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竣工测量完成后，需要由质检人员对地形测绘成果进行全面的验收检查工作，对内业、外业、地物平面点位、高程点等进行仔细的检查，确保地形分幅图画面清晰整洁，合理对地形要素进行取舍，正确运用图式符号，确保高程点精度可靠，准确地将实地的地形地貌细部特征反映出来。
4结语
关键词：出土材料；刻画符号；汉字形成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一、一元论与多元论
二、关于“汉字突变论”
“汉字突变论”是李万福先生提出的一种汉字形成理论，主要观点为：汉字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创造出来的；甲骨文出现之前，不存在表词符号逐渐积累的漫长过程；巫师是文字的创造者。⑦李先生对中国境内30多处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进行了分析，统计出各遗址符号总数、种类及所占比例。其中殷墟小屯遗址符号的数量是150万，种类为4500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6年度重点课题“新石器刻画符号与汉字起源研究”（ZDI135-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11&ZD12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4-gh-723）。
作者简介：牛清波，男，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文字学博士（南阳473061）。
三、汉字的形成背景
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它们由中原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祭祀在三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的传承和统一性来看，中原龙山文化中至少也应有祭祀的因素。这一推论与陶寺遗址中的朱书祭祀现象恰是吻合的。龙山时代，与良渚文化所走的“神权之路”不同，中原地区走的是“王权之路”，这也是它不断发展续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似乎与陶寺遗址中发现的祭祀现象相矛盾，其实不然。我们认为，陶寺遗址中的祭祀现象是吸收其它文化的结果，可能来自良渚文化，也可能来自红山等祭祀发达的文化。赵辉先生指出：“由于社会动荡，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形成一种务实和开放的意识形态，在对待来自周围社会的非传统影响时，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或机会主义的策略。”B11陶寺文化的祭祀现象或可为赵先生之说添一佳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字的形成具有广阔的背景，正是这片深厚的文化沃土孕育出了传承华夏文明，令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汉字。它传承着悠久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它把华夏儿女紧密连结在一起，共同创造新的文明和辉煌。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在各区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形成的。我们要重视中原文化在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正确看待其它区域文化的贡献。尽管汉字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我们却不能否认其它区域文明在汉字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下面仅以良渚文化为例稍作分析。良渚遗物中发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连续出现于同一器物上的现象，如良渚遗址中发现的黑陶杯（器口缘刻划8个符号）、澄湖遗址古井群中发现的鱼篓形罐（腹部刻划4个符号）、南湖遗址中发现的黑陶罐（肩至上腹部连续刻8个符号）、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的石钺（一面连续刻划7个符号）等。黑陶杯上的符号告诉我们良渚先民创造的符号与商周文字非同一体系；黑陶罐上的符号告诉我们当时虽已出现文字，却较为原始。良渚文明虽然衰败了，它创制的文字也未能延续下来，但它积累了宝贵的创制经验，这些文字既是良渚文明的产物也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类似的还有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丁公遗址出土的刻符陶片告诉我们，东夷文明也曾有创制文字的实验，虽未能传承，却有独特贡献。
注释
①英国学者丹尼尔在美国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上提出，文明有三个要素：（1）有5000人以上的城市；（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日本学者贝V茂树先生认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夏鼐先生在日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文明的标志“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参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35―36、94页。
②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③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第3期。
④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⑤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4―225页。
⑥牛清波：《中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⑦⑧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齐航福：《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组类差异考察――以“岁”字句为例》，《中国语文》2014年第2期。
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页。
关键词：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历史文化农业园区
检索：.cn
ResearchontheDisplayandUtilizationofPrehistoricSettlementSites；TakeDiaoLongBeiSiteasanExample
LIJing-yi，ZHANGXiao-Nan（BeijingUniversityofCivilEngineeringandArchitecture，Beijing100044，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countryhaspaidmoreattentiontothesiteoftheprehistoricsettlementsites，andmoreattentionhasbeenpaidtoit.Inthispaper，throughtheresearchofth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exhibitionmodeoftheprehistoricsettlementsites，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hesiteitself，thepaperpresentsacasestudyonthesiteofthecarveddragonmonument，andpresentsthecharacteristicsofthedisplayfromthesiteusingdifferentdisplaymodeofdisplayconcept.Sometheoreticalandpracticalsupportsforthepresentationofitsusearepresented.
