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网络群体极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2.002
〔Abstract〕Howtodesigntheopinioninteractivemodelinlinewiththeactualsituation，makesthesimulationresultsmoreauthentic，isthecoreproblemofnetworkpublicopinionresearchsimulation.Themajorresearchofinternationalopinionprocessisonlyconsideredtheinfluenceoftheneighbortotheformationoftheopinion，neglectingtheimpulseofindividualopinionattitudetowardsthecurrentcommentsonthehistoricalmoments.Basedoncarding，analyzingtheclassicalopinioninteractivemodel，consideringthetimememoryproblemsofindividualopinionevolution，combiningtheconvolutiontheorytoestablishtheopinionrulesofinteractionmodelwithtimecumulativeeffectbasedonHKmodel，andimplementingthealgorithm.Theresultsofthesimulationshow：Inamomentofnetizenopinionvalueofnetworkpublicopinionisnotonlyaffectedbythesurroundingneighborsatthetime，itsownhistoricalmemorywillalsoplayanimportantrolein.
〔Keywords〕rulesfortheinteraction；HKmodel；convolutionaccumulation；timememory；modelingandsimulation
目前，网络舆情演变的交互模型研究主要基于经典的选民模型（VoterModel）、多数统治模型（MajorityRuleModel）[1-2]、Sznajd模型[3]、边界信任模型（Deffuant模型、HK模型）及其扩展，讨论了在规则网络和复杂网络两种交互环境下，网民意见的演变过程。例如：涂育松等人[4]改进了一维Sznajd的规则，得出意见演变依赖于初始意见分布和外界噪声强度的结论。王茹等人[5]基于二维[6]的Sznajd舆论模型探讨了不同初始状态中赞成个体密度对舆情演变结果的影响，认为舆情演变到一致反对和一致赞同的状态概率与初始赞成个体密度大小存在一定比例关系。苏俊燕等人进一步地考虑到人际之间的亲疏关系，基于加权网络上的Sznajd模型，研究加权网络的磁化率和权重（表示人际之间的亲疏关系）对舆论演化的影响[7]，认为不同邻居对个体的影响程度不一样，使得个体不容易明确自己态度，权重越大越不利于一致意见的形成。
HK模型是一个连续观点动力学模型，其观点的分布可以是[0，1]区间上的任意值，与Sznajd等二元观点和离散观点舆论模型相比，HK模型可以更好的反应个体对某个话题的赞同或反对程度，因此本文选择HK模型作为研究基础。
1.1卷积的物理意义及数学表达
1.1.1卷积的物理意义
卷积的物理意义为信号和系统的相互作用[15]：系统的响应不仅与当前时刻系统的输入有关，也跟之前若干时刻的输入有关。之前若干时刻的输入信号经过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可以是递减，削弱，或其他）对现在时刻系统输出产生影响，计算系统输出时必须考虑现在时刻的信号输入的响应以及之前若干时刻信号输入的响应之“残留”影响的一个叠加效果。
1.1.2卷积的数学表达
2.1仿真准备
2.1.1交互邻居范围
2.2HK卷积模型仿真
由于信任阈值越小收敛速度越慢，为了更好地观察网络中所有个体的意见值每一个时刻的平均值变化，选择信任阈值较小（ε=0.3）的情况对HK卷积模型进行仿真。
选用2500个随机个体进行演化。演化200步，使最终系统收敛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从图1可以看到，处于初始分散状态的格子经过逐渐演化，相同颜色的格子聚集到一起，且黑色格子的数量明显减少。
使用MATLAB拟合工具箱，对图2的意见平均值变化曲线进行拟合。拟合后的结果如图3所示。
拟合后意见平均值变化曲线的函数表达式为：
y（t）=0.4857t^0.1238（13）
根据1.2.2小结中HK卷积模型，对图3拟合后的意见平均值曲线进行卷积。
从如图4可以看出，卷积后意见平均值的变化整体趋势与卷积之前的意见平均值变化相同。但是卷积后的曲线，收敛的更快，更快地到达一个稳定值。
2.3结果分析
（1）个体经过HK模型的演变规则演化之后，系统中意见相近的个体发生交互，意见值相近但是持不同意见的个体可能会被持其他意见的个体同化。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过意见交流之后，会使自己的意见向周围意见相近的邻居意见靠拢。
3结论
参考文献
[1]刘云，丁飞，张振江.舆论形成和演进模型的研究综述[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0，（5）：83-88.
[2]GalamS.ContrarianDeterministicEffectsonOpinionDynamics：theHungElectionsScenario[J].PhysicaA，2004，333：453-460.
[3]KatarzynaSznajd-Weron，JozefSznajd.Opinionevolutioninclosedcommunity[J].Int.J.Mod.Phys.C，2000，11（6）：1157-1165.
[4]涂育松，李晓，邓敏艺，等.一维Sznajd舆论模型相变的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5-8.
[5]王茹，蔡勖.推广小世界网络上的Sznajd舆论模型[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7-10.
[6]刘慕仁，邓敏艺，孔令江舆论传播的元胞自动机模型（1）[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0（6）：1-4.
[7]苏俊燕，孔令江，刘慕仁，等.加权网络上Sznajd舆论模型研究[J].广西科学，2008，（1）：44-46，51.
[8]张伟，何明升，白淑英，等.基于Weisbuch-Deffuant模型的网络舆论演化模式研究[J].情报杂志，2013，（7）：43-48.
[9]陈桂茸，等.网络舆论演化的高影响力优先有限信任模型[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3，47（1）：155-160.
[10]杨雷，习鹏.决策者个性混合群体观点演化的仿真[J].工业工程，2011，（2）：23-27.
[11]王根生，勒中坚.小世界效应的网络舆情演化迁移元胞模型[J].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2011，（12）：2523-2528.
[12]潘新.基于复杂网络的舆情传播模型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0.
[13]P.ChenandS.RednerMajorityRuleDynamicsinFiniteDimensionsPhys.Rev.E71（2005）036101.
[14]朱军芳.网络上集体行为的动力学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0：56-57.
[15]崔彩霞，胡学文，张帆.离散信号卷积的简便运算方法[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48-51.
[16]付会凯.卷积积分运算方法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25：5.
[18]于春龙.网络环境下群体决策的动态演化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14.
[20]袁铁柱，王磊.基于记忆模型的两阶段Web服务发现算法[J].计算机工程，2010，18：250-252.
[21]易非易，任力锋，谢嘉平.学习与记忆模型研究[J].数理医药学杂志，1997，10（2）：105-108.
[22]江志恒，刘乃芩.论遗忘函数――关于记忆心理学的数学讨论[J].心理学动态，1988，（3）：56-60.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经济转型，图书馆作为高校重要职能部门已处于一个动态的社会系统体系之中，在与社会、学校各板块的相互碰撞磨合的过程中，其主要社会功能正或多或少的发生重大变革，在许多方面还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矛盾。在这种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要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对高校图书馆功能转型的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
一、现阶段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趋势
1、服务形式向特色化转变
服务形式特色化是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功能转变的显著标志。图书馆作为高校图书资料存储、收集、整理、归类的主要职能部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图书文献资料，而且还拥有丰富的自产文献，包括学报、学位论文、教师和科研人员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等文献资源，这些文献资源是学校和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学校和社会急需的极其重要的教育资源。但在高校图书馆以往的社会服务过程中，由于株守传统的服务形式，始终未能将学校馆藏的特色文献资料以特色化的形式推向社会，特别是一些珍本和孤本图书文献更是“只闻其名、难见其面”，只能为极少数特殊群体服务，不仅大大限制特色文献资料的利用率，而且制约了学校图书馆功能的拓展。
服务功能特色化转变的基础是创新图书馆服务组织结构，构建具有本校特色的一体化图书资料服务系统。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图书馆对馆本部和学校各院系图书馆（室）现有的纸质特色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献资料服务的一体化，使馆藏和各院系图书馆（室）的特色文献全部可进行统筹对外服务；二是在通过组织平台，使全校的图书馆和各资料室相互耦合，形成一个巨大的特定校图书资源信息链带，且与周围各种图书资料库进行网联，在本地区乃至国内外图书资料服务体系占有重要席位。当然，建设特色化图书资料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而艰苦的历程，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有学校的政策的强力扶持，以及学校各部门和教学院系的大力支持，否则只是空中阁楼。
2、服务能力向社会化方向转进
二、影响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的现实问题
1、服务质量与服务规模问题
高等教育社会化促进我国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形式不断拓展，社会职能不断增加，并由此引发了高校图书馆服务规模与服务质量的矛盾，在新的形势下，凭藉现有的图书资源，是扩大服务规模，还是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规模是否就要牺牲服务质量？“熊掌与鱼能否兼得”？已成为图书馆功能变迁中必须首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2、人力源开发与现代科技改造问题
三、实现高校图书馆功能转型的主要途径
1、建立市场化资源互动机制
建立市场化图书资源的互动与互补机制是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的社会途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强调的是服务的社会化。而在推进服务社会化过程中的市场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只有通过高校图书馆藏文献资料与社会的共享与交流，实现与市场需求的互动与互补才能完成功能变迁的行进过程。因而，现代高校图书馆在对校内各类文献资源的使用情境进行梳理与提炼的前提下，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市场需求的文献资源互动与互补机制。
2、建立规范化管理体制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程慧荣.网络时代高校图书馆创新工作的若干思考[J].情报杂志，2002，4：45-47.
[2]王虹.谈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2,3:36-38.
[3]郑邦坤.基于网络图书馆的思维方式[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5:19-21.
