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南方冰雪，拉萨骚乱，火炬传递受阻，汶川地震，台湾反贪，北京奥运，山西矿难，三聚氰胺……
许多事件在网络上都引起了激烈的争吵。与近些年我们已经见惯了的网络争吵模式相符，最洪亮的总是来自两个相反的极端的声音。
金晶在国内也遭到两次袭击
今年4月7日，上海残疾女青年金晶在巴黎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时，受到一位“藏独”壮汉袭击。这一出人意料的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自拉萨“3·14事件”以来，中国首次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世界公众舆论审判中，由被告变成了原告。
这是金晶受到的第二次袭击，虽然她本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几家浏览量很大的门户网站上，网友们对金晶几乎全是慰问和赞扬。她甚至被夸张地誉为“最美的姑娘”和“爱国英雄”。
但仅仅几天之后，网络再次风云突变，金晶第三次遭遇袭击。“家乐福？在咱们家里支持‘藏独’，还有它继续存活下去的必要吗？关门打狗！”——有家左翼“愤青”密集的网站发出帖子。“抵制家乐福”的喧嚣从网络弥漫到街头。金晶因为发表了反对抵制的意见，刚刚把她捧到天上的那部分网友，有些转脸就斥责其为“卖国”的“汉奸”。
最吊诡的是，有愤激的右翼批评者指控，那些留学生之所以参加支持中国政府的游行，是因为他们都是些“贪官子女”(“受到政府洗脑”、“接触不到全面的信息”等其他常用理由，搁在出国已久的留学生们身上，显然不能成立)。而这，恰恰也正是此前某些愤激的左翼人士对于留学人员经常指控的罪名。
一位在英国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专栏作家，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经年，广有影响。这时候因为在个人博客中批评了几句“藏独”和西方媒体(虽然同时也批评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受到了一些从前“战友”的围攻。她把这些“战友”的思维逻辑概括如下——
“为什么藏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
“为什么汉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令人鄙夷的？”
“因为他们脑残了。”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反对我们，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当然要反思，因为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什么海外华人中有那么多人都义愤填膺，难道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没有，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藏人运用自己的权利抗议火炬传递，是不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常行使？”
“那当然，民主社会嘛。”
“汉人运用自己的权利为火炬传递助威，是不是对权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帮脑残。”
“反共、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是不是都要gobacktoChina(回中国)，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怎么会，表达理念，在哪儿都行。”
“爱国、民族主义愤青是不是都要gobacktoChina，要不然显得特装×特懦弱？”
“当然，因为他们都脑残了。”
她本人没有被昔日同志说成“脑残”已是侥幸。她说，自己身边的中国人不少都表示要去参加支持奥运反对“藏独”的示威。但同样一批人，听说黑砖窑也会愤怒，碰到支教也会捐款，看到腐败报道也会骂娘，谈到国内的贫富悬殊也会心痛……为什么要把他们妖魔化成“脑残”呢？她把这些人的所谓“独立思考”，讥为新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即：“凡是敌人反对或估计可能会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或估计可能会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事实上，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水火不容。譬如，他们都“唯我正确”、“一贯正确”、“永远正确”，都“非黑即白”，都相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都爱说狠话，都爱吐唾沫，都具有超强的“洗脑”欲望，都把大多数民众当成已经先被对方洗过脑的白痴，所以迫切需要自己来给重新洗一次。他们每一方在写帖子的时候，都充满了道德、智力和信息上的优越感，视与己意见不同者皆为“五毛”或者“网特”。他们互相之间只有咒骂，从不进行真正的辩论。他们都自认为理想在胸、真理在手，其他人或是愚昧无知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正无限崇敬地等待自己指引航程，所以一个个都“致命的自负”。
王兆山的词与焦国标的诗
有两首非常著名的诗歌，且摘读其中最著名的几句——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王兆山《江城子》)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焦国标《致美国兵》)
王兆山先生和焦国标先生立场截然相反无疑。但这两首诗的思维模式和视人命如草芥的价值观，却完全相同！
