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时代，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合谋共治正在使数字资本主义加速剧变和扩张。在此背景下，西方左翼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催生的智能社会，发起了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了“网络共产主义”“奢侈共产主义”“法律共产主义”“资本共产主义”等替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方案。然而，这些建基于高科技、数字化和赛博格的共产主义偏离了马克思视域中共产主义的生成轨道，将共产主义从经济社会形态置换为技术社会形态，把真正的共同体消解为虚拟的共同体，把社会化的人类延伸为数字化的科技，最终陷入技术乌托邦主义。与之不同，要建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共产主义，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视界，从智能革命回到制度革命，从资本逻辑回到劳动逻辑，从私人所有回到全民共有，在实践中不断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生成。
一、生成与样态：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左翼共产主义理论的勾绘
资本数字化和数字资本化无疑是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而由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共同构筑的数字资本主义改变了现存的世界关系，正在把人类引向“极端事物的世界”。在此情境下，人的生产生活不断加速和剧变，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交往渐渐物化和“失控”。“今天的政治—社会世界，却是以惊人的速度越来越不受掌控。”那么，数字资本主义究竟会把人类引向何种境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在数字时代还有可能实现吗？对此，西方左翼学者努力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中重新激活共产主义话语，从网络技术、全自动化和一般智力共同搭建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中窥见了共产主义的新契机，由此勾绘了数字时代的共产主义图景。
（一）“网络共产主义”：数字技术中的新乌托邦
（二）“奢侈共产主义”：全自动化的高科技前景
（三）“法律共产主义”：后现代的另类现代性方案
（四）“资本共产主义”：“一般智力”的当代实现
二、误区与诊断：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左翼共产主义理论的困局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聚焦“新媒介”“新智能”和“新技术”共同催生的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以数字资本增殖依托的新载体和数字劳动呈现的新形态为突破口，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弊病进行了批判性检视，对数字时代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全景式图绘，尝试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进行重建，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共产主义内蕴的理论立场、价值关怀和解放效应。然而，当代西方左翼把数字化生产导致的产销合一、自由劳动和基于算法的按需分配当作共产主义的本质，他们推出的基于高科技、数字化和赛博格的共产主义，归根到底是技术进步所造就的资本主义的“改良版本”。这些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已经偏离了唯物史观内蕴的共产主义的生成轨道，陷入了数字乌托邦“幻景”。
（一）理论根基的倒置：从经济社会形态到技术社会形态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中的远景，但决不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象，也不是数字化、网络化编织的虚景，而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在唯物史观的宏观历史逻辑中，共产主义是内嵌在社会形态之中并指向人类未来的更高的阶段，即社会历史的高阶形态。它决不是“头脑的猜想”，而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从理论上看，共产主义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产物，但西方左翼却基于技术社会形态推出了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版本，这种共产主义已经与马克思的经典共产主义相去甚远。
从现实境遇看，由技术社会形态催生的智能社会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西方左翼把共产主义等同于由技术社会形态催生的智能社会或信息社会，这是对共产主义本质的误读和曲解。与经济社会形态对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全局性塑造不同，技术社会形态是基于科技的革命性作用而对人类社会进行阶段性塑造。比如，当代人类处于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爆发式发展的阶段。从技术的社会形态来看，这一阶段属于智能社会；从经济的形态来看，这一阶段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存的阶段。当代社会的技术性特征显然与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尽管巴斯塔尼宣称“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并不是那些充满幻想的诗人们的宣言”，巴布鲁克强调“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最终会破坏现有的生产关系”，齐泽克呼吁“资本主义已在催生共产主义的潜能”，然而他们勾绘的以脑力劳动、高科技、智能生产为典型特征的智能社会，仅仅是后工业时代基于技术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仅是工业社会的现代版或升级版。智能社会在本质上还算不上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只不过信息、知识和高科技构成了其最主要的结构性特征。
（二）本质意蕴的消解：从真正的共同体到虚拟的共同体