【论文摘要】大学本科阶段是学生成长的重要时期，也是大学生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形成的关键阶段，了解这一阶段学生的消费内容、消费结构，对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徐州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为例，从大学学生消费的基本状况入手，分析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成因，探讨了如何引导大学生养成健康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杜绝不健康的消费习惯和观念，进行合理的消费理财。
作为特殊的消费群体，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流行时尚的影响下，形成特有群体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特征。在消费率较低的中国，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将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会直接影响他们消费习惯的形成。本文以徐州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为对象，研究他们的消费内容和消费结构，把握其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以培养和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
一、徐州师范大学学生消费的基本状况
1、基本生活所需方面
在生活费用中，饮食费用应该是重中之重。按徐州地区的物价水平，以学生在校每天消费10元左右用于基本消费饮食需要来估计，学生每月净饮食费需300元左右。调查发现，有83.7%的女生饮食费用在300元以下，有的为了保持苗条身材控制自己的食欲，有的为了节约支出不顾营养需要只选择廉价的饭菜；60%的男生达到了每月净饮食费用300元的标准。
2、通讯费方面
3、购物方面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女大学生特别喜欢逛街，购物方面的消费占她们消费支出中的一大部分。有些女生往往会因为买一套名牌化妆品或一件名牌服装而花了自己大部分的生活费，甚至不惜向别人借钱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同时，男生花在这方面的消费也不少，有些男生更换手机的周期很短，有时为了追求一双名牌运动鞋或名牌服装花费太多……一些大学生不懂得量入为出，攀比心理明显。
4、学习方面
学习方面的消费包括文具、书籍、复印、考证等消费。调查发现，学习方面的消费和基本生活消费这两个方面在大学生月生活费中占了很少的比例。但是随着年级的增加，离毕业越来越近，出于求职的需要，很多大学生都卷入了“考证热”的浪潮中。现有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在考证方面费用支出为300元以下的占了一半左右，在300-600元之间的占15%，有的则超过了1500元。这使得大学生在学习上的支出比重有所上升，但仍然不及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
5、娱乐方面
6、其他方面
爱情和友情是大学生校园里两件较为重要的事情，人情消费在大学生日常消费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同学过生日、考试得高分、当了学生干部、评上奖学金、比赛获奖等等都要请客，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够意思”。据统计，60%的大学生各种形式的聚会聚餐花费每年在500元左右，30%的大学生每年这类花费在800元左右，有的甚至更多。人情风的蔓延，给一些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增添了经济负担，也给大学生带来了精神压力。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用于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比重在下降，而用于改善学习的消费比重在提高，用于满足精神文化需要的消费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当前的大学生正处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关键时期，人情消费比重在上升。
二、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分析
据美国市场营销学会（AMA）的定义，消费行为是“感情、认识、行为以及环境因素的动态过程，是人类履行生活中交换职能的行为基础”。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攀比消费
追求品牌，追新求异，敏锐地把握时尚，唯恐落后于潮流，这是当代大学生消费的共同特点。有些男生为了一双名牌运动鞋，有些女生为了一套名牌化妆品或者一件名牌衣服，会缩减自己的必要开支，向别人借钱甚至欺骗家长获取额外的生活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可见部分大学生不懂得适度消费，盲目地过度消费、高消费，存在着严重的攀比心理。大学生受社会消费观念、生活方式、流行时尚的影响很深。当代大学生重视商品所传达的社会和个人信息，于是他们选择和消费的产品或品牌成了自我表现、体现社会地位的象征。
2、情感消费
关键词：英语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强势传播异质
1.三大强势凸显“英语全球化”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西日耳曼语支，形成于公元6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仅有500万至700万，且仅限于不列颠诸岛”，［1］可是，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英语如不可遏制的火苗，在全球范围里迅速传播。无论是在使用人数、应用范围还是在国际传播力度上，英语的强势都可见一斑，“英语全球化”势不可挡。
1.1使用人数的强势
据统计，目前，全球大约有3.75亿人的第一语言是英语，另外有大约3.75亿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此外，世界上大约还有7.5亿人将英语作为外语使用和掌握。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世界仅在校学生中便有1亿1500万英语学习者。10年前，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Council）认为这个数字大概已经增长到10亿。该协会去年了一份报告《英语走向何方》（EnglishNext），预测英语学习者数量可能在10年至15年内达到约20亿的峰值水平。［2］
1.2使用范围的强势
Phillipson认为：“作为一门普及程度最高的外语，英语的支配地位涉及众多领域，如：科技医药、网络、学术研究、著作期刊、电脑软件、跨国经营、贸易、航运空运、外交、国际组织、娱乐媒体、新闻机构、青年文化、体育运动及教育体系，等等。”［3］63
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超过80％的电子储存信息是用英文写成的，80％的出版物和90%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在科研领域中，英语的强势更是不可忽视。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EugeneGarfield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的，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4］
1.3国际传播的强势
作为“核心英语国家”中的两支主要力量，英国和美国在英语的国际传播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英美两国每年向海外派出大量语言教师，同时其语言教科书、英语工具书也源源不断流向海外。英国和美国的广大媒体对英语的推广也有着卓越的贡献。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广播电台的一份2006年的听众数字显示，全球每周平均有1.63亿听众收听该公司的广播节目；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如：007系列、风靡一时的英语电视剧“老友记”（Friends）、“越狱”（PrisonBreak），甚至是倍受儿童欢迎的卡通片，如“米老鼠和唐老鸭”等，也进一步成就了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火速传播，使英语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一点点深入人心。此外，英语国家的商品也夹带着简单的英语符号，如“Mc.Donald”“Coca-cola”等无孔不入地流向世界各地，巩固了英语的强势地位。总之，广播、电影电视传媒、英特网、商品销售，多位一体，如同一张巨大的网，把英语点点滴滴地输入到世界的各个地区，造就了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
2.英语全球化引发的忧虑和恐慌
3.两个角度论证上述担忧的不必要性
3.1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与实质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英语全球化”只是“文化全球化”的表征之一，是当今世界全球化主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英语全球化是否像上述一些学者所说，会破坏世界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毁灭世界其他语言呢？让我们先从其背后的“文化全球化”谈起。
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任何国家，无论发达与否，都不可能自成体系，“与世无争”地发展。这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各国间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愈演愈烈的跨国资金运作，全球性的资本化，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大势所趋。经济是文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无形中成了文化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特别是计算机信息时代到来后，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来势之猛，各国间文化交流活动之频繁，范围之宽广，是任何过去别的时代无法想象的，也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可见，文化全球化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它符合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是不可阻止，不可逆转的。
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的过程”。诚然，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接触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互为补充，从而增加了人类文化的共性，使原本异质的东西逐渐出现了“同质化”的现象。但是，这种同质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单一的文化强把其个性夸大为共性，加于其它文化之上；而是意味着“人类文化由机械的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共时、共存以至交流、融合。”［6］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各种文化共同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共性。另一方面，各种文化会凸显出其自身的特色，各取它长，各补其短，彰显其个性特征。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简单的现代性的同质化现象，而恰恰是见到各个地方文化的异质性。”［7］总而言之，文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覆盖，并不是语言文字理论中的“一种语言战胜另一种语言的现象”，而是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持续交往中形成的相互理解能力的加强，即每一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已经并将继续实行与其他语言和文化的融合。
3.2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自我调节能力
正如张公瑾所言：“只要世界政治是多极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世界语言就必然是多样性的。”［11］3我们距离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语言或是享有同样文化的状态还很远，对“英语全球化会导致世界文化失去多样性，由最初的多元化走向单极”的忧虑是大可不必的。
4.对策：如何应对“英语全球化”
尽管如此，面对全球范围内英语的强势传播，我们作为相对弱势的语言群体，也不能疏忽大意，掉以轻心。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反对“语言和文化领域的霸权主义”，保护并致力于发展我们自己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尊重语言的自然地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英语之所以享有今天这样的强势地位，是自然的选择，与它自身的优势是分不开的。我们应该看到它的优势，尊重、承认并接受它的强势，从中汲取有利于我们自身发展的因素，这才是科学和积极的方式。
2.从心理角度来说，我们应对“英语全球化”持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对于来自强势集团的文化传播，弱势集团往往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越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文化群体，保留并传承本群体传统文化的意识就越强烈，从而对外来文化不得已接受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抵触甚至抗拒的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可以保持相对微观的人文环境中文化的多样性，但它同时又导致生态环境中文化差异的增大，对环境中各文化体之间的平衡发展会产生负面的影响”。［9］可见，弱势集团的态度对其自身的发展及整个人文环境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差异，促进我们自我更新，自我调节，从英语这种强势语言及其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吸收先进因素，以充实、丰富汉语，从而使汉语取长补短，成为一种真正的国际性语言。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及其所附带的“语言全球化”并不只是一种文化或是一种语言单向性的覆盖和普及。笔者认为，英语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一个阶段。（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暂可解释为英美等以英语为第一母语的国家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的一个时期）它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规律、成熟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合理的。而我们所应该看到的是，目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汉语全球化”或换个较为时髦的词“东学西渐”已经逐渐展露头脚，存在着巨大的潜力。“英语全球化”对于我们而言，甚至可以看作一种机会，一个平台。借助于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抓住时机，直接地从西方世界汲取更多更新鲜的养份，培养更多能灵活运用英汉两种语言乃至更多语言的国际性人才，以进一步壮大自己，从而更便利、更轻松地普及我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与西方世界竞争抗衡，这正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
［1］PeterTrudgill&JeanHannah.英语：国际通用语［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
［3］RobertPhillipson.LinguisticImperialism［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63.
［4］ThedominanceofEnglish：collegesworldwideabandontheirnativelanguageforacommontongue，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9.8，2000.
［5］蒋晓萍.中国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M］.广州出版社，2006：17.
［6］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1.
［7］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现代化［J］.中华读书报，1998，（8）：5.
［8］陈白颖.论英语霸权与文化帝国主义［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4）：77.
［9］张公谨，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49-69.
