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档案学；学科发展；学科规划；研究领域
2020年4月，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安排，冯惠玲教授牵头成立了由本文8位作者组成的档案学科调研组，对“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发展情况包括主要研究力量布局、人才培养、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薄弱之处等开展调研，同时，科学研判“十四五”时期档案学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明确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重点研究领域。
为此，我们运用了问卷调查法、网络调查法、主题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了国内外档案学科发展的数据，主要包括：
第二，国外档案学研究热点议题。基于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6种国际顶尖档案学期刊（ArchivalScience,Archivaria,TheAmericanArchivist,ArchivesandRecords,ArchivesandManuscripts,RecordsManagementJournal）302篇论文的分析；
第三，三大基金项目及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和优秀科技成果奖励项目立项情况。主要包括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自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教育部项目）三大基金项目支持的档案学科共计94项立项，以及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289项）、优秀科技成果奖励项目（127项）共计416项立项情况分析；
第四，“十三五”期间（截至2020年5月6日）我国38所设有档案学专业的高校档案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等情况；
第六，近5年重要国内外档案学术会议主题分布。包括国际档案大会、国际档案理事会年会、美国档案教育与研究协会（AERI）年会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以及我国档案学博士论坛、高校青年档案学者学术论坛、图情档39青年学术沙龙等学术会议；
第七，档案学重点研究领域的推荐建议。共征集了27位国内外档案学者的建议，其中国内学者15人，共提出建议领域28项，国际学者12人，共提出建议领域22项。基于此，我们梳理和分析了“十三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总结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并提出“十四五”时期档案学研究的八大重点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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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科当前发展的基本状况
主要介绍档案学科的研究力量布局及人才培养基本状况。
1.1主要研究力量布局
1.1.1基于期刊论文的研究力量分布
位列前20名的机构
1.1.2基于三大基金项目的研究力量分布
从三大基金立项数来看，“十三五”期间，高等院校仍是主要的研究力量，研究力量分布与期刊研究力量分布有相似之处：中国人民大学依然位居榜首，上海大学位列第二，山东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并列第三。档案部门的立项数非常有限，仅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局分别承担了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表2“十三五”期间三大基金立项数为3项
及以上的立项机构
1.1.3基于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立项及获奖情况的研究力量分布
根据对立项机构的立项数及获奖机构的统计，档案局（馆）是该类项目主要的研究力量，其中，国家档案局是研究力量最强的机构（18项，占比4.33），云南省档案局（10项，占比2.40）、浙江省档案局（10项，占比2.40）和北京市档案局（9项，占比2.16）研究力量相对较强；高校中，武汉大学（10项，占比2.40）、中国人民大学（9项，占比2.16）、陕西师范大学（7项，占比1.68）等参与度较高。由于国家档案局的立项主要是面向各地档案局（馆），再加上国家档案局对高校申报此类项目的一些限制等原因，高校对于国家档案局项目的整体参与度较低。
总体而言，档案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各大高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力量最强，在期刊发文及三大基金项目立项数上均位列第一，上海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等均具备较强的研究力量。档案机构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局作为仅有的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机构，相较于其他档案机构显示了一定的研究力量。根据国家档案局项目来看，国家档案局、云南省档案局、浙江省档案局、北京市档案局等实践部门也具备一定的研究力量。
1.2人才培养状况
人才培养状况分析主要基于对全国开设档案学教育的38所高校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
1.2.1人才培养体系和规模
截至2020年5月6日，全国已有38所高等院校招收不同层次的档案专业学生，遍布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博士生培养层次，其中11所高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8所高校已招收博士生），另有4所高校挂靠其他学科点招收档案学博士生。在硕士生培养层次，有26所高校拥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有2所高校仅拥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有2所高校挂靠其他专业招收档案学硕士生，另有16所高校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下开设档案学方向（其中3所高校只拥有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招生单位合计33所高校，占据所有档案学高等教育机构的86.8%。在本科生培养层次，共有34所高校招收本科生，其中有12所高校同时招收本科生、硕士生与博士生，有17所高校同时招收本科生与硕士生，有5所高校仅招收本科生。“十三五”期间，国内档案学高校共培养本科生7911名，硕士生1548名，博士生137名，招生数量和人才培养规模稳中有升。
1.2.2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
“十三五”期间，档案学在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档案学专业所在一级学科进入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学科计划；
9所院校档案学专业入选“双万计划”，其中4所院校（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湘潭大学、云南大学）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5所院校（中山大学、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入选省级一流本科；
2所院校（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入选国家级重点学科；
5所院校（南开大学、四川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入选省级重点学科；
