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京杭大运河是一项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这条人工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1794公里，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古代运河。
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有一座始建于1631年的石拱桥，名为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标志。拱宸桥东岸坐落着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建筑呈扇形环绕运河文化广场，以平坡结合和开放式格局将室内外景观融为一体，把河、桥、船、埠巧化为展品。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2006年开馆，是最早系统展示京杭大运河历史文化的博物馆。经过4个月的闭馆升级改造，今年9月，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重新开放，在杭州亚运会期间吸引了许多观众前来参观。
贯通南北的大动脉
走入博物馆序厅，两根立柱映入眼帘，柱底装饰着中国传统瑞兽趴蝮。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讲解员娄红艳介绍，这代表拱宸桥的桥柱，桥柱中间，一艘漕船正“扬帆起航”。船的后方，近100平方米的8K超高清大屏幕上循环播放《北行的运河漕船编队》，展示了漕船从杭州出发、一路北上直达北京的景象。序厅左侧，仿制的清代《南巡道里图》长卷徐徐铺开，呈现了京杭大运河两岸的地理风貌。
“为了更好地展示大运河文化，我们对博物馆外立面和内部展览进行了改造提升。”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馆长叶艳萍介绍，博物馆展览体系包括常设基本展“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变迁与影响”、常设特展“因河而兴：大运河与杭州城的故事”、专题展“运河综保杭州样板”“千年运河源正流清”以及数字体验区“大运河数字驾驶舱”。“馆内共展出藏品600余件，是之前的3倍。此外，还增加了多媒体和互动设施，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叶艳萍说。
“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变迁与影响”设有大运河的开凿、大运河与漕运两个单元，系统梳理了2000多年来开凿、治理运河以及漕运体系不断发展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互相征战，为了运输兵士与粮草，一些国家开凿了人工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从江苏扬州到淮安的邗沟，这是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运河。展厅里展出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青铜箭镞等，重现列国争霸的刀光剑影。
除了邗沟，当时江南地区还有从吴都城到长江的吴古故水道以及从吴地通往越地的百尺渎，它们可以说是江南运河的前身。
到隋代统一中国之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连接东西南北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公元605年，隋炀帝改建东都洛阳，决定开凿大运河以解决漕粮运输问题。611年，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今北京）、南到余杭郡（今杭州）的大运河全线贯通，连接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农业中心、北方的军事重镇。“隋代贯通的大运河，我们今天称之为南北运河。唐宋时期仍然依靠这条运河开展漕运。”娄红艳说。
元代定都北京，为便于运输南方物资进京，在隋代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开凿了从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和从临清到台儿庄的鲁运河，将北京至杭州的航程缩短近900公里。
明清时期，运河漕运达到鼎盛，这与当时的河道工程有着密切关系。第一单元最后一部分介绍了明清时期的重大运河工程，包括被誉为“大运河之心”的戴村坝和南旺枢纽工程，被称为“大运河最具科技含量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的清口水利枢纽工程等。
“大运河的开凿维护是长期艰巨的工程，体现了古人的勇气与智慧。而开凿维护大运河最重要的目的便是漕运。”叶艳萍说，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为确保漕运畅通而由国家开凿的河道，是维护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的生命线。
古代由官方组织、利用水路进行的粮食运输叫做漕运。漕运管理经过长期发展，到明代逐渐成熟，主要内容包括粮食征收、查验入仓、漕船制造、搬运上船、漕程安排、押运组织、行程督催、品质检查、突发事件处理以及卸船、查验与入库等。
展柜里陈列着一件清代苏州府官斛，是古代漕粮征收的用具。漕运过程中，粮食在粮仓、船只之间转运，需要进行数量核对。考虑到粮食受潮对重量影响较大，人们就用升、斗、斛等量具进行核对。这件官斛整体呈四棱台柱形，口大、底小，由木板制作，接缝处以铁皮包裹、铁钉固定。内部装满谷物便记作“一斛”，约合35.6公斤。