论文摘要：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涉及多方面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是其重要条件之一。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运行和发展是互动的，它能为社会运行起到导向作用、保证作用和提供精神动力的作用。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整合、内容整合、方法整合及资源整合，能有效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一、社会运行的内涵与影响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所谓社会运行，是指社会有机体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次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社会运行大体上可以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纵向运行是指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横向运行是指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上社会诸要素、诸系统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可以呈现为社会诸要素及系统之间的一系列关系。马克思曾经对这些关系作过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大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构成社会系统的一系列因素及其状况决定着社会运行的状况。社会运行和发展大体可分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任何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理应是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即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则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和最低的程度之内。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它需要许多条件的相互促进与有机整合。
第一，人口条件。这里主要是指要有数量适度、素质合格、结构合理的人口。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我们面临着人口数量大、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不高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政策、法规和教育的导向来规范，其中需要解决人的社会化与人的现代化问题。
第二，生态环境。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社会是整个世界中的一个系统，一方面，社会是相对独立于自然界的;另一方面，社会又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当人们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时，也就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
第三，经济条件。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性条件。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各群体、阶层利益差距拉大等现实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势，如何摆正个人、集体、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政治条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状况对社会运行有直接影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由于执政资源的流失和政治腐败现象的存在，由于政治参与要求高涨与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的矛盾而导致的政治发展困境以及文化价值观念多样化对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形成的冲击，使我们正面临着政治建设的巨大压力，能否建立起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政治体系，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第五，文化与心理条件。文化心理条件是社会运行的精神构件。文化与心理状况影响社会运行的方向。社会心理、社会人格及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能够直接影响社会运行的状况。社会运行条件有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有物质条件也有精神条件。这些条件或因素相互作用决定着社会的运行状况，而在这些条件中有一个条件是“隐性条件”或者“隐性制度”在起作用，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它影响着社会的运行和发展。
二、社会运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运行出现过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三种状况，经历了四个阶段。大体上来说，自建国开始到50年代前期，我国社会处于良性运行阶段;1956-1959年处于中性运行阶段;1966-1976年处于恶性运行阶段;1978年后，处于中性运行向良性运行转化过程之中。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党依据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方位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矛盾，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把社会发展目标定位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分析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的运行状况，就会发现:每一种社会运行状况背后都有其复杂因素和条件，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因素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运行及其状况。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人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动物，其行为受某种意义和价值的支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人们通过每个人追求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培育民族精神，形成社会精神动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培育公民意识，形成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新思想和新观念;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保持社会主流价值的主导地位，整合公民的价值“多元化”取向。总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使社会发展目标让公民认同、服从和内化。
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要求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整合
把整合的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一个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要素有机整合起来，形成合理结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最大化。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对象。按照的观点，社会整合的基本对象乃社会利益。利益之所以成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中心，是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社会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就是为了不断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转型时期，这是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的时期。有效整合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关系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因此，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利益目标上的导向功能，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通过价值观教育来引导人们追求正当的合法利益；通过政策与法规教育，引导人们构建正确的利益表达、利益约束、利益激励、利益化解机制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现阶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选择。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路径选择。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有序地规范和协调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而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就是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服务的。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在目标定位上，要依据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考虑到公民思想政治品德现状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历史状况来加以选择。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要体现时代性，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时代性最显著的特点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转型、我国现代化“迟发展效应”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这集中表现为思想观念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明显。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选择要突出针对性，这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选择必须做到理想和现实的有机统一。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层次的需要，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不同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并把它作为对公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依据。
在内容安排上，应着重解决好结构协调问题。首先，要着眼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需要，解决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的结构性矛盾。要针对不同个体进行不同内容的结构调整，避免过去那种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内容单一化、片面化的做法。当前应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开展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其次，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
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再次，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最后，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公民素质教育。此外，还应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受教育者。
在教育方法上，要针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时代特点，有效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针对当前社会阶层多样化、群体利益差别不断扩大等现实问题，要重点采取预防教育法、心理咨询法和冲突缓解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困惑。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整合达到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的效果，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增强“社会水泥”功能。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建构和理解意义系统。它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80年代以后，“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面子-协商”、“口语代码”理论建立了更为精细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趋势和传播技术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语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8个主要的现实关切问题紧扣时代,寻求着文化调适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在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地中，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跨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产物。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贴近时代变迁的敏感点。本文试图疏理这一学科分支的理论思想源流，并说明它的现实关切所在。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
从六十年代兴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三、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早在1942年，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S.K.Langer）认为，传播的最根本形态是人的内在传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的存在的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基本的传播研究是围绕着“符号－对象－心灵”三者的关系展开的。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讯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会发生正常的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殊视角，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三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
二、80年代以来的理论模式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通常从1959年霍尔（E.T.Hall）发表《沉默的语言》算起。霍尔在书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20世纪，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见高涨。移民带来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最近20年的美国式的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背景。
[page_break]
三、学科前沿和现实关切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分支，是与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尔、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话，它的兴起显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兴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全球化趋势等人类历史的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变迁联系的。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正是它的学科推进的动力。
关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由来已久。当美国占领日本强迫这个东方法西斯国家接受现代改制时，占领者就在保护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将它改为一个建设性的现代国家二者之间，反复权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纪多少冲突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几乎难以胜数。文化，也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西方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欧洲文化研究理论，都将文化认同危机看作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多元文化主张、重返民族主义都是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要温和得多。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潜在的影响。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似乎抱持着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怀着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现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边界，瓦解了文化的防护系统。当文化日益成为拼盘，文化是否还成其为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所要获得的知识，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原理，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等。
注释：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
关键词：产业集群城市群北部湾经济区建议
AResearchonUrbanAgglomerationinBeibuGulfEconomicZoneunderthePerspectiveofIndustrialCluster
QuanShengyue
（GuangxiEconomicManagementCadreCollege，Nanning530007，China）
Abstract:Theindustrialclusteristhegrowthofurbanagglomerationspolarnuclearfromeconomicangle.UrbanagglomerationinGuangxiBeibuGulfEconomicZoneisanotherChina'seconomicgrowthpoleafterPearlRiverDelta,YangtzeRiverDeltaandBohaiRim.Inordertoenhancecompetitiveness,urbanagglomerationinBeibuGulfEconomicZonemustdevelopindustrialcluster.Throughanalyzingthecurrentsituation,thearticlegivessomeadviceonurbanagglomerationinBeibuGulfEconomicZoneundertheperspectiveofindustrialcluster.
Keywords:industrialcluster；urbanagglomeration；BeibuGulfEconomicZone；advice
0引言
城市群表面上看是地域的集中现象，但本质上是产业集群现象。产业集群是城市群的增长极核，对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作用。正是得益于产业集群的集聚、辐射、带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飞速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经济最有活力、城市化率最高的城市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是指在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范围内，由南宁市、钦州市、防城港市和北海市四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包括10个县，15个城区，1个市（县级），陆地国土面积4.25万平方公里，2007年末总人口1279万人。依托经济区内的丰富自然资源，区位优势，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将通过产业集群的布局来谋化城市群的跨越式发展。
1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现状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该城市群正处在覆盖东盟市场的最佳区位，为中国产品销售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向交通基础。城市群经济强劲增长，2009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南北钦防四市）经济区生产总值（GDP）增幅达15.9%，比全区高2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长22%，比全区高7.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20.7%，比全区高2.5个百分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54.8%，比全区高4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增长9.6%，比全区高2.3个百分点。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目前正在发展和形成的产业集群包括石油化工、林浆纸、钢铁、电子信息、铝加工、船舶、海洋产业、生物质能、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各市有些主导产业结构趋同较为明显，如石油化工、林浆纸分布在北海市和钦州市，电子信息分布在南宁市、钦州市和北海市，产业结构趋同会造成城市群内产业冲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适度的区域产业冲突并非一定会对经济区产生不利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适度的冲突还有可能会转化成为一种动力，激发区域活力，强化区域竞争。当然，如果这种产业冲突过于激烈,并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有可能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局面。显然，要改变这种情况，关键是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和政府的规划引导，在城市群范围内按照各地的优势条件，构筑城市的产业集群体系，由此消除和缓解各地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恶性冲突，最终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和良性互动、互惠多赢的产业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内因产业冲突而出现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并不一定会导致恶性竞争，相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下，产业集群变得更强大，提升城市群的实力。
2基于产业集群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对策
2.1基于产业集群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制度机制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制度，在提高城市群内集群企业经济利益方面是从降低集群内企业的成本（包括交易费用成本和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着手的；安全功能方面主要表现在通过建立行会或商会等正式制度，或通过公认的“行规”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各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为集群内企业减小风险。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通过自上而下政府的扶植来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降低集群内企业的成本，为企业创造安全的环境。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初始阶段，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主动扶植产业集群的发展，给产业集群的产生提供优越的公共设施、税收等一系列的优厚条件从而推动产业集群的产生。当产业集群发展进入成长、成熟期后，产业群越过了最小规模的限制，在集聚效益的作用下，进入了一个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阶段，集群规模迅速扩大，极化作用显著，成为一个增长极。产业集群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过程，使南宁市、钦州市、防城港市和北海市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发展合力，壮大城市群。
2.2基于产业集群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
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是驱动产业集群发展和演化的力量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包括驱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完善的动力机制是产业集群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要提高城市群的竞争力，需要充分利用好资源禀赋和要素基础优势，创造性地整和本地资源，打造出更具竞争力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形成完善的驱动产业集群发展和演化的力量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形成产业集群发展动力。具体来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就是以政府为引导，市场为基础，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产业集群，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带动城市群的整体发展。
2.3基于产业集群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模式城市群发展模式从空间聚集结构方面来说表现为单核型模式、双核心型模式、多中心型模式和走廊轴线型模式四种类型。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来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更适宜选择单核型模式。单核型模式以超级城市为核心，以极强的带动辐射功能影响着城市群内的每一个城市，周围有几个中等城市围绕，这些中等城市再联系若干个小城市或更多的小城镇，塔顶是核心城市、塔身是中等城市、塔基是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城市群内城市集中的空间因素十分突出，社会化、生产集约化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化的现象很明显，城市群内的人口集中，物质要素的集聚和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也是很高，这更利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内，首位城市南宁的核心地位是毋庸质疑的，集中程度高，南宁的发展必定带动群内其他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南宁市产业集群的集聚和辐射带动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基本上形成了以钦州市、防城港市和北海市为二级中心的城市带。
3基于产业集群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建议
3.2钦州市──依托港口，大力发展临港产业集群，打造石化、造纸、粮油产业集群。处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中心地带的钦州，借助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临港产业带为目标，依托沿海港口资源，大力发展临港产业集群。①石油化工产业集群。在石化产业布局上，提倡炼化石化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把钦州港建设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石化产业基地，以炼油、乙烯为龙头，带动中下游的加工、配套产业，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重点发展石油化工、煤盐磷化工、生物化工等产业，形成石油化工产业集群，打造高附加值的石化产业集群。②造纸产业集群。大力打造林浆纸一体化基地建设，积极发展纸制品，包装装潢等下游产业，做大做强林浆纸一体化产业，以形成沿海林浆纸一体化产业群，建成亚洲最大的造纸城。发展浆纸配套的乳胶、钛白、双氧水、纯碱等产业。③粮油加工产业集群。利用沿海区位优势和运输成本低廉的优势，大力发展大豆粮油食品加工产业，形成大豆粮油加工、棕榈油加工、玉米加工产业集群。
3.3防城港市――构建临海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冶金、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农特产品加工产业，壮大临海工业。①冶金工业。优先发展以钢铁为龙头的冶金工业，加快推进防城港钢铁精品基地发展。②有色金属工业。围绕发展铜镍为主的有色金属工业，重点推进铜镍冶炼、电解镍加工，铜、镍精深加工等产业。③装备制造工业。围绕延伸钢铁下游产业链，发展集装箱、港口机械、船用机械、大型钢结构、汽车、机械基础件、农业机械、制糖设备、环保设备、数控车床等装备制造业，培育重大技术装备及关键配套件和数控装备。④农特产品加工业。利用地域资源优势，重点发展金花茶、红薯等产品加工，肉桂、八角等香料加工，肉禽、水产品、蔬菜加工、亚热带水果等特色农产品加工和编织工艺品生产等产业。
[1]陈剑锋．基于产业集群的城市群演化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1）．
[2]宾月景等．关于北海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建设的思考[EB/OL]．.