9所院校（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吉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黑龙江大学、湘潭大学、南昌大学）入选地方重点学科培育计划。这些院校档案学科的入选，提升了档案学专业教育水平和学科实力。
“十三五”期间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专业课程中开设信息技术类课程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管理类课程数量大幅增加。全国档案学高校共开设此类课程近40门，各校平均开设7.6门。共16所高校开设49门网络课程。
1.2.3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去向
在本科生培养层次，“十三五”期间共有34所高校培养档案学专业本科毕业生6958人，有7所高校就业率达到100%，共27所高校就业率超过95%，共32所高校就业率超过90%，总体就业率达97%。在就业结构上，约58%的毕业生进入企业，约17%的毕业生选择国内升学，约12%的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约7%的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约4%的毕业生选择其他方式就业，约2%的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从调查数据来看，企业单位是档案学本科生的主要就业去向，国内升学所占比例位居第二。
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层次，“十三五”期间共有31所高校培养档案学硕士毕业生1379人，有24所高校就业率达到100%，共26所高校就业率超过95%，共28所高校就业率超过90%，总体就业率达98%。在就业结构上，约40%的毕业生进入企业，约35%的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约16%的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约5%的毕业生选择其他方式就业，约4%的毕业生选择国内升学，不足1%的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从调查数据来看，企业和事业单位是硕士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去向，硕士升学比例尤其是出国留学的比例相对较低。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层次，“十三五”期间共有7所高校培养档案学博士毕业生71人，就业率100%，其中，约95%的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约4%的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约1%的毕业生进入企业。从调查数据来看，博士生的就业去向较为集中，高校占据绝对主导。
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及社会服务方面，“十三五”期间，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了两届“全国高校档案学专业大学生创新性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在提升学生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届
第二届
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数字记忆厚重人才成长支持计划”，培养了一批具有学科特色和人文底蕴的复合人才。全国档案学专业学生通过积极参加各项实习工作、参与专业教师主持的档案研究课题、参加志愿活动（比如此次新冠疫情志愿者工作）和各类竞赛项目等方式参与社会服务与创新活动，体现了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效果。
总体来看，“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规模相对稳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稳步提升，就业水平持续高位，学科建设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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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科发展的重要成就、进展与成果
基于对1425篇期刊论文的主题分析，档案学研究主题主要包括：档案学基础理论、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档案学科建设、档案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档案治理、档案管理社会化、数字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档案利用等。这些主题与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主题分布大体一致，成为“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这些主题研究上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2.1.1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固本拓新，本土化与对接国际前沿并重
档案记忆作为档案学研究新视野、新领域，“十三五”期间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档案学理论发展的增长点。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冯惠玲等的“台州古村落数字记忆平台建设研究”、丁华东的“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2019年国家社科项目）、徐拥军的《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牛力等的《“数字记忆”背景下异构数据资源整合研究探析》等。代表性观点有：提出“数字记忆”的概念，对数字记忆平台建设、数字记忆资源整合进行了理论论证和实证研究；立足档案记忆理论体系的整体建构，系统分析了档案记忆观的思想内涵、理论框架及应用场景；分析档案记忆的特有价值，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价值、基本特征、核心议题。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是国际档案学研究热点，我国档案学界积极跟进国际理论前沿，秉承历史主义回溯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演进脉络，立足本土情境发现理论要点。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徐拥军的“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研究”（2018年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冯惠玲与加小双的《档案后保管理论的演进与核心思想》、何嘉荪与马小敏的《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之四——档案化问题研究》、连志英的《一种新范式：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发展及应用》、吕文婷的《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澳大利亚本土实践溯源》等。代表性观点有：探析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实质，发现后现代档案学思想的理论贡献；系统梳理档案后保管理论的起源与产生背景，结合电子文件管理模式，明确超越实体、超越保管地点、超越闭门保管、超越阶段性保管的要义；对文件连续体理论进行历史溯源和内容解读，深化连续体思维的认知，挖掘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多维应用价值。
2.1.2聚焦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引领实践服务数字中国建设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日趋深入，文件档案管理面向社会发展需求也在实现数字转型，“十三五”期间，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及数字档案馆建设等成为档案学研究焦点。