漕粮征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装船运输。历代政府对漕船的建造材料、船身之长宽高乃至库仓、栈仓之大小均有规定，并派遣官员对船的质量与安全措施进行检查。
展厅内，一艘艘漕船模型引人注目。“这是唐代漕船模型，以安徽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4号船为原型制作，体型比较肥短，平底浅舱，铺上横板用于叠放粮包，装卸便利，最大运载量达55吨。”娄红艳介绍。
在它旁边的是北宋汴河漕船模型。北宋时期依据不同的运河航段制造出不同的漕船。从《清明上河图》中可见，漕船有两种形制：一种是中部宽、首尾稍狭的圆短平底货船；另一种是宽长的大型船，属帆桨结合的航船。明代漕船的特点是底平舱深，有较大的浮力和负载量。清代漕船防水性能较好，有效避免了漕粮霉变。
“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我们在展览中插入不少生动的小故事。”叶艳萍说，“比如在漕运单元中，通过‘宋太宗考察汴河决口’‘唐德宗因解决漕粮难题喜极而泣’这两个故事，反映漕运对中国古代王朝的重要性。”
因河而兴的杭州城
大运河孕育了沿岸的城镇群落，杭州就是一个因运河而兴的典型案例。“因河而兴：大运河与杭州城的故事”分4个单元，讲述了大运河与杭州城市发展的关系。
秦统一全国后，在今杭州地区设钱唐县，属会稽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在百尺渎的基础上修建陵水道，把进入钱塘江的渡口改到江面较窄的杭州。“正是这一改变，让杭州在隋唐运河开凿后成为运河南端城市以及水运交通的重要节点。”娄红艳说。
从秦汉六朝的山中小县，到隋唐之际的东南名郡，运河的开通对杭州城市发展影响深远。唐代杭州城北和城南形成了两个规模较大的商贸区，城南江干地区为对外贸易的码头，城北武林门一带则是附近州县货物的集散地。
五代十国时期，杭州为吴越国首府。吴越王钱镠通过扩城将唐代所开沙河纳入城内，并修筑“捍海塘”抵御潮水侵袭。经过数次扩建，杭州成为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形态，被称为“腰鼓城”。
宋代沿袭了吴越杭州城的格局，进一步梳理了江、湖、河与城的关系，促进城市繁荣。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每年通过大运河运至杭州的漕粮以千万石计。当时，杭州城内厢坊、街道、仓库、娱乐服务场所等布局均依托运河，城中还出现了销售海外舶来品的高档商店。
“这是南宋出门税银锭，重970克，是当时杭城商贸繁荣的物证。”娄红艳介绍，出门税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出城门交纳的税款，是南宋朝廷向行商收取的税项之一，类似于近代的货物税。
密渡桥路古河道遗址位于南宋临安城余杭门外北郭市区域，是进出余杭水门、连通城内河道和城外运河的重要通道。2005年和2011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清理发掘，出土了大量宋代瓷器和数以吨计的瓷片。馆内展出了密渡桥出土的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盘、吉州窑剪纸贴花茶盏、陶油灯、陶马等，令人遥想运河上舟楫如云、百货骈阗的画面。
由于运河南端不通江海，仅保留内河航运，导致“南关衰落，北关独盛”。明代，杭州城进一步向北发展，城北区域形成“三塘五坝”格局。宣德年间，在北新桥附近设立北新关，收取运河上的船料税，兼收商税。这一带逐渐发展为商贸区。一组模型生动展现了北关夜市的繁华景象：运河上，满载货物的船穿梭如织；运河两岸，建筑林立，灯火通明，码头工人忙着装卸货物，酒肆、戏台、市集热闹非凡。
明清时期，杭州城南发展出一种新兴行业——过塘行，主要业务为代客办理内河民船航运或人力运输货物。清末至20世纪上半叶，杭州西兴运河共有过塘行70多家，挑夫、船夫、轿夫、牛车夫等从业者达千人。
展柜中展示着一张印有“顺风快利”4个大字的1866年浙江姚大伦德记过塘行发票。这是清末同治年间运河水上运输的船票，“顺风快利”表达了船家期盼一帆风顺、早日获利的愿望。票据上除了列出一路所需开支的银两项目之外，还有“随身行李大小不计件，客自检点”的提醒。
随河而动的博物馆
从“还河于民”到申遗成功，大运河已成为杭州又一张“金名片”。为了宣扬保护运河文化遗产的理念，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开设专题展，系统呈现近20年来杭州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取得的成就，并对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等遗产点进行实时视频直播，让观众在馆内就能身临其境感受“活着”的运河遗产。
“大运河数据驾驶舱”也是博物馆升级改造的一大亮点。它整合了运河大脑、运河星谱、运河万物墙3个数字化展项，让观众一站式领略运河文化。在大屏上点击“大运河万物墙”界面，大运河沿线城市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立刻出现在眼前。中国有哪些大运河主题博物馆？各馆有什么特色内容？这些问题也可以一探究竟。
博物馆还通过不断“上新”宣教活动，让大众以多种形式感受大运河“流动的文化”。
2016年起，“运河拾贝”课程走进小学校园，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了解运河城市，感受运河非遗，领略运河红色文化。
2021年启动的“家门口的运河故事”活动，由博物馆工作人员带领同学们到运河周边文化遗产点进行采访、拍摄，制作短视频，宣传运河文化。
为满足青少年研学需求，博物馆还策划了“运河十二时辰运河十二人生”研学项目。“项目以12个发生在运河边的故事为主线，让孩子们在博物馆内参与情景体验，品尝人生百味。”杨芳介绍。
“让千年运河深入人心，让博物馆无处不在。”叶艳萍表示，未来，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将不断丰富展览形式、扩充展陈内容、增强互动体验，创新讲好运河故事，同时，还将加强文物、文献资料的征集、收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