历史上，庞涓和孙膑学自同一个师傅。在网络上，被称作“精英”的极右翼和被称作“愤青”的极左翼(也称“右愤”和“左愤”)，虽然表面上誓不两立，但他们同样都是“就是好呀就是好”的孩子，都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环境中，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好就好上天，坏就坏到底，总是有一个东西被膜拜着，有一个东西被痛恨着。同样感情强烈的词语，被不同的人，或者相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加诸可以互相置换的对象(譬如“中国”与“美国”)身上。
这两种极端的人，日常心态都是愤愤的，都充满激情而少见理性——虽然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极端”，都认为自己最客观理性、天公地道，都以为对方才是以派划线，感情冲动，不讲道理。在网络上，他们经常以同样的“国骂”向对方喷射。
不过，两个极端之间也有互相交流和学习。排外“愤青”(“左愤”)甚至能够从他们的死敌、日本“右愤”政客石原慎太郎那里抄袭标语口号——划时代的“愤青”著作《中国可以说“不”》，书名就盗版自后者的《日本可以说“不”》。
但中国“愤青”(“左愤”“右愤”都包括在内)与其日本师傅相比，水平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写得不带火气，它并没有历数美国罪状，号召日本国民反对美国。作者只是以日本实体经济所占比重与美国的比较、日本半导体工业水平与美国的比较，甚至日本国产新型战斗机转弯半径与美国军机的比较等等，拿一大串数据证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对美国说“不”了。准确地说，该书书名应该译为“日本能够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则书名改为“中国应该说‘不’”才名副其实。书中全是火辣辣谴责美国这不对、那不对，而压根儿不管中国到底有没有反对美国的本钱。当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实践证明“美国仍然第一”，人家石原等人就再也不对美国说“不”了，改为专对中国说个没完。而中国网民对美国说“不”的风潮，却历十余年而不衰。老师比徒弟们要理性得多。
中国“右愤”与石原等日本“右愤”的区别在于，中国“右愤”坚信“美国总是对的”，“美国伟大光荣正确”，像石原他们那样妄图对美国说“不”，本身就是错的，就是愚昧，就是“脑残”。
在中国“左愤”们眼里，美国除了有钱有枪，其他基本上一无是处，中国没有必要向美国学习，而应该同它作殊死的斗争；而在中国“右愤”们眼里，美国就是已经落实到了地面上的完美乌托邦，向美国学习，就必须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态去学，谁要是认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必须学其长而避其短，那就不是真学，甚至那就不是真的对外开放。
天佑美利坚，是人类自救应有的福报
是神和人类永恒约定的圣地
美利坚，她不是一个传统概念和民族意义上的狭隘政权和国家
她是我们所有地球人类的灵魂祖国
美利坚，代表着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她是不可战胜的！
当然，持这种信念的网友们，对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唱《歌唱祖国》，一致表达了反感和厌恶。也当然，持截然相反信念的网友们，会被这样的颂诗刺激起十倍百倍的怒火，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确实就是如假包换的“愤怒青年”。
以美国划线，敌、我、友的阵线随之而定也随之而变。前几年，德、法两国跟美国不痛快，在中文网站上我们看到，“左愤”们因此怎么看怎么觉得德、法顺眼，而“右愤”们则普遍地跟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学舌，动辄咒骂“老欧洲”。今年，当然，这一切又都反了过来。
从两个极端奔向同一目标
来自这样两个极端的人，是网络上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人。他们的声音因偏激而尖锐，因而更容易被人们听到。所以，这样的声音会被放大，甚至会覆盖另外一些“芸芸众生”的声音。而习惯于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可能直接被忽略了。这样覆盖一部分再忽略一部分之后，凸显出来的民意，很可能就只剩下极端的左右两翼“暴民”的民意了。
假如人们只能听到发自两个极端的声音，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因为，来自这两种极端的力量，可能会把国家推向同一个危险的目标。极右翼欢迎世界与中国对抗，极左翼鼓动中国与世界对抗，双方殊途而同归，他们的目标实际上都是一个：让中国孤立于世界。
有一家著名网络论坛，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对于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再含糊其辞、没个准信儿的时候，曾发过一个特明白的帖子，大意是：现在，中国的左右翼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达成了一致——都希望萨科齐不要来。“左愤”们觉得此人讨厌，不欢迎他来；“右愤”们希望他不要给中国政府面子，坚持别来。
幸亏，“愤青”们的力量主要体现在网上。萨科齐还是到北京来了，中国政府还是对他进行了礼貌的接待，都没照“愤青”的路子走。
双方立场截然相反，但其努力的目标都是一个——鼓动两岸重新进行对抗。
这种“冷战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的思维，意识形态挂帅的思维，“汉贼不两立”的思维，是多么吓人！
“愤青”治小国而国恒亡。“左愤”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而今安在哉？“右愤”萨卡什维利治下的格鲁吉亚，已经危乎哉！“愤青”治大国呢？美国曾一度被新保守主义“愤青”控制了对外政策，结果陷进伊拉克泥潭拔不出腿。“中东民主路线图”的制图者似乎不懂得：大多数伊拉克民众反对萨达姆不假，但他们也并不喜欢美国，他们真心喜欢的是美国的死敌伊朗。现在，不撤兵，天天都要死人；撤兵，忙活了5年，恐怕白白为伊朗做了嫁衣裳。
