，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张力。博物馆在此过程中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一时期的博物馆不再是帝国主义早期的整个世界的换喻，也不再是一种治理、规训与教育的工具，它所象征与隐喻的是一种文化与知识、一种声音与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情感力量、一种想象与认同，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博物馆与博物馆化的想象(museumizingimagination)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32]。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博物馆建筑、空间秩序、展览路线、叙事方式都在一定意义上表征着其背后的文化与政治信条。
5.诗学与政治学：博物馆展览中的修辞学
作为文本，博物馆与民族志具有同构性，即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中介媒体的“经纪人”的角色——基于被展示文化的物质资料进行意义的生产，对参观者群体进行意义的消费。似乎博物馆一直处在隐藏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矛盾与张力中，真理与现实永远是部分的、有意向性的、甚至是以扭曲的形式呈现给观众，伊莱恩休曼古里安(ElaineHeumannGurian)认为，从历史上说，博物馆的成立是为资助它们的人提供灵感的[41]。也就是说，意义的生产由于馆长(cutator)的主观选择偏好、展览生产者的知识限制、博物馆机构的类型与地位等要素的影响，往往会成为一种脱离社会结构的“交融状态”，或许，这一困境只能靠将意义生产的过程同样展示给观众来解决。
在博物馆展览的诗学与政治学修辞下，浪漫主义的艺术与美学价值试图解构过去的展览线路，将片段化的、单个的物品作为美学的普遍价值来进行表现，这集中体现在人工制品的艺术化过程中。这种分类上的模糊似乎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西方会以评价自己历史和传统的方式，既欣赏这些实物，又赞赏它们的创造者。过去认识论上的的西方本土主义宇宙观开始让位于普世价值主导的文化相对主义，审美的视角取代了等级关系上对“他者”的贬低与想象。苏珊沃格尔(SusanVogel)的对“赞德人的猎网”的展示[43]则是这一分类转向的集中体现，沃格尔想以非西方人工制品的艺术化方式来反思西方过去的分类、展示观念。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Gell)走的更远，他以此解构了西方社会对于艺术、艺术品、艺术理论的观念谱系，并认为非西方社会的人工制品本身包含了自身的象征、意义与宇宙观，其自身特质中具有一种“艺术品”的属性，其质疑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尤其是杜尚时代之后的艺术理论[44]。犹如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借用“甜蜜与悲哀”对西方宇宙观开战一样，阿尔弗雷德盖尔也开始以“人工制品”作为武器向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宣战，这是一场关于解构与话语权争夺的战争。
6.结语
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当下，从理性国家治理术的文化形式，人类学知识的他者观，到多元诉求下的边缘表征，博物馆始终处在历史事件、意识形态、知识体系等要素构筑的社会时空中。这一变迁过程中的博物馆看似与启蒙精神、浪漫主义相去甚远，但是每一时期的博物馆无不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显性的一者与隐性的一者。作为治理术的博物馆，其宗旨是理性、秩序与安全，虽然它通过大众教育的方式同工人阶级达成共谋，但是其终极目标还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时期，以理性、秩序、民族国家为要素的启蒙精神在博物馆空间内外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代表浪漫传统的艺术则受制于哲学，其走向了与监狱相类似的发展道路——空间场所从大众中隔离，界限更为封闭。
文化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志博物馆诞生了人类学知识与“他者”的介入，以进化序列和历史地理学为主导的人类学代表着科学的理性再次出现在博物馆空间内，非西方的“他者”被纳入到西方社会谱系中。19世纪中叶到二战时期的博物馆依然充斥着启蒙的气息，“无历史的人民”没有自身的话语体系，从文学与艺术的浪漫主义立场从边缘来思考中心，他们总是“被表述”[45]的。
殖民之后的革命时代，西方与非西方的等级关系被新兴独立国家内部的主流与边缘、时代主义与本质主义所取代。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地方性文化认同与政治信念在多元主义的话语下逐渐萌生，如何处理空间上、文化上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关系面临着挑战。解构殖民主义话语、抛弃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将主流文化历史纳入到自身的叙事中，这些富有浪漫主义传统的多元声音出现在博物馆展览中，可喜的是，我们听到了社会史对边缘人群的号召，博物馆空间场景中已经在考虑如何表征他们的生活、文化与历史，以及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元化声音开始主导整个社会知识领域，一系列的批评与反思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席卷了整个社会。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过度理性化的世界，以致于反讽的话语层出不穷，传统即将遭到瓦解与重建，过去的权威早已丧失威严，新的出路却仍在探讨。博物馆也不例外，诗学与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修辞手法开始介入到展览的阐释中，意义的生产与权力的地位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之一，一系列过去的展览成为分析的对象。博物馆空间的沉思逐渐被社会互动与博物馆的混响体验所取代，一种大写的集合场所的空间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重新提出。文物归还、人工制品与艺术品的交融、博物馆展览中的文本阐释，这一切都在博物馆空间内展开了一项对西方宇宙中心主义观念的质疑与批判。
作为西方社会与宇宙观合理性根基之一的博物馆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意识形态、认识论转型的发展，但是作为博物馆诞生元叙事的启蒙精神与浪漫主义却一直在都博物馆空间内进行历史性展演。可以说，博物馆形态的变迁实际上是这两种张力在社会知识领域内不断斗争的结果，博物馆作为一个微型世界的镜子，记录了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