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党，开天辟地；南昌建军，惊天动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国，改天换地。”从这句党史专家常讲的话可以看出，无论在中国革命史，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瑞金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血雨腥风里、烽火连天中，这片红色的土地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红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见证了保密工作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瑞金时期，我们党从国家管理保密工作的层面进行探索，丰富了管理经验、培养了管理人才，为之后各个历史时期民主政权的保密工作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苏大”的真假会场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进军赣南，随后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此时，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
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的筹备工作来看，处处显露出苏区中央局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大会的保卫工作分外线警戒、内线警戒两部分，警戒的目的就是严防泄密，确保会议顺利召开。会议的保卫和内线警戒方案由钱壮飞和欧阳毅起草，经政治保卫处领导研究确定后，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提笔写下两个字：绝密。
“在这个方案里，最为知名的就是‘假会场’的设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介绍说，“它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原来，“一苏大”的会场还设计成了“双黄蛋”。
记者一行来到了真会场的所在地——瑞金叶坪的谢家祠堂。放眼望去，四周古树参天，如果从空中俯视，很难被敌机注意，十分利于隐蔽。而假会场的周边情况正好相反，选取的是闽西长汀一处树木稀疏的开阔地带，位置很醒目。据介绍，当时假会场的布置程度不亚于真会场，“大动干戈”地插满了红旗和条幅，看起来红红火火。于是，即将在长汀召开大会的假消息很快就散播出去了。
1931年11月7日，这天是“一苏大”正式召开的日子。早上8点钟，阅兵式刚刚结束，在真会场就响起了防空警报，人群立刻有序疏散。一会儿，一群敌机飞来，掠过上空后，径直朝长汀方向飞去。随后，一阵狂轰滥炸，假会场陷入火海。消息传来，大家兴高采烈地说：“一些彩纸彩带就换了敌人不少炸弹，这个‘交易’啊，真划算！”
11月19日，在610名与会代表的见证下，大会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伟大预演！
跳动不息的红色血脉
“一苏大”召开时，周恩来尚未现身瑞金。到了1931年12月，他一路乔装打扮，变换画像师、商人等身份，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终于抵达了红色首都。他们一行所走的路线，是党史上著名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战乱频仍时期，上海通往全国各个苏区的交通线大都因为遭到敌人的破坏而中断，唯独这条连接了上海和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虽绵延数千里，却幸免于难。
这条秘密交通线在护送领导干部、运送紧缺物资、传递情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生动地比喻成人体的“血脉”。除了中央红色交通线，还有一条“血脉”也值得一提，那就是红色邮政。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在其领导下，中央苏区的邮政网络和业务活跃起来。以瑞金为起点，省际间和省内的6条邮路投入使用，业务涵盖普通邮件、挂号、包裹等。
维持红色“血脉”跳动不息的是英勇的交通员，交通员们忠于职守、前赴后继、不惜献身，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冲破重重障碍，保障了红色“血脉”顺畅运行。当时，由于敌人封锁，交通员们有村不能进，只能绕着走，白天不能走，只能晚上摸黑走。他们常常要翻越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为防止敌人发觉，还要注意消除走过的痕迹。除了党的文件、情报和宣传品之外，在敌人“不给赤匪粒米勺水”的严密封锁下，交通员们还隐蔽地传送着粮食、布匹、药品、无线电器材、电池、收发报机、印刷设备等民用和军用物资，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红色“血脉”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干部有200多人，运往苏区的物资超过300吨。有了红色“血脉”的存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就更添了活力。跳动不息的红色“血脉”，不断地给中央苏区输送着养分，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既是供给局部的、又是事关全局的。
国家秘密金库
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要立稳脚跟，必须要有经济后盾的支撑。无论是红军的生存与壮大，还是政府的运转和发展，面对风云变幻的战争形势，都需要大量资金。为此，临时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金融举措，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国家秘密金库。