[3]李翠鸿．山东半岛产业集群与城市群互动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胡丽华．完善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J]．党政干部学刊，2006（8）．
[5]陈柳钦，黄坡．产业集群成长和升级的制度经济学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
[6]刘艳军等．城市群发展的产业集群作用机制探析[J]．规划师,2006,(3)．
关键词：IRR模型非自愿移民贫困风险反贫困保障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由发展项目导致的非自愿移民的数量每年大约有10000000左右，20年中全球总共有大约200000000移民。由于大规模频繁移民引起不良后果，使得移民问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一、社会公平和强制性移民
因发展而需要进行强制性移民的说法体现了发展本身固有的有悖常理的矛盾。由于这种移民表现出发展的收益和损失的不公平分配现象，从而导致了较多的道德问题。
强制性移民是由于修建新的企业、灌溉工程、高速公路、电站等基础设施或者如医院、学校、飞机场等城市公用设施而引起的，这些项目毫无疑问是必需的，它们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提供就业机会并且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但是由这些项目引起的非自愿移民同时也会给有些群体带来不公平的负担。因为国家政府的介人，移民的权力往往会受到限制，而这种介入的方式往往会使移民的情况变得更糟，这就引起了许多有关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争议。“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原则被一贯用来说明非自愿移民的合理性，实际上，这个原则经常被滥用并且被演变成一种为了忍受可以避免的伤害的不正当的理由。结果是发展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公平分配，一些人享受着发展的成果，而其他人则承受着发展带来的痛苦。
非自愿移民的最广泛的影响就是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贫穷。在印度，研究人员发现，近40年来大致有20000000人由于国家发展计划所需而被强制移民，但其中75％的移民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恢复到先前水平。实际上，在印度大多数移民已陷入贫困之中。
然而发展将继续要求改变对土地和水的使用，这样有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程度的人口迁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展的收益和代价的不平等分配本身是必然的或道德上是正当的。实际上，这种不平等完全有悖于发展的目标，没有理由接受这种生存空间的再安排和由此带来的损害，而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无论何时只要发展导致了风险和确实可以预测的损失，我们都应该不容置疑地坚持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尊重公民的权利。
如果贫困是移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移民工作的挑战便是如何避免风险以及提供安全保障，这样通过减少一些可避免的弊端来提高发展的效益。我们不可能阻止每一种负面影响，但是可以在有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措施以使发展带来的损失和效益的分配更趋平等。在开明的政策引导下，一定可以比现状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人的尊严以及作为非自愿移民而享有的经济权利。
那种使许多人迁移但只安置了一部分人的传统计划方法没有很好地避免风险和保障移民权利。没有社会的安全措施，失败就会重现。在许多案例中，移民工作者都没能够降低移民的伤亡和贫困，但是这种仅有迁移而不安置的做法归咎于许多国家内现行政策的固有缺陷，并不仅仅是计划程序的原因。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发展”政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计划方法必须纠正过来或改变。
实践证明，有效的方法可以完全避免非自愿移民或者至少减少移民规模，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移民作为发展的一种形式不可避免，但并非规划者所提议的每一个工程的移民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即使移民不可避免，移民的结果也并非都造成大量的贫困，因而对贫困不应该一味忍受。有很多方法可以减少移民的困境和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
以下我们给出一种非自愿移民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能说明移民中引起贫困的内在风险，并提供了一些方法来抵消或减少这些风险，这个理论模型被定义为移民中的贫困风险和重建模型，简称IRR模型。这个模型的主要目的是：①说明在大规模的非自愿移民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中会发生的情况。②创建一种理论的。可靠的手段，在政策、规划和项目实践活动等方面给予指导以消除负面影响。我们相信这个模型能发挥解释、诊断、预测以及规划功能，这样可以为复杂的移民情况作一个知识性的指导。
在提出这个IRR模型过程中，我们首先强调关于移民研究的理论模型的必要性，并且对以前的类似模型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我们还讨论了难民和移民之间的共同点，以及这个移民模型适用于难民研究的可能性。其次，我们明确这个模式的4种功能，并且进一步明确和记录每一个贫困的主要风险。在下一部分中，我们逆向使用这个模型，讨论模型如何提出消除风险的方法以及如何基于“恢复经济”的原则，指导重建移民生活的策略。最后是移民操作和分析方法方面，对当前主流做法与新模型提出的做法进行比较，并且提出改进移民实践和研究的建议。
在这些年中，在新的土地上规划居民定居点的研究者们已经提出几个理论上的模型来描述规划定居点的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末，Chambers定义了一种描述在非洲土地定居生活的演变过程的三阶段通用模型。不久，拉丁美洲的Nelson在综合了新土地安置的许多经验的基础上验证了这种模型。Chambers和Nelson的模型中都概括了自愿移民的经验以及土地安置项目管理的机构或组织的重要性。
在这些早期思想基础上，Scudder和Colson在1982年提出将安置模式分为四阶段：招募、过渡、发展和合作／移交。这个模型主要是按照阶段进行建模的，它关心移民的压力以及每一阶段他们具体的行为反应。起初，这个模型被应用于自愿移民过程中。后来，Scudder也把它用到一些非自愿移民项目中，但仅局限于那些经历了所有4个阶段的成功的非自愿移民案例，因为这一模型不适用于失败的和没有完成最后两个阶段的移民案例。
回顾先前主要的难民研究，我们注意到由Em-mannuelMarx提出的用以解释难民状况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以社会学的网络理论为基础，围绕作者所说的“难民的社会世界”展开。
从一个理论模型到另一个，这些把大量的知识经验浓缩到模型和理论框架中的努力，已经创造了智能的工具，可用来帮助研究人员解释他们独特领域的成果。它们已经帮助说明了规律，并且建立了关于移民过程的理论。然而除了这些优点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这些模式并不是很有效。没有一个模式曾经注重过贫困的开始、产生以及脱贫的过程。以上提到的理论模型中，只有一个，即Scudder-Colson模型，可以应用于非自愿移民，但它也仅仅适用于成功的移民。然而历史地讲，大部分非自愿移民是不成功的，失败的移民所累积的影响并没有在Scudder-Colson的阶段模型中被模拟。
正如Scudder陈述的那样，在文献（deWet1988，Partridge1989）中曾经有过围绕这些理论模式的深层次讨论，然而很不充分。但是大家都普遍认为，有必要努力寻求一套理论来解释和说明移民的复杂性。
在要求开发一种更综合的理论模型方面，Brenchin，West和他们的同伴在有关从自然保护区内移民的大量著作中强烈提出过。他们主张的许多涉及非自愿移民的发展决策并没有充分预料到对移民的全面影响。因而非常需要一种可以解释和预言移民的累积影响并且可以提供一种实践中的引导的模型。他们写到：
被专家和学者很少理解的似乎是移民安置的社会影响。当居民被迫迁移时，一些通常的影响可以被预料，但是对社区或其他社会组织所产生的集体的社会影响却因案例不同而差异很大，直到今天仍没有一种模型能预测累积的影响。
相对来说，IRR模型是近年来才建立和开发起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的研究为模型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模型的最初的版本在1993～1994年，首次被大范围应用于近200个世行项目的移民检查。模型主要是基于经验和理论而开发的。经验上，主要来自于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关于移民方面的经验的积累，参考了许多国家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报告。理论上，主要得益于同一时期的移民理论方面的最新发展水平。①
①关于移民理论研究的各主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水平在Cernea，1999年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也可参考Cuggenheim，1994年出版的非自愿移民的参考文献，但由于该出版物是1994年出版的，而之后的大量的移民文献继续以爆炸性的速度在增长。
三、难民和移民状况中的类似之处
如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所展示的那样，IRR模型在一些移民研究和实际实施中已经被应用过。然而，最近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最初为解释开发项目引起的移民问题建立的这个模型，是否也有助于研究难民安置。这个问题出现于难民研究和移民研究之间建立沟通的尝试与趋势中，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和普及。实际上，因发展而导致的非自愿移民与为逃离暴力（战争或武力冲突）的难民之间有许多很相似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两部分人口占全世界范围内迁移人口总数的很大比例。最近分别对移民和冲突后重建家园的难民的研究表明，他们之间有很大的联系。
为了拉近这两个领域的距离，很有必要首先在内部建立各自的理论。从两者的特殊性和个性中概括出一般性的常识，以说明这两类人口状况的共同之处。每一个领域必须努力提出新的观点。成果目录、结构性的对比以及理论模型，为建立两者知识的最终结合作智力上的储备。如Harrell-Bond和Voutira在关于主要国际机构的实践上正确指出的一样，要克服这种知识间的相互交流会有体制上的困难。但这并不会降低那些为知识整合而努力的学者的作用，实际上这反而加强了这种作用。考虑到可比的前景，Harrell-Bond和Voutira也强调“提出一种能够适用于非自愿移民中各种不同情况（贫困、内战或发展项目）的关于移民的理论模型”的挑战性和难度。Voutira和Harrell-Bond强调说：“实际上对于各类移民……从方法论上说（贫困）可以用来作为难民和被驱逐经历的共同特性”。然而因为贫困的原因和“成功”的定义不相同，因而很有必要保留这种差异的情况。
四、IRR模型的四个基本功能
这个理论模型指出了潜在风险和已发生风险的差别。所有的非自愿移民极易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风险，但不能消极地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
我们利用风险的社会学概念来说明项目中的某些行为可能引发有害的影响——损失和破坏，这个风险概念是和安全相对的：移民的风险越高，移民的安全就越低。作为一个客观事物，风险常常可以直接感知，也可通过科学手段来测量。风险的文化诠释——社会风险或自然风险——能加强或减弱风险的严重性，甚至也可以忽略它，但这仍不能改变风险的客观存在。