来自这两个极端的力量，会因对立一方的存在，而更加膨胀自己一方的存在价值和正当性，甚至会刻意夸大对手的影响力(譬如双方都把对手说成是“主流意识形态”)，以强化自己的使命感、崇高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众人皆脑残而我独完整”)。而试图以民族虚无主义来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以极端民族主义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
而网上拼杀的一个特点是：对手有多极端，自己往往也会相应变得有多极端——对手越左，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右；对手越右，我就会逐渐变得越左。
这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知道，就郎平问题持以上两种极端观点的人，实际上都是极少数，但就是这极少数人在网上吵闹不休，从而互相为对方的存在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就美国反恐问题，中国的左右翼网民之间已经打了多年文字官司了。但是，就像无法理解大多数观众可以既喜欢郎平又喜欢中国女排、既盼望刘翔夺金更敬佩博尔特破纪录一样，按照把世界黑白两分的逻辑定式，“左愤”和“右愤”们恐怕也都难以理解：那些让中国无比头疼的东突分子，为什么竟然也会在阿富汗和基地组织一起并肩抗击美军？——他们还曾在车臣参加抗击俄罗斯军队。而拉登早些年曾经两度亲赴科索沃，指导如今被欧美扶持上台的那些人，开展针对塞尔维亚的独立斗争。难道对恐怖分子也应该再洗一次脑，要求他们必须站稳“亲美”或者“反美”的立场，以便于中国的网民进行敌我分明的归类吗？
也许，在两个极端的人群看来，世界如果是丰富多彩的，那就太没意思了！
“者”们在努力把“主义”搞臭
扛着“爱国主义”大旗，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极左翼“愤青”，从网络时代初期就收获了一个“爱国贼”的封号。他们几乎总是帮国家的倒忙，因而非常对得起这个称号。
他们总是在怀念毛泽东时代所谓“强硬”的外交风格。但是，36年前，在美国还与台湾蒋家保持着外交关系，甚至还在台湾驻着成建制军队的时候，毛泽东就能邀请美国历史上最反共的一任总统尼克松访华。苏联大军压境，国家危难当头，老一代领导人何曾像“愤青”们推崇的那样，只图一时痛快？
这些年，“左愤”们在与外国打交道时，总是一副好斗的公鸡模样，总疑心外人在算计自己，总觉得自己肯定是吃了亏，从不相信还有“互利双赢”这码子事儿；作为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地区大国的国民，却老是像地球主人一样，爱为千万里以外国家民族间莫名其妙的纠纷打抱不平。
我个人以为，今年，极左翼“愤青”们做得最没品的一件事，是在网上骂肯德基等几家知名外企对汶川地震灾区捐款太少，进而号召消费者抵制！效果倒是立竿见影，大老板们都慌慌张张登上飞机直奔北京来追加捐款。但是，他们在痛骂其公关经理失职的同时，心里能不痛骂中国“愤青”们的亲娘吗？
用不了几件这样的事情，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就能把“爱国主义”给彻底搞臭。
同样的，那些逢中必反的极右翼“愤青”，也有他们声称的“主义”。不过观其言行，似乎他们的目标，也是要把这种“主义”搞臭。
汶川地震发生后，达赖喇嘛的崇拜者、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说了句“这是报应”，惹来很多网民怒骂。在这时候，极右翼“愤青”不吱声也就罢了，可他们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硬拗，说莎朗·斯通的本意是好的。为此，甚至涌现出了一批网络“语义学家”、“翻译家”和“佛学家”专门抠字眼儿。即使在莎朗·斯通本人已经承认自己确实说错了话、进行过道歉以后，这些“家”们仍然坚称该女说的根本就没错儿！——这样的事情并非仅仅一起。
最不可理喻的就是，在陈水扁弊案连发后，大陆个别极右翼“愤青”对其毫无保留的“仗义”相挺。
去年，曾经把陈水扁的女婿、亲家送进监狱的台湾“爆料天王”邱毅，自己被判入狱。大陆这边的极右翼“愤青”们，在网上也曾一片欢呼声。邱毅的揭弊行为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形象和“台独”运动的发展，所以，他们和台湾的“深绿”、“死忠”群众一样，也对邱毅恨之入骨。
马英九陷入“特别机要费”案时，“右愤”们则表现得有些幸灾乐祸。“民主”而“不独”的马，显然不如“民主”而“极独”的陈，更让大陆多数官民讨厌。“右愤”偏袒阿扁，可说纯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去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凶手打死32人、打伤多人后自杀。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凶案告破，警方查明制造这起惨案的是23岁的韩国籍男子赵承熙，他从8岁起就一直在美国上学。“右愤”们的指责全部落空。有人把“右愤”们这几个小时内发表的“愤帖”集纳起来，在网上集中进行了一次晾晒。其效果可想而知。
更败坏“右愤”声誉的“乌龙”名帖，是5年多以前发在著名网络论坛《天涯社区·国际观察》上的一篇《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很快就能找到，大家不要着急》。5年多来，天天都有人把这个帖子翻出来逗乐：“你慢慢找啊，我们不着急！”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如今已垒成万层高楼的名帖的存在，使“天涯国观”变成了“左愤”的乐园，原来已经有些名气的“右愤”ID，在这儿逐渐待不下去离开了。以一帖而致一个阵地易手，得发动多少个“网特”或者“五毛”，努力多少个昼夜，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