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不登武英殿

自2008年起至2010年，故宫博物院开始推出每年3期、3年共9期的展览，自2011年至2014年起，每年推出3期或2期，进行了第二轮的循环展出。近期在故宫武英殿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是宫中书画珍宝系列“晒宝”的最后一期亮相，此次共展出了21幅书法珍品及47件稀世画作。展览依照中国美术史的推演，涵盖了晋唐宋元书画、明代书画、清代书画三个部分，将这一时期的书画典范之作集中展示。

晋唐宋元是中国书画艺术体系构建的重要时期，晋代以顾恺之、王羲之为代表的士族文人艺术家创立了传统审美系统，而影响深远。隋唐时期，画坛众多艺术形式相继发展，山水花鸟，鞍马走兽，亭台楼阁相继繁荣，出现了展子虔、韩滉、阎立本等一批留名史册的画家，同时也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一批书家，他们所创立的汉字结体方式以及用笔规范流传至今。五代宋元时期，绘画更趋完备，花鸟、人物、山水皆名家辈出，绘画创作也达到极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崇尚写实风格，在精工严谨的描摹中表现物象之情态。同时，随着画院机构的设置，绘画被皇家置于“正宗”地位，还设置了奖惩制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书画的发展，在审美实用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意义。

明清书画数量流派相对繁多，在展览中也是以其中的一些主要流派的作品来进行陈列。明代是作为中国书画史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不仅在创作手法、绘画理论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形成了诸多以地区为中心的艺术流派和团体。此次展览中有明代“院体”、“浙派”绘画、“台阁体”书家、吴门书画家和董其昌、陈洪绶的作品。同时，在清代的绘画展品中，有当时蜚声画坛的“四王吴恽”，以及清初“四僧”、“金陵画派”、“扬州画派”、“海派”和清代宫廷代表画家的作品。

在数量繁多的展品中，其中有十三件作品均为国宝级藏品，如王羲之宋代摹本《行书雨后》帖、苏轼行书《新岁展庆、人来得书》帖，均为中国书法史中之瑰宝。除此之外，倪瓒《梧竹秀石图》轴、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马麟《层叠冰绡图》轴、崔白的《寒雀图》卷、钱选《幽居图》卷、吴镇《芦花寒雁图》轴等作品，为中国卷轴画史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名作。

籍中。后二岁，为沈著作以双鬟纳之。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从此序言可知，在诗人杜牧时任东都监察御史期间，在洛阳与曾经相见过的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乐妓张好好重逢，看到她流落市井，沦为“当垆”卖酒之女而“感旧伤怀”，以作此诗。此卷用麻纸书写，装裱制作相当精致。麻纸特有半生半熟的材料属性，使得杜牧在落墨之际体现出笔画力透纸背、墨色朴素而有质感的笔痕，下笔干净爽利，笔法劲健。从中亦可探知唐代书法用纸、笔法及装裱的特点。

在故宫这样一所保存完好的大型宫殿里，置身其中，总会给人以时空交错之感，然而在古木青柏，白桥曲水掩映间的武英殿，往往更能给人以历史深处的在场感。特别是踱步于历代书画之间，更带给观者以历史积淀与艺术畅游的交叠，这便与古代画论中所言的“卧游”之境不谋而合。

《宋书·宗炳传》中记载：“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偏覩，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又有元代倪瓒诗曰：“一畦杞菊为供具，满壁江山作卧游”，因此，“卧游”被赋予了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涵义，展卷观赏，便将山水秀色、人间冷暖皆收入眼中，虽不出户，但尽得饱览。故宫博物院历次书画展，便为观者提供了一个可观、可游、可思的艺术天地。这是一个场域所囊括的历史气场，更是咫尺画幅间包含的书画之逸。在这样的视觉体验下，我们似乎可以更加深刻地领悟在古代画论中对于绘画功能的探讨，例如清代王昱在《东庄论画》中有言道：“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再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表达的图画者“怡悦情性”、“与琴酒而俱逝，纵烟霞而独往”，书画之功用，被诠释成了对于心灵的涤荡，抑或成为了心远地自偏的一处桃花净土。

用这样的审美眼光再来反观历次故宫书画展中的稀世珍品，我们似乎更能体会古人之思之境，神游其中，自觉宁静清新。也许在时代发生天翻地覆的今天，在每天匆忙的人潮与无穷的机器复制中，诗情画意犹如夜空苍穹般离我们渐行渐远。然而故宫武英殿则为当下庸碌之众提供了一个“卧游”的场域，也许在秋高气爽的某一天，扔开电脑手机，远离“魔兽”、“LOL”，屏蔽朋友圈，踱步武英殿，“卧游”书画，在其中体会古人之风雅，情感之跌宕，自然山川之俊秀，花木草虫之生灵，去反复品鉴古人笔下的良辰美景奈何天，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