安置风险模型源于把综合的、多方面的移民过程分解成可鉴别的、原则性的和通用的部分，包括：①丧失土地；②失业；③无家可归；④边缘化；⑤食品不安全；⑥发病率增加；⑦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的权利；⑧社会解体。本文将依次作进一步说明。
最重要的是模型的内部逻辑，它建议阻止或克服贫困以消除风险。这个过程可以通过确定目标战略，以及足够的财务支持来实现，这个模型将显示必须采取的策略和方法：①从丧失土地到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②从失业到再就业；③从无家可归到家园重建；④从边缘化到融入社会；⑤从疾病增加到医疗保健改善；⑥从食品不安全到充足的营养的提供；⑦从财产损失到社区财产和服务的恢复；⑧从社会分化到社会网络重建。
这个模型不仅强调可避免的风险，而且强调了重建策略——构造其用途作为重建行动的指南。像其他模型一样，在要求或允许的既定条件下，为了减少某一个或某些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重新设计，对模型的组成部分进行调整或“处理”。这就要求将这些变量通过它们之间的共同关系作为一个系统考虑，而不是将它们看成是一系列单个独立的因素。
模型的4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功能为：预测（警示和计划）功能；诊断（解释和评价）功能；解决问题的功能（在引导和调节移民重建方面）和研究功能（在提出假设并展开理论领域调查方面）。
每一种功能的简要特性描述如下：
1．预测功能
这个功能的实际用途就是它能使计划者和移民清楚地提前认识风险，寻求其它选择以避免移民或提出减少移民的措施、降低成本的策略以及处理的方法与步骤。不能提前认识到显著风险，政府、机构和计划者只能给他们自己以及受影响群众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2．诊断功能
这个功能，首先把对项目的一般诊断转变为对手边的具体项目情况的现场诊断，来进行解释和评估。模型的这个功能可以看作一个用来引导评估工作和衡量在给定条件下某个贫困风险强度的认识工具。
诊断功能的实际用途是向决定移民的政府官员和深受其害的移民们，揭示移民的风险和可能后果。这个具体的风险评价（诊断）为规划项目和预防风险提供早期信息和重要建议。
3．解决问题功能
解决问题功能源于模型分析的透彻和它具体的行动导向，IRR模型重视移民中的社会成员，他们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模型中鉴别贫困化风险的部分必须被完全倒转，“坚持它的方向”，本文将进一步说明。通过从预测和诊断功能转向提供行动指南，模型的实际功能大大提高。这个模型成为重建移民生活状况，推进直接救济机制和再发展的策略指南。
4．研究功能
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IRR模型为他们进一步创建和组织的理论工作指明方向。模型激励了关于在移民安置过程中的主要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的产生。同时探查关联风险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互补性或相互抵消性。
尽管对于不同项目，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但许多移民研究人员的经验成果表明其中有基本规律存在。这种基本规律形成了清楚的模型。对比这些经验成果，我们识别出8种常见过程并建立了一个综合的风险模型。这些过程影响的转化和累积导致贫困的快速显现。在移民发生之前，这些过程仅仅是面临社会和经济风险的威胁。一旦没有进行合适的反作用，这些潜在的危险会转变成严峻的贫困化灾难的现实。
这些风险不仅威胁着移民，同时也会影响当地（区域）经济，造成重要损失和破坏。个别风险强度会随当地条件而变化。但是模型的功能使其有可能预测这种典型的风险，以及它们是否会在将来同样可比的移民过程中会发生。下面是每一种重要风险的简明阐述，并用一些经验证据来说明。
1．丧失土地
土地被征用使人们失去了创建生产系统、商业活动以及生活条件的主要基础，这就是移民失去资产和贫穷化的主要形式，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然和资源。
除非是在另外为移民们重建生产系统，或者给予他们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否则，一旦失去土地，受影响家庭就会变得贫困。Nayak指出在印度奥里萨邦的Kisan部落土地被征收，而补偿并没有恢复他们的土地基础，丧失土地的贫困没有减轻，反而迅速演变成对部落的其他风险和损失。在印度的Rengal项目中，Ota报告到搬迁后没有土地的家庭的比例超过以前的2倍——从4．6％到10．9％；同时，Reddy指出在Singrauli附近煤炭开采项目的移民中，没有土地的人所占比例从搬迁前的20％飞跃到72％；对肯尼亚的kiambere水电站项目的社会学研究发现，移民后农民家庭的平均土地占有量从13公顷降到6公顷；牲畜减少超过1／3；每公顷玉米产量减少了68％，豆的产量减少75％，家庭收入从10908肯尼亚先令减少到1976先令——82％的损失。在印度尼西亚，Padjadjaran大学生态研究所对Saguling水库的移民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移民家庭的土地拥有量减少了47％，而且他们的收入也被减半。在巴西也有类似情况。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从事农业的家庭来说失去土地所产生的后果通常要比失去房屋要严重得多。
2．失业
3．失去房屋
也许对许多移民来说，失去家园是个暂时性的问题，但对有些失去家园者而言，却是个长期担忧的问题。从广义的文化角度上说，失去自己的家园以及失去归宿群体的文化空间会导致一种疏离隔绝之感。对于难民，无家可归和“失去归宿”是其定义所固有的。
有关喀麦隆Douala城市项目，2000多户移民在建房时遇到困难，仅有5％的移民得到了贷款去支付被指定的宅基地的费用。据来自于中国丹江口水库项目报告，大约20％的移民没有房屋并且穷困。在一些地方，强行拆迁居民的房屋是为了快速逐出在无主土地上的合法居民（在乌干达的kibale公园）。当政府发动强制性的土地村有化政策并且强迫人们移民，家庭就会失去天然的资源和人工的财产并且要在长时期内忍受没有居住地。如果拆迁房屋的补偿是按市场价格进行估算而不是重置价格，那么移民房屋条件恶化的风险就会增加。
4．边缘化
边缘化是因为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能力和向地位低的社会阶层变动过程中产生的。中等收入的农场主不会变得没有土地，他们会变成小的土地所有者；小的店主和手工艺人会缩小规模且会跌到贫困线下。许多人在新的安置区无法使用他们以前所掌握的技能，人类资本丧失或者变得消极和无用。经济的边缘化常常伴随有社会和心理的边缘化，表现为社会地位的下降，对社会和自身没有信心，不公平感以及极端的脆弱。这种强迫性的搬迁和移民们的牺牲会导致移民自我形象的贬低，并且由于移民的社会地位降低导致他们经常被安置区居民所歧视。
5．食物没有保障
强制性搬迁会导致移民临时或长期的营养不良的风险增加。因为其热量和蛋白质的摄入量低于人们正常的成长和工作的最低需要。
6．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
大量的人口迁移会导致健康水平的严重下降。发展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创伤有时会伴随着与搬迁有关的疾病的爆发，特别是疟疾和血吸虫病等。不卫生的用水和不健全的排污系统更增加了慢性腹泻和痢疾等疾病的感染。免疫力最弱的一些人群——如婴儿、儿童、老人所受到的影响最大。
经验表明移民在搬迁后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要比搬迁前低得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带来的一个间接影响是，在项目区内那些没有搬迁的群体的发病率也上升。总之，在缺乏安全的健康措施情况下，直接和间接的疾病影响包括：心理疾病、卫生疾病（如腹泻与痢疾）、水介疾病（寄生虫病）等。在斯里兰卡，伤寒在维多利亚大坝附近传播甚广。在Mahawelis项目的第C号移民安置区，患疟疾的人由8．9％升到15．6％。在加纳的Akosombo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短短几年中，血吸虫病的发病率从移民前的1．8％迅速攀升，成年人中发病率高达75％，而在他们的孩子们中则高达100％。在毛里塔尼亚的Foum-Gleita灌溉项目中，学生中患有血吸虫病的人增长到75％，农民的健康也因为引用脏水而恶化。在泰国的NamPong水库中，检查证实当地的发病率——肝蛭和钩虫感染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是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和不健全的水处理系统导致的。
这个风险模型中所包括的健康恶化和丧失住所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前就被讨论过。研究表明脆弱群体，如老人，失去原有房屋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因为“社会压力”而产生的精神上的疾病因年龄、性别、婚姻及职业状况不同而有差别。
发病率的增加也会产生于新建水库或新的水域周围的意外事件中。由于缺乏正确的信息和预防措施，在印度尼西亚的Saguling水库旁，在项目动工的最初14个月中，由于缺少必要的防护措施造成了一百多人溺死湖中。同样，在印度尼西亚的Girata水库，在蓄水后的头10个月中，有10人溺死水中。
7.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的权利
对穷人而言，特别是没有土地和资产的人们，无法使用安置区当地的公共财产（如牧场、森林、水域、墓地以及采石场等），从而造成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恶化。比较典型的是当地政府对移民原有的公共财产不给予补偿。这些损失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以及这一类风险中的群体损失。
kibreab提供了一种在公共财产资源、贫困以及贫困风险之间建立联系的理论分析。针对典型的权力结构和移民的弱点，Kibreab指出公共财产资源的损失会对移民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产生长远的影响。经验表明在所有地方，很大一部分家庭收入是来自于可食用的森林产品，薪炭林、公共牧区以及公共采石场。丧失了这些资源留下了一个大缺口。例如，在印度的半干旱地区，91％～100％的烧柴，66％～89％的家用燃料，69％～80％贫困家庭的牧草都是由公共土地供应的。据一份有关印度的奥里萨邦1950～1994年中造成移民的7个项目的研究显示，没有一项工程给予公共财产以补偿。在印度的Rengali大坝项目中，移民前所有家庭都可以使用牧场和墓地，但搬迁后，只有23．7％的人可以使用牧场，17．5％的人可以使用墓地。当移民享受公共财产区资源的权力不被保护，他们就会侵犯受保护的森林或增加安置区公共资源的压力，这本身就成为一个社会冲突和环境恶化的新的原因。
8．社会解体
强制性的移民扰乱了现存社会结构。导致社区分解和裂化、社会组织与人际关系的平台被破坏，同时也使亲属关系变得淡化。互帮互助的关系网，当地脆弱群体组织以及自发组织的服务团体都被拆散了。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所谓“社会成本”的直接损失包括自然的、物理的以及人文的资源损失（如前所述）。由于社会解体而导致的社会成本的损失，常常在项目中没有得到考虑，也没有进行赔偿，而这种实际的损失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主要贫困风险的内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经常影响着人们，被描述成令人延误的风险。然而这种严重的风险群是强加在移民的身上，使他们的意志无法转移。移民必须同时面对和处理这些风险，而不是单独地去考虑。结果是一场危机。
为了举例说明这种变化，我们注意到近期研究表明，妇女所受影响更为严重地显示出妇女在补偿费标准上受到了明显的歧视。例如，在印度奥里萨邦，规定未婚个人可获得土地补偿费的资格是男性大于18岁，但女性要大于30岁。从世界范围来看，上述强制性移民的贫困风险带给土著和部落群体的危害比对一般群体的影响更大。而且深入的研究，通过解释这些人口的特殊的脆弱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这一切会正在发生。
对处于一个特殊年龄段的儿童，受到了特别严重的影响，鉴于从印度取得的一些经验，Mahapatra建议“上述贫困风险中应加入一条——失学对儿童的影响”。移民安置使许多孩子中断学业，其中有些孩子再没有回到学校。移民后，由于家庭收入下降，许多孩子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不同的脆弱群体应以不同的措施区别对待。
七、安置区居民的风险