Keywords：prehistoricsettlementsite；displayanduse；historicalandculturalpark
Internet：.cn
《考古学通论》中指出“考古学根据生产工具的变革将人类古代社会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期也被称为史前时代，包括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旧石器时代遗址又分为洞穴遗址和旷野遗址（露天遗址），新石器时期遗址包含有聚落遗址、洞穴遗址和丘贝遗址。所以，史前聚落遗址主要指新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目前全国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4493处，包含史前遗址417处，史前遗址中聚落遗址共有318处，占史前遗址的76.2%，由此可见史前聚落遗址在史前遗址中的重要性。
从我国建国初期第一个史前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到现在良渚国家遗址公园成为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遗址展示的专家们在以努力的寻找适合的展示利用模式。
一、我国史前遗址展示利用基本现状
（一）展示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史前聚落遗址多为土遗址，遗址本身比较脆弱，再加上天气等自然原因，遗址很容易破坏；其次，史前聚落遗址多为地下埋藏，保护采用回填的形式，观赏性差，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第三，史前遗址时期是没有文字的记载，所以对于它的研究比其他遗址都有难度。
（二）展示的主要内容
史前聚落遗址的展示主要分为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两部分。遗址展包括有遗址出土文物、遗址环境、遗址本体三部分。遗址环境主要指遗址的地理风貌、聚落风貌；墓葬、灰坑、房基、陶窑址、祭坛、人类生活遗址等是遗址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植物遗址、陶器、角器、牙器、贝器、石器是遗址出土文物的组成部分；文化展示以非物质文化为主要展示的内容，需要通过考古研究的平台进行展示，它的目的是将考古研究及其文化特征联系起来，使人们对遗址进行更深的了解与认识。
（三）展示的主要手段
史前聚落遗址的展示利用手段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的有原状展示、标识展示、陈列展示、建筑复原展示等一系列展示手段。原状展示对于石质类的的遗址多采用露天展示的形式，对于容易受天气影响的遗址多会加一些展示棚；标识展示为一些地下遗存遗址进行采用标识牌、植物、沙石等手段进行标示；陈列展示多是通过建立一些陈列馆、博物馆的手段进行展示；建筑复原是指遗址研究丰富的基础上，运用模拟复原的形式进行展示。
二、我国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模式
中国文物保护法则规定：“经发掘的遗址和墓葬不具备展示条件的，应尽量实施原地回填保护，并防止人为破坏。经过评估，无条件在原址保存的遗址和墓葬，方可迁移保护。”由此可见，回填是我国史前聚落遗址的主要保护手段。目前我国主要的遗址展示模式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史前遗址博物馆展示模式，特殊的一些遗址采用与旅游景区相互结合、森林公园、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的展示形式进行展示。
（一）遗址公园模式
良渚遗址采用的是国家遗址公园展示模式，遗址主要展示部分包括良渚博物馆、良渚古城、塘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等遗址构成。良渚古城墙部分进行了复原，建立遗址展示区，主要的展示手段复原展示；莫角山遗址则是建立保护棚进行展示；反山遗址通过建立陈列展示馆的形式进行展示，主要对墓葬遗址群展示，在已经发掘的部分墓葬上方建设一处覆土建筑，建筑埋于地下，与周边的山体和绿化能够协调，内部展示反山的考古与良渚玉文化的介绍；遗址还采用了建立生活场景复原展示，建立遗址文化园等多种手段进行展示（图1）。
（二）遗址与旅游景区结合的模式
遗址与旅游区的展示模式针对的是位于旅游景区的遗址，遗址展示的前提是先对遗址进行保护，位于山东聊城的景阳冈龙山遗址就是采用遗展示模式，遗址通过利用周围的自然风光和人文资源进行展示。
（三）森林公园模式
森林公园的展示模式主要指遗址位于森林公园景区内，一般遗址都采用遗址与森林公园结合的形式，在赤峰市红山区红山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就分布着着的红山遗址，它主要以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主。目前它是作为旅游胜地进行展示。
（四）史前遗址博物馆模式
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是遗址公园概念提出之前，较为常见的一种展示模式，比如我国第一个史前遗址博物馆是半坡遗址，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博物馆分两个区域，西面主要是文物展厅和临时展厅，东面为遗址保护展示大厅。
（五）历史遗址农业园模式
遗址历史农业园的展示模式相对较少，主要是针对遗址区周边的有农田的比较发达的乡村地区，它建立前提是对遗址的保护，通常会历史农田展示区或者遗址手工农作物体验区，为当地人们提供了游玩和休闲场所。
三、国外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状况研究
（一）美国
美国国内的遗址公园众多，大部分采用的保存遗址的原貌，保持遗址的出土和原始状态，多采用融入自然的遗址公园形式。芒德岛州立考古公园它主要的修建材料是贝壳，只有乘坐小船才能尽心观赏，主要恢复了以前的历史水系，游客有一种回到历史的感觉。岛上的设施全部为古代的施舍，也不能住宿。卡俄基亚土丘历史遗址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它的僧侣墩有14英亩，4层100英尺高，还有一个大型进驻约50英尺，1984年建立以个新的旅游展览中心（图2）。
（二）英国
英国遗址的展示利用多采用遗址公园的展示模式，但在遗址展示的过程中比较注重遗址的原真性保存方式，严格按照出土文物的特点和形式进行复原性修复。英国的很多遗址公园都会定期邀请有名的表演家，对古代文化进行表演，并且在服饰、器物、内容和场所等尽可能的进行历史原来面貌的恢复，使文化在寓教于乐中进行传播。在英国的约维克维京中心，是通过配有介绍和说明的历史图片和遗迹品进行展示。主要展示的是一条复原的历史街区，采用场景再现的模式进行展示，复原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包括家庭生活情况，还有农作情形，游客也可以乘坐游览车观。遗址充分调动了人们的感官、视觉、听觉多方面的结合，运用声、光、电、多媒体等多种科技的手段。
（三）德国
德国史前聚落遗址的保护利用非常重视遗址区的对遗址的再利用，它注重从文化价值中来提升遗址的内涵和意义，不主张人工的改造与展示，而是从自然景观的角度来展示遗址。德国柏林市非常有名的杜佩公园是一个古村落遗址，主要是志愿者自发组织的，有自愿者进行售票、展示、讲解，完全是一个活性参与的模式，遗址展示的人员是当地退休人们，由于是自愿者组成，所以他的展示分工也按自愿者自己的兴趣进行分配，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组合和服负责不同的工作。这种形式拉近了当地居民与遗址之间的关系，人们对于遗址展示具有很大的热情，同时遗址也成了当地的公共活动的场所。