2.1.3强化档案事业发展的学理支撑，基于治理思维促进职能与制度体系升级
2.1.4深化存用并举的档案管理研究，强化档案学科社会服务功能
2.1.5明晰档案主体与对象的社会化内涵，推进多元化档案管理体系建设
随着档案与社会互动的深化，档案管理主体、对象以及方法日趋多元，档案社会化研究趋势逐步显著。“十三五”期间，学界主要探讨了档案管理主体、对象以及管理方法延展的可能性与边界，构筑内涵丰富的多样化形态。代表性成果为冯惠玲的“历史文化村镇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王萍的《传统村落档案建构模式比较研究》、连志英的《数字档案资源社会化开发内涵及模型建构》、周耀林的《个人数字存档对象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周文泓的“基于多元数字技术的网络空间参与式归档研究”（2018年国家社科项目）、马林青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档案管理机制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项目）、李孟秋的《我国社群档案建设的意义、困境与路径》等。代表性观点为：受数字技术与人文需求驱动，档案的背景、内容、形式日益多样化，驱动公共档案资源体系多元化；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档案开放的深入以及数字工具的助力，档案馆应吸纳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档案管理，实现知识的协同创新；多元主体以更加自主与主导的定位展开档案管理，形成兼具独立与协同特质的档案管理方法和模式。
2.1.6系统回顾学科发展历史与成就，立足社会影响力展望学科未来
2.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和质量均有突破，学科价值得到进一步认可
“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方面表现较好，共获得资助项目80项，其中，重大项目7项，重点项目9项，一般项目41项，青年项目22项，西部项目1项，表明申请团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规范性有所增强。具体而言，具有如下特征：
2.2.1重大项目立项有明显进展
“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重大项目立项数为7项，总量超过2004年以来档案学科所获得的重大项目立项总数，说明档案学的学科价值获得进一步认可，档案学的社会价值显著提升。
2.2.2基金项目的主题呈现多元性与前沿性
2.3多渠道服务社会，学科的社会贡献力得以提升
2.3.1积极提供资政参考
2.3.2主持和参与国内国际文件档案管理标准的制订
安小米主持完成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档案/文件管理分技术委员会国际标准“ISO30300:2020Informationanddocumentation-Recordsmanagement-CoreConceptsandvocabulary”的起草和发布工作，同时作为负责人主持了国际电工联盟国际标准项目“IEC60050-831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Vocabulary(IEV)-Part831:Smartcitysystems”标准的起草和制订；
张美芳参与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文档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171/SC1)4项标准的制定，并参与多项国际标准向国家标准的转化工作；
王健、刘越男、徐拥军、钱毅等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标准、档案行业标准的研制；陈永生、王岑曦参与拟定了《广东“数字政府”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规范》和《广东“数字政府”电子文件归档技术标准》等。
2.3.3承接多项重大实践课题
2.3.4以教改工程提升档案学专业教育质量
“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共成功申报各类教育（教学）改革项目131项，其中教育部2项，省级26项，校级101项，其他2项。这些教改项目积极适应数字时代发展变化，立足图情档一级学科建设，面向学生能力提升，变革传统教学设计，推动了档案学专业教育和档案学科卓有成效的发展。
2.3.5产生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
根据本次调查统计，“十三五”期间，档案学科共获得各类教学、科研奖项77项，其中，国际获奖1项，省部级获奖66项，其他10项。代表性成果有：冯惠玲团队的《中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与政策》和金波团队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均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教学成果“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与开放共享实践”获2019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2.4国际档案学术的融入度和贡献度不断增强，学科交流平台进一步夯实
2.4.1积极组织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十三五”期间，国内档案学专业承办了多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挂牌，该中心担负着研究和传播世界记忆项目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承办了中心启动仪式暨“中国与世界记忆项目”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中心每年都组织举办电子文件管理国际会议；
上海大学承办了2018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社会创新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数据科学与iSchools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档案学专业分别积极参与承办了2017年iConference及亚太图情档学科评估与建设研讨会。
逾110名中国档案学者参加了国际档案大会及年会、美国档案教育与研究协会年会、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iConference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在国际学术议题中注入了中国档案话语和思想。
2.4.2加入国际专业组织
“十三五”期间，国内以集体或个人身份参加的国际专业组织达25批次，参加的机构包括：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及其档案教育培训处（SAE）指导委员会、美国档案教育与研究协会（AERI）、iSchools联盟、iSchools数字人文课程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信息与文献委员会档案/文件管理分技术委员会（ISO/TC46/SC11）等。档案教师先后在国际档案理事会教育培训处、档案法律事务委员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信息技术委员会、电子文件委员会、著录委员会、会刊《逗号》编委会、新入职档案工作项目等担任委员、执行委员或通讯委员及至教育培训处副主席。
2.4.3拓宽青年档案学者学术交流平台
“十三五”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中国第四届档案学博士论坛”，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主办了四届“高校青年档案学者学术论坛”，这些学术论坛为青年档案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2018年12月3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了图情档39青年学术沙龙，推动了一级学科层面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