在顺利的移民安置中，安置区居民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由发展或冲突造成的大规模迁移中。在使用IRR模型时认识到安置区居民的具体风险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模型的完整性。
对安置区居民利益最有效的保护就是制定具有详细设计和资金充足的移民安置计划。当安置点和安置区影响人口确定后，项目的计划阶段就是一个很恰当的时机来考虑移民和安置区居民的风险。经验表明当移民有一些特有的机会时，如果有可能，明智的做法是让安置区居民也享有这些机会。这样可以减少两者之间的紧张和竞争。
总之，IRR模型概括了很大范围的危险——不仅是经济风险，也包括社会和文化风险。它提出了关于移民的一种观点，这个观点揭示了贫困的发生机制，它的主要过程和范围。这些包括收入性贫困和非收入性贫困，例如财产、房屋、健康、营养和教育方面的贫困，失去组织，丧失权利。在迁移过程中，人们丧失掉了所有形式的资产——自然资本、人工资本以及人文和社会资本。保护这些资本不至于损失是很必要的，但不仅仅是保护。因此我们认为重建策略必须是多方面的，要编制一个综合的和系统的移民安置计划。这将在IRR模型的第二部分“关于将风险分析转变为重建战略”中谈到。
八、生活重建的基本过程
现在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移民模型能够帮助预测和诊断迁移的风险，那么它也能指导问题的解决吗？
回答是肯定的。风险和重建模型用移民的社会经济重建的具体框架来补充它的风险诊断。模型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贫困化的预言者；而且也引导抵消移民风险和解决问题，这个风险模型必须转过头来，“逆向”去读，这样它会指出为移民的生活重建的道路，下面将进一步阐述。
九、反风险：模型的自毁预测
正如RObertK．Merton所指出，一个不良后果的预测可以当作一个“自毁预测”。也就是说，一个风险预测模型的最大用途不是体现在它所预测的灾难果真降临了，而是体现在由于人们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使得风险不发生或造成最低程度的危害，使得预测的灾难没有出现。IRR模型的预测－规划功能产生于它“集成”了智能的预警能力。这就是IRR模型可以摧毁它自己的预言的原因。
风险识别对好的计划很重要。不仅仅是提供普通的警告，这个模型对不同情况下风险变化机理进行现场评价。它可以帮助识别每一特定人群迁移风险的具体组成，这样现场风险评估能够而且实际上一定直接导致和制定规避风险的计划。作为一种工具，这个模型曾被用来为项目准备移民计划。
正如前面所讲一样，IRR模型的内部逻辑建议要阻止和克服贫困，很有必要及时行动以攻克风险并阻止它们成为现实。识别风险并不是为研究的目的而进行，而是为了更好地计划以避免风险。
从逆向思维的角度使用IRR模型，可以知道保护、重建以及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例如，为了避免移民导致的丧失土地，在迁移前甚至刚刚开始必须构思以土地为基础的移民（当然要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为了防止无家可归，房屋重建计划也必须提前设计。这包括不仅只有单一的方法，还有对移民可行的许多不同手段等。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我们说IRR模型包括了两个基本信息：政策信息和策略信息。在这个模型中体现的主要政策信息是，移民所固有的风险可以通过政策性的指令和财政支持的互相配合使用进行控制。但这种内部相互关联的风险群不能通过零散的措施来控制。
当然，发展导致的移民和冲突引起的难民在安置重建过程中的资金和技术措施会不同。对于前者，政府有义务为重建提供资源；然而对于后者情况并非如此。当然，两者也有相似之处；模型中定义的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同的，这些相似之处为处理难民与移民的经验交流提供了一条联系纽带。十、重建的组成部分
任何非自愿移民的基本目的应该是防止贫困，恢复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在以下进一步讨论重建的组成部分时，我们将稍微调整一下，与阐述风险的次序略有不同。首先，讨论两个最基本经济变量——土地和就业；然后再讨论社区重建、房屋以及社会服务设施。
1．从失去土地到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从失业到就业
移民重建的核心任务是使移民再次有土地耕作，有工作获得收入而赖以生存。成功的移民重建一般都会与一些对策有关：确定同等数量的土地，开发和改良荒芜土地，实行农业集约化或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农业和非农业的多种经营，利用工程带来的一些资源如水库、灌区等。在安置区投资创造一些新的稳定就业机会也是很重要的。
综合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用土地代替土地——或者用模式的术语——“以土地为基础的移民安置”是迄今比现金补偿更为成功的措施，更优良的措施，因为现金补偿常常并没有实现恢复收入，而仍需改良。另外，系统的研究表明仅仅提供新的土地并不能取得成功，即使对自愿移民也如此。技术援助和可行的社会政策性措施必须和以土地安置的移民而结合使用。
培训移民以掌握新的技能只有和市场或新的投资项目对实际的就业新技能的要求相结合才是有效的。在印度Dudichua煤矿项目中，378位移民中有225位经过培训得到工作（每个家庭安排一个工作岗位），他们的平均收入是当地农村平均收入的8倍。在阿根廷的Yacyreta项目中，一部分制砖工人在有限的项目资金的帮助下，成功地重新开始他们的工作并且提高了收入。然而，一些重要的困难局面无法解决，在其他的一些具体政策上，土地安置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在无主土地上合法定居的人或滥用征用权的陋习。通过界定，城市里“在无主土地上合法定居的人”主要居住在公用地，如“公用道路”用地和其他公用地，而且往往得到了市政部门的默许。同时这些人往往属于最贫困一族。当新建项目需要占用他们居住的土地时，他们得不到安置只是被赶到其他的地方，而变得更加贫困。要解决这一问题，但处理结果又必须防止其他人效仿，确实是很困难，需要制定非常详细的政策和法规。
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是征用权原则的无限制使用。一个很有价值的论点是，当为了新的发展项目要求土地的原所有者必须交出大量的土地时，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应该成为新的发展项目的直接共同业主，在整个新项目的运行期一直是共同受益人。或者，采用其他措施而不是将土地全部征用，政府可以让他们成立一个公司继续拥有这些土地，然后将土地出租给新的项目使用，租用期限可以是1999年，或新项目的整个运行期。这样就不需要强行使用征用权，使得土地被突然剥夺而可能长期陷入贫困。在选择这些解决方案时需要仔细地权衡利弊，因地制宜灵活使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另一种理想的恢复和发展的选择是在下游新的灌区安置水库移民，然而这种方法很少使用。印度的一些邦（Madhya，Pradesh，Gujarat邦等）努力通过颁布限制新灌区土地最多拥有量的法律，在规定的区域内安置移民，这种措施应该加强以获得安置地农民的合作。总之，提供土地和就业机会的结合应用是很好的恢复策略，尤其对于那些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的群体，这可以保证移民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2．从无家可归到重建家园
在改善移民生活方面，改善居住条件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但对于住所和财产没有任何补偿的难民们，这会变得很困难。
从对世界范围内的经验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至少两种相同的发现。首先，事实反复证明，因住所丧失而导致的贫困可以通过在移民项目预算中正确评估房屋重建成本而得到有效制止。其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移民们都显示出对他们的生活水平能比过去有所改善的强烈愿望。他们通过增加实物（劳动力）和资金投入来实现这一愿望。即使身处背井离乡的黯然和对低的补偿标准的愤怒之中，然而对住宅的迫切需求以及渴望更好的生活的根深蒂固的愿望使得移民们作出最大努力去建更大、更耐用的房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移民们采取不同的策略：动员家庭劳动力，请求亲朋好友的帮忙，贷款以补充补偿资金的不足，挪用部分土地补偿用来建房，并分阶段重建——首先修建一个可以建大房子的地基，然后根据家庭财力和需求，分阶段修建房屋。
关于移民投资操作的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许多人使用一部分生产性财产补偿来建房，他们使用超过房屋补偿的钱来重建比以前更好的住所。
家庭住所条件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更多的人均房屋面积，质量好的建筑材料（尤其对屋顶），服务设施便利（水电），安全的卫生设施，有家庭花园等。在房屋重建过程中典型的问题主要包括：来回往返平均距离变长以及在城区的运输成本增加，支付能力和长期贷款（抵押）的负担以及没有合法土地身份的房屋的补偿权利问题。从新房屋状况来看，其生活水平不仅仅是“恢复”了，这已经在大量的项目中有说明：阿根廷yaeyreta大坝的首批移民；尼泊尔的haliGandaki大坝以及进场道路的大部分移民；中国的水口大坝项目中，每户的居住面积增加了25㎡；肯内亚的出口发展项目的移民。另外，在上海，因为排水项目导致的移民可以选择租借国家的公寓或者购买私人公寓，而移民只须花费相当于1／3的建筑成本费用。另有报导在房屋重建中的方法创新，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用的代金券。在西非多哥的Nangbeto项目，项目提供交通工具每天把移民送到新址，这样使他们通过增加额外的房间以扩大项目原来所能提供的房屋面积。总之，广泛的证据表明无家可归并非不可避免，实际上，房屋重建并不意味着仅仅恢复到先前通常很低的水平，而是建得比以前更好。
3．从社会解体到社区重建，从边缘化到融于社会，社区财产／服务从丧失到恢复
社区、网络以及社会凝聚力的重建是很重要的，然而在现在的政府政策中它很少被认真考虑过。规划人员往往忽视了这些社会文化和心理（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也很少关心安置区居民与移民共享服务设施以及移民的集体公共财产的补偿等方面的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是部分区别和部分重叠的。区分他们的原因是为了强调，在重建项目中使用这种潜在的协同关系巧妙地处理模型的不同变量可取得更好的效果。社区重建是群体组织行为，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而克服在单个家庭层次上的边缘化行为。当村子或邻区作为一个需要社区财产和公共服务的社区单位被建立，或者临时将移民分散安置在安置区已有的社区中而增加了安置区现有服务设施及当地居民所有的公共资源的压力时，现场方法要有所不同。
重建社区机构对成功的移民和生活的恢复是极为重要的。在埃塞俄比亚，Woldeselassie报告了在迁移后恢复村庄的宗教组织及其风俗起到了很好的正面效果。它可以集体组织去帮助最脆弱的群体以及被边缘化的社区成员加快融入集体中。在希腊，Hirschon分析了希腊移民的经验，表明在重新凝聚和整合过程中，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克服物质贫乏，经济缺陷以及不利的自然条件。因此，社区的重新凝聚不需要由经济重建来实现，它本身可以超前进行。墨西哥的Aquamila移民项目不仅恢复了以前的社区服务，而且建了几个新的社会服务设施。这些经验是很重要的，因为对社区资源的恢复经验似乎少于对私有财产的恢复，而为移民和安置区居民之间发生冲突留下了后患，总之重建过程的三个方面都需要建立机构以及安置区居民的合作。
4．从食品不安全到营养充分，从增高的发病率到更好的健康治疗
现有证据表明，相对于健康风险，移民的食物短缺风险更容易被移民机构注意到。对于这方面的风险防范很少有长期的规划。移民本身也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食品需求。国际卫生组织（WHO）对湄公河流域下游的四个国家（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研究表明，减少大坝水库移民健康的负面影响最有效的长期策略是建立健全卫生机构。研究建议四个国家把“人类健康因素都考虑进入所有的一体化流域开发项目中”，以预防高疾病率和死亡率的风险。多哥的Nangbeto大坝项目提供了这方面参照的成功实践的例子：它引进了一个贯穿整个建设期间内的连续的健康监测研究计划，这有助于保护移民和安置区居民的健康状况。