（四）意大利
意大利是通过把一些考古遗址的的保护与文化展示和生态建设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奇伦托和迪亚诺河谷国家公园，帕埃斯图姆和韦利亚考古遗址采用的是国家公园的展示形式，主要是运用原址保护，也是采用与周围的的生态环境相互结合的形式（图3）。
（五）日本
在亚洲日本的遗址展示开始的较早，也是目前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日本对的遗址展示注重遗址的环境和建设的观赏性，历史公园是一种常见的展示模式，比如日本的吉野里历史公园多采用复原展示和“重建”的形式进行展示，2009年4月1日全部开放。历史公园由入口区、环壕部落区、古代原野区和古代森林区四个区域组成。入口区有售票口、管理用房、商店、餐厅等服务性设施构成；环壕部落区是遗址的核心区域，里面有大量的遗址存在，这个区域采用的主要展示方式是建筑复原；古代原野区是遗址的生态区，有历史农田区、弥生大原野、停车场、高尔夫场等设施的建立；古代森林区计划建成反映弥生时代的森林风景区域。
四、史前聚落遗址的实践分析
（一）雕龙碑遗址基本情况介绍
雕龙碑遗址位于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北3公里的武庄村南。它是新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于1957年发现，它原为一个椭圆形大土包，南北长179m、东西宽135m，中心保护区面积为2.5万平方米，围墙内设有雕龙碑遗址文物管理处。遗址先后经过5次的发掘研究，分为四个遗址类型：人工基址类、埋葬类、出土文物类、动植物遗址类。该遗址位于南北交汇处，对研究南北遗址文化的交流，研究屈家岭文化的渊源与大溪文化、仰韶文化等课题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是该遗址所处年代与神农炎帝传说时代相符。（图4）
（二）雕龙碑遗址展示利用方式的可能性分析
首先，雕龙碑遗址并没有位于旅游景区或者森林公园内，所以它不符合旅游景区或森林公园这两种展示模式的条件；其次，是采用遗址博物馆的形式进行展示，它目前是采用陈列馆的形式展示，但是这种展示形式比较单一，缺少与周围村庄和居民的互动性，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第三，是采用考古遗址公园的形式进行展示，遗址拥有便利的交通，但是它的辐射能力和法内较小，周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所以也不适合建立遗址公园；第四是建立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①雕龙碑遗址拥有便利的交通，遗址东侧邻着335省道；②遗址有良好的周边环境，遗址周边为农田和村庄，本地农业发达；③是考古研究丰富，现在建立的有雕龙碑展示馆，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枣阳雕龙碑》一书，遗址先后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所以历史农业文化园是比较适合雕龙碑遗址的展示模式。
（三）雕龙碑遗址存在的问题分析
雕龙碑遗址的展示利用主要从遗址周边环境、遗址本体、出土文物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①遗址周边的农田环境和河道，作为遗址最初的选址依据没有展示出来。②遗址本体的问题，首先，本体多为回填的方式进行保护；其次，缺少台地的展示，台地上的围墙不合理；陈列馆内主要为模型展示，展示手段单一；陈列馆位于遗址可能埋葬区和遗址本体内的道路为青砖，这两个方面都对遗址有一定的叠压破坏。③出土文物没有留在雕龙碑遗址陈列馆，没有进行展示。
（四）雕龙碑遗址展示设计
遗址展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针对遗址周边环境的问题采用的是建立农田展示区，结合现有地形，改种浅根系的农作物或地被植物，保证农耕深度或种植物种根系深度小于0.3m，历史时期当地的农作物主要为水稻、粟。在农田中可以场景复原的方式展示原始农业劳作的场景，结合田块田埂布置木栈道。（图5）
遗址本体区域建立遗址本体展示区，采用复原展示，但考虑对于遗址本体的保护，不在遗址内进行复原，而在入口附近的位置进行建筑复原，对房基遗址和墓葬遗址加入回填层，在回填层上进行较浅的房基雕塑复原，对于部分不适合进行雕塑复原的采用根系较浅的植物进行标示。道路设计拆除青砖采用具有可逆性质的木栈道进行道路设计，建筑基址也可采用沙盘模拟的手段展示。
对于出土文物采用建立遗址陈列馆的形式，既有传统的照片、实物的展示，也可以采用多媒体进行展示，采用电影或者短片这种展示手段对遗址的整个发掘情况和当时社会的状况进行展示；对于遗址本体的红烧土地面和墙体也可在室内进行直接展示。
五、启示
针对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下几个结论：
第一，总结了我国现有的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形式，有史前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森林公园、旅游景区、遗址历史农业园，其中史前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是最为常见的两种模式。
第二，确定了遗址的展示的内容有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两个方面，遗址展示包括有遗址本体、遗址的出土文物、遗址的历史环境三个部分。
第三，根据雕龙碑遗址的特点确立了它的展示模式是遗址历史农业园。
第四，根据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的不同的遗址内容采用不同的展示手段，主要有场景复原展示、模拟展示、多媒体展示、标识展示等。针对遗址本体展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房基遗址：我们可采用建筑复原展示、雕刻复原展示、房基复原展示的展示方式。2.墓葬、灰坑：主要采用沙盘模拟原址陈列展示的方式。3.陶窑址：复原展示、（室内）遗址沙盘模拟、（室外）遗址展示棚、生活场景复原展示等不同的展示方式。
本文以雕龙碑遗址为主要案例进行了实际的分析，在遵循史前遗址的保护优先、以人为主、采取可逆手段、真实完整展示遗址的原则下，提出了遗址公园展示的理念，有效地解决史前聚落遗址展示难度大、展示形式单一等问题。史前聚落遗址的展示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研究的过程，本文希望对以后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研究起到一个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娟辉，伍丹婷.当代博物馆设计初探[J].中外建筑.2012（11）
[2]许凡.史前遗址的展示――以日本吉野里国家历史公园为例[J].小城镇化建设.2008
[3]刘斌.从良渚遗址谈关于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J].收藏界.2013（7）
[4]郭青岭.日本古文化遗址博物馆考察启示[J].史前研究.2006