2.4.4重点学术期刊进一步提升了学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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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薄弱之处
3.1档案学原创性基础理论不足
“十三五”期间，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本土建构和对接国际前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尚有不足：立足本土实践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策略、机制等，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挖掘现实问题背后具有普遍价值的学术问题，以及基于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比较薄弱；对国际档案理论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内容及影响的梳理和解读，对这些理论是否能够本土化，如何本土化并实现理论创新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3.2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研究有待加强
3.3档案学研究平台、团队与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在数字转型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和趋势下，档案学研究需要相应的平台、团队和软硬件设施支撑。目前整体而言，档案学研究缺乏有特色的研究平台和稳定的研究团队，用于模拟、演示、验证的管理系统、开发工具、数据库、演示设备、现代化实验室很少，导致缺少长线的研究项目、重大项目的攻关能力不足，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足，较难形成具有重大创新的体系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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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档案学重点研究领域展望
4.1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
4.2档案记忆理论与数字记忆
档案作为一种记忆资源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价值和功能在全球已形成共识，随着社会数字转型，数字记忆逐步成为社会记忆的主要形态。为彰显档案学科的人文精神，深入挖掘档案资源在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在数字记忆领域进一步开展研究的议题主要有：第一，档案记忆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身份认同、社会公正、记忆伦理、记忆场等视角，对档案在个人记忆、社群记忆及国家记忆的建构、传承以及相互交互、转化过程中的角色、功能及实现机制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科学阐述数字记忆的概念和建构机理，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成果。第二，数字记忆的建构与长期保存。研究数字记忆建构与长期保存的理论、方法、技术、标准及其应用，以及所涉及的被遗忘权、知识产权、数字遗产继承权等法律问题。第三，数字记忆的组织、再现与传承。包括对各种数字记忆资源进行组织与再现，使之达到可解读、可保存、可关联、可再组、可传播、可共享，进而满足社会多元主体需求的方法、技术及其应用。
4.3档案与数字人文
4.4档案社会化趋向与文件档案管理理论创新
4.5文件档案治理
文件档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国家信息治理能力。高效的文件档案治理体系将为国家大数据战略提供基础性支持，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提升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文件档案治理也是文件档案管理转型升级的路径，有利于将文件档案作为整体进行系统性审视，覆盖管理全流程，综合考虑各主体需求，形成主体广泛、全面参与、内涵丰富、思维升级的治理体系。该领域要加强以下议题研究：第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档案事业的定位与功能。把握档案事业发展的脉络与要求，明确档案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与基本走向，研究强化档案机构参与政府数据治理和大数据战略的意义与可行性，分析档案机构的角色与作用。第二，档案治理研究。加强档案治理的概念探析与实证研究，构筑多元主体参与的档案治理框架，强化档案法治化建设，构建覆盖全面的法律体系，形成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法治架构。第三，多载体、多样态、多场景的文档一体化管理研究。归纳不同载体、不同样态、不同场景文档一体化管理的主要挑战，创新大数据环境下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基本策略，促进文件档案跨场景、跨资源融合管理。
4.6中国古文书与档案事业发展史
4.7文献遗产保护与修复
4.8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档案学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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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十三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科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推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在档案学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研究平台、团队及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显薄弱，学科影响力尚需进一步提升。“十四五”期间，我国档案学科需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加强文件档案管理数字转型、数字记忆、文件档案治理、档案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同时也需加强档案学研究的“人文”取向，深化对档案与数字人文、档案记忆理论、档案社会化、古文书与档案事业发展史等领域的研究，积极搭建特色研究平台，组建稳定的研究团队，开展跨学科合作、国际合作，开创开放、多元、创新的学科新局面。
致谢：感谢38所高校档案学专业负责人及团队对本次调查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27位国内外档案学者极富洞见的推荐建议，感谢档案学教指委主任张斌教授、副主任陈永生教授、金波教授、柯平教授、乔健教授、张昌山教授及秘书长徐拥军教授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篇幅所限
注释与参考文献详见《档案学通讯》原文
本文载于《档案学通讯》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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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惠玲连志英曲春梅周文泓潘未梅徐辛酉李孟秋王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编辑：安新宇
地址：山东省曲阜市静轩西路57号曲阜师范大学科技楼孔府档案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