移民生活重建的形成部分已在上面分组说明，但很有必要再一次说明模型强调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优化重建策略要求在考虑由地方项目环境所决定的内部优先权的同时要注意跟踪这些关系的趋势。
总之，IRR模型的重建部分为沿着几个清晰的方向跟踪移民重建提供了广阔的蓝图。提供的证据表明：①贫困风险可以被成功抵制和消除；②生活重建尽管很难，但只要明确了具体的方向也是可行的；③可参考的积极的经验在不断增加。
十一、现行移民实践的必要发展
IRR模型如何与现在发展项目非自愿移民的一般实践操作相对照？
证据表明IRR模型的框架在某些方面超前于现在一般的移民实践活动，它的广泛应用将明显提高移民实践的标准和操作水平。它带来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方法和手段的新的要素。它建立在目前最新的移民科学研究基础之上，为发展项目的移民问题提供了一种诊断、费用估算、规划、资金管理以及实施的更好方法。这能切实纠正目前某些被广泛批评的移民分析中的缺陷以及执行中的不足。
IRR模型完全适合于目前最新的移民政策，并且给出了一个有效的方法，以广泛提高这些政策实施的延续性和效力。1980年最早采用的世行移民政策导则（后来1986年，1990年以及1994年又正式地被强化和修改），已经逐渐被其他援助组织采用。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亚洲开发银行（ADB）等。然而更多机构的重点和严厉的监测要求它们的一致性应用。如在这些导则下项目准备阶段所应用的经济分析方法经常与导则本身不一致，它们为费用的具体化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以及非常不完善的风险分析。贫困风险分析方法仍然需要在世行、亚行或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资助项目中得到普及。对于没有明确的非自愿移民政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来说，IRR模型可以为这些国家在制定移民政策导则时提供帮助。
然而，对于大部分有移民的建设项目来说，在其规划期间并没有系统地解决贫困风险问题。这主要发生在对于项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没有太多要求的一些国家内部项目。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由双边、多边捐赠机构或放贷实体资助的项目中。
IRR模型可以与其他项目风险工具相互衔接，并且可以改进和提高其中的一些方法。我们主要强调了纠正常规的规划方法中三个暗藏的缺陷的必要性。这些将会导致忽视贫困风险的缺陷包括：①传统的项目风险分析方法中的缺陷与不完善；②过分信赖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尽管它存在着明显的不足；③缺乏真正的协商和受影响人的参与。
下面将逐一论述。
1．传统风险研究方法中的缺陷
目前常规的“风险分析”是项目经济和财政准备方法中的一部分。然而迁移导致移民的风险并不属于常规风险，也不属于由规划者在项目经济分析和财务分析中所进行的敏感性分析。
传统的项目风险分析主要评估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率的风险的起源和规模。评估关键变化（如项目执行期限，成本超支，地方配套资金的能力等）所引起的变化量以及项目净现值对这些变化的敏感性。对每一个这些变量的敏感性都要进行分析，因为每一个变化都会影响项目的产出以及对投资者的回报。必要时，对所有备选方案及其不可预见性进行敏感性检验，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减少财务风险以使投资收益最大化。
对可预见的贫困风险的最佳防范措施是寻求能够避免移民或者至少可以减少迁移人数的替代方案。这样的替代方案有时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例如，可以通过修正高速公路路线以避开现存住宅区；改变大坝的位置，或减少大坝高度。然而，当不可能完全避免产生移民时，政策制订者和规划者可以在模型的指导下，制定一些具体的措施来防止每一个可预见的风险。这些措施可以是经济、财务、技术、法律或文化方面的。他们应该和风险程度相对应，一个有经验的规划者会识别出每一个具体案例中哪些风险会较多出现，它们怎样相互作用的，以及那些风险需要首先得到遏制，以发挥积极的连锁效应使其他风险的发生得到避免或减少。
2．成本效益分析（CBA）完整的原因
当项目总收益与总成本的差额超过了可接受的幅度时，CBA分析法便认为项目是可行的。但这种判断很不充分。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项目影响人口的损失和伤害没有在项目收益中得到补偿，因为这些收益的分配没有被相应划分。移民很少被列入这些项目的直接受益者之中。因为CBA分析方法不能预见和引导项目将来收益的合理分配。这种成本和效益的整体计算掩盖了项目效益在分配上的不合理和随意性。第二，移民真正的损失和全部成本也没有得到正确评价和衡量。因而，他们也没有在项目的CBA中被包括和充分考虑。
因为从经济方面判断项目可行是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因而补偿水平总是尽可能被降低以遵循CBA的成本最小化原则。因而，移民中最常用的措施便是给予移民尽可能少的补偿，以把很大一部分真实成本外部化，而且放任移民在搬迁后自己去谋生。尽管这种方法在许多项目中已经导致贫困的大量肆虐，但它却仍被广泛使用着。
在本章第一部分中对资本损失（物理的、自然的、人文的和社会资本）的分析，说明在现行程序中许多社会经济成本往往被忽略。在现行实践中这些真实成本很大一部分被“外部化”。这些被从项目预算中剔除出来的成本被加到了移民身上。这就是为什么通过总成本－收益计算来判断对个人的成本在逻辑上是粗糙的，而且掩盖了真实的贫困影响。它低估了个人的损失并且给社会经济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负面影响。
发展项目为受益者们带来的长期收益的事实并没有为移民减轻一丝被逐出家园的痛苦。在现阶段，个人损失既没有从总收益中扣除，也没有被项目受益人支付。这些成本中被补偿的仅仅只被征用财产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以“为了更多数人获得更大利益”的名义，使其他大部分成本由占很少比例的受影响群体作出牺牲来承担。这种不合理性有悖于社会公平，同时也损害了发展的目标和计划的实施。而且在项目经济分析中使用这种不完整的分析方法不利于促进规划人员寻求真正可行的解决方案。总之，这个CBA方法以及它的片面应用，是造成忍受不必要风险的原因，而且，由于忽视，也是造成本来可以消除的负面影响扩大的原因。
为了克服CBA方法中的缺陷，应该在发展项目分析方法中引进具体的分类分析方法。涉及移民的项目是项目殊的一个子类，它要比其他项目在项目影响上更具复杂性，因而它们应该包括一个不同于CBA的特殊的经济和财政分析方法。这种分析必须强调分类进行。“平等原则”要求根据不同类的受影响群体（受正面或负面影响）来分别计算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不加选择地以整个社会或整个项目进行计算。这个要求来自于不同的影响必须被识别的原则。事实上，也是这个原则要求采取如移民政策这样的保护政策。因此，这个原则应该被贯彻到经济分析方法当中以区分这种不同。
在许多国家中仍然存在不合适的移民成本分析方法，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体系，而这些是为了保护那些由政府或私有部门投资项目所引起的移民的权利。在这样的政策真空状态下极易出现专横武断。需要通过对发展目标和策略进行公开辩论的方式，建立平等的政策和修改过时的与移民有关的政策条款（如土地征用、征用权法或其他法律）。因而不仅仅是一些过程而且对在决策者、政治家以及工程人员大脑中的固有观念也有所影响和改变。要在许多国家和发展机构内进行政策辩论和政策决策以要求改变项目经济分析、风险分析的方法以及CBA方法以应用到非自愿移民项目中。
也许单独而又片面地应用CBA方法最为严重的后果是项目移民的资金不足。如果移民的损失没有在补偿中被公平计算，而且经济和财务分析中没有把恢复生产和发展所需的投资列入预算，那么对移民的最终财务支持必然是不充分的。结果使得贫困变得便不可避免。
对照一下，我们认为这种贫困的解决办法是不仅仅只考虑“经济补偿”而且也要考虑“经济恢复”和发展。这种区别是基础性的。它要求除了补偿外，要充分计算移民成本和投资分配。这意味着需要一种比CBA方法更为优越的移民经济分析方法，并产生不同的移民财务支持模式。
必须明确说明，一个移民家庭和社区的生产性恢复的成本一定会高于这个家庭和社区财产损失的市场价值。因此，单纯的补偿对于恢复移民以前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永远不够的，如果移民计划仅仅围绕财产补偿，将无法达到恢复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的政策目标。因而很有必要创建一门新的移民经济学，把重点从现在通用的以补偿为基础的经济学转变成恢复经济学。新的恢复经济学将除了提供补偿以支持移民发展外，还包括确定移民活动需要增加的投资。提出这样一种具有一整套独立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恢复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家们是一个职业性的挑战。但是最终批准和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是一个政治行为，它是用以解决发展中难题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3．移民参与风险分析
最后，在项目准备期间和最终决策之前缺乏和即将搬迁的移民进行商议，客观上配合了由不完整经济分析方法提出的谬论。潜在的受影响群众的参与对于“开发性移民”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规划和实施机构的能力较差，使得受影响群众的参与变得更加需要。
在早期警告和实施可行的预防性行动方面，规划人员和移民之间的信息和交流是一个重要的手段。然而，信息交流仍然很少发生。在决策者和受影响人群之间缺乏交流是导致移民失败的一个原因。正如Mairal和Bergua曾明确指出，在认识移民所导致的风险这一点上，将要迁移的人和技术专家及机构的想法会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研究已经证实机构没有掌握对风险的预警“导致了在西班牙Zaragoza坝区冲突扩大化”。
对移民自身而言，IRR模型的预警功能使他们以及他们的组织认识到风险，并且及早参与、协商并提前采取策略。移民必须即时准确得收到信息，充分理解近在眼前的迁移，克服怀疑和不满情绪。当移民不可避免时，IRR模型通过预测搬迁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列连锁反应，通知移民及时参与并选择应对方案，在搬迁前尽量让移民做好充分准备，以保护他们的权利。
相反，在信息和交流方面的不畅通会导致“负面参与”，即竭力反对搬迁、抵制开发项目。一些机构采用了不明智的方式，对移民和移民权利封闭信息，实际上导致了这种反面效果。用封闭信息来代替参与和公开，往往被某些官员用来防止恐慌和压力。然而这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它取代了早期对移民们重建生活的动员。他们的作用是移民中很重要的因素，尽管这一点在移民文献中很少提到。
4．移民研究和IRR模型
为了总结说明IRR模型，很有必要简述一下自从这个模型问世以来，它在现在及以前研究中的应用。
在最近四五年内，在哥伦比亚、南非、印度、美国及其他地方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上都广泛讨论过IRR模型的理论含义及潜力。一些书籍和大量的论文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检验其应用性，或者对其中的模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发。1999年，印度移民专家L．KMahapatra出版了一本书，书中写到了他所进行的对模型的最初检验。作者对印度近20年到30年移民文献中几乎所有的经验研究进行了广泛的回顾分析，通过研究文献中记载的发现来说明这个模型是否有效。他的分析证实并肯定了这个模型。Parasuraman在他关于印度移民的著作中讨论了由IRR模型所确认的贫困风险，并且指出“在印度，丧失土地是引起迁移后贫困的一个最主要原因”。M．Basu研究了IRR模型和“基本需求”模型之间的联系。JulietteHayes从IRR模型的风险部分发展出一种关于移民过程的“资本损失模型”。
在哥伦比亚，RobertMuggah在难民问题大规模研究中，对IRR模型进行了检验和应用。这个研究的重要发现是关于的由冲突引起的内部人口迁移的一些特殊约束和要求，它为难民安置建立严密的自下而上的机构及其能力提出了要求。接着，Crisp按照IRR模型，认真回顾了联合国高级难民署（UNHCR）在莫桑比克大冲突后难民安置规划。关于“分化的社会又走到一起来”，Crisp指出“从社会分化到社会重建”这个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公民社会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一、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