[5]朱晓渭.国外经验对陕西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启示[J].江汉考古.2011（2）
[6]王晓玲.良渚文化数字博物馆设计与实现[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毕业论文.2012
[7]杨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2
[8]张昱.考古遗址展示的初步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2013
[9]ICOMOS.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S]威尼斯.1964
[10]ICOMOS.展示与阐释.[S]加拿大魁比克.2008年10月4日
[11]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
一、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学术界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文明的开始，大致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时，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应是这方面研究的先导，后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20年代后期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则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起点。在50年代，主持安阳殷墟早期发掘工作的李济，依据殷墟的发掘成果，写出了《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而在50年代初，梁思永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则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在1978年前后，两个方面的学术探索，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蓬勃开展，有直接的联系。
一是唐兰发表《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一文。
另一个是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
这两方面探索的进展，分别引发了学术大讨论。李学勤适时地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同时，在中原地区发掘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取得重大收获。
至1986年，辽西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江汉地区、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及甘肃东部地区的一系列新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拓了视野，由此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这些新看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内涵。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讨论，观点交锋的或不交锋的学术讨论。后来出版的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是那些新观点的主要代表。
近20年来，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大体上是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两本书的内容基础上深入展开的。同时，还引进了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文明起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1978年以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论文仅有一二十篇。
1978年至1983年，这方面的探索开始多一点，约有50篇论文。
1984年至1986年，这方面的探索明显地活跃起来，每年发表的有关论文约有20多篇，一些专著、论文集也先后问世。
这些数字也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活跃情况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课题的学术生命力状况。
总的来看，近2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时期。
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种主要取向
在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近1000篇论文、一二十部著作中，其研究方法有多种多样，提出的学术观点有许许多多，有些则是对有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数量比较多的、形成主流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对经典著作所确定的“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理解，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种研究取向的论文数量，占有较大的比例。
第二种是与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研究，或是引进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国家”、“酋邦”等概念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四种力图通过文明起源研究，解决夏商周三代之前尤其是解决距今6000年左右至距今4000年左右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或是通过研究文明的早期发展，解决三代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
