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互联网——比马克思更危险的革命家学者观点

【破土编者按】在乌镇讨论了一周的互联网,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然而目前,各种对于互联网便利了生活的分析,落脚点几乎都在:它便利了消费,或它便利了个人金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赵磊老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出发,分析了互联网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深入浅出,值得大家细细品读。

2015年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与此同时,央视9频道跟进播放了一部纪实大片:《互联网时代》。

(一)互联网正在改变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在大工业时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仅很不和谐,而且极不平等。供给学派的鼻祖,庸俗经济学家萨伊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个“创造”,与其说是供给对需求的积极引导,不如说是生产对消费的强势欺凌:生产占据着主子地位,消费居于屈从地位。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企业生产什么,你就消费什么;媒体发布什么,你就看什么”。生产任性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产能严重过剩的常态化。

在互联网时代,生产与消费的不平等关系正在遭到颠覆。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生产越来越被消费所主导,以至于产生了一个新名词:“生产消费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管伊藤穰一说:“在互联网上,生产者与消费者已经开始融合”。这个将生产与消费合二为一的社会主体无情地向世界宣告:各种各样以市场为生存平台的中介,已经或正在成为社会肌体的多余废物。对此,美国学者巴斯卡尔.恰克雅维奇肯定地说:“中间媒介的消失是一个自然结果”。

《互联网时代(第三集能量)》列举了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例子:雷军的“小米”手机。小米手机的诞生,就是一个生产与消费融合的过程:让众多消费者来共同“创造”小米手机。雷军和他的同事把“你想要一款什么样的手机”的询问发布到网上,结果,“关于小米手机的畅想”迅速汇集成拥有1.8亿条帖子的专门论坛。被称为“米粉”的发烧友高达60万人,他们既是小米的消费者,又是小米的设计者,同时还是小米市场扩张的推动者。

这个改变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想象力,那么与“买卖分裂”的市场经济相比,“产销合一”的计划经济将是与互联网更能匹配的经济形态。我想,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一定会续写一篇《论互联网与计划经济》(注2)。

(二)互联网正在改变所有权观念

“数千年来,我们发展出了所有权,或者说财产观的态度:我拥有我的汽车,我拥有我的衣服……互联网时代,实际引入了一种‘使用’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正在成为主导。这提供了一些对所有权的不同解释。这些解释提供了是采用所有权,还是采用‘使用文化’。在一个使用文化里,这些所有权就不是非常重要了。”

在一个以“这是我的”为文明标志的现代社会,所有权何以会变得“不重要了”呢《互联网时代(第三集能量)》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全美国有8千万部电钻,但平均使用频率只有13分钟。《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问:“我们真的需要8千万部电钻吗”这是一个令产权明晰的现代社会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在一个私有观念盛行的社会,私人若不实际拥有一台电钻,就会很不踏实,很不方便。然而从“使用”的角度看,社会完全不需要私人占有这么多台电钻。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快捷方便地“共享”一部电钻,而并不需要自己去实际“占有”一部电钻。

当代哈姆雷特正面临着一个困惑:“占有还是共享这是一个问题”。对此,《互联网时代》纪实片的编导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新时代的新财产观会因此产生吗”

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新财产观”不是会不会产生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时候产生的问题。互联网正在改变所有权的观念,在我看来,这个改变的背后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互联网正在改变社会结构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形,每个人都处于金字塔的不同层级——阶级或阶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大卫.史塔克说:“社会结构的老系统是什么它基于一座金字塔,随着等级上升,人数会越来越少”。

现在,互联网正在压扁社会结构的老系统,“网络社会”、“网络企业”、“世界是平的”、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主体间性”这个口号才真正成为后现代的标志。诚然,作为社会结构内涵之一的收入分配结构依然故我,两极分化甚至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但是,随着网络化的扩展,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甚至人们的婚姻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权力结构,正在趋于“去中心化”和扁平化。

对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现代社会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对于经济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现代社会不仅反应迟钝,而且有着天然抵触。“普世价值”在二者上的选择性失明,使得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根本无法正视经济权力结构变化的必然性。尽管资本权力极力维持其在经济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在经济关系中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也开始出现了“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趋势(注3)。

(四)互联网呼唤新的社会调整能力

《互联网时代》展现了不久的将来的社会图景:随着计算机、机器人逐渐取代人力,我们将怎样面对商品过剩和人力过剩的双重压力。对此,纪实片的编导发问:“这是个绝对丰裕绝对剩余的时代,最终被剩余的,会是人吗新技术新时代一定在同时提供着新岗位新职业。但最终是消失的岗位更多,还是新生的岗位更多我们还要期待,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

其实,对新时代社会调整能力的变迁方向,马克思早就做过极为深刻的揭示,那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这似乎被《互联网时代》的编导所忽略了。不过有一点,编导还是正确地意识到了:“现代福利制度,本质上是为工业时代周期性的就业颠簸而准备的。在互联网时代的大面积剩余面前,这个世界还缺乏准备”。

在我看来,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不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而只能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这个改变不仅意味着政治民主(政治权力公有制)的狂飙突进,而且也意味着经济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必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强劲呼声。

(五)结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有句广为人知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很多人把这里的革命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这是不确切的。在马克思看来,最根本的革命是生产力的革命,有了生产力的革命,其他革命才有坚实的基础,生产关系的革命才具有客观必然性。

有左翼要给我戴帽子了:“你这是唯生产力论!”我说,且慢上纲上线。我这里是谈生产力在整个生产方式中的角色和地位,至于生产关系的作用,马克思已经做了科学分析:没有生产关系革命的跟进和保障,生产力革命要得到巩固和深化,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涉及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容另文讨论。

马克思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蒸气、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这三个人都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革命家。在马克思的语境里,革命就是创新,它既包括生产力维度的创新,也包括生产关系维度的创新。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创新看做是比那些革命家都“更危险万分”的不安定因素,足见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维度的创新,把它视为人类一切创新的基础所在。

套用马克思的话:“互联网,甚至是比马克思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注2:上世纪50、60年代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算盘上的计划经济。未来的计划经济,将是建立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必须指出,虽然生产力的创新为计划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计划经济还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创新,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革命。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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