之所以基于公民社会发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原因在于，公民社会发展与社区治理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治理理论以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壮大为基础，公民社会是治理理论实施的前提。
（一）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关系
（二）公民社会发展目标取向与社区治理
（三）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本质上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实现还政于民的过程。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得以真正实现的基础，真正的社区治理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公民参与除了受政策环境、发展空间和制度平台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外，还深受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及公民意识等微观因素影响。
2.人的社会性与社区治理。公民是生活在社区中的重要主体，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除了低层次的物质利益需要满足外，还有被尊重、认可、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社区居民是利己与利他统一的人，是个性化与自我约束统一的人，是植根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但一般情况下，社区居民是兼顾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因此，在倡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同时，必须考虑人的社会性，通过居民广泛参与和合作改善社区交往结构，增强社区发展和公民社会发展动力。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这是社区治理与公民社会发展的本意所在。
3.公民意识与社区治理。对社区居民来说，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公民意识是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也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也是对自己社会主体身份的认同。有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居民才能成为公民。公民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主体，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4]社区发展是一个基于法治和契约的治理领域，社区治理需要众多主体参与尤其是公民的自愿参与。如果公民没有公民意识，就没意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导致社区治理重要主体缺失。没有公民意识就不可能有合格的公民，就不可能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更不可能实现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
二、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空间性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一）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根据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公民通过交往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愿团体的行为能力与行为空间的发展及企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和社会责任状态等标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历时性角度可划分为萌芽兴起阶段、形成发展阶段、成熟完善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公民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也应与此相适应。
（二）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是指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打破了政府对资源的垄断，社会资源向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分散，资源流动、人员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构成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城市社区往往是由若干不同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异质性共同体，利益群体可以根据收入、职业、年龄、居住条件、社会地位等差异性进行分类，利益群体的多样性带来社区类型及其需求的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社区，由于社区内企业、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及居民等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发展状况不同，导致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进而导致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不同。
三、对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理性思考
公民社会发展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影响，通过分析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选择社区治理模式应该以公民社会发展状况为依据。公民社会是治理产生的土壤和先决前提，没有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治理的出现，治理模式的确定，要根据公民社会发展状况和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因素各自所起的作用主次、承担责任的大小而定。而且，在社区治理活动中，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发挥作用的主次、作用大小、地位高低，不是由他们自身主观意志而定的，而是由公民社会发展程度而定的。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为转移的。当前，我国公民社会正处在成长阶段，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参与性不强，与成熟的公民社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阶段公民社会发展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还必须起主导作用，选择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
二是政府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中应该准确定位。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应该是有限的、适度的、规范的，作为公共组织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活动中应该有其独特地位和作用，并且在公民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社区治理不同模式中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应有所不同。政府职能定位准确，能促进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政府定位不准确，就有可能出现失位、缺位、越位、借位现象，影响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和社区治理有效开展。在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要改变过多参与和干预具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现象，把政府的职能主要转向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提供对社会有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职能是对社区工作作出基础性制度安排，搭建平台，保证政策制度得到有效贯彻，目标得到有效实现。政府的义务和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服务，而是保证服务提供的实现。[6]（P1）政府应该根据各类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在社区治理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建立与社会沟通机制，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是中国目前应该大力推进公民社会发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努力实现中国“政治文明”。公民社会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标志着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各种不同的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公民社会是一个以民主、协商、参与为特征的社会，意味着存在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存在着众多充满活力的民间团体，存在着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完善、善于对话、善于合作、积极参与精神与责任的普通公民。[7]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与国家权力之间，不同经济成分和利益集团之间构筑一个相互交流、协调、参与合作的公共平台和空间，有利于社会与国家、政府关系的重构，有利于社会自治，加快民主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发展。健康有序的公民社会可以为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治理的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9，（1）.
[2]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A].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喻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孙笑侠.法治国家及其政府构造[J].法学研究，1998，（1）.
[5]喻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