三、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几种主要途径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探索的途径有很多，如果要作归纳概括的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通过研究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如文字、城址、宫殿、礼制建筑、青铜器、玉器、礼乐器、埋葬制度，甚至是王权、神权，以及“王室”文化因素，等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种着重研究文明的本质特征，如私有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复杂社会、国家政权机构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着重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和特点，如原生文明、次生文明、文化交流产生文明，多元一统、神权与王权并重、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探索文明形成的动力、机制与背景。如农业发展、环境变化、文化传播、治理洪水、战争、祭祀、对财富的贪欲等对文明形成的作用。
第五种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是探索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力图将文献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进行整合。
除了这五种探索途径外，其他的还有很多。不一一介绍。
四、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几种主要看法
近20年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形成的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或初级文明社会）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因为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得比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第二种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考古发现表明，许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
第三种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致是以各个主要区域内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为代表。其中，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开始出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应是一个重要的界线。
第四种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以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发现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为代表。
五、通过研究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哪几个方面的收获
应该说，收获是很多的。不过，对有的收获，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下面的这几项收获似可以肯定的。
首先是开阔了视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通过讨论，各研究者之间，互相得到启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的形成初步的共识。
第二、对一些概念加深了认识，如对“文明”、“国家”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第四、对几个主要区域，即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其文明起源进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对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第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尤其是公元前1万年以来或者是距今6000年以来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
第六、确立了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这在18年前，夏鼐已经指明，并得到举世公认。
关键词：二里头；玉礼器；纹饰特征
一、二里头文化玉器的研究概况
二、二里头遗址玉器的分类
现在的玉器分类多是根据推测的器物功能来确定的。本文参考了郝炎峰和陈香雪在其文中的分类，将二里头文化玉器分为礼器、工具和武器、装饰品三大类，其中礼器类玉器主要包括璧戚、圭、璋、戈、钺、刀、柄形器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工具和武器类主要包括铲、凿、镞、纺轮等，装饰品类主要包括圆箍形饰、环、鸟首玉饰、坠饰、尖状饰、管等。本文的重点在于第一类玉器。
三、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器
从历年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看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器占了迄今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玉器的绝大多数。二里头遗址至2005年出土的礼器、工具和武器、装饰品三大类玉器主要有璧戚、圭、璋、戈、钺、刀、柄形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铲、凿、镞、纺轮、圆箍形饰、环、鸟首玉饰、坠饰、尖状饰、管等。
四、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纹饰使用情况
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的观察与整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玉礼器所使用的纹饰中最为常见的为齿状饰和刻纹，少数器物表面装饰兽面纹和花瓣纹，多数器物无纹饰。
齿状饰出现在五种器类共计十四件器物上，其中以玉璧戚、玉璋和玉钺上装饰的齿状饰最具代表性。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中有五种器类共计十三件器物装饰了线刻纹，其中以玉圭、玉戈和玉刀上装饰的线刻纹最具代表性。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中装饰兽面纹的器物并不多，仅有两种器形计四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属于三期的玉柄形器标本75YLVKM4：1，外形似四棱鞭，柄部亦有亚腰形凹进，最窄处位于中部靠下，每面中部刻有两道纵刻线，组成八个长方形花瓣，下端有一周凸弦纹；器身共分五节，每节饰有相同的兽面纹和花瓣纹，组配匀称，第一节每面有半个单线和双线雕刻的兽面纹，刻线相连，组成两个完整的兽面纹，下面各有一周细凸弦纹；第二节每面中部刻成两个花瓣纹，上下各有一周细凸弦纹；第三节纹饰与第一节相同，唯兽面纹的方向相反；第四节纹饰与第二节同；第五节每面用浅刻和浮雕方法雕刻成一个完整的兽头，两面的兽头形象生动，两侧的为变形兽头形。每节中间束腰，中间有一周细凸弦纹，顶端及正背两侧各有一孔，三孔相通，末端侧面有一对穿孔，技术精湛，制作相当精细。