在哪建？怎么建？如何维护？哪一步不周全都会招来灾祸。最后，在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筹划下，一个精心设计的樟油加工厂悄然出现，而它的地窖就是秘密金库。
这个樟油加工厂距离瑞金叶坪40余公里，位置偏僻但交通便利，并且当地社情相对简单。厂里有两个固定的加工师傅和若干个临时工，生意不大不小，时而有些老百姓前来送原料。看似一切正常的表象，背后却蕴含着玄机：两个固定的师傅是政治保卫局派遣来的，他们本身确实会加工樟油；临时工是秘密金库的保卫者，不定期进行更换；来送原料的老百姓也有一部分是国家银行或政治保卫局的便衣，他们送来的却不是原料，而是造币厂造好的银元或者打胜仗缴获的钱款。就这样，这个毫不起眼的樟油加工厂秘密而安全地守护着大量的苏维埃共和国资金，直到红军开始进行长征的准备工作时才结束作为秘密金库的使命。
为了防范敌人对苏区经济的破坏，毛泽民在领导设计苏币防伪标识时，还留下了一段保密轶事。当时，采用了两个秘密的防伪办法。一个是在钞票下方有一行“外文”，看起来像是毛泽东和邓子恢（时任财政部部长）名字的英文书写，其实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汉语拼音。这行“字”中，特意加入了几处杜撰的写法，这就形成了一个简单又实用的防伪办法。另一个就是在印钞纸中加入羊毛，使其具有特殊的气味。这两个秘密严格控制了知悉范围，只有4人掌握——毛泽民、项英、邓发以及钞票设计者黄亚光。
在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期间，由于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确保了秘密金库和苏币的安全，为支援红军前方作战和苏区政府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突破“铁桶计划”的绝密情报
1934年秋，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在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实施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这项计划拟集结150万大军，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然后每天向内推进，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内彻底歼灭。
铁桶一旦形成，后果不堪设想。我党地下工作者项与年深知其中生死攸关的意义，所以在得到这份绝密情报后，立刻动身赶往瑞金。他一路上风餐露宿、马不停蹄，但是发现越靠近瑞金，敌人的封锁越严密。为了能闯过关卡，心急如焚的他抓起地上的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4颗门牙。这样，他满脸鲜血、双腮肿胀，再加上蓬乱的头发、褴褛的衣裳和手中的馊饭，与乞丐无异。沿途的敌军哨兵看到，远远地就捂着鼻子赶他离开。于是，在10月7日，他终于到达瑞金，把绝密材料及时送到周恩来手中。这份情报表明，红军已经面临着极度危急的形势，必须尽快完成转移突围。
实际上，同年5月，中央书记处就根据形势，作出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的决定，并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并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
在“一切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具体包括扩大红军、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派出先遣部队探寻路线等。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展开秘密谈判，达成借道的口头秘密协议。
8月，中央专门下发了《中央关于秘密工作基本规则》。该规则的下发，一方面是对红军撤离苏区行动进行保密工作部署，另一方面是对长征途中的保密工作作出制度性规定，同时也是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对全党进行的一次保密教育。
30万百姓守护的惊天秘密
在瑞金，随处可见革命文物，随处可闻革命往事；户户都有自己的红色故事，家家都有怀念的革命亲人。在反“围剿”的时候，老百姓严守红军去向的秘密，千方百计把敌人变成“聋子”“瞎子”；在戒严戒备的时候，群众自发站岗放哨，警惕一草一木；在红军需要情报的时候，群众利用合法身份进入白区进行打探、收集……
一位国民党士兵在其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进入苏区后，一个群众也找不到，一点吃的也找不到，一个向导也找不到，只听得到狗叫的声音”。瑞金党史办专家毛瑞明就此感慨：“保密工作时时、处处离不开群众，也正是因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党才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在这个时期，最能反映我们党深厚群众基础的保密往事，莫过于30万于都老百姓共同保守红军长征出发这一惊天秘密的动人事迹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陆续从战场上撤退，奉命到于都集结，准备横跨于都河，踏上长征路。怎么才能安全跨过600余米宽的江面呢？瑞金红色文化研究专家严帆告诉记者，当时采用的是搭浮桥的办法——下面是并排的船，上面铺设木板。当地老百姓把家里的门板、床板都卸下来，甚至有位老先生，把自己的寿材也捐了出来，支援红军渡河。
从10月17日到20日，渡河行动总共持续了4天。出于保密考虑，白天战士们隐蔽在树林里，到晚上才出来搭建浮桥，趁着夜色过河，然后在凌晨太阳升起前拆掉浮桥，并把河滩上的脚印等痕迹清理干净。
8.6万名红军搭桥过河，再隐蔽的行动也“声势浩大”，然而却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可以说，是于都县30万老百姓上下齐心，确保红军安全地踏上长征路。
采访结束时，记者收到了于都县保密局同志转来的一首诗：“每一块木板都可能成为告密的云，每一朵浪花都可能变成泄密的风，每一片树叶都可能成为背叛的虫。可是没有，就连流浪的鸟雀，都蹲在远远的山头，成了望风的岗哨、报警的钟……”读着读着，记者仿佛又回到了那片红色的土地，一行行的诗句，亦如江水涛声，久久回荡在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