共产主义的真正主体是无产阶级而不是网络大众。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然而，在资本逻辑控制的社会，人彻底脱离了自己的真实本质，变成了资本及其权力控制下的非社会性的人和“非政治的人”，变成了无产者。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要以无产阶级为政治主体并且“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解放。然而，西方左翼把共产主义的主体由无产阶级改换为网络大众，从而使共产主义的真正主体变得虚无缥缈。比如，迪恩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无产者，而是寄存于数字资本主义宏大网络系统中的群众，是网络幂律分布的长尾，即她所提出的“剩余之人”；齐泽克则将数字时代的符号阶级称作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体，强调数字时代“‘因特网贵族’与‘用户无产者’之间的新的阶级抵抗代替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哈特和内格里则建构了后现代实现共产主义的“诸众”，即“一个开放的、包纳性的社会群体”。显然，西方左翼论证的共产主义的主体已经脱去了无产阶级的外衣，代之以宏大的网络大众作为虚幻的主体，它们不仅失去了革命性，而且还丧失了作为革命者的政治身份。
（三）价值追求的错位：从社会化的人类到数字化的科技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共产主义以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市民社会是产生人的异化和社会两极分化的总根源。在市民社会中，人的财产同人分离，发生“转让”；人的情感发生疏离；人的劳动变成异己的活动，劳动产品变成他人的占有物；人的类本质、自由、意志、能力等发生物化。市民社会是异化、畸形的社会，是人的发展的羁绊。马克思通过批判市民社会，赋予了“人类社会”以实践意蕴，并以改造世界为思想坐标和行动路标，开拓了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正义和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道路。他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它以“人类社会”为价值追求并不断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
与马克思的致思逻辑相异，西方左翼试图建构一种技术主导的数字社会、智能社会，并将这种社会看作共产主义性质的。其实，无论是巴布鲁克提出的“网络共产主义”，还是巴斯塔尼提出的“奢侈共产主义”，抑或是哈特、内格里建构的“法律共产主义”，甚至是齐泽克呼吁的“数字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后现代高科技发展对新的社会样态的描绘。西方左翼提出的各式各样的共产主义都是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技术基础，但这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的，即这种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是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联姻”，它们的“结盟”并不能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社会”，因为共产主义必须破除资本逻辑的霸权和宰制。正如大卫·哈维所言，“新技术（如互联网和社会媒体）许诺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未来，但在没有其他要素变化的情况下，新技术却被资本纳入了新的资本剥削和资本积累模式”。因此，真正的共产主义必然要以人的解放和建构“人类社会”为目标，而不是以高度数字化的科技为目标建构技术型社会。试想，如果高科技社会导致了技术性失业、社会排斥和人的异化，使人们的数字鸿沟无限扩大，那么这样的社会又何以称得上是共产主义社会？
三、破解与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的生成逻辑
当今人类进入了资本与技术合谋统治的“控制的社会”，与这种社会相适应的是“控制学和电脑”。特别是在数字—智能技术狂飙式发展和数字资本主义加速变革的时代，数字剥夺和算法监控把人类主体引向了“24/7式的资本主义”之中。人类究竟如何摆脱数字资本主义的宰制逻辑？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究竟有没有可能实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该像西方左翼那样“醉心于当代乌托邦理论，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会解放人类”，而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视界，从智能革命回到制度革命，从资本逻辑回到劳动逻辑，从私人所有回到全民共有，在实践变革中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生成。
（一）从智能革命回到制度革命：共产主义的制度生成
（二）从资本逻辑回到劳动逻辑：共产主义的主体生成
（三）从私人所有回到全民共有：共产主义的实践生成
总之，当代西方左翼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勾绘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的新样态，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注入了新元素，为人们重审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新视域，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学界对数字时代人类整体福祉和未来命运的讨论。从大历史观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样态并没有改写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宰制逻辑，当今人类依然处于资本裹挟技术共同宰控和压制人的时代。相较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更加隐匿，资本的增殖方式也显得更加“人道”，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理论解答依然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锁钥，特别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依然是指引人类摆脱剥削和异化、实现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明灯。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数字-智能技术的加速变化而对共产主义进行网络化、智能化重构，认定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即将来临”；也不能因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远景”而将之虚无化、缥缈化，认定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遥遥无期”。在历史的主轴上，共产主义为人类社会标注了根本目标与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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