五、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的整体特征
二里头文化玉器明显具有多元的文化因素，它在吸收史前玉器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礼制国家逐步健全，现实生活中器具种类逐渐增多，功能需求也逐渐明确，祭祀和战争发展为最为重要的国事。因此，与史前龙山文化的玉器相比，二里头文化的璧已经明显衰微，而戈则是二里头文化新出现的器形，并且它们可能已经在二里头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里头文化以仪仗、装饰用玉为主，而其中的牙璋、钺、多孔刀、柄形器及绿松石饰等尤其突出，这些器物多用于祭祀活动，而且在器型上多数又对应现实生活中的武器。与史前的良渚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玉器更侧重于庄重和严肃的场合用来做祭祀和举行仪式。具体到器物的特点，大概可以从
下列几个方面来概括：
一是流行在器物上装饰齿扉和刻纹。二里头遗址的璧戚、牙璋、钺、刀甚至戈上都有齿状饰，而且一般越晚齿状饰越大越繁复，每件器物上装饰的齿状饰的数量都是偶数。这几种器物当中，齿状饰最为瞩目的当属牙璋，齿状饰给人以威严、庄重的感觉，直观地反映出了夏王朝礼祀活动庄重、严肃的气氛，同时也反映出夏王朝对礼祀活动的重视。二里头文化的玉器表面光素的居多，少数器物如刀、戈、牙璋、柄形器等饰有直线刻纹和浅浮雕兽面纹等。
二是注重对称。对称当源自于人类朴素的审美观念以及实用方面的考虑，作为这种观念的表征，对称在中外很多史前遗址和遗物中均得到了体现。而二里头遗址许多玉器上也严格遵循了这个风格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璧戚、钺、牙璋、刀和戈上的齿扉装饰不仅上下对称，而且左右也保持了对称；三件保存完好的璧戚中间存在一条实际上的中轴线，七孔玉刀上的穿孔间距不等，但以中间一孔为中轴左右也基本丝毫不差。
三是同类器物所使用的纹饰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例如玉璧戚均有两组齿扉，每组三个第三和第四个锯齿饰间距较其他锯齿间距小，且凹槽较深，其他间距基本等距且凹槽较浅，而且齿扉的规格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又如这种一致性反映出了这些玉礼器在施纹上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制度的，这也同时体现出了礼祀活动具有很强的制度要求，体现出了礼祀活动的庄严。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否定之否定
自古以来，人类活动的历史舞台，是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的。愈是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愈是依赖于周围的环境，仰仗大自然的赐予来维，持生存。因而，人类对地理环境也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
最早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当推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然环境是物质世界发展的第一动力。16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博丹，也曾提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看法。后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而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法律性质和政体的建立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由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生理状态和心理特征，然后由不同性格、不同生理状态和不同心理特征的人来决定国家的体制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很显然，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它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当然也是与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学说背道而驰的。
关于地理环境的作用问题，早在1938年斯大林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就曾指出：“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从普遍意义上来讲，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并非普遍地起决定作用，更何况它又是首先通过生产力对社会产生影响和作用的。这是同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根本分歧。
然而，在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地理环境因素。而且认为，地理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在不同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区，往往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马克思曾将自然富源分作两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手段的自然富源，并指出：“在文化初期，前一类自然富源有决定作用，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则后一类自然
富源有决定作用。”②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其生产力和经济状况便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势必会影响到社会历史特别是人类文化初期阶段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不仅如此，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别，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状况产生差异，那么也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
