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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是20世纪最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展示园（图2），研学参观团的党员们了解到云石山不寻常的革命历史：1934年7月，毛泽东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等领导机关从沙洲坝迁至距瑞金城西15公里处的云石山地区（原称高围脑）。这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在瑞金的最后一站。
一、长征决策
长征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艰难的抉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妄图用50万兵力“剿灭”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主力有8万多，但由于“左”倾错误和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中央红军放弃历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照搬正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军事上提出“短兵突击”的战术，让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区域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中央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5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在瑞金沙洲坝的下霄村杨氏宗祠（中央政治局办公住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图3），讨论广昌等地失守后，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参加了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会议作出决定，“将准备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将这一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
根据共产国际来电指示，博古于6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突围转移的主张。博古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负责秘密进行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的准备工作。
二、长征准备
从1934年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共中央开始了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图4）：
一是军事战略的部署安排。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首先是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向东出击福建，然后北上闽浙皖赣边，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余里，血战东南半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其次是安排红六军团西征。1934年7月下旬，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1934年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提议“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10月5日，中央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部代表在寻乌罗塘进行谈判，一致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为中央红军早期突围转移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是扩大红军，补充兵员。193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在5、6、7月扩大红军5万人。到6月30日，中央苏区实际完成62269名的扩红任务。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去上前线”。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中央红军的力量。到9月27日止，实际完成18204名。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加紧对新兵进行军事训练。
四是去留人员的安排。
在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前夕，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等人亲自确定，最初，博古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后来由于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才被允许一起转移；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决定后报中央批准。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所有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有些是因工作需要留下来的，如项英、瞿秋白、何叔衡、陈潭秋、贺昌、毛泽覃、梁柏台、刘伯坚、阮啸仙、古柏、周月林等；有些是因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周以栗、陈正人、陈毅等。
五是发出战略转移的信号。在实行突围转移准备工作中，博古、李德对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样关系到党和中央红军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各军团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连党的高级干部都不让知道。直到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撤离瑞金的前夕，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即将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毛泽东此时已被排斥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正在于都进行调查研究，在10月上旬接到随队转移的正式通知后，他才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中央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
三、长征出发
1934年10月9日、10日，中革军委先后在瑞金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和《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计划作了具体安排。其中，《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总命令”,《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是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命令。
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与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约8.6万余人，共同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
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由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
鉴于中央红军各军团分散驻扎在中央苏区各地。从10月7日开始，中革军委陆续向红军第一、第三、第八、第九军团和中革军委直属机关部队下达撤离战场、集结补充的命令。
10月10日傍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云石山的丰垅村、田心村、梅坑村等地出发，向集结地雩都开进集结，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图5）。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等从云石山（图6）出发随第二野战纵队行动，云石山因此被称为“长征第一山”。
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从10月17日起，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雩都、花桥、潭头圩、赖公庙、大坪心、峡山坪等十个渡口陆续南渡雩都河（图7）。在茫茫夜色掩护下，中央红军撤离了生活、战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告别了苏区的亲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这次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当时的命令和文件中都没有“长征”这一提法，而是称作“突围”“战略转移”“西进”“西征”或“远征”。中央红军称“野战军”“西方军”，红军总部称为“野战军司令部”。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中央红军“突围”“战略转移”这一走，征途竟然会那么远，那么长……
四、浴血坚守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部队继续在中央苏区坚持作战。10月3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合发布《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号召苏区群众“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训令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第一次正式就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作出了解释。
10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在瑞金云石山马道口成立，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为中央分局委员，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的红二十四师、部分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浴血坚守（图8），策应、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后分散突围，撤离中央苏区。
留在南方的红军部队和游击队及部分党政干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省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图9）。牵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些南方游击根据地后来成为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参考文献：
1、《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胡锦昌等主编/天地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
2、《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4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