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文华殿的东侧，有一片皇宫内较为少见的绿琉璃瓦建筑群。这里被称为“南三所”，是当年皇子们居住的地方，道光帝就出生在院里的撷芳殿。如今，这里是故宫博物院的器物部。吕成龙就在这个院落里工作，整整37年，从刚工作的毛头小伙到如今的器物部当家人，从未离开。
“陷进去就不想拔出来了”
吕成龙，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领域学术带头人。1984年大学毕业，因为成绩出众，他被分配到了故宫。报到那天，是他第一次看到故宫，跟自己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吕成龙回忆起上班第一天，往事历历在目：“人事部在北门，我就沿着中轴线往北走，走啊走啊，东筒子这么长，故宫这么大呀。”以后要在这样的单位工作，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他是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的高才生，自然就被分派进了陶瓷组。当时的组长是古陶瓷大家、后来成了他师傅的耿宝昌。“看着师傅就那么一看、一摸、一敲就判定了真假，我就立志要学会。”吕成龙说。然而，古陶瓷“水太深”了，岂是朝夕之间可得，仅是打绳结，他就练了两年。
“学习贵在坚持”
如果说对事业的热爱给予了吕成龙发奋的动力，那么持之以恒的执着就是他能够成功的关键。
吕成龙说，鉴定犹如窗户纸，悟不到就看不透，一旦捅破就是海阔天空。为了“悟到”，他始终坚持学习，直到当下，从未间断。
早些年，别说电脑，连相机都是稀罕物。为了尽可能多记住文物，他利用一切可以接触实物的机会，观察学习。1997年，故宫博物院进行6万多件院藏瓷器的清理和搬库工作。瓷器属于易碎文物，加之库房运输路线较远，当时只能用人工手推车小心搬运，此项工作的艰巨程度可想而知。吕成龙当时为器物部陶瓷组组长，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落实。每天他和陶瓷组的同事，用塑料桶提水到库房，先擦洗瓷器，然后用高丽纸或绵纸包好，再裹上棉垫，装进藤筐，最后装车、捆车。运到新库房后，卸车、开包、入柜。日复一日地重复，整整3年，6万件瓷器毫发无损地搬进了新家。而就在这种每日的重复工作中，他将6万件瓷器印在了脑子里，从此“心中有数”。
孙灜洲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第一代陶瓷鉴定大家。他结合自己多年从业经验，编了一套5组明代御窑的鉴定口诀。虽然每组只有28个字，但每个字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为了吃透每个字的内涵，吕成龙“用了十四五年的刻苦学习，才真正领略了其中的奥秘”。
为了丰富自己的鉴定知识，吕成龙非常重视古陶瓷窑址调查工作。古陶瓷窑址大都在偏远山区，道路崎岖，杂草丛生，要步行很远的路才能到达。跌跤、滑倒、被瓷片划破手指都是家常便饭，摔伤也时有发生；夏天蚊虫叮咬是“必修课”，甚至还有蝎蛇蜇咬的“选修课”。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实地调查了近30个古代陶瓷窑址，并将所得到的收获运用到院藏陶瓷器的研究中，解决了研究中一些长期遗留的问题。比如，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一件瓷盘，被前辈判定为“辽代的三彩划花鹭连纹盘”。他通过古窑址调查，发现这是明代万历年间福建漳州平和窑产品。
作为故宫乃至业界古陶瓷领域的领军人物，吕成龙一直强调“学习任何东西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贵在坚持”，“没有哪个专家是随随便便就能成长起来的”。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文物”
安全是一切文物工作的基础，也是吕成龙从业几十年来脑子里始终不敢放松的那根弦。吕成龙坦言，保证文物安全，自己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正是这种神圣感，让他从业37年来，从未出现任何文物安全差错。
故宫是世界现存最大规模的木质古建筑群，防火是故宫文物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故宫博物院实行在下班前的三级断电制度：办公室断电、部门总闸断电、故宫总配电室断电。器物部每日都有专人负责，确保前两级断电。“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古建，又有电脑等不少用电设备，一点疏忽就会万劫不复。”他也将这种谨慎与严格传递给部门的年轻人，不厌其烦地强调文物操作安全，悉心地指导演示文物操作规程，要求他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文物”。
鉴定文物，吕成龙也格外注重细节。2021年“五一”，故宫的陶瓷馆搬至武英殿，重新改陈开馆。这不是一次简单搬家，而是重新设计陈列大纲、重新安装展台、重新摆放文物，是一次彻底重生。这个展是“我退休前，对自己工作的一个总结”，吕成龙倾注了大量心血，几乎每天都在现场。为了确保文物安全，除了常规的文物操作安全规程，吕成龙还要求每位参与布展者，手机不能装在兜里。他说，现在手机都比较重，万一从兜里滑出来，可能砸到瓷器，后果不堪设想。
“文物安全是1，其他工作都是后面的0；没有1，啥都没有。”吕成龙说。
走出吕成龙办公室，院里有一棵核桃树。吕成龙说，自己刚来这里上班时，树干“只有墩布把儿那么粗”，如今已如电线杆般。37个春秋，吕成龙看着它花开花落结果落果，它陪着吕成龙从青涩新人成长为业界大师。日后，还会有更多的故宫人和它一起成长、成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