遗憾的是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精辟论述，过去在史学界并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某些学术著作中，由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陷入“地理环境不变论”和“地理环境虚无论”，直接影响到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在探索中国国家形成的问题上，必须走出这个理论的误区，重新认识古代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近年来悄然兴起的环境考古学，也正是顺应了科学发展的大潮，并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二夏的地域及古地理环境
夏部族的活动地域在豫西、晋南一带。尤其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伊水、洛水等流域和黄河北岸的济水流域，有着不少关于夏王朝的都邑所在地点和夏人重要活动区域的文献记载与传说。如《国语·周语》：“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夏本纪正义引文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逸周书·度邑解》也说：“自雒油延于伊油，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广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由此可见，伊洛河济之间，是夏人主要的活动地域。
夏后氏不常厥邑，多次迁徙，亦不出此范围。早在鲧时，夏部族就居住在嵩山附近，所以《国语·周语》中称鲧为“崇伯鲧”，并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禹居阳城，其地望在今登封告成；启居夏邑、夏、钧台，少康居夏邑、栎，其地均在今河南禹州市境内；太康：中康、桀居斟寻，羿亦居之，地望在今巩义市稍柴一带；胤甲、孔甲居西河，地望在洛阳至华阴一带；少康、宁(杼)居原，是在今济源市附近；相居帝丘、斟灌，地在今河南濮阳；宁一度又迁老丘，其地在今开封附近的陈留。③夏代都邑多有变迁，但诸王迁都所在均应在夏王朝比较牢固的统治地区之内，则是确信无疑的。
禹划九州，即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马侯所说的“九州之险”的九州。④《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这里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六山就构成了古代九州的大致范围，集中于今河南西部伊、洛、颍、汝地区。这不仅与夏部族的重点活动范围相吻合，而且与夏后氏的多次迁都相一致。
那么，以嵩洛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夏人，在当时处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之下呢
首先看嵩洛地区的古地质地貌。该地区属于华北地台的华北凹陷区，新生代地层大面积覆
盖，第四系分布广泛，地层齐全，从下更新统到全新统均较发育；由于受各期地壳运动影响和周围构造单元的控制，这一地层总趋势是下沉，特别是中生代燕山运动以后，下沉速度尤快；进入新生界以来，下沉仍较快。由于构造复杂，平行或交错的断层，造成许多山间小盆地、谷地。如伊洛盆地、汝颍谷地、溱洧谷地。⑤嵩山以东和以北是黄河的冲积平原。因此，从整体上看，这里是一片广袤的平畴旷野，从小区域来说，又是起伏不平的山冈丘陵。这与西亚地区所谓的“新月形地带”即两河冲积平原周围的浅山丘陵区有极其相似的一面。这种环境有利于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据环境考古学家巴泽尔的研究，最初的农业村落，正是建立在新月形地带。⑥而且，嵩洛地区自古就有“天下之中”之称。西周初期的铜器何尊铭文中就最早提出“中国”这一概念，⑦说明至迟在西周初年，人们就已经把这一地区视为天下之中。其南有外方山、伏牛山脉等拱绕，北有黄河横穿而过，西接秦岭和关中平原，东达豫东大平原。可以说是山河共戴，四域相围，万方辐辏。
从水文地理看，嵩洛地区纵横有伊、洛、河、济、汝、颍等流过。伊水亦称伊河，是洛水的主要支流，源于熊耳山，流经今栾川、嵩县、伊川、洛阳，在偃师境内注入洛水；洛水亦作雒水，发源于陕西冢岭山，经陕西洛南、河南卢氏、洛宁、宜阳，进入洛阳、偃师境汇集涧水、里河、伊河后，至巩义市注入黄河。也正是《史记·夏本纪》所载：“道雒自然耳，东北会于涧、里，又东会于伊，东北人于河。”河即黄河，这里指黄河的中游；济水亦称■水，《夏本纪》：“道■水，东流为济，人于河。”是发源于王屋山，流入黄河的一条水。其故道则逾黄河而南，东流至山东，与黄河并行人海；汝河起源于河南嵩县南外方山，东北流经汝阳、汝州，又东南流经郏县、襄城，与沙河(即古殷水)汇合，遂称沙河，东流又经郾城、商水汇人颍河；颍河发源于河南登封县西南；东南流经禹州、临颍、西华、商水至周口镇，北合贾鲁河，南合沙河人淮。除六条大的河流及其支流河汊之外，其间还点缀以大大小小的湖泊泽薮，如荥泽、圃田泽等，，便构成了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水文景观，而离河流较近的谷地、台地；便成了早期人类理想的居住场所。
嵩洛地区的土壤，属于棕壤的褐土(俗称黄土)，黄土层一般厚达十米以上。而且这一带黄土层属粘黄土，即细黄土，细砂含量少于15％，粘土含量超过25％，这些都有利于原始农业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经过多年耕种形成为壤土(河边)及黑垆土(塬上)，母质肥沃，垂直节理发育，有利于毛细现象生成，可把下层的肥力及水分带到地表，具有“自然肥效”，肥力高，并且土质疏松，利于用石铲、木耒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进行开垦与试种直播，也利于开挖水井及水渠等进行农田灌溉。
从古生物地理来看，在当时这里是森林与森林草原的过渡带，处于亚热带的森林边沿，因此出现了喜暖湿的植物和耐寒耐旱的植物并存的现象。这里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种类。林学家依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并绘制的《西周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中游森林分布图》进行量算，结果表明殷墟靠近的黄土高原、黄河中游、邻近的沁阳盆地和洛河中下游等地，森林覆盖率为53％。然这个时代上距夏代尚有千余年，相信当时的森林覆盖率会更高。动物群中，既有麂、野猪等出没于森林，又有鹿类、野兔等追逐于草原之上，并可放牧黄牛山羊等；湖沼之内可供麋、獐、貉、鹤、龟、鳖、鳄、鱼、蚌、螺等水生和喜湿动物活动与生存。”同时，这里也是亚热带动物象类的生养休息的场所。正因为古代中原地区产象，所以河南省自古以来称为“豫”。
综合以上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地理特征，嵩洛地区率先进入文明，建立国家，是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转贴于三地理环境在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论新石器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历史和发展难分伯仲，优势似乎并不在黄河流域一边；仅就黄河流域而言，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都具有较高的水平。既然如此，何以在黄河中游，具体来说是在嵩洛地区最早形成国家
其实，俞伟超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分析分处黄河、长江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与它们的后继者岳石文化、马桥及湖熟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突变现象之后，认为造成这种文化突变的奥秘在于“4000多年以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摧毁了原有的文化基础。处于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则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12］这一事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科学的论证。但这却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嵩洛地区的地理环境，无疑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
首先，嵩洛地区的环境最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
定居生活和农业的发明是史前人类居住方式和社会生活上所经历的重大变革。而且，二者
是相辅相成的。史前聚落的典型形态，就是建立在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的。
同样，“文明起源也毫不例外地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定居地方以农耕，游牧部落以畜牧，都要达到粮食生产者的阶段，然后才有转入文明的可能”。［14］
其次，地理环境是夏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
如上所述，尽管嵩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在古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况且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的自然条件，只存于黄土层地带。［15］嵩洛地区的远古居民，正是仰仗大自然的优厚赐予，仅利用木石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便能获得一定的剩余产品。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
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北抵黄河以北，南及丹江边缘，西至渭水下游；东达豫东大平原，其中心即在今嵩山周围的伊；洛、颍、汝河谷地平原，同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大体符合；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夏历史纪年前21一前16世纪也大致吻合；《越绝书》卷二一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像物”，又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这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出现青铜器，到晚期比较发达的情况也相符；文献中记载夏代从禹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并建立国家，这与二里头文化的社会性质大致相当。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一致性，决非出自偶然，正说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同时，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嵩洛地区地理环境是导致夏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
其三，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发展道路。
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生产力状况来看，希腊、罗马等均是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才形成国家。而夏国家则是建立在木石工具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夏代建国前后，已进入青铜时代，但青铜并没有排除掉木石工具。居住在嵩洛地区的远古先民利用土质疏松而肥沃、易于开垦等优越条件，不必要等到铁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在生产技术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便能够生产出较多的剩余产品。再从社会基础来看，古希腊、罗马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农村公社，而夏国家在形成时，并没有破坏古老的氏族制度。相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被保存下来。［16］
注释：
①《斯大林文选》19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54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
③参见许顺湛：《夏代文化的再探索》，《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
④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3期，辛树帜：《禹贡新解》52页，农业出版社，1964年。
⑤时子明等；《河南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河南科技出版社，1983年，、
⑥参见赵世纲：《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华夏考古))1987年2期。
⑦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1期。·
⑧中国科学院贵阳地化所第四纪孢粉组’14c组：《辽宁南部一万年来自然环境的演变》，《中国科学》1977年6期。
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⑩王开发、张玉兰：《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年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11］张居中：《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
［12］俞